宽容的力量作文400字:称呼与本质

称呼与本质

——“你的‘党’叫什么名称？”

称呼（包括姓名），本来就只是一种符号，代表着一定的意义，代表着某种事物，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某种态度（或者愿望）。但是，它却不可能真正代表着这个符号所应该具有的实际本质。在个人姓名中，世上名“善”不善，名“良”不良者大有人在，好姓名对于他们来说并不起什么作用。群体也是如此，挂个“羊头”做招牌，卖的却是“狗肉”；名“国民”而“刮民”者，并不是没有。因此，看来就不能依照该称呼来判别这个实体的本质，而是要看其行动的实际内容与性质究竟如何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官员”这个名词还很少有人提到，是因为中南海新华门大门口影壁上写的是“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是因为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是因为国家主席刘少奇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 “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是因为当时社会上人们一听到“官”字就会立即联想到旧社会里那些靠欺压老百姓而“荣华富贵”起来的“寄生虫”而产生反感、鄙视，也因为带个“官”字的“官僚主义”毕竟不是褒义词，听起来不自在；再加上政权尚未（或刚刚）建立，干部们还没有做上“官”，外忧内患，任务繁重，千头万绪，生活简朴，忙工作还忙不过来，一心只想把祖国快点建设起来，强大起来，让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提高，哪有多余的心思去考虑自己“升官发财”？所以，“同志”这个称呼就一直延续了很久，本来嘛，政府是“人民政府”，货币是“人民币”，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名称还是“人民代表大会”，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与人民群众（老百姓）的关系是骨肉关系、鱼水关系、“共和”（民主）关系。大家共同的志愿就是“振兴中华”，那么叫“同志”恐怕也并无大碍，所以也就有了“爸爸同志”（今天是西方的“父亲节”）这样的笑话。

大概是“接轨”，抑或是“与时俱进”吧，“同志”这个称呼渐渐变得不“时髦”了，代之以“先生”、“女士”、“小姐”（“小姐”已经变成了色情服务者的代名词）、“首长”、“父母官”、“老板”、“老总”……；而政府公务人员也就“名正言顺”地变成了“官员”。更有甚者，某些“专家、学者”居然提出了要把我国“人民法院”中的“人民”二字去掉，以便“与国际接轨”，这也算是一种“与时俱进”吧？可惜，这些“专家”的意见遭到了大众的严厉批评和激烈反对，也遭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否决”。其实，他们也太心急了点，上个世纪50年代，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提出：要把“改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身上。现在，虽然是到了这个年代，可是，亲历过新旧社会对比的、用我们的艰苦奋斗亲手把祖国从“一穷二白”建设成初步繁荣富强的我们这一代，还没有死绝呐。地球还在转，历史还在发展，还在前进。日本人可以教育他们的下一代：“‘南京大屠杀’是假的”，难道我们就只会望着电视机里“超男、超女”的什么“秀”傻笑，而抛弃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感？

最近，网上爆出了一条新闻：河南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竟然被开发商建起了12幢联体别墅和两幢楼中楼。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面对记者的采访，在抱怨“你们广播电台管这闲事干什么？”之后，向记者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6月17日中国广播网）此“名言”一出，立即引起广大群众的严厉批评；而郑州市委组织部一干部则向记者称：逯军此言属于个人言行，只能代表个人，组织部也管不了，国家也是规定言论自由(6月19日《成都商报》)。据说，郑州市纪委（市监察局、土地局、规划局、公安局、建委、房管局等组成的专案组，但并没有郑州市纪委在内）已“介入调查”，而调查的内容却是：“ 据了解，19日上午，郑州市城乡规划监察支队委托专业勘察队前往西湖秋韵小区，实地勘察、丈量‘违规房面积’。”（“在采访中，这位负责人不经意地提到，‘这个事的问题，最早要追溯到1998年中原区建设局审批经济适用房用地的时候。’”）我们“赞赏”郑州市政府和郑州市规划局“雷厉风行”的态度；也“赞叹”“市委组织部一干部”的“高水平”的“答记者问”。

尽管9年前的问题到现在才“认真调查”显得“迟钝”了些，但总比不查好（“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但该副局长逯军与“市委组织部一干部”对于“言论自由”的认识，却实在让人惊出一身冷汗来。如果执政党的干部的水平都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杜勒斯的夙愿恐怕离实现已经不远了。

市规划局副局长面对记者的采访时所说的话，是“个人言行”吗？干部的思想、言行，负责管理干部的组织部门真的是“管不了”吗？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市委组织部一干部”也会面对记者说出关于“言论自由”的这番“高论”来，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难怪人们要问：像这样的“代表”在执政，我们国家的希望在哪里？

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的这番“名言”，说出了他内心真实的观点：“党”（实际上是“他们”这一类、一群人）的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从来就不是一致的，因为他心目中的“党”就是“官员”，是“人上人”；而老百姓则是被他们这一伙人“管”，是“人下人”，是被他们统治的，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可能“和谐”。否则，他怎么能够那么明确地要记者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非此即彼呢？除此以外，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歌剧《江姐》里，先烈在牺牲前对战友嘱咐道：“到明天，全国解放，红日高照，请代我把孩子来照料。告诉他：胜利得来不容易，莫把这艰苦的岁月轻忘掉。告诉他，当好革命的接班人，莫辜负人民的期望，党的教导！”

每次听到这里，我的眼里就禁不住涌起了泪花。前辈们啊，你不是也有孩子吗？难道你不爱自己的孩子？你们抛头颅、洒热血，没有拿过奖金，没有住过别墅，为我们作出了无私的奉献，给我们创造了美好的今天。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靠的是什么？你的党叫什么名称？

如果可能，我想请求党：让每一位“官员”都来用实际行动回答一下这个题目。必须回答，否则就无条件的“下课”。

劲飚  2009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