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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中国历史（之二）：老子，孔丘和马克思的比较

2012-01-24 12: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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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中国历史（之二）：老子，孔丘和马克思的比较

——谈谈人类社会之中的贵与贱

——人类历史最明确的文明进化的“风向标”是

——从权贵，到富贵，到智贵（老子称为“德”贵）

——孔丘是至死不渝坚持“权贵”（天下）的人类文明的死敌

——马克思是坚持反对“富贵”并更反对“权贵”的人类文明伟大的先知和哲人

——老子是人类之中最早坚持“德贵”的人类文明伟大的先知、哲人和圣人

——孔丘是以“一命二隐三畏四非五常”的“骗术”极力维护血统权贵的历史罪人

——马克思是以“愚贵”反对“富贵”的思想“错位”的西方哲人

——老子是以“德贵”反对“权贵”和“富贵”的伟大的哲人和圣人

——老子的“德贵”其实就是“智慧之贵”的“智贵”，更甚至有超越“智贵”的成份

——老子是一贯地以“人人平等”的“观念”、“信念”、“概念”进行思考的哲人和圣人

——思想“错位”的马克思导致了人类社会的近现代历史的畸形的困境和危机

——思想“腐败”的孔丘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两千多年历史文明发展的完全的停滞不前

——思想“腐败”的孔丘导致了老子伟大思想的湮没

——２１世纪是老子思想的伟大复兴的时代

——２１世纪是老子的伟大的人学思想在全人类之中不断推广传播和普及的伟大的时代

——老子的伟大的人学的思想是中国人能够在２１世纪文明大崛起的根本性的精神动力

——也是我的《创造中国历史》的最根本性的精神动力

                                黎 鸣

人类社会之中的“贵”与“贱”，所表现出来的主要不同的具体形式，常常可以表象出社会的本质属性。例如有权的“贵”和无权的“贱”，有财富的“贵”与无财富的“贱”，以及有知识、有文化、有智慧的“贵”和无知识、无文化、无智慧的“贱”等等。很显然，人类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即主要表现为有权的“贵”和无权的“贱”，而资本主义社会则主要表现为有财富的“贵”和无财富的“贱”，至于主要表现为有知识、有文化、有智慧的“贵”和无知识、无文化、无智慧的“贱”的人类社会，现在看来，正在逐步地形成，它将会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慢慢地脱胎出来。

很显然，从人类过去历史的发展的现象上来看，人类文明历史的进化的方向，确实具有从“权贵”社会（例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走向“富贵”社会（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再从“富贵”社会走向“智贵”社会的明显的趋势，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最后走向以文化和知识的人类智慧的价值为本位的人类更高级的社会的趋势。今天我的文章立论的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即从此开始。即是说，我的比较老子、孔丘和马克思的最关键的立论的理论依据，即是上面所述的从“权贵”到“富贵”，再从“富贵”到“智贵”不断进行重点转移的全部人类（社会）文明历史进化的逻辑真理的顺序。换言之，如果我所提出的这个“顺序”不符合逻辑的真理性，那么我今天的文章的“立论”，以及相关的“推理”就将全都不可能成立。然而，因为我认定并坚信这种历史发展顺序的逻辑的真理性，所以才有我今天文章的合理性。也正是靠了我所认定的这种“合理性”，我希望我今天的文章能够有益于我所有的网友读者们。

首先，我要谈一谈，为什么我要专门比较老子、孔丘和马克思这三个历史人物？我的进行这种比较的目的，在于深层地认识到这三个历史人物对于中国全部历史的非常关键的不同的重要性。

很显然，中国人的历史，几乎有两千多年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的“独霸”的情形之下走过来的。而最近的一个世纪，甚至直到今天，中国的政治当局还在继续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一多半以上的“合理性”，都是在依靠“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的“合理性”而在艰难地支撑着。至于老子，则只不过是中国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曾经真实的“存在”而已，但是老子的著作《道德经》却是一直流传到了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实的“存在”。这个“存在”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之中发生过太大的影响，即是说它不曾可能对于中国过去的历史发生过真正关键性的起决定性价值的影响，然而，它的真实“存在”的本身，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历史的价值，而且从今天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它很可能将会是关于中国人乃至关于全人类未来文明发展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真实历史的价值。

诚如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所曾大量揭露的，孔丘，事实上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特别为稳定“天命的、礼乐的、宗法的、血统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政治权力的“天下”体制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儒家意识形态的一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更是这个儒家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创始者。很显然，孔丘所创始并代表的这个所谓的“儒学”、“儒术”和“儒教”，它们的最基本的“实质”，均是在永远地维护“权贵”的“天下”价值。而且孔丘及其儒家所认定的“权贵”，还必须且只能是服从“天命的、宗法的、血统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最基本的“礼乐”的价值规定性的“权贵”。孔丘的“儒学”，其实质是绝对不可变更的“礼乐之学”；孔丘的“儒术”，其实质是绝对不可变更的“一命二隐三讳（畏）四非五行（常）”的“礼乐之术”；孔丘的“儒教”，其实质则是绝对不可变更的“亲亲尊尊长长”、“孝悌忠恕”的“礼乐之教”；至于孔儒们所大量宣传的“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仁政”、“内圣外王”等等等等，则全都不过是在“礼乐”的表面大量发出欺骗性“光芒”的蛊惑人心的“说词”。说到底，坚持“礼乐”的永远的不变性，即是孔丘及其儒家全部意识形态的最核心的本质，也是孔儒所坚持的最核心的“价值观”之中的“价值”本身。

什么是“礼乐”？说白了，即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血统的”、“宗法的”、“人治的”既得权力的永远不变性的种种制度和仪式的（人为）规定，它所坚持的“人人永远不平等”的本质属性刚好与坚持“人人永远平等”的社会契约式的法律的属性完全对立。很显然，正就是“礼乐”的永远的“等级性”，铁定了孔儒的永远的“反动性”。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已经多次地表示，没有“人人平等”，即没有人类的“伦理”，即没有人类的“道德”。非常显然，中国历史上所有坚持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的人们，全都是不可能真正具有人类的“伦理”和人类的“道德”的人们。然而这种最基本的道理，迄今为止的中国人之中的几乎绝大多数，仍旧不懂得，仍旧盲无所知，所以他们才会仍旧跟着孔丘及其儒家的文人们愚昧地盲目地坚持“尊孔读经”，甚至还更盲目地把孔丘当作了中国人自己的伦理道德的“始祖”。这种极其荒唐的事情，也就只能在极其愚昧的中国人之中发生并盛行。

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孔丘是谁？孔丘实质上即是为人类之中的“权贵”社会永远“万寿无疆”而“鞠躬尽瘁”的世界上最最最最死硬的代表性人物。正是因此，维护“权贵”社会的“儒家文化传统”在中国可以永远地长盛不衰，而且在中国，即使明明是受到了深深的奴役的伤害的人们，也仍旧在莫名其妙地拼命坚持要“尊孔读经”，这种极其类似西方“斯德哥尔摩精神症”的“孔儒症”，在中国的历史之中整整蔓延传播了两千多年，甚至直到今天仍旧在继续荼毒中国的最年轻的一代。

马克思是谁？马克思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富贵”社会的“非法性”的近代西方伟大的哲人，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了在“资本主义”的“富贵”社会之中，极少数的有产者富人剥削和压迫极大多数的无产者穷人的严重的不合理性，马克思早就认识到了“拜金主义”社会的邪恶和不人道。尽管如此，马克思也更看到了封建主义的权贵社会比之于资本主义的富贵社会的更大的不合理性，说白了，马克思既恨“富贵”，更恨“权贵”，他希望通过处于绝大多数地位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力量，通过暴力的革命，来推翻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的富贵的社会，并从而建立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社会主义社会，甚至更推进到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私有财产”观念的共产主义社会。

很显然，在马克思的心里，已经具有了未来“智贵”社会的“影子”，但却不必是真正意义上的“智贵”社会。我认为，这与他的主张武装暴力的革命和阶级斗争有关。说一句不客气的话，马克思虽然可能认识到了推翻“权贵”社会的“富贵”阶级的历史价值，但却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推翻“富贵”社会的“智贵”阶层的历史价值。这从他的大力提倡运用无产阶级的武装暴力革命去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方法论设想，即可一目了然。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马克思实际上是在提倡利用“贱贵”，甚至“愚贵”而不是“智贵”的社会力量去推翻资本主义的“富贵”的社会。这从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的大量的歌颂、赞美之词即可看到，他赋予了“无产阶级”以当代人类英雄的勇气、精神，甚至智慧。包括后来的共产党人也同样具有这种阿谀无产阶级，甚至穷人的倾向，例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就曾经常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应该承认，卑贱者、穷人，事实上更没有知识，更没有文化教养，也即更缺乏智慧。说白了，当马克思以及共产党人大力提倡以武装暴力的革命和阶级斗争去打倒资产阶级，甚至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即是在提倡通过“贱贵”，甚至“愚贵”的精神观念去打倒和推翻“富贵”的社会。

利用“贱贵”，甚至“愚贵”的精神观念去打倒和推翻“富贵”社会的最终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事实上人类的近现代历史也已经做出了雄辩的证明，是什么呢？是人类历史中的“权贵”社会的必然的复辟。关于这一点，从近现代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的结局，即已经非常明确地做出了结论。苏俄、东欧，以及东亚中国、北朝鲜、越南，乃至南美的古巴，甚至也包括德国希特勒的“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等等等等，可以说全都非常显然地证实了上述的结论。这些国家全都在不同程度地显现出来了“权贵”社会的最基本的特征，而绝对不是“富贵”社会的特征，更不可能是“智贵”社会的特征。

尽管如此，我仍然要赞美马克思，马克思是真正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富贵”社会的邪恶和非人道的严重问题的人类之中伟大的“哲人”。马克思的错误不是他的对于资本主义“富贵”社会的批判，更不是他的对于广大“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苦难生存状况的人道的同情，而是他所提倡的“武装暴力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法论”的错误。这种“错误”造成了他事实上陷入了想用“贱贵”，甚至“愚贵”的错误的观念和方法，去推翻现存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的“富贵”社会的有害的历史“泥坑”。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能够推翻“富贵”社会的必然的力量，只能在于“智贵”的观念和方法论的精神和物质的力量。

最后我们来谈谈老子。老子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之中几乎惟一一位主张超越“权贵”、超越“富贵”，直接追求并达到人类“德贵”（“尊道贵德”）社会的人类之中伟大的先知、哲人和圣人。极其可贵的是，老子不仅具有关于人类“德贵”社会的伟大的理想（即“玄德”，也即“元德”社会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理想），更具有达到这个伟大的理想社会的极为有效的“方法论”，也即老子的“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伪天下先）的理论，还更有为此理论提供坚实基础的真理的“三道”（“道可，道非，常道”）。通过老子的伟大的著作《道德经》，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一个全人类之中最最最最伟大的“人学思想家”的形象。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之中不仅提出了“德贵”社会的伟大的人类的理想，更同时对于“权贵”社会和“富贵”社会的邪恶，进行了极其深刻的现象的、经验的揭露，以及先验的、理论的批判。例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有伪，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生生之厚，是以轻死。”，“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取其咎。”又如：“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等等等等。老子同样也有对运用武装暴力革命的方法去推翻旧社会的正告：“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首）者。”谁是“大匠”？“大匠”是自然杀手——阎王的代称。在这里老子是说，不要代替阎王去轻取别人的生命，也即反对杀人的“革命”，而是希望一切均以理智、智慧，也即“德”的途径去达到理想的境界。而一定要以杀人的“革命”的方式去做，那么就将不可能避免自己也会走向被人“革命”，甚至被人杀的下场。总之，在老子看来，一切均以按照自然的、真理的、真实的、真诚的、逻辑的“方法”去达到的“目的”，这才是真正合乎“道”的“目的”。

通过上述三个人物的对比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孔丘及其儒家对于维护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权贵”天下（社会）的历史作用的重大的代表性；马克思及其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近一百年中国的同样是（复辟的）“权贵”社会的历史作用的重大的代表性；而老子，则是具有着直接诉诸人类的“德贵”，也即最全面的“智贵”社会的未来人类理想社会的重大的代表性。这三个人物，孔丘代表了中国过去漫长的“权贵”天下（社会）的历史，马克思代表了中国近现代短暂的一百年的复辟的“权贵”（社会）的历史，而老子代表了中国人，以及全人类未来的“德贵”，也即全面的“智贵”社会的历史。

我的《创造中国历史》明显是面向中国未来历史理想的憧憬，所以，我不能不对孔丘及其儒家的邪恶的“权贵”社会的代表性进行彻底地批判，同时，也不能不对马克思的引来复辟的“权贵”社会的思想理论的代表性进行分析的批判，而对于老子，我显然更多的是进行尽可能的最通俗的解说，以便达到让老子的伟大的《人学》的思想在我的亲爱的同胞们之中的广泛的传播和普及，并更在全人类之中的广泛的传播和普及。

很显然，宣讲老子的《道德经》，也即宣讲老子的伟大的《人学》的思想精神，将是我的《创造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另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即是宣讲经过我的努力所达到的现当代《人学》的全面的内涵。因为在我看来，《创造中国历史》，其实质即是创造现当代中国人的“人学”精神的历史。而“人学”的精神动力正就是推动中华民族现当代历史的最伟大的精神智慧的动力。中国人正是需要依靠这种“人学”的精神智慧的动力，去崛起，去赶超，去超越全人类一切最先进的文明。（20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