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黑执事第一季02土豆:“一·二八”抗战后的授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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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抗战后的授勋
沈坚 文汇报2012-01-28第三版
今年是“一·二八”淞沪抗战80周年纪念，这是上海人民、更是中华亿万同胞难以忘怀的一段悲壮史实。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视野的扩展，我们对此的了解与认识也将愈趋深化。
不久前表弟戴飚给我发来两张他从网络上搜得的有关外公戴戟的历史图片，内容是他和曾并肩参与“一·二八”之役作战指挥的张治中将军、俞济时将军的获勋合影照。两照实为一照，一是张、俞、戴三人的合影，另一张若仔细看，可发现实际上是由前者裁拼而成，截去了中间的张治中，将俞、戴合在了一起。从合影时他们的装束看，三人皆着正式军装，胸挂勋章，手拄佩剑；不同之处在于，张治中下身着马裤高筒皮靴，头戴软呢军便帽，而俞、戴则戴大盖帽，裤缝笔挺。
这是过去从未见过的珍贵留影，尤其向人们披露了一个以往常被忽视的史实，即国民政府曾给抗战有功军人颁授最高军功荣誉勋章（即“青天白日勋章”），照片就是在授勋仪式或事后不久拍摄的。
由有关研究资料获知，自1928年“东北易帜”、全国统一大体完成之后，国民政府便在次年5月颁布了陆海空军勋章条例，以表彰作战有功军人,由此建立了系统的授勋制度。当年因发生“中东路事件”，为鼓舞民心士气，便将首批最高勋章颁授给了张学良等六位东北军将领，1930年元旦在沈阳举行了首次授勋仪式。同年2月又对蒋介石本人授勋，这算是第二次。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便有了国民政府的第三次授勋。
“一·二八”是“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以后中国军队第一次有组织、大规模的顽强抵抗。十九路军的奋起反击，得到了张治中所率第五军的驰援。两军在蒋光鼐将军的统一指挥和调度下，坚持作战月余，击退敌寇多次进攻，歼灭和杀伤大量日军，迫其四易主帅。这样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和战斗勋绩，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当时全国民众、各界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的敬佩和赞颂。1932年10月31日，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12位将领以御敌有功获得最高勋章的嘉奖，他们是：蒋光鼐（时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时任第十九路军军长）、张治中（第五军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戴戟（原十九路军参谋长，时任淞沪警备司令）、沈光汉（十九路军第六十师师长）、毛维寿（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师长）、区寿年（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第五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张炎（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兼独立旅旅长）、谭启秀（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副师长、吴淞要塞司令、补充旅旅长）、翁照垣（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一五六旅旅长）、钱伦体（第五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旅长）。
1933年1月1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典礼，蒋介石亲往颁授勋章，但此次大部分获勋将领却没有出席。据说授勋当日，张治中因公未至，钱伦体正重伤住院，只有外公戴戟和俞济时两位到场，这就是上述照片中有拼接的两人合影的缘故。而同张治中在一起、都佩有勋章的三人合影，想来可能是元旦授勋仪式后补拍的，而元旦那日究竟是否留有合影，尚不得而知。更多的将领未能莅会，是因为淞沪之役结束后，除外公继续留任淞沪警备司令善后外，十九路军部队已被整体调离沪宁一带，蒋蔡诸将时正远在福建。外公是同年10月辞却沪职才去福州与十九路军会合的，随即参加了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发起的福建人民政府。
1937年国民政府还设立过比之更高的国光勋章，但仅蒋介石、傅作义两人得到。对“一·二八”抗战将领的授勋，至少表明了国民政府的态度和对当时举国上下高涨的抗日爱国情绪的回应。事实上，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一系列对日作战中，又有更多的有功军人（高级将领居多，后也扩至普通军官士兵）受到表彰，分批获此勋章。他们中有参加过长城抗战、“八一三”第二次淞沪抗战、忻口会战、台儿庄之役、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之役、衡阳之役、昆仑关之役、鄂西之役、滇西之役、缅甸远征诸战的。根据有关统计资料，在1949年以前，国民政府曾为191位军人颁授这一勋章，其中因抗击日寇而得的就有166人，占全部获得者的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