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潜机造价:曾国藩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孔子说：“广博地学习，周详地求教，慎重地思考，明白地辨别，踏踏实实地实行。没有学过的，去学，没有学好，不停止；有没有问过的，去问，没有问明白，不停止；没有思考过的，去思考，没有思考到的，不停止；没有辨别过的，去辨别，没有辨别明白，不停止。没有实行过的，去干，干得不踏实，不停止。别人一次就能做到的，我反复一百次；别人十次就能做到的，我反复一千次。果真能这样，纵使愚蠢，也一定会明白；纵使柔弱，也一定会刚强（《中庸》20）。”

孔子又说：“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地求学（然后才成为知识广博）的人（《论语》7.20）。”

现代人所进行素质教育的目的主要将着眼点放在如何提高学习（和工作）的效率方面。所以，教育界的专家和学者们始终都在绞尽脑汁儿地研究和寻找学习的窍门儿，但是，至今也没有研究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来，依旧处于摸索阶段。甚至“发明”并生产出了能够增强记忆力、增加智商的药物，简直是荒谬至极！记忆力和智商的提高是靠“勤奋学习、博学强记”得来的，怎么可能通过药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呢？！但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商人）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是急功近利的。

其实，现代的专家和学者们都是被西方的学术观念所左右着，全都陷在逻辑思维的巢臼里转圈圈，很少有人能够站在道德修养的高度来解决问题。因为道德修养是人类一切思维行动的原则，可以控制逻辑思维的方向。而且，道德修养必须是绝对的，思维逻辑必须是相对的。在道德修养方面，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而在思维逻辑方面，有对就有错，有利就有弊。人类在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方面，都只想有利，不希望有弊。

所以说，如果只是想多挣钱，学会投机钻营就可以了，根本没有必要搞素质教育；要想真正搞好全民的素质教育，只能利用“直接作用”的原理，在道德修养方面下功夫。

就像孔子所说的：“……别人一次就能做到的，我反复一百次；别人十次就能做到的，我反复一千次。”

这就是真正的素质教育，没有丝毫思维和伎俩夹杂其中。

只有这样，“纵使愚蠢，也一定会明白；纵使柔弱，也一定会刚强”。

圣人尚且如此，何况普通老百姓呢？

如果只是一味地在思维和伎俩方面下功夫，心胸就不可能开朗，思维就会受到局限，志向就不会远大，最终结果必定会事与愿违。

就是说，学习科技知识之前应该首先确立自己的、正确的学习目标和学习态度，目标和态度一经确立，学习方法自然也就摆在那里了。

而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明确的人生目标，也就不可能具备正确的学习态度，总是处于人云亦云的状态。这就像孩子游戏一样，自己觉得小汽车不好玩，便会弃置一旁，如果其他小朋友来玩时，无意中玩起了小汽车，那么，自己就会追着、闹着，甚至哭着去抢那辆小汽车。这与现在流行的报考第二学历和考研究生热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他们对于学习的目的都不是很明确，都是似是而非的。虽然报名和复习的时候都是“理直气壮”的，如果深入、细致地追问他们“考研”的目的时，他们就会显出百般无奈的样子，甚至会说：“是被社会逼的，如果别人都这样，而我却不这样，会被别人看不起，别人就会觉得我很傻或很怪。”这就是学习目的不明确，没有主见的表现，像这样的人，学习的效果就一定好不到那里去。

而且，一个人从小学一直学到大学，甚至还要考研究生、博士生，始终都是在与科技知识打交道。这样的人，科技知识虽然丰富了，而生活技能就一定是很低下的。生活技能低下，脑筋也就不可能灵活，像这样拥有很多知识的“光盘式”人才，为社会又能创造多少价值呢？如果大家对知识都持崇尚的态度，科技虽然发达了，生活情趣就会随之下降，发达的科学技术也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改革开放以来，重复建设的项目不胜枚举，为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计数。其决策者一定都不是文盲，而且，学历都很高。这些领导犯下如此严重的经济错误（甚至罪行）的根本原因就是有知识、有欲望，却没有志向。

志向与欲望的概念是不能等同的。当官是为了百姓做事而不谋求个人名利和地位，就是志向；而当官是为了名誉地位，金钱美女，就是欲望。如果为人又为自己，叫做有些志向，而只为天下苍生而毫不利己，才可以称之为“志向高远”。

近代名儒曾国藩就是做事有自己的主见的人，而有主见的前提就是树立远大的志向，才能自己鞭策自己，而不被外界的潮流所左右。

曾国藩在20岁以前，虽然读书从文，却没有志向。到21岁，才立志学习圣贤，忽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为自己改名为“涤生”，意思是涤去旧日所习染的污秽（正如袁了凡所说的：“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而且，曾国藩给自己写了一条座右铭：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他常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为了使志向得以实现，必须以“诚意、正心”为原则，以《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步骤。他还说：“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温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及此也。”

【正龙注】：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禽兽，是指不用理论的学习以及对生活进行体验就可以发挥出来的动物本能。

如果人生的目标确定了，学习的态度和目的也就确定了，所发明的科技就会正确地应用于社会，造福于社会。就像电脑的发明和普及，使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好几倍。但是，电脑的作用应该发挥在工作的地方，在家庭的用处极小，甚至是无用的。由于国家对此没有进行正确的引导，为了发展经济，普及电脑知识，便提倡电脑进入家庭，再加上电脑商的广告宣传，电脑进入家庭，除了一些有工作需要的人员利用电脑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是玩儿游戏、上网聊天、炒股票，得益者只是电脑商和广告商。无形中就造成了科技和资源的浪费，这种漫无目的的混乱局面于是愈演愈烈，百姓的精神都寄托在无用的科学垃圾之中，人与人的感情日趋淡漠化，必定会对国家造成“战略”上无法弥补的损失。

虽说普及电脑的目的在于国家未来科技的发展，但是由商人来把握电脑的发展方向，只能是消磨百姓的意志，损耗百姓的精神。所以，在宏观方面没有把握住正确的方向，这些洋玩意儿实际就是现代科技中的香烟，虽然满足了一时的心理，却损害了未来的身体。

现在经常在电视新闻报道中听到被采访者说：“我们赢了，作为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但是，中国人在世界体育比赛中获得了冠军，虽然说骄傲和自豪，却没有见到哪一个人用这种骄傲和自豪来提高了学习成绩，或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产量，或挣到了大钱。

所谓自豪、骄人，不过是官面上的虚词，实际只是一种消遣而已，根本就不能当饭吃。体育比赛的目的就落空了，运动员、教练员的艰苦努力也就成了耍把式卖艺。

那么，发展体育运动和体育比赛的目的应该是什么呢？

我以为，锻炼强健的体魄只是一方面，关键在于通过体育锻炼这种形式，来磨练自己的毅力和耐力。因为人是由生理和心理两部分组成的，而且，生理可以支持心理活动，心理能够干扰生理（请参考《精神文明工作的关键》第二节），只有健康的心理素质，才能促进生理的健康发育和发展。就是说，优良的比赛成绩来源于强健的体魄，强健的体魄来源于健康的心理素质，健康的心理素质来源于枯燥、寂寞的训练。

所以说，成功来源于枯燥的训练，有坚强毅力、能够克制自己欲望的人，才能获得成功。所谓“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在今天已经基本失去了实际意义。在经济信息时代，已经参加工作的人很少因为爱看某项体育比赛而从事这项运动锻炼，即使运动，也只是作为娱乐，根本达不到锻炼身心的目的。所以，骄傲自豪是假的，爱国主义是虚的，娱乐和赌博才是真的。

就像一个女人最终嫁给了爱因斯坦而感到自豪一样，这是一种虚荣，是很不健康的心理。必须自己肚子里有货，体验到中国文化的内涵，才会自豪。

又比如：学生参观中国科技馆，处于五楼的中国古代科技厅很少有人光顾，绝大多数人都拥挤在四楼以下，而参观结束后，孩子们的感受就是“太好玩儿了”。像这样的参观学习的方式，如何能够真正学到科技知识？又如何能对中国的文明产生自豪感呢？

现代多数企业家，多数都非常钦佩曾国藩的所谓雄才大略，也会阅读曾国藩的家书、奏章等书籍，却都不能与现实的工作和生活相联系，不久就都把曾国藩的书籍束之高阁了。其实，这些人都是在“骑着驴找驴”，路总是在自己的脚下，人们却总是抬着头向天上去寻找。就曾国藩的文韬武略来说，与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们相比，是很平常的。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完全靠的是严于律己。他曾经说：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诚朴，导之以廉耻，否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执勤惰。盖战虽数次得利，数十次得利，曾无小补。不若自己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

因为带兵的人最要紧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严于律己，只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足以指挥将士，鼓舞士气。

曾国藩曾致函胡林翼说：“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许多人都认为曾国藩必定是个文韬武略之才，但是，观其一生之言行，就可以相信他对自己所下的定义。

毛泽东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在《进堂录》中对曾国藩作了这样的评价：“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丘）、孟（轲）、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琦）范（仲淹）并称，清曾（国藩）左（宗棠）并称，然韩（琦）左（宗棠）办事之人也，范（仲淹）曾（国藩）办事兼传教之人也。”所谓办事，是指建功立业；所谓传教，是指建立和传播思想学说以影响当代和后世。毛泽东认为，正如宋朝的范仲淹要高过韩琦一样，在清代曾国藩要高过左宗棠。范仲淹和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也就是说，不仅建立了功业，而且，文章思想都可以影响后世。

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天不在严重地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也就是这个缘故，使他在道德方面和事业方面，一天天的进步。最初他在家庭方面，负有教导四位兄弟的责任，他如果自己不能做一个好的榜样，就不可能教训兄弟；后来他成为国家重臣，就负有改变社会风气的责任，他如果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就不能严格地管理和领导下级官员。这就是曾国藩成功的关键。

孔子说：“古人不轻易开口，就怕行动跟不上而引为羞耻。…… 因为谨言慎行、节制约束自己而发生过失的情况是很少的。…… 作为君子，应该言语迟钝，行动迅速（《论语》4.22～24）。”而且，“所守得约言符合义，说的话就能兑现。态度容貌的庄矜合于礼，就不致遭受侮辱（《论语》1.13）。”

所谓“贵人语迟”应当如此理解。当今擅长理论而轻视实践的人们，应当深刻反省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