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喜欢朱一龙:于右任

因反清被通缉潜赴上海

　　于先生原名伯循，右任其字也，清末举人。先生有《兴平咏古》诗30余首，对董仲舒、郭解、班固、公孙述、窦融、马援、班超、梁鸿、杨贵妃等人都有题咏，而以贵妃墓一首为嫉忌者所陷害，几至杀身。其诗曰： 　　

　　误国谁哀窈窕身，唐惩祸首岂无因。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

　　先生以《兴平咏古》及其作品刻于三原，书名《半哭半笑楼诗草》。三原县令德锐见此书，认为大逆不道，向陕甘总督升允告密，升允再向西太后密奏，慈禧下旨升允缉捕于伯循就地处决。幸有三原盐店街恒盛药材店经理李雨田先生探知升允出奏之讯，派人驰赴开封，向参加会试的于先生报信，得以脱祸，逃命上海。 　　

　　先生到上海后的活动，我知道的很少。据说，他先结交了几位名流，并进震旦大学肄业。那里的校长是马相伯先生。50年前，上海的日报(不是《申报》便是《新闻报》)上载，震旦大学校长马相伯先生对学生们说：“你们同学中有位刘学裕，沉默寡言，学习勤备，课余之暇，操哑铃锻炼身体……。”刘学裕就是于先生为避祸而用的化名。他离震旦大学后，就在中国公学教文学。他在中国公学教书时，即以“不为汤武非人子，付与河山是泪痕”的悲愤心情与报仇决心，创办《神州日报》，以打倒满清、建立民国为主旨。执笔者都是海内第一流人物，如宋教仁、章士钊等。故《神州日报》有炸弹之称。 　　

　　先生的笔名是“骚心”。中经几番挫折，改报名为“民呼”、“民吁”、“民立”。报名曾经三易也。《民立报》，有一支笔抵十万毛瑟(枪)之荣誉。报馆设立在租界，言论比较自由，可以大发议论，无所畏惧。但也因此即被清廷官吏所不容，勾通租界当局封闭报馆，逮捕先生，坐巡捕房。但先生仍旧坚贞不屈。因此中华民国之成立，先生鼓吹革命，振奋人心之功，有足多者。以故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论功行赏，先生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旋因南北议和，孙中山先生让总统大位与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即行解散。仅仅有三个月的时间，虽做不出多少成绩，但令人难忘的是中国火车夜间行驶，是于先生交通部次长任职期间，力争而来的。当时，我国火车仅仅白日开动，为了安全，夜间停止行驶。先生力排众议，主张夜间照常行驶。他说：外国火车夜间能开，我国为什么不能开。只要遵守规矩，就可以平安无事。 　　

　　于先生60寿辰时，我在南京。亲友送的礼物中特别令我注意的是马相伯先生画的“秋收图”。含义很深，就是人若到晚年就要做出成绩，如同种田秋收，方不虚度一生。于先生对我说：马先生学画时年已70，我才60，我如果学画还来得及。又说：我每次见到我们马先生，我就感到我的年纪轻了。先生一生积极，故其言论如此。

陕西靖国军的兴起与解散 　　

　　1918年(民国7年)1月，胡景翼所部张义安举兵三原，覆陈树藩部曾继贤、严锡龙军。胡在三原成立陕西靖国军自任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三原旧县府)。曹世英亦自陕北驱所部至。卢占魁率内蒙骑兵数干与三原兵会。长安以西则为郭坚所占领。高峻则占领白水、韩城及沿河各县。樊钟秀亦率河南民军战于省南，并袭击潼关。由是陈树藩乞援河南，刘镇华率镇嵩军万余人入陕。阎锡山兵亦渡河来扰，渭河南北相持不决。靖国军诸将领决推于右任先生为总司令，主持西北革命大计，与南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之师相呼应，先后遣使至上海迎先生。先生因偕王玉堂间关入陕，誓师讨逆，统一陕西革命军事，宣传三民主义，以树立西北革命之真实基础。其时军队有郭坚、樊钟秀、曹世英、胡景翼、高峻、卢占魁共六路及惠又光军约一旅，分屯渭北省西，张钫(河南铁门镇人)为副总司令，井勿幕(蒲城人)为总指挥，此陕西靖国军之由来也。 　　

　　陕西靖国军兴起后不满四年即解散。其原因据说是军饷无着。其实最大的原因是由于靖国军孤立渭北，与北洋军阀的恶势力苦斗数年，前途渺茫，各将领都有保存自己力量的心理。其中以第四路胡景翼投靠直系北洋军阀吴佩孚最为显著。因此，靖国军解散之前，广东护法军政府孙总理虽有任于先生为靖国军总司令的委状到陕西，于先生早成孤立。当时苦闷地每日到民治小学校园休息。以40日的时间做成《民治学校园纪事诗》20首。第一首的第一句是“祗余民治园中路”，说明自己处境之艰难，已经无路可走。最后一首的结语是：“难忘民治园中路，卷土重来未可知。”先生一生的处境，坎坷甚多，但从来未曾灰心，总在奋斗中求光明，此先生之所以为英雄为豪杰也。 　　

　　靖国军解散时，使我难以忘怀的是第四路司令胡景翼在三原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我和我们民治小学几位教职员同往参加。胡景翼全副武装是个高级将领的打扮，他登台后对群众说，景翼是个军人，并不怕打仗，只因军费无着，才受别人的改编，如果各位能想出办法筹措军费，景翼绝不走这一条路，请大家上台发言。上台发言的仅王亮甫一二人，且都提不出筹饷的办法。那一天台下座无虚席，每人四个包子的招待。我们心中不快，未吃包子，即离开会场。 　　

　　胡景翼接受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改编，离开三原时，夜扣于先生家门请见，胡对于夫人曰：“一切实出于不得已，翼誓死不忘右公也。”

靖国军解散后的上海、北京行

　　1921年(民国10年)冬，陕西靖国军解散。次年春，先生到武功杨虎城部队驻防地后。是年夏，由此入川，东到上海。孙中山先生亦于是年因陈炯明在广州叛变来到上海。先生见孙先生时，报告西北革命经过，并谢奉命之不力。孙先生说：失败何伤，吾亦失败来此也。 　　

　　先生到上海后，以卖字得来的润笔维持生活。他在写就的纸件上常盖“于思”二字的印章。“于思”是多须貌，《左传》上有“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之句，先生多须，人呼于髯。又因靖国军解散而返沪，大有“于思于思弃甲复来”的象征。 　　

　　先生后来担任上海大学校长。聘请的教授多是国内的名流，经常帮助他推动校务的是邵力子先生，社会科学系主任是瞿秋白先生，英文系主任是贺世贞先生。据说沈雁冰、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诸先生也在上大任过教授，这不是为共产党培养人才吗?人常说于先生是国民党的左派，我想他的思想根源可能来自《礼记》上的《大同》篇。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于先生极力拥护，就是都有共同的思想。孙先生常喜书《大同篇》中的“天下为公”四字，可以反映孙先生的思想。 　　

　　1924年(民国13年)，国民军将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首都北京发动政变，禁锢贿选总统曹锟于团城。北京政府暂由政学系黄郛支持。一面请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来北京组织临时执政府，一面请孙中山先生、于右任先生来北京共商国事。我为了民治学校经费问题急欲晋谒于先生，遂藉护送于夫人之便也到了北京。初到时住在三原会馆，这里是我县解元陈伯澜先生住家的地方。屈武先生正在北大肄业也和夫人于芝秀女士住在这里。后来于先生到了北京，我才移到府右街于公馆住宿。 　　

　　那年的11月间，很多人都到火车站欢迎于先生，我也前往。先生下车后，群众拥护先生到了中国饭店举行欢迎仪式，礼毕后入座，欢宴的酒席不知有几十桌。先生入座后，左右观望，仿佛是找人的样子，接着他离席到处巡视。走到我跟前，我即起立。先生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坐下!我就是找你哩。”说后先生才去入座。先生平日对我处处关心，写到这里我不禁热泪纵横。 　　

　　于先生到北京后一月余，孙总理也到了。当时，段祺瑞担任了北京临时政府的执政。他正在召开善后会议，与孙总理主张的国民会议的精神相违背。国民党人不愿参加，于先生虽然被段邀请，当然也不能参加。因此我们跟随于先生坐车到郊外游览时，一定绕道不走执政府的门前经过。先生每隔一两日必到协和医院探视孙总理的病情。孙总理为了宣传他的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向各省都派有代表，陕西的代表是屈武先生。 　　

　　屈武回陕后，对中山先生当时倡导的以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事的主张，在西安、三原、耀县等地作了广泛的宣传。当时杨虎城驻军耀县，邀请屈武对全体官兵讲了话，并把极重要的机密函件托屈武带回北京交于右任先生。 　　

　　那一年冬天的一个晴明的日子里，我们跟随于先生游览了颐和园。于先生游至排云殿时，想起挪用为了巩固国防给海军筹集之专款，修建个人享乐的颐和园一事，深有感慨。遂用怀中的自来水笔在殿内陈设的一件大型器物上，题了“排云殿外凭栏望，多事当年练海军”的诗句，讽刺慈禧太后。 　　

　　我在北京期间，有一天于先生在一家饭馆宴请胡适之、翁文灏、丁文江等几位学者，派我先去招呼，客到齐时于先生也到了。先生也让我入座陪客。，吃酒中间胡适之以轻蔑的口气说：“陕西人在北京发动政变的李自成以后恐怕就是胡景翼。”当时一般人对李自成的认识仍是传统的看法，认为是流寇。胡适之对陕西主人竟敢说出无礼貌的话，我当时只有30岁，尚有些火气，听到这些无礼貌的话非常生气，我看于先生是怎样的应付。先生冷笑了一下，大概感到“有理不打上门客”，遂把话题一转说：“这是陕西靖国军解散时，有一天晚上胡景翼来到我家扣门，我的女人出去接见，他对我女人说：‘我这回受人家改编，实出于不得已，请您对于先生说，我胡景翼誓死不忘于先生。’他同冯焕章这次约我到北京，大概是践他的誓言。因而我的诗中就有‘谁信李陵报故人’之句。”就这样的应付了胡适之。我从这次经过，对胡适之和他的著作完全失了信仰。 　　

　　据闻，曹锟被禁锢之时，他的心腹大将吴佩孚正在山海关内外与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作战。猝闻北京政变，即行回师。行至京津之间的杨村，被胡景翼部迎击。杨村一战，吴佩孚损失了几个师，最后只带了残部2000人逃回洛阳。北京临时执政段祺瑞派胡景翼率师入豫，吴又被胡击败，损失很大，不得已而退出豫境。段即派胡为豫省督办。民国14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不久，胡即因臂部疽疮而病故，归葬于华山之麓。我代表民治学校参加葬礼。见于先生怀着悲痛心情，亲笔写了一副挽联：“盖世勋名不为王翦，弥天风雨又哭中山。”。先生生平待人宽厚，不念旧恶，认为胡既实现了他的“誓死不忘右公”的誓言，即不与之计较。仍以沉痛的心情写出这副挽联，予以褒扬，此先生所以伟大也。

民治学校创办的起源、扩充和结果 　　

　　1917年(民国6年)暑期，我由大荔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本科毕业回到三原，县教育局派我到西关第三国民学校任教员。于右任先生家住西关，据说先一年先生返里，西关父老欢宴先生。当席请求先生为这个学校帮忙，先生慨然应允。临返沪时，面嘱教育局长姚仲玉对西关小学特别关照，经费由他负责。我就是因此而被派来任教的。

　　是年暑假后，我到西关小学，当时该校学生只有18名，教员1人。 　　

　　1920年(民国9年)为响应世界民主革命潮流，先生改本校为“民治小学”。性质已属私立，但先生不许用“私立”二字，意在不是他办的。 　　

　　民治小学的学生年年增加，教职员也年年增聘，须得一位有资望的人来任校长，校务才能推进。我向先生建议请王麟生先生来任校长。王先生是于先生的同学，辛亥革命前与邵力子先生在上海于先生创办的《民立报》报馆共事，又在西安高等学堂同任教员。王学品兼优，素孚众望。先生采纳了我的建议，就请王先生来任校长，我们开大会欢迎。因此我们再修建了几座校舍，以容纳再增加的学生。1923年我接任校长。 　　

　　1933年(民国22年)，我在西关小学前后服务了18年之久，已经有些不感兴趣了。那年 冬季，我到南京向于先生辞职，先生对我极为谅解。问我：“你准备叫谁接你的事?”我想不出相当的人。最后先生想起张守约，问我有无意见。我无意见，才决定请张守约任民治小学校长。我只担任民治小学、斗口农场两处常务董事，常住三原，并办理于先生在本县的其他公益事业。 　　

　　由1936年(民国25年)起，民治学校有了初中班。校舍已不敷用，就在校外渠南购地扩建。记得我送先生返沪时，走到泾河岸上，我问先生这个庄基讲定后，写契约时，就写在先生的堂名下?他说：“不敢!不敢!谨防留下祸根，使我的子孙将来争夺家产。最好写在民治学校名下。”这就为扩建民治学校打下了基础。 　　

　　民治学校在渠南扩建校舍，修建两层大楼一座，上下共16个课堂，门房东西各一座，汽车可以出入的大门道一间。院子外围有新修的围墙，并将原有高楼子修理一新。民治学校北院大礼堂(原系三官神殿)隔砌为会议室和五个办公室。用款约计5万元(有些建筑材料由京沪运来，尚未计算在内)。 　　

　　1949年(民国38年)，大陆尚未完全解放，于先生已赴台湾，民治学校经费完全无着，遂决定将中学交专员公署接办，小学交县人民政府接办。由我代吴伯坚校长办移交，专员公署和县人民政府派员接收，约计一个月的时间，才把手续办清，我才脱离了民治学校的责任。总计我对于这个学校发生密切关系，前后约有32年之久，也是我半生精力所用之地。

注重地方教育 　　

　　先生注重地方教育，并不由创办民治学校开始，也不是专办民治小学和民治中学。据我知道的事实列举如次： 　　在辛亥革命前给本县小学竞赛考试寄奖品。清末时，我县教育局举办了一次小学生竞赛考试。我已15岁，由私塾转入学堂，也参加了这次竞赛考试，也得了练习本、铅笔、橡皮。据说，这些奖品是于先生由上海寄来的。 　　

　　给全县小学筹备基金兴办教育林。先生不愿把自己的力量完全用于民治小学。在办民治小学期间，托农业专家段兆麟(字瑞生，三原北塬上人，北京农大毕业，到美国考察过农业，任过几个大学的教授)，在本县北塬东西段村附近购买坡地约400亩，广植泡桐，发育较快，木质又好。准备将来成材后，每年以泡桐售价所得，分配给全县小学作补助之用。由专人段警斋负责管理。每年我至少前去察看一次，解放后由公家接管。 　　

　　为培养本县大学生成才设右任奖学金。此项工作由县教育局约聘地方人士组织委员会主持之。对本县在国内各大学的肄业生每学年的成绩优异者，根据学校发给的成绩表择优授奖，开会时我常参加。茹护法(现任陕西省教育学院顾问)、张象贤(现任铁路工程师)经常得奖，教育局有案。 　　

　　介绍陕籍青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时，陕籍学生杜聿明、关麟征等，约50名由于先生介绍考入。后来于先生同来宾谈及此事，他说当他介绍这些学生时，用了两个革命口号，写了一副对联给蒋校长送去。上联是“登高望远海”(打倒帝国主义)，下联是“立马定中原”(打倒军阀)，恭维中含着慰勉。蒋校长看后非常高兴，对录取学生的负责人说：“于先生送来的学生全部录取。” 　　

　　于先生准备为我县筹建一所图书馆。先生曾对我说，他在上海藏有数量可观的图书，将来在本县修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图书馆，把它运回收藏起来，再搜集些书籍充实充实，以供我县知识分子阅览，地址以靖国军总司令部为宜。 　　

　　为了修建图书馆，组织了一个筹备委员会，附设在山西街县参议会内。开始拟定名为“右任图书馆”，于先生不许，改为“渭北图书馆”。于先生寄来一笔款，预购建筑材料，先订购青砖37万块。在三原解放的先一年，我交涉好火车皮先将10万青砖运回、储存在尊经阁外围。后因时局的变化，修建渭北图书馆之计划未能实现。 　　

　　三原女子中学的设立也与于先生有关。1931年(民国20年)于先生旋里住在民治小学。我校女生毕业者10人，到西安上女中有种种困难。这些想上女中的学生请于先生解决她们的困难问题。凑巧那一两日教育厅长李范一来三原晋谒于先生，先生为这个问题同李谈了个大概，嘱我再同李细谈。李说：“今年的预算已经成立不能改动。”最后决定先在省立第三中学设立一班女子初中班，把民治小学毕业的10个学生，连东关女中的一年级学生并为—班。以一年增一班，三年后即可成立一所女子初级中学，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果然三年以后，就在城隍庙街当年的大公馆出现了陕西省立女子中学。因此，说三原女子中学的设立也与于先生有关。 　　

　　西北农学院的创建于先生是首倡者之一。1931年(民国20年)，陕西大灾荒后的一年，于先生春季由南京回陕住西安，我去招呼。有一天他约绥靖主任兼省主席杨虎城将军，还有几位知名人士，前往宝鸡，参观渭水流经的宝鸡峡和武功农学院筹建的情况，我也跟去。看宝鸡峡时，他们说：“这要请水利专家设计筑坝，引水灌田，以防再有荒年。”因为是先看一次再想办法，故只是说说而已。回来到武功农学院筹建处，那时仅有新挖的几面窑洞，供筹备人员居住，尚无一间房屋。在吃饭时，仅有一桌，我也参加。于先生在吃饭时说：“武功是周武王伐纣用武成功而命名-的。《诗经》上说：‘周原膴膴，堇茶如饴’，膴膴是肥沃的意思，堇是一种野菜，荼是苦菜，饴是糖。就是说这个地方土地肥沃．野菜如糖。周的先人后稷，就在这个地方教民稼穑。武功原有后稷庙，纪念这位农业的创始人，本是有意义的。我们在这里创办一所农学院，以纪念这位农业专家；不是更有意：义吗?韩城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出生地，将来在那里创建一所历史学院，以纪念史学家司马迁，不是也有意义吗?” 　

　　吃饭后，筹备主任王子元送来工程师设计的农学院修建的—份图纸，据说全院面积占地 500亩。我在旁边多嘴地说，再加40亩就是一方里。大家把图纸看后交王主任带走时，当面叮咛，请工程师再加40亩成—方里。后来农学院又修了一座大楼，据说是于先生介绍上海建业公司修的，工料费共计30多万元(那时初行法币，同现洋价值差不多)。

出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 　　

　　1926年(民国，15年)刘镇华领的镇嵩军围困西安达8个月之久。城内由杨虎城、李云龙、 卫定一三位将领率部苦守，城内军民饿死者三四万人，为数千年来未有的浩劫。当时三原县城也被围约80日。久困缺粮，急盼冯玉祥将军率领的国民军，由甘肃东开解西安、三原之围。冯自五原誓师后于9月20日委任于右任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并将队伍开到甘肃，但因同甘肃马家没有讲好，不敢东开，惟恐遭其从后袭击。其时于先生为了早日解西安、三原之围，从中说服马家，让马鸿逵队伍共同东开。冯部孙良诚、刘汝明进军到咸阳、以轻骑绕终南北麓至敌后，猛击之，敌主力全溃，城中出兵夹击，刘镇华率残部遁出潼关而西安围解，三原城外之敌亦遁去。因此说西安、三原之解围，于先生也出了大力。 　　

　　三原解围后，于先生回到三原发起慰劳冯、马两将军的募捐运动，我也参加。募捐工作结束后，先生往耀县药王山休息。未久即经国民党中央决议和陕西人民的拥戴，在西安成立驻陕总司令部。 　　

　　驻陕总司令部成立不到半年，因国内政局又变，即冯玉祥跟着蒋介石反共清党，与蒋合作。接着南京蒋介石政府与武汉汪精卫政府也“合作”了，历史称“宁汉合流”。后来南京政府改组，于先生任审计院长(后改为监察院，审计院改为监察院的直属部)，直到大陆解放时，于先生被胁持去台湾，始终未能离开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岗位。

发动清河改道工程 　　

　　三原县城，地跨清河南北两岸。河道系太古时代洪水所冲刷之深沟。河水西来，紧靠西门外南岸东流。崖岸土质松疏，经常陷落，民房时有倒入河沟之虑。岸上泾惠第二支渠，下游灌田5万亩，东西大路，紧靠渠的北岸，距河岸边只有几丈。河岸如果陷落，祸及渠、路，不但农田不能灌溉，即交通大路亦必中断。　　　

　　因此，1929年(民国18年)陕西大灾荒期间，于先生为救灾回到三原，同泾惠渠创始人李仪祉先生商定用华洋义赈会存款，以工代赈，约集西关、西秦、北秦三处农民，将西门口北岸老虎鼻梁凿开，让河水改由新道东流，因旧河道南岸比较巩固，减轻上述各种危险。新开的河道，岸高约计20余米，两岸略呈坡形，河道水面，约宽3米，河道长约100米．凿成以后，河水即由此东流，腾出旧河道连同两岸坡地，约计100亩，可以栽果树、种田禾、务蔬菜。 　

　　清河改道工程成功后，附近群众正在高兴之际，不料次年(民国20年)暑期，多年来少见之大洪水汹涌澎湃而来，水由稍东之龙桥上面两边市房窗门中流过，河滩居住的民众均遭水灾。新开河道也被泥沙壅塞。那时我任民治小学校长，即用于先生汇来之赈款约集西关农民张志高等多人，将泥沙壅塞的新河道再行挖开，使水东流。

救灾救难赈济乡党 　　

　　1932年(民国21年)春，虎烈拉瘟疫(霍乱)在陕西各处流行。于先生在南京得知后，立即委托于夫人带十滴水、二天油、八封丹、万金油等药10余大木箱回陕住民治学校进行防疫工作。夫人到三原之次日，即约请普济医院伊添石院长、博爱医院阎子龙院长，三中教员侯文博先生到民治学校礼堂开会，研究防疫进行办法。民治学校教职员和年龄大的学生也有参加协助的。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派来汽车襄此义举。办法决定预防和急救同时进行。次日立即分途出动，白天在三原、泾阳城乡进行，下午在民治学校礼堂给附近群众注射防疫针并施药物，忙了多日才告结束。泾、原两县，是于先生的父母之邦，自然首先得到救济，其他各县如何进行，我不知道，但知上述药物给榆林运去几大木箱。这次防疫的经过，现今70岁以上而不是健忘的人，都能乐道一二。 　　

　　先生赋性仁慈，因而对于地方赈灾也极重视，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当时我才6岁，陕西大饥。先生才2l岁，已经中举，就被推为本县舍饭厂的主任。地址就在西关渠岸三官庙内，即现在民治学校的北院。我在西关小学开始服务时，那里的父老多能言之。民国17年下半年，陕西又进入了灾荒时期。那时我由南京回到三廉，粮店里小麦老斗一石(约重300市斤)涨到现洋27元(平时一石是七八元)。第二年最为严重，往外逃荒者日多一日，饿死者时有所闻。先生为陕西筹募赈款，在南京有关的会议席上，往往痛哭流涕地代全陕饥民呼吁。关于全省赈款的数目，我不清楚，关于三原的赈款我是知道的，是我经手办理的。每一次的赈款都先汇到我的名下，由我转交县赈灾会。给全县的赈款多是1000元。 　　

　　关于先生馈赠亲友的救济费，我都遵照先生指示的数目，分别送交本人。本县在学校的先生，不是举人便是秀才，在那几年中都有钱馈送，对西关的饥民普遍只放过一次赈款，是我校教职员共同办的。每次办后，我都列表连同收据粘存簿一并寄往南京报销。前后四五年间，这种报表共计装了五册。有一次先生回三原，我送交他看，他略翻了一翻说：“这些报表赶快烧掉，勿令我的子孙看见。”我不忍烧，仍旧保存。直到他往台湾之前又来亲笔信，叮咛此事，我才把它烧掉。这样荒年以来，前后四五年中，先生在泾、原两县共花了多少钱，惜乎我没有总结，现在不能估计。

　　1929年(民国18年)7月，于先生为其长子武(即望德)在上海一品香举行婚礼时．在答谢词中提及陕灾严重情况。他说：“我本拟早日回陕看看灾情，因足病未能即行，并非在沪上待儿子的婚礼。久抱与家乡父老饿死同饿死的宗旨，并谢亲友送礼为陕助赈的热诚。”先生在儿子婚礼喜事的场合，竟提及陕灾问题，证明他内心无时不关怀家乡人民之饥饿。

斗口农场的创建和结果

　　于先生创建斗口农场的动机，据我了解有他的远因和近因。远因是他的祖先是泾阳县斗口于村的农民，亲戚也是农民。他长大后，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全靠农业。 　　

　　他住家的地方是三原县西关，那里几乎各家都是农民，各家的生活全靠农业，为其他各关不尽有。近因是民国18年的灾荒过后，泾惠渠行将开成放水灌溉农田。先生年纪日老一日，对自己不能不作退休的准备。因而在1931年(民国20年)泾惠渠放水之前，即著手以祖遗田地300亩作为农场的基本耕地，由农业专家段瑞生介绍长安辛泉逸任场长。修房屋、买牲畜、买农具。以一部分土地种植麦棉，以一部分土地栽植苹果和其他果树。并在院内外空地栽植花木，一切设施务求能为人民起些模范作用。不三年而规模略具。后来辛泉逸辞职，仍由段瑞生介绍河南汲县果树专家杨蕴章任场长，继续整顿和扩充。场中建设费用和职工的工资，全靠于先生筹汇，情况有些紧张。经几位专家向于先生建议：要使农场事业稳定和发展，必须扩大土地，使农场本身能自营自养方为上策。先生一再考虑不能决定，恐怕他的部下或别人看他的样子，购买贫民的土地，扩充自己的产业，使贫民失去土地而无法生活，给国家社会种下恶因。后来又感觉到不扩充土地，农场就不能自养。乃先立生前遗嘱，然后再买土地。遗嘱全文是：

　　余为改良农业，增加生产起见，因设斗口村农事试验场。所有田地，除祖遗外，皆用公平价钱购进。我去世后，农场不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愿归耕者，每家给以水地六亩，旱地十四亩，不自耕者勿与。 　　

　　这个生前遗嘱的石刻(先生亲笔写，长安名手王尚玺刻石)竖立于农场第二办公室前。在解放以前红军驻泾阳安吴堡时，听说刘伯承、贺龙来斗口农场游览，都是看过的。 　　

　　遗嘱石刻竖立之后；先生给我们指示，先组织一个购地委员会，进行购地事宜。并叮咛提高地价，有人找我们时再行商量，不要去找人家买地。我们遵照先生的指示，谨慎从事，以无伤先生的大德为原则。其时荒年已过，逃荒者逐渐归来。有改业者，愿将自己的土地卖出一部分。也有外地的人，趁荒年地贱，在斗口于村附近购买了些地亩，但不愿把家搬来在这里种地，地价既然提高，情愿把买来之地卖给农场。截止解放以前，斗口农场土地约计1200亩之谱，杨蕴章场长辞职后，刘鲁堂接替场长，最后场长是刘多桂。解放后，由公家接收。

　　场中果树最注意的是苹果，这些苹果苗子，都是先生由外省购就寄来的。记得40年前，陕西棉业改进所所长渭南李国桢先生曾对我说：“陕西的土地气候，适于栽植苹果。将来苹果出省与棉花一样的多。”盖当时陕西境内的纱厂仅有大华、申新两家，故多数棉花出省销售。 　　先生自办斗口农场以来，究竟花了多少钱，我未统计，但我知道先生在世并未用过场中现款一分一文。每次回来，场中只供给些青菜水果。最后回来两次。才供给少数面粉。 　

　　先生创办农场的动机，前边已经说过。一方面为了改良农业增加生产，作示范之用，—方面因自己日渐衰老，作退休的打算。大有“使营菟裘，吾将老焉”(语出《左传》)的意味。他在解放以前曾将自己在南京、上海收藏的名人字画和珍贵的古书陆续寄回，嘱我送交农场保管。这说明了他为退休时住在农场作准备。不料后竟被胁持流寓台湾，不能见大陆，不能见故乡，心中苦闷达到极点?因而他在绝命辞中，不顾一切地唱出： 　　

　　葬我子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

　　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这种发自肺腑的哀音，读之令人感伤。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台湾当局应当顺应军政人员及其家属思念大陆，渴望早日回到故乡的愿望，为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接受中共主张。举行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日夜默祷台湾早日归回祖国，迎先生灵榇，归葬于斗口农场祖茔。虽不能生前在此养老，遗骸能归故乡，聊慰先生在天之灵。“地以人重，人并地永”。使斗口农场成为于右任先生永久纪念之地。

我对于先生个性的几点认识 　

　　于先生有好客之美德。我追随于先生30年之久，无论在三原，在西安，在北京，在南京或在上海，每一顿饭必定有客。从来没有见过一次，座中只是他们一家人而无一客者。先生每次回到三原，日日宾客盈门，所谓门庭如市，并非过甚之词。以民治学校北院地方之大 (24亩)，前前后后都是客人。特别是1931年(民国20年)上半年先生回家住民治学校北院时，宾客最多。厨师六七人，早饭开到中午。座上来客不一定都是我们留饭的。我仿佛是个招待员，来宾自动入座，我不好阻止，以免伤先生好客之美德。据说有少数不速之客，饭后出门遇见熟人必曰：“于先生留我吃饭。”好像是“一登龙门”有声价十倍之荣。而先生对此不加可否，因此人皆服其伟大也。 　　

　　于先生雅好山水并嗜花木。先生身在政府，心在山林。生平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有风景区他都要游览。记得1924年(民国13年)秋冬两季，我在北京。先生几乎每月都领王陆一和我到京西各处名胜区域游览。 　　先生是诗人，非常爱好花木。有许多园艺专家同他谈话后，都惊其对花木知识之丰富。在靖国军时期，我们民治校园中花木多经先生指导栽培。大型的如喜马拉雅山的雪松，日本的樱花……，小型的如落叶兰、郁金香……，就九月菊花而论，就有百余种(后来发展到200多种)。先生在《民治校园纪事诗》中引用的花木就有61种之多。不幸屡遭浩劫，兼之后来者对此也不重视，以致摧残得几乎净尽。 　　

　　于先生不攘人之功以为已有。在泾惠渠行将开成放水之前，先生汇来现洋1500元，嘱我交付县中水利机关，以备在县城附近开修支渠之用。当时三原尚无此种机构，只有管水的几位水老。款汇到后，我即召集东关水老杨振和县城附近的几位水老在内东门口桂家油房(在河道巷南口即今之第一食品商店)，当众将款交过，在县城附近早日开修支渠，以便干渠放水时作为引水灌田之用。后来如此者还有几宗。因而县城内外的人民，认为泾惠渠的工程于先生是出了大力的。先生旋里后，有些人在先生面前歌功颂德，先生即行严辞纠正说：“泾惠渠的开成，是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的功劳，与我毫无关系。希望你们以后再不要提我。”并给我叮咛：“如果以后有人再这样乱说，你必须予以纠正。”这是先生不愿攘人之功以为已有的美德，我不能不在这里郑重地提出。

于先生对于文化的贡献

　　先生在青年的时候，以一名私塾的普通学生而能一帆风顺地成举业，靠的是笔墨。他在上海办报时，是个有名的记者。当时鼓吹革命，激发人心的大文章，当然都是经世之文。那时我的年纪尚小，未能阅读，不能妄谈。他在监察院长任期内有两篇关于国防的文章，一篇是为了防止英法侵略我国西南，主张把我国地图上的印度支那半岛改为中南半岛，一篇是为了防止日本侵略我国东北，主张把我国地图上的日本海改为太平海，都有充足的理由。前者已被政府接受，为印刷中国地图者所采用；后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六个学术团体在四川北涪开会时，对先生的这种主张一致拥护。先生一生有关国计民生的文章，今后总有人搜集编印以问世。 　　

　　先生之诗思想高迈，才气纵横，奥衍雄健，不拘一格(如不止限于五绝、五律、七绝、七律之类)。此非见多识广，工夫深厚者，何能至此。先生诗中对仗之工，稳安巧妙，爱之者多。我独爱读先生之长歌如《昭陵石马歌》、《广武将军碑复出土歌》、《嘉陵江上看云歌》和《太白山记游歌》……读之不特使人增加知识，扩充跟界，而且令人精神振奋，发生进取之心。

　　先生在兴平县署教书时，寄他同学的下列一首诗：

　　转战身轻意正酣，无端失足堕骚坛。近来进步毫无趣，诗意凭陵陆剑南。

　　这首诗说明了自己爱做诗堕入骚坛之中而不能自拔。而且自信自己的诗可以与南宋大诗人陆游的诗相颉颃。这就是说，他对作八股文不感兴趣，惟独作诗，有些地方可以与陆放翁相比，是可引以为慰的快事。 　　

　　先生晚年书法到了妙境。论者谓先生熔章草、今草、狂草各体的精萃于一炉，雄浑奇伟，仪态万千。解放以前，西安碑林有他写的《正气歌》石刻，有他写的书翰石刻。三原城隍庙文化馆有他给李雨田写的墓表石刻。以及近年陕西省书法篆刻研究会出版的《于右任书出师表》都是精品。 　　

　　他对于中国草书，已经有所发展，就是已经创造出来“标准草书”。他看见中国的草书样式繁多，没有一定的写法，使人无所适从。他以“易认、易写、准确、美观”作标准，在南京组织一个“标准草书社”，进行此项工作。河南省刘延涛就是他的得力助手，在解放前此项工作已经结束。标准草书的写法如果通行，就容易认、容易写，就能节省宝贵的时间。 　

　　他因爱好碑帖，所以收藏的名贵石刻200多块。内有夫妇合葬的墓志七块，因此取名《鸳鸯七志斋藏石》。这些石刻原来存在北京。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为防损失，先生派马文彦到北京通过当时北平的军政长官宋哲元，把那些石刻装火车运到西安，藏于碑林。省主席邵力子在碑林开了一间“右任藏石室”，将这些石刻陈列在内。 　　

　　这些石刻中有一块略似三角形的破石，是东汉末年蔡文姬之父蔡邕用汉隶体写的《易经》(两面石刻)，是这些石刻中最名贵的一块。当年由上海运到西安，为了严密保管，临时暂存富平庄里镇附近张扶万先生家中。扶万先生死后，其子张午中(时任陕西建设厅长)给我来信说：这块《石经》他家不能长期负责保管，要我想办法运走。 　　

　　我即给先生的外甥周伯敏(时任陕西省教育厅长)。去信商量。他着我派人运到三原，存在民治学校。记得当时由原在我校工作的潘建民同志去富平运回，据说是由张先生后院的半截枯井中取出来的。我想存在学校还不能十分保险，即就近存于于先生的侄儿于期家中。解放后，西安文教机关某一个单位(名称忘记)给我来信追问这块《石经》。我即据实答复，他们才由于期家中运走，现藏于西安碑林。据参观过的人说，碑林负责人为了珍重这块《石经》，盖有玻璃罩子，两面的字都能看见。 　　

　　我为了后来人对这块《石经》的来历格外清楚，故详述其经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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