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梁 央视主播:“屁股”与“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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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9-30 14:47:53大中小    “屁股”与“脑袋”  劲飚         每当一个贪官落马之后,就有人发表感慨,帮他“总结教训”,有的说是“体制问题”,有的说是“气候问题”,这本来就是无可厚非的,有道是“沉船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奇怪的是:在“咕咚、咕咚”的沉船声中,却照样还有船“前沉后继”,跟着往这黑洞洞的旋涡里钻。为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时有十二名代表,到后来,其中的三名(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却成了叛徒、汉奸,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对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思想公开宣战,开始了中国人民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但是,到今天,却还有人死抱住孔丘这具僵尸不放,借着人们“以史为鉴”、“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正确理念,拼命要让封建思想还魂,甚至有“专家”提出要将孔子纪念日变成“中国圣诞节”。“专家”者,应该是具有正确思维方式的人,而提出这样荒诞主张的人,居然是“专家”,这又是为什么?
        说到“专家”这个名词,本来是个令人刮目相看、引起敬意的头衔,然而当今社会中,某些“专家”的名声却如同“小姐”这个词一样,让人不得不侧目相待(称呼别人“小姐”时要小心使用,以免惹恼了别人,以为你在骂他是“婊子”)。例如那些说:“中国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当然不包括他自己在内);提出“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还有“在休息与休闲时间方面,中国人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结论等等。教育部有个“新闻发言人”(能够担任教育部的发言人,他的学问肯定是不得了的)居然认为“穷人如果没有钱,自然不要指望上好大学”,而且时隔半年后又发“高论”:他指责媒体关心贫困学生的态度是“无知”。
        毛泽东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屁股决定脑袋”,也就是“立场决定意识”,这是非常正确的。“从水管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早就写道:“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拣煤渣老婆子身受的辛酸;饥区的灾民,大约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如今,“立场”一词已经陌生了,“过时”了,但驴嚎总不会变成虎啸的。我之所以在自己的“BLOG”里摘抄了那些烈士诗抄,不是为了欣赏他们写诗的“格律和韵味”,而是为了使自己永远不忘掉:共产党是为穷苦工人、农民求解放而奋斗、献身的。
        今天新华网转载了红网上的一篇文章:《坟上露出那只紧握党证的手》(作者邱柏星)令人十分感动。他写道:“在长征史上,红四方面军翻越党岭山是整个红军‘在最寒冷的季节、爬得最高、路程最远’的一次爬雪山经历。饥饿、寒冷、疲乏,折磨着红军战士,很多战士累倒在雪地上就再也没有爬起来。沿途常见条状的雪堆,稍不留神就被绊一跟头,下面便是冻僵的尸体。兵站部长吴先恩曾发现一个简陋的坟茔,居然露出了一只胳膊,拳头紧握。跑上去掰开一看,里面是一张党证和一块白洋,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3月入党。’此情此景,感天动地。”“这是一只怎样的胳膊,它仿佛又在告诉我们什么?在我的眼里,在我的心里,当时它虽然给人们带来一丝丝凄惨和悲凉,但透过拳头紧握的那本鲜红的党证,我看到的并不是一只冰凉、僵硬的胳膊,而是一只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胳膊。我仿佛触摸到了它的经脉还在咚咚地跳动,它的血液好象滔滔黄河水一样在奋力奔腾,它正用力挥舞着党的旗帜在振臂呐喊,发出具有韵律和强劲节奏的召唤,那就是‘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而死,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是一种生命的力量。”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茫茫两万五千里长征路,面对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面对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面对险象环生的沼泽草地,所有红军官兵坚守着这样一个铁的承诺,只能攀登,不能停留,只能向前,不能回头,直至牺牲自己的一切。正是有了这种为党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信念,在死前的瞬间,在大雪埋身的瞬间,他们依然非常清醒,还念念不忘伸出胳膊指向前进的方向,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他们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他们的精神永生,永远激励着活着的人革命到底。这些震撼心灵的画面,向人们雄辩地证明: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红军长征史,就是红军官兵在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下的奋斗史。”
        今天,环境和条件已经与当年大不一样,在以革命先烈的奋斗、牺牲为代价换来的政权大厦里;在铺着地毯、开着空调的房间里,一些(尽管是极少数)穿着西装革履吊着领带的“专家、官员”们正在滔滔不绝地发表着他们“经世济民”的“理论”——“我是商人,商人不应该考虑穷人”;“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他们的立场比某些共产党干部要清晰、明确、坚定得多。这也是一种“宣言”,他们毫不隐讳地告诉我们:“我们和你们穷人本来就不是一条道上的车。”还要怎么样才清楚?
        新华网评论员郭松民在《千万不要忘记人民共和国的底色》一文写道:“让人感到不安的是,近些年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似乎也在重复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早期曾出现过的经济发展和两极分化‘分裂式并进’的历史过程。作为‘人民’主要组成部分的工人和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沦为‘弱势群体’,他们在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权利,在‘代价论’的口号下和‘转型期’这样一个借口的搪塞下,逐渐地被蚕食,有时甚至粗暴地被剥夺。一个更让人感到不安的趋势是,他们管理国家的权利也在遭受同样的命运。比如在各级的人大、政协中,私企老板、政府官员、知识精英乃至文艺明星的比例都在增加,而惟独工人和农民的比例却在下降。他们现在在这些机构中所占的比例和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完全不相称的。显然,有些人得鱼忘筌,在考虑将有产者和精英纳入国家建设力量的同时,忽视了人民中绝大多数的存在。”“我们必须再次郑重地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无论改革,无论发展,都必须有人民性,即都必须首先考虑工人、农民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而人民的支持才是共和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无论是解决国内问题还是解决国际问题,仅仅依靠少数精英都是不行的——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是共和国的底色和支柱,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感谢郭松民同志,他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陈希同、陈良玉之类不可能没有对着党旗信誓旦旦地宣过誓。然而,屁股从沙发挪到板凳上去是容易的,而“脑袋”要真正移到工人、农民的肩膀上去,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没有“脱胎换骨”的必要和决心,是决不可能实现的。
                           写于2006年国庆节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