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2018英冠:格林斯潘：为资本主义一辩

对照实验(controlled experiments)不适用于经济学领域。但二战结束后东德与西德之间的较量，有一点接近对照实验。这两个国家起源于同一种文化、同一种语言、同一种历史和同一种价值体系。在此后的40年时间里，它们在分隔线的两侧互相竞争。两者间唯一的主要不同在于它们实行的政治及经济制度：一边是中央计划，一边是市场资本主义。

1989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个实验戛然而止，前苏联阵营奉行的经济学在几十年里给东德经济造成的破坏也暴露无遗。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东德与实行市场经济的西德相比，前者的生产力水平仅略高于后者的三分之一。许多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以此为鉴，悄悄地向市场资本主义转型。

尤其是中国。它复制了“亚洲四小虎”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成功的经济模式：受过良好教育且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在新近开放的竞争型市场上，中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开始了爆炸性的经济增长。2000年至2007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几乎达到发达国家的两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估计，2005年时，全世界劳动力中，有超过8亿人从事的工作涉及出口型（因此也是竞争型）市场，这一数字与柏林墙倒塌时相比，增长了5亿人。还有数百万人，尤其是在前苏联国家，服务于本国国内的竞争型市场。

自从启蒙运动孕育出资本主义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生活标准及质量，在几乎停滞了数千年后，增长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平均寿命延长了一倍以上。过去两百年间，全球实际人均收入增长了十倍，物质财富的增长使得地球能够养活七倍于以往的人口。

尽管中央计划型经济或许不再是让人信服的经济组织形式，但它在这场观念之争中的对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远未获胜。问题在于，定义资本主义的力量以及残酷市场竞争的力量，与人类天生对于稳定的渴望以及一些人对于文明的渴望之间，形成了冲突。欧洲一位著名政治家几年前极好地诠释了反资本主义的流行思潮。他问道：“什么是市场？它是弱肉强食之法则，是自然之法则。什么是文明？它是对抗自然之斗争。”尽管承认竞争的确能够促进增长，但包括这位政治家在内的观察者依然担心，为了实现增长，经济行为者的行事方式必会服从于弱肉强食的法则。于是，这些观察者选择放缓增长，来换取更大程度的文明。

然而，一些人眼中的文明行为（这些人认为野蛮的竞争行为是肮脏的），与多数人依然寻求的物质生活之间，真的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吗？长远来看，这种交换真的存在吗？举例来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间，由竞争型市场推动的经济增长所创造出的资源，远远超过维持生计所需。而盈余——即便是在诸如美国这样最具竞争特点的经济体中——主要被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善医疗、延长寿命，完善养老体系、建立全民教育体系、以及大幅改善工作环境。我们的市场经济令财富大量增加，而我们已利用其中的大部分财富换来了大部分人眼中更高程度的文明。

对资本主义最深恶痛绝的人，是那些混淆了“裙带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的人。当政府高官常常为私营领域的个人或企业提供好处（通常是为了换取政治支持）时，裙带资本主义就会泛滥。这不是资本主义。这被称为腐败。

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贪婪”和“贪欲”常常饱受诟病，但它们并非资本主义的特征，而是人之天性，影响着一切经济体制。对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担忧是合理的，只不过它所反映的是全球化和创新，而非缘于资本主义本身。但在美国，造成这种不平等现象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移民法，它“保护”许多高收入者的饭碗不会因为更有竞争力的移民而被抢走。美国H1B签证实际上是对富人的补贴，这一政策是对资本主义支持者的诅咒。

无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在被尝试用作其替代品的制度中——从费边社会主义到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没有哪一种制度能成功满足所在国人民的需求。资本主义的行为需要调整。曾经是资本主义谨慎作风之代表的银行家们在金融危机来临之际，坐视其资本充足率滑向危险的低水平，这种态度令我倍感焦虑。监管资本必需增加。

对知识进行组织并加以组合的那个世界，始于19世纪中叶，当时欧美改革者总结出，旧体制遗留的分散、无方向的知识，不能解决困扰早期资本主义的经济衰退。他们面临的问题被称作“知识问题”，即无法选择和保存关于经济事物的分散的信息。于是，那些改革者创建了“产权记录体系”，用来记录关于资产的所有相关知识，无论是无形资产（股票、专利、本票）还是有形资产（土地、建筑物、机器），并将其保存在受规则约束、经过认证、并可公开查阅的登记处、所有权记录和账目中。

知道谁在哪里拥有（或欠着）哪些资产，并将这些信息存放在公共档案中，使得投资者能够找到供应商、推断价值、承担风险，然后将简单的东西组合起来（套用一个著名的例子，将斯里兰卡的石墨和俄勒冈州的木材组合起来，制造铅笔）。

改革者还帮助解决了“捆绑问题”(the binding problem)，即找到将各个部件组合起来所需的信息。这个形而上学问题影响所有学科：生理学家发现，将细胞捆绑起来、形成器官以执行特定的复杂功能的，是一种如今被称为DNA的核酸。产权记载背后的逻辑，正是资本主义的DNA。

现代的档案系统已经从记录孤立资产的数据仓库，演化为提供知识的事实工厂，企业家需要这些知识对资产、技能、技术和资金进行组合，生产出更为复杂和有价值的产品。也就是说，房地产的产权记录不只列明山上的房屋属于史密斯，还会列明这栋房屋的地址。于是，按揭断供时该地址的房屋可被收回，债务、地方税和税收可向该地址收取，货物可交付至该地址，还可向该地址提供公用事业服务并寄送账单。

直到2008年，我们才开始得知产权记录体系已经不再说明真相，原因包括：表外会计操作；将债务隐藏在报表的脚注中或“特殊目的实体”(special purpose entity)的账簿中；把按揭贷款“捆绑”成不在传统的公共档案处记录的证券，以进行融资；以及国家通过将债务替换为另一种货币，将其包装成收入。难怪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制度丧失了信心。

西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并不在于提供一种创造财富的公式，而在于其产权记录体系，它是对谁拥有土地、劳动力、信用、资本和技术，以及这些资产之间有何种关系，怎样重新组合可以产生效益的相关信息进行检索、选择和验证的产物。

过去15年里，西方资本主义的产权记录体系已经贬值，让政府脱离了事实，无法确定需要如何调整，也让企业无法了解风险在哪里。西方资本主义要想恢复元气，就必须将目前游离于金融创新的灰暗世界、失去控制的数万亿美元财富，纳入法治和公共记录的范围。这项任务需要很强的政治领导力。

本文作者著有《资本的秘密》(The Mystery of Capital)和《另一条道路》(The Other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