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莉丝汀北岛下马番号: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组图

1979年3月2日，对于61岁的李德贵老人来说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在这一天，他收到了湖北省沙市市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他终于摘掉了扣在他头上13年之久的地主分子的帽子，也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他在填写有关表格时，就“成份”一项，他不用再填“地主”，而可以填写“人民公社社员”，今后，他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不被歧视。他的子女的出身，也改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而在这之前，李德贵老人作为当时全国2000多万的四类分子之一，在生产、生活上倍受歧视，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任意被驱使，在非常时期甚至可以被屠杀。
这是三年前在从孔网上买一份原始档案，是关于一位名叫李德贵的地主分子的摘帽档案。仔细翻翻这本档案，深觉历史的残酷性，同时也深深的同情这位头顶“地主分子”帽子的主人公。
档案分为三个部分：申报材料及法律文书、调查证明材料、其他。
一、申报材料及法律文书：


1、摘帽、撤管呈批表（1979年2月）；
2、五类分子等级表（1978年3月）；
3、地富反坏分子摘帽通知书（1979年3月）；

4、红星大队第一生产队关于四类分子评审材料：

（1）1965年《新划、新戴内部审批签》；
（2）关于逃网地主份子李德贵的材料综合报告（6页，1965年4月15日）；
（3）关于李德贵材料中尚需查补的几个问题（2页，1965年4月26日）；
（4）补充说明（1965年4月30日）。
二、调查证明材料：
1、关于红星一队地主份子李德贵摘帽鉴定；（1979年2月8日）
2、寡欲地主份子李德贵评审摘帽座谈会记录（1979年2月6日）

3、1978年3月红星大队给公社党委的鉴定书；
4、1978年3月座谈记录；
5、1965年4月至6月给李德贵带上地主帽子的各种证明十五份；
6、1965年4月对李德贵斗争大会记录（5页）；
7、1965年红星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调查登记卡片；
8、农村机关四清运动退赔清单（1965年4月）；
9、审讯笔录（3页，1965年4月13日）
10、本人历次交代：共有从1964年到1979年的交代书、坦白书、认罪书、自传、检讨书8份。

三、其他：
1、关于剥夺李德贵的选举权利的材料（1978年5月）
2、1978年5月《选举权呈批表》（剥夺选举权）
3、1976年《四类分子年终评审登记表》
4、1965年《四类分子登记表》（两份）

5、1974年《五类分子评审登记表》
6、1973年《五类分子评审登记表》
7、1965年“红星大队对四类分子的包夹名单”
8、1965年红星一队平（贫）下中农关于地主分子谢代秀（李德贵之妻）评审材料；（1页）
9、1965年红星一队平（贫）下中农关于地主分子张家炳评审材料；（1页）
10、1965年红星一队平（贫）下中农关于地主分子李德贵评审材料；（1页）
我们不得不说档案很详细，从摘帽的呈批表开始，一份份的材料按照类别和时间向上追溯，记录了这位主人公在戴帽期间的表现、如何被确定为地主分子、他的历次交代和简历。根据档案所列的内容大体可以把主人公的生平（1979年以前）罗列出来：
1、1918年生于沙市文星楼，本姓刘，兄弟五人，父母无法养活众多孩子，被过继给李茂珍，改名为李德贵；
2、七岁至九岁读书；
3、九岁开始至十五岁，在家中帮养父干活；
4、1934年，16岁开始在沙市许多地方打小工；
5、1938年，20岁，经人介绍到松滋县上陈乡郭上昌家做上门女婿，到郭家时，郭家只有母女俩，未经完婚，郭家女儿病逝，被收为儿子，改名郭雄九。郭家有地水田二十余亩、田十亩，雇人耕地。
6、1939年，21岁，由郭家做主娶杨林市谢代秀为妻。
7、1939年至1944年做生意，主要是“打烧饼、扎（炸）麻花、油条”，至日本人来后做生意的房屋被烧。期间，请了一个师傅和一个小工。
8、1944年至1946年，继续租房做打烧饼、炸油条生意；
9、1947年至1949年，由妻子谢代秀之兄介绍到松滋县纸厂河镇当征收员；后又在杨林市镇当税收征收员和税务主任。
10、1950年回沙市张家沟（即以后的红星大队）父亲家（应该是养父）；土改时被划成份为小商贩；
11、1951年在家帮父亲搞小生意；该年，入赘的郭家的叔伯兄弟郭锡九、郭恒九、郭平九及妻子的兄长谢代美、谢代玉被人民政府镇压。
12、1952年在当地白庙子小学教书；
13、1953年，在江陵县粮食局做统购统销、收粮工作；
14、1954年，当地发大水，在沙市做小菜贩子；
15、1955年至1956年，在张家沟生产；
16、1956年下半年起当初级社会计；
17、1957至1959年当高级社会计；
18、1960年到和平渔场做会计；
19、1961年调回大队做会计；
20、1962年起下放回家生产；
21、1964年，四清运动查出有贪污问题；
22、1965年，47岁，被划为地主分子，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
23、1965年至1978年被管制劳动；
24、1979年3月，61岁，被摘掉地主分子的帽子。
在档案中，有些时间在历次交代问题中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只是一个大概的线索。
纵观李德贵的前六十年，其中几点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是入赘到郭家做上门女婿，是导致其最后被划为地主阶级的最重要原因。从1951年镇反运动中，郭家有三位被镇压来看，郭氏家族显然是当地的“恶霸地主”之一， 虽然李德贵到郭家前也可以算的上是个贫苦人民，但一旦踏入剥削阶级的大门，永远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不管你在这个阵营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也不管李德贵到郭家后还未娶亲，郭家女儿就去世。剥削阶级的特征是不劳而获，郭家的三十多亩地租给别人耕种，自己收租，是典型的地主阶级，在要打倒私有财产的年代，有点家产就会拖累一生。
第二，中国有未进门就成了“望门寡”，但未娶还是入赘的“望门鳏”未听说过，李德贵不可能独身一辈子，既然入赘，郭家也还希望他替郭家传宗接代，在郭母的张罗之下，李德贵娶了谢代秀为妻。也许要门当户对，谢家也是地主，这样，李德贵的地主阶级身份就更加确定了，并且在妻子哥哥的介绍之下，解放前夕，在当地还做了一年多的伪政府税务征收员和税务主任。谢家也和郭家一样，1951年时李德贵的两个大舅哥都被镇压了。
第三，解放后，李德贵没有在松滋再呆下去，而是在1950年携家人回到了养父家江陵县的张家沟，姓名也由郭雄九改回了原来的李德贵，从材料上反映的情况来看，他似乎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1951年松滋的杨林市镇还专门把他叫了回去调查，结果是并没有问题，划分成份时被划为小商贩。如果这样一直生活下去，李德贵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最起码在六十年代前他做过教师、会计等只有贫苦农民才能做的工作，在那个年代算是干部。六十年代，阶级斗争扩大化，全国进行四清运动，按照当时的标准，可能没有一个村的会计没有问题，李德贵同样也没有打倒要求，比如在某次公款吃饭时多加了一只鸭子、劳模庆功会上蹭了公家两顿饭等等，加之前面的历史“污点”，在1965年被江陵县人民政府划为地主分子，同时，连累了妻子谢代秀也一同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以后的这十三年可能是李德贵和家人最难度过的日子，材料中除几年的“四类分子登记表”之外，并没有太多的情况说明，但就整个中国的大形势来看，再加上“文革”这极端的十年，李德贵的生活会是在“水深火热”之中。
第四，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凡入学、招开、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现。这一决定，至少两千万人结束了长期受歧视的生活，李德贵也经过群众评议，沙市市革命委员会批准，于1979年3月2日摘掉了地主分子的帽子，开始过上平常人的生活。
就李德贵的前六十年来说，人生的道路比较波荡起伏，两次改姓，辗转三地，当过小工、做过生意、干过国共两党政府的干部（税收主任、会计），最后被戴帽、摘帽。其阅历之丰富，足可以以此人生为素材，写出一部小说。
历史是很残酷的，李德贵老人前六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不知道老人现在是否还健在，也不知道摘帽后的日子过的怎么样，但至少六十岁以后他可以拥有最起码的人的尊严。
转藏到我的图书馆 推荐给朋友
此文来自  黑色  的文件夹  [立此存照]
上一篇：盘点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奢侈商品 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