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风间真理奈 17集:《中国民族史》（上）（王钟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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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独自抗宋是困难的，必需寻找依附势力，从而确定了结辽抗宋的策略。
986年三月，李继迁派亲信张浦到辽朝示意归附，辽圣宗耶律隆绪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④。同年十二月，李继迁向辽朝求婚，圣宗以宗室女义成公主许嫁。990年（宋淳化元年），辽朝又封李继迁为夏国王。辽朝通过结盟、通婚、封王，利用李继迁牵制宋朝。与此同时，宋朝则令李继捧回镇夏州，以收抚李继迁。李继迁与李继捧，各受宋、辽王朝的支持和唆使，时和时战。李继捧终于遭到李继迁的袭击。逃回宋朝后被囚禁。宋朝毁弃夏州城，李继迁遁居沙漠。
997年（至道三年），李继迁在辽朝的支持下，趁宋真宗赵恒新即帝位，向宋朝索还夏州，真宗授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李继迁完成了收复党项“故土”的宿愿。从998年到1001年（宋咸平元年至四年），李继迁相继出兵攻扰宋朝的鄜延、石、麟、府、镇戎、灵、定、怀远、保静、永、清远等州、军。次年三月集重兵攻陷灵州，改灵州为西平府。建造宫室、宗庙，从夏州迁都西平。十月，以声东击西的战术袭破西凉府。已归附宋朝的吐蕃首领潘罗支伪降，暗中集兵数万人，乘李继迁不备，于三十九井地败之。李继迁中箭逃回西平，于1004年（景德元年）一月箭创发身亡，子李德明继位。
李德明在位近30年（1004—1031），面对宋、辽王朝的威协，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他采取了“倚辽和宋”的策略。一面“假北朝威令慑之”；一面同宋朝和好，稳定人心和从宋朝获取物资，以便把主要军事力量放在对西方的开拓上，实现李继迁时提出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而后“南牧”中原的战略布署。
1004年（宋景德元年）六月，李德明出兵进攻潘罗支，报了杀父之仇。乘胜攻占吐蕃厮铎督占领的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县），收服吐蕃折逋、游龙钵等部。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至第二年，李德明四次进攻回鹘失利，凉州又被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攻破，回鹘成为李德明割据势力的严重威协。1028年（宋天圣六年），李德明派其子李元昊一举攻克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县），两年后，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回鹘首领贤顺归附李德明。直到1032年（宋明道元年）九月，李元昊从回鹘手中收复凉州，才解除了回鹘的威协。
李德明同时向宋、辽称臣，宋、辽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对李德明竟相封王进爵。辽封李德明为夏国玉；宋则进李德明为中书令，加太保、太傅，又加赐只有亲王和重臣才能赐予的“崇仁”功臣号。随后，辽更封李德明尚书令，晋大夏国王，并与其子李元昊联姻。宋朝加封李德明为夏王。宋、辽对党项的政策，助长了李德明割据一方、建国称帝的欲望，开始积极进行各项准备。李德明出行的“仪仗卤簿”，严然和宋朝皇帝等同。1016年（大中祥符九年），李德明“僭越”帝制，追尊其父李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⑤。1020年（宋天禧四年），李德明采纳部下建议，由西平府迁都怀远镇，改名兴州，正式建都。1028年（宋天圣六年），李德明册立子李元昊为太子，立元昊生母卫慕氏为皇后。在建国称帝的各项准备基本完成的时候，1031年（天圣九年）李德明病死，虽然没有来得及登上皇帝的宝座，但为大夏国的建立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
第二节西夏建国和经济文化
一、西夏国的建立
1032年（宋明道元年）李元昊继承父李德明的王位后，立即着手采取一系列正式建国的措施。首先废除了从唐、宋中原王朝“赐”给党项拓跋氏王族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号“兀卒”（汉语可汗之意）。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以避父讳，旋改开运，使用自己的年号。是年三月，下“秃发令”，在党项族中推行秃发，以复旧俗。1033年五月，升首都兴州为兴庆府，大兴土木，扩建宫城，营造殿宇。仿宋制设立官制。李元昊即位前，党项所领的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由中原王朝封授，在党项内部则以族帐部落首领为长官，担任由中原王朝授予的蕃落使、防御使、都押牙、指挥使、团练使、刺史等职。从李继迁、李德明开始“潜设中官”，李元昊建国则仿宋朝制度设立文武两班朝官。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机构有：中书盛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职掌与制度基本与宋制相同。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员均可由党项人或汉人担任。党项贵族功臣被封为“宁令”（大王）、“谟宁令”（天大王），后来也实行中原王朝的封王制度。文职官员戴幞头、着靴、穿紫色或红色衣服，执笏；武职则在冠帽上区别等级，低级官吏不戴冠。无官职的庶民百姓只可穿青、绿色的衣服。
李元昊建立的党项国，为了增强民族意识，巩固民族语言，在继位后亲自主持仿照汉字形体创制一种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命大臣野利仁荣加以演绎，编纂成12卷，尊为“国字”，颁行全国。在国家机关中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培养人才，掌管翻译对外的往来文书。在札乐方面，李元吴认为党项人从唐宋王朝完全学习汉人的礼乐“为不足法”，主张“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番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因此在“吉凶、嘉宾、宗祀、燕享”诸场合中“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⑥。简化了礼乐制度，并下令国中实行，有敢不遵者，格杀勿论。
李元昊建国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兵制的建设。党项建国时，原有部落军事民主制传统的军事组织与军事制度已不能适应封建国家防卫和进攻的需要，因此，在原有部落军事组织的基础上着手建立兵制。新建立的军事组织最小的单位为“抄”：系由“正军”和“负赡”组成。“正军”是担任直接作战任务的健壮士兵；“负赡”为随军服劳役者，故身体疲弱者亦可充任。据《宋史夏国传》载：“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赡一人为一抄……四丁为两抄，余号空叮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赡，无则许射正军之疲弱者为之。故壮者皆习战斗，而得正军为多。”①可以看出，西夏兵制从建国初期的“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①的全民皆兵制度向常备兵制过渡。除步兵外，还有骑兵、炮兵。军种的侍卫军，“擒生军”等都具有常备军性质。为便于调兵遣将，李元昊采用地方军区性质的“监军司”制，把军事指挥机构与地域性的防卫措施结合起来。全国被划分为左、右两厢，共设立12个监军司，各立军名，规定驻地。每一监军司设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各一员，由党项贵戚豪右担任。下设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官等数十人，分别由党项人和汉人担任。为了国家安全与防卫的需要，全国拥有50余万兵力，重点部署在以首都兴庆府为中心的三角线上，特别是加强了对宋、辽及吐蕃和回鹘的防卫。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前的西夏领土已是“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①。连同首都兴州在内近20个州了。所辖范围：“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①
李元昊继位后，用了整整6年时间为立国称帝做了充分的准备。
1038年（夏大庆二年）十月十一日，李元昊干都城兴庆府南筑台受册，即皇帝位，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大封群臣，制定朝仪，追谥祖父李继迁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墓号裕陵，祖母野利氏称顺成懿孝皇后。追谥父李德明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墓号嘉陵，母卫慕氏为惠慈敦爱皇后；封妻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子宁明为皇太子。
1039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一月，遣使到宋朝上表，表中阐述建国称帝的合法性，要求宋朝正式承认皇帝称号。宋朝对李元昊的称帝与建西夏国深恶痛绝，必欲铲除而后快。但是并不依宋朝的意志为转移，党项人建立的大夏国，已巍然屹立在它的西边，先后同辽、金形成鼎足之势。
二、党项的经济状况
党项族在内迁之前主要以畜牧和狩猎为生。畜类以牛、马、驴、羊、猪为主。其时尚不知耕稼之事，无文字、法令和徭役。开始定居，由同姓“族帐”组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平时各自力生，打仗和祭天时才聚会。内迁前的党项社会，处于由原始公社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军事民主制阶段。
内迁后的党项族由于同住在久已被封建文明开发过的土地上，受到汉族封建生产方式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党项人的经济生活与社会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一）农业
党项人学会了农业生产，农业成为党项社会中的主要生产部门。唐代曾对内迁的党项人授以“闲田”，使他们开始学会农耕生产。党项人内迁后居住的绥德、横山、葭芦、米脂一带都是原来农业耕种发达的地区，他们在此学习垦田。居住在洪州（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宥州（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境）二地的南山部党项野利氏也学会了农业生产，并能提供当地党项农牧民足够的粮食。党项拓跋部在李继迁时“侵河外膏腴之地而垦辟之”。后来李继迁占领灵州、兴州等地，得到了历代经过屯垦的肥沃土地，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西夏建国前，党项人由于占领了河西走廊地区，更扩展到了凉、甘、肃、瓜、沙等州的农业区，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有了更大的提高。从而，使宋代的党项族中形成了愈来愈多的“熟户”，汉文史称此时期党项人已经是“耕稼之事，略与汉同”了。
党项人农业生产的发达首先表现在水利灌溉的发展上。西夏中心地区的兴、灵、甘、凉等地，从汉唐以降就开始屯田和兴修水利。李继迁占领灵州后又下令修筑黄河堤坝，开凿疏通汉唐旧渠，引水灌田。李元昊建国后，又修筑了自青铜峡至平罗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之为“吴王”渠。据周春《西夏书》②记载，西夏时期有68条大小渠道，灌溉面积达9万顷。甘、凉二州之间则利用祁连山雪水，筑渠引水灌田。西夏仁宗时期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了灌溉用水，水利设施的办法。党项人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据西夏时期党项人骨勒茂才编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载有：犁、铧、镰、锄、锹、耧、耙、坎、碌碡、叉、车、碾、碓、硙等。牛耕则采用当时普遍实行的“二牛抬扛”耕作方法。农作物的种类很多，主要有稻、麦、大麦、荞麦、糜粟、豌豆、黑豆、荜豆。蔬菜有芥菜、香菜、蔓菁、萝卜、茄子、胡萝卜、葱、蒜等。党项人有丰富的备荒经验，在贫脊地区或遇到灾荒时“其民则春食鼓子蔓、醎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夷；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畜沙葱、野韭、拒霜、灰蓧子、白蒿、醎松子，以为岁计”③。
（二）畜牧业和狩猎业
党项人从事农业生产后，畜牧业仍是重要的经济部门。李元昊青年时念念不忘“衣皮毛、事畜牧”的党项传统生业。内迁后的党项人基本上仍从事畜牧业生产，甚至也还有部分党项部落过着“逐水草牧畜、无定居”的游牧生活。银、夏、盐等州，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额济纳，河西走廊地区的瓜、沙、凉等州广阔的草原，特别是素有“畜牧甲天下”之称的凉州，都提供了优良的牧常党项人对畜牧业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党项马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党项主要以马、驼为贡品或交换物。西夏建国后在国家机构中专设，‘群牧司”、管理畜牧业。狩猎是党项人的传统习俗，也是一种生产手段。曾一次向契丹进贡沙狐皮1000张。李继迁以猎虎闻名。李元昊作战前要先率部落首领狩猎，而后共商应敌之策。到西夏中期的崇宗时，御史大夫党项人谋宁克任还上书指出：“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强调在西夏国家中应当保持和提倡党项族射猎传统习俗的尚武民族精神。
（三）手工业
党项人早期的手工业是对畜产品的加工，如鞣皮，手纺毛线，织氇氆，毛褐、毡、毯等，手工业还没有从畜产品中分离出来。西夏建国后，有了多种生产门类，在国家机构中设立了冶金司、刻字司、织绢院、出车院等，以管理有关的生产部门。在各类手工业生产部门中，都有了党项人工匠。制盐业是西夏时期党项人的重要手工业生产部门。盐州产的青白盐“价贱而味甘”，年产数千万石，主要供宋、夏边民食用，以及用以同宋、辽、金进行官方贸易，换取粮食、日常用品。夏州东境有丰富的铁矿，西夏建国后在那里设冶铁务。冶铁生产已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竖式风箱鼓风设备。党项工匠锻造的兵器十分著名，
发表于 2011-9-26 01:33:58|只看该作者 “夏国剑”在当时被誉为天下第一④。西夏所制甲胄，采用冷锻工艺，“坚滑光莹，非劲弯可入”⑤。党项人李定制造的弓，质地精良，号称“神臂弓”。①纺织业生产，除传统的毛织品外，也出现了罗、绩、锦等丝绸织物。如在西夏皇陵中发现的茂花闪色锦，织制工艺十分精致。②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途经西夏故地时赞叹当地出产的驼毛布为“世界最丽之毡”①。近年来的考古新发掘证明西夏的陶瓷业也相当发达。产品除日用器皿、建筑物件外，以生产适应于游牧民族使用的器物为其特色，如两侧可穿绳携带的大小扁壶，有游牧民族喜爱的乐器牛头损，牧民用具瓷铃、瓷钩，艺术品瓷马、羊、驼及党项秃发状人物雕塑等。②
（四）商业贸易
党项人入居内地后，和中原地区各族人民有密切的贸易交往。宋朝与西夏都设立各种类型的集市贸易市场进行交换。如宋朝在保安军、镇戎军等地设立榷常李继迁时也准备在赤沙川、橐驼口置“会”与宋朝贸易。据史载，当时有供西夏和党项人交易的“和市”，还有宋朝河东路、陕西路沿边一带的久良津、吴堡、银星、金汤、白豹、虾■、折姜等处。贸易种类：党项人以其所产驼、马、牛、羊、玉、毡、甘草、密蜡、麝香、毛褐、羚羊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等换取宋朝的缯、帛、罗、绮、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西夏对宋朝销售以马、羊、牛、驼、盐为大宗。如宋朝规定每年从保安军、镇戎军榷场购进马4000匹，羊20000头。党项人十分重视与宋朝的贸易，宋朝人庞籍说：“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③党项人还和邻境的辽、金及吐蕃、回鹘进行贸易。回鹘商人过境同宋、辽贸易，西夏还收取十分之一的实物过境税。
党项社会内部早期实行以物易物交换，有用茶、绢等物作为等价交换物。西夏建国后，利用宋朝岁赐钱、银交换。史载西夏于天盛十年（1158年）始设通济监铸钱，但据传世实品来看，西夏建国之初就已铸钱。今所见西夏王朝的年号钱有十余种；有铜、铁两种西夏文、汉文钱和铁铸汉文钱，至今发现的西夏文钱有福圣、大安、贞观、乾祐、天庆等5种④。西夏文书中保存有党项人的卖地文契、典麦残卷及经商的占卜辞。如在《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中记录了西夏天盛二十二年（1170）党项寡妇耶和氏出卖土地的契约，文约内容反映了黑水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地区的土地私有制和买卖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当地当时的农牧业生产状况。⑤现存的西夏神宗光定元年（1211）《典押借贷文书》，是党项人柯大山典押牲口借贷粮食的债权文书，反映了西夏社会经济结构状况，可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有关规定相印证。⑥现存的西夏天庆十一年（1204）典麦残契15件，是记载当年端午节党项人刘折兀哩嵬、康吃□、笃屈■遇等典皮毯借麦的字据。⑦上述文书都具体反映了西夏时期党项人的商业贸易、土地买卖和高利贷的情形。
三、党项的文化
党项族文化的历史发展大体经过三个阶段：即内迁前的党项文化，尚处于原始文化发展阶段；内迁后在本族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汉族、回鹘、吐蕃等族文化成分，为创造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准备了条件；建国后，以西夏文字的创制为标志，开始了西夏文化时期。西夏文化由于吸收了多方面的营养，因而比党项固有的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和绚丽多姿，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园地中的一簇奇葩。
（一）宗教信仰与佛教文化
党项人在内迁前尚处于原始宗教信仰的自然崇拜阶段。《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人“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内迁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生活日趋复杂化，认为万物皆有神灵主宰；又“笃信机鬼”。对鬼神的崇拜，反映了党项社会的前进与对自然界认识的逐步深化。
党项内迁后居住的河西地区，佛教的流传已有深厚的基础，当地的汉、藏、回鹘、契丹等民族也多是佛教信徒。党项族人民历尽迁徒、战乱之苦，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害，因此很容易接受佛教的教义作为精神寄托。党项贵族也正好利用佛教作为统治和麻痹人民的工具。党项建国前，李德明开始向宋朝献马匹求取佛经。李元昊本人即通晓佛学，不仅向宋朝求经，而且向印度僧人求索贝叶经，又派遣使臣到五台山礼佛。西夏建国后，李元昊下令规定每年四孟朔为“圣节”，让官民礼佛。并广建佛寺，贮宋朝所施大藏经，又延请回鹘僧人演释经文，翻译成西夏文。毅宗李谅祚继位后，与母后没藏氏役民数万，历时六载，在兴庆府建造承天寺，供参佛听经。崇宗李乾顺与梁太后兴造甘州大佛寺和重修凉州护国寺及感应塔。西夏时修建的寺庙很多，并大力维修旧有寺院。据《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载：“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①西夏时的僧人甚多，据记载，仅一次佛事活动即发愿度党项、汉、吐蕃僧人3000员。今存西夏时的西夏文和汉文佛经、碑刻、寺庙题记中，记载了大量西夏时党项人的佛事活动。
佛教是西夏时党项人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国家专设有管理佛教与僧人的机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列名的有：和尚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其品级位在中书、枢密之下。地位极高的僧人被封为“帝师”或“国师”。西夏皇帝也多参予译经或校经。从李元昊建国后开始译经，到李乾顺天祐民安元年（1090）的53年中，共译经362帙，820部，3579卷。仁宗李仁孝时进入校经、刻经和施经时期，1189年（西夏乾祐二十年），李仁孝在大度民寺举行的法会上作法事长达10昼夜，共施西夏文、汉文佛经20万卷。桓宗李纯祐时罗大后发愿令人抄写全部西夏文大藏经。神宗李遵顼在蒙古强敌逼境之时，还以皇帝名义令人缮写西夏文泥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②
（二）西夏文字的创制与使用
党项原无文字。内迁后的党项人在和汉、藏等族接触交往中，学会了汉、藏语言和文字，并用以书写记事。《宋史夏国传》载，李元昊青年时即“通蕃汉文字”，蕃文当指藏文而言。李元昊正式建国前，亲自主持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并由大臣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当时被称为“蕃书”，尊之为“国书”，后世称为西夏文。西夏文字属表意文字体系，“字形方整”，基本笔画与汉字相同，显系模仿汉字创制。文字构成也多采用类似汉字构造“六书”的会意字和形声字等。但同汉字相比，西夏文字笔画更加繁复，多撇、捺，无直钩。会意合成字和音意合成字较多，象形指事字极少，类似拼音构字法的反切上下字合成法是西夏文字构成的一大特点。③西夏文字的创制，是党项族建立封建国家的迫切需要，它构成由党项文化发展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特色和标志。
西夏文字创制后，在国内广为推行，“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西夏与周围王朝往来表奏、文书都使用西夏文字。
1039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李元昊下令设置“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教授西夏文，培养翻译人才。西夏宗室，党项贵族子弟多入“蕃学”学习，学成后进授官职。仁宗时宗室濮王李仁忠，舒王李仁礼，宰相斡道冲等都精通汉文与西夏文。党项族学者使用西夏文记载国史，著书立说，编写刊出了各种类型的西夏文辞书，文学作品，诗歌谚语，医书历法。国家用西夏文公布法律，组织大规模的佛教经典翻译工作。西夏时期还用西夏文翻译大量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类林》、《孙子兵法三注》、《贞观政要》、《十二国》等。国家设立“刻字司”管理出版机构。从传世的文物、文献来看，西夏文字在党项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普遍使用。如今发现的西夏文书有审案文书、契约文书、借贷文约、请示报告、历书占卜辞。在一些摩崖碑石、寺壁题款、钱币印章、符牌器物上也都使用了西夏文字。
（三）文学艺术
党项人未创制文字之前，已有代代相传的口头文学，流传下来的《夏圣根赞歌》（《颂杨祖先诗》）中有：“黑头石城旷水边，赤面父陵白河上”、“皇天下千黑头福高下，大地上万赤面智不同”之句，“黑头”、“赤面”似指内迁前原居地的党项人，多以韵文学流传，所以西夏时产生的文学作品中诗歌作品尤为丰富。流传下来的有宫廷颂诗，宗教劝善诗，历史记事诗等。如五言诗《新集金碎掌置文》，长达千字。党项人善用谚语表达思想，且极富哲理。
西夏谚语集《圣立义海》中收集的谚语有：“聪明人珍视妇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妇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怀有智慧才富”等。另一部由党项族文学家梁德养编纂的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中有“钟爱美观，不会雄强；严守礼节，不会英勇”，“福伴有祸，美伴有丑”等谚语。
据《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人的乐器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横吹即竹笛一类的乐器，羌笛在历史上颇负盛名。党项内迁后，唐僖宗李儇赐党项首领拓跋思恭鼓吹全部，所以唐朝音乐对党项音乐的影响很深，到宋代西夏音乐中仍保留唐代遗风。民间音乐则较多地保留了党项原有的“土风”歌乐。李元昊建国时改革礼乐，企图回复到质朴的党项音乐，到仁宗时，下令乐官修订乐律。在西夏国家机构中设立“蕃汉乐人院”。宋朝曾请西夏的“蕃乐人”到宫廷演奏。党项人早期的绘画作品没有流传下来。在鄂尔多斯以北的那仁乌拉山，贺兰山内发现大量的岩画，画有羊、马、骑马人，磨盘和太阳等生产与生活图象，构图简单，风格粗扩、朴实，有的配以西夏文字，可确知为西夏时期党项人的作品。西夏时期的绘画、雕塑作品则多以宗教内容为题材，并藉此保存下来。如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及两地西、东千佛洞中西夏时期的壁画、雕塑艺术十分丰富。西夏绘画风格远宗唐法，近承宋风，又受到回鹘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影响，因而形成了独特的西夏绘画艺术风格。在银川贺兰山西夏皇陵出土的雕龙栏柱、圆雕人像石、石马、石狗、石螭首、石人头像等，有的造型粗犷，深厚朴实；有的刀法细腻，形象生动逼真，表现出了西夏时期雕刻艺术的高度技巧与民族风格。
（四）风俗习惯
党项人在内迁后，衣着、居住都有了改变。李元昊青年时代党项人大约多已穿着布衣和锦绮，而很少“衣皮毛”了。宋代居住在西北高原的党项人已修造土筑的居室，有官爵者还修盖瓦房。陆上交通工具以马、牛、骆驼、驴为主；水上交通工具则有用牛羊皮制成的筏子，称为“浑脱”，颇具地方特色。
早期的党项羌人曾实行原始的收继婚制。内迁后党项贵族中仍盛行一夫多妻制。包办与买卖婚姻也广为流行。宋代史籍记载府州党项有逃婚情死者，一族亲友要为死者椎牛设祭，祈祷升天。党项族实行火葬，后来也改行土葬，西夏党项王族宗室、贵族也仿效唐宋帝王的陵寝制度，修建宏大富丽的陵园，实行厚葬制度。
占卜术在党项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占卜的目的是问吉凶、决疑难。其法有四种：炙勃焦，用艾草烧羊胛骨，视其征兆；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数，类似汉族的折蕃草占卜；咒羊，夜间牵羊，焚香祷告，于野外烧谷火，次日晨屠羊，视其肠胃通则吉，羊心有血则不吉；矢击弦，用箭杆击弓弦，听其声而占算战争胜负和敌至之期。占卜辞中用地支计日，可能是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党项人作战忌晦日，重单日。打了败仗后，隔三已复至其处，捉人马或缚草人埋于地，众人以箭射之，表示对亡灵的超度，称之为“杀鬼招魂”。党项人重复仇，《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跌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但仇家有丧，仇人以背负甲叶记之，则免受侵害。无力复仇者，集壮妇享以牛羊酒食，赴仇家纵火，焚其庐舍。党项人认为“敌女兵不祥”，故任其纵火而避之。
仇家和解后，则用鸡、猪、犬血和酒，用髑髅共饮起誓：“若复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账”④。
第三节西夏之亡与党项人的去向
一、蒙古人灭西夏
党项国西夏自李元昊建国，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时期，历景宗李元昊，毅宗李谅祚，惠宗李秉常三朝，计48年。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创国伊始，各项制度在不断完善中，对外以攻宋为主，促其承认夏国的存在；发展时期，历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两朝，计107年，政治上的特点是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与阶级斗争逐渐趋于表面化，激烈化，国内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对外受宋、辽、金三国局势急剧变化的影响，表现为深刻的依赖性；衰亡发表于 2011-9-26 01:39:27|只看该作者 时期，在短短的34年中，皇室五易其主，历桓宗李纯祐、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顼、献宗李德旺、末帝李睍五朝，由于皇室日趋腐朽，和金朝与新兴的蒙古强敌威协，亡国之势已成。造成西夏衰败与迅速灭亡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皇室争夺王位的斗争与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之争。仁宗时是西夏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但在政治上却潜伏着深刻的危机。1170年（乾祐元年）五月，汉族权臣外戚任得敬篡权阴谋分国，几乎使西夏遭到覆亡。在金朝的支持和援助下粉碎了分国的阴谋。仁宗受制于汉人军阀，暴露了西夏党项皇室军事权力的削弱，西夏开始走向由盛而衰时期。仁宗之后皇室争夺王位的斗争十分激烈，1119年（辽天庆元年）桓宗李纯祐即位，到1206年（西夏应天元年）被宗室越王李仁友子李安全与李纯祐母罗氏合谋废黜，立李安全为帝，是为襄宗。
1211年（西夏皇建二年），西夏宗室齐王李遵顼又发动宫廷政变，废李安全自立为帝，是为神宗。皇位的频繁更迭，西夏统治者为了各自的利益，面对金朝与蒙古两大强敌，不但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反而被其互相利用，致使西夏本身更加削弱，难以自保。
第二，对外政策上的错误。桓宗李纯祐即位后基本上奉行仁宗时期政治方针和对外政策：对内安国养民，对外附金和宋。其时北方蒙古兴起并日渐强大，成为对西夏的严重威胁，要使西夏继续生存下去，其国策应是安定国内，联合宋、金，共同抗拒蒙古。李安全篡位，改变了长期与金朝盟好的国策，依附于新兴的蒙古，与金朝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战争，使夏、金双方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受到严重挫伤，同时促进了蒙古的迅速崛起，并南下侵扰。神宗李遵项继位后，承袭了襄宗开始的亡国之策，妄图乘蒙古攻金的机会扩大领土，对金朝连连出击。神宗附和蒙古侵金的政策，不仅不能消除蒙古的威胁。反而把西夏降为蒙古的附庸，受其役使。
1217年（西夏光定七年）十二月，蒙古军围西夏都城中兴府，神宗惊惶逃走。其后西夏不断受蒙古侵扰并被令征兵，神宗时而联金抗蒙，时而联宋侵金，时而又被蒙古役使侵金。附蒙侵金引起西夏统治集团内部与广大人民的不满。1223年（光定十三年），成吉思汗进攻西夏，神宗附和蒙古侵金的政策彻底失败，于12月宣告退位，传位于次子李德旺。李德旺即位后立即改变国策，宣布和金抗蒙，但这时蒙古大军已兵临金都，金朝自顾不暇，已无力援助西夏，西夏之亡，危在旦夕。
第三，统治阶级的腐败与社会矛盾尖锐化。西夏在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两朝封建经济发达时期已潜伏着危机。党项贵族在日趋封建化和接受汉族文化的同时，也过起了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宗室晋王察哥当权，“贿货公行，威福自用”，强占民室数处；年已70余，还姬妾成群。党项贵族世家，也都以奢侈相尚。广大党项部民则遭受残酷压榨与盘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142年（西夏大庆三年）西夏发生饥荒，民间一升米涨到百钱。1143年三至七月，国都兴庆府，夏州等地连续发生强烈地震与严重饥荒，党项部民无法生活下去，起而反抗朝廷。同年七月，西夏的威州、静州、定州等地的党项大斌、埋庆、竾浪、富儿等部都爆发了由党项首领哆讹领导的武装起义，有的起义军达上万人。起义军被汉人军阀任得敬镇压下去。仁宗时，党项贵族日益沉湎于腐朽的生活，侈靡挥霍，到蒙古入侵之时，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献宗李德旺时殿中御史上疏中说：“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①1226年（西夏宝义元年）蒙古军攻破应里（今宁夏中卫），见夏国“仓库无斗粟尺帛之储”②。西夏劳动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甚至出现“饥民相食”的悲惨局面。但是党项贵族依然挥霍无度，“清歌夜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对国家危亡置若罔闻，也提不出任何拯救的办法。统治集团彻底腐朽，西夏灭亡已成定局。
从1025年三月，成吉思汗借口西夏收纳蒙古仇人，率兵进攻之，后又于1207、1209、1217三次进攻西夏，主要目的是打击西夏，为灭金朝消除后顾之忧，或促使西夏附蒙古联合攻金。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取得胜利回到漠北，以西夏不屈，决计灭之。1226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自北境长驱深入，攻入西夏。五月，西夏上皇神宗李遵顼病死。七月，献宗李德旺也惊忧而亡，献宗侄李睍被拥立为帝。1227年春，成吉思汗大军围西夏国都中兴府，敦促李睍投降，被拒绝。半年之后，粮尽援绝，末帝走投无路，向蒙古请降，并求宽限一月献城。1227年（宝义二年）七月，末帝李睍出降，被蒙古军所杀。党项所建的西夏国遂亡。
二、西夏灭亡后的党项人
从唐末、五代之后内迁的党项族因居住地区的不同，除以党项为主体建立西夏国外，其余的党项人还分属于辽、宋、金等王朝管辖。西夏既亡，元朝统一全国，西夏党项贵族上层统治阶级在元代的大一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元朝称西夏为河西，或称唐兀，视同色目。政治上给予优厚待遇。元初在西夏故地设立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简称为西夏行省，后改为甘肃行省，任用党项人管理其它各路诸事务。元太宗窝阔台时党项贵族斡扎箦任中兴路副管民官，世祖忽必烈时其子朵儿赤为中兴路新民总管。
1268年（至元五年），世祖擢高智耀为西夏中兴等路提刑按察使。顺帝贴睦耳时，亦怜真班为甘肃行省平章政事，其兄阿乞刺任甘肃行省左丞。元末在中央任职的党项官员察罕孙亦力撒合、余阙等人，常“奉使河西”，视察民情。
元代，西夏党项人在元朝的统治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以西夏子弟多俊逸，欲试用之”。起用党项贵族上层进入元朝中央与地方统治机构中任要职，如翰林学士高智耀，南台御史中丞亦力撤合、湖广行省平章李恒、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伽、宣政院使杨暗普、知枢密院事暗伯等，比比皆是。元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党项上层人物还进入元朝皇室，并卷入了元王朝争夺皇位的宫廷斗争。元武宗选唐兀氏为妃，生文宗图贴睦耳，死后追谥为文献昭圣皇后。党项人乞台普济，一家祖、父、子均于太祖、世祖至武宗时“一门之间，三为丞相”，权力显赫一时。元顺帝时，在中书盛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任要职的党项人约占前朝总数的一半。顺帝妥懽贴睦耳时每日于内廷和中书聚议大事的8位大臣中就有平章政事阿乞刺，参知政事纳麟两位党项大臣。
党项人在元朝的军事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西夏亡后，西夏境内的各民族均成为蒙古军征兵的来源。世祖时，元朝在西夏地区征调军队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由西夏人专门组成的军队，称唐兀军，设唐兀卫亲军都指挥使，由党项人任职。镇戍军为地方性驻军，如元末的庐州戍军“一军皆夏人”。元代一批杰出的党项族出身的将领，如察罕、塔出、木花黎、昔里钤部、昂吉儿、李桢、李恒、拜延等，在对金、宋的作战担任统帅或指挥官，在元朝的统一战争中建立了功勋。有的党项上层分子参予了元朝平定内乱，镇压各民族地区的反抗斗争与反元大起义，最后成为元王朝的殉葬品。
党项人积极参予了元代的经济建设。任职元中兴路新民总管的党项人朵儿赤，“至官，录其子弟之壮者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③。战乱之后，元朝在西夏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开辟水田，“民之归者四、五万户，悉授田种，颁农具”①。1271年（元至元八年），元朝政府给当地羌、浑等各民族8000余人“牛具，使力田为农”①。党项人还在河西地区、淮西、云南、上都（故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辽东等地主持屯田。党项工匠在元代备受重用。
党项人对元代文化的发展也有较大的贡献。党项族上层屡次向元朝皇帝建议保护儒士，提倡以儒术治国。元朝实行科举取士后，党项人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据《元统癸酉进士录》记载，1333年（元元统元年）一科，党项人进士及第者8人，在元代的色目人中占取士的三分之一居首位，党项人余阙中本科殿试一甲一名（状元）。余阙诗文俱佳，曾参予编修宋、辽、金三史。有《青阳先生文集》等著作传世。参予修撰宋、金二史的还有党项学者斡玉伦徒，刘沙刺班、纳麟等。以文学著称并著文集的还有孟昉、贺庸，王翰、张雄飞、甘立、昂吉、迈里古思等人，元代曾大量刊印西夏文佛经，称《河西字大藏经》，说明党项人在元代为弘扬佛教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元一代，当被灭国的西夏党项人在为元朝统治者殚心竭智地奉献才能的同时，也为党项族自身在历史上的消失创造条件。无论是留居西夏故地的党项人，或被元朝政府派遣到各地做官的党项人，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在他们中间发生了改姓易名，甚至改变族属的情形。远离西夏故地的党项官吏，屯军的士兵由于环境的改变，在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乃至心理状态等方面也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今遗存于甘肃省酒泉县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②，记载了在元朝任官职的党项人举立沙家族相传6世130多年的活动及其世系。从一世举立沙之后己不用党项人名而改用元代蒙古人习用的名字。河南濮阳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与当地发现的杨姓族谱，证明现今居住在濮阳城东柳乡杨十八郎村等10余个自然村中的3500多杨姓居民为西夏凉州土著唐兀氏的后裔，有人认为其民族成分应是党项族或藏族①。安徽发现的《余氏宗谱》记载了元末为官的党项人余阙一系相延至今已延续27世的渊源继承关系②。在四川、贵州各地也发现有《余氏族谱》。如西昌礼州和合江焦滩的《余氏族谱》均记为蒙古族，在犍为也发现同样的名为《蒙族源流》的余氏族谱。有人认为四川余氏的来源“极可能与元人余阙有关，而与元朝皇室无涉”③。说明元代党项人或唐兀人被后人认为与蒙古人等同，也反映了党项族在元代的演化过程，有一部分党项人后来变成了蒙古族。元代移居安徽庐州的党项人余阙，对当地来自西夏故地的戍守士兵，深虑在异乡的“其习日以异，其俗日不同”。但同时也承认即便在西夏的故土上，“亦莫不皆然”。寄希望于元朝政府派遣官吏到河西去恢复党项旧俗。但是民族融合与民族消失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他们今天已成为汉族或其它各民族的成员之一了。
西夏亡后党项人的下落有两个主要的去向：一是根据调查，今四川省西康木雅地区有“西吴甲尔布（王）”的传说，据传西夏国灭亡后，一支以党项人为主的队伍，跋涉千里，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方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小政权，当地藏民称其首领为“西吴王”，即“西夏王”。与蒙元王朝并行存在一个世纪之后，明初曾参加助讨明玉珍，立有战功，1408年（明永乐六年）被授予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从此世为明正土司，直到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因嗣绝停止世袭。木雅地区的西吴（夏）王国，前后经历了470余年。或谓此边裔小政权“无异是西夏王国的延长。而未与周围藏族同胞完全融合的木雅居民，则是西夏民族的比较纯粹的后裔”①。二是据藏文史籍载，西夏国亡前后有一部分党项王族曾经迁到了西藏的后藏地区，后来又同藏族溶为一体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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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王日蔚：《葱岭西回鹘考》，载于1935年11月《禹贡》第4卷第5期。
（11）转引自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上），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
（12）《长春真人西游记》，引自《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5册第387页。
①老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上的报告》（1956年），转引自《富乐智慧译者序》，汉译本，第1页。
①唐魏徵等撰《隋书》，李延寿撰《北史》中有《党项传》；五代后晋刘昫撰《旧唐书》中有《党项羌传》。
②突厥文《毗伽可汗碑》，见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1958年。
③如《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第5292页：党项“故地陷于土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弭药’”。党项建西夏后，吐蕃亦以此名称西夏。
④参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
⑤以上引自或转引自：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王静如：《西夏研究》第一辑《西夏国名考》，1932年；[日]冈崎精郎：《唐代党项的发展》，载《东方史论丛发表于 2011-9-26 01:43:54|只看该作者 》第一卷，其中引[日]寺木婉雅：《西藏古代民族之研究》和[日]青木文教：《西藏文化之新研究》的论证；[日]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72年。
①《旧唐书党项羌传》卷一九八，第5290页。
②同上书，第5290、5291页。
③《隋书党项传》卷八三，第1846页。
④《旧唐书党项美传》卷一九八，第5290、5291页。
⑤同③。
⑥《旧唐书》卷六○，第2343页；《资治通鉴》卷一九四，第6115页。
①《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12页。
①《辽史》卷一一，第119页。
①《宋史夏国传》卷四八五，第13991页。
①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一、一二。
②《宋史》卷四八六，第14028页。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七，第5285页。
④《宋史》卷四八五，第13994页。
⑤《西夏书事》卷一二。
①（清）周春撰：《西夏书》有10卷抄本传世。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残抄本。
②曾巩：《隆平集夷狄传》卷二○。
①宋太平老人撰：《袖中锦》。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第3137页。
③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九。
④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史组：《西夏陵区108号墓出土的丝织品》，载《文物》1978年第8期。
⑤《马可波罗行纪》卷一，冯承钧译，第72章。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内蒙古队编，马文宽执笔：《宁夏灵武窑》。
⑦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二○。
①白滨：《西夏官印钱币铜牌考》，载《西夏文物》。
②黄振华：《西夏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考释》，载《西夏史论文集》。
③分别见[苏联]《东方文字文献年鉴》，1971年；[日本]《龙谷史坛》第77号，1979年。
④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
①《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②参见史金波著：《西夏佛教吏略》，第88页。
③史金波：《西夏文化》。
①《辽史西夏外纪》卷一一五，第1524页。
①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四二。
②《多桑蒙古史》，冯承钩译，第147页。
①《元史》卷一三四，，第3255页。
②《元史》卷一四八，第3496页。
③《元史》卷一七○，第3999页。
①白滨、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载《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②任崇岳，穆朝庆：《略谈河南的西夏遗民》，载《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第五章沙陀
第一节沙陀的起源、内迁及与唐朝的关系
一、沙陀的起源与内迁
沙陀原名处月，为西突厥别部。处月分布在金娑山（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格多山，一说为尼赤金山）南，蒲类海（今新疆东北部巴里坤湖）东，名为“沙陀”的大沙漠一带，因此号称沙陀突厥，简称沙陀③。沙陀亦作“沙陁”。
唐代文献将沙陀原来的名称处月，译写成“朱邪”，作为沙陀统治者氏族的姓氏。
633年（唐贞观七年），处月部首领曾随西突厥贵族阿史那弥射至长安朝见唐太宗李世民。后来，处月隶属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642年（贞观十六年）乙毗咄陆可汗攻唐伊州（今新疆哈密市），又遣处月、处密（亦作“蜜”）二部围天山军（治所在今新疆托克逊县东北）。唐安西都护郭孝恪击退西突厥军，并攻克处月俟斤（官号）所居住的城。④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四月，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降唐，处月朱邪阙俟斤阿厥也内属于唐。⑤
651年（唐永徽二年）贺鲁反，沙陀的朱邪孤注响应之。但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反对他们，唐高宗即以贺鲁原来的官职授予沙陀那速。652年（唐永徽三年）春正月，弓月道行军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等生擒朱邪孤注。⑥翌年，唐朝撤销瑶池都督府，在原先处月分布的地区设置金满、沙陀二州。657年（唐显庆二年），唐安抚大使阿史那弥射至伊丽水（今新疆及其迤西伊犁河），当时已西走的处月部向他归降。阿史那贺鲁叛乱平定以后，处月部属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管辖。①
662年（唐龙朔二年），处月首领沙陀金山跟随左武卫将军薛仁贵败铁勒于天山。②沙陀金山因功被授予墨离军讨击使之职。
702年（唐长安二年），沙陀金山升任金满州都督，封张掖郡公。他死后，其子辅国嗣。712年（唐先天元年）处月部因避吐蕃，迁居北庭（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辅国率其部属至长安朝见唐玄宗李隆基。
714年（唐开元二年），辅国复任金满州都督。唐玄宗封其母鼠尼施氏（西突厥五咄陆氏族之一）为鄯国夫人。后来辅国进封永寿郡王，死后，子骨咄支嗣。
742年（唐天宝元年），唐朝任命骨咄支兼任回纥副都护。安史之乱起，骨咄支参加平叛有功，唐肃宗李亨授予他特进、骁卫上将军。他死后，子尽忠嗣。尽忠升任金吾卫大将军，封酒泉县公。8世纪中叶以后，吐蕃占据河西走廊等地，沙陀与唐朝的联系受阻而中断。
唐贞元（785—804）中，沙陀部七千帐归吐蕃。吐蕃迁沙陀部至甘州（治所在今甘肃省张掖县）。后来回鹘取凉州（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县），吐蕃首领怀疑尽忠暗中与回鹘勾结，准备迁沙陀至黄河以北地区。沙陀部人为此非常害怕。尽忠与其子朱邪执宜商量，执宜说：“我世为唐臣，不幸陷污，今若走萧关（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自归，不愈于绝种乎？。”③808年（唐元和三年），沙陀部3万人东迁。吐蕃军追击，沙陀部且战且走，沿洮水（今甘肃省黄河支流洮河）至石门关（位于今宁夏固原县西北），战斗数百次，部众大半战死，尽忠阵亡。最后，负伤的朱邪执宜率领余众近万人，带着3000匹马，逃到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唐朝安排沙陀部在盐州（治所在今陕西省定边县）居住，并为之设置阴山府，任命朱邪执宜为阴山府兵马使。沙陀部的老弱陆续至盐州会合。尽忠弟葛勒阿波也率残部700人投奔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唐朝任命葛勒阿波为阴山府都督④。这是沙陀内迁之始。
二、沙陀与唐朝关系
朱邪执宜至长安朝见唐宪宗李纯。宪宗赐给他“金币袍马万计，授特进、金吾卫将军”⑤。
809年（唐元和四年），范希朝调任河东节度使。唐朝命沙陀跟随范希朝迁往河东。范希朝挑选该部骁勇的骑士1200名，组成“沙陀军”。其余的沙陀部众被安排在定襄川居祝从此，朱邪执宜以神武川（今山西省山阴县东北一带）的黄花堆（今山西省山阴县东北黄花梁）为根据地⑥。沙陀部改称阴山北沙陀。
810年（唐元和五年），唐宪宗命河东范希朝等四军讨伐镇州王承宗，朱邪执宜率沙陀军700为前锋。王承宗军数万人埋伏在木刀沟（今河北省行唐县南至安平县东北之承滋河），沙陀军至，箭如雨下，执宜率军横冲敌阵，后军继进，大败镇州军。朱雅执宜因功升任蔚州（治今河北省蔚县）刺史。
813年（元和八年），唐朝命朱邪执宜屯天德军（时治所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右旗西南“西受降城”），以防回鹘南下。
814年（元和九年），唐朝伐吴元济，调执宜隶属李光颜军。平元济后，朱邪执宜因功进升检校刑部尚书。
821年（唐长庆元年），执宜入朝，留宿卫，任金吾卫将军。大和（827—835）中，唐朝委执宜治云州（治所在今山西省大同市）、朔州（治所在今山西省朔县东北马邑）塞下11处废府，以防御北边，号称代北行营，由他担任行营招抚使，兼阴山府都督①。
朱邪执宜死，子赤心嗣。
839年（唐开成四年），回鹘宰相掘罗勿送给赤心良马300匹，约他一起进攻回鹘彰信可汗。可汗兵败自杀。
843年（唐会昌三年），唐朝伐潞州刘稹，命赤心率领代北行营3000名骑兵为前军。赤心率军破石会关（在今山西省太谷县南昌源河上游东岸），又助忠武节度使王宰攻克天井关（在今山西省晋城县南太行山上）②。河东都将杨弃与刘稹约为兄弟，亦反。次年春二月，赤心与监军使吕义忠等生擒杨弁③。潞州平定后，朱邪赤心因功升任朔州刺史，仍兼代北军使。
847年（唐大中元年）五月，吐蕃论恐热趁唐武宗李炎去世之际，进攻河西。河东节度使王宰率领代北诸军反击。沙陀朱邪赤心担任前锋，从麟州（治所在今陕西省神木县北）渡黄河，在盐州打败恐热。吐著军撤退④。在这一战役中，朱邪赤心勇冠三军，所向披靡。敌军畏之，说“吾见赤马将军火生头上”⑤。战后，赤心调任蔚州刺史，兼云州守捉使。
868年（唐咸通九年），戍桂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的徐州籍士兵起义，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首，转辗回徐州。唐懿宗李漼派大将康承训为徐州行营都招讨使，进军徐州。①康承训以朱邪赤心为太原行营招讨、沙陀三部落军使，随之一同出征。镇压戍兵起义后，朱邪赤心因军功升任大同军节度使。唐朝赐予国姓“李”，名“国昌”，并赐京城亲仁里官邪一所。不久，李国昌先后调任鄜延节度使、振武节度使，晋升检校司徒②。
878年（唐乾符五年），李国昌子沙陀副兵马使李克用杀大同（治所在云州，即今山西省大同市）防御使，自称留后。③唐朝几次征讨李国昌。李氏父子战败，率宗族逃入达靼族分布区。李克用骁勇善战，军中称之为“李鸦儿”。他一目失明，显贵以后，又号“独眼龙”。他能在百步以外射中针或马鞭，达靼人很佩服他④。
880年（唐广明元年）冬十二月，黄巢率起义军进入长安。
881年（唐中和元年），沙陀都督李友金向代北监军陈景思建议起用李国昌父子。唐朝赦免李国昌，任命李克用为代州刺史，兼忻、代兵马留后，率本部军兵出征黄巢。李克用又募达靼诸部万人从军。次年十二月，李克用升任雁门节度使，率军4万人至河中（治所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西蒲州镇）。883年（唐中和三年）夏四月，李克用攻入长安。五月，李克用加官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陇西郡公，时年方28岁，在替唐朝收复京师长安之战中，“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⑤。从此，李克用由镇压黄巢起义发迹，依仗其军事实力，成为唐末政治舞台上风云人物之一。
李国昌是时被任命为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⑥。
李克用继续参加唐朝镇压黄巢起义的军事行动。
884年（唐中和四年）夏五月，李克用追起义军至山东冤句（治所在今山东省曹县西北），粮尽而回。他途经汴州（治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时，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朱温）忌李克用功高且桀迈难制，在城内上源驿宴请李克用，将他灌醉后发兵围攻驿馆。李克用被亲兵拼命救出，部下300多人被杀。从此李克用和朱全忠结下深仇大恨⑦。
李克用回太原后，大规模招募和训练军队，并向唐帝八次上表控告朱全忠，要求出兵报仇。当时唐朝已经衰落，无力干预藩镇之间的纷争。唐僖宗只能派遣亲信的宦官进行调解，并于是年八月间晋封李克用为检校太傅、陇西郡玉⑧。
在这以后，李克用开始逐鹿中原，主要是同朱全忠争霸。885年（唐光启元年），控制唐僖宗李儇的宦官田令孜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发生冲突，派邠宁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省彬县）朱玫、凤翔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李昌符等进攻王重荣。王重荣向李克用求救。是年十二月，王、李联军打败朱玫等。李克用进逼京城。田令孜奉唐僖宗逃往凤翔，接着又迫傅宗西去宝鸡，再迁兴元（治所在今陕西省汉中市东）。⑨
887年（唐光启三年）二月，李克用之父代北节度使李国昌卒。⑩
888年（唐文德元年）三月，唐昭宗即位。李克用被晋升为检校太师兼侍中。890年（唐大顺元年）四月，朱全忠上表给唐昭宗李晔，要求与河北三镇一起，出兵剿除李克用。五月，唐帝采纳宰相张濬的建议，剥夺李克用的官爵与国发表于 2011-9-26 01:51:01|只看该作者 姓的属籍，以张濬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并调集其它藩镇军队，进攻李克用。张濬军战败。李克用上书唐昭宗表白自己蒙受不公正待遇。翌年正月，唐帝恢复李克用所有官爵，二月又加官为守中书令。①
895年（唐乾宁二年）秋七月，邠宁节度使王行瑜之弟与凤翔节度使节李茂贞义子为争夺唐昭宗至其兄或义父镇守之处，互相攻击，京城大乱。唐昭宗逃入长安南山，遣内侍下诏书召李克用讨伐王行瑜。季克用进军渭桥，迎唐昭宗回京。十一月，王行瑜败逃，被部下杀死。十二月，唐昭宗封李克用为晋王。②
897年（唐乾宁四年）秋八月，李克用因幽州节度使刘仁恭抗拒命令，并囚禁其使者，欲杀害所派驻的戍将，亲自领兵进攻刘仁恭。九月，李克用至蔚州东安塞军。幽州骑兵前来进攻。李克用军出击，天大雾，在木瓜涧中幽州军埋伏，伤亡大半。③李克用败回太原。
898年八月，唐昭宗自华州（今陕西省华县）回长安，改元光化，遣使调解李克用和朱全忠怨仇。朱全忠因兵力强大，仍战斗不止。901年（唐天复元年）二月，朱全忠军攻入河中。河中节度使王珂是李克用女婿，李克用因进军道路被对方封闭，无法救援，女婿、女儿被俘。④三月，朱全忠令其将氏叔琮等攻入河东。李克用曾被困于晋阳。氏叔琮因军中大
疫才退兵。从此，李克用由于双方兵力悬殊，不再与朱全忠争高低。①
904年（天复四年）八月，朱全忠弑唐昭宗，立辉王李祝为昭宣帝（哀帝）。907年（唐天祐四年）四月，唐昭宣帝被迫禅位于朱全忠，唐亡。朱全忠建立梁朝（史称后梁）。是年，割据四川的王建劝李克用“各王一方”。李克用回信说：“仆经事两朝，受恩三代，位叨将相，籍系宗枝”，“誓于此生，靡敢失节”②。表达了对唐朝的忠心，谢绝王建的建议。908年（后梁开平二年）正月，李克用病卒，享年五十有三。
第二节沙陀族建立的四个政权
一、后唐（公元923—936）
五代十国时期的唐朝，由沙陀族统治者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因为沙陀朱邪氏原先由唐朝赐国姓“李”，并归入李氏郑王支系的属籍，③所以李存勖以故唐宗室自居，所建立的新政权仍以“唐”为国号，史称后唐。
后唐以东都洛阳为首都，以长安为西都。由于后唐的疆域包括其前身晋国、兼并的河北三镇等地和所灭的后梁领土，版图差不多比后梁大一倍。其辖境最大时大致包括今山西、河南、山东三省，陕西、河北两省的大部分，以及甘肃、宁夏、湖北、安徽、江苏等省的部分地区。
后唐历庄宗、明宗、闵帝、末帝四朝，前后仅14年。
李克用死后，李存勖继晋王位，为独立的割据政权晋国之主。晋仍用唐朝年号“天祐”，存勖时年二十四，由其叔父振武节度使李克宁掌握兵权。李克宁受其妻和李存颢（李克用的养子）挑唆，企图“兄亡弟立”继李克用为晋王。先擅杀大将李存质，并伺机再谋杀李存勖。李存勖接到告密后，杀李克宁。④从此，他自己掌握全部军政大权。
李存勖“乃下令国中，禁盗贼，恤孤寡，征隐逸，止贪暴，峻堤防，宽狱讼”⑤，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他又严格训练军队，规定骑兵不见敌人不得乘马，队伍排好以后不得乱走，行军期限确定后不得误期等等，违者必斩。⑥因此晋军的战斗力大为提高。政治和军事措施为其“王霸之业”奠定了基矗
910年（后梁开平四年）冬十一月，梁太祖朱温（朱全忠）企图兼并镇、定二州，赵王王镕求救于晋。李存勖派周德威率军屯赵州（治所在今河北省赵县），以援镇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正定县）王镕。十二月，梁太祖派王景仁为北面招讨使，率精兵7万伐王镕。王景仁设营于柏乡（今河北省柏乡县）。翌年正月，李存勖亲率晋军与梁军大战于柏乡附近。梁军大败。晋军杀敌2万人，夺马3000匹，擒梁将285人。⑦这一仗，梁的精兵龙骧、神威、神捷诸军几乎全部丧失，实力受到严重打击。①晋军则以少胜多，在梁、晋抗衡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王镕所统的镇州、定州（治所在今河北省定县）在910年已恢复使用唐朝天祐年号和成德军名称②，至此进一步和晋结成反梁联盟。
912年（后梁乾化二年）六月，梁太祖朱温子朱友珪弑父篡位。翌年二月，朱友珪弟友贞攻之，友珪死。朱友贞即位，是为梁末帝。后梁连经内乱，势力削弱。是年冬十一月，李存勖攻占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灭燕。翌年正月，镇州赵王王镕、定州北平玉王处直推举李存勖为尚书令，实际上尊之为盟主。③915年（后梁乾化五年）三月，后梁魏博节度使（治所在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北）贺德伦因兵变，向晋“奉币乞盟”，请代平乱。六月，李存勖进入魏州，兼领魏博节度使之职。翌年二月④，李存勖率军在魏州附近重创梁大将刘鄩军，梁军步兵7万人几乎全部死亡。这次大决战以后，后梁的军事实力急剧下降。晋军乘胜在半年之内连取卫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汲县）、磁州（治所在今河北省磁县）、洺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永年县东南）、邢州（治所在今河北省邢台市）、相州（治所在今河南省安阳市南）、沧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沧州市东南）、贝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清河县西）等地。⑤从此，河朔之地尽归晋有。李存勖兵临黄河，对后梁构成莫大威胁。
923年四月，李存勖在魏州称帝，是为后唐庄宗，改元同光。当“时唐国所有凡十三节度、五十州”⑥。
是年十月，李存勖亲率大军南渡黄河，进攻后梁。一路势如破竹。第三日即破梁中都，擒后梁大将王彦章以下将吏200多人。第八日晨，后唐大将李嗣源进抵后梁都城，开封府尹开城门迎降。当天唐庄宗进入开封，梁文武百官在马前谒见。梁末帝被其部将所杀。后梁亡⑦。十二月，后唐迁都洛阳。
925年（后唐同光三年）九月，唐庄宗派皇子李继岌及郭崇韬伐前蜀。十一月，蜀主王衍降，前蜀亡。后唐“得（蜀）节度十，州六十四，县二百四十九”⑧。
后唐庄宗李存勖平梁以后，骄奢淫逸，政治趋向腐败。他自幼擅长音乐，宠幸伶人，有时自己也粉墨登场演戏。伶人称之为“李天下”。诸伶出入宫廷，侮弄群臣，接受贿赂，卖官鬻爵，蠹政害人。李存勖并派伶人景进为耳目，探听外界消息。景进趁机进谗，干预政事，将相大臣莫不畏之。⑨。
迁都洛阳以后，后唐庄宗又重用宦官。他本来已有内侍500人在左右。924年（同光二年）正月，又下令将前朝内官、诸道监军，以及属于私家的内侍，不论贵贱，一律收进宫阙，使宦官总数增加到近1000人。给予宦官优厚待遇，使之成为心腹。本来自从903年（唐天复三年）诛杀宦官以后，宫中诸司使都以文士充任，至此又改用宦官，使其得以干预政事。又恢复诸道监军制度，不论节度使出征或留驻京城，军府中的要事都由监军决定。这些由宦官担任的监军，凌驾主帅之上，仗势争权，引起诸藩镇愤怒。①
庄宗为了满足其穷奢极侈的欲望，任用孔谦为租庸使，大肆搜括民财。孔谦“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馑，不三四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②。由于剥削过重，因此广大人民和士兵难以生活，普遍怨恨庄宗。
926年（同光四年），戍守瓦桥关（今河北省雄县）的魏博镇兵期满回原籍。当他们途经贝州时，庄宗下诏令其即在当地屯驻。二月六日，这些驻军兵变，拥裨将赵在礼为首，回魏州。庄宗派蕃汉总管李嗣源率军征讨赵在礼。三月，李嗣源至邺都（位于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北）城下，所率军队兵变，迫其为帝。③当李嗣源犹豫之际，其婿石敬瑭亦劝之。突骑指挥使康义诚说：“主上（指李存勖）无道，军民怨怒，公（指李嗣源）从众则生，守节则死。”④李嗣源从之，进军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后唐诸军纷纷倒向李嗣源。
四月，后唐庄宗亲军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反。后唐庄宗中流矢身亡，称帝仅三年。
李嗣源进入洛阳，先称监国，后即皇帝位，是为后唐明宗。改元天成。他也是沙陀人，本名邈佶烈。当十三岁时即善骑射，隶李克用帐下。后被李克用收为养子，取名李嗣源。⑤
李嗣源大力改革后唐庄宗的弊政，当尚称“监国”时，即列举“租庸使孔谦奸佞侵刻穷困军民之罪”，斩之；并废除孔谦所立一切苛敛之法，又撤销诸道监军使。由于后唐庄宗因重用宦官而亡国，因此命令各地节度使杀死所有监军的宦官。⑥他大量裁减宫内人员。唐僖宗时六宫有万人，后唐庄宗一次即夺魏军诸营妇女一千多人入宫。后唐明宗登基后规定：“后宫内职（宫女）量留一百人，内官三十人（庄宗时近千人），教坊（乐队等）一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其余任从所适。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并停”⑦。又规定节度使、防御使一年之中只在四大节日适当向皇帝进一些贡品，以表示情意；刺史虽逢四节也不进贡；州府不得科敛百姓；诸州杂税应规定合理的征收项目，不得为难商旅。⑧
后唐明宗关心农民疾苦。过去夏、秋两季田赋，每斗加征一升损耗，他决定停收这项附加税。⑨
931年（长兴三年）六月，他“命诸道均民田税”。九月，下令放五坊养的猎鹰回归山林，以后任何人都不得进贡鹰隼。他停止狩猎，为的是怕打猎时追兽入田，损坏庄稼。⑩
又下“诏开铁禁，许百姓自铸农器、什器之属，于秋夏田亩（税）上，每亩输农器钱一文五分”①。
后唐明宗在位七年余，政局基本上稳定，“年谷屡丰，兵革罕用，较于五代，粗为小康”②。人民生活有所好转。但是他当时已67岁，年老多玻933年（长兴四年）十一月，病重。其子秦王李从荣为夺继承权，领兵攻皇宫端门，兵败被杀。明宗闻从荣死，受惊昏厥，病情加重，六天后卒。③
这年十二月，李嗣源子④宋王李从厚即位，是为后唐愍（闵）帝。翌年正月改元应顺。闵帝听从臣下的谋划，企图削弱势力强大的藩镇李从珂和石敬瑭。为此，他于二月间调整六处节度使和留守。凤翔节度使潞王李从珂不服从调任“权北京留守”的命令，起兵反叛⑤。三月，闵帝派去镇压的军卒倒戈，投向李从珂。李从珂率军东进，一路所经之处大都归顺于他。闵帝逃往卫州，后被李从珂派人前往缢杀之。闵帝仅在位4个多月而亡。
934年四月，李从珂即皇帝位，是为后唐末帝（一作废帝）⑥。改元清泰。李从珂本姓王，因生于后唐光启元年（885）正月二十三日，即以“二十三”为名。⑦镇州平山（今河北省平山县）人。母亲魏氏年轻守寡，被路过平山的骑将李嗣源掠夺为妻。王二十三于十岁时找到生母。李嗣源收养为子，取名李从珂。⑧李从珂骁勇善战，屡建殊勋，深得李嗣源信任。李嗣源临死前还说：我和李从珂冒箭、石定天下，他几次解救我脱离危险，我将把军权交给他。⑨
李从珂在凤翔起兵时动员军士说：进入洛阳后，每人赏百缗钱。当时每缗为一千文钱⑩。登基后命有司千方百计搜括民财，仅得六万缗。大怒，将所有过期不交钱的人尽投之于狱，日夜拷打逼款，狱中人满为患，因而自杀的人络绎不绝。市民群聚在一起骂军士说：你们为君主奋力作战，立功也不容易。但是却使我们俟打，出钱作为赏金。你们还扬扬得意，不觉得良心有愧吗？后唐未帝取出全部库存财物，加上诸道贡献的钱财，甚至太后、太妃也捐出器服簪珥，一共才凑齐二十万缗。他只得分给从凤翔开始就追随他的将官每人两匹马、一匹骆驼和七十缗钱，军士各二十缗钱，后来在京归顺的军人各十缗钱。他言而无信，引起军人普遍不满。
李从珂和石敬瑭都是能征惯战的勇将，是后唐明宗的左右臂，但双方一向互不相让。李从珂即帝位时石敬瑭不得已入朝祝贺。李从珂的亲信大都向他建议：将石敬瑭留在京都。石敬瑭的岳母曹太后和妻子魏国公主几次向李从珂要求放他回任。李从珂见石敬瑭当时已病重，即令其仍旧出任河东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晋源镇）。①
其时，契丹多次侵扰后唐北部边境。北面行营总管石敬瑭拥重兵守边。
935年（后唐清泰二年）六月，石敬瑭领大军驻忻州（治所在今山西省忻县），朝廷遣使赐军士夏衣，军士呼万岁，石敬瑭斩为首欢呼者。后唐末帝得知此事后，更加怀疑石敬瑭。七月，末帝任命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领兵屯代州（治所在今山西省代县），以削减石敬瑭的权力。②
936年（清泰三年）三月，石敬瑭以资助军费为借口，将他存放在洛阳等发表于 2011-9-26 01:55:23|只看该作者 地的财物全部运回晋阳（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古城营西），作发动叛变的准备。③五月，后唐末帝调石敬瑭任郓州节度使（即天平节度使，治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西北）。石敬瑭拒命而反④。末帝派张敬达领兵讨伐之，围晋阳。七月，石敬瑭“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向契丹求援，“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当时手下的大将刘知远曾劝道：称臣就可以了，当儿子未免太过份；多给财物就足以诱使契丹出兵，不必割地，以免将来形成大患。但是石敬瑭不听⑤。九月十五日，契丹主耶律德光率5万骑兵在晋阳城外大败后唐末帝的军队。后唐步兵死亡近万人⑥。
闰十一月，石敬瑭与契丹主领兵南下。契丹将高谟翰任前锋，率后唐降卒先行。至上党（治所在今山西省长治市），契丹主留驻，命其将太相温率领5000骑兵护送石敬瑭前往河阳桥（在今河南省孟县西南黄河上）。石敬瑭至河阳（治所在今河南省孟县南）。末帝见大势已去，与曹太后、刘皇后、皇子雍王李重美，及马军都指挥使宋审虔等，带着传国玉玺，登玄武楼集体自焚。末帝时年五十有一，在位仅二年余。后唐亡⑦。
二、后晋（936—947）
五代之一的晋朝由沙陀人石敬瑭建立，史称后晋。他的先辈随朱邪执宜归唐，移居阴山府。父臬捩鸡善射，从晋王李克用征战有功，官至洺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永年县东南）刺史。石敬瑭原隶李嗣源麾下，为李氏婿。其妻即永宁公主，后称魏国公主、晋国长公主。石敬瑭助李嗣源夺得帝位后，被任命为保义军节度使（治所在河南省陕县），赐号“竭忠建策兴复功臣”，兼六军诸卫副使。⑧
后晋疆域，除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外，大致与后唐相同。建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历2帝，共11年。
936年十一月，“契丹主（耶律德光）作册书，命（石）敬瑭为大晋皇帝，自解衣冠授之”⑨。于是，石敬瑭筑坛于契丹主牙帐所在的柳林（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南），身穿契丹服饰，即皇帝位，是为后晋高祖。他当即将幽（今北京市）、蓟（今河北省蓟县）、瀛（今河北省河间县）、莫（今河北省任丘县）、涿（今河北省涿县）、檀（今北京市密云县）、顺（今北京市顺义县）、新（今河北省涿鹿县）、妫（今河北省怀来县）、儒（今北京市延庆县）、武（今河北省宣化县）、云（今山西省大同市）、应（今山西省应县）、寰（今山西省朔县东马邑）、朔（今山西省朔县）、蔚（今河北省蔚县）等16州割让给契丹，并每年送与契丹帛30万匹①。石敬瑭改是年为天福元年。
937年（后晋天福二年）夏四月，石敬瑭至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改汴州牙城名为大宁宫，作为行宫。七月，召留在洛阳的百官全部迁汴州。次年冬十月，契丹册封石敬瑭为“英武明义皇帝”。后晋以汴州首都为东京，以洛阳为西京。②
石敬瑭事契丹甚谨，不仅奉表称臣，称契丹主为父皇帝，岁输金帛30万，还“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又经常给契丹太后述律氏、元帅太子、伟玉、南北二王，以及韩延徽、赵延寿等大臣分送礼物。契丹君臣稍不满意。就派人来责骂，石敬瑭常为此向他们道歉。后晋的使者到契丹去，大都受蔑视甚至挨骂。使者回晋国后说起这些事，朝野都感到耻辱。只有石敬瑭敬奉契丹毫无倦意，所以他从来没有同契丹发生过纠纷和冲突。后来契丹主不让他称“臣”，只要他在表文上自称“儿皇帝”，像自己家里人一样就行。③。可是石敬瑭（892—942）的年龄，比契丹主耶德光（902—947）还大十岁。
石敬瑭及其臣僚搜括民财自肥，并大量向契丹贡献，加上水旱灾害，以致百姓普遍一贫如洗，负债累累，民不堪命。
940年（后晋天福五年）春正月，他不得不下诏：“应天福三年终，公私债欠，一切除放。”④翌年三月，又下诏：“天福四年终已（以）前，百姓所欠夏秋租税，一切除放。”⑤。
942年（天福七年）五月，石敬瑭病重不能登殿视朝，六月卒⑥。宰相冯道和马步都虞侯景延广认为石敬瑭子重睿尚在童年，国家多难，应该立年长之君。石敬瑭其它五子都已早死，于是立齐王李重贵为帝，是为后晋出帝（少帝）。⑦944年七月改元开运。
后晋出帝本是石敬瑭兄石敬儒之子。石敬儒早死，石敬瑭以石重贵为子。石重贵少年忠厚，善骑射，曾任河东节度使、东京留守等官。⑧
出帝向契丹报晋高祖之丧时，称孙而不称臣。契丹主大怒，派遣使臣责问：怎么不先向我禀告，即自行继承帝位？宰臣景延广答复时出言不逊。契丹卢龙节度使（治所在今北京市城区西南）赵延寿企图取代晋朝而称帝，趁机多次煽动契丹进攻后晋，契丹主表示同意。⑨
943年（天福八年）十二月、944年（开运元年）正月之际，后晋平卢节度使（治所在今山东省益都县）杨光远密告契丹说：后晋境内发生严重饥荒，非常困难，趁此机会进攻可以一举成功。契丹主调集山后（今河北省太行山、都军山、燕山迤北临近地区）及卢龙军共5万人，由赵延寿率领为前锋，进攻后晋。①契丹军迅速深入。944年二月，后晋马军都指挥使李守贞等，败契丹于马家口（今山东省郓城县北），契丹骑兵数千人溺死于黄河中，被俘被斩者亦达数千人。三月，耶律德光亲率大军10余万人列于澶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南）城北，与后晋出帝对阵。两军苦战至傍晚，双方死伤不计其数。日暮，契丹军撤退。②
是年十二月，契丹军又大举进攻后晋，遭晋军顽强抗击，契丹军北撤。③翌年三月，契丹8万多名骑兵又南下。在阳城（位于今河北省安国县境）附近白团卫村，后晋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重威的大军被契丹军层层包围，粮、水均荆又逢东北风大作，屋破树折，契丹军顺风放火突击。后晋军士卒愤怒，大呼不能等死，要求立即反攻。马步都监李守贞率药元福、符彦卿、皇甫遇等将逆风冒死出击。契丹军大败北撤。退往幽州。④
这两次契丹军南下，后晋处于劣势，全靠沙陀、汉两族将士用命拼死抵抗，才转败为胜。由于契丹军连年出征，后晋疲于奔命，边民生命涂炭，契丹人民及其畜群损失也很多，国人厌战。甚至述律太后也有和解之意，对其子耶律德光说：即使你得了后晋的土地，也不习惯在那里居住；万一有什么闪失，你后悔就来不及了。⑤
946年（开运三年）十月，后晋派杜重威和李守贞领兵北上，接应诈降的契丹瀛州刺史刘延祚和赵延寿。十一月，后晋军至瀛州，只见一座空城，连忙南撤。杜重威等一路上焚烧民房，抢夺妇女，至滹沱河（在今河北省西部），与契丹军夹河对峙。十二月，契丹军包围晋军，内外断绝，军粮将荆贪财怕死的杜重威妄想也当“儿皇帝”，率诸将降于契丹。契丹军顺利南下。降将张彦泽率领2000名骑兵首先攻入开封。出帝自焚未果，降契丹，⑥后晋亡。
三、后汉（947—950）
五代中的后汉朝，由沙陀人刘知远建立。史称后汉。定都于汴。其疆域，除秦州（治所在今甘肃省秦安县西北）、凤州（治所在今陕西省凤县东北）、阶州（治所在今甘肃省武都县东南）、成州（治所在今甘肃省成县）转归后蜀所有外，其余大致与后晋相同。历2帝，共4年。
刘知远原为后唐明宗时偏将，曾在战场上救过石敬瑭。石敬瑭即帝位后，任命刘知远为侍卫亲军都虞侯，领保义军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省陕县）。941年（后晋天福六年），任河东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945年（后晋开运二年），后晋出帝封他为北平王。①
947年后晋亡以后，契丹主纵兵到处抢劫，谓之“打谷草”。又以奖励“平晋”之30万契丹兵为名，搜括原后晋国境内府库及民间财富，以致民不聊生。各地纷纷起义②。
是年二月，刘知远在太原即皇帝位，是为后汉高祖。改这一年为天福十二年。相州、代州、晋州、陕州、潞州等地纷纷归附后汉。③
刘知远准备搜括民财，用以犒赏将士。其妻李氏劝说：初创大业，还没有带给百姓任何好处，反而掠夺他们赖以生存的资财，这决不符合新皇帝救民的宗旨。不如把宫中所有的财物都拿出来劳军，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人们决不会因此而有怨言。刘知远采纳其言，赢得了军民的拥护。④
这时，中原东部的起义军凤起云涌，收复了宋州（治所在今河南省商丘县）、毫州（今安徽省毫县）、密州（治所在今山东省诸城县）。宋州在开封东，相距不远。契丹主闻讯大惊⑤。三月，耶律德光以天气转暖，难以久留为借口，北归，任命其舅兄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留守汴州。四月，耶律德光途中病死于栾城（治所在今河北省栾城县西）北。五月，萧翰也北归。汴州空虚。六月，刘知远至汴州，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⑥
947年（天福十二年）九月，刘知远出兵北征。十月，攻邺都，十一月杜重威降。十二月，刘知远回开封。948年，改元乾祐。正月，刘知远病故，在位不满一年⑦。
刘知远传位于第二子刘承祐，是为隐帝。
948年三月，护国节度使李守贞在河中（治所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西）自称秦王。他联合凤翔节度使王景崇、占据长安的赵恩绾，发动“三镇叛乱”。隐帝发兵征讨，诸将不肯进攻，久而无功。八月，任命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督诸军作战。郭威筑连城围李守贞⑧。949年（乾祐二年）七月，郭威部将郭从义杀赵恩缩。郭威攻入河中外城。李守贞见大势已去，自焚死。⑨
“三镇叛乱”平定以后，后汉隐帝更骄纵，重用奸臣和宦官，诛杀重臣。
950年（乾祐三年）十一月，隐帝杀枢密史杨邠、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并诛其九族。又下密诏要杀枢密使郭威等。澶州节度使李洪义将密诏送交郭威。郭威从邺都率军南下开封。隐帝被杀，年仅二十。⑩
郭威议立刘知远之侄徐州节度使刘贇为嗣君，郭威请太后临朝。是时辽（契丹）军南侵洺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永年县东南）。十二月，郭威领大军北征，至澶州。将士以黄旗披于郭威身上，呼万岁，拥戴为天子。即日回军南下开封。太后命郭威监国。第二年正月，郭威即帝位，国号周（史称后周）。后汉亡①。
四、北汉（951—979）
五代时期十国之一的汉国，由沙陀人刘崇建立，史称北汉。刘崇是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官居河东节度使兼中书令。951年（后周广顺元年）正月，周太祖即皇帝位，后汉亡。又杀刘崇之子刘贇。刘崇于是月即帝位于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古城营西古城），以晋阳为都城，仍用后汉乾祐年号。北汉时有并（治所在今山西省晋阳县）、汾（今山西省汾阳县）、忻（今山西省忻县）、代（今山西省代县）、岚（今山西省岚县）、宪（今山西省静乐县西南娄烦）、隆（今山西省祁县东南）、蔚（今河北省蔚县）、沁（今山西省沁源县）、辽（今山西省左权县）、麟（今陕西省神木县北）、石（今山西省离石县）十二州。②其地绝大部分在今山西省北部，只有两州分别在邻近的今河北省和陕西剩北汉依附于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后被北宋所灭。历4主，共29年。
北汉立国后，国小财乏，宰相月俸从后梁时的200缗（千文），减为100缗，节度使仅30缗，其余官员只略有津贴，大多数官吏贪污公款、勒索百姓，国内很少廉洁奉公的官员。③
刘崇登帝位后即与辽朝联系，准备效法后晋，向辽求援。
951年四月，刘崇遣使前往辽朝，自称“侄皇帝致书于叔天授皇帝”，请求册立。六月，辽朝派燕王述轧等，册刘崇为大汉神武皇帝。刘崇改名刘旻。④
刘崇称帝不久，即向外扩张。当年二月，次子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刘承钧先后攻晋州（今山西省临汾市）、隰州（今山西省隰县），都没有成功。九月，辽穆宗耶律璟即位，刘崇遣使前往祝贺，又称辽穆宗为叔，并请发兵一起攻晋州。十月，辽朝派彰国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省应县）萧禹厥率领奚、契丹军兵5万人，⑤同刘崇率领的2万名士兵一起，攻晋州。十一月，周太祖派王峻为行营都部署，领兵救晋州。十二月，刘崇久攻晋州不下，大雪，军乏食，辽兵思北归，听说王峻大军将至，连夜烧营撤退。后周骑兵追击至霍邑（今山西省霍县），北汉军伤亡惨重。⑥
北汉土地贫瘠，人民贫穷。百姓既要供应朝廷和军队的需要，又被迫向辽朝输送财物，因此负担过多的赋税和沉重的劳役。由于民不聊生，许多人逃入后周境内。⑦
发表于 2011-9-26 02:02:14|只看该作者 952年（广顺二年）二月，刘崇派兵3000余人进攻后周的府州（治所在今陕西省府谷县），被当地的防御使折德扆打败。折德扆乘胜夺取北汉的岢岚军（治所在今山西省奇岚县）①。
954年正月，周太祖郭威病卒。其养子、内侄柴荣继位。刘崇闻周太祖去世，向辽朝借兵，准备大举进攻后周。二月，辽朝派政事令杨衮率领“铁马”骑兵1
万多人和奚族等部族军五六万人，助北汉，刘崇自己率军3万人，和辽兵一起进军潞州（治所在今山西省长治市）②。三月，周世宗柴荣领兵前往迎战。刘崇的中军列阵于巴公原（在今山西省晋城县东北），见周军少于自己的军队，十分轻敌。北汉军进攻，后周的右军溃散。后周将赵匡胤（后来的宋太祖）等拼死抗击，北汉军大败。辽军杨衮因与刘崇发生矛盾，又见后周军势盛，只顾保全自己，匆匆撤军。③傍晚刘崇收兵，尚有万人，又遭周后军乘胜追击，伤亡殆荆刘崇披褐衣戴笠帽，率领残存的百余骑由雕窠岭（在今山西省高平县西北）日夜奔驰，逃回晋阳。④四月至六月，后周数十万大军包围北汉晋阳城，因辽朝派出数万名骑兵来援，连败后周军，周世宗撤军南归。⑤
刘崇自从在高平大败，又被围于晋阳，优愤成疾，从此将国家交其子刘承钩治理。954年⑥十一月，刘崇病卒，享年六十。北汉遣使告哀于辽，辽派骠骑大将军刘承训册命刘承钧为帝，是为北汉孝和帝。他继位后改名刘钧；“勤于为政，爱民礼士，境内初安”。他给辽帝上表时自称男（儿子）；辽帝的诏书称之为“儿皇帝”⑦。
刘钧于957年改元天会。
959年（周显德六年）冬，他和辽朝协同进攻后周。翌年正月，周恭帝命赵匡胤北征，军至陈桥驿发生兵变，黄袍加于赵匡胤之身，拥立为帝，后周亡，宋朝始建。从这年夏天起，北汉的军队屡败于宋。⑧
刘崇在世时，凡事必禀告辽朝。刘钧改年号、出兵支援昭义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省长治市）李筠、杀内枢密使段常，都没有向辽朝请示，因此辽朝待之日益淡保⑨
北汉地域狭小，物产匮乏，而每年又必须输送大量物资和钱财给辽朝，因此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为此刘钧任命五台山僧继颙为鸿胪卿。继颙本是已故燕王刘守光之子，为人多智慧，善理财。他每年将五台山佛寺从契丹取得的马数百匹，献给刘钧，又在柏谷山（在今山西省长治市北）开矿炼银，使北汉有足够的财源。继颙后来官至太师、中令书。⑩
宋太祖赵匡胤曾经通过边界上的情报人员转告刘钧说：以前你家和周朝是世仇，现在我们之间并无仇恨，何必使这一带的人民遭难呢？你若有志于中原，应该下太行山来决一胜负。刘钧答云：河东的土地甲兵不及宋朝十分之一，我守在这里，只是为了使汉国的祖先能常受祭祀。赵匡胤同情刘钩所说，并转告他，我给你开一条生路。从此以后，直到刘钧死，宋朝再没有出兵进攻北汉。①刘钩终因势力衰弱，国家窘迫，优虑致疾，于968年（宋乾德六年）七月死。在位13年，享年四十三。养子继恩即位。②
刘继恩本姓薛，是刘崇的外孙。其父薛钊死后，母亲改嫁何姓。刘崇因刘钧无子，命收薛继恩为养子。继恩告哀于辽朝后登帝位。九月，被供奉官侯霸荣刺死，年仅三十四，在位仅60天。人们都怀疑，行刺刘继恩的主谋是参议中书事的顾命大臣郭无为。郭无为立刘继恩弟继元为北汉国主③。
刘继元本姓何，是继恩的异父同母弟。父母死后，也由刘钧收为义子。继元为人残忍，将其叔父除一个装傻者以外全部杀光，又杀其养母刘钩妻郭氏。④刘继元亦依附辽朝。
969年（宋开宝二年）春，赵匡胤亲征北汉。闰五月，宋军引汾水灌晋阳城。北汉宰相郭无为主张投降宋朝，被刘继元所杀。宋军驻扎在草地中，因连遭暑雨，军士多病，宋太祖无奈，撤军。⑤
976年（宋开宝九年）八月，宋太祖又发兵征北汉。九、十月间连败北汉军。因太祖去世，太宗赵匡义即位，召宋军撤回。⑥
979年（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进攻北汉。宋军数十万围晋阳城，自春至夏，矢石如雨，昼夜不停，城中大惧。五月，刘继元降宋，宋太宗授之为特进、检校太师、右卫上将军，封彭城郡公。北汉亡。刘继元于991年（宋淳化二年）死，被追封为彭城郡王。⑦
自808年（唐元和三年）沙陀族内迁盐州，历经唐、五代至宋灭北汉为止，前后共171年。他们以山西北部为基地，驰骋中原，先为强藩，后建三朝一国。与此同时，沙陀人长期生活在广大汉族人民中间，人口又较少（内迁时仅近万人），经过近两个世纪的相互影响，终于逐渐融合于汉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史金波、吴峰云：《西夏后裔在安微》，载《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④李绍明：《传为蒙古族之西昌〈余氏族谱〉考辩》，载《四川文物》，1988年第4期。
⑤吴天墀：《西夏史稿》。
⑥参见五世达赖：《西藏王臣记》；石泰安著、耿升译、王尧校：《西藏的文明》。
①《新唐书》卷一二人，第6153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六，第6177页。
③《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3页。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77页。
⑤《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4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第6327页；《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4页。
①《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4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三七，第7651—7653页。
③同①，第6155页。
④《资治通鉴》卷二三七，第7660、7661页。
⑤同①，第6155、6156页。
①《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6页。
②同上书，第6157页；《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93、7998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30页。
④《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6页。
⑤《资治通鉴》卷二五一，第8120、8121、8131页。
⑥《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6页。
⑦此年份与李克用官衔各书记载不一，今从《资治通鉴》卷二五三，第8195、8196页。
⑧《新五代史》卷四，第32、33页。
⑨《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8、6159页；《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第8240、8246—8248；《资治通鉴》卷二五五，第8283、8293、8295页。
⑩《新五代史》卷四，第33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五，第8305、8306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六，第8312、8313页。
③同上节，第8327—8329、8332页。
④同上书，第8345页；《新五代史》卷四，第33页等书作中和三年（883年）死。
①《资治通鉴》卷二六三，第8569、8570页。
②《旧五代史》卷二六，第361页。
③《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6页。
④《旧五代史》卷二七，第367、368页。
⑤同上书，第370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六六，第8696页。
⑦《旧五代史》卷二七，第371—373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六七，第8736页。
②同上书，第8729页。
③《旧五代史》卷二七，第383、384页；《新五代史》卷五，第42页。
④《旧五代史》作三月，《新五代史》记于正月之下。此据《资治通鉴》卷二六九，第8800页。
⑤《新五代史》卷五，第43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七二，第8881—8883页。
⑦《旧五代史》卷三○，第411、412页。
⑧《资治通鉴》卷二七四，第8946页。
⑨同⑥，第8904、8905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七三，第8912页。
②《旧五代史》卷一四六，第1945页。
③《旧五代史》卷三四，第469、473、474页。
④《资治通鉴》卷二七四，第8969页。
⑤《新五代史》卷六，第53、56页；《旧五代史》卷三五，第482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七五，第8980、8981页。
⑦《旧五代史》卷三六，第495页。
⑧同上书，第496页。
⑨同上书，第495、496页。
⑩《资治通鉴》卷二七七，第9061、9062页。
①《旧五代史》卷四二，第583、584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七八，第9095页。
③同上书，第9093、9094页。
④《新五代史》卷七，第69页，作第五子。《旧五代史》卷四五，第613页，作第三子。
⑤《旧五代史》卷四五，第618页。
⑥《旧五代史》卷四六，第625页；《新五代史》卷七作废帝。
⑦《旧五代史》卷四五，第625页；《新五代史》卷七，第71页，作“阿三”。
⑧《新五代史》卷七，第71页；《旧五代史》卷四五，第625页，注引《唐废帝实录》。
⑨《资治通鉴》卷二七八，第9093页。
⑩《旧五代史》卷四六，第632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七九，第9119、9120页。
②同上书，第9131、9132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八○，第9139页。
④《旧五代史》卷四八，第659、660页。
⑤同③，第9146页。
⑥同上书，第9148页。
⑦同上书，第9159、9161、9162、9163页。
⑧《新五代史》卷八，第77、78页。
⑨《资治通鉴》卷二八○，第9154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八○，第9150、9154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八一，第9173、9180、9191页。
③同上书，第9188、9189页。
④《旧五代史》卷七九，第1037页。
⑤同上书，第1046页。
⑥《旧五代史》卷八○，第1061、1062页。
⑦《资治通鉴》卷二八三，第9237页；《新五代史》卷九，第89页；《旧五代史》卷八一，第1067页，作少帝。
⑧《新五代史》卷九，第89页；《旧五代史》卷八一，第1067页。
⑨《资治通鉴》卷二八三，第9242、9243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八三，第9256、9260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八四，第9268页。
③同上书，第9281、9282页。
④同上书，第9288—9290页。
⑤同上书，第9293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八五，第9312、9314、9315、9318、9321页。
①《新五代史》卷一○，第100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八六，第9334、9335页。
③《新五代史》卷一○，第100、101页。
④同②，第9343页。
⑤同②，第9346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八六，第9348—9350、9356页；《资治通鉴》卷二八七，第9363、9366页；《新五代史》卷一○，第102页。
⑦《旧五代史》卷一○○，第1338—1340页。
⑧《资治通鉴》卷二八八，第9391、9396、9398页。
⑨同上书，第9410页。
⑩《旧五代史》卷一○三，第1369—1372页。
①《旧五代史》，第1374—1377页；《资治通鉴》卷二八九，第9447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九○，第9450—9453页；《旧五代史》卷一三五，第1810页，记刘崇为汉高祖从弟发表于 2011-9-26 02:11:09|只看该作者 。
③《资治通鉴》卷二九○，第9454页。
④同上书，第9460、9462页。
⑤同上书，第9456、9463、9466页。《新五代史》卷七○，第865页也作“五万”，然《旧五代史》卷一三五，第1811页作“五千骑”。
⑥《资治通鉴》卷二九○，第9467页。
⑦同上书，第9470、9471页。
①《旧五代史》卷一三五，第1811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九一，第9501页；《新五代史》卷七○，第865页。
③同上书，第9504—9506页。
④同上书，第9506、9507页。
⑤《资治通鉴》卷二九二，第9514、9515页；《新五代史》卷七○，第866页。
⑥此据《资治通鉴》卷二九二，第9519、9520页。新、旧五代史均作显德二年（955年）。
⑦《资治通鉴》卷二九二，第9520页。
⑧《宋史》卷四八二，第13934—13936页。
⑨《新五代史》卷七○，第868页。
⑩同上。
①《新五代史》卷七○，第869页。
②《宋史》卷四八二，第13936页。
③《新五代史》卷七○，第869—870页；《宋史》卷四八二，第13937页。
④同上书，第870页。
⑤同①，第870页。
⑥《宋史》卷四八二，第13938—13939页。
⑦同上书，第13939—13941页。
第六章吐蕃
自9世纪后半期，邻近汉地的吐蕃辖区爆发了一嘲■末”起义；吐蕃统治的中心地区经历了为期近30年之久的奴隶平民大起义之后，吐蕃奴隶制的统治被彻底摧毁。自10世纪起，吐蕃进入封建制社会；至13世纪初叶，封建农奴制度在乌思（一作乌斯，或作卫，即今以拉萨市为中心的地区）、藏（即今以日喀则市为中心的地区）、阿里（一作纳里，即今阿里及迤西周边地区）等地普遍确立，吐蕃社会向封建制过渡的过程，约经历了300年之久。在此期间，佛教以藏传佛教的形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相继形成诸多教派，各教派又往往与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紧密结合，成为吐蕃封建社会的突出特点。同一时期，邻近汉地的原吐蕃辖区，也陆续兴起了一些吐蕃族的地方封建势力，其中最富实力的是■厮啰政权。
第一节吐蕃封建割据的出现
一、吐蕃王室后裔与佛教复兴
被称作“邦金洛”的吐蕃奴隶平民大起义后，原吐蕃辖区内未能形成较为统一的政权。原吐蕃王室后裔欧松之子贝考赞，于公元895年为起义军擒杀，①其子尼玛衮西逃泽布隆（今西藏自治区札达县）。尼玛衮三子分据三地：长子日巴衮据玛域（今克什米尔列城），形成拉达克王系；次子扎西德衮据普兰（西藏今县），是为普兰王系；三子德祖衮据泽布隆，形成古格王系。三部分割据势力，被称作“阿里三围”（阿里，藏语领域之意）。后，拉达克王系单独发展，普兰王系绝嗣，遂与古格王系合而为一。②
古格王系的德祖衮生二子，长子柯日继父位，后出家为僧，取法名意希沃，让位与其弟松艾。松艾卒，传位与其子拉德。其时，意希沃虽已出家，但仍左右古格小王朝的朝政，力图恢复、发展佛教，曾资送民间聪颖子弟去天竺（今印度）等地学习佛教经典，仁钦桑布（958—1055）译师为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仁钦桑布曾先后在摩揭陀（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等地潜心学经，返回古格后，在意希沃建立的托林寺（996年建）内主持译经。古格王拉德为表彰仁钦桑布译经的功绩，将辖区内普兰一带的协尔等三个地方封赐给他，作为谿卡（即庄园），这是藏族古代史上有关封建领主庄园的最早记载，时当公元11世纪初叶。①
另一支吐蕃王室后裔永丹的六世孙意希坚赞据桑耶（今西藏扎囊县）一带，自称“阿达”，意为领主，同时，他又是著名的桑耶寺的寺主，身兼两任：领主和寺主，形成集政教权力于一身的封建割据势力。②
此外，吐蕃王室后裔中，还有亚泽（今尼泊尔西北部）、雅隆觉卧（今西藏乃东县）等封建割据势力。这些吐蕃王室的后裔在奴隶制崩溃以后，又陆续形成为新兴的封建领主，而且都采取利用佛教以维护其新建立起来的封建统治的手段。显然，这是与佛教在吐蕃奴隶制社会中的深远影响有密切关系的。
8世纪中叶，吐蕃赞普达玛禁佛，佛教在吐蕃全境遇到很大的破坏。但佛教并未就此一蹶不振：一部分佛教僧侣逃往吐蕃统治的边远地带，伺机东山再起；一部分佛教徒慑于禁佛命令，在家族内部传承佛教。
宗喀（今青海省西宁市一带）是吐蕃王朝统治的边远地带。9世纪中叶达玛禁佛后，有一部分吐蕃僧侣携带佛教经典，逃来宗喀传教授徒，到10世纪后半期，宗喀的丹底（今青海省平安县境内）已成为著名的佛教中心。
978年（宋太平兴国三年），桑耶地区的政教首领意希坚赞得知宗喀一带佛教盛行，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资送鲁梅楚臣喜饶等10人前往宗喀学习佛教，西藏佛教史遂以978年为“后弘期”③之始。鲁梅等人在宗喀学经受戒，返回吐蕃时意希坚赞已去世，在其子阿达赤巴的大力扶植下，鲁梅等人分别在乌思、藏等地建立寺院，剃度僧人，吐蕃地区的佛教重新得以流传，史称“下路宏法”。④
与宗喀地区佛教盛行的同时，吐蕃西境阿里古格地区的佛教势力也有所恢复和发展。前已述及，意希沃派遣仁钦桑布等人出国留学，返回古格后，建寺译经。为进一步发展佛教，意希沃又极力主张迎请摩揭陀国超岩寺上座高僧阿底峡来古格。多方搜罗黄金以作礼聘阿底峡之用，最后被敌国杀害。古格王族绛曲沃秉承其叔祖意希沃的遗愿，于1042年（宋庆历二年）迎请阿底峡来古格托林寺译经传教3年，1945年（宋庆历五年）阿底峡应堆垅（今西藏堆龙德庆县）富豪仲敦巴（1005—1064）之请，离古格前往乌思藏地区传教授徒，是为自西路传来的佛教复兴势力，史称“上路宏法”。⑤
史实表明，10世纪后半期吐蕃新兴的封建领主，极力投身于佛教的恢复和发展的活动。他们不惜花费重金，或不远千里派人受戒学经，或迎请域外著名高僧讲经传教，终于使佛教重新在吐蕃得到发展。“后弘期”中的“下路宏法”和“上路宏法”的实质，应从统治阶级的实际需要得出结论。
二、封建农奴制度的形成
在吐蕃出现割据一方的地方封建势力的同时，也有另外的不同情况。
自10世纪开始，从吐蕃西境的阿里，沿藏布（今雅鲁藏布江）到藏、乌思一带，由于奴隶平民大起义的结束，原有的居民聚落有所扩大，更有一些新的居民聚落出现。此时，农业生产力较前更为发展，除原有的水利排灌设施继续使用外，还掌握了施肥、中耕的技术，羊毛纺织的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各地农牧业及其它土特产，品种多样，数量丰富，如乌思藏地区盛产青棵和精细氆氇，塔布（今西藏山南地区东部）、工布《今西藏林芝一带）地
区农牧兼营，多畜牧业产品，阿里地区多黄金和松耳石。各地区之间交换关系频繁；来自多麦（今青海、甘肃两省）的绸缎和来自康（今西藏东部、四川西部）地区的茶叶，也都运到乌思藏地区与当地产品进行交换。①
在前述各居民聚落中的农业生产者，主要是由吐蕃奴隶制社会中的平民和奴隶转变而成的自耕农民。原来的奴隶主阶级，一部分凭借其过去的统治经验，以及远较一般自耕农民优厚的实力，逐渐变成割据一方的新兴封建领主，古格、桑耶等地的割据势力属之；另一部分奴隶主实力丧失，也成为自耕农民。当吐蕃社会向封建制过渡的早期阶段，即11—12世纪，自耕农民为数众多，封建割据势力不仅很少，而且实力也不够强大。
新的生产关系带给吐蕃社会以经济繁荣的新局面。自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另一种形式是在一些新兴封建领主的统治范围内，被称作“农奴”的劳动者，已与过去的奴隶不同，他们有了一小部分受自己支配的独立经济，生产积极性明显地高于奴隶制度下的奴隶。此时，吐蕃奴隶制政权已经崩溃，原来吐蕃王朝为平民规定的诸多贡赋和捐税，已一概取消，开垦土地也再无限制，这些都为吐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有利条件。
自耕农民内部阶级分化剧烈。有些原来的平民或奴隶，在新的形势下靠自耕起家，逐渐上升为封建领主。如11世纪时，藏传佛教噶举派创始人玛尔巴（1012—1079），出身于洛扎（西藏今县）自耕农民家庭，兼营农牧业生产，并多次赴天竺、泥婆罗（今尼泊尔）等地贩卖黄金及其它土特产品，家道由是日兴。同时，玛尔巴还兼做宗教职业者，因他在天竺等地曾从佛教高僧多人学习梵文及佛法，返回家乡后，即以译经和传授佛教密宗教法为业。玛尔巴要求门徒必须向他献上大部以至全部财产，还要替他耕地、修房，服多种劳役。②他依靠侵吞他人财产，无偿地占有他人劳动等做法，使他的阶级地位迅速地上升为封建领主。然而绝大多数的自耕农民，在各地封建割据势力的控制和胁迫下，逐渐改变了原来自耕农民的身分，成为新兴封建领主的农奴。
自10世纪吐蕃社会向封建制过渡以来，乌思、藏、阿里等地区的土地经营形式出现了空前活跃的现象，首先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③这在吐蕃土地经营制度史上是空前未有的事，在吐蕃奴隶制社会的历史文献中，迄今没有发现过买卖土地的记载，随着土地买卖的出现，将土地以陪嫁、馈赠等手段转让于他人的情况，史籍中屡见不鲜。④由此可见当时吐蕃社会的自耕农民，是享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的。
13世纪初叶，阿里、藏、乌思、塔布、工布等地区，确立了封建农奴制度，领主庄园制基本上取代了此前普遍存在的土地自耕形式，此时的个体自耕农民除极少数上升为封建领主外，绝大多数都变成了各地封建领主的农奴。
其一，12世纪末叶，达垅噶举（藏传佛教一教派支系名）的创始人扎希贝（1142—1210），以“调解争端”的手段，将达尔域、绒二地置于其统辖之下，二地人民都变成了他的属民。①到13世纪初叶，扎希贝的族侄仁钦衮（1191—1236）继任达垅噶举的主持人。仁钦衮采取订立契约的形式，将乌思地区南部的部分农民变成其属民，为其服劳役。不久，仁钦衮的属民即由82户增至5000人之多。上述“属民”即封建领主统治下的农奴。可见在12世纪末叶时，吐蕃腹心地带的乌思地区，已经有大量的个体自耕农民变成了实力雄厚的寺院封建领主的农奴，丧失了自耕农的地位。
其二，13世纪初叶，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萨班贡噶坚赞之弟桑擦索南坚赞，在藏地区的斯塘等地设立市集，修建民舍；“在仲堆、仲麦、达托、芒卡寨钦、藏哇普、夏堆麦、大那等地建立庄园；在绛迥、喀索、果斋、客尔普等地建立了许多牧场；在热萨等地牧养马匹”②。表明藏地区一个家庭的成员在其势力范围内即建立起许多庄园，从事领主庄园制的土地经营。其时，农牧产品丰富的藏地区的封建领主绝非仅此一家。
其三，12世纪末叶，藏传佛教噶当派的怯喀寺和基布寺（在今西藏墨竹工卡县一带），寺权为吐蕃王室的后裔雅隆觉卧家庭所控制。
13世纪初叶，二寺的寺主拉卓微衮波（1186—1259）利用其家庭的势力，又兼并了工布、塔布地区的数十座寺院。拉卓微衮波既是领主，又是众多寺院的寺主。这些寺院此时都有了寺属农奴，拉卓微衮波有权指派寺院总管和管理寺属农奴的官吏“米本”。③
上述史实，除表明13世纪初叶时，吐蕃各地向封建制过渡的过程已告结束，和封建领主庄园制的土地经营方式已经普遍建立之外，还反映了新兴的地方封建势力与藏传佛教寺院势力紧密结合的特点。同一时期，蔡巴、帕竹、止贡等藏传佛教噶举派的支系，也都分别由一些地方封建势力把持、操纵以至篡夺了领导权，④以僧俗一体的形式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领主。这一特点的形成对后世影响深远，藏族史上“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正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三、藏传佛教及其各教派的形成
在10世纪到12世纪末叶，吐蕃社会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时期中，藏发表于 2011-9-26 02:16:37|只看该作者 传佛教兴起，随后，藏传佛教的一些教派也陆续形成。佛教于7世纪时传入吐蕃，在吐蕃王室的大力扶植下，势力一度获得相当大的发展。9世纪中叶达玛赞普禁佛，但佛教并未就此灭绝。到10世纪后半期，即吐蕃社会进入封建制不久，佛教又在新兴封建领主的利用扶植下，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前述“下路宏法”和“上路宏法”，即是两支佛教复兴势力的活动。
10世纪后半期在吐蕃社会复兴起来的佛教，与9世纪中叶以前在吐蕃王朝时期流传了200余年的佛教，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此时的佛教是佛教与本教经过长期斗争、融合后形成的佛教，它吸收了许多本教色彩而成为具有独特地方形式的佛教，即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兴起于吐蕃社会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宗教势力与地方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上的紧密结合，这一特点使藏传佛教服务于封建农奴制度更为直接，也更具适应性。
当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兴起时，藏传佛教内部尚未出现派别，其原因主要是当时封建经济的发展尚比较分散，各地新兴封建领主阶级的实力也尚嫌不足。就宗教范围而言，藏传佛教源流不一，门户各异，此时佛教经典的翻译尚未系统完备，在教理和修习方面也属初步发展阶段。因此，建立教派的条件显然还不成熟。到11世纪中叶，吐蕃的封建经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散处各地的封建领主，其统治地位日趋巩固，当他们彼此间已有余力争夺权势时，由不同的封建领主控制下的藏传佛教，门户之见日益鲜明，由此而陆续形成若干不同派系。
最早建立的藏传佛教教派是噶当（意为教诫）派。创始人为1045年迎请阿底峡到乌思藏地区传教、并拜阿底峡为师的仲敦巴。阿底峡去世（1054）后，仲敦巴于1056年（宋嘉祐元年）在热振（今西藏林周县境内）地方修建热振寺，创建噶当派。①此派于12世纪末叶，曾与吐蕃王室后裔雅隆觉卧地方势力结合，但是它并未掌握单一地区的行政权力。
15世纪初叶，此派与当时新建立的格鲁派（黄教）合流，遂不复存在。
噶当派建立后不久，1073年（宋熙宁六年），藏地区仲曲河谷（今西藏萨迦县境内）的封建领主款贡却杰布（1034—1102），在其家乡修建萨迦（意为灰土）寺，创立萨迦派。自款贡却杰布起，萨迦寺寺主由款氏家族世代相传。款氏家族自称系吐蕃王朝时期贵族奴隶主款氏之后裔，②是为奴隶主在新的生产方式下转变成封建领主的又一例证。元代，此派得到朝廷的崇奉和支持，其领袖人物受封为“帝师”，地位显赫，成为鼎盛一时的教派。
在11世纪中叶以后陆续形成的藏传佛教各教派中，以噶举派的支系最为繁多。噶举意为佛语“传承”，以重视师长口传、门徒心领的传授方法而得名。有塔布噶举、香巴噶举两个传承系统：香巴噶举12世纪初叶创始于藏地区香（今西藏南木林县）地方，后来实力衰微，对后期社会影响不大；③塔布噶举的创始人塔布拉杰（1079—1153），原属噶当派，后改从米拉日巴（1040—1123）学习噶举派教法，于1121年（宋宣和三年）建岗布寺（今西藏朗县境内），是为塔布噶举最早的寺院。④又因米拉日巴受业于11世纪时著名译师玛尔巴，玛尔巴被认为是塔布噶举的祖师。后世称之为噶举派，均指塔布噶举传承系统，玛尔巴遂被认为是噶举派的创始人。
由塔布噶举又分出噶玛、蔡巴、拔戎、帕竹4大支派。4大支派的创立人均为塔布拉杰的弟子：
由都松钦巴（1110—1193）创立的噶玛噶举，是塔布噶举四大支派中最大的一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传承的制度，由此派率先采用，时当13世纪初叶。黑帽系和红帽系是此派两个著名的活佛转世系统。黑帽系的转世系统一直沿袭至今。此派主寺为1178年（宋淳熙五年）由都松钦巴建立的楚布寺（在今西藏堆龙德庆县境内）。①
蔡巴噶举是1175年（宋淳熙二年）由向蔡巴（1123—1194）创立的，主寺蔡寺（在今西藏拉萨市南郊）即建于是年。此派建立后不久，即被当地一封建领主噶氏家族操纵，实力称雄一时，元代曾是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一。其后实力衰落，不复存在。②
拔戎噶举创建于12世纪，创始人达玛旺秋建拔戎寺于拉堆绛（今西藏昂仁县），在当地形成过“政教合一”的局面。达玛旺秋的弟子热巴曾受中原王朝（疑是金朝，待考）“帝师”封号。后衰亡不存。③
帕竹噶举由帕木竹巴（1110—1170）创立。主寺丹萨替（在今西藏桑日县境内），建于1158年（宋绍兴二十八年）。此派建立后不久，即被当地一封建领主朗氏家族操纵了实权，后发展成为乌思藏地区最大的地方封建势力，元代曾是十三万户之一，其领袖人物迭受元、明两代朝廷封赠，实力盛极一时。
15世纪中叶以后，权势渐为下属贵族攘夺，寺院也并入格鲁派，帕竹派遂不复存在。④
帕木竹巴有弟子8人，分别建立了8个小支派，较为著名的有止贡、达垅、雅桑、主巴等四派，其中止贡、达垅、雅桑3派元代分别为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一，各自雄踞一方，实力强大，除雅桑派早在元代即已衰亡不存外，止贡、达垅、主巴等3派至今仍有流传。8小支派中绰浦、修赛、叶巴、玛仓等4派，均已先后消亡。⑤
此外，11世纪中叶至13世纪后半期，陆续形成的藏传佛教的教派还有宁玛、希解、觉宇、觉囊等派。宁玛，意为旧派，自认为保存了8世纪吐蕃时代佛教的旧传承，主要依靠寻求布施以传教，因而没有形成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但却一直流传至今。其它各派早已先后消亡。⑥
在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的历史历程中，各教派分别修建了一些寺院。寺院建成后，事实上形成了诸多个宗教文化中心，随着寺院的建成，在寺院附近出现了大小不等的集镇，农牧民的商品交换活动，也都在这里进行，因此，寺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繁荣封建经济和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出资建寺的一些僧俗不分的封建领主，也都是选在农牧业较为发达的地点，或贸易、交通要冲处建立寺院，否则无以养活为数众多的僧人。
从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之日起，历史上即不断出现各教派之间的斗争，甚至同一教派的不同支系间，也不断发生纷争。其实“教派之争”的实质是这些僧俗一体的封建领主之间为争夺权势而进行的争战。直至17世纪中叶格鲁派（黄教）寺院集团取得绝对优势地位以后，“教派之争”始基本结束。
第二节邻近汉区原吐蕃辖区进入封建社会
自吐蕃王朝崩溃后，“■末”起义席卷了邻近汉区的原吐蕃辖区。在河西陇右（今甘肃、青海两省东部）直到导江（今岷江）流域以西地区，以原属吐蕃的诸族部为主，包括汉族及其它各民族分别割据自立，“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互不统属。这些地主势力集团“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①。这一辽阔地区内的农牧业生产一向发达，由于这里是唐朝和吐蕃长年争战的前线，以及吐蕃王朝的残酷统治，致使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的破坏。随着吐蕃王朝的崩溃和■末起义的胜利，当地吐蕃等族较快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一些地区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也有所发展。
汉文史籍关于■末的记载，止于912年（后梁乾化二年）：是年二月“■末首领热逋钵督、崔延没相等并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遣还本部”②。此后的■末部已与当地各族部融合，走上了共同发展的道路，遂不再见之于史。
总之，由于邻近汉区的原吐蕃辖区，历史上受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较早，和中原封建王朝的政治联系更为直接，一些陆续兴起的地方势力，先后向唐、后梁、后唐、后汉、后蜀等王朝朝贡、请封，建立了不同程度的隶属关系。③
10世纪中叶，宋代兴起，这一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而这些地区要比远离汉地的吐蕃本部，更早一步地完成了封建化。
下面，分别叙述几个地区进入封建社会的情况和特点。
一、泾、渭二水上游地区
泾、渭二水发源于今甘肃省东部，二水的上游谷地于11世纪初叶时，有很多吐蕃族部居祝
宋初即存在着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朝的武力威胁，双方长期处于和战不定的局面。随后，宋朝不断受到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1032—1227）的侵扰，西夏又成了宋朝西北方的一个劲敌。西夏辖区从河套到贺兰山，与汉地连接西域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相邻，号称“地饶五谷，岁无旱潦”，农牧业都比较发达，加以建国伊始，武力雄强，其势力如向南扩张，泾、渭二水的上游便是首当其冲的前沿地带。
为了防御西夏南侵，自11世纪初叶，宋朝即在泾、渭上游委任吐蕃各族部的大小首领，担任各级官吏，招抚其下属人民屯田。在蕃汉杂居区，推行优待蕃部的政策，拨给闲田，免税耕种。每到春秋季节，宋朝还派军队保护其耕作和收获。吐蕃族部，名为“熟户”的，宋朝称之为“内属”臣民。宋朝还规定，禁止附近汉民购买已经拨给“熟户”蕃民的土地，已购者勒令退还，以保护屯田制度。
宋朝又通过委任的各部首领，招募一部分蕃民组成以使用弓箭为主的地方武装力量，名为“弓箭手”。充当弓箭手者，除原有的耕地外，另外再拨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种，规定二年以后缴纳一匹马，以代替租税；同时，宋朝还征调各族部人力，筑堑、浚壕、立栅、修建堡砦，以防西夏的武力侵扰。
宋朝对待泾、渭上游的吐蕃诸族部，凡属蕃人内部的纠纷，依本族习惯法处理；蕃汉民族间发生争端，则按宋朝的法律裁决。同时，宋朝还向蕃人明确其应守法律，逐步加强对本地区的治理。①
上述表明，宋朝将泾、渭上游地区的吐蕃诸族部置于其直接统治之下，推行寓兵于民的屯田政策，所规定的封建义务并不苛重，使吐蕃诸族部得以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恢复和发展生产。宋朝的管而不严，征而不重的统治，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这里的封建经济取得很大的发展。
二、凉州—六谷地区
与泾、渭二水上游相邻的河西走廊，曾被吐蕃王朝长期占据，但是原居的汉人为数众多，对较后到来的吐蕃人民在发展生产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吐蕃王朝崩溃后，唐朝继续在河西走廊的重镇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设置管理军政的官员。从唐末经五代直到宋初，凉州的吐蕃六谷部势力强大，10世纪中叶，六谷部左厢首领折逋嘉施曾向后汉请命，被授以节度使官职。②宋朝对六谷部首领的封赐格外优厚，这是由于六谷部是协同宋朝共御西夏南侵的主要力量；还由于凉州历代以产良马著称，宋朝的北路马匹来源，主要由凉州提供的缘故。六谷部首领先后有折逋葛支（宋太祖朝）、折逋阿喻凡、折逋喻龙波（太宗朝）、折逋游龙钵、潘罗支、厮铎督（真宗朝）等人，或入朝，或贡马，与宋朝关系密切。③1001年（宋咸平四年），宋朝授潘罗支管理凉州地方的行政大权。后又布施大量财物，作为修建当地佛教寺院之用。宋朝国势积弱，有“弓矢兵器不入外夷”的规定，而对六谷部却破例赐给弓箭和其它武器多种，增强其武备力量，以利于共同抗御西夏的侵扰。
1004年（宋景德元年）西夏主李继迁攻下凉州后，潘罗支集六谷部及邻近者龙族反击西夏军，大胜，李继迁中流矢遁死，先是潘罗支屡请助宋合击西夏，或以凉州路远，不能预约出兵日期而持异议，真宗赵恒认为：西夏“每来寇边，及官军出则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捍御，与官军合势，亦国家之利”。潘罗支奏捷，说明宋朝联六谷部共御西夏，取得了一定成效，六谷部因而也得到宋朝更多的支援。当1006年（景德三年）六谷部人民遭受到瘟疫蔓延的灾难时，宋朝一次就拨给犀牛角、白龙脑、安息香等各种药材76种之多，及时地解除了六谷部人民的病痛危难。六谷部向宋朝贡马，一次即达2000—5000匹，宋朝则是以汉地的彩缯和茶叶作为回赐。④
此后二三十年间，六谷部和汉地的贸易发展，商旅往来频繁，直到1028年（宋天圣六年）六谷部被强大的西夏武力攻占之前，六谷部和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
三、湟水流域—唃厮啰部地区
1032年六谷部被吐蕃攻破后，属民多退往湟水流域，依附于另一支吐蕃地方封建势力■厮啰部。
■厮啰，既是人名，又是族名，也是地名和地方封建政权名。吐蕃语，意为佛子。作为人名的■厮啰（997—1发表于 2011-9-26 02:21:48|只看该作者 065），本名欺南陵温篯逋，吐蕃赞普达玛——欧松一系的后裔，生于磨榆（或译玛域，今西藏阿里地区与印辖克什米尔接壤的地带）国。
12岁（1008年）时由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来到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
当时，河湟地区吐蕃族部的首领李立遵（据宗哥，即今青海省平安县）和温逋奇（一作温逋哥，据邈川，即今青海省乐都县），得知■厮啰系吐蕃赞普之后，可借以号召部众，遂迎■厮啰至廓州（今青海省化隆县境）。不久，李立遵又将■厮啰迁至宗哥，挟■厮啰以号令附近各族部，自封为■厮啰的“论逋”（相），较前更具实力。①
李立遵，一作李遵，又称郢成蔺逋叱，原为僧人，故称“蔺逋叱”（今译仁波且，蕃语对僧人的尊称），后还俗，割据一方。自得■厮啰后实力大振，又图谋自立为“赞普”，请求宋朝册封。宋朝不许，认为“赞普，可汗号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处■厮啰邪？且复有求，渐不可制”，②只授给李立遵保顺军节度使的官职。■厮啰虽处“赞普”位，既未请封，也未受封，实则大权旁落，而受制于人。
李立遵向宋请封赞普未遂，心怀怨恨，1016年（宋大中祥符九年）与宋军战于三都谷（今甘肃省甘谷县境），宋将曹玮以逸待劳，“迫奔三十里，斩首千余级”，李立遵战败，退返湟水流域。③
三都谷战后，■厮啰与李立遵失和。约于1023年（宋天圣元年），■厮啰迁邈川依温逋奇，与宋通好。1032年（宋明道元年），宋授■厮啰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职，授温逋奇归化将军职。旋温逋奇又阴谋取代■厮啰，发动政变，事败被杀，■厮啰迁青唐（今青海省西宁市），结束了受制于地方豪酋的无权地位，建立起当时统辖洮惶流域数十万属民的以吐蕃族为主体的封建政权，即■厮啰王朝。
■厮啰建政初期即面临西夏的武力威胁。西夏自元昊执政（1031）后，以凉州为据点，积极准备向河湟地区进攻。1035年（宋景祐二年），元昊攻破■厮啰部猫牛城（一作牦牛城，今青海省大通县境），进而又攻青唐等地。■厮啰率吐蕃诸族部反击入犯的西夏军，“数以奇计破元昊”，将元昊逐出河湟地区。④从此，■厮啰政权得以日益巩固。
1038年（宋宝元元年），宋朝授■厮啰保顺军节度使职。在相对稳定的形势下，■厮啰政权维持了近百年的统治，与宋朝一直保持臣属关系，并听从宋朝的调遣，派兵与盘踞在河西走廊的西夏军作战。■厮啰卒（1065）后，三子不和，董毡据青唐，瞎毡据龛谷（今甘肃省榆中县境），磨毡角据宗哥。至12世纪初叶，三部先后降宋，子孙内徒，受赐赵姓。⑤
自■厮啰迁青唐后，兴修宫殿，设置官府，广建佛寺，发展生产，制定了一系列的施政措施。■厮啰的辖区内草原广阔，河谷地带土地肥沃，农牧业生产都比较发达。在与境外的交流，■厮啰不断以农牧产品与内地进行广泛的贸易活动，其中马茶交易是主要的内容，也是大规模“茶马互市”的前导。另外，■厮啰部还从内地运进铁器、铜器和纸张等物品。①自河西走廊为西夏占据后，西域各地商旅去中原地区，多绕道经过■厮啰境，一时之间，青唐成为沟通中亚交通的要地，■厮啰部的商税收入大增，而且往来商贾携带的商品，部分地在■厮啰就地进行交换，从而给■厮啰市场带来空前的繁荣。
■厮啰政权有鞭笞、杻械等刑罚，但尚无成文法，诉讼从习惯法和神法。由于■厮啰本人大力兴佛，佛教僧人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在调解争端、通好联络方面，僧人起着一定的作用。■厮啰部通用吐蕃文字，以十二地支纪年，②保持着吐蕃民族的文化传统。
四、熙州（临洮）、河州（临夏）地区
■厮啰部的分裂衰落，使西夏势力得以南进，原来宋朝联合■厮啰部共同防御西夏的战略破灭，因而迫使洮河流域的熙州、河州地区必须加强自己的防卫力量。
宋神宗时（1068—1085），王安石为相，颁行新法。屯兵营田的制度也在熙河地区开展，而且较此前在泾渭上游的屯田规模更大，制度也日趋完备。当时熙河地区的居民仍以吐蕃诸族部为主，如何使蕃民纳入屯兵营田制度，以加强当地的防卫力量，是宋朝十分重视和关切的问题。此时，王安石极力向朝廷举荐王韶经营熙河地区。王韶是当时有识之士，曾诣阙上书，提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之忧”的战略远见，很得神宗赵顼的赞赏。③1072年（宋熙宁五年），宋朝派王韶招抚沿边诸蕃部。数年间王韶在熙河地区开拓土地1200里，招抚蕃族30余万。
1074年（熙宁七年），王韶又在当地招募蕃兵弓箭手，使之分驻各砦，每砦又分三五个指挥，每指挥下辖弓箭手250人，每人给地1顷，蕃官2顷，大蕃官3顷。另募汉族弓箭手为队长，逐步使蕃兵与汉兵在体制上趋于一致，加强了当地的防御力量。④但是，不少蕃民在分得田地后不善经营管理，为鼓励蕃民通过垦殖发展生产，并防止他们向私人借贷，以致无力清偿，失去土地，宋朝特别放给屯垦蕃民年息十分之一的“官钱”贷款，名为“蕃汉、青苗、助役法”⑤。同时，宋朝在熙河地区还招募了一部分蕃民，利用荒辟耕地免租牧马，推行寓马于农、兼事畜牧的政策。⑥对一些不愿从事农耕而乐于经商的蕃民，宋朝也准许他们以土地向汉民换取商品，使蕃汉两民族互通有无，各得其利。⑦
原来熙河一带，因唐蕃间战乱频仍，农田大部分荒废无收，历经五代、宋初，当地粮食都是由内地辗转运来的。宋朝的屯兵营田政策在熙河地区收到了成效，仅经过二三十年，至12世纪初叶时，熙河二州的粮食已达到自给有余的水平。⑧
随着熙河地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附近吐蕃族部与内地的联系也日益增多。经营熙河地区的宋将王韶，鉴于蕃汉两民族间马茶交易的重要作用，针对熙河地区缺乏茶叶，又以茶与蕃民易马，曾奏请朝廷运送蜀茶来熙河。①宋代，北路马源枯竭，急待开发西路马源。王韶的建议得到采纳，宋朝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机关，又在熙、河二州和雅州（今四川省雅安市）等地设立马市，经营以雅州、名山（四川省今县）等地的茶叶换取蕃马事宜。仅熙河地区在11世纪90年代，每年输往内地的蕃马即达2万匹之多。②
历史上的“茶马互市”并非始自宋代，长期以来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吐蕃各族部，即有以羊、马或其它畜产品，向汉族换取茶、绢等物品的传统。宋朝发展了这一传统的交换关系，将蕃、汉两民族间零星的马茶交易集中起来，使之成为一项大规模而有组织的贸易活动。茶马互市既反映了汉族与吐蕃族经济联系的日益增强，也表明了两民族人民之间互相依赖、互相支援的亲密关系，具有极深远的历史意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东嘎洛桑赤列著，郭冠忠、王玉平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第32页，贝考赞卒年，藏籍《增续源流》作公元923年，异。
②刘立千译，《续藏史鉴》，第3页。
①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37页；参藏文手抄本《仁钦桑布传》。
②《续藏史鉴》，第6、7页。
③西藏佛教史以佛教在吐蕃王朝的传播为“前弘期”。达玛禁佛，“前弘期”结束。978年鲁梅等人赴宗喀取经学法，使佛教得以在吐蕃重新发展，故称之为“后弘期”。
④《续藏史鉴》，第2页；《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第34、35页。
⑤《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31、32页。
①参见刘立千译：《米拉日巴传》，第37页。
②《米拉日巴传》，第57—83页。
③同上书，第23、33页。
④《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37页；《米拉日巴传》，第28页。
①《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35页。
②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等译：《萨迦世系史》，第99页。
③《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56、57页；释迦仁钦德著、汤池安泽：《雅隆尊者教法史》，第66、67页。
④《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27、130—132页。
①土观著、刘立千译：《土观宗派源流》，第49页；《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53、54页。
②《土观宗派源流》，第95、96页；《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68、69页。
③《土观宗派源流》，第60—62页；《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95、96页。
④《土观宗派源流》，第62、63页；《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96—101页。
①《土观宗派源流》，第64—67页；《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01—122页。
②《土观宗派源流》，第69页；《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25—127页。
③《土观宗派源流》，第74页；《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27、128页。
④《土观宗派源流》，第67—69页；《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28、132页。
⑤《土观宗派源流》，第69—76页；《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32—151页。
⑥《土观宗派源流》，第31—45、87—94、114—123页；《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39—50、156—163页。
①《宋史》卷四九二，第14151页。
②《册府元龟》卷九七六，第11467页下。
③《旧五代史》卷一三八，第1839—1841页；《新五代史》，卷六○，第730页；卷七四，第913—915页。
①泾、渭吐蕃诸部史料，主要根据《宋史》卷一九一，第4751—4754页；《宋史》卷二五八，第8984—8989页；参见《宋史》卷四九二。
②《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14页。
③《宋史》卷四九二，第14153—14157页。案折逋葛支疑是折逋嘉施异名，折逋游龙钵疑是折逋喻龙波异名。
④同上书，第14153—14158页。
①《宋史》卷四九二，第14160页。
②《宋史》卷二五八，第8986页。
③同上。
④《宋史》卷四九二，第14161页；《宋史》卷四八五，第1394页。
⑤《宋史》卷四九二，第14162—14168页。
①《宋会要辑槁》第8册，第7826、7827、7830页。
②《宋史》卷四九二，第14162页。
③《宋史》卷三二八，第10579页。
④《宋史》卷一九一，第4757—4759页。
⑤《宋史》卷三二八，第10576页。
⑥《宋会要辑稿》第8册，第7139页。
⑦同④，第4759页。
⑧《宋史》卷三三二，第10690页。
①《宋史》卷一八四，第4498页。
②同上书，第4953页。
第七章白蛮与僮苗瑶各民族
第一节白蛮与大理国
一、大理建立前云南地区的政治局面
9世纪末至10世纪初，在云南地区盛极一时的南诏奴隶制度，由兴盛逐渐趋向衰落。在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社会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表现得更加突出。
897年，在广大奴隶和农奴不断的反抗斗争中，南诏国的权臣郑买嗣，指使南诏国王的近臣杨登杀死了隆舜王。
902年又于杀死了南诏皇室的最后一个国王舜化真，并杀戮蒙氏亲族800余人，夺取了政权，建立“大长和国”（902—927）。
“大长和国”的建立者郑买嗣是南诏清平官郑回的第七代孙。郑氏原为汉姓，在唐朝天宝年间南诏进攻雋州时被虏入洱海地区，充任南诏国王室官员。后郑氏家庭逐渐衍变成为滇西白族中的显贵。由于“大长和国”是通过统治阶级内部的政变建立起来的，奴隶主旧势力在社会上仍然具有较深的影响。909年郑买嗣死，子郑仁旻继之。旻在位17年，政治上毫无建树，还于914年发动了进攻四川的掠夺战争，后遭到挫败，损兵折将，数万无辜死于非命，进一步激起了各民族人民的愤怒和反抗。926年郑仁旻死，由郑隆亶继位。但这个郑氏第三代王在位仅两年，剑川节度使杨干贞便利用人民的不满将其杀死，灭了“大长和国”。
杨干贞杀郑隆亶后，扶持清平官赵善政为王，建立了“大天兴国”（928—929）。
赵善政才当了10个月的国王，杨干贞又迫不及待地废弃了这个傀儡，自立为王，号称“大义宁国”（927—937）。
杨干贞称王后，不但没有把南诏末年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起来，而且他为人“贪暴特甚”①，激起朝野怨恨，不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很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也愈演愈烈。广大奴隶和农奴，为反抗压迫掠夺，纷纷起来斗争，提出“减税粮”、“宽徭役”。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潜往滇东地区组织力量，联络滇东的“乌蛮”37个部落和各派地方势力，以“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②的许诺，答应在当国王后减轻各种赋税徭役，释放奴隶，从而争取到人民的支持。在石城（今云南省曲靖市）会盟誓师，以白族封建贵族董迦罗为军师，于937年二月，举行大规模的联合起义，挥师大理，所向披靡，推翻杨干贞的“大义宁”政权，建立了封建农奴制的大理国。
从902年郑买嗣建立“大长和国”到937年杨干贞建立的“大义宁国”灭亡，仅仅36年间，即发生了三个小王朝的更迭。这是因为三个政权的社会经济性质基本上同属于奴隶制的余孽，从根本上讲，它们都不适应白族封建主积极发展封建经济的迫切要求，阻碍了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还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尚未被消灭的部分“乌蛮”奴隶主的势力，仍然影响着各个小王朝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致使南诏末期普遍存在的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各村社农民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被统治民族与统治民族之间的矛盾等等，在王朝更迭初期，经过一段短时间的缓和之后，又重新尖锐起来。加之，三个小王朝的统治者本身“暴虐无道”、“中外喊怨”①，从而加速了本身的灭亡。
二、大理国的建立及其封建农奴制
段思平为云南大理白族人，少年时代“甘贫度日”，生活很清苦。②在反对“大义宁”政权的斗争中，“凡牧牛、牧马、鸡鸣、犬吠等处，皆云段思平将为王”。③说明民间是拥护段思平的。与此同时，洱海地区的白族封建主和“东爨乌蛮”三十七部的首领们亦均表示支持他。
段思平取得政权后，改国号为“大理”。他吸取了前三代小朝廷郑、赵、杨氏统治时期的经验教训，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治理国家。首先为废除奴隶制的苛政，“更易制度，损除苛令”，④清除了原“大义宁”政权中的维护奴隶制势力的顽固派，停止了旨在掳掠人口的掠夺性战争。对罪大恶极者严加惩处，表彰贞良，抚慰百姓。
为了巩固新兴的封建制，段思平还大行分封亲属和臣属。如938年，封董迦罗为相国，封高方为岳侯，分治成纪（今记胜）、巨桥（今晋宁）、鄯阐（今昆明）；封爨氏于巴甸（今建水）等。对三十七部首领也加以特别封赏。《滇史》载：“思平之得国，其成功实赖东方诸蛮。故即加恩三十七部蛮，颁赐宝印，大行封赏。”如封“乌蛮”（今彝族）首领阿而为罗婺部长（今武定、禄劝）；封“些么徒”（属彝族）首领于河阳（今澂江）等。
除上述分封外，对段氏族人则分封于“关津要隘”和“富沃之区”，替大理国王直接进行搜括和对各领主进行监视。被封的大、小农奴主，在其封地内，享有“世官世禄、管土管民”的特权。为了扩大地盘，还经常兼并其它民族或部落的土地。在占有土地之后，有的把农奴们赶到别的地方去，有的则把农奴变为自己的耕农，再以田赋、地租、劳役、贡纳等各种手段，剥削和压榨他们。这些自耕农被固定在土地上，跟领主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各个大大小小的领主，设有许多私庄，大理国王的私庄名为“皇城”。私庄可继承，如武定、鹤庆、泸水、禄劝等地方的领主私庄，一直保留到解放前夕。在领主私庄内劳动的农奴，要抽出自己大部分劳动时间，用自己的耕牛农具，为领主耕种。各方领主和部落酋长每年必须向大理国王进贡金、银、犀、象、罗绮等珍贵宝物。领主之间常常相互攻伐，征派农奴和农民的劳役来广修城堡。在大理国王和层层封建领主的残酷压迫剥削下，各族人民过着十分凄惨的生活。一百多年前，部分地区还保有“死手权”（“吃绝业”）、“初夜权”，甚至还有屠杀广大农奴和农民的“杀人坪”。上述历史遗迹，是大理政权统治下农奴们凄惨生活的剪影。
段氏建立的大理国，疆域大体与南诏时期的版图相同。东至普安路横山（今贵州省普安县），西抵缅甸之江头域（今缅甸杰砂），南达临安路之鹿沦江（今越南菜州北部的黑水河）、北临罗罗斯之大渡河。段氏将南诏末期陷于分裂状态的各民族地区又统一起来，形成为西南地区事实上的一个多民族集合体国家。所不同的是，南诏国的统治集团系以彝族为主，而大理国的统治集团是以白族为主。
大理国下设有首府、都督、节度。首府是大理；所设都督是通海（今通海）、会川（今会理）；设节度的是永昌（今保山）、剑川（今剑川）、弄栋（今姚安）、银生（今景东）、拓东（今昆明市）和丽水（今缅甸达罗基）。后来又取消都督、节度建制，除保留首府外，下设八府、四郡、四镇。八府即会川（今会理）、建昌（今西昌）、谋统（今鹤庆）、统矢（今姚庆）、腾越（今腾冲）、鄯阐、威楚和永昌；四郡即石城（今曲靖）、秀山（今通海）、东川（今会译）、河阳（今澂江）；四镇即蒙舍镇（今巍山）、镇西镇（今盈江）、成纪镇（今永胜）和最宁镇（今开远）。此外，在被统治范围内的其它各民族的部族和部落，则直接受各府、郡的管辖，并任命土长为首领，实行羁縻统治。
三、大理国的经济情况
大理国的社会经济比南诏国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农业上突出地表现在重视水利建设和扩大土地开垦。当时在洱海地区修筑了不少水利工程，比较著名的有品甸、云南（今祥云）的段家坝蓄水和青湖蓄水，“灌溉之利，达于云南之野”；①赵州（今凤仪）的神庄江，“灌田千顷，以至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灾”；②白岩（今弥渡）的赤水江蓄水库，使农业生产出现禾麻蔽野、岁岁丰收的景象。水利的兴修，改善了耕作条件，为扩大耕地面积提供了前提。从而使居民辏集，人口增加。
1074年，四川峨嵋进士杨佐受政府委派前往云南买马，抵统矢府（今姚安）一带，目睹有不少人正在开荒种地。从统矢府又到洱海，沿途所见当地的农业生产，无论耕作技术或粮食产量，已同四川农业发达的资中、荣县等地水平接近。
在畜牧业生产方面，大理饲养的马匹“为西南蕃之最”。③从北宋起，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匹马通过“罗殿”、“自杞”（均在贵州）售于宋朝。岳飞同金人交战，所需战马的相当大一部分都来源于大理。马匹多为白族、彝族劳动人民畜养。除马以外，牛的饲养也很发达，当时到过大理国的内地人，都惊叹这里“牛马遍点苍（山）”。④
大理国手工业最突出表现在冶金方面，闻名全国的“大理刀”，它是输入内地的主要商品之一。其锋利程度，被誉为“吹毛透风”。冶铜技术比南诏国时也有提高，大理国贵族大量制造铜佛像，其造型精致美观。
其它精美的手工业品也获得内地的好评。用象皮制造的甲胄，式样精巧，质坚如铁，刀箭不易穿透。《岭外代答》说，“苟试之以弓矢，将不可彻，铁甲殆不及也。”所制披毡、马鞭、鞍辔等驰名中原，销路颇广。大理人也长于漆雕，雕刻的漆器，图案精细，玲珑剔透，直至明代还视为珍宝，被誉为“宋剔”。元、明两代的宫廷漆匠，很多是从云南大理国征召去的，有“滇工布满内府”①的美称。这些高级漆匠的技艺，都是从大理国时期继承和发展下来的。
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随之兴盛起来。以大理城为中心，西至身毒国（印度），东南抵交耻（今越南），南临大海，分别同印度、越南、缅甸、马来西亚、波斯（伊朗）等国家进行贸易交往。与中原的贸易有西川、邕州两条道路，其中又以邕州（今广西南宁市）横山寨的互市榷场最为繁荣。当时输往内地的有大理刀、甲胄、披毡、鞍辔、马鞭、漆器等手工业品，以及麝香、牛黄等贵重药材，还有马、羊、鸡等畜禽，而尤以马为大宗。大理从内地输入的则有汊文书籍、缯帛、磁器、沉香木、甘草和各类奇巧的手工艺品。内地汉族先进的科学文化、生产技术的传入，促进了云南各民族经济的繁荣。由于商业发展，作为与内地经济联系的中心鄯阐城（今云南省昆明市）已发展成一个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被马可波罗誉为“城大而名贵，商工颇众”。②此外，还有大理、威楚、永昌等商业城镇，以及围绕这些城镇而形成的一些定期的农村集市贸易。
四、大理国的文化和宗教
大理国统治下的各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大理国文化可以洱海地区主体民族的白族作为代表来加以介绍。
《蛮书》云：“言语言、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即是说，从语言上看，白族语言跟汉语最为接近，蒙舍诏彝族的语言差别大一些，其它民族的语言差别就更大了。
白文是否存在，至今仍看法不一。③巍山一带发现的南诏字瓦，上面刻的文字有：■、■、■、亏，究竟属哪一种文字，尚无定论。纳西族学者方国瑜认为：“■文（指白文）之书，今不得见，然从前人记述，知为汉字写■音，……即用汉字记焚音，称之为■文，非别有一种文字。而■语中汉语成分较多，故所谓■文，其同汉语者，写汉字，解■义。”。如《蛮书》中记载永昌（今保山）、洱海地区白族商人的诗歌：冬时欲归来，高黎贡上雪；秋时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其中的“穹赕”、“络赂”是白语，“穹赕”即怒江坝子，“络赂”即资金。
大理国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很深，今存大理国时期的许多碑刻，如大理《赵氏墓碑》、姚府《兴宝寺德化碑》、《大理段氏与三十七部盟誓碑》等，全是用汉文撰写的。碑文措词生动，镌刻细腻，堪称碑刻之上乘。许多清平官、诗画兼通，极有文彩。如白族杨奇鲲写的诗可与汉族名家诗句媲美。诗句有：“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色洗还清。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猿啼时枕上听，此际自然无限趣，王程不敢再留停。”隽永可诵。
大理国统治者为了发展封建文化，还专门派人到内地购买经、史、百家和医药、历算等书籍，而且数量很多。后来，内地一些重要书籍，由于五代时动乱丧失了，元朝征书，便是从西南地区找到了不少。如唐太宗亲撰的《帝范》一书，计12篇，在五代动乱中，有的丢失，有的残缺不全，是自族人响应元政府的征书号召把它献出来，得以完整地流传于后世。
大理国的雕刻绘画，在南诏国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剑川著名的石宝山石窟浮雕，有一部分就是大理国时期最后完成的。昆明古幢公园的石幢浮雕，是大理时期的代表作。石幢高7米多，七层八面，下宽上窄，呈八角椎形。上面雕有许多寺字楼阁和众多佛像，最大的天王像高约1米，最小的佛像不足3厘米，佛像大小姿态各异，表情生动逼真，造型优美，刀痕遒劲，巧夺天工，可谓西南地区古代艺术之珍品，日本人把它称之为中国古代“绝无而仅有之杰作”。
在绘画方面，大理时期已出现了世代相传的专业画工。他们在洱海的佛寺中，绘制了瑰丽的壁画，迄今留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专业画工张胜温作的《大理梵画长卷》，又称为《张胜温画卷》，高0.33米，长16余米，134开，计628个佛面，线条工细，色彩鲜明，形象栩栩如生，明人誉为“绘事精致，金壁辉煌，耀人耳目，瞻对如生，足与顾虎头、李伯时相颉颃”。①清高宗弘历也称赞它“傅色涂金，并极精彩”。②
1944年北平故宫博物院将此画在重庆展出，哄动一时，为稀世瑰宝。
佛教在南诏国时传入云南，至大理国时普遍流行。它取代了原始的巫鬼教而成为正宗。大理佛教主要是瑜珈密宗。僧侣被称为“师僧”。在佛堂中教儿童念佛经。一些大理国王在失意时，甚至禅去王位而皈依佛门为僧，如段氏22传，竟有8人走入佛门，在中国历史上均属罕见。白族封建主的子弟出家当和尚的也很多。文学作品中，多引用佛经成语和典故。一切雕刻、绘画、音乐艺术、民间传说等，无不渗进佛经的内容。白族知识分子则多自称为“释僧”，攻读佛经和儒书之后，由大理国设科选士通过而被任命为官吏。大理国的统治者好佛、崇佛，段思平天天拜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对佛教在云南地区的传播有着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普遍流行，使佛儒结成一体，当时儒生无不崇奉佛法，僧侣也必诵读儒书。所以如此，是由于儒家宣扬的“德治”和“仁政”，实质就是讲“贫而无怨”、“富而不骄”、“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同佛教粉饰太平，用忍受苦难和侮辱的不抵抗主义来宣杨“成佛”的说教是一致的。在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佛教从维护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立场，来解释这种不平等，正好跟儒家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伦理道德殊途同归。
大理国时的佛儒结合，是其地主经济发展的需要。由此可知，白族地区不但佛教思想浓厚，而且这也是崇拜孔夫子的社会原因了。
五、大理国的分裂割据与“后理国”的建立
大理国建立后，随着白族聚居区生产进一步发展，各地区、各领主之间的经济联系得到加强。与此同时，白族各封建主和其它民族的一些贵族领主，经济和政治地位也相应地得到巩固。例如，滇池地区的高氏家族，洱海地区的杨氏家族，就发展成了东、西部的两大霸主，他们同“大理王”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以至发展到同段氏王族分庭抗礼、争夺权力的地步。
1063年，洱海的封建主杨允贤发动叛乱，妄图取代段氏王位。大理国王段思廉在诸侯据地自雄、王室力量极大削弱的情况下，无力对付杨允贤的发难，只好借助东方岳侯高智升（高方的后裔）的兵力，才平息了杨允贤的叛乱。为此，段思廉封高智升为鄯阐（今昆明市）侯，承认高氏在本地区拥有世袭领地权，还忍痛将王室直辖领地的一部分（白崖、茹甸，均在今弥渡县）也封给高氏家族，这进一步促成了段氏统治的危机。
1080年，已经被平息下去的洱海杨氏家族势力，又东山再起。杨义贞发动政变，杀死段思廉，自立为“广安皇帝”。
杨氏家族的复出，危及到其它被封诸侯的地位，于是，高智升联合“乌蛮”三十七部的兵力，再度发起对杨氏家族的讨伐，灭了杨义贞，复立段氏。但高智升却趁机把势力从滇东伸入到滇西的洱海地区。高智升表面上拥立段氏为王，实际上“挟天子以令诸侯”，自任“布燮”（宰相），坐镇洱海，把东部的滇池地区，交给儿子高升泰经管。高氏遂成为云南东、西部地区势力最强大的一支诸侯，并遍封其子孙于“八府、四郡”，除边远地区和三十七部外，几乎全部控制了大理国政权的辖区。大理国的重要官员，也几为高氏豪门垄断，故号称“一门之盛，半于大理”。
1094年，高升泰权柄自擅，以“群臣请立”为口实，废段正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中国”。
高升泰篡位后，遭到除高氏以外的白族封建主和其它民族部落领主的反对，尤其是靠近高氏领地都阐的“乌蛮”三十七部的强烈反对。他们根本不接受高氏“大中国”的支配。在强大压力下，高升泰在位两年即郁郁病死。1096年，其子高泰明不得不遵照遗嘱，拥立段正明之弟段正淳为国君，重建大理国，史称“后理国”。
段氏虽然复位，但依旧大权旁落，实权仍操纵在高氏手中。高家世袭“布燮”，被封为“中国公”，赏罚政令皆出其门。段氏王位形同虚设。
当自族中的封建主频频进行割据称霸时，其它民族的部落贵族，也纷纷效尤。“乌蛮”三十七部中的“于矢部”统一了贵州南部地区，建立“罗殿国”；“些么徒”部统一了滇池东南地区，建立“自杞国”；邛部（今四川省西昌市）的贵族扩充武装，攻劫邻部，“闭其境以专利”，自称“山前山后百蛮都鬼主”；“金齿百夷”的贵族叭真，兼并了周围各部，建立“景陇金殿国”。从而，形成了所谓“酋领星碎，相为雄长。干戈日寻，民坠涂炭”①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各领地之间的闭关自守，使一些部落首领在所属领地内得以长期保持落后、野蛮的剥削形式，延缓了社会经济发展，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大理国灭亡。
六、大理国与宋朝的关系
南诏国亡后的第五年（907），唐王朝覆亡，中国陷入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无力顾及西南。
937年大理国建立时，内地仍处于纷争的状态。
960年宋朝建立，并很快成为全国统一的政权，从而为内地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客观上，大理国属下的各民族人民要发展经济文化，必须同内地的汉族人民保持密切联系。
965年，宋太祖赵匡胤派大将王金斌率军进入四川，打败了五代十国以降割据西南一隅的后蜀政权，解除了云南与内地之间往来交通的障碍。大理国立即派建昌（今四川西昌市）府主将演习持书牒向宋朝表示祝贺。968年，又向宋朝呈送公文，要求通好。
976年，“大理”首领百万（白王）多次遣使入宋，宋太宗赵灵因而册封其为“云南八国郡王”。
982年，宋太宗命黎州（今四川省汉源县）官吏在大渡河上造大船，以便大理国入贡于宋。随着官方正常关系的建立，民间的交往也日趋频繁。黎州边境和峨嵋县西10里的铜山寨，遂成为彝、白族与内地汉族进行商业交往活动的市常邓部州（今四川省越西县）的彝族以贩马入西川而“仰此为衣食”。①
1074年，峨嵋进士杨佐应募出使大理国招买战马，进一步加强了宋朝同大理国的联系。
1115年，大理国王段和誉派遣李紫琮、李伯祥为正副使，携带马380匹，以及麝香、牛黄、细毡、甲胄、弓箭等多种物品，到达开封，诣宋进献，请求册封。翌年，宋朝即封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②并举行隆重的册封礼仪，宋朝与大理国之间的藩属关系正式建立。大理奉宋朝正朔，使用宋朝历法，设立了专管天文历法的机构和官员。
但是，宋朝是一个政治、经济上比较衰弱的王朝。北方和西北被辽和西夏占据，后来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取代辽朝，给宋朝造成更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宋朝政府中的一些大官僚认为，对西南方的大理也必须戒备。他们总结唐朝覆亡的历史经验说：“‘丧牛于易’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祸生于无备。汉亡于董卓，而兵兆于冀州；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③这一历史教训，使后来的王朝对北方和西北的“狄”保持了警惕，但却不知道祸患生于没有防备之处；唐亡于黄巢，而祸根却在于调徐州的驻军去桂林戍守南诏。因不能按期调防而发生兵变，才引起农民起义，导致唐朝灭亡。事实上，桂林兵变是唐王朝政治腐败的产物，与南诏对内地的侵扰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由于有这种戒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理国与宋朝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只因急于抵抗来自西北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进攻，宋朝迫于需要战马（南渡后，宋朝所需战马，更直接仰赖于大理国），才于1133年在广西邕州横山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设置“买马提举司”，专门负责向大理国购买战马。横山寨的马市交易，比之北宋时在黎州边境的交易更加频繁，规模更大。如1136年5月，大理国派人到邕州卖马1000余匹，随行的有6000余人。还携带去大批大理国的土特产品、麝香、胡羊、长鸣鸡、被毡、云南刀和各种药材出卖，购回锦增及诸多的汉文书籍。
1173年，大理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磐若师等人到广西横山寨售马，购回《文逊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本草》、《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初学记》等一大批汉文书籍。大理与宋朝的经济文化交流，互通了有无，繁荣了两地的经济文化，特别是大批汉文书籍流入西南地区，促进了西南地区诸民族文化的发展。
986年三月，李继迁派亲信张浦到辽朝示意归附，辽圣宗耶律隆绪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④。同年十二月，李继迁向辽朝求婚，圣宗以宗室女义成公主许嫁。990年（宋淳化元年），辽朝又封李继迁为夏国王。辽朝通过结盟、通婚、封王，利用李继迁牵制宋朝。与此同时，宋朝则令李继捧回镇夏州，以收抚李继迁。李继迁与李继捧，各受宋、辽王朝的支持和唆使，时和时战。李继捧终于遭到李继迁的袭击。逃回宋朝后被囚禁。宋朝毁弃夏州城，李继迁遁居沙漠。
997年（至道三年），李继迁在辽朝的支持下，趁宋真宗赵恒新即帝位，向宋朝索还夏州，真宗授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李继迁完成了收复党项“故土”的宿愿。从998年到1001年（宋咸平元年至四年），李继迁相继出兵攻扰宋朝的鄜延、石、麟、府、镇戎、灵、定、怀远、保静、永、清远等州、军。次年三月集重兵攻陷灵州，改灵州为西平府。建造宫室、宗庙，从夏州迁都西平。十月，以声东击西的战术袭破西凉府。已归附宋朝的吐蕃首领潘罗支伪降，暗中集兵数万人，乘李继迁不备，于三十九井地败之。李继迁中箭逃回西平，于1004年（景德元年）一月箭创发身亡，子李德明继位。
李德明在位近30年（1004—1031），面对宋、辽王朝的威协，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他采取了“倚辽和宋”的策略。一面“假北朝威令慑之”；一面同宋朝和好，稳定人心和从宋朝获取物资，以便把主要军事力量放在对西方的开拓上，实现李继迁时提出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而后“南牧”中原的战略布署。
1004年（宋景德元年）六月，李德明出兵进攻潘罗支，报了杀父之仇。乘胜攻占吐蕃厮铎督占领的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县），收服吐蕃折逋、游龙钵等部。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至第二年，李德明四次进攻回鹘失利，凉州又被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攻破，回鹘成为李德明割据势力的严重威协。1028年（宋天圣六年），李德明派其子李元昊一举攻克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县），两年后，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回鹘首领贤顺归附李德明。直到1032年（宋明道元年）九月，李元昊从回鹘手中收复凉州，才解除了回鹘的威协。
李德明同时向宋、辽称臣，宋、辽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对李德明竟相封王进爵。辽封李德明为夏国玉；宋则进李德明为中书令，加太保、太傅，又加赐只有亲王和重臣才能赐予的“崇仁”功臣号。随后，辽更封李德明尚书令，晋大夏国王，并与其子李元昊联姻。宋朝加封李德明为夏王。宋、辽对党项的政策，助长了李德明割据一方、建国称帝的欲望，开始积极进行各项准备。李德明出行的“仪仗卤簿”，严然和宋朝皇帝等同。1016年（大中祥符九年），李德明“僭越”帝制，追尊其父李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⑤。1020年（宋天禧四年），李德明采纳部下建议，由西平府迁都怀远镇，改名兴州，正式建都。1028年（宋天圣六年），李德明册立子李元昊为太子，立元昊生母卫慕氏为皇后。在建国称帝的各项准备基本完成的时候，1031年（天圣九年）李德明病死，虽然没有来得及登上皇帝的宝座，但为大夏国的建立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
第二节西夏建国和经济文化
一、西夏国的建立
1032年（宋明道元年）李元昊继承父李德明的王位后，立即着手采取一系列正式建国的措施。首先废除了从唐、宋中原王朝“赐”给党项拓跋氏王族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号“兀卒”（汉语可汗之意）。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以避父讳，旋改开运，使用自己的年号。是年三月，下“秃发令”，在党项族中推行秃发，以复旧俗。1033年五月，升首都兴州为兴庆府，大兴土木，扩建宫城，营造殿宇。仿宋制设立官制。李元昊即位前，党项所领的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由中原王朝封授，在党项内部则以族帐部落首领为长官，担任由中原王朝授予的蕃落使、防御使、都押牙、指挥使、团练使、刺史等职。从李继迁、李德明开始“潜设中官”，李元昊建国则仿宋朝制度设立文武两班朝官。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机构有：中书盛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职掌与制度基本与宋制相同。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员均可由党项人或汉人担任。党项贵族功臣被封为“宁令”（大王）、“谟宁令”（天大王），后来也实行中原王朝的封王制度。文职官员戴幞头、着靴、穿紫色或红色衣服，执笏；武职则在冠帽上区别等级，低级官吏不戴冠。无官职的庶民百姓只可穿青、绿色的衣服。
李元昊建立的党项国，为了增强民族意识，巩固民族语言，在继位后亲自主持仿照汉字形体创制一种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命大臣野利仁荣加以演绎，编纂成12卷，尊为“国字”，颁行全国。在国家机关中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培养人才，掌管翻译对外的往来文书。在札乐方面，李元吴认为党项人从唐宋王朝完全学习汉人的礼乐“为不足法”，主张“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番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因此在“吉凶、嘉宾、宗祀、燕享”诸场合中“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⑥。简化了礼乐制度，并下令国中实行，有敢不遵者，格杀勿论。
李元昊建国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兵制的建设。党项建国时，原有部落军事民主制传统的军事组织与军事制度已不能适应封建国家防卫和进攻的需要，因此，在原有部落军事组织的基础上着手建立兵制。新建立的军事组织最小的单位为“抄”：系由“正军”和“负赡”组成。“正军”是担任直接作战任务的健壮士兵；“负赡”为随军服劳役者，故身体疲弱者亦可充任。据《宋史夏国传》载：“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赡一人为一抄……四丁为两抄，余号空叮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赡，无则许射正军之疲弱者为之。故壮者皆习战斗，而得正军为多。”①可以看出，西夏兵制从建国初期的“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①的全民皆兵制度向常备兵制过渡。除步兵外，还有骑兵、炮兵。军种的侍卫军，“擒生军”等都具有常备军性质。为便于调兵遣将，李元昊采用地方军区性质的“监军司”制，把军事指挥机构与地域性的防卫措施结合起来。全国被划分为左、右两厢，共设立12个监军司，各立军名，规定驻地。每一监军司设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各一员，由党项贵戚豪右担任。下设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官等数十人，分别由党项人和汉人担任。为了国家安全与防卫的需要，全国拥有50余万兵力，重点部署在以首都兴庆府为中心的三角线上，特别是加强了对宋、辽及吐蕃和回鹘的防卫。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前的西夏领土已是“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①。连同首都兴州在内近20个州了。所辖范围：“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①
李元昊继位后，用了整整6年时间为立国称帝做了充分的准备。
1038年（夏大庆二年）十月十一日，李元昊干都城兴庆府南筑台受册，即皇帝位，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大封群臣，制定朝仪，追谥祖父李继迁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墓号裕陵，祖母野利氏称顺成懿孝皇后。追谥父李德明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墓号嘉陵，母卫慕氏为惠慈敦爱皇后；封妻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子宁明为皇太子。
1039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一月，遣使到宋朝上表，表中阐述建国称帝的合法性，要求宋朝正式承认皇帝称号。宋朝对李元昊的称帝与建西夏国深恶痛绝，必欲铲除而后快。但是并不依宋朝的意志为转移，党项人建立的大夏国，已巍然屹立在它的西边，先后同辽、金形成鼎足之势。
二、党项的经济状况
党项族在内迁之前主要以畜牧和狩猎为生。畜类以牛、马、驴、羊、猪为主。其时尚不知耕稼之事，无文字、法令和徭役。开始定居，由同姓“族帐”组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平时各自力生，打仗和祭天时才聚会。内迁前的党项社会，处于由原始公社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军事民主制阶段。
内迁后的党项族由于同住在久已被封建文明开发过的土地上，受到汉族封建生产方式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党项人的经济生活与社会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一）农业
党项人学会了农业生产，农业成为党项社会中的主要生产部门。唐代曾对内迁的党项人授以“闲田”，使他们开始学会农耕生产。党项人内迁后居住的绥德、横山、葭芦、米脂一带都是原来农业耕种发达的地区，他们在此学习垦田。居住在洪州（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宥州（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境）二地的南山部党项野利氏也学会了农业生产，并能提供当地党项农牧民足够的粮食。党项拓跋部在李继迁时“侵河外膏腴之地而垦辟之”。后来李继迁占领灵州、兴州等地，得到了历代经过屯垦的肥沃土地，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西夏建国前，党项人由于占领了河西走廊地区，更扩展到了凉、甘、肃、瓜、沙等州的农业区，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有了更大的提高。从而，使宋代的党项族中形成了愈来愈多的“熟户”，汉文史称此时期党项人已经是“耕稼之事，略与汉同”了。
党项人农业生产的发达首先表现在水利灌溉的发展上。西夏中心地区的兴、灵、甘、凉等地，从汉唐以降就开始屯田和兴修水利。李继迁占领灵州后又下令修筑黄河堤坝，开凿疏通汉唐旧渠，引水灌田。李元昊建国后，又修筑了自青铜峡至平罗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之为“吴王”渠。据周春《西夏书》②记载，西夏时期有68条大小渠道，灌溉面积达9万顷。甘、凉二州之间则利用祁连山雪水，筑渠引水灌田。西夏仁宗时期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了灌溉用水，水利设施的办法。党项人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据西夏时期党项人骨勒茂才编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载有：犁、铧、镰、锄、锹、耧、耙、坎、碌碡、叉、车、碾、碓、硙等。牛耕则采用当时普遍实行的“二牛抬扛”耕作方法。农作物的种类很多，主要有稻、麦、大麦、荞麦、糜粟、豌豆、黑豆、荜豆。蔬菜有芥菜、香菜、蔓菁、萝卜、茄子、胡萝卜、葱、蒜等。党项人有丰富的备荒经验，在贫脊地区或遇到灾荒时“其民则春食鼓子蔓、醎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夷；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畜沙葱、野韭、拒霜、灰蓧子、白蒿、醎松子，以为岁计”③。
（二）畜牧业和狩猎业
党项人从事农业生产后，畜牧业仍是重要的经济部门。李元昊青年时念念不忘“衣皮毛、事畜牧”的党项传统生业。内迁后的党项人基本上仍从事畜牧业生产，甚至也还有部分党项部落过着“逐水草牧畜、无定居”的游牧生活。银、夏、盐等州，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额济纳，河西走廊地区的瓜、沙、凉等州广阔的草原，特别是素有“畜牧甲天下”之称的凉州，都提供了优良的牧常党项人对畜牧业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党项马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党项主要以马、驼为贡品或交换物。西夏建国后在国家机构中专设，‘群牧司”、管理畜牧业。狩猎是党项人的传统习俗，也是一种生产手段。曾一次向契丹进贡沙狐皮1000张。李继迁以猎虎闻名。李元昊作战前要先率部落首领狩猎，而后共商应敌之策。到西夏中期的崇宗时，御史大夫党项人谋宁克任还上书指出：“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强调在西夏国家中应当保持和提倡党项族射猎传统习俗的尚武民族精神。
（三）手工业
党项人早期的手工业是对畜产品的加工，如鞣皮，手纺毛线，织氇氆，毛褐、毡、毯等，手工业还没有从畜产品中分离出来。西夏建国后，有了多种生产门类，在国家机构中设立了冶金司、刻字司、织绢院、出车院等，以管理有关的生产部门。在各类手工业生产部门中，都有了党项人工匠。制盐业是西夏时期党项人的重要手工业生产部门。盐州产的青白盐“价贱而味甘”，年产数千万石，主要供宋、夏边民食用，以及用以同宋、辽、金进行官方贸易，换取粮食、日常用品。夏州东境有丰富的铁矿，西夏建国后在那里设冶铁务。冶铁生产已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竖式风箱鼓风设备。党项工匠锻造的兵器十分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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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6 01:33:58|只看该作者 “夏国剑”在当时被誉为天下第一④。西夏所制甲胄，采用冷锻工艺，“坚滑光莹，非劲弯可入”⑤。党项人李定制造的弓，质地精良，号称“神臂弓”。①纺织业生产，除传统的毛织品外，也出现了罗、绩、锦等丝绸织物。如在西夏皇陵中发现的茂花闪色锦，织制工艺十分精致。②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途经西夏故地时赞叹当地出产的驼毛布为“世界最丽之毡”①。近年来的考古新发掘证明西夏的陶瓷业也相当发达。产品除日用器皿、建筑物件外，以生产适应于游牧民族使用的器物为其特色，如两侧可穿绳携带的大小扁壶，有游牧民族喜爱的乐器牛头损，牧民用具瓷铃、瓷钩，艺术品瓷马、羊、驼及党项秃发状人物雕塑等。② （四）商业贸易
党项人入居内地后，和中原地区各族人民有密切的贸易交往。宋朝与西夏都设立各种类型的集市贸易市场进行交换。如宋朝在保安军、镇戎军等地设立榷常李继迁时也准备在赤沙川、橐驼口置“会”与宋朝贸易。据史载，当时有供西夏和党项人交易的“和市”，还有宋朝河东路、陕西路沿边一带的久良津、吴堡、银星、金汤、白豹、虾■、折姜等处。贸易种类：党项人以其所产驼、马、牛、羊、玉、毡、甘草、密蜡、麝香、毛褐、羚羊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等换取宋朝的缯、帛、罗、绮、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西夏对宋朝销售以马、羊、牛、驼、盐为大宗。如宋朝规定每年从保安军、镇戎军榷场购进马4000匹，羊20000头。党项人十分重视与宋朝的贸易，宋朝人庞籍说：“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③党项人还和邻境的辽、金及吐蕃、回鹘进行贸易。回鹘商人过境同宋、辽贸易，西夏还收取十分之一的实物过境税。
党项社会内部早期实行以物易物交换，有用茶、绢等物作为等价交换物。西夏建国后，利用宋朝岁赐钱、银交换。史载西夏于天盛十年（1158年）始设通济监铸钱，但据传世实品来看，西夏建国之初就已铸钱。今所见西夏王朝的年号钱有十余种；有铜、铁两种西夏文、汉文钱和铁铸汉文钱，至今发现的西夏文钱有福圣、大安、贞观、乾祐、天庆等5种④。西夏文书中保存有党项人的卖地文契、典麦残卷及经商的占卜辞。如在《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中记录了西夏天盛二十二年（1170）党项寡妇耶和氏出卖土地的契约，文约内容反映了黑水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地区的土地私有制和买卖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当地当时的农牧业生产状况。⑤现存的西夏神宗光定元年（1211）《典押借贷文书》，是党项人柯大山典押牲口借贷粮食的债权文书，反映了西夏社会经济结构状况，可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有关规定相印证。⑥现存的西夏天庆十一年（1204）典麦残契15件，是记载当年端午节党项人刘折兀哩嵬、康吃□、笃屈■遇等典皮毯借麦的字据。⑦上述文书都具体反映了西夏时期党项人的商业贸易、土地买卖和高利贷的情形。
三、党项的文化
党项族文化的历史发展大体经过三个阶段：即内迁前的党项文化，尚处于原始文化发展阶段；内迁后在本族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汉族、回鹘、吐蕃等族文化成分，为创造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准备了条件；建国后，以西夏文字的创制为标志，开始了西夏文化时期。西夏文化由于吸收了多方面的营养，因而比党项固有的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和绚丽多姿，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园地中的一簇奇葩。
（一）宗教信仰与佛教文化
党项人在内迁前尚处于原始宗教信仰的自然崇拜阶段。《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人“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内迁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生活日趋复杂化，认为万物皆有神灵主宰；又“笃信机鬼”。对鬼神的崇拜，反映了党项社会的前进与对自然界认识的逐步深化。
党项内迁后居住的河西地区，佛教的流传已有深厚的基础，当地的汉、藏、回鹘、契丹等民族也多是佛教信徒。党项族人民历尽迁徒、战乱之苦，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害，因此很容易接受佛教的教义作为精神寄托。党项贵族也正好利用佛教作为统治和麻痹人民的工具。党项建国前，李德明开始向宋朝献马匹求取佛经。李元昊本人即通晓佛学，不仅向宋朝求经，而且向印度僧人求索贝叶经，又派遣使臣到五台山礼佛。西夏建国后，李元昊下令规定每年四孟朔为“圣节”，让官民礼佛。并广建佛寺，贮宋朝所施大藏经，又延请回鹘僧人演释经文，翻译成西夏文。毅宗李谅祚继位后，与母后没藏氏役民数万，历时六载，在兴庆府建造承天寺，供参佛听经。崇宗李乾顺与梁太后兴造甘州大佛寺和重修凉州护国寺及感应塔。西夏时修建的寺庙很多，并大力维修旧有寺院。据《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载：“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①西夏时的僧人甚多，据记载，仅一次佛事活动即发愿度党项、汉、吐蕃僧人3000员。今存西夏时的西夏文和汉文佛经、碑刻、寺庙题记中，记载了大量西夏时党项人的佛事活动。
佛教是西夏时党项人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国家专设有管理佛教与僧人的机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列名的有：和尚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其品级位在中书、枢密之下。地位极高的僧人被封为“帝师”或“国师”。西夏皇帝也多参予译经或校经。从李元昊建国后开始译经，到李乾顺天祐民安元年（1090）的53年中，共译经362帙，820部，3579卷。仁宗李仁孝时进入校经、刻经和施经时期，1189年（西夏乾祐二十年），李仁孝在大度民寺举行的法会上作法事长达10昼夜，共施西夏文、汉文佛经20万卷。桓宗李纯祐时罗大后发愿令人抄写全部西夏文大藏经。神宗李遵顼在蒙古强敌逼境之时，还以皇帝名义令人缮写西夏文泥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②
（二）西夏文字的创制与使用
党项原无文字。内迁后的党项人在和汉、藏等族接触交往中，学会了汉、藏语言和文字，并用以书写记事。《宋史夏国传》载，李元昊青年时即“通蕃汉文字”，蕃文当指藏文而言。李元昊正式建国前，亲自主持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并由大臣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当时被称为“蕃书”，尊之为“国书”，后世称为西夏文。西夏文字属表意文字体系，“字形方整”，基本笔画与汉字相同，显系模仿汉字创制。文字构成也多采用类似汉字构造“六书”的会意字和形声字等。但同汉字相比，西夏文字笔画更加繁复，多撇、捺，无直钩。会意合成字和音意合成字较多，象形指事字极少，类似拼音构字法的反切上下字合成法是西夏文字构成的一大特点。③西夏文字的创制，是党项族建立封建国家的迫切需要，它构成由党项文化发展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特色和标志。
西夏文字创制后，在国内广为推行，“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西夏与周围王朝往来表奏、文书都使用西夏文字。
1039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李元昊下令设置“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教授西夏文，培养翻译人才。西夏宗室，党项贵族子弟多入“蕃学”学习，学成后进授官职。仁宗时宗室濮王李仁忠，舒王李仁礼，宰相斡道冲等都精通汉文与西夏文。党项族学者使用西夏文记载国史，著书立说，编写刊出了各种类型的西夏文辞书，文学作品，诗歌谚语，医书历法。国家用西夏文公布法律，组织大规模的佛教经典翻译工作。西夏时期还用西夏文翻译大量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类林》、《孙子兵法三注》、《贞观政要》、《十二国》等。国家设立“刻字司”管理出版机构。从传世的文物、文献来看，西夏文字在党项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普遍使用。如今发现的西夏文书有审案文书、契约文书、借贷文约、请示报告、历书占卜辞。在一些摩崖碑石、寺壁题款、钱币印章、符牌器物上也都使用了西夏文字。
（三）文学艺术
党项人未创制文字之前，已有代代相传的口头文学，流传下来的《夏圣根赞歌》（《颂杨祖先诗》）中有：“黑头石城旷水边，赤面父陵白河上”、“皇天下千黑头福高下，大地上万赤面智不同”之句，“黑头”、“赤面”似指内迁前原居地的党项人，多以韵文学流传，所以西夏时产生的文学作品中诗歌作品尤为丰富。流传下来的有宫廷颂诗，宗教劝善诗，历史记事诗等。如五言诗《新集金碎掌置文》，长达千字。党项人善用谚语表达思想，且极富哲理。
西夏谚语集《圣立义海》中收集的谚语有：“聪明人珍视妇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妇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怀有智慧才富”等。另一部由党项族文学家梁德养编纂的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中有“钟爱美观，不会雄强；严守礼节，不会英勇”，“福伴有祸，美伴有丑”等谚语。
据《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人的乐器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横吹即竹笛一类的乐器，羌笛在历史上颇负盛名。党项内迁后，唐僖宗李儇赐党项首领拓跋思恭鼓吹全部，所以唐朝音乐对党项音乐的影响很深，到宋代西夏音乐中仍保留唐代遗风。民间音乐则较多地保留了党项原有的“土风”歌乐。李元昊建国时改革礼乐，企图回复到质朴的党项音乐，到仁宗时，下令乐官修订乐律。在西夏国家机构中设立“蕃汉乐人院”。宋朝曾请西夏的“蕃乐人”到宫廷演奏。党项人早期的绘画作品没有流传下来。在鄂尔多斯以北的那仁乌拉山，贺兰山内发现大量的岩画，画有羊、马、骑马人，磨盘和太阳等生产与生活图象，构图简单，风格粗扩、朴实，有的配以西夏文字，可确知为西夏时期党项人的作品。西夏时期的绘画、雕塑作品则多以宗教内容为题材，并藉此保存下来。如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及两地西、东千佛洞中西夏时期的壁画、雕塑艺术十分丰富。西夏绘画风格远宗唐法，近承宋风，又受到回鹘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影响，因而形成了独特的西夏绘画艺术风格。在银川贺兰山西夏皇陵出土的雕龙栏柱、圆雕人像石、石马、石狗、石螭首、石人头像等，有的造型粗犷，深厚朴实；有的刀法细腻，形象生动逼真，表现出了西夏时期雕刻艺术的高度技巧与民族风格。
（四）风俗习惯
党项人在内迁后，衣着、居住都有了改变。李元昊青年时代党项人大约多已穿着布衣和锦绮，而很少“衣皮毛”了。宋代居住在西北高原的党项人已修造土筑的居室，有官爵者还修盖瓦房。陆上交通工具以马、牛、骆驼、驴为主；水上交通工具则有用牛羊皮制成的筏子，称为“浑脱”，颇具地方特色。
早期的党项羌人曾实行原始的收继婚制。内迁后党项贵族中仍盛行一夫多妻制。包办与买卖婚姻也广为流行。宋代史籍记载府州党项有逃婚情死者，一族亲友要为死者椎牛设祭，祈祷升天。党项族实行火葬，后来也改行土葬，西夏党项王族宗室、贵族也仿效唐宋帝王的陵寝制度，修建宏大富丽的陵园，实行厚葬制度。
占卜术在党项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占卜的目的是问吉凶、决疑难。其法有四种：炙勃焦，用艾草烧羊胛骨，视其征兆；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数，类似汉族的折蕃草占卜；咒羊，夜间牵羊，焚香祷告，于野外烧谷火，次日晨屠羊，视其肠胃通则吉，羊心有血则不吉；矢击弦，用箭杆击弓弦，听其声而占算战争胜负和敌至之期。占卜辞中用地支计日，可能是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党项人作战忌晦日，重单日。打了败仗后，隔三已复至其处，捉人马或缚草人埋于地，众人以箭射之，表示对亡灵的超度，称之为“杀鬼招魂”。党项人重复仇，《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跌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但仇家有丧，仇人以背负甲叶记之，则免受侵害。无力复仇者，集壮妇享以牛羊酒食，赴仇家纵火，焚其庐舍。党项人认为“敌女兵不祥”，故任其纵火而避之。
仇家和解后，则用鸡、猪、犬血和酒，用髑髅共饮起誓：“若复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账”④。
第三节西夏之亡与党项人的去向
一、蒙古人灭西夏
党项国西夏自李元昊建国，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时期，历景宗李元昊，毅宗李谅祚，惠宗李秉常三朝，计48年。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创国伊始，各项制度在不断完善中，对外以攻宋为主，促其承认夏国的存在；发展时期，历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两朝，计107年，政治上的特点是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与阶级斗争逐渐趋于表面化，激烈化，国内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对外受宋、辽、金三国局势急剧变化的影响，表现为深刻的依赖性；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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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6 01:39:27|只看该作者 时期，在短短的34年中，皇室五易其主，历桓宗李纯祐、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顼、献宗李德旺、末帝李睍五朝，由于皇室日趋腐朽，和金朝与新兴的蒙古强敌威协，亡国之势已成。造成西夏衰败与迅速灭亡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皇室争夺王位的斗争与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之争。仁宗时是西夏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但在政治上却潜伏着深刻的危机。1170年（乾祐元年）五月，汉族权臣外戚任得敬篡权阴谋分国，几乎使西夏遭到覆亡。在金朝的支持和援助下粉碎了分国的阴谋。仁宗受制于汉人军阀，暴露了西夏党项皇室军事权力的削弱，西夏开始走向由盛而衰时期。仁宗之后皇室争夺王位的斗争十分激烈，1119年（辽天庆元年）桓宗李纯祐即位，到1206年（西夏应天元年）被宗室越王李仁友子李安全与李纯祐母罗氏合谋废黜，立李安全为帝，是为襄宗。
1211年（西夏皇建二年），西夏宗室齐王李遵顼又发动宫廷政变，废李安全自立为帝，是为神宗。皇位的频繁更迭，西夏统治者为了各自的利益，面对金朝与蒙古两大强敌，不但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反而被其互相利用，致使西夏本身更加削弱，难以自保。
第二，对外政策上的错误。桓宗李纯祐即位后基本上奉行仁宗时期政治方针和对外政策：对内安国养民，对外附金和宋。其时北方蒙古兴起并日渐强大，成为对西夏的严重威胁，要使西夏继续生存下去，其国策应是安定国内，联合宋、金，共同抗拒蒙古。李安全篡位，改变了长期与金朝盟好的国策，依附于新兴的蒙古，与金朝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战争，使夏、金双方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受到严重挫伤，同时促进了蒙古的迅速崛起，并南下侵扰。神宗李遵项继位后，承袭了襄宗开始的亡国之策，妄图乘蒙古攻金的机会扩大领土，对金朝连连出击。神宗附和蒙古侵金的政策，不仅不能消除蒙古的威胁。反而把西夏降为蒙古的附庸，受其役使。
1217年（西夏光定七年）十二月，蒙古军围西夏都城中兴府，神宗惊惶逃走。其后西夏不断受蒙古侵扰并被令征兵，神宗时而联金抗蒙，时而联宋侵金，时而又被蒙古役使侵金。附蒙侵金引起西夏统治集团内部与广大人民的不满。1223年（光定十三年），成吉思汗进攻西夏，神宗附和蒙古侵金的政策彻底失败，于12月宣告退位，传位于次子李德旺。李德旺即位后立即改变国策，宣布和金抗蒙，但这时蒙古大军已兵临金都，金朝自顾不暇，已无力援助西夏，西夏之亡，危在旦夕。
第三，统治阶级的腐败与社会矛盾尖锐化。西夏在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两朝封建经济发达时期已潜伏着危机。党项贵族在日趋封建化和接受汉族文化的同时，也过起了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宗室晋王察哥当权，“贿货公行，威福自用”，强占民室数处；年已70余，还姬妾成群。党项贵族世家，也都以奢侈相尚。广大党项部民则遭受残酷压榨与盘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142年（西夏大庆三年）西夏发生饥荒，民间一升米涨到百钱。1143年三至七月，国都兴庆府，夏州等地连续发生强烈地震与严重饥荒，党项部民无法生活下去，起而反抗朝廷。同年七月，西夏的威州、静州、定州等地的党项大斌、埋庆、竾浪、富儿等部都爆发了由党项首领哆讹领导的武装起义，有的起义军达上万人。起义军被汉人军阀任得敬镇压下去。仁宗时，党项贵族日益沉湎于腐朽的生活，侈靡挥霍，到蒙古入侵之时，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献宗李德旺时殿中御史上疏中说：“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①1226年（西夏宝义元年）蒙古军攻破应里（今宁夏中卫），见夏国“仓库无斗粟尺帛之储”②。西夏劳动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甚至出现“饥民相食”的悲惨局面。但是党项贵族依然挥霍无度，“清歌夜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对国家危亡置若罔闻，也提不出任何拯救的办法。统治集团彻底腐朽，西夏灭亡已成定局。
从1025年三月，成吉思汗借口西夏收纳蒙古仇人，率兵进攻之，后又于1207、1209、1217三次进攻西夏，主要目的是打击西夏，为灭金朝消除后顾之忧，或促使西夏附蒙古联合攻金。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取得胜利回到漠北，以西夏不屈，决计灭之。1226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自北境长驱深入，攻入西夏。五月，西夏上皇神宗李遵顼病死。七月，献宗李德旺也惊忧而亡，献宗侄李睍被拥立为帝。1227年春，成吉思汗大军围西夏国都中兴府，敦促李睍投降，被拒绝。半年之后，粮尽援绝，末帝走投无路，向蒙古请降，并求宽限一月献城。1227年（宝义二年）七月，末帝李睍出降，被蒙古军所杀。党项所建的西夏国遂亡。
二、西夏灭亡后的党项人
从唐末、五代之后内迁的党项族因居住地区的不同，除以党项为主体建立西夏国外，其余的党项人还分属于辽、宋、金等王朝管辖。西夏既亡，元朝统一全国，西夏党项贵族上层统治阶级在元代的大一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元朝称西夏为河西，或称唐兀，视同色目。政治上给予优厚待遇。元初在西夏故地设立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简称为西夏行省，后改为甘肃行省，任用党项人管理其它各路诸事务。元太宗窝阔台时党项贵族斡扎箦任中兴路副管民官，世祖忽必烈时其子朵儿赤为中兴路新民总管。
1268年（至元五年），世祖擢高智耀为西夏中兴等路提刑按察使。顺帝贴睦耳时，亦怜真班为甘肃行省平章政事，其兄阿乞刺任甘肃行省左丞。元末在中央任职的党项官员察罕孙亦力撒合、余阙等人，常“奉使河西”，视察民情。
元代，西夏党项人在元朝的统治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以西夏子弟多俊逸，欲试用之”。起用党项贵族上层进入元朝中央与地方统治机构中任要职，如翰林学士高智耀，南台御史中丞亦力撤合、湖广行省平章李恒、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伽、宣政院使杨暗普、知枢密院事暗伯等，比比皆是。元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党项上层人物还进入元朝皇室，并卷入了元王朝争夺皇位的宫廷斗争。元武宗选唐兀氏为妃，生文宗图贴睦耳，死后追谥为文献昭圣皇后。党项人乞台普济，一家祖、父、子均于太祖、世祖至武宗时“一门之间，三为丞相”，权力显赫一时。元顺帝时，在中书盛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任要职的党项人约占前朝总数的一半。顺帝妥懽贴睦耳时每日于内廷和中书聚议大事的8位大臣中就有平章政事阿乞刺，参知政事纳麟两位党项大臣。
党项人在元朝的军事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西夏亡后，西夏境内的各民族均成为蒙古军征兵的来源。世祖时，元朝在西夏地区征调军队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由西夏人专门组成的军队，称唐兀军，设唐兀卫亲军都指挥使，由党项人任职。镇戍军为地方性驻军，如元末的庐州戍军“一军皆夏人”。元代一批杰出的党项族出身的将领，如察罕、塔出、木花黎、昔里钤部、昂吉儿、李桢、李恒、拜延等，在对金、宋的作战担任统帅或指挥官，在元朝的统一战争中建立了功勋。有的党项上层分子参予了元朝平定内乱，镇压各民族地区的反抗斗争与反元大起义，最后成为元王朝的殉葬品。
党项人积极参予了元代的经济建设。任职元中兴路新民总管的党项人朵儿赤，“至官，录其子弟之壮者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③。战乱之后，元朝在西夏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开辟水田，“民之归者四、五万户，悉授田种，颁农具”①。1271年（元至元八年），元朝政府给当地羌、浑等各民族8000余人“牛具，使力田为农”①。党项人还在河西地区、淮西、云南、上都（故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辽东等地主持屯田。党项工匠在元代备受重用。
党项人对元代文化的发展也有较大的贡献。党项族上层屡次向元朝皇帝建议保护儒士，提倡以儒术治国。元朝实行科举取士后，党项人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据《元统癸酉进士录》记载，1333年（元元统元年）一科，党项人进士及第者8人，在元代的色目人中占取士的三分之一居首位，党项人余阙中本科殿试一甲一名（状元）。余阙诗文俱佳，曾参予编修宋、辽、金三史。有《青阳先生文集》等著作传世。参予修撰宋、金二史的还有党项学者斡玉伦徒，刘沙刺班、纳麟等。以文学著称并著文集的还有孟昉、贺庸，王翰、张雄飞、甘立、昂吉、迈里古思等人，元代曾大量刊印西夏文佛经，称《河西字大藏经》，说明党项人在元代为弘扬佛教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元一代，当被灭国的西夏党项人在为元朝统治者殚心竭智地奉献才能的同时，也为党项族自身在历史上的消失创造条件。无论是留居西夏故地的党项人，或被元朝政府派遣到各地做官的党项人，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在他们中间发生了改姓易名，甚至改变族属的情形。远离西夏故地的党项官吏，屯军的士兵由于环境的改变，在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乃至心理状态等方面也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今遗存于甘肃省酒泉县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②，记载了在元朝任官职的党项人举立沙家族相传6世130多年的活动及其世系。从一世举立沙之后己不用党项人名而改用元代蒙古人习用的名字。河南濮阳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与当地发现的杨姓族谱，证明现今居住在濮阳城东柳乡杨十八郎村等10余个自然村中的3500多杨姓居民为西夏凉州土著唐兀氏的后裔，有人认为其民族成分应是党项族或藏族①。安徽发现的《余氏宗谱》记载了元末为官的党项人余阙一系相延至今已延续27世的渊源继承关系②。在四川、贵州各地也发现有《余氏族谱》。如西昌礼州和合江焦滩的《余氏族谱》均记为蒙古族，在犍为也发现同样的名为《蒙族源流》的余氏族谱。有人认为四川余氏的来源“极可能与元人余阙有关，而与元朝皇室无涉”③。说明元代党项人或唐兀人被后人认为与蒙古人等同，也反映了党项族在元代的演化过程，有一部分党项人后来变成了蒙古族。元代移居安徽庐州的党项人余阙，对当地来自西夏故地的戍守士兵，深虑在异乡的“其习日以异，其俗日不同”。但同时也承认即便在西夏的故土上，“亦莫不皆然”。寄希望于元朝政府派遣官吏到河西去恢复党项旧俗。但是民族融合与民族消失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他们今天已成为汉族或其它各民族的成员之一了。
西夏亡后党项人的下落有两个主要的去向：一是根据调查，今四川省西康木雅地区有“西吴甲尔布（王）”的传说，据传西夏国灭亡后，一支以党项人为主的队伍，跋涉千里，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方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小政权，当地藏民称其首领为“西吴王”，即“西夏王”。与蒙元王朝并行存在一个世纪之后，明初曾参加助讨明玉珍，立有战功，1408年（明永乐六年）被授予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从此世为明正土司，直到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因嗣绝停止世袭。木雅地区的西吴（夏）王国，前后经历了470余年。或谓此边裔小政权“无异是西夏王国的延长。而未与周围藏族同胞完全融合的木雅居民，则是西夏民族的比较纯粹的后裔”①。二是据藏文史籍载，西夏国亡前后有一部分党项王族曾经迁到了西藏的后藏地区，后来又同藏族溶为一体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⑩王日蔚：《葱岭西回鹘考》，载于1935年11月《禹贡》第4卷第5期。
（11）转引自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上），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
（12）《长春真人西游记》，引自《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5册第387页。
①老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上的报告》（1956年），转引自《富乐智慧译者序》，汉译本，第1页。
①唐魏徵等撰《隋书》，李延寿撰《北史》中有《党项传》；五代后晋刘昫撰《旧唐书》中有《党项羌传》。
②突厥文《毗伽可汗碑》，见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1958年。
③如《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第5292页：党项“故地陷于土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弭药’”。党项建西夏后，吐蕃亦以此名称西夏。
④参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
⑤以上引自或转引自：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王静如：《西夏研究》第一辑《西夏国名考》，1932年；[日]冈崎精郎：《唐代党项的发展》，载《东方史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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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6 01:43:54|只看该作者 》第一卷，其中引[日]寺木婉雅：《西藏古代民族之研究》和[日]青木文教：《西藏文化之新研究》的论证；[日]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72年。 ①《旧唐书党项羌传》卷一九八，第5290页。
②同上书，第5290、5291页。
③《隋书党项传》卷八三，第1846页。
④《旧唐书党项美传》卷一九八，第5290、5291页。
⑤同③。
⑥《旧唐书》卷六○，第2343页；《资治通鉴》卷一九四，第6115页。
①《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12页。
①《辽史》卷一一，第119页。
①《宋史夏国传》卷四八五，第13991页。
①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一、一二。
②《宋史》卷四八六，第14028页。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七，第5285页。
④《宋史》卷四八五，第13994页。
⑤《西夏书事》卷一二。
①（清）周春撰：《西夏书》有10卷抄本传世。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残抄本。
②曾巩：《隆平集夷狄传》卷二○。
①宋太平老人撰：《袖中锦》。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第3137页。
③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九。
④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史组：《西夏陵区108号墓出土的丝织品》，载《文物》1978年第8期。
⑤《马可波罗行纪》卷一，冯承钧译，第72章。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内蒙古队编，马文宽执笔：《宁夏灵武窑》。
⑦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二○。
①白滨：《西夏官印钱币铜牌考》，载《西夏文物》。
②黄振华：《西夏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考释》，载《西夏史论文集》。
③分别见[苏联]《东方文字文献年鉴》，1971年；[日本]《龙谷史坛》第77号，1979年。
④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
①《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②参见史金波著：《西夏佛教吏略》，第88页。
③史金波：《西夏文化》。
①《辽史西夏外纪》卷一一五，第1524页。
①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四二。
②《多桑蒙古史》，冯承钩译，第147页。
①《元史》卷一三四，，第3255页。
②《元史》卷一四八，第3496页。
③《元史》卷一七○，第3999页。
①白滨、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载《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②任崇岳，穆朝庆：《略谈河南的西夏遗民》，载《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第五章沙陀
第一节沙陀的起源、内迁及与唐朝的关系
一、沙陀的起源与内迁
沙陀原名处月，为西突厥别部。处月分布在金娑山（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格多山，一说为尼赤金山）南，蒲类海（今新疆东北部巴里坤湖）东，名为“沙陀”的大沙漠一带，因此号称沙陀突厥，简称沙陀③。沙陀亦作“沙陁”。
唐代文献将沙陀原来的名称处月，译写成“朱邪”，作为沙陀统治者氏族的姓氏。
633年（唐贞观七年），处月部首领曾随西突厥贵族阿史那弥射至长安朝见唐太宗李世民。后来，处月隶属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642年（贞观十六年）乙毗咄陆可汗攻唐伊州（今新疆哈密市），又遣处月、处密（亦作“蜜”）二部围天山军（治所在今新疆托克逊县东北）。唐安西都护郭孝恪击退西突厥军，并攻克处月俟斤（官号）所居住的城。④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四月，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降唐，处月朱邪阙俟斤阿厥也内属于唐。⑤
651年（唐永徽二年）贺鲁反，沙陀的朱邪孤注响应之。但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反对他们，唐高宗即以贺鲁原来的官职授予沙陀那速。652年（唐永徽三年）春正月，弓月道行军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等生擒朱邪孤注。⑥翌年，唐朝撤销瑶池都督府，在原先处月分布的地区设置金满、沙陀二州。657年（唐显庆二年），唐安抚大使阿史那弥射至伊丽水（今新疆及其迤西伊犁河），当时已西走的处月部向他归降。阿史那贺鲁叛乱平定以后，处月部属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管辖。①
662年（唐龙朔二年），处月首领沙陀金山跟随左武卫将军薛仁贵败铁勒于天山。②沙陀金山因功被授予墨离军讨击使之职。
702年（唐长安二年），沙陀金山升任金满州都督，封张掖郡公。他死后，其子辅国嗣。712年（唐先天元年）处月部因避吐蕃，迁居北庭（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辅国率其部属至长安朝见唐玄宗李隆基。
714年（唐开元二年），辅国复任金满州都督。唐玄宗封其母鼠尼施氏（西突厥五咄陆氏族之一）为鄯国夫人。后来辅国进封永寿郡王，死后，子骨咄支嗣。
742年（唐天宝元年），唐朝任命骨咄支兼任回纥副都护。安史之乱起，骨咄支参加平叛有功，唐肃宗李亨授予他特进、骁卫上将军。他死后，子尽忠嗣。尽忠升任金吾卫大将军，封酒泉县公。8世纪中叶以后，吐蕃占据河西走廊等地，沙陀与唐朝的联系受阻而中断。
唐贞元（785—804）中，沙陀部七千帐归吐蕃。吐蕃迁沙陀部至甘州（治所在今甘肃省张掖县）。后来回鹘取凉州（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县），吐蕃首领怀疑尽忠暗中与回鹘勾结，准备迁沙陀至黄河以北地区。沙陀部人为此非常害怕。尽忠与其子朱邪执宜商量，执宜说：“我世为唐臣，不幸陷污，今若走萧关（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自归，不愈于绝种乎？。”③808年（唐元和三年），沙陀部3万人东迁。吐蕃军追击，沙陀部且战且走，沿洮水（今甘肃省黄河支流洮河）至石门关（位于今宁夏固原县西北），战斗数百次，部众大半战死，尽忠阵亡。最后，负伤的朱邪执宜率领余众近万人，带着3000匹马，逃到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唐朝安排沙陀部在盐州（治所在今陕西省定边县）居住，并为之设置阴山府，任命朱邪执宜为阴山府兵马使。沙陀部的老弱陆续至盐州会合。尽忠弟葛勒阿波也率残部700人投奔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唐朝任命葛勒阿波为阴山府都督④。这是沙陀内迁之始。
二、沙陀与唐朝关系
朱邪执宜至长安朝见唐宪宗李纯。宪宗赐给他“金币袍马万计，授特进、金吾卫将军”⑤。
809年（唐元和四年），范希朝调任河东节度使。唐朝命沙陀跟随范希朝迁往河东。范希朝挑选该部骁勇的骑士1200名，组成“沙陀军”。其余的沙陀部众被安排在定襄川居祝从此，朱邪执宜以神武川（今山西省山阴县东北一带）的黄花堆（今山西省山阴县东北黄花梁）为根据地⑥。沙陀部改称阴山北沙陀。
810年（唐元和五年），唐宪宗命河东范希朝等四军讨伐镇州王承宗，朱邪执宜率沙陀军700为前锋。王承宗军数万人埋伏在木刀沟（今河北省行唐县南至安平县东北之承滋河），沙陀军至，箭如雨下，执宜率军横冲敌阵，后军继进，大败镇州军。朱雅执宜因功升任蔚州（治今河北省蔚县）刺史。
813年（元和八年），唐朝命朱邪执宜屯天德军（时治所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右旗西南“西受降城”），以防回鹘南下。
814年（元和九年），唐朝伐吴元济，调执宜隶属李光颜军。平元济后，朱邪执宜因功进升检校刑部尚书。
821年（唐长庆元年），执宜入朝，留宿卫，任金吾卫将军。大和（827—835）中，唐朝委执宜治云州（治所在今山西省大同市）、朔州（治所在今山西省朔县东北马邑）塞下11处废府，以防御北边，号称代北行营，由他担任行营招抚使，兼阴山府都督①。
朱邪执宜死，子赤心嗣。
839年（唐开成四年），回鹘宰相掘罗勿送给赤心良马300匹，约他一起进攻回鹘彰信可汗。可汗兵败自杀。
843年（唐会昌三年），唐朝伐潞州刘稹，命赤心率领代北行营3000名骑兵为前军。赤心率军破石会关（在今山西省太谷县南昌源河上游东岸），又助忠武节度使王宰攻克天井关（在今山西省晋城县南太行山上）②。河东都将杨弃与刘稹约为兄弟，亦反。次年春二月，赤心与监军使吕义忠等生擒杨弁③。潞州平定后，朱邪赤心因功升任朔州刺史，仍兼代北军使。
847年（唐大中元年）五月，吐蕃论恐热趁唐武宗李炎去世之际，进攻河西。河东节度使王宰率领代北诸军反击。沙陀朱邪赤心担任前锋，从麟州（治所在今陕西省神木县北）渡黄河，在盐州打败恐热。吐著军撤退④。在这一战役中，朱邪赤心勇冠三军，所向披靡。敌军畏之，说“吾见赤马将军火生头上”⑤。战后，赤心调任蔚州刺史，兼云州守捉使。
868年（唐咸通九年），戍桂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的徐州籍士兵起义，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首，转辗回徐州。唐懿宗李漼派大将康承训为徐州行营都招讨使，进军徐州。①康承训以朱邪赤心为太原行营招讨、沙陀三部落军使，随之一同出征。镇压戍兵起义后，朱邪赤心因军功升任大同军节度使。唐朝赐予国姓“李”，名“国昌”，并赐京城亲仁里官邪一所。不久，李国昌先后调任鄜延节度使、振武节度使，晋升检校司徒②。
878年（唐乾符五年），李国昌子沙陀副兵马使李克用杀大同（治所在云州，即今山西省大同市）防御使，自称留后。③唐朝几次征讨李国昌。李氏父子战败，率宗族逃入达靼族分布区。李克用骁勇善战，军中称之为“李鸦儿”。他一目失明，显贵以后，又号“独眼龙”。他能在百步以外射中针或马鞭，达靼人很佩服他④。
880年（唐广明元年）冬十二月，黄巢率起义军进入长安。
881年（唐中和元年），沙陀都督李友金向代北监军陈景思建议起用李国昌父子。唐朝赦免李国昌，任命李克用为代州刺史，兼忻、代兵马留后，率本部军兵出征黄巢。李克用又募达靼诸部万人从军。次年十二月，李克用升任雁门节度使，率军4万人至河中（治所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西蒲州镇）。883年（唐中和三年）夏四月，李克用攻入长安。五月，李克用加官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陇西郡公，时年方28岁，在替唐朝收复京师长安之战中，“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⑤。从此，李克用由镇压黄巢起义发迹，依仗其军事实力，成为唐末政治舞台上风云人物之一。
李国昌是时被任命为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⑥。
李克用继续参加唐朝镇压黄巢起义的军事行动。
884年（唐中和四年）夏五月，李克用追起义军至山东冤句（治所在今山东省曹县西北），粮尽而回。他途经汴州（治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时，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朱温）忌李克用功高且桀迈难制，在城内上源驿宴请李克用，将他灌醉后发兵围攻驿馆。李克用被亲兵拼命救出，部下300多人被杀。从此李克用和朱全忠结下深仇大恨⑦。
李克用回太原后，大规模招募和训练军队，并向唐帝八次上表控告朱全忠，要求出兵报仇。当时唐朝已经衰落，无力干预藩镇之间的纷争。唐僖宗只能派遣亲信的宦官进行调解，并于是年八月间晋封李克用为检校太傅、陇西郡玉⑧。
在这以后，李克用开始逐鹿中原，主要是同朱全忠争霸。885年（唐光启元年），控制唐僖宗李儇的宦官田令孜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发生冲突，派邠宁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省彬县）朱玫、凤翔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李昌符等进攻王重荣。王重荣向李克用求救。是年十二月，王、李联军打败朱玫等。李克用进逼京城。田令孜奉唐僖宗逃往凤翔，接着又迫傅宗西去宝鸡，再迁兴元（治所在今陕西省汉中市东）。⑨
887年（唐光启三年）二月，李克用之父代北节度使李国昌卒。⑩
888年（唐文德元年）三月，唐昭宗即位。李克用被晋升为检校太师兼侍中。890年（唐大顺元年）四月，朱全忠上表给唐昭宗李晔，要求与河北三镇一起，出兵剿除李克用。五月，唐帝采纳宰相张濬的建议，剥夺李克用的官爵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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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6 01:51:01|只看该作者 姓的属籍，以张濬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并调集其它藩镇军队，进攻李克用。张濬军战败。李克用上书唐昭宗表白自己蒙受不公正待遇。翌年正月，唐帝恢复李克用所有官爵，二月又加官为守中书令。① 895年（唐乾宁二年）秋七月，邠宁节度使王行瑜之弟与凤翔节度使节李茂贞义子为争夺唐昭宗至其兄或义父镇守之处，互相攻击，京城大乱。唐昭宗逃入长安南山，遣内侍下诏书召李克用讨伐王行瑜。季克用进军渭桥，迎唐昭宗回京。十一月，王行瑜败逃，被部下杀死。十二月，唐昭宗封李克用为晋王。②
897年（唐乾宁四年）秋八月，李克用因幽州节度使刘仁恭抗拒命令，并囚禁其使者，欲杀害所派驻的戍将，亲自领兵进攻刘仁恭。九月，李克用至蔚州东安塞军。幽州骑兵前来进攻。李克用军出击，天大雾，在木瓜涧中幽州军埋伏，伤亡大半。③李克用败回太原。
898年八月，唐昭宗自华州（今陕西省华县）回长安，改元光化，遣使调解李克用和朱全忠怨仇。朱全忠因兵力强大，仍战斗不止。901年（唐天复元年）二月，朱全忠军攻入河中。河中节度使王珂是李克用女婿，李克用因进军道路被对方封闭，无法救援，女婿、女儿被俘。④三月，朱全忠令其将氏叔琮等攻入河东。李克用曾被困于晋阳。氏叔琮因军中大
疫才退兵。从此，李克用由于双方兵力悬殊，不再与朱全忠争高低。①
904年（天复四年）八月，朱全忠弑唐昭宗，立辉王李祝为昭宣帝（哀帝）。907年（唐天祐四年）四月，唐昭宣帝被迫禅位于朱全忠，唐亡。朱全忠建立梁朝（史称后梁）。是年，割据四川的王建劝李克用“各王一方”。李克用回信说：“仆经事两朝，受恩三代，位叨将相，籍系宗枝”，“誓于此生，靡敢失节”②。表达了对唐朝的忠心，谢绝王建的建议。908年（后梁开平二年）正月，李克用病卒，享年五十有三。
第二节沙陀族建立的四个政权
一、后唐（公元923—936）
五代十国时期的唐朝，由沙陀族统治者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因为沙陀朱邪氏原先由唐朝赐国姓“李”，并归入李氏郑王支系的属籍，③所以李存勖以故唐宗室自居，所建立的新政权仍以“唐”为国号，史称后唐。
后唐以东都洛阳为首都，以长安为西都。由于后唐的疆域包括其前身晋国、兼并的河北三镇等地和所灭的后梁领土，版图差不多比后梁大一倍。其辖境最大时大致包括今山西、河南、山东三省，陕西、河北两省的大部分，以及甘肃、宁夏、湖北、安徽、江苏等省的部分地区。
后唐历庄宗、明宗、闵帝、末帝四朝，前后仅14年。
李克用死后，李存勖继晋王位，为独立的割据政权晋国之主。晋仍用唐朝年号“天祐”，存勖时年二十四，由其叔父振武节度使李克宁掌握兵权。李克宁受其妻和李存颢（李克用的养子）挑唆，企图“兄亡弟立”继李克用为晋王。先擅杀大将李存质，并伺机再谋杀李存勖。李存勖接到告密后，杀李克宁。④从此，他自己掌握全部军政大权。
李存勖“乃下令国中，禁盗贼，恤孤寡，征隐逸，止贪暴，峻堤防，宽狱讼”⑤，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他又严格训练军队，规定骑兵不见敌人不得乘马，队伍排好以后不得乱走，行军期限确定后不得误期等等，违者必斩。⑥因此晋军的战斗力大为提高。政治和军事措施为其“王霸之业”奠定了基矗
910年（后梁开平四年）冬十一月，梁太祖朱温（朱全忠）企图兼并镇、定二州，赵王王镕求救于晋。李存勖派周德威率军屯赵州（治所在今河北省赵县），以援镇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正定县）王镕。十二月，梁太祖派王景仁为北面招讨使，率精兵7万伐王镕。王景仁设营于柏乡（今河北省柏乡县）。翌年正月，李存勖亲率晋军与梁军大战于柏乡附近。梁军大败。晋军杀敌2万人，夺马3000匹，擒梁将285人。⑦这一仗，梁的精兵龙骧、神威、神捷诸军几乎全部丧失，实力受到严重打击。①晋军则以少胜多，在梁、晋抗衡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王镕所统的镇州、定州（治所在今河北省定县）在910年已恢复使用唐朝天祐年号和成德军名称②，至此进一步和晋结成反梁联盟。
912年（后梁乾化二年）六月，梁太祖朱温子朱友珪弑父篡位。翌年二月，朱友珪弟友贞攻之，友珪死。朱友贞即位，是为梁末帝。后梁连经内乱，势力削弱。是年冬十一月，李存勖攻占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灭燕。翌年正月，镇州赵王王镕、定州北平玉王处直推举李存勖为尚书令，实际上尊之为盟主。③915年（后梁乾化五年）三月，后梁魏博节度使（治所在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北）贺德伦因兵变，向晋“奉币乞盟”，请代平乱。六月，李存勖进入魏州，兼领魏博节度使之职。翌年二月④，李存勖率军在魏州附近重创梁大将刘鄩军，梁军步兵7万人几乎全部死亡。这次大决战以后，后梁的军事实力急剧下降。晋军乘胜在半年之内连取卫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汲县）、磁州（治所在今河北省磁县）、洺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永年县东南）、邢州（治所在今河北省邢台市）、相州（治所在今河南省安阳市南）、沧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沧州市东南）、贝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清河县西）等地。⑤从此，河朔之地尽归晋有。李存勖兵临黄河，对后梁构成莫大威胁。
923年四月，李存勖在魏州称帝，是为后唐庄宗，改元同光。当“时唐国所有凡十三节度、五十州”⑥。
是年十月，李存勖亲率大军南渡黄河，进攻后梁。一路势如破竹。第三日即破梁中都，擒后梁大将王彦章以下将吏200多人。第八日晨，后唐大将李嗣源进抵后梁都城，开封府尹开城门迎降。当天唐庄宗进入开封，梁文武百官在马前谒见。梁末帝被其部将所杀。后梁亡⑦。十二月，后唐迁都洛阳。
925年（后唐同光三年）九月，唐庄宗派皇子李继岌及郭崇韬伐前蜀。十一月，蜀主王衍降，前蜀亡。后唐“得（蜀）节度十，州六十四，县二百四十九”⑧。
后唐庄宗李存勖平梁以后，骄奢淫逸，政治趋向腐败。他自幼擅长音乐，宠幸伶人，有时自己也粉墨登场演戏。伶人称之为“李天下”。诸伶出入宫廷，侮弄群臣，接受贿赂，卖官鬻爵，蠹政害人。李存勖并派伶人景进为耳目，探听外界消息。景进趁机进谗，干预政事，将相大臣莫不畏之。⑨。
迁都洛阳以后，后唐庄宗又重用宦官。他本来已有内侍500人在左右。924年（同光二年）正月，又下令将前朝内官、诸道监军，以及属于私家的内侍，不论贵贱，一律收进宫阙，使宦官总数增加到近1000人。给予宦官优厚待遇，使之成为心腹。本来自从903年（唐天复三年）诛杀宦官以后，宫中诸司使都以文士充任，至此又改用宦官，使其得以干预政事。又恢复诸道监军制度，不论节度使出征或留驻京城，军府中的要事都由监军决定。这些由宦官担任的监军，凌驾主帅之上，仗势争权，引起诸藩镇愤怒。①
庄宗为了满足其穷奢极侈的欲望，任用孔谦为租庸使，大肆搜括民财。孔谦“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馑，不三四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②。由于剥削过重，因此广大人民和士兵难以生活，普遍怨恨庄宗。
926年（同光四年），戍守瓦桥关（今河北省雄县）的魏博镇兵期满回原籍。当他们途经贝州时，庄宗下诏令其即在当地屯驻。二月六日，这些驻军兵变，拥裨将赵在礼为首，回魏州。庄宗派蕃汉总管李嗣源率军征讨赵在礼。三月，李嗣源至邺都（位于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北）城下，所率军队兵变，迫其为帝。③当李嗣源犹豫之际，其婿石敬瑭亦劝之。突骑指挥使康义诚说：“主上（指李存勖）无道，军民怨怒，公（指李嗣源）从众则生，守节则死。”④李嗣源从之，进军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后唐诸军纷纷倒向李嗣源。
四月，后唐庄宗亲军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反。后唐庄宗中流矢身亡，称帝仅三年。
李嗣源进入洛阳，先称监国，后即皇帝位，是为后唐明宗。改元天成。他也是沙陀人，本名邈佶烈。当十三岁时即善骑射，隶李克用帐下。后被李克用收为养子，取名李嗣源。⑤
李嗣源大力改革后唐庄宗的弊政，当尚称“监国”时，即列举“租庸使孔谦奸佞侵刻穷困军民之罪”，斩之；并废除孔谦所立一切苛敛之法，又撤销诸道监军使。由于后唐庄宗因重用宦官而亡国，因此命令各地节度使杀死所有监军的宦官。⑥他大量裁减宫内人员。唐僖宗时六宫有万人，后唐庄宗一次即夺魏军诸营妇女一千多人入宫。后唐明宗登基后规定：“后宫内职（宫女）量留一百人，内官三十人（庄宗时近千人），教坊（乐队等）一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其余任从所适。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并停”⑦。又规定节度使、防御使一年之中只在四大节日适当向皇帝进一些贡品，以表示情意；刺史虽逢四节也不进贡；州府不得科敛百姓；诸州杂税应规定合理的征收项目，不得为难商旅。⑧
后唐明宗关心农民疾苦。过去夏、秋两季田赋，每斗加征一升损耗，他决定停收这项附加税。⑨
931年（长兴三年）六月，他“命诸道均民田税”。九月，下令放五坊养的猎鹰回归山林，以后任何人都不得进贡鹰隼。他停止狩猎，为的是怕打猎时追兽入田，损坏庄稼。⑩
又下“诏开铁禁，许百姓自铸农器、什器之属，于秋夏田亩（税）上，每亩输农器钱一文五分”①。
后唐明宗在位七年余，政局基本上稳定，“年谷屡丰，兵革罕用，较于五代，粗为小康”②。人民生活有所好转。但是他当时已67岁，年老多玻933年（长兴四年）十一月，病重。其子秦王李从荣为夺继承权，领兵攻皇宫端门，兵败被杀。明宗闻从荣死，受惊昏厥，病情加重，六天后卒。③
这年十二月，李嗣源子④宋王李从厚即位，是为后唐愍（闵）帝。翌年正月改元应顺。闵帝听从臣下的谋划，企图削弱势力强大的藩镇李从珂和石敬瑭。为此，他于二月间调整六处节度使和留守。凤翔节度使潞王李从珂不服从调任“权北京留守”的命令，起兵反叛⑤。三月，闵帝派去镇压的军卒倒戈，投向李从珂。李从珂率军东进，一路所经之处大都归顺于他。闵帝逃往卫州，后被李从珂派人前往缢杀之。闵帝仅在位4个多月而亡。
934年四月，李从珂即皇帝位，是为后唐末帝（一作废帝）⑥。改元清泰。李从珂本姓王，因生于后唐光启元年（885）正月二十三日，即以“二十三”为名。⑦镇州平山（今河北省平山县）人。母亲魏氏年轻守寡，被路过平山的骑将李嗣源掠夺为妻。王二十三于十岁时找到生母。李嗣源收养为子，取名李从珂。⑧李从珂骁勇善战，屡建殊勋，深得李嗣源信任。李嗣源临死前还说：我和李从珂冒箭、石定天下，他几次解救我脱离危险，我将把军权交给他。⑨
李从珂在凤翔起兵时动员军士说：进入洛阳后，每人赏百缗钱。当时每缗为一千文钱⑩。登基后命有司千方百计搜括民财，仅得六万缗。大怒，将所有过期不交钱的人尽投之于狱，日夜拷打逼款，狱中人满为患，因而自杀的人络绎不绝。市民群聚在一起骂军士说：你们为君主奋力作战，立功也不容易。但是却使我们俟打，出钱作为赏金。你们还扬扬得意，不觉得良心有愧吗？后唐未帝取出全部库存财物，加上诸道贡献的钱财，甚至太后、太妃也捐出器服簪珥，一共才凑齐二十万缗。他只得分给从凤翔开始就追随他的将官每人两匹马、一匹骆驼和七十缗钱，军士各二十缗钱，后来在京归顺的军人各十缗钱。他言而无信，引起军人普遍不满。
李从珂和石敬瑭都是能征惯战的勇将，是后唐明宗的左右臂，但双方一向互不相让。李从珂即帝位时石敬瑭不得已入朝祝贺。李从珂的亲信大都向他建议：将石敬瑭留在京都。石敬瑭的岳母曹太后和妻子魏国公主几次向李从珂要求放他回任。李从珂见石敬瑭当时已病重，即令其仍旧出任河东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晋源镇）。①
其时，契丹多次侵扰后唐北部边境。北面行营总管石敬瑭拥重兵守边。
935年（后唐清泰二年）六月，石敬瑭领大军驻忻州（治所在今山西省忻县），朝廷遣使赐军士夏衣，军士呼万岁，石敬瑭斩为首欢呼者。后唐末帝得知此事后，更加怀疑石敬瑭。七月，末帝任命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领兵屯代州（治所在今山西省代县），以削减石敬瑭的权力。②
936年（清泰三年）三月，石敬瑭以资助军费为借口，将他存放在洛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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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6 01:55:23|只看该作者 地的财物全部运回晋阳（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古城营西），作发动叛变的准备。③五月，后唐末帝调石敬瑭任郓州节度使（即天平节度使，治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西北）。石敬瑭拒命而反④。末帝派张敬达领兵讨伐之，围晋阳。七月，石敬瑭“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向契丹求援，“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当时手下的大将刘知远曾劝道：称臣就可以了，当儿子未免太过份；多给财物就足以诱使契丹出兵，不必割地，以免将来形成大患。但是石敬瑭不听⑤。九月十五日，契丹主耶律德光率5万骑兵在晋阳城外大败后唐末帝的军队。后唐步兵死亡近万人⑥。 闰十一月，石敬瑭与契丹主领兵南下。契丹将高谟翰任前锋，率后唐降卒先行。至上党（治所在今山西省长治市），契丹主留驻，命其将太相温率领5000骑兵护送石敬瑭前往河阳桥（在今河南省孟县西南黄河上）。石敬瑭至河阳（治所在今河南省孟县南）。末帝见大势已去，与曹太后、刘皇后、皇子雍王李重美，及马军都指挥使宋审虔等，带着传国玉玺，登玄武楼集体自焚。末帝时年五十有一，在位仅二年余。后唐亡⑦。
二、后晋（936—947）
五代之一的晋朝由沙陀人石敬瑭建立，史称后晋。他的先辈随朱邪执宜归唐，移居阴山府。父臬捩鸡善射，从晋王李克用征战有功，官至洺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永年县东南）刺史。石敬瑭原隶李嗣源麾下，为李氏婿。其妻即永宁公主，后称魏国公主、晋国长公主。石敬瑭助李嗣源夺得帝位后，被任命为保义军节度使（治所在河南省陕县），赐号“竭忠建策兴复功臣”，兼六军诸卫副使。⑧
后晋疆域，除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外，大致与后唐相同。建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历2帝，共11年。
936年十一月，“契丹主（耶律德光）作册书，命（石）敬瑭为大晋皇帝，自解衣冠授之”⑨。于是，石敬瑭筑坛于契丹主牙帐所在的柳林（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南），身穿契丹服饰，即皇帝位，是为后晋高祖。他当即将幽（今北京市）、蓟（今河北省蓟县）、瀛（今河北省河间县）、莫（今河北省任丘县）、涿（今河北省涿县）、檀（今北京市密云县）、顺（今北京市顺义县）、新（今河北省涿鹿县）、妫（今河北省怀来县）、儒（今北京市延庆县）、武（今河北省宣化县）、云（今山西省大同市）、应（今山西省应县）、寰（今山西省朔县东马邑）、朔（今山西省朔县）、蔚（今河北省蔚县）等16州割让给契丹，并每年送与契丹帛30万匹①。石敬瑭改是年为天福元年。
937年（后晋天福二年）夏四月，石敬瑭至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改汴州牙城名为大宁宫，作为行宫。七月，召留在洛阳的百官全部迁汴州。次年冬十月，契丹册封石敬瑭为“英武明义皇帝”。后晋以汴州首都为东京，以洛阳为西京。②
石敬瑭事契丹甚谨，不仅奉表称臣，称契丹主为父皇帝，岁输金帛30万，还“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又经常给契丹太后述律氏、元帅太子、伟玉、南北二王，以及韩延徽、赵延寿等大臣分送礼物。契丹君臣稍不满意。就派人来责骂，石敬瑭常为此向他们道歉。后晋的使者到契丹去，大都受蔑视甚至挨骂。使者回晋国后说起这些事，朝野都感到耻辱。只有石敬瑭敬奉契丹毫无倦意，所以他从来没有同契丹发生过纠纷和冲突。后来契丹主不让他称“臣”，只要他在表文上自称“儿皇帝”，像自己家里人一样就行。③。可是石敬瑭（892—942）的年龄，比契丹主耶德光（902—947）还大十岁。
石敬瑭及其臣僚搜括民财自肥，并大量向契丹贡献，加上水旱灾害，以致百姓普遍一贫如洗，负债累累，民不堪命。
940年（后晋天福五年）春正月，他不得不下诏：“应天福三年终，公私债欠，一切除放。”④翌年三月，又下诏：“天福四年终已（以）前，百姓所欠夏秋租税，一切除放。”⑤。
942年（天福七年）五月，石敬瑭病重不能登殿视朝，六月卒⑥。宰相冯道和马步都虞侯景延广认为石敬瑭子重睿尚在童年，国家多难，应该立年长之君。石敬瑭其它五子都已早死，于是立齐王李重贵为帝，是为后晋出帝（少帝）。⑦944年七月改元开运。
后晋出帝本是石敬瑭兄石敬儒之子。石敬儒早死，石敬瑭以石重贵为子。石重贵少年忠厚，善骑射，曾任河东节度使、东京留守等官。⑧
出帝向契丹报晋高祖之丧时，称孙而不称臣。契丹主大怒，派遣使臣责问：怎么不先向我禀告，即自行继承帝位？宰臣景延广答复时出言不逊。契丹卢龙节度使（治所在今北京市城区西南）赵延寿企图取代晋朝而称帝，趁机多次煽动契丹进攻后晋，契丹主表示同意。⑨
943年（天福八年）十二月、944年（开运元年）正月之际，后晋平卢节度使（治所在今山东省益都县）杨光远密告契丹说：后晋境内发生严重饥荒，非常困难，趁此机会进攻可以一举成功。契丹主调集山后（今河北省太行山、都军山、燕山迤北临近地区）及卢龙军共5万人，由赵延寿率领为前锋，进攻后晋。①契丹军迅速深入。944年二月，后晋马军都指挥使李守贞等，败契丹于马家口（今山东省郓城县北），契丹骑兵数千人溺死于黄河中，被俘被斩者亦达数千人。三月，耶律德光亲率大军10余万人列于澶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南）城北，与后晋出帝对阵。两军苦战至傍晚，双方死伤不计其数。日暮，契丹军撤退。②
是年十二月，契丹军又大举进攻后晋，遭晋军顽强抗击，契丹军北撤。③翌年三月，契丹8万多名骑兵又南下。在阳城（位于今河北省安国县境）附近白团卫村，后晋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重威的大军被契丹军层层包围，粮、水均荆又逢东北风大作，屋破树折，契丹军顺风放火突击。后晋军士卒愤怒，大呼不能等死，要求立即反攻。马步都监李守贞率药元福、符彦卿、皇甫遇等将逆风冒死出击。契丹军大败北撤。退往幽州。④
这两次契丹军南下，后晋处于劣势，全靠沙陀、汉两族将士用命拼死抵抗，才转败为胜。由于契丹军连年出征，后晋疲于奔命，边民生命涂炭，契丹人民及其畜群损失也很多，国人厌战。甚至述律太后也有和解之意，对其子耶律德光说：即使你得了后晋的土地，也不习惯在那里居住；万一有什么闪失，你后悔就来不及了。⑤
946年（开运三年）十月，后晋派杜重威和李守贞领兵北上，接应诈降的契丹瀛州刺史刘延祚和赵延寿。十一月，后晋军至瀛州，只见一座空城，连忙南撤。杜重威等一路上焚烧民房，抢夺妇女，至滹沱河（在今河北省西部），与契丹军夹河对峙。十二月，契丹军包围晋军，内外断绝，军粮将荆贪财怕死的杜重威妄想也当“儿皇帝”，率诸将降于契丹。契丹军顺利南下。降将张彦泽率领2000名骑兵首先攻入开封。出帝自焚未果，降契丹，⑥后晋亡。
三、后汉（947—950）
五代中的后汉朝，由沙陀人刘知远建立。史称后汉。定都于汴。其疆域，除秦州（治所在今甘肃省秦安县西北）、凤州（治所在今陕西省凤县东北）、阶州（治所在今甘肃省武都县东南）、成州（治所在今甘肃省成县）转归后蜀所有外，其余大致与后晋相同。历2帝，共4年。
刘知远原为后唐明宗时偏将，曾在战场上救过石敬瑭。石敬瑭即帝位后，任命刘知远为侍卫亲军都虞侯，领保义军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省陕县）。941年（后晋天福六年），任河东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945年（后晋开运二年），后晋出帝封他为北平王。①
947年后晋亡以后，契丹主纵兵到处抢劫，谓之“打谷草”。又以奖励“平晋”之30万契丹兵为名，搜括原后晋国境内府库及民间财富，以致民不聊生。各地纷纷起义②。
是年二月，刘知远在太原即皇帝位，是为后汉高祖。改这一年为天福十二年。相州、代州、晋州、陕州、潞州等地纷纷归附后汉。③
刘知远准备搜括民财，用以犒赏将士。其妻李氏劝说：初创大业，还没有带给百姓任何好处，反而掠夺他们赖以生存的资财，这决不符合新皇帝救民的宗旨。不如把宫中所有的财物都拿出来劳军，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人们决不会因此而有怨言。刘知远采纳其言，赢得了军民的拥护。④
这时，中原东部的起义军凤起云涌，收复了宋州（治所在今河南省商丘县）、毫州（今安徽省毫县）、密州（治所在今山东省诸城县）。宋州在开封东，相距不远。契丹主闻讯大惊⑤。三月，耶律德光以天气转暖，难以久留为借口，北归，任命其舅兄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留守汴州。四月，耶律德光途中病死于栾城（治所在今河北省栾城县西）北。五月，萧翰也北归。汴州空虚。六月，刘知远至汴州，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⑥
947年（天福十二年）九月，刘知远出兵北征。十月，攻邺都，十一月杜重威降。十二月，刘知远回开封。948年，改元乾祐。正月，刘知远病故，在位不满一年⑦。
刘知远传位于第二子刘承祐，是为隐帝。
948年三月，护国节度使李守贞在河中（治所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西）自称秦王。他联合凤翔节度使王景崇、占据长安的赵恩绾，发动“三镇叛乱”。隐帝发兵征讨，诸将不肯进攻，久而无功。八月，任命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督诸军作战。郭威筑连城围李守贞⑧。949年（乾祐二年）七月，郭威部将郭从义杀赵恩缩。郭威攻入河中外城。李守贞见大势已去，自焚死。⑨
“三镇叛乱”平定以后，后汉隐帝更骄纵，重用奸臣和宦官，诛杀重臣。
950年（乾祐三年）十一月，隐帝杀枢密史杨邠、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并诛其九族。又下密诏要杀枢密使郭威等。澶州节度使李洪义将密诏送交郭威。郭威从邺都率军南下开封。隐帝被杀，年仅二十。⑩
郭威议立刘知远之侄徐州节度使刘贇为嗣君，郭威请太后临朝。是时辽（契丹）军南侵洺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永年县东南）。十二月，郭威领大军北征，至澶州。将士以黄旗披于郭威身上，呼万岁，拥戴为天子。即日回军南下开封。太后命郭威监国。第二年正月，郭威即帝位，国号周（史称后周）。后汉亡①。
四、北汉（951—979）
五代时期十国之一的汉国，由沙陀人刘崇建立，史称北汉。刘崇是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官居河东节度使兼中书令。951年（后周广顺元年）正月，周太祖即皇帝位，后汉亡。又杀刘崇之子刘贇。刘崇于是月即帝位于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古城营西古城），以晋阳为都城，仍用后汉乾祐年号。北汉时有并（治所在今山西省晋阳县）、汾（今山西省汾阳县）、忻（今山西省忻县）、代（今山西省代县）、岚（今山西省岚县）、宪（今山西省静乐县西南娄烦）、隆（今山西省祁县东南）、蔚（今河北省蔚县）、沁（今山西省沁源县）、辽（今山西省左权县）、麟（今陕西省神木县北）、石（今山西省离石县）十二州。②其地绝大部分在今山西省北部，只有两州分别在邻近的今河北省和陕西剩北汉依附于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后被北宋所灭。历4主，共29年。
北汉立国后，国小财乏，宰相月俸从后梁时的200缗（千文），减为100缗，节度使仅30缗，其余官员只略有津贴，大多数官吏贪污公款、勒索百姓，国内很少廉洁奉公的官员。③
刘崇登帝位后即与辽朝联系，准备效法后晋，向辽求援。
951年四月，刘崇遣使前往辽朝，自称“侄皇帝致书于叔天授皇帝”，请求册立。六月，辽朝派燕王述轧等，册刘崇为大汉神武皇帝。刘崇改名刘旻。④
刘崇称帝不久，即向外扩张。当年二月，次子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刘承钧先后攻晋州（今山西省临汾市）、隰州（今山西省隰县），都没有成功。九月，辽穆宗耶律璟即位，刘崇遣使前往祝贺，又称辽穆宗为叔，并请发兵一起攻晋州。十月，辽朝派彰国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省应县）萧禹厥率领奚、契丹军兵5万人，⑤同刘崇率领的2万名士兵一起，攻晋州。十一月，周太祖派王峻为行营都部署，领兵救晋州。十二月，刘崇久攻晋州不下，大雪，军乏食，辽兵思北归，听说王峻大军将至，连夜烧营撤退。后周骑兵追击至霍邑（今山西省霍县），北汉军伤亡惨重。⑥
北汉土地贫瘠，人民贫穷。百姓既要供应朝廷和军队的需要，又被迫向辽朝输送财物，因此负担过多的赋税和沉重的劳役。由于民不聊生，许多人逃入后周境内。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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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6 02:02:14|只看该作者 952年（广顺二年）二月，刘崇派兵3000余人进攻后周的府州（治所在今陕西省府谷县），被当地的防御使折德扆打败。折德扆乘胜夺取北汉的岢岚军（治所在今山西省奇岚县）①。 954年正月，周太祖郭威病卒。其养子、内侄柴荣继位。刘崇闻周太祖去世，向辽朝借兵，准备大举进攻后周。二月，辽朝派政事令杨衮率领“铁马”骑兵1
万多人和奚族等部族军五六万人，助北汉，刘崇自己率军3万人，和辽兵一起进军潞州（治所在今山西省长治市）②。三月，周世宗柴荣领兵前往迎战。刘崇的中军列阵于巴公原（在今山西省晋城县东北），见周军少于自己的军队，十分轻敌。北汉军进攻，后周的右军溃散。后周将赵匡胤（后来的宋太祖）等拼死抗击，北汉军大败。辽军杨衮因与刘崇发生矛盾，又见后周军势盛，只顾保全自己，匆匆撤军。③傍晚刘崇收兵，尚有万人，又遭周后军乘胜追击，伤亡殆荆刘崇披褐衣戴笠帽，率领残存的百余骑由雕窠岭（在今山西省高平县西北）日夜奔驰，逃回晋阳。④四月至六月，后周数十万大军包围北汉晋阳城，因辽朝派出数万名骑兵来援，连败后周军，周世宗撤军南归。⑤
刘崇自从在高平大败，又被围于晋阳，优愤成疾，从此将国家交其子刘承钩治理。954年⑥十一月，刘崇病卒，享年六十。北汉遣使告哀于辽，辽派骠骑大将军刘承训册命刘承钧为帝，是为北汉孝和帝。他继位后改名刘钧；“勤于为政，爱民礼士，境内初安”。他给辽帝上表时自称男（儿子）；辽帝的诏书称之为“儿皇帝”⑦。
刘钧于957年改元天会。
959年（周显德六年）冬，他和辽朝协同进攻后周。翌年正月，周恭帝命赵匡胤北征，军至陈桥驿发生兵变，黄袍加于赵匡胤之身，拥立为帝，后周亡，宋朝始建。从这年夏天起，北汉的军队屡败于宋。⑧
刘崇在世时，凡事必禀告辽朝。刘钧改年号、出兵支援昭义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省长治市）李筠、杀内枢密使段常，都没有向辽朝请示，因此辽朝待之日益淡保⑨
北汉地域狭小，物产匮乏，而每年又必须输送大量物资和钱财给辽朝，因此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为此刘钧任命五台山僧继颙为鸿胪卿。继颙本是已故燕王刘守光之子，为人多智慧，善理财。他每年将五台山佛寺从契丹取得的马数百匹，献给刘钧，又在柏谷山（在今山西省长治市北）开矿炼银，使北汉有足够的财源。继颙后来官至太师、中令书。⑩
宋太祖赵匡胤曾经通过边界上的情报人员转告刘钧说：以前你家和周朝是世仇，现在我们之间并无仇恨，何必使这一带的人民遭难呢？你若有志于中原，应该下太行山来决一胜负。刘钧答云：河东的土地甲兵不及宋朝十分之一，我守在这里，只是为了使汉国的祖先能常受祭祀。赵匡胤同情刘钩所说，并转告他，我给你开一条生路。从此以后，直到刘钧死，宋朝再没有出兵进攻北汉。①刘钩终因势力衰弱，国家窘迫，优虑致疾，于968年（宋乾德六年）七月死。在位13年，享年四十三。养子继恩即位。②
刘继恩本姓薛，是刘崇的外孙。其父薛钊死后，母亲改嫁何姓。刘崇因刘钧无子，命收薛继恩为养子。继恩告哀于辽朝后登帝位。九月，被供奉官侯霸荣刺死，年仅三十四，在位仅60天。人们都怀疑，行刺刘继恩的主谋是参议中书事的顾命大臣郭无为。郭无为立刘继恩弟继元为北汉国主③。
刘继元本姓何，是继恩的异父同母弟。父母死后，也由刘钧收为义子。继元为人残忍，将其叔父除一个装傻者以外全部杀光，又杀其养母刘钩妻郭氏。④刘继元亦依附辽朝。
969年（宋开宝二年）春，赵匡胤亲征北汉。闰五月，宋军引汾水灌晋阳城。北汉宰相郭无为主张投降宋朝，被刘继元所杀。宋军驻扎在草地中，因连遭暑雨，军士多病，宋太祖无奈，撤军。⑤
976年（宋开宝九年）八月，宋太祖又发兵征北汉。九、十月间连败北汉军。因太祖去世，太宗赵匡义即位，召宋军撤回。⑥
979年（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进攻北汉。宋军数十万围晋阳城，自春至夏，矢石如雨，昼夜不停，城中大惧。五月，刘继元降宋，宋太宗授之为特进、检校太师、右卫上将军，封彭城郡公。北汉亡。刘继元于991年（宋淳化二年）死，被追封为彭城郡王。⑦
自808年（唐元和三年）沙陀族内迁盐州，历经唐、五代至宋灭北汉为止，前后共171年。他们以山西北部为基地，驰骋中原，先为强藩，后建三朝一国。与此同时，沙陀人长期生活在广大汉族人民中间，人口又较少（内迁时仅近万人），经过近两个世纪的相互影响，终于逐渐融合于汉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史金波、吴峰云：《西夏后裔在安微》，载《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④李绍明：《传为蒙古族之西昌〈余氏族谱〉考辩》，载《四川文物》，1988年第4期。
⑤吴天墀：《西夏史稿》。
⑥参见五世达赖：《西藏王臣记》；石泰安著、耿升译、王尧校：《西藏的文明》。
①《新唐书》卷一二人，第6153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六，第6177页。
③《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3页。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77页。
⑤《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4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第6327页；《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4页。
①《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4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三七，第7651—7653页。
③同①，第6155页。
④《资治通鉴》卷二三七，第7660、7661页。
⑤同①，第6155、6156页。
①《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6页。
②同上书，第6157页；《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93、7998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30页。
④《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6页。
⑤《资治通鉴》卷二五一，第8120、8121、8131页。
⑥《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6页。
⑦此年份与李克用官衔各书记载不一，今从《资治通鉴》卷二五三，第8195、8196页。
⑧《新五代史》卷四，第32、33页。
⑨《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8、6159页；《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第8240、8246—8248；《资治通鉴》卷二五五，第8283、8293、8295页。
⑩《新五代史》卷四，第33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五，第8305、8306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六，第8312、8313页。
③同上节，第8327—8329、8332页。
④同上书，第8345页；《新五代史》卷四，第33页等书作中和三年（883年）死。
①《资治通鉴》卷二六三，第8569、8570页。
②《旧五代史》卷二六，第361页。
③《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6页。
④《旧五代史》卷二七，第367、368页。
⑤同上书，第370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六六，第8696页。
⑦《旧五代史》卷二七，第371—373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六七，第8736页。
②同上书，第8729页。
③《旧五代史》卷二七，第383、384页；《新五代史》卷五，第42页。
④《旧五代史》作三月，《新五代史》记于正月之下。此据《资治通鉴》卷二六九，第8800页。
⑤《新五代史》卷五，第43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七二，第8881—8883页。
⑦《旧五代史》卷三○，第411、412页。
⑧《资治通鉴》卷二七四，第8946页。
⑨同⑥，第8904、8905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七三，第8912页。
②《旧五代史》卷一四六，第1945页。
③《旧五代史》卷三四，第469、473、474页。
④《资治通鉴》卷二七四，第8969页。
⑤《新五代史》卷六，第53、56页；《旧五代史》卷三五，第482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七五，第8980、8981页。
⑦《旧五代史》卷三六，第495页。
⑧同上书，第496页。
⑨同上书，第495、496页。
⑩《资治通鉴》卷二七七，第9061、9062页。
①《旧五代史》卷四二，第583、584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七八，第9095页。
③同上书，第9093、9094页。
④《新五代史》卷七，第69页，作第五子。《旧五代史》卷四五，第613页，作第三子。
⑤《旧五代史》卷四五，第618页。
⑥《旧五代史》卷四六，第625页；《新五代史》卷七作废帝。
⑦《旧五代史》卷四五，第625页；《新五代史》卷七，第71页，作“阿三”。
⑧《新五代史》卷七，第71页；《旧五代史》卷四五，第625页，注引《唐废帝实录》。
⑨《资治通鉴》卷二七八，第9093页。
⑩《旧五代史》卷四六，第632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七九，第9119、9120页。
②同上书，第9131、9132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八○，第9139页。
④《旧五代史》卷四八，第659、660页。
⑤同③，第9146页。
⑥同上书，第9148页。
⑦同上书，第9159、9161、9162、9163页。
⑧《新五代史》卷八，第77、78页。
⑨《资治通鉴》卷二八○，第9154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八○，第9150、9154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八一，第9173、9180、9191页。
③同上书，第9188、9189页。
④《旧五代史》卷七九，第1037页。
⑤同上书，第1046页。
⑥《旧五代史》卷八○，第1061、1062页。
⑦《资治通鉴》卷二八三，第9237页；《新五代史》卷九，第89页；《旧五代史》卷八一，第1067页，作少帝。
⑧《新五代史》卷九，第89页；《旧五代史》卷八一，第1067页。
⑨《资治通鉴》卷二八三，第9242、9243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八三，第9256、9260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八四，第9268页。
③同上书，第9281、9282页。
④同上书，第9288—9290页。
⑤同上书，第9293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八五，第9312、9314、9315、9318、9321页。
①《新五代史》卷一○，第100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八六，第9334、9335页。
③《新五代史》卷一○，第100、101页。
④同②，第9343页。
⑤同②，第9346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八六，第9348—9350、9356页；《资治通鉴》卷二八七，第9363、9366页；《新五代史》卷一○，第102页。
⑦《旧五代史》卷一○○，第1338—1340页。
⑧《资治通鉴》卷二八八，第9391、9396、9398页。
⑨同上书，第9410页。
⑩《旧五代史》卷一○三，第1369—1372页。
①《旧五代史》，第1374—1377页；《资治通鉴》卷二八九，第9447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九○，第9450—9453页；《旧五代史》卷一三五，第1810页，记刘崇为汉高祖从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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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6 02:11:09|只看该作者 。 ③《资治通鉴》卷二九○，第9454页。
④同上书，第9460、9462页。
⑤同上书，第9456、9463、9466页。《新五代史》卷七○，第865页也作“五万”，然《旧五代史》卷一三五，第1811页作“五千骑”。
⑥《资治通鉴》卷二九○，第9467页。
⑦同上书，第9470、9471页。
①《旧五代史》卷一三五，第1811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九一，第9501页；《新五代史》卷七○，第865页。
③同上书，第9504—9506页。
④同上书，第9506、9507页。
⑤《资治通鉴》卷二九二，第9514、9515页；《新五代史》卷七○，第866页。
⑥此据《资治通鉴》卷二九二，第9519、9520页。新、旧五代史均作显德二年（955年）。
⑦《资治通鉴》卷二九二，第9520页。
⑧《宋史》卷四八二，第13934—13936页。
⑨《新五代史》卷七○，第868页。
⑩同上。
①《新五代史》卷七○，第869页。
②《宋史》卷四八二，第13936页。
③《新五代史》卷七○，第869—870页；《宋史》卷四八二，第13937页。
④同上书，第870页。
⑤同①，第870页。
⑥《宋史》卷四八二，第13938—13939页。
⑦同上书，第13939—13941页。
第六章吐蕃
自9世纪后半期，邻近汉地的吐蕃辖区爆发了一嘲■末”起义；吐蕃统治的中心地区经历了为期近30年之久的奴隶平民大起义之后，吐蕃奴隶制的统治被彻底摧毁。自10世纪起，吐蕃进入封建制社会；至13世纪初叶，封建农奴制度在乌思（一作乌斯，或作卫，即今以拉萨市为中心的地区）、藏（即今以日喀则市为中心的地区）、阿里（一作纳里，即今阿里及迤西周边地区）等地普遍确立，吐蕃社会向封建制过渡的过程，约经历了300年之久。在此期间，佛教以藏传佛教的形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相继形成诸多教派，各教派又往往与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紧密结合，成为吐蕃封建社会的突出特点。同一时期，邻近汉地的原吐蕃辖区，也陆续兴起了一些吐蕃族的地方封建势力，其中最富实力的是■厮啰政权。
第一节吐蕃封建割据的出现
一、吐蕃王室后裔与佛教复兴
被称作“邦金洛”的吐蕃奴隶平民大起义后，原吐蕃辖区内未能形成较为统一的政权。原吐蕃王室后裔欧松之子贝考赞，于公元895年为起义军擒杀，①其子尼玛衮西逃泽布隆（今西藏自治区札达县）。尼玛衮三子分据三地：长子日巴衮据玛域（今克什米尔列城），形成拉达克王系；次子扎西德衮据普兰（西藏今县），是为普兰王系；三子德祖衮据泽布隆，形成古格王系。三部分割据势力，被称作“阿里三围”（阿里，藏语领域之意）。后，拉达克王系单独发展，普兰王系绝嗣，遂与古格王系合而为一。②
古格王系的德祖衮生二子，长子柯日继父位，后出家为僧，取法名意希沃，让位与其弟松艾。松艾卒，传位与其子拉德。其时，意希沃虽已出家，但仍左右古格小王朝的朝政，力图恢复、发展佛教，曾资送民间聪颖子弟去天竺（今印度）等地学习佛教经典，仁钦桑布（958—1055）译师为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仁钦桑布曾先后在摩揭陀（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等地潜心学经，返回古格后，在意希沃建立的托林寺（996年建）内主持译经。古格王拉德为表彰仁钦桑布译经的功绩，将辖区内普兰一带的协尔等三个地方封赐给他，作为谿卡（即庄园），这是藏族古代史上有关封建领主庄园的最早记载，时当公元11世纪初叶。①
另一支吐蕃王室后裔永丹的六世孙意希坚赞据桑耶（今西藏扎囊县）一带，自称“阿达”，意为领主，同时，他又是著名的桑耶寺的寺主，身兼两任：领主和寺主，形成集政教权力于一身的封建割据势力。②
此外，吐蕃王室后裔中，还有亚泽（今尼泊尔西北部）、雅隆觉卧（今西藏乃东县）等封建割据势力。这些吐蕃王室的后裔在奴隶制崩溃以后，又陆续形成为新兴的封建领主，而且都采取利用佛教以维护其新建立起来的封建统治的手段。显然，这是与佛教在吐蕃奴隶制社会中的深远影响有密切关系的。
8世纪中叶，吐蕃赞普达玛禁佛，佛教在吐蕃全境遇到很大的破坏。但佛教并未就此一蹶不振：一部分佛教僧侣逃往吐蕃统治的边远地带，伺机东山再起；一部分佛教徒慑于禁佛命令，在家族内部传承佛教。
宗喀（今青海省西宁市一带）是吐蕃王朝统治的边远地带。9世纪中叶达玛禁佛后，有一部分吐蕃僧侣携带佛教经典，逃来宗喀传教授徒，到10世纪后半期，宗喀的丹底（今青海省平安县境内）已成为著名的佛教中心。
978年（宋太平兴国三年），桑耶地区的政教首领意希坚赞得知宗喀一带佛教盛行，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资送鲁梅楚臣喜饶等10人前往宗喀学习佛教，西藏佛教史遂以978年为“后弘期”③之始。鲁梅等人在宗喀学经受戒，返回吐蕃时意希坚赞已去世，在其子阿达赤巴的大力扶植下，鲁梅等人分别在乌思、藏等地建立寺院，剃度僧人，吐蕃地区的佛教重新得以流传，史称“下路宏法”。④
与宗喀地区佛教盛行的同时，吐蕃西境阿里古格地区的佛教势力也有所恢复和发展。前已述及，意希沃派遣仁钦桑布等人出国留学，返回古格后，建寺译经。为进一步发展佛教，意希沃又极力主张迎请摩揭陀国超岩寺上座高僧阿底峡来古格。多方搜罗黄金以作礼聘阿底峡之用，最后被敌国杀害。古格王族绛曲沃秉承其叔祖意希沃的遗愿，于1042年（宋庆历二年）迎请阿底峡来古格托林寺译经传教3年，1945年（宋庆历五年）阿底峡应堆垅（今西藏堆龙德庆县）富豪仲敦巴（1005—1064）之请，离古格前往乌思藏地区传教授徒，是为自西路传来的佛教复兴势力，史称“上路宏法”。⑤
史实表明，10世纪后半期吐蕃新兴的封建领主，极力投身于佛教的恢复和发展的活动。他们不惜花费重金，或不远千里派人受戒学经，或迎请域外著名高僧讲经传教，终于使佛教重新在吐蕃得到发展。“后弘期”中的“下路宏法”和“上路宏法”的实质，应从统治阶级的实际需要得出结论。
二、封建农奴制度的形成
在吐蕃出现割据一方的地方封建势力的同时，也有另外的不同情况。
自10世纪开始，从吐蕃西境的阿里，沿藏布（今雅鲁藏布江）到藏、乌思一带，由于奴隶平民大起义的结束，原有的居民聚落有所扩大，更有一些新的居民聚落出现。此时，农业生产力较前更为发展，除原有的水利排灌设施继续使用外，还掌握了施肥、中耕的技术，羊毛纺织的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各地农牧业及其它土特产，品种多样，数量丰富，如乌思藏地区盛产青棵和精细氆氇，塔布（今西藏山南地区东部）、工布《今西藏林芝一带）地
区农牧兼营，多畜牧业产品，阿里地区多黄金和松耳石。各地区之间交换关系频繁；来自多麦（今青海、甘肃两省）的绸缎和来自康（今西藏东部、四川西部）地区的茶叶，也都运到乌思藏地区与当地产品进行交换。①
在前述各居民聚落中的农业生产者，主要是由吐蕃奴隶制社会中的平民和奴隶转变而成的自耕农民。原来的奴隶主阶级，一部分凭借其过去的统治经验，以及远较一般自耕农民优厚的实力，逐渐变成割据一方的新兴封建领主，古格、桑耶等地的割据势力属之；另一部分奴隶主实力丧失，也成为自耕农民。当吐蕃社会向封建制过渡的早期阶段，即11—12世纪，自耕农民为数众多，封建割据势力不仅很少，而且实力也不够强大。
新的生产关系带给吐蕃社会以经济繁荣的新局面。自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另一种形式是在一些新兴封建领主的统治范围内，被称作“农奴”的劳动者，已与过去的奴隶不同，他们有了一小部分受自己支配的独立经济，生产积极性明显地高于奴隶制度下的奴隶。此时，吐蕃奴隶制政权已经崩溃，原来吐蕃王朝为平民规定的诸多贡赋和捐税，已一概取消，开垦土地也再无限制，这些都为吐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有利条件。
自耕农民内部阶级分化剧烈。有些原来的平民或奴隶，在新的形势下靠自耕起家，逐渐上升为封建领主。如11世纪时，藏传佛教噶举派创始人玛尔巴（1012—1079），出身于洛扎（西藏今县）自耕农民家庭，兼营农牧业生产，并多次赴天竺、泥婆罗（今尼泊尔）等地贩卖黄金及其它土特产品，家道由是日兴。同时，玛尔巴还兼做宗教职业者，因他在天竺等地曾从佛教高僧多人学习梵文及佛法，返回家乡后，即以译经和传授佛教密宗教法为业。玛尔巴要求门徒必须向他献上大部以至全部财产，还要替他耕地、修房，服多种劳役。②他依靠侵吞他人财产，无偿地占有他人劳动等做法，使他的阶级地位迅速地上升为封建领主。然而绝大多数的自耕农民，在各地封建割据势力的控制和胁迫下，逐渐改变了原来自耕农民的身分，成为新兴封建领主的农奴。
自10世纪吐蕃社会向封建制过渡以来，乌思、藏、阿里等地区的土地经营形式出现了空前活跃的现象，首先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③这在吐蕃土地经营制度史上是空前未有的事，在吐蕃奴隶制社会的历史文献中，迄今没有发现过买卖土地的记载，随着土地买卖的出现，将土地以陪嫁、馈赠等手段转让于他人的情况，史籍中屡见不鲜。④由此可见当时吐蕃社会的自耕农民，是享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的。
13世纪初叶，阿里、藏、乌思、塔布、工布等地区，确立了封建农奴制度，领主庄园制基本上取代了此前普遍存在的土地自耕形式，此时的个体自耕农民除极少数上升为封建领主外，绝大多数都变成了各地封建领主的农奴。
其一，12世纪末叶，达垅噶举（藏传佛教一教派支系名）的创始人扎希贝（1142—1210），以“调解争端”的手段，将达尔域、绒二地置于其统辖之下，二地人民都变成了他的属民。①到13世纪初叶，扎希贝的族侄仁钦衮（1191—1236）继任达垅噶举的主持人。仁钦衮采取订立契约的形式，将乌思地区南部的部分农民变成其属民，为其服劳役。不久，仁钦衮的属民即由82户增至5000人之多。上述“属民”即封建领主统治下的农奴。可见在12世纪末叶时，吐蕃腹心地带的乌思地区，已经有大量的个体自耕农民变成了实力雄厚的寺院封建领主的农奴，丧失了自耕农的地位。
其二，13世纪初叶，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萨班贡噶坚赞之弟桑擦索南坚赞，在藏地区的斯塘等地设立市集，修建民舍；“在仲堆、仲麦、达托、芒卡寨钦、藏哇普、夏堆麦、大那等地建立庄园；在绛迥、喀索、果斋、客尔普等地建立了许多牧场；在热萨等地牧养马匹”②。表明藏地区一个家庭的成员在其势力范围内即建立起许多庄园，从事领主庄园制的土地经营。其时，农牧产品丰富的藏地区的封建领主绝非仅此一家。
其三，12世纪末叶，藏传佛教噶当派的怯喀寺和基布寺（在今西藏墨竹工卡县一带），寺权为吐蕃王室的后裔雅隆觉卧家庭所控制。
13世纪初叶，二寺的寺主拉卓微衮波（1186—1259）利用其家庭的势力，又兼并了工布、塔布地区的数十座寺院。拉卓微衮波既是领主，又是众多寺院的寺主。这些寺院此时都有了寺属农奴，拉卓微衮波有权指派寺院总管和管理寺属农奴的官吏“米本”。③
上述史实，除表明13世纪初叶时，吐蕃各地向封建制过渡的过程已告结束，和封建领主庄园制的土地经营方式已经普遍建立之外，还反映了新兴的地方封建势力与藏传佛教寺院势力紧密结合的特点。同一时期，蔡巴、帕竹、止贡等藏传佛教噶举派的支系，也都分别由一些地方封建势力把持、操纵以至篡夺了领导权，④以僧俗一体的形式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领主。这一特点的形成对后世影响深远，藏族史上“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正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三、藏传佛教及其各教派的形成
在10世纪到12世纪末叶，吐蕃社会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时期中，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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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6 02:16:37|只看该作者 传佛教兴起，随后，藏传佛教的一些教派也陆续形成。佛教于7世纪时传入吐蕃，在吐蕃王室的大力扶植下，势力一度获得相当大的发展。9世纪中叶达玛赞普禁佛，但佛教并未就此灭绝。到10世纪后半期，即吐蕃社会进入封建制不久，佛教又在新兴封建领主的利用扶植下，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前述“下路宏法”和“上路宏法”，即是两支佛教复兴势力的活动。 10世纪后半期在吐蕃社会复兴起来的佛教，与9世纪中叶以前在吐蕃王朝时期流传了200余年的佛教，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此时的佛教是佛教与本教经过长期斗争、融合后形成的佛教，它吸收了许多本教色彩而成为具有独特地方形式的佛教，即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兴起于吐蕃社会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宗教势力与地方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上的紧密结合，这一特点使藏传佛教服务于封建农奴制度更为直接，也更具适应性。
当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兴起时，藏传佛教内部尚未出现派别，其原因主要是当时封建经济的发展尚比较分散，各地新兴封建领主阶级的实力也尚嫌不足。就宗教范围而言，藏传佛教源流不一，门户各异，此时佛教经典的翻译尚未系统完备，在教理和修习方面也属初步发展阶段。因此，建立教派的条件显然还不成熟。到11世纪中叶，吐蕃的封建经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散处各地的封建领主，其统治地位日趋巩固，当他们彼此间已有余力争夺权势时，由不同的封建领主控制下的藏传佛教，门户之见日益鲜明，由此而陆续形成若干不同派系。
最早建立的藏传佛教教派是噶当（意为教诫）派。创始人为1045年迎请阿底峡到乌思藏地区传教、并拜阿底峡为师的仲敦巴。阿底峡去世（1054）后，仲敦巴于1056年（宋嘉祐元年）在热振（今西藏林周县境内）地方修建热振寺，创建噶当派。①此派于12世纪末叶，曾与吐蕃王室后裔雅隆觉卧地方势力结合，但是它并未掌握单一地区的行政权力。
15世纪初叶，此派与当时新建立的格鲁派（黄教）合流，遂不复存在。
噶当派建立后不久，1073年（宋熙宁六年），藏地区仲曲河谷（今西藏萨迦县境内）的封建领主款贡却杰布（1034—1102），在其家乡修建萨迦（意为灰土）寺，创立萨迦派。自款贡却杰布起，萨迦寺寺主由款氏家族世代相传。款氏家族自称系吐蕃王朝时期贵族奴隶主款氏之后裔，②是为奴隶主在新的生产方式下转变成封建领主的又一例证。元代，此派得到朝廷的崇奉和支持，其领袖人物受封为“帝师”，地位显赫，成为鼎盛一时的教派。
在11世纪中叶以后陆续形成的藏传佛教各教派中，以噶举派的支系最为繁多。噶举意为佛语“传承”，以重视师长口传、门徒心领的传授方法而得名。有塔布噶举、香巴噶举两个传承系统：香巴噶举12世纪初叶创始于藏地区香（今西藏南木林县）地方，后来实力衰微，对后期社会影响不大；③塔布噶举的创始人塔布拉杰（1079—1153），原属噶当派，后改从米拉日巴（1040—1123）学习噶举派教法，于1121年（宋宣和三年）建岗布寺（今西藏朗县境内），是为塔布噶举最早的寺院。④又因米拉日巴受业于11世纪时著名译师玛尔巴，玛尔巴被认为是塔布噶举的祖师。后世称之为噶举派，均指塔布噶举传承系统，玛尔巴遂被认为是噶举派的创始人。
由塔布噶举又分出噶玛、蔡巴、拔戎、帕竹4大支派。4大支派的创立人均为塔布拉杰的弟子：
由都松钦巴（1110—1193）创立的噶玛噶举，是塔布噶举四大支派中最大的一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传承的制度，由此派率先采用，时当13世纪初叶。黑帽系和红帽系是此派两个著名的活佛转世系统。黑帽系的转世系统一直沿袭至今。此派主寺为1178年（宋淳熙五年）由都松钦巴建立的楚布寺（在今西藏堆龙德庆县境内）。①
蔡巴噶举是1175年（宋淳熙二年）由向蔡巴（1123—1194）创立的，主寺蔡寺（在今西藏拉萨市南郊）即建于是年。此派建立后不久，即被当地一封建领主噶氏家族操纵，实力称雄一时，元代曾是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一。其后实力衰落，不复存在。②
拔戎噶举创建于12世纪，创始人达玛旺秋建拔戎寺于拉堆绛（今西藏昂仁县），在当地形成过“政教合一”的局面。达玛旺秋的弟子热巴曾受中原王朝（疑是金朝，待考）“帝师”封号。后衰亡不存。③
帕竹噶举由帕木竹巴（1110—1170）创立。主寺丹萨替（在今西藏桑日县境内），建于1158年（宋绍兴二十八年）。此派建立后不久，即被当地一封建领主朗氏家族操纵了实权，后发展成为乌思藏地区最大的地方封建势力，元代曾是十三万户之一，其领袖人物迭受元、明两代朝廷封赠，实力盛极一时。
15世纪中叶以后，权势渐为下属贵族攘夺，寺院也并入格鲁派，帕竹派遂不复存在。④
帕木竹巴有弟子8人，分别建立了8个小支派，较为著名的有止贡、达垅、雅桑、主巴等四派，其中止贡、达垅、雅桑3派元代分别为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一，各自雄踞一方，实力强大，除雅桑派早在元代即已衰亡不存外，止贡、达垅、主巴等3派至今仍有流传。8小支派中绰浦、修赛、叶巴、玛仓等4派，均已先后消亡。⑤
此外，11世纪中叶至13世纪后半期，陆续形成的藏传佛教的教派还有宁玛、希解、觉宇、觉囊等派。宁玛，意为旧派，自认为保存了8世纪吐蕃时代佛教的旧传承，主要依靠寻求布施以传教，因而没有形成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但却一直流传至今。其它各派早已先后消亡。⑥
在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的历史历程中，各教派分别修建了一些寺院。寺院建成后，事实上形成了诸多个宗教文化中心，随着寺院的建成，在寺院附近出现了大小不等的集镇，农牧民的商品交换活动，也都在这里进行，因此，寺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繁荣封建经济和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出资建寺的一些僧俗不分的封建领主，也都是选在农牧业较为发达的地点，或贸易、交通要冲处建立寺院，否则无以养活为数众多的僧人。
从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之日起，历史上即不断出现各教派之间的斗争，甚至同一教派的不同支系间，也不断发生纷争。其实“教派之争”的实质是这些僧俗一体的封建领主之间为争夺权势而进行的争战。直至17世纪中叶格鲁派（黄教）寺院集团取得绝对优势地位以后，“教派之争”始基本结束。
第二节邻近汉区原吐蕃辖区进入封建社会
自吐蕃王朝崩溃后，“■末”起义席卷了邻近汉区的原吐蕃辖区。在河西陇右（今甘肃、青海两省东部）直到导江（今岷江）流域以西地区，以原属吐蕃的诸族部为主，包括汉族及其它各民族分别割据自立，“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互不统属。这些地主势力集团“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①。这一辽阔地区内的农牧业生产一向发达，由于这里是唐朝和吐蕃长年争战的前线，以及吐蕃王朝的残酷统治，致使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的破坏。随着吐蕃王朝的崩溃和■末起义的胜利，当地吐蕃等族较快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一些地区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也有所发展。
汉文史籍关于■末的记载，止于912年（后梁乾化二年）：是年二月“■末首领热逋钵督、崔延没相等并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遣还本部”②。此后的■末部已与当地各族部融合，走上了共同发展的道路，遂不再见之于史。
总之，由于邻近汉区的原吐蕃辖区，历史上受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较早，和中原封建王朝的政治联系更为直接，一些陆续兴起的地方势力，先后向唐、后梁、后唐、后汉、后蜀等王朝朝贡、请封，建立了不同程度的隶属关系。③
10世纪中叶，宋代兴起，这一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而这些地区要比远离汉地的吐蕃本部，更早一步地完成了封建化。
下面，分别叙述几个地区进入封建社会的情况和特点。
一、泾、渭二水上游地区
泾、渭二水发源于今甘肃省东部，二水的上游谷地于11世纪初叶时，有很多吐蕃族部居祝
宋初即存在着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朝的武力威胁，双方长期处于和战不定的局面。随后，宋朝不断受到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1032—1227）的侵扰，西夏又成了宋朝西北方的一个劲敌。西夏辖区从河套到贺兰山，与汉地连接西域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相邻，号称“地饶五谷，岁无旱潦”，农牧业都比较发达，加以建国伊始，武力雄强，其势力如向南扩张，泾、渭二水的上游便是首当其冲的前沿地带。
为了防御西夏南侵，自11世纪初叶，宋朝即在泾、渭上游委任吐蕃各族部的大小首领，担任各级官吏，招抚其下属人民屯田。在蕃汉杂居区，推行优待蕃部的政策，拨给闲田，免税耕种。每到春秋季节，宋朝还派军队保护其耕作和收获。吐蕃族部，名为“熟户”的，宋朝称之为“内属”臣民。宋朝还规定，禁止附近汉民购买已经拨给“熟户”蕃民的土地，已购者勒令退还，以保护屯田制度。
宋朝又通过委任的各部首领，招募一部分蕃民组成以使用弓箭为主的地方武装力量，名为“弓箭手”。充当弓箭手者，除原有的耕地外，另外再拨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种，规定二年以后缴纳一匹马，以代替租税；同时，宋朝还征调各族部人力，筑堑、浚壕、立栅、修建堡砦，以防西夏的武力侵扰。
宋朝对待泾、渭上游的吐蕃诸族部，凡属蕃人内部的纠纷，依本族习惯法处理；蕃汉民族间发生争端，则按宋朝的法律裁决。同时，宋朝还向蕃人明确其应守法律，逐步加强对本地区的治理。①
上述表明，宋朝将泾、渭上游地区的吐蕃诸族部置于其直接统治之下，推行寓兵于民的屯田政策，所规定的封建义务并不苛重，使吐蕃诸族部得以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恢复和发展生产。宋朝的管而不严，征而不重的统治，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这里的封建经济取得很大的发展。
二、凉州—六谷地区
与泾、渭二水上游相邻的河西走廊，曾被吐蕃王朝长期占据，但是原居的汉人为数众多，对较后到来的吐蕃人民在发展生产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吐蕃王朝崩溃后，唐朝继续在河西走廊的重镇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设置管理军政的官员。从唐末经五代直到宋初，凉州的吐蕃六谷部势力强大，10世纪中叶，六谷部左厢首领折逋嘉施曾向后汉请命，被授以节度使官职。②宋朝对六谷部首领的封赐格外优厚，这是由于六谷部是协同宋朝共御西夏南侵的主要力量；还由于凉州历代以产良马著称，宋朝的北路马匹来源，主要由凉州提供的缘故。六谷部首领先后有折逋葛支（宋太祖朝）、折逋阿喻凡、折逋喻龙波（太宗朝）、折逋游龙钵、潘罗支、厮铎督（真宗朝）等人，或入朝，或贡马，与宋朝关系密切。③1001年（宋咸平四年），宋朝授潘罗支管理凉州地方的行政大权。后又布施大量财物，作为修建当地佛教寺院之用。宋朝国势积弱，有“弓矢兵器不入外夷”的规定，而对六谷部却破例赐给弓箭和其它武器多种，增强其武备力量，以利于共同抗御西夏的侵扰。
1004年（宋景德元年）西夏主李继迁攻下凉州后，潘罗支集六谷部及邻近者龙族反击西夏军，大胜，李继迁中流矢遁死，先是潘罗支屡请助宋合击西夏，或以凉州路远，不能预约出兵日期而持异议，真宗赵恒认为：西夏“每来寇边，及官军出则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捍御，与官军合势，亦国家之利”。潘罗支奏捷，说明宋朝联六谷部共御西夏，取得了一定成效，六谷部因而也得到宋朝更多的支援。当1006年（景德三年）六谷部人民遭受到瘟疫蔓延的灾难时，宋朝一次就拨给犀牛角、白龙脑、安息香等各种药材76种之多，及时地解除了六谷部人民的病痛危难。六谷部向宋朝贡马，一次即达2000—5000匹，宋朝则是以汉地的彩缯和茶叶作为回赐。④
此后二三十年间，六谷部和汉地的贸易发展，商旅往来频繁，直到1028年（宋天圣六年）六谷部被强大的西夏武力攻占之前，六谷部和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
三、湟水流域—唃厮啰部地区
1032年六谷部被吐蕃攻破后，属民多退往湟水流域，依附于另一支吐蕃地方封建势力■厮啰部。
■厮啰，既是人名，又是族名，也是地名和地方封建政权名。吐蕃语，意为佛子。作为人名的■厮啰（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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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6 02:21:48|只看该作者 065），本名欺南陵温篯逋，吐蕃赞普达玛——欧松一系的后裔，生于磨榆（或译玛域，今西藏阿里地区与印辖克什米尔接壤的地带）国。 12岁（1008年）时由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来到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
当时，河湟地区吐蕃族部的首领李立遵（据宗哥，即今青海省平安县）和温逋奇（一作温逋哥，据邈川，即今青海省乐都县），得知■厮啰系吐蕃赞普之后，可借以号召部众，遂迎■厮啰至廓州（今青海省化隆县境）。不久，李立遵又将■厮啰迁至宗哥，挟■厮啰以号令附近各族部，自封为■厮啰的“论逋”（相），较前更具实力。①
李立遵，一作李遵，又称郢成蔺逋叱，原为僧人，故称“蔺逋叱”（今译仁波且，蕃语对僧人的尊称），后还俗，割据一方。自得■厮啰后实力大振，又图谋自立为“赞普”，请求宋朝册封。宋朝不许，认为“赞普，可汗号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处■厮啰邪？且复有求，渐不可制”，②只授给李立遵保顺军节度使的官职。■厮啰虽处“赞普”位，既未请封，也未受封，实则大权旁落，而受制于人。
李立遵向宋请封赞普未遂，心怀怨恨，1016年（宋大中祥符九年）与宋军战于三都谷（今甘肃省甘谷县境），宋将曹玮以逸待劳，“迫奔三十里，斩首千余级”，李立遵战败，退返湟水流域。③
三都谷战后，■厮啰与李立遵失和。约于1023年（宋天圣元年），■厮啰迁邈川依温逋奇，与宋通好。1032年（宋明道元年），宋授■厮啰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职，授温逋奇归化将军职。旋温逋奇又阴谋取代■厮啰，发动政变，事败被杀，■厮啰迁青唐（今青海省西宁市），结束了受制于地方豪酋的无权地位，建立起当时统辖洮惶流域数十万属民的以吐蕃族为主体的封建政权，即■厮啰王朝。
■厮啰建政初期即面临西夏的武力威胁。西夏自元昊执政（1031）后，以凉州为据点，积极准备向河湟地区进攻。1035年（宋景祐二年），元昊攻破■厮啰部猫牛城（一作牦牛城，今青海省大通县境），进而又攻青唐等地。■厮啰率吐蕃诸族部反击入犯的西夏军，“数以奇计破元昊”，将元昊逐出河湟地区。④从此，■厮啰政权得以日益巩固。
1038年（宋宝元元年），宋朝授■厮啰保顺军节度使职。在相对稳定的形势下，■厮啰政权维持了近百年的统治，与宋朝一直保持臣属关系，并听从宋朝的调遣，派兵与盘踞在河西走廊的西夏军作战。■厮啰卒（1065）后，三子不和，董毡据青唐，瞎毡据龛谷（今甘肃省榆中县境），磨毡角据宗哥。至12世纪初叶，三部先后降宋，子孙内徒，受赐赵姓。⑤
自■厮啰迁青唐后，兴修宫殿，设置官府，广建佛寺，发展生产，制定了一系列的施政措施。■厮啰的辖区内草原广阔，河谷地带土地肥沃，农牧业生产都比较发达。在与境外的交流，■厮啰不断以农牧产品与内地进行广泛的贸易活动，其中马茶交易是主要的内容，也是大规模“茶马互市”的前导。另外，■厮啰部还从内地运进铁器、铜器和纸张等物品。①自河西走廊为西夏占据后，西域各地商旅去中原地区，多绕道经过■厮啰境，一时之间，青唐成为沟通中亚交通的要地，■厮啰部的商税收入大增，而且往来商贾携带的商品，部分地在■厮啰就地进行交换，从而给■厮啰市场带来空前的繁荣。
■厮啰政权有鞭笞、杻械等刑罚，但尚无成文法，诉讼从习惯法和神法。由于■厮啰本人大力兴佛，佛教僧人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在调解争端、通好联络方面，僧人起着一定的作用。■厮啰部通用吐蕃文字，以十二地支纪年，②保持着吐蕃民族的文化传统。
四、熙州（临洮）、河州（临夏）地区
■厮啰部的分裂衰落，使西夏势力得以南进，原来宋朝联合■厮啰部共同防御西夏的战略破灭，因而迫使洮河流域的熙州、河州地区必须加强自己的防卫力量。
宋神宗时（1068—1085），王安石为相，颁行新法。屯兵营田的制度也在熙河地区开展，而且较此前在泾渭上游的屯田规模更大，制度也日趋完备。当时熙河地区的居民仍以吐蕃诸族部为主，如何使蕃民纳入屯兵营田制度，以加强当地的防卫力量，是宋朝十分重视和关切的问题。此时，王安石极力向朝廷举荐王韶经营熙河地区。王韶是当时有识之士，曾诣阙上书，提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之忧”的战略远见，很得神宗赵顼的赞赏。③1072年（宋熙宁五年），宋朝派王韶招抚沿边诸蕃部。数年间王韶在熙河地区开拓土地1200里，招抚蕃族30余万。
1074年（熙宁七年），王韶又在当地招募蕃兵弓箭手，使之分驻各砦，每砦又分三五个指挥，每指挥下辖弓箭手250人，每人给地1顷，蕃官2顷，大蕃官3顷。另募汉族弓箭手为队长，逐步使蕃兵与汉兵在体制上趋于一致，加强了当地的防御力量。④但是，不少蕃民在分得田地后不善经营管理，为鼓励蕃民通过垦殖发展生产，并防止他们向私人借贷，以致无力清偿，失去土地，宋朝特别放给屯垦蕃民年息十分之一的“官钱”贷款，名为“蕃汉、青苗、助役法”⑤。同时，宋朝在熙河地区还招募了一部分蕃民，利用荒辟耕地免租牧马，推行寓马于农、兼事畜牧的政策。⑥对一些不愿从事农耕而乐于经商的蕃民，宋朝也准许他们以土地向汉民换取商品，使蕃汉两民族互通有无，各得其利。⑦
原来熙河一带，因唐蕃间战乱频仍，农田大部分荒废无收，历经五代、宋初，当地粮食都是由内地辗转运来的。宋朝的屯兵营田政策在熙河地区收到了成效，仅经过二三十年，至12世纪初叶时，熙河二州的粮食已达到自给有余的水平。⑧
随着熙河地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附近吐蕃族部与内地的联系也日益增多。经营熙河地区的宋将王韶，鉴于蕃汉两民族间马茶交易的重要作用，针对熙河地区缺乏茶叶，又以茶与蕃民易马，曾奏请朝廷运送蜀茶来熙河。①宋代，北路马源枯竭，急待开发西路马源。王韶的建议得到采纳，宋朝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机关，又在熙、河二州和雅州（今四川省雅安市）等地设立马市，经营以雅州、名山（四川省今县）等地的茶叶换取蕃马事宜。仅熙河地区在11世纪90年代，每年输往内地的蕃马即达2万匹之多。②
历史上的“茶马互市”并非始自宋代，长期以来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吐蕃各族部，即有以羊、马或其它畜产品，向汉族换取茶、绢等物品的传统。宋朝发展了这一传统的交换关系，将蕃、汉两民族间零星的马茶交易集中起来，使之成为一项大规模而有组织的贸易活动。茶马互市既反映了汉族与吐蕃族经济联系的日益增强，也表明了两民族人民之间互相依赖、互相支援的亲密关系，具有极深远的历史意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东嘎洛桑赤列著，郭冠忠、王玉平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第32页，贝考赞卒年，藏籍《增续源流》作公元923年，异。
②刘立千译，《续藏史鉴》，第3页。
①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37页；参藏文手抄本《仁钦桑布传》。
②《续藏史鉴》，第6、7页。
③西藏佛教史以佛教在吐蕃王朝的传播为“前弘期”。达玛禁佛，“前弘期”结束。978年鲁梅等人赴宗喀取经学法，使佛教得以在吐蕃重新发展，故称之为“后弘期”。
④《续藏史鉴》，第2页；《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第34、35页。
⑤《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31、32页。
①参见刘立千译：《米拉日巴传》，第37页。
②《米拉日巴传》，第57—83页。
③同上书，第23、33页。
④《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37页；《米拉日巴传》，第28页。
①《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35页。
②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等译：《萨迦世系史》，第99页。
③《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56、57页；释迦仁钦德著、汤池安泽：《雅隆尊者教法史》，第66、67页。
④《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27、130—132页。
①土观著、刘立千译：《土观宗派源流》，第49页；《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53、54页。
②《土观宗派源流》，第95、96页；《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68、69页。
③《土观宗派源流》，第60—62页；《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95、96页。
④《土观宗派源流》，第62、63页；《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96—101页。
①《土观宗派源流》，第64—67页；《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01—122页。
②《土观宗派源流》，第69页；《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25—127页。
③《土观宗派源流》，第74页；《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27、128页。
④《土观宗派源流》，第67—69页；《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28、132页。
⑤《土观宗派源流》，第69—76页；《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32—151页。
⑥《土观宗派源流》，第31—45、87—94、114—123页；《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39—50、156—163页。
①《宋史》卷四九二，第14151页。
②《册府元龟》卷九七六，第11467页下。
③《旧五代史》卷一三八，第1839—1841页；《新五代史》，卷六○，第730页；卷七四，第913—915页。
①泾、渭吐蕃诸部史料，主要根据《宋史》卷一九一，第4751—4754页；《宋史》卷二五八，第8984—8989页；参见《宋史》卷四九二。
②《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14页。
③《宋史》卷四九二，第14153—14157页。案折逋葛支疑是折逋嘉施异名，折逋游龙钵疑是折逋喻龙波异名。
④同上书，第14153—14158页。
①《宋史》卷四九二，第14160页。
②《宋史》卷二五八，第8986页。
③同上。
④《宋史》卷四九二，第14161页；《宋史》卷四八五，第1394页。
⑤《宋史》卷四九二，第14162—14168页。
①《宋会要辑槁》第8册，第7826、7827、7830页。
②《宋史》卷四九二，第14162页。
③《宋史》卷三二八，第10579页。
④《宋史》卷一九一，第4757—4759页。
⑤《宋史》卷三二八，第10576页。
⑥《宋会要辑稿》第8册，第7139页。
⑦同④，第4759页。
⑧《宋史》卷三三二，第10690页。
①《宋史》卷一八四，第4498页。
②同上书，第4953页。
第七章白蛮与僮苗瑶各民族
第一节白蛮与大理国
一、大理建立前云南地区的政治局面
9世纪末至10世纪初，在云南地区盛极一时的南诏奴隶制度，由兴盛逐渐趋向衰落。在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社会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表现得更加突出。
897年，在广大奴隶和农奴不断的反抗斗争中，南诏国的权臣郑买嗣，指使南诏国王的近臣杨登杀死了隆舜王。
902年又于杀死了南诏皇室的最后一个国王舜化真，并杀戮蒙氏亲族800余人，夺取了政权，建立“大长和国”（902—927）。
“大长和国”的建立者郑买嗣是南诏清平官郑回的第七代孙。郑氏原为汉姓，在唐朝天宝年间南诏进攻雋州时被虏入洱海地区，充任南诏国王室官员。后郑氏家庭逐渐衍变成为滇西白族中的显贵。由于“大长和国”是通过统治阶级内部的政变建立起来的，奴隶主旧势力在社会上仍然具有较深的影响。909年郑买嗣死，子郑仁旻继之。旻在位17年，政治上毫无建树，还于914年发动了进攻四川的掠夺战争，后遭到挫败，损兵折将，数万无辜死于非命，进一步激起了各民族人民的愤怒和反抗。926年郑仁旻死，由郑隆亶继位。但这个郑氏第三代王在位仅两年，剑川节度使杨干贞便利用人民的不满将其杀死，灭了“大长和国”。
杨干贞杀郑隆亶后，扶持清平官赵善政为王，建立了“大天兴国”（928—929）。
赵善政才当了10个月的国王，杨干贞又迫不及待地废弃了这个傀儡，自立为王，号称“大义宁国”（927—937）。
杨干贞称王后，不但没有把南诏末年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起来，而且他为人“贪暴特甚”①，激起朝野怨恨，不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很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也愈演愈烈。广大奴隶和农奴，为反抗压迫掠夺，纷纷起来斗争，提出“减税粮”、“宽徭役”。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潜往滇东地区组织力量，联络滇东的“乌蛮”37个部落和各派地方势力，以“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②的许诺，答应在当国王后减轻各种赋税徭役，释放奴隶，从而争取到人民的支持。在石城（今云南省曲靖市）会盟誓师，以白族封建贵族董迦罗为军师，于937年二月，举行大规模的联合起义，挥师大理，所向披靡，推翻杨干贞的“大义宁”政权，建立了封建农奴制的大理国。
从902年郑买嗣建立“大长和国”到937年杨干贞建立的“大义宁国”灭亡，仅仅36年间，即发生了三个小王朝的更迭。这是因为三个政权的社会经济性质基本上同属于奴隶制的余孽，从根本上讲，它们都不适应白族封建主积极发展封建经济的迫切要求，阻碍了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还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尚未被消灭的部分“乌蛮”奴隶主的势力，仍然影响着各个小王朝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致使南诏末期普遍存在的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各村社农民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被统治民族与统治民族之间的矛盾等等，在王朝更迭初期，经过一段短时间的缓和之后，又重新尖锐起来。加之，三个小王朝的统治者本身“暴虐无道”、“中外喊怨”①，从而加速了本身的灭亡。
二、大理国的建立及其封建农奴制
段思平为云南大理白族人，少年时代“甘贫度日”，生活很清苦。②在反对“大义宁”政权的斗争中，“凡牧牛、牧马、鸡鸣、犬吠等处，皆云段思平将为王”。③说明民间是拥护段思平的。与此同时，洱海地区的白族封建主和“东爨乌蛮”三十七部的首领们亦均表示支持他。
段思平取得政权后，改国号为“大理”。他吸取了前三代小朝廷郑、赵、杨氏统治时期的经验教训，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治理国家。首先为废除奴隶制的苛政，“更易制度，损除苛令”，④清除了原“大义宁”政权中的维护奴隶制势力的顽固派，停止了旨在掳掠人口的掠夺性战争。对罪大恶极者严加惩处，表彰贞良，抚慰百姓。
为了巩固新兴的封建制，段思平还大行分封亲属和臣属。如938年，封董迦罗为相国，封高方为岳侯，分治成纪（今记胜）、巨桥（今晋宁）、鄯阐（今昆明）；封爨氏于巴甸（今建水）等。对三十七部首领也加以特别封赏。《滇史》载：“思平之得国，其成功实赖东方诸蛮。故即加恩三十七部蛮，颁赐宝印，大行封赏。”如封“乌蛮”（今彝族）首领阿而为罗婺部长（今武定、禄劝）；封“些么徒”（属彝族）首领于河阳（今澂江）等。
除上述分封外，对段氏族人则分封于“关津要隘”和“富沃之区”，替大理国王直接进行搜括和对各领主进行监视。被封的大、小农奴主，在其封地内，享有“世官世禄、管土管民”的特权。为了扩大地盘，还经常兼并其它民族或部落的土地。在占有土地之后，有的把农奴们赶到别的地方去，有的则把农奴变为自己的耕农，再以田赋、地租、劳役、贡纳等各种手段，剥削和压榨他们。这些自耕农被固定在土地上，跟领主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各个大大小小的领主，设有许多私庄，大理国王的私庄名为“皇城”。私庄可继承，如武定、鹤庆、泸水、禄劝等地方的领主私庄，一直保留到解放前夕。在领主私庄内劳动的农奴，要抽出自己大部分劳动时间，用自己的耕牛农具，为领主耕种。各方领主和部落酋长每年必须向大理国王进贡金、银、犀、象、罗绮等珍贵宝物。领主之间常常相互攻伐，征派农奴和农民的劳役来广修城堡。在大理国王和层层封建领主的残酷压迫剥削下，各族人民过着十分凄惨的生活。一百多年前，部分地区还保有“死手权”（“吃绝业”）、“初夜权”，甚至还有屠杀广大农奴和农民的“杀人坪”。上述历史遗迹，是大理政权统治下农奴们凄惨生活的剪影。
段氏建立的大理国，疆域大体与南诏时期的版图相同。东至普安路横山（今贵州省普安县），西抵缅甸之江头域（今缅甸杰砂），南达临安路之鹿沦江（今越南菜州北部的黑水河）、北临罗罗斯之大渡河。段氏将南诏末期陷于分裂状态的各民族地区又统一起来，形成为西南地区事实上的一个多民族集合体国家。所不同的是，南诏国的统治集团系以彝族为主，而大理国的统治集团是以白族为主。
大理国下设有首府、都督、节度。首府是大理；所设都督是通海（今通海）、会川（今会理）；设节度的是永昌（今保山）、剑川（今剑川）、弄栋（今姚安）、银生（今景东）、拓东（今昆明市）和丽水（今缅甸达罗基）。后来又取消都督、节度建制，除保留首府外，下设八府、四郡、四镇。八府即会川（今会理）、建昌（今西昌）、谋统（今鹤庆）、统矢（今姚庆）、腾越（今腾冲）、鄯阐、威楚和永昌；四郡即石城（今曲靖）、秀山（今通海）、东川（今会译）、河阳（今澂江）；四镇即蒙舍镇（今巍山）、镇西镇（今盈江）、成纪镇（今永胜）和最宁镇（今开远）。此外，在被统治范围内的其它各民族的部族和部落，则直接受各府、郡的管辖，并任命土长为首领，实行羁縻统治。
三、大理国的经济情况
大理国的社会经济比南诏国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农业上突出地表现在重视水利建设和扩大土地开垦。当时在洱海地区修筑了不少水利工程，比较著名的有品甸、云南（今祥云）的段家坝蓄水和青湖蓄水，“灌溉之利，达于云南之野”；①赵州（今凤仪）的神庄江，“灌田千顷，以至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灾”；②白岩（今弥渡）的赤水江蓄水库，使农业生产出现禾麻蔽野、岁岁丰收的景象。水利的兴修，改善了耕作条件，为扩大耕地面积提供了前提。从而使居民辏集，人口增加。
1074年，四川峨嵋进士杨佐受政府委派前往云南买马，抵统矢府（今姚安）一带，目睹有不少人正在开荒种地。从统矢府又到洱海，沿途所见当地的农业生产，无论耕作技术或粮食产量，已同四川农业发达的资中、荣县等地水平接近。
在畜牧业生产方面，大理饲养的马匹“为西南蕃之最”。③从北宋起，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匹马通过“罗殿”、“自杞”（均在贵州）售于宋朝。岳飞同金人交战，所需战马的相当大一部分都来源于大理。马匹多为白族、彝族劳动人民畜养。除马以外，牛的饲养也很发达，当时到过大理国的内地人，都惊叹这里“牛马遍点苍（山）”。④
大理国手工业最突出表现在冶金方面，闻名全国的“大理刀”，它是输入内地的主要商品之一。其锋利程度，被誉为“吹毛透风”。冶铜技术比南诏国时也有提高，大理国贵族大量制造铜佛像，其造型精致美观。
其它精美的手工业品也获得内地的好评。用象皮制造的甲胄，式样精巧，质坚如铁，刀箭不易穿透。《岭外代答》说，“苟试之以弓矢，将不可彻，铁甲殆不及也。”所制披毡、马鞭、鞍辔等驰名中原，销路颇广。大理人也长于漆雕，雕刻的漆器，图案精细，玲珑剔透，直至明代还视为珍宝，被誉为“宋剔”。元、明两代的宫廷漆匠，很多是从云南大理国征召去的，有“滇工布满内府”①的美称。这些高级漆匠的技艺，都是从大理国时期继承和发展下来的。
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随之兴盛起来。以大理城为中心，西至身毒国（印度），东南抵交耻（今越南），南临大海，分别同印度、越南、缅甸、马来西亚、波斯（伊朗）等国家进行贸易交往。与中原的贸易有西川、邕州两条道路，其中又以邕州（今广西南宁市）横山寨的互市榷场最为繁荣。当时输往内地的有大理刀、甲胄、披毡、鞍辔、马鞭、漆器等手工业品，以及麝香、牛黄等贵重药材，还有马、羊、鸡等畜禽，而尤以马为大宗。大理从内地输入的则有汊文书籍、缯帛、磁器、沉香木、甘草和各类奇巧的手工艺品。内地汉族先进的科学文化、生产技术的传入，促进了云南各民族经济的繁荣。由于商业发展，作为与内地经济联系的中心鄯阐城（今云南省昆明市）已发展成一个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被马可波罗誉为“城大而名贵，商工颇众”。②此外，还有大理、威楚、永昌等商业城镇，以及围绕这些城镇而形成的一些定期的农村集市贸易。
四、大理国的文化和宗教
大理国统治下的各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大理国文化可以洱海地区主体民族的白族作为代表来加以介绍。
《蛮书》云：“言语言、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即是说，从语言上看，白族语言跟汉语最为接近，蒙舍诏彝族的语言差别大一些，其它民族的语言差别就更大了。
白文是否存在，至今仍看法不一。③巍山一带发现的南诏字瓦，上面刻的文字有：■、■、■、亏，究竟属哪一种文字，尚无定论。纳西族学者方国瑜认为：“■文（指白文）之书，今不得见，然从前人记述，知为汉字写■音，……即用汉字记焚音，称之为■文，非别有一种文字。而■语中汉语成分较多，故所谓■文，其同汉语者，写汉字，解■义。”。如《蛮书》中记载永昌（今保山）、洱海地区白族商人的诗歌：冬时欲归来，高黎贡上雪；秋时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其中的“穹赕”、“络赂”是白语，“穹赕”即怒江坝子，“络赂”即资金。
大理国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很深，今存大理国时期的许多碑刻，如大理《赵氏墓碑》、姚府《兴宝寺德化碑》、《大理段氏与三十七部盟誓碑》等，全是用汉文撰写的。碑文措词生动，镌刻细腻，堪称碑刻之上乘。许多清平官、诗画兼通，极有文彩。如白族杨奇鲲写的诗可与汉族名家诗句媲美。诗句有：“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色洗还清。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猿啼时枕上听，此际自然无限趣，王程不敢再留停。”隽永可诵。
大理国统治者为了发展封建文化，还专门派人到内地购买经、史、百家和医药、历算等书籍，而且数量很多。后来，内地一些重要书籍，由于五代时动乱丧失了，元朝征书，便是从西南地区找到了不少。如唐太宗亲撰的《帝范》一书，计12篇，在五代动乱中，有的丢失，有的残缺不全，是自族人响应元政府的征书号召把它献出来，得以完整地流传于后世。
大理国的雕刻绘画，在南诏国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剑川著名的石宝山石窟浮雕，有一部分就是大理国时期最后完成的。昆明古幢公园的石幢浮雕，是大理时期的代表作。石幢高7米多，七层八面，下宽上窄，呈八角椎形。上面雕有许多寺字楼阁和众多佛像，最大的天王像高约1米，最小的佛像不足3厘米，佛像大小姿态各异，表情生动逼真，造型优美，刀痕遒劲，巧夺天工，可谓西南地区古代艺术之珍品，日本人把它称之为中国古代“绝无而仅有之杰作”。
在绘画方面，大理时期已出现了世代相传的专业画工。他们在洱海的佛寺中，绘制了瑰丽的壁画，迄今留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专业画工张胜温作的《大理梵画长卷》，又称为《张胜温画卷》，高0.33米，长16余米，134开，计628个佛面，线条工细，色彩鲜明，形象栩栩如生，明人誉为“绘事精致，金壁辉煌，耀人耳目，瞻对如生，足与顾虎头、李伯时相颉颃”。①清高宗弘历也称赞它“傅色涂金，并极精彩”。②
1944年北平故宫博物院将此画在重庆展出，哄动一时，为稀世瑰宝。
佛教在南诏国时传入云南，至大理国时普遍流行。它取代了原始的巫鬼教而成为正宗。大理佛教主要是瑜珈密宗。僧侣被称为“师僧”。在佛堂中教儿童念佛经。一些大理国王在失意时，甚至禅去王位而皈依佛门为僧，如段氏22传，竟有8人走入佛门，在中国历史上均属罕见。白族封建主的子弟出家当和尚的也很多。文学作品中，多引用佛经成语和典故。一切雕刻、绘画、音乐艺术、民间传说等，无不渗进佛经的内容。白族知识分子则多自称为“释僧”，攻读佛经和儒书之后，由大理国设科选士通过而被任命为官吏。大理国的统治者好佛、崇佛，段思平天天拜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对佛教在云南地区的传播有着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普遍流行，使佛儒结成一体，当时儒生无不崇奉佛法，僧侣也必诵读儒书。所以如此，是由于儒家宣扬的“德治”和“仁政”，实质就是讲“贫而无怨”、“富而不骄”、“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同佛教粉饰太平，用忍受苦难和侮辱的不抵抗主义来宣杨“成佛”的说教是一致的。在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佛教从维护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立场，来解释这种不平等，正好跟儒家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伦理道德殊途同归。
大理国时的佛儒结合，是其地主经济发展的需要。由此可知，白族地区不但佛教思想浓厚，而且这也是崇拜孔夫子的社会原因了。
五、大理国的分裂割据与“后理国”的建立
大理国建立后，随着白族聚居区生产进一步发展，各地区、各领主之间的经济联系得到加强。与此同时，白族各封建主和其它民族的一些贵族领主，经济和政治地位也相应地得到巩固。例如，滇池地区的高氏家族，洱海地区的杨氏家族，就发展成了东、西部的两大霸主，他们同“大理王”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以至发展到同段氏王族分庭抗礼、争夺权力的地步。
1063年，洱海的封建主杨允贤发动叛乱，妄图取代段氏王位。大理国王段思廉在诸侯据地自雄、王室力量极大削弱的情况下，无力对付杨允贤的发难，只好借助东方岳侯高智升（高方的后裔）的兵力，才平息了杨允贤的叛乱。为此，段思廉封高智升为鄯阐（今昆明市）侯，承认高氏在本地区拥有世袭领地权，还忍痛将王室直辖领地的一部分（白崖、茹甸，均在今弥渡县）也封给高氏家族，这进一步促成了段氏统治的危机。
1080年，已经被平息下去的洱海杨氏家族势力，又东山再起。杨义贞发动政变，杀死段思廉，自立为“广安皇帝”。
杨氏家族的复出，危及到其它被封诸侯的地位，于是，高智升联合“乌蛮”三十七部的兵力，再度发起对杨氏家族的讨伐，灭了杨义贞，复立段氏。但高智升却趁机把势力从滇东伸入到滇西的洱海地区。高智升表面上拥立段氏为王，实际上“挟天子以令诸侯”，自任“布燮”（宰相），坐镇洱海，把东部的滇池地区，交给儿子高升泰经管。高氏遂成为云南东、西部地区势力最强大的一支诸侯，并遍封其子孙于“八府、四郡”，除边远地区和三十七部外，几乎全部控制了大理国政权的辖区。大理国的重要官员，也几为高氏豪门垄断，故号称“一门之盛，半于大理”。
1094年，高升泰权柄自擅，以“群臣请立”为口实，废段正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中国”。
高升泰篡位后，遭到除高氏以外的白族封建主和其它民族部落领主的反对，尤其是靠近高氏领地都阐的“乌蛮”三十七部的强烈反对。他们根本不接受高氏“大中国”的支配。在强大压力下，高升泰在位两年即郁郁病死。1096年，其子高泰明不得不遵照遗嘱，拥立段正明之弟段正淳为国君，重建大理国，史称“后理国”。
段氏虽然复位，但依旧大权旁落，实权仍操纵在高氏手中。高家世袭“布燮”，被封为“中国公”，赏罚政令皆出其门。段氏王位形同虚设。
当自族中的封建主频频进行割据称霸时，其它民族的部落贵族，也纷纷效尤。“乌蛮”三十七部中的“于矢部”统一了贵州南部地区，建立“罗殿国”；“些么徒”部统一了滇池东南地区，建立“自杞国”；邛部（今四川省西昌市）的贵族扩充武装，攻劫邻部，“闭其境以专利”，自称“山前山后百蛮都鬼主”；“金齿百夷”的贵族叭真，兼并了周围各部，建立“景陇金殿国”。从而，形成了所谓“酋领星碎，相为雄长。干戈日寻，民坠涂炭”①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各领地之间的闭关自守，使一些部落首领在所属领地内得以长期保持落后、野蛮的剥削形式，延缓了社会经济发展，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大理国灭亡。
六、大理国与宋朝的关系
南诏国亡后的第五年（907），唐王朝覆亡，中国陷入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无力顾及西南。
937年大理国建立时，内地仍处于纷争的状态。
960年宋朝建立，并很快成为全国统一的政权，从而为内地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客观上，大理国属下的各民族人民要发展经济文化，必须同内地的汉族人民保持密切联系。
965年，宋太祖赵匡胤派大将王金斌率军进入四川，打败了五代十国以降割据西南一隅的后蜀政权，解除了云南与内地之间往来交通的障碍。大理国立即派建昌（今四川西昌市）府主将演习持书牒向宋朝表示祝贺。968年，又向宋朝呈送公文，要求通好。
976年，“大理”首领百万（白王）多次遣使入宋，宋太宗赵灵因而册封其为“云南八国郡王”。
982年，宋太宗命黎州（今四川省汉源县）官吏在大渡河上造大船，以便大理国入贡于宋。随着官方正常关系的建立，民间的交往也日趋频繁。黎州边境和峨嵋县西10里的铜山寨，遂成为彝、白族与内地汉族进行商业交往活动的市常邓部州（今四川省越西县）的彝族以贩马入西川而“仰此为衣食”。①
1074年，峨嵋进士杨佐应募出使大理国招买战马，进一步加强了宋朝同大理国的联系。
1115年，大理国王段和誉派遣李紫琮、李伯祥为正副使，携带马380匹，以及麝香、牛黄、细毡、甲胄、弓箭等多种物品，到达开封，诣宋进献，请求册封。翌年，宋朝即封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②并举行隆重的册封礼仪，宋朝与大理国之间的藩属关系正式建立。大理奉宋朝正朔，使用宋朝历法，设立了专管天文历法的机构和官员。
但是，宋朝是一个政治、经济上比较衰弱的王朝。北方和西北被辽和西夏占据，后来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取代辽朝，给宋朝造成更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宋朝政府中的一些大官僚认为，对西南方的大理也必须戒备。他们总结唐朝覆亡的历史经验说：“‘丧牛于易’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祸生于无备。汉亡于董卓，而兵兆于冀州；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③这一历史教训，使后来的王朝对北方和西北的“狄”保持了警惕，但却不知道祸患生于没有防备之处；唐亡于黄巢，而祸根却在于调徐州的驻军去桂林戍守南诏。因不能按期调防而发生兵变，才引起农民起义，导致唐朝灭亡。事实上，桂林兵变是唐王朝政治腐败的产物，与南诏对内地的侵扰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由于有这种戒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理国与宋朝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只因急于抵抗来自西北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进攻，宋朝迫于需要战马（南渡后，宋朝所需战马，更直接仰赖于大理国），才于1133年在广西邕州横山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设置“买马提举司”，专门负责向大理国购买战马。横山寨的马市交易，比之北宋时在黎州边境的交易更加频繁，规模更大。如1136年5月，大理国派人到邕州卖马1000余匹，随行的有6000余人。还携带去大批大理国的土特产品、麝香、胡羊、长鸣鸡、被毡、云南刀和各种药材出卖，购回锦增及诸多的汉文书籍。
1173年，大理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磐若师等人到广西横山寨售马，购回《文逊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本草》、《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初学记》等一大批汉文书籍。大理与宋朝的经济文化交流，互通了有无，繁荣了两地的经济文化，特别是大批汉文书籍流入西南地区，促进了西南地区诸民族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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