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音萤电影57re com:之五：建国初期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三反”运动之前，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尤其是抗美援朝，迫切需要通过增加生产和厉行节约来支持志愿军。在此种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在全国各地开展蓬蓬勃勃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8月，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在东北局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号召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以保证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顺利进行，从而拉开了“三反”运动的序幕。这年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由于在斗争中揭发、批判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行为，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从而使贪污现象得到遏制，机关开支大为紧缩。沈阳市在部分单位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就达5亿人民币(旧币)。浪费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而不作处理。这个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1月20日，他在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首次提出了“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至此，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已经发动起来。

　　随后，中央陆续收到了各中央局报来的发现大贪污犯或落实“三反”斗争的报告。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书面报告。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同日，他又在为中央起草的给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并告各中央局的复电中强调：“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同志紧紧地把握住斗争的方向和政策， 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8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领袖们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预言——在枪弹面前威武不屈，在糖弹面前打败仗的情形，终于不幸地有了注脚。这个注脚是由刘青山、张子善填写的。

　　刘青山、张子善1931年和1933年入党，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干部。刘青山参加过1932年河北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曾参加过狱中的绝食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公正地说，他们的确曾经是共产党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在建国伊始、进城之后，他们却很快地沦落为人民的罪人。

　　1951年10月，天津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向河北省委组织部揭发了时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前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若干违法乱纪事实。河北省委对此高度重视，并进行了调查。11月 21日起，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党代会，贯彻落实中央和华北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斗争的部署。与会代表集中检举、揭发了刘、张的贪污罪行。据记载，刘、张的罪行主要是：

　　一、利用职权，盗用公款。他们盗用的飞机场建筑款、水灾区造船救济贷款，以及克扣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民工供应粮等共计171亿元(旧币，下同)，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

　　二、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他们勾结奸商以49亿元巨款倒卖钢材，使国家蒙受21亿元损失。为了从东北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疾苦，占用了4亿元救灾款，并派人冒充军官进行倒买倒卖。

　　三、破坏国家政策。他们以高薪诱聘国营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

　　四、盘剥民工。在兴建潮白、永定、大清、龙风、海河等工程中，他们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达22亿元。

　　五、腐化堕落，拒不悔改。他们从盗窃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共 3．7亿元。刘吸毒成瘾。张为逃避罪责，曾一次焚毁单据300多张。

　　11月29日，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张子善，12月2日刚刚从国外归来的刘青山也被逮捕归案。12月4日，河北省委报请华北局批准，作出了开除刘、张党籍的决议。12月20日，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二人的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鉴于刘、张二人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一些干部的认识不尽一致，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考虑对他们量刑时，十分慎重。据薄一波回忆，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的量刑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死缓的8人，无期徒刑的3人，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 536人，死缓的7人，无期徒刑的3人，有期徒刑的6人。看到这份材料后，党中央、毛主席在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并听取他们意见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1952年2月10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刘、张被判处死刑，并在河北保定市执行。

　　在刘、张伏法之前，有人向毛主席建议不要枪毙他们。毛主席说：正因为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毛泽东的此番言论，可谓意味深长。而事实也正如他说的那样，共和国反腐败史此后因了刘、张的惩戒作用而沉寂了一段时间，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杀了两个人，管了二十年”。

　　从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一直在毛泽东指挥下进行着，并成为1952年全党全国的主要政治活动。1952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这样要求：“必须认真发动群众，把这个斗争(指三反)进行到底，使它贯彻到每个机关，每个工厂，每一条街道和每一个村庄，使严重的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不再发生。”

　　“三反”运动大体经历了发动群众阶段、打“虎”阶段、定案处理阶段和建设阶段。为了加强对“三反”运动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来具体负责。1951年12月7日，政务院会议通过由薄一波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彭真、李富春、沈钧儒(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谭平山(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任副主任，刘景范任秘书长。委员会下设办公机构，由党、政、军、民各主要机关的负责人约十人参加。每周开三至四次办公会议。

　　毛泽东驾驭群众运动十分熟练，且霄厉风行。对“三反”运动，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中节委主任薄一波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1951年12月31日，中央直属机关各党委召开了数百名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限期发动“三反”斗争，十天后向中央报告；对运动进展慢的单位，则予以点名批评。1952年1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中，明确要求中节委“在目前的：三反’紧张时期，每三天至五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

　　1月19日，中直总党委召开有 1咖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阶段。当时，人们称贪污犯为“老虎”，打“虎”之说由此而生。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1月23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指出：党政军民各系统必定有大贪污犯，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在这方面，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第二天，他又指示各地：每个省、每个大城市及各大军区单位都有100只至几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2月 1日，北京市召开公审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对7名大贪污犯进行宣判，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公安部行政处课长宋德贵被执行死刑，另有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人免予刑事处分。就这样，首都的几个大会一开，中央机关带了头，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就势如破竹地开展了起来。

　　“三反”运动从1951年底开始， 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深入进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到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出台，“三反”运动正式宣告结束时，全国县以上领导机关共有383万人(未包括军队数字)参加了“三反”运动，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旧币，下同)以上的共10万余人，贪污总金额达60000亿元。有严重贪污犯罪行为的罪犯中，判处有期徒刑的 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据薄一波回忆，这些数字与毛泽东原来提出的“捉虎”指标和估计需要判刑的人数相比，还是要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