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空调改制热:贵族,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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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谈何容易?
2005年03月24日14:5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贵族”一词忽然走红起来了。可问题是何谓“贵族”?
有人说张爱玲是“最后的贵族”。可无论家国,还是天下,这些往昔贵族的社会担当,她都从未挂虑萦怀。在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包括思想、道德自由及美学观点中,张爱玲只是在美学趣味方面耳目濡染承接了一些遗绪,加之久居沪上熟谙大都市的市民趣味,她的聪明就在于能将两者调和,衍生出一套以生活的审美化来超越世界的观念与情调,后经那位负心人胡兰成的阐扬,遂为当代的小资们所乐道。 至于她自己,非但不以什么贵族自诩,反而认为只有现代的工商大众社会才“毕竟是我们的。我们觉得它亲”。说起来还是那位轻薄才子胡兰成为她的定位来得准确,张爱玲不过是民国乱世中顾影自怜的一位“临水照花人”。
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说过:“贵族有三个连续的时代:优越时代,特权时代,虚荣时代。他们脱离了第一个时代,就堕落进第二个时代,而消失于最後一个时代。”等到他们一味以祖辈的官职或“曾经阔过”作为炫耀之资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离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不远了。张爱玲作为名门闺秀的命运,正因其处于三个阶段之末,所以,最后只能在美国一所公寓的单元房中寂寞以终了。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贵族都曾有过自身的“优越时代”,有过自己的光荣史。即使在礼崩乐坏的西周末年,视荣誉胜过生命的贵族遗风依然犹在。在卫国仕宦的子路,战斗中被人击断冠缨。他说:“君子死而冠不免”,收手结缨正冠,结果被杀。子路还只是在孔门受到了贵族教育的一点熏染而已。至于被后人斥为奉行“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那位宋襄公,说起来,其实倒是祖上可以远溯殷商的真正老牌贵族,可惜生不逢时。宋楚泓水之战,宋襄公主张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迎敌。在他看来,乘敌人半济而突袭,未免胜之不武。然而,“兵者,诡道。”以这样的贵族身段来应对乱世,等待他的就只有失败了。然而,宋襄公却是“春秋无义战”的时代,最后一个恪守贵族行为准则的人。
常言说:“三代仕宦,学得穿衣吃饭。”老贵族的衣食住行,其实未必都价格高昂。明人徐树丕说:“须居中等屋,服下等衣,食上等食。”所谓“上等食”,也不过就是饮食精洁一些而已。不像现代社会中的布尔乔亚阶层那样,专门喜欢炫耀性的消费。但这些东西,都是皮毛而已。
历史上真正的贵族并不是皇家钦赐的,而是经由自然秩序形成的。英国的伯克就曾经说过,他崇尚的是那些自然的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而非依赖血统的贵族。真正的贵族不仅不是高踞于平民之上的豪强,反而意味着要比平民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与政治责任。儒家经典《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其中多一半关乎治道。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贵族襟抱,今天恐怕早已经荡然无存了。更不要说贵族在他们的鼎盛时期,曾经发挥过制衡专制君权的强大社会作用。即便到了世家大族开始走下坡路的唐朝,士族主持修撰天下《氏族志》,对于扫平六合一统江山的皇帝佬儿也只肯勉强列为天下第七。他们甚至不愿降尊纡贵与皇家结亲,足见其意气顾盼之雄。更别说英国贵族历来引以为荣的《大宪章》了。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人所享有的自由,不过是中古贵族自由权利在量上的下延。
历史是贵族的坟场。经历法国大革命的风暴横扫,在贵族式微之后,为这一阶层的存在作最强有力的辩护者,当推英国的伯克与法国的德·麦斯特。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二位自己却均非贵族出身。伯克是低级律师的儿子,德·麦斯特则是法官的后代。看来到了现代,这一阶层已衰弱到如有人所说:“贵族基本上就是一废物,除了做爱亲力亲为,吃饭不用人喂,其他一切均不能自理。”(影人冯小刚语)连为本阶层的存在作辩护,也需要假他人之手代劳才行了。
真正的贵族,意味着与某种历时久远而又符合公道的制度规则之间,形成一种忠贞不渝的关系。真正的贵族意味着对于政治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与更多的义务。欧洲上流社会中历经中古长入现代的唯有英国贵族。探究英国贵族之所以长寿的秘密,就在于他们尊重社会的游戏规则,讲究fair play,能够自觉地将一己的特权纳入到普遍的法律规范之中去。
与西方不同,至少自唐末以降,华夏社会就成了一个平等的社会,只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科举制度下平流并进的士子,而并无什么贵族。更不要说,二十世纪中国连绵不断的革命对社会结构的夷平了。所以,无论人们怎样借用各种文化符号来装点自身,却无法抹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无贵族。电影《有话好好说》中姜文饰演的那个角色尽管卑微,却能以一声断喝道破世情:“什么刘总,不就是前年和我一块倒麻袋片那小子吗?”
贵族,谈何容易?
(文/王焱,摘自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