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队零观公式:新军事转型与复杂性科学

【原文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2007年2期第115～121页

【作者简介】苗东升(1937-　)，男，山西榆社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 关于军事变革的称谓，作者认为称军事转型更科学；复杂性科学对新军事转型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掌握高新技术、提供基本概念、培育信息意识和建立系统思维四个方面；科学转型与军事转型是相互促

【关 键 词】新军事转型/复杂性科学/信息意识/系统思维

一、称谓之争：建议称为军事转型

    军事领域早已孕育的历史性演变，以海湾战争为契机，迅速引起世界范围的自觉关注，中国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如何给这场大变化命名，国内外都有歧见。就笔者对国内情况极粗浅的了解看，2001年以前大多称为新军事革命，2001年以后几乎一致称为新军事变革。笔者不是搞军事科学的，不了解称谓如此变化的由来。但正如光明日报给刘志青文章加的编者按所说：“‘军事变革’、‘军事上的革命’、‘军事革命’、‘战争革命’、‘军事转型’、‘新军事变革’等术语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尽管它们表述的是同一个对象，但是称谓如此混乱，势必造成读者困惑，有必要加以厘清。”[1] 刘文对此给出较好的分析论证，颇受启发，但我以为仍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就中文看，变化或变革是相近的普适用语，既可以指事物发生了革命性或转型式的演化，也可以指各种更新、改革式的演化，二者的差别在于变革突出的是主体的自觉努力，变化则侧重于演化进程的客观性，视之为一种自然历史进程。革命和转型是同一层次的概念，都指事物发生了根本性、方向性和整体性的质变；更新和改革则属于低一层次的概念，一般指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至多是部分质变。所以，称变革不能明确区分部分质变和根本质变，称军事变革难以凸显军事领域这次历史性演变的深刻性和根本性。对于世人正在目睹的这场军事大变化，我以为应称为军事革命或军事转型。而在革命和转型之间，我主张称为军事转型，理由有二：从政治层面看，如美国军事家欧文斯所说，称军事革命过于激烈，容易引起不安，称军事转型显得较为理性、理智、平和[1]；就中国而言，称军事转型也符合“韬光养晦”的策略思想，一心要依仗绝对军事优势推行霸权主义的美国尚且嫌革命一词太激烈，发展军事完全是为了保家卫国的中国更不宜这样讲。就学术层面说，革命一词强调的是质变的爆烈性、变革完成的迅速性，有较为明确的起点(革命爆发)和终点(革命完成)；转型强调的是质变完成的过程性、平稳性、有序性，转型必定是一系列阶段性变革的总和，不必强调明确的起点(转型不能称爆发)和终点。

    只要以足够大的时间尺度看，任何现实的巨大系统都是演化着的系统，必然呈现不同的历史形态，每一种历史形态都有发生、发展、消亡的演化过程，历史上前后相继的两种形态之间则存在新旧交替的转型演化。一种历史形态从孕育、诞生、直到攀上顶峰是它的成型演化期，越过顶峰之后便进入它的保型演化期，同时也就忽慢忽快、或隐或显地开始孕育将来取代它的新形态。所谓转型演化乃是现有形态的保型演化和新生形态的成型演化的矛盾统一体。一系列成型演化和保型演化的矛盾统一，一系列转型演化的相继发生和完成，构成了该系统的整体演化史。此乃系统演化的一般图景。

    形态是刻画系统整体特征的重要概念，人们只能针对一定的系统谈论形态及其转换问题。军事形态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一切军事表现形式的总称，包括武器装备、战争方式、军队组织体制、军队教育训练、后勤保障、兵役制度、国防动员以及军事理论、军事思维方式等。军事活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巨系统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处于不断演化中，呈现不同的历史形态，军事形态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而改变。军事转型就是军事形态的根本性、方向性、整体性转变，一种新的军事形态从孕育到成熟(完全取代原有形态)至少要经历百年以上，故宜称为军事转型。

    现在用军事转型(或革命或变革)所指称的大变化绝非孤立地发生在军事领域，类似的变化同时出现在科学、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要经历百年以上的转变历程，人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这些变化的快节奏，却说不上突然爆发，其完成也没有明确的时间点。军事革命的称谓显然是从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引申而来的。库恩理论用于单个学科是恰当的，用于整个科学系统并不准确，科学整体形态的转变不宜称革命，宜称为转型演化。同样地，人们正在目睹的军事、经济、社会以至人类文明的整体演化，都不宜称为革命，而应称为转型。军事转型同科学转型、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文明转型等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每一个都不能孤立地考察。本文拟就军事转型和科学转型的关系做点讨论。

    二、新军事转型的科学源头

    社会生产技术形态的重大变革必然带来军事技术形态的重大变革，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军事转型。远古人类以天然的棍棒、石头等为武器，战斗谈不上技术因素，更别说科学因素，完全是体能战，却有可能形成初步的战术、甚至战略思想。后来的石器技术等发明不足以引发军事转型。冶金技术的发明带来了冷兵器，战争第一次真正包含了技术因素，是战争形态转变的重要标志；但战斗胜败主要靠体能、武艺、勇气，特别是指挥艺术，战争的技术含量较低，科学因素对军事形态的影响较小，战争指挥比较多的是靠经验和艺术。冷兵器时代早期已形成高超的战术和战略思想，孙子兵法是其杰出代表，但它属于思维艺术在军事上的运用，谈不上科学理论的影响。机械化开启了战争技术化的进程，战争能力的技术含量急剧提高。但在机械化战争的早期和中期，技术和科学缺乏直接联系，科学仍然不是影响战争乃至整个军事形态的独立因素，它基本上还是通过武器的技术含量对战争理论和实践间接发生影响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战争形态机械化初期军事实践的理论总结，虽然有“使战争更加科学化”[2] (p. 195)的命题，却是用来讽刺对立观点的，整部书同当时的自然科学前沿进展没有什么联系，略微涉及到的不过是牛顿力学和古老的几何学，从科学理论中借鉴的概念极少，无非是力、线、角等，且远非军事理论的必要概念。克氏所谓“战争的力学定律”[2] (p. 200)，谈论的还是紧张与平静这两种战争状态的形成、打破和转换的传统问题，并未引入力学概念和原理阐述之。20世纪上半叶是军事形态机械化加速发展并走向成熟的阶段，新技术概念随着作战武器不断更新而更多地进入军事术语行列，但科学概念极少成为军事术语，看不到科学前沿进展对军事理论有什么重要影响。鲁登道夫1935年出版的《总体战》基本上是机械化战争的政治理论，同20世纪的科学没有直接联系。坦克制胜论、空军制胜论等新军事理论基本属于从技战术层面对机械化战争的理论总结，科学原理的直接影响也较微弱，对统一的军事领域作分割研究的倾向(分析思维)颇为明显。兰彻斯特和冯·诺伊曼对作战过程的数学描述[3] (p. 588)无疑属于把科学方法引入军事研究的努力，是军事理论科学化的重要尝试，但仍然属于战术层次的研究，不能反映军事形态的变化。

    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科学理论创新莫过于相对论和量子论，它们促成了核武器的问世，却没有也不可能给军事活动提供理论启示，更不会给军事理论提供基本概念，军事理论与科学前沿仍然互不搭界。1950年代出现了分子生物学，其科学意义足可与相对论、量子论媲美，但它对军事的影响集中体现于基因武器的发明，同样不可能影响军事理论和战争形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深刻的。截至20世纪中叶，主流科学的对象基本属于简单性事物，能用或宜用还原论方法处理，可以粗略地称为简单性科学。自然科学研究广义的物理运动，上述三论都是微观理论；而军事活动是以整个社会为舞台、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宏观过程，本质上属于事理运动，在一切时代都属于最复杂的现象。钱学森指出：“凡现在不能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或不宜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问题，而要用或宜用新的科学方法处理的问题，都是复杂性问题”。[4] (p. 54)军事就是这种复杂性问题。以复杂性为对象的科学必须超越还原论。所以，在科学主要研究简单性、重点探讨微观现象、方法论以还原论为主导、思维方式以分析思维为主导的历史时期，军事理论与科学前沿没有联系是必然的。

    新军事转型所面临的形势大不相同。就在新军事转型由孕育到问世的同一时期或稍早一些，科学前沿先后兴起了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决策科学、思维科学、生态科学、非线性科学等新学科，以及种种跨学科研究，粗略地说，可以统称为复杂性科学。它们恰好是科学正在超越还原论和分析思维的产物，并且通过把研究对象从简单性转向复杂性、从微观重新回到宏观而将科学的触角深深地伸入军事领域，提供了运用科学概念和原理分析军事现象、揭示军事规律、更新军事理论的可能性。由此造成新军事转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科学第一次作为独立的、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主导的因素，全面进入军事理论和实践，真正开启了军事科学化的历史进程。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新军事技术的科学基础。直接推动新军事转型的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它们的特点之一是紧密依赖于科学前沿的最新理论，没有这些理论新发现不仅不会有这些高新技术的发明，而且不掌握这些科学理论就无法有效使用这些高新技术，特别是无法指挥基于高新技术进行的训练和作战。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军事训练主要是技术操作和战术运用的训练，很少需要系统掌握这些军事技术后面的科学原理。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军事训练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和战术训练，还需要深入系统地学习科学理论，军人特别是指挥员必须掌握有关的最新科学理论，用新理论驾驭新技术、新战术。

    2. 新军事理论的概念来源。笔者赞同这样的说法：“创新的军事理论是军事变革的灵魂和核心。”[5] (p. 7)理论即概念体系，新理论须由新的概念体系来支撑。机械化战争形态下的新军事概念基本上是由传统军事概念与机械化技术概念综合交叉而产生的，极少吸收和借用基础科学的新概念。正在兴起的信息化军事理论则不同，一系列前沿学科，特别是系统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基本概念，如系统、控制、反馈、信息、通信、噪声、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随机性、模糊性、灰色性、复杂性、涌现性、分形、混沌、对称与非对称、线性与非线性、线式与非线式①、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等，都直接进入军事著作，成为军事理论不可或缺的用语。“‘控制’一词，近年在军事领域走红”，“现代战争是‘系统与系统的对抗’”[6] (p. 1，p. 25)，军事科学界流行的诸如此类说法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其中，最核心的概念是系统和信息，它们同传统军事术语相结合，又引申出一系列子概念，形成新军事理论的两大概念群，一个以信息为核心，一个以系统为核心。

    3. 培育信息意识的沃土。王保存认为：“信息是新军事变革(转型，引者)的‘基因’”。[7] (p. 17)以基因作譬喻使我多少有些疑惑，但对于此一命题传达的深意持充分肯定态度。一个时代，一种社会，一种军事形态，乃至一种文明形态，可以用信息一词表征，足见信息概念的微言大义必须深究。在形而下的层面上，现实世界由物质、能量、信息三大要素构成，已是共识。三大要素对应三大意识。在前工业文明时代，物质意识居主导地位，相应的是前机械化军事形态；在工业文明时代，能量意识居主导地位，相应的是机械化军事形态；在将要到来的信息-生态文明时代，信息意识居主导地位，相应的是信息化军事形态。军事形态的转变要求主导意识的转变。人们今天具有的信息意识强烈依赖于新兴的复杂性科学。但是，由于工业化极度强化了物质、能量意识，要实现主导意识的根本转变，以信息意识统领物、能意识，绝非轻而易举之事。② 历经60年的努力，信息的本质至今还远未揭示明白，不能不影响人们对信息化战争本质的理解。信息化军事形态还处于其形成的早期阶段，未来的全貌就连研究信息化战争的军事专家都说不很清楚，大有待于复杂性科学的未来发展。

    4. 建立新军事思维方式的科学依据。军事思维是军事形态最深层的构成要素，军事转型必定包括军事思维方式的转变，新军事转型尤其如此。同方法论上的还原论相匹配的思维方式是分析思维，在工业文明从兴起到今天的500年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断得到强化，支配着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诸多方面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但随着信息-生态文明的兴起，还原论方法和分析思维的局限性日益显露出来，新文明需要新思维方式，文明转型要求并推动着思维方式的转型。思维科学、系统科学、决策科学、智能科学等就是为适应人类思维方式转变的需要而在近几十年间兴起的。军事作为人类实践和认知活动的一大领域，是一种典型的非线性动力学系统，非线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这些造就复杂性的主要根由，在战争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和强烈。贝塔朗菲早已指出：“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系统思维方式在广阔的范围内起着显著的作用”。[8] (pp. 1～2)信息文明，包括信息化军事形态，需要的是由系统思维主导的思维方式。我们已经讨论过系统思维的两个层面，一是把思维对象作为系统来识物想事；二是把思维活动作为系统来规范和运作。[9] 现在换个角度看，系统思维的要点包括整体思维、关联思维、动态思维、开放性思维、非线性思维、不确定性思维和复杂性思维等。具体到新军事转型而言，就是无论问题涉及到的是建设信息化军事形态的总体，还是它的各个子系统，只要你注重把握问题的整体性、关联性(协同性)、开放性、动态性、非线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你就在运用系统思维；如果相反，那就意味着非系统思维在大行其道。

    未来战争不仅是高技术战、信息战，也是科学战、知识战、智力战。军事理论和实践，与科学前沿(特别是复杂性科学)的联系将越来越紧密。就西方发达国家看，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注意到复杂性科学的军事价值。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大约晚10年。沈寿林等已对国内外有关动向和文献做了初步梳理。笔者赞同他们的意见：“战争的复杂性研究是复杂性科学整体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复杂性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给战争复杂性研究提供支持，反过来战争复杂性研究的发展也促进整个复杂性科学的进步。”[10]

    三、从科学转型看军事转型

    军事转型和科学转型同是文明转型的组成部分，彼此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相互制约。欲深刻理解信息化军事形态的本质，还须考察与新军事转型大体同时(或稍早一些)启动的科学转型[11]，即复杂性科学的孕育和初步形成，考察后者对军事转型的重要影响。

    历史进入20世纪后，复杂性问题开始不断造访科学界，开启了探索复杂性的科学历程。1940年代是复杂性科学形成史上的重要时期，不仅出现了为对付复杂性而产生的系统工程、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一般系统论等新学科，而且旗帜鲜明地宣告科研对象正在从简单性转向复杂性[12]，亦即科学作为系统开始从一种历史形态(简单性科学)向另一种历史形态(复杂性科学)转变。经过近30年的努力，从1970年代末以来，复杂性研究开始成为科学前沿的一大热点，逐步获得主流科学的承认。下表对科学系统两种历史形态作了简要比较，从中可以看出新科学转型的本质特征，也有助于理解新军事转型的本质特征：

    如何应对军事复杂性问题一直是科学界探索复杂性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冯·诺伊曼关于博弈问题的工作(1928)既是事理复杂性研究，也是军事复杂性研究。运筹学最早形成的分支是军事运筹，然后才推广于民用领域，形成一般运筹学。军事系统工程也是一般系统工程的先行者。对自动化技术的需求是控制论和信息论产生的重要推动力，维纳在这两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同他从事火炮自动化的研究密切相关。就是申农的信息研究也跟军事不无关系。1950年代以后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的飞速发展，非线性科学的崛起，都跟军事领域的变革有割不断的关联。只有贝塔朗菲关于一般系统论的探索跟军事没有直接联系，但其思想对军事的影响是无疑的。当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信息化军事形态始终处于自发孕育之中，即使像维纳这样深深卷入了二次大战、最先对信息本质有深刻洞悉的大学者，生前对开始孕育的复杂性科学可能对军事形态发生影响的趋势亦未能有所察觉。因此，说军事转型稍晚于科学转型是合乎事实的。

    美国军事理论家汤姆·罗那于1976年提出信息战概念，应是军事领域信息意识觉醒的第一声。由此开始的新军事转型的觉醒，必然全方位地拉近军事科学与复杂性科学的关系。复杂性科学正式形成于1970-1980年代之交，从这时起的复杂性研究对军事变革的影响更加密切、系统、强劲。这方面的事实很多，此处仅提及两点。其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异军突起、被誉为世界复杂性研究中枢的美国圣菲研究所(SFI)，从建所起就跟搞核武器研究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非线性中心紧密相关，隶属于后者的一些科学家(如法默)也是圣菲的主力，这两个机构都对美军信息化建设发挥了作用。其二，复杂性研究中由钱学森领军的中国学派，同样和军事需求密不可分，他的有关研究成果也是在部队首先得到应用的。钱学森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现阶段和即将到来的战争形式是核威慑下的信息化战争”的精辟论断，[13]，标志着人们对新军事转型的理解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历史地看，信息化军事形态是机械化军事形态发展到极致的产物。到20世纪中叶，火炮技术、装甲技术、舰艇技术以及电子技术日趋完善，加之火箭、原子弹、洲际导弹乃至天战武器装备的相继出现，把机械化军事技术推向极致。任何事物一旦到达极点，自身内在包含的否定因素(自身的他物)就开始暴露出来，或隐或显地启动了向对立面转化的过程。新军事转型正是这样生发出来的。一方面，一系列现代武器的使用(训练特别是实战)造成的物质能量巨大耗费越来越超出战争主体的承受能力，而其破坏力和杀伤力的急剧加大则越来越降低战争主体的收益(甚至为零收益)，因而大幅降低战争的物能耗费和破坏作用成为军事行为必须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机械化本身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只能向自动化特别是信息化要出路。要使人类承受得起在机械化军事形态下发展出来的巨大战争能力，必须由信息化来改造、驾驭、制约它。这必然历史地导致战争形态的信息化。

    另一方面，机械化发展到极致的重要标志，是武器日趋大型化、多样化、复杂化，进而导致作战方式和军队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复杂化，极大地增加了军事形态的复杂性，分析思维和还原论方法无法驾驭这种复杂性。现代化武器装备能否充分发挥应有的效力，要看能否实现不同武器装备的集成，不同作战方式的整合，不同兵种的协同。这种状况强烈呼唤军事技战术的系统化，用系统思维指导集成整合，以获得各类系统最佳的整体涌现性。比较而言，历代军事理论都强调整体性观点。总体战概念的形成并非鲁登道夫自觉运用系统思维的产物，但推测他不自觉地受到以奥地利人贝塔朗菲为代表的整体论思潮复兴的影响，当符合事实。这是军事领域从分析思维向系统思维转变的征兆。但军事思维系统化的真正孕育应追溯到1939年英军成立军事运筹小组，他们要解决的不是武器的物理性能问题，而是多种先进装备如何配合使用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威力的事理问题，即运用系统思维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这种发展趋势以巨大的推动。二战之后系统科学获得迅速、持续、深入的发展，每个十年都有新理论问世。所有这些发展又都同军事领域相联系，至少有助于军事思维的转变。军事思维系统化的高潮出现在1970至1980年代，联合、协同、一体、综合、集成之类概念频繁出现在军事领域，美军提出“空地一体作战”理论，苏军提出“大纵深立体战役”理论，等等，反映了系统思维在军事领域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

    信息化和系统化是同一历史趋势的两面：欲使未来战争具有令人满意的“成本效益比”，必须使军事形态信息化；欲使现代化武器装备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应，必须追求系统化(性)、集成化(性)③。一切信息化都是一定系统的信息化，只能通过系统化而实现信息化，军事形态的信息化也如此；即使军事形态的所有要素、各种作战方式分别都充分信息化了，如果不能恰当地整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系统，军事形态整体上仍然不能信息化。另一方面，系统化离不开信息化，因为信息是系统的组织力，不论哪个领域，要把非系统的诸多存在物整合为系统，都要靠信息；系统的信息化水平越高，其组织性、有序性也越高。就军事而言，所谓立体战、一体战、总体战、全谱战、全维战等，可以统称为系统战，只有通过军事形态的信息化方能达成。总之，信息化和系统化的结合才能实现新军事转型。

    信息化意味着机械化军事形态的消退，却不等于废除机械化的武器装备，它们是军事形态信息化的物质基础。在冷兵器或尚未机械化的热兵器的物质基础上，即使具备现在的信息技术(一种逻辑假定，现代信息技术离不开高度发达的机械化技术)，也不会出现信息化军事形态。新军事转型给武器形态带来的主要变化，一是现有武器更精确、有效、经济；二是便于用信息化战争理论驾驭它们。

    我们的结论是：中国未来的军事理论家应当同时是复杂性科学家，人民军队必须培养一批科学家型的军事家，他们对复杂性科学有深入的理解。

    四、中国也在经历新军事转型

    本文参考文献[1]提出了“中国不宜称新军事变革”的命题，改用本文的称谓，就是中国不宜称新军事转型，讲军事转型最贴切。其论述有合理之处，却也有片面性。首先，兵器金属化导致的军事转型，中国历史上是独立发生并完成了的。在机械化军事形态到来之前的漫长历史上，中国未曾做过从冷兵器军事形态向热兵器军事形态转变的系统努力，的确谈不上军事转型。向机械化军事形态的转变则是在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启动的，著名的洋务运动是其第一波，但从那时起近百年的努力基本都失败了。从新中国建立起，中华民族才得以独立自主地建设机械化军事形态，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为时太晚，离实现机械化的目标尚远，而新的军事转型已悄然而至。值得深思的是，在近半个世纪中，发达国家的军事信息化经历并走出不自觉的孕育期，中国却浑然不觉，我们的军事建设一直是以应对工业化时代的战争为背景进行的，军事科学界对信息技术的研究是着眼于完善机械化军事形态而进行的。中国对信息化军事形态的觉醒是1990年代以来的事，这种差距的影响不可轻视。尽管我军机械化水平至今仍然不很高，但长达约一个半世纪致力于机械化军事转型的奋斗在民族思想上形成的厚重积淀，机械化军事思维广泛而深固的影响，不可等闲视之。这一矛盾决定了，中国要迅速转变到建设信息化军事形态的新轨道上来，尤其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未必比发达国家容易多少。鉴于促成这次军事转型的技术的高新性，科学成为军事形态独立要素带来的新颖性，以及新军事转型空前的复杂性，强调一个“新”字，称之为新军事转型，是十分必要的。

    无论信息化军事形态，还是复杂性科学，都处于开始阶段，真正的大发展还在后头。两者的互动将是长期的。这种情形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们对世界复杂性研究的主要流派都有了基本的了解，特别是钱学森关于有中国特色复杂性研究的开创性工作，以此为基础，中国建设信息化军事形态的成功是大有希望的。

    (感谢总参专家李世辉同志对本文初稿的宝贵批评建议)

    注释：

    ①应当区分线性与线式、非线性与非线式，非线式不等于非线性。线性与非线性区分的是同一维空间中几何对象的直与曲，n维空间中1到n-1维几何对象都有直与曲的区分，如2维空间有直线与曲线的区分，3维空间还有平面与曲面的区分。线式与非线式指几何对象的维数差别，如1维的线、2维的面、3维的体的不同，或者指同一维空间中的整维几何体与分维几何体的不同。对于2维地面上的交战双方，传统作战有明确的战线，可近似当成1维的整形曲线；而信息化战争的地面战的界线被分形化了，犬牙交错，层层嵌套，是维数大于1、小于2的分形曲线。在牛顿3维空间中，当陆、海、空、天的立体作战信息化之后，交战的界面应是维数大于2、小于3的分形曲面。这些都应称为非线式作战，而不是非线性作战。

    ②能量意识成为主导意识，并不意味着降低物质因素和物质意识的重要性；相反，它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利用和驾驭物质的能力。同样地，信息意识成为主导意识将极大地提高驾驭物质和能量的能力，而不意味着降低物能因素和物能意识的重要性。

    ③系统科学的根本概念是系统，整合和集成是派生概念，集成性(化)是系统性(化)的子概念。中文整合和集成是两个近义词，二者对应的英文都是integration，系统理论一般讲整合，系统技术一般讲集成。信息性与集成性不是对等概念，信息性与系统性才是对等概念。故不宜用集成性(化)取代系统性(化)。

【参考文献】

    [1]刘志青. 论军事变革的称谓[N]. 光明日报，2006-03-29(9).

    [2]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M]. (杨南芳等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第6版).

    [3]王寿云. 作战模拟方法学在中国[A]. 钱学森等. 论系统工程[C].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4]王寿云，于景元，戴汝为等.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M]. 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5]国防大学科研部. 军事变革中的新概念[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6]苏恩泽. 系统论兵[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

    [7]王保存. 世界新军事变革新论(修订版)[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8]冯·贝塔朗菲. 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 (林康义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

    [9]苗东升. 系统思维与复杂性研究[J]. 系统辩证学学报，2004，(1)：1-5.

    [10]沈寿林，赵姝淳，张国宁. 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复杂性研究的几个问题[J]. 中国军事科学，2005，(3)：118-125.

    [11]苗东升. 科学的装型：从简单性科学到复杂性科学[J]. 河北学刊，2004，(6)：30-34.

    [12]W·Weaver, Science and Complexity, Scientist, 1948, 36( 4) , 536-544.

    [13]钱学森. 1995年在国防科工委科技学术交流大会上的书面发言(内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