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c圆寂:建国以来军队建设的思路转换及其历史经验

【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京)1996年01期第40-46页

【作者简介】胡长水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副研究员

    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和平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总任务。建国以来，人民解放军在“三化”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其间也几经曲折，它所蕴含的经验教训，其意义超越了军队建设的范围。

一

    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思想的提出和确立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但就其思想渊源来说，却要追溯到民主革命时期。早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提出了整编组织、明确部队番号等正规化措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军队的现代化问题，而且对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也很重视。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形势的变化，现代化、正规化问题就更加鲜明地提到了军队建设的议事日程。为了适应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的需要，中央军委1951年在给军事学院的题词中，就把“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而奋斗”的任务鲜明地提了出来。在此期间，中央军委的一些负责同志对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必要性、内容和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1952年7月，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正规化建设的要求。同年底，毛泽东又发出了“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指示。由于当时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军队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这些思想还不可能作为全局性的方针确定下来并付诸实行。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确定今后军队建设的方针和任务。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建设世界上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以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并提出：“正规化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绝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朱德在会议的闭幕词中号召：“努力进行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就一定能够把我军建设成为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从此，在人民解放军建设史上，第一次把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总任务明确地提到了全军的面前。这是中央军委在和平时期军队建设战略决策上的一个伟大飞跃。诚如彭德怀所说：“这次会议是我军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会议”。它的时代意义就在于，从此使我军进入一个全面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这次会议以后，全军上下围绕着“三化”建设的总任务，进行了一系列紧张工作。1954年4月，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与此同时，全军贯彻毛泽东关于“开展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的现代作战能力”的指示和中央军委颁发的战斗训练命令，积极开展以战斗训练为主的正规训练。1957年1月，中央军委还提出了新的训练方针，强调要“学会在新式武器条件下及夜间和复杂气候条件下诸军兵种合同作战，以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年，人民解放军参加了中国、苏联、朝鲜三国军队共同组成的方面军首长司令部演习，学习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知识和方法。在此期间，军队又开始实行三大制度（军官薪金制、军衔制、义务兵役制）和三大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全军按照“三化”建设的总任务，同心同德，努力奋斗，在政治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和正规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军队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二

    正当人民解放军满怀豪情，沿着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道路阔步前进的时候，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对建国以来军队的建设工作进行了检查和总结。会议作出的决议认为，主管训练工作的一些部门和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并认为，这“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坚持错误路线的同志，他们大多数原来就具有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主义思想，在长期斗争中没有得到克服，近几年来，他们在向苏军学习的掩护下，又到处推行他们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这就把问题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会后，全军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反“教条主义”和反“单纯军事观点”的教育和斗争。

    这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应该说，50年代初，我军在学苏军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某种照搬照套的现象。但这只是局部的一时的偏差，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之后，已经基本上得到纠正，并进一步明确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联系中国实际，学习苏军先进经验的指导思想。因此，这次反倾向斗争，对贯彻“三化”建设的总任务产生了消极影响。不久，林彪在庐山会议后担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提出和推行一套“左”的东西，使军队“三化”建设总任务的实现受到了严重干扰。其表现形态是：

    1.在政治理论学习上提出了走捷径、背警句、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等简单化、庸俗化的主张。1958年以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以我为主”的方针，全军开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但是，林彪在1960年2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却提出了“背警句”的主张，说什么“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要挑选最好的，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道理太多了也不需要”。这种简单地“背警句”的方法，和毛泽东历来倡导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要注重学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1961年1月，他又提出了所谓“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学习方针。这种政治理论学习简单化、庸俗化和实用主义的学习方法，在部队中逐步推广，后来甚至被作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表现到处宣传，从而使“左”的一套东西泛滥成灾。

    2.提出“四个第一”的主张，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林彪的“四个第一”，完全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这里的人，是有高度的觉悟和掌握一定技术的人，是人和武器的结合。这种人和武器的结合程度，是战斗力强弱的基本标志。而要实现这种结合，正是要按“三化”建设的总任务去建设军队。但是，林彪这里的“人”，则只是“勇敢”、“牺牲精神”等精神因素，即所谓“精神原子弹”。这就把人的因素简单化了。而且，按照林彪的逻辑，军队的各项工作中是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是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中又是活的思想第一。这样，“四个第一”实际上变成了抓活思想。林彪声称：“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这样，军队建设的方向被严重歪曲了。

    3.用整人的方法，强制推行“左”的一套。林彪在军队建设上提出“左”的一套后，又企图通过抓“雷厉风行”、“紧跟”、“照办”的作风来迅速贯彻执行。当时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对林彪提出的走捷径、背警句一套主张进行了抵制。对此，林彪大为不满，于1960年9月14日至10月20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谭政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大会经过30余天的揭发和批判，作出了《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指责总政治部“工作方向发生了偏差”，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军委许多重要指示，没有坚决执行，或完全没有执行”。这次会议后，谭政被撤销了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职务，并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但是，我们在考察这一时期军队工作时，还应该看到，人民解放军于建国以后确立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军方针，尽管受到林彪的干扰和破坏，但在军委其他领导同志和许多高级干部的努力下，仍在军队建设的总体实践中得到了坚持和贯彻。他们有的对林彪的一套主张直接提出不同意见，有的则以正面论述的方式，宣传正确的建军思想，从而使军队“三化”建设在这一时期内仍然有所前进和发展。主要表现是：

    在政治建设方面，首先是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对林彪的一套进行了抵制。罗荣桓在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后，对林彪的一套继续进行了抵制。他认为，学习毛泽东著作，主要应掌握其精神实质，而不应把它当作万能药方去简单找答案。1961年4月30日，在军委常委会上，罗荣桓当着林彪的面尖锐地提出：“应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这一看法得到了中央书记处的支持。罗荣桓还对林彪的抓活思想、立竿见影进行批评和纠正。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也针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在部队建设中造成的不良影响提出了批评。1961年7月，他在国防部的一个干部大会上指出，运用毛泽东思想解释自然科学的学术问题，应当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不要牵强附会，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在军事工作方面，负责训练工作的军委常委叶剑英明确提出：军队“平时工作的中心是训练”。他针对部队工作中心错位的情况，指出：“中心的转变，首先从党委开始。”他还提出，军事训练要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作战指导规律。聂荣臻针对部队院校工作中教学任务被冲击的情况提出，院校中的党支部，应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罗荣桓赞成说：“聂总提出是保证作用，我看是对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直接否定“四个第一”的口号，但这些思想无疑是对“四个第一”具体内容的否定。这里尤其应该指出的，国防工业在聂荣臻、贺龙的直接领导下，明确以“建立现代化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为总方针总任务，使得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正规化建设方面，首先是战斗条令的编写。根据毛泽东“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的指示，从1958年开始，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发动全军数万人，先后编写出《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等条令、教令和教程。新条令的贯彻，把我军的军事训练纳入了正规化训练的轨道。其次是实行统一正规的编制。1962年，周恩来在提出整军备战工作方针的同时，提出了“整训结合”的口号。根据这一思想，国防部颁发了陆军军、师编制表，全军按南、北方步兵师和大中小师的编制，进行了全面整顿。在管理教育方面，研究制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令》，作为《内务条令》的补充。

    以上所述表明，在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上，这一时期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向，一种是错误的发展趋向，另一种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发展趋向。这两种趋向又往往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最突出的表现是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和其后历年的《国防建设工作纲要》。《决议》一方面把“四个第一”写进了总纲中，并把它作为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指责提倡完整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是一种糊涂观念，提倡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决议》也充分肯定了古田会议决议，肯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一系列优良传统，肯定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口号。其后，中央军委历年颁发的《国防建设工作纲要》，一般也是如此。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一方面部队的建设受到了破坏和干扰，出现了把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对立起来，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正确的建军思想仍在发挥作用，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仍在不断地发扬光大，涌现了以雷锋、好八连为代表的大批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产生了郭兴福教学法这样的先进经验，并在1964年成功地进行了全军范围的“比武”活动，进一步推动全军掀起群众性的练兵热潮。

三

    在军队“三化”建设排除林彪的干扰，基本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的时候，林彪又于1964年底提出了“突出政治”的口号，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到来，军队“三化”建设的思路发生了逆转。从1965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其间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以九一三事件为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1964年11月，林彪抓住大练兵和大比武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大作文章，说“这是搞军事第一，技术第一，是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12月29日，他又紧急约见总政治部领导，发表了长篇讲话，指责1964年的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声称1965年的工作“一定要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突出政治”的口号受到当时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抵制后，林彪立即给罗瑞卿罗织罪名，致使罗被解除了在政府和军队的全部职务。1965年12月27日至1966年1月18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又对罗瑞卿的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对突出政治”进行了批判。会议把“突出政治”作为“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战备”，是“我军建设的百年大计”提了出来，要全军“年年突出，永远突出”。1966年2月，中央批示同意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几个主要文件。至此，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东西在军内取得了合法地位。

    “突出政治”严重地破坏了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66年4月7日，总参谋部在《关于颁发1966年军事训练工作指示的通知》中提出，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是方向性的错误”。4月18日，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认为部队院校“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与突出政治相抵触，宣布予以废止。5月21日，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发出通知，宣布1963年批转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医院工作的十二条意见》，“与突出政治的精神不符，特予以废除”。这样，1964年的练兵热潮和大比武被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受到了批判，我军在军事、政治、后勤各项工作中许多行之有效的规定、方案等被宣布停止执行或废除。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一系列讲话和“指示”，把“突出政治”的问题推向了极端，使“左”倾思潮在部队泛滥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行之有效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被废驰；军事训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战斗力严重削弱；军队“三化”建设的总任务已被搁置一旁了。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极大地震动了全党全军。毛泽东及时提出“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并指示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积极贯彻毛泽东这一指示，以抓军委扩大会议的筹备和召开，统一全军思想，肃清林彪影响，带动军队的整顿。这次会议虽因当时全党忙于清理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而推迟，但是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对林彪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在实际工作中，叶剑英努力恢复和加强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军事工作，全军掀起了大办教导队和进行打坦克训练的热潮，恢复和增建了41所军队院校。“三化”建设的总任务，重新在广大指战员的头脑中呈现出来。

    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后，把“军队要整顿”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并于6月24日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邓小平、叶剑英先后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决定整顿军队，恢复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显然，会议是要把军队建设重新纳入“三化”建设的轨道。会后，军队的整顿工作遂全面展开，并很快初见成效。只是由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整顿工作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迫停顿下来。

四

    1976年10月的胜利，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经过一系列的拨乱反正之后，人民解放军终于进入了一个全面加强“三化”建设的新时期。

    1977年3月4日，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在军委座谈会上，针对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路线是非，提出了十个需要澄清的问题，其中包括：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应该不应该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等等。《解放军报》从5月12日到7月3日，就这些问题逐个发表评论员文章。这是在军队建设一系列根本问题上进行的拨乱反正，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三化”建设的口号，实际上是把“三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再一次提到军队建设的日程上来。

    随着“四个现代化”口号的重新提出和党与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邓小平和中央军委对军队建设的总任务作了明确规定。1981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部队时，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号召。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又重申了这一总任务。1987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对任务的主要内容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并指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三个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促进，构成了新时期我军建设的鲜明特色。”

    当党中央、中央军委和邓小平把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的总任务鲜明地提到全党全军面前的时候，还围绕如何实现这一总任务，在理论上作了新的探讨和阐发，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首先是提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思想。粉碎“四人帮”不久，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与人家现代化指挥系统比，我们落后得多”。因此，军队建设“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要解决现代化问题”[①a]。《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是我军全部工作的中心。”此后，中央军委反复强调，军队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这个中心。

    第二，正确规定了政治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是一个被林彪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为肃清“左”的一套的影响，1986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军委最大的一次会议。经过会议充分讨论并经中央批准的《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两个“服务”、四个“保证”，即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军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军政军民团结，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动员和团结全体官兵把我军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是对政治工作指导思想的全面论述和科学规定。

    第三，明确以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全军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人民解放军担负着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安全，保卫共和国政权，保卫全体人民和平劳动的根本职能。要保证这一神圣使命的完成，只有不断提高战斗力。邓小平在思考军队的建设和改革时，总是向全军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军队有没有战斗力，一旦有事行不行？强调“军队就是要提高战斗力”。根据这一思想，《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部队的一切工作都要着眼于提高战斗力”。1988年12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更是明确地提出了战斗力标准。战斗力标准的提出，使军队三化建设中的各项工作有了检验的科学尺度。江泽民主持军委工作后，又进一步提出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这“五句话”涵盖了军队“三化”建设的基本方面，是对“三化”总目标和军队战斗力的具体化。

    这样，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不仅把“三化”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的总任务鲜明地提了出来，而且在“三化”之间的关系上，提出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和政治工作两个“服务”、四个“保证”的指导思想，在三化建设的目标上，提出了战斗力标准，这是军队建设思想的重大发展，并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军队建设思路。

五

    建国以来人民解放军建设的历史说明，把“三化”作为军队建设的总任务，这是一条正确的军队建设方针。而要坚持这一正确方针，实非易事。40多年“三化”建设的曲折历程，留给人们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其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的关系，则是一个关乎全局而又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新时期以来，军队建设得以健康发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二者的关系是一基本原因。究竟如何正确对待这二者关系，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深刻总结和记取的。

    （一）立足军队实际和时代特征，从研究主要矛盾入手，确立军队建设的中心任务。这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要研究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需要立足军队的实际和时代特征。这里，时代特征很重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世界。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军队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未来战争的突然性、快速性将空前增大，战争态势更加急遽多变。人民解放军只有把自己的建设目标定在世界先进水平上，才能抵御任何外来侵略，履行自己的根本职能。从我军的实际来看，革命化程度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但是现代化程度不高，同发达国家军队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显然，现代战争的需要同我军现代化水平比较低的矛盾，是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军队建设必须要以现代化为中心，正如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样。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以后，一直坚持从军队的实际出发，多次明确指出我军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推动部队各项建设的开展。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围绕“中心”，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

    （二）把“政治”与“政治工作”两个概念相区分，正确确立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是，长期以来，政治工作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放到了“突出”的、“领导”一切的地位。这除了林彪的别有用心以外，人们在理论上的一个误区是把“政治”与“政治工作”两个不同的概念相混淆。政治是指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和大政方针，是关系全局的，决定着政治工作的方向和内容；政治工作则是实现政治目标、政治任务的重要保证，是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党要实现自己的路线，不仅要通过政治工作，而且要通过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军队作为完成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无疑应该坚持军事服从政治，但是却不能说军事工作服从政治工作，因为军事工作同政治工作一样，都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保证。然而，由于人们在长时期里把政治工作与政治相等同，政治工作也就成了领导一切，甚至是“冲击一切”了。新时期的中央军委，在理论上坚持把“政治”与“政治工作”相区分，强调“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不能把政治工作、政治机关的作用同党的领导等同起来，政治工作要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但不是也不能是代替党的领导。”[①b]由此，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指出：政治机关和军事机关、后勤机关都是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工作机关，他们是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的关系，应该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政治工作两个“服务”、四个“保证”的指导思想也由此而确立。这些认识和思想，澄清了多年来模糊不清的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理顺了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

    （三）实事求是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在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上，建国以来曾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50年代前期，军队在学苏军过程中，有的同志片面理解现代化、正规化，照搬外军条令条例，主张一长制，认为我军政治工作制度已经过时，忽视甚至否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把现代化同革命化对立起来。陈伯达在修改《政治工作条例》时，删掉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提法。这一错误倾向受到了罗荣桓等人的抵制，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给予了纠正。但是，1958年以后，随着“左”的思想在全党的滋长，更由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片面宣传“政治挂帅”，大搞“突出政治”，军事工作被严重削弱，政治工作严重脱离了部队的中心任务。历史说明，正确处理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必须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做到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最重要的原则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仅要正确地判明是否出现了错误倾向，还要分析其性质和程度，确立正确的政策。“左”和右的倾向，主要表现在路线、方针以及指导思想方面，不能把不属于政治原则的一般思想作风问题，工作方法问题，说成是错误倾向问题，随意上纲上线。即使是政治思想上的错误倾向，一般来说，也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遵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原则，而不能搞所谓群众运动。这方面，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已经总结了许多好的经验，关键在于真正在实践中贯彻落实。

    注释：

    ①a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56～57页。

    ①b　见《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注释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5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