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独奏汉宫秋月:历史的昭示 时代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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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新解读

库桂生

 

 

【原文出处】《邓小平理论学习与研究》(京)2004年11期第53~59页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作为关乎国家安危与兴衰的重大问题,如车之双轮,只有协调发展、共同前进,才能相得益彰,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新中国建立五十五年来,我们党在领导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探索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规律,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天,回顾实践历程,总结历史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理论与实践的不懈探索

    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隆隆炮声中,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曾沦落到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实现“富国强兵”,一直是中华民族魂牵梦萦的主题。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只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了新中国,才为真正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为把握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实现“富国强兵”理想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探索。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面对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尚未完成,国际安全环境严峻,国防建设亟待加强,国家财政经济严重困难,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任务极为繁重的形势,毛泽东就提出了“两手抓”的思想:一手抓国防建设,继续完成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任务,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巩固国防;一手抓经济建设,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新中国的经济大发展奠定基础。这一指导思想,为实现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完成,发挥了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中期,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新中国初期的建设实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和阐述。他指出:“因为还有敌人”,“国防不可不有”。“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这一时期,随着国防开支的大幅度降低,军队规模的大规模压缩,使国家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经济建设。

    20世纪60年代初,世界进入了冷战对抗的高风险期。中苏分歧导致两国国家关系紧张;台湾当局武装窜扰大陆;中印边界爆发战争;美国扩大侵越战争;使我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恶化。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必须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正是基于对形势的这种判断,毛泽东在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指导思想上也作了重大调整,他指出,要加大国防投入,国防建设还是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但经济建设特别是基础工业的发展,要与国防工业的发展相适应。并决定调整工业布局,加强国家战略后方建设,作出了大力加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他说:“要考虑打仗,要有战略部署”,“三线现在不为后悔无及”。这一时期,随着国防投入的大幅度增长、“三线建设”的全面展开,国家抵御侵略战争的能力不断增强,形成了慑止战争的战略态势;三线地区 国防工业的发展带动了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布局 ;这一时期我国先后研制出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军事威慑 力和国际地位。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 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一时期 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惠及今日的经济效应。因为有当年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 才有今天我国核电工业的发展;因为有当年军工船舶制造业的投入,才有我国连续8年 居世界第三造船大国的地位,才有今天船舶大量出口的成就;因为有当年航天工程的投 入,才有今天载人航天的成功和高达1000亿元的产业拉动效应,才有为国际卫星市场发 射27颗卫星的丰厚商业回报。同时也应当看到,这一时期由于我们党对战争危险的估计 过高,国防投入过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国际战略总体形势和我国国家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明确指出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我国可以争取更长的和平建设时间。基于这一科学判断,我们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军队和国防建设由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的重大决策。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现在根据新的观察、新的分析,下决心一心一意搞建设。一定要抓紧利用当前和平时期这个良机,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要不失时机地、认真地搞好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和军队的长期性、根本性建设,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保证。”为此,他反复强调,军队要服从和服务整个国家建设大局,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

    为了使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邓小平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快经济发展的重大措施。他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重在质量建设,于1985年作出了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重大战略决策;他发出了要“尽可能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的号召,使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下降了一半,从1952~1980年间的20.84%,压缩为1980~1990年间的11.13%;他提出了要根据现代战争的特点调整国防科技工业的布局,使之更适合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和更具有发展后劲;他提出要打破国防科技工业的封闭格局,建立军民结合的新体制,从此拉开了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机制改革的序幕;他作出了军队在经济建设中应有所作为的指示,形成了军队开放军用设施,全军上下积极支援和参加国家建设的局面,从1985年至1995年,空军先后向地方开放了101个军用机场,海军向地方开放了29个军用港口、码头,全军向地方开放了100多个军用仓库、300多条铁路军事专用线;他强调军队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要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促使了军队人才培养目标向着一专多能、一兵多能,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的转变。……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减轻了国家财政的压力,强有力地支援了 国家的经济建设,保证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邓小平在强调军队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同时,也强调要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他指出,国防现代化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本身就涉及整个国家建设大局、安全大局。他多次强调:“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在现有条件下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不可能齐头并进,“四化总得有先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有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因此,要先抓好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 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实践证明,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的思想,为我们在和平时期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经济建设的这些成就,为我们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虽然冷战结束后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进一步降低,但影响我国安全、稳定的不确定因素却在增加:少数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和自身利益的需要,继续凭借经济、科技优势对我实行“西化”、“分化”和遏制政策;台独势力的发展和外 部势力介入的可能,使祖国统一问题更加突出;境内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恐 怖主义势力有所抬头。维护我国安全和发展利益,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面 对这样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国际战略全局的 高度深入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强调进一步加强国防 和军队建设,有效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的必要性。江泽民指 出,必须处理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要在国家经济不断发 展的同时,加强国防建设。他第一次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我国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 建设关系的方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发 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新形势和现实战争威胁,确立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强调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上;强调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能够应付各种挑战,现代化水平比较高的军事力量,从而揭开了科技强军、质量建军的新篇章。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国防建设的具体措施:一是适度增加了军费的投入,使国防费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相适应。二是坚决果断地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的一切经商活动,使军队吃“皇粮”的决策得到落实,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维护了军队的良好形象。三是确立了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赶、有所不赶的新时期武器装备发展战略,保证了国防科研重点项目的顺利展开和资金的投入,取得了“神舟五号”等一批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的科技成果;四是进行了国防科技工业体制的改革,为建立寓军于民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国防科技工业新体制创造了条件。五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宣布,中国将在此后3年,再次裁减军队员额50万。党的十六大后,江泽民又郑重宣告:2005年前,我军再裁减员额20万。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里的理论和实践,进一 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系的思想,使我军以更 加积极的姿态,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现以建设 信息化军队为战略目标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的机制,走出了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纳入更高层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指导思 想之中。2004年7月24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了以“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 展”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他强调指出,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 大问题”。他深刻阐述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关系,指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 基本依托,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国防建设搞不上去,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难以保障。他强调“在集中力量进行 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切实加强国防建设”,使二者“相互促进”。他进一步强调,十 六大提出的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是我们党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 内在规律的科学总结。必须从确保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安全环境和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战略高度,全面贯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努力推进国防建设,促进和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胜利实现。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现阶段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内在规律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新中国成立55年来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历史性实践昭示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富国强兵”的百年梦想。

        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新中国建立55年来,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准确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道路,既保证了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也使国防和军队建设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取得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坚持发展战略的协调一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两大战略任务,必须从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总体形势出发,使两个建设在发展战略上保持协调一致。从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谋划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确立符合实际需要的长远发展目标,科学而准确地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是基本前提之一。作为一个热爱和平、永不称霸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进行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为经济建设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新中国55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科学准确地分析判断形势的基础上,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来确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战略的,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了不同的目标,从而保证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从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谋划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必须保持两个建设在宏观战略上的协调一致。国防现代化作为“四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制定与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相一致的发展战略,这既是全面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国防现代化自身发展的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等经济搞上去了再抓国防建设,而是要在经济建设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大力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求在国家已经制定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发展战略的情况下,制定相应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战略与之配套。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一致,并不是要求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亦步亦趋地同步发展,而是,既要保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在总体上的协调一致;不同的时期,又要根据实际情况和需求的变动有所侧重和区别。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江泽民提出了与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相一致的国防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相对应,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也作了总体设计,规定了每一阶段的目标、任务和要求,既体现了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要求,又能保证国防和军队建设跟上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步伐,满足国家经济发展对国防的需求,使两者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坚持发展进程的协调一致。国防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的进度在总体上保持平衡,实现“两个进程相一致”,是对经济建设规律和国防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和运用,是建国55年来,我党总结两个建设协调发展历史经验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两个进程相一致,首先,要使两者的发展速度保持相对一致。一方面,要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加大国防投入,使国防建设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国防现代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技术积淀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奋斗才能成功,特别是在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军事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武器装备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的今天更是如此。而要不断地增加国防建设的技术积淀,提高国防建设的高技术含量,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保持国防建设投入的连续性,并使投入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如果没有投入的不断增加,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就可能因出现间断而失去其应有的连续性,这不仅会进一步拉大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而且会降低国防投入的产出效益。另一方面,国防建设的投入不能过大,不应给经济发展造成过重的负担。国防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如果过分强调国防建设,以致因国防建设投入规模过大而影响到经济建设,也会欲速则不达,不但将迟滞经济建设的发展,最终国防建设也会因失去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而受到影响。 其次,国防实力要与经济实力相一致。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主要由经济实力和国 防实力决定,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是支撑一个大国国际地位的两大支柱。只有经济实力 而没有国防实力就不能算是有影响的大国,反之亦然。因此,我们必须在注重发展经济 的同时,大力加强国防建设,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保持国防实力和经 济实力的一致。再次,军队的调整改革要与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相一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实 施“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此相适应 ,军队和国防建设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改革开放的宏观环境。国防建设特别 是国防科技工业,必须讲求投资的军事经济效益,走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发展路子; 在军队建设方面,要强调质量建军、科技兴军,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在军队结构建 设上,必须突破传统的保疆守土的“大陆军观”,加大其他军兵种的发展力度,发展与 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相适应、能为我国利益提供可靠保障的现代海军、空军和战略导弹部 队,以保护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海外资源、运输通道的安全,维护我国的正当海外权 益。

    坚持发展机制的协调一致。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寓军于民、军民兼容”的融合式发展机制。实践证明,使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在体制、结构、布局、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实行全方位的融合,既有利于充分发挥两大经济体系资 源整合的优势,将国防建设真正植根于国民经济母体之中,形成国民经济对国防经济的 强大支撑力;又有利于充分发挥国防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形成国防经济对国民 经济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强大牵引力。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更需要 建立“寓军于民、军民兼容”的融合式发展机制。一方面,现代高技术战争对资源需求 呈现出数量大、时间紧、技术含量高、结构复杂等特点,仅仅依靠国防经济部门已经难 以适应需要,必须依托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另一方面,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 发展,使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许多民用高技术平时可为经济建设服 务,战时稍加改造即可转为军用;同时,国防部门消耗的资源在平时也应对民用领域发 挥支持、牵引作用,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总成本。为此,必须按 照两个建设协调发展的要求,建立健全融合式发展机制。一是国防建设要充分考虑经济 建设的需要,极大限度地提高国防资源的利用效率。通用性强的国防设施要尽可能做到 军民兼容,要进一步向社会开放国防建设系统中的军民通用设施,发挥其为国民经济建 设服务的社会功能;国防科技工业要实现军民兼容,使国防科技进步成为促进国民经济 发展的助推器。通过军民兼容,实现军事工作与经济建设结合、国防效益与经济效益统 一,做到相互促进、共同受益、共同提高。二是国家基本建设要充分体现国防要求。国 家在筹划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时,应考虑到军事需求,做到同一 投资能获得平时与战时、军用与民用两种效益,实现国防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三是在人才培养和后勤保障方面依托国民教育和国民经济体系。要重视军地之间的人才 兼容,充分利用国民教育系统培养军事人才,做到“寓才于民”;要逐步减少由于军队 办社会而带来的负担,把一些保障机构和保障项目剥离出来,由社会来承办,实行寓军 于民。四是要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对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做出全面、长远和清晰的规划, 真正做到寓“国防科技实力”于“国防科技潜力”之中。五是要在经济布局上兼顾国防 原则和经济原则。要按照沿海与内地结合,集中与分散结合,安全与效益结合,专业化 与多样化结合的原则,在充分考虑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继续做好战略后方基地建设这篇 大文章,改变国家的生产力与科技力、财富与资源,过于集中沿海一线、沿边一线、沿 江一线,消除这种“新三线”可能造成的新安全隐患。六是在国防工业结构上要实现从 “橄榄型”向“哑铃型”结构的转变,形成一种“小核心、大协作”的结构,使国防经 济体系更富有运行弹性。七是要在体制上建立高效的平战转换系统,提高战时把经济潜 力转化为战争实力以及战后经济复苏的能力。

    坚持资源配置的协调一致。在资源配置方面,确保国家安全前提下实现国防投入对经 济建设的消极影响最小化,是和平时期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也是防止落入某些西方大国设置的“军备竞赛陷阱”的有效措施。从国防投入的基本经 济属性看,它总体上是一种非生产性的资源消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入国防 的资源多,投入经济建设的资源就少。这就决定了国防资源的投入必须适度、有效,既 能使国家安全得到有效保证,又能使国防投入对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小,也 就是说,国家在国防建设方面的资源分配应当遵循“够用原则”,即在确保国家安全前 提下的国防投入最小化的原则。保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一方面,要更加 注重科学、合理地确定国防建设占用资源的数量,既要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需求,又应考 虑到社会经济的承受力。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科学合理地确定国防投入的重点,不断 提高军事经济效益。必须按照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要求,把 有限的军事资源集中到对军队建设有重要影响的部位和方面。要适当压缩技术水平低的 部队,把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加强技术军兵种的建设;要在保证人员生活水平稳步提 高的基础上,增大装备和科研费的比例,把军队战斗力的增长方式从人力规模型,转移 到技术密集型上来。此外,在提高国防资源的结构效益的同时,要加强管理,向管理要 效益。要改革现有的国防经费管理体制,切实做到科学决策,统筹安排,精打细算;要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改进物资的筹措和供应办法,提高经费、物资的使用效益 。

        富国强兵的必然选择

    在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之所以成为关键环节之一,就在于两个建设的协调发展事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刻理解和认识两个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具有更加突出的重要性。只有正确处理两个建设的关系,保持两个建设的协调发展,才能抓住机遇,乘势而起,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这一原理反映到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上,就是经济建设决定国防建设,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具有反作用。我们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正是这一原理在这两个建设关系上的生动体现。首先,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中最关键、最本质的东西,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本质要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正是体现了这一原理。其次,强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突出了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反映了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马克思曾经说过,军人“虽然不生产谷物”,却能“生产保卫”。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深刻揭示了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作用:生产保卫来保卫生产。也就是说,国防和军队建设对经济建设具有保障和促进作用。一方面,国防建设虽然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其发生和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前提,但却能为经济建设提供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从而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国防建设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促进经济建设的作用。例如,国防科研部门可以将一些尖端科学技术转为民用,提升经济建设的科技含量;军队可以通过承担一些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向民用部门开放一些军用设施来为经济建设服务等。因此,把建立巩固的国防当作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强调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是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辩证关系准确把握的必然结果。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富国强兵的坚实基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有所作为,既要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也要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可以说,“富国”和“强兵”,是一个国家发展腾飞的不可或缺的两翼。古代中国的“汉唐盛世”,之所以可以傲视世界群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富庶、兵强马壮。今天,中国作为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要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要占领21世纪的战略制高点,就必须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使之协调发展,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国防建设,实现既“富国”又“强兵”的目标。兵强要以国富作基础,但国富并不等于兵强;国富要以兵强作保证,但兵强并不等于国富。这就是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辩证法,也是正确处理两个建设关系、保持协调发展的依据所在。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当前既没有完全实现国富,与兵强的目标也有一定差距。在经济建设方面,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必须首先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加快经济发展。这是解决中国现阶段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一个大局问题。如果偏离这个大局,社会主义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中华民族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国防建设就有失去根基的危险。另一方面,在世界新军事变革迅猛发展、世界军事强国已进入军队信息化阶段的新形势下,我军仍处于机械化半机械发展阶段,亟待实现跨越式发展,提高现代高技术条件下防卫作战能力。在此情况下,如果不加快国防建设的发展速度,将会进一步拉大我军与先进国家军队的差距,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就可能陷于被动,就难以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建设的进程也将被打断。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都需要加强的情况下,两者不可偏废,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实现国家和平发展的可靠保证。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将通过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能否顺利地实现宏伟的发展目标,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在于是否有一个和平、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而和平、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不能依赖他人的赐予,必须以强大的军队和巩固的国防作保障。能战方能言和,只有军队强大了,威慑力增强了,才能为发展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才能维持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外部环境,才能争取到尽可能长的和平建设时间。反之,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实力作后盾,和平发展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事实上,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尽管我国政府一再宣示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目前影响我国和平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一些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和自身利益的需要,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在世界东方,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妄图牵制甚至遏制我国的发展;目前我国周边地缘政治军事环境相当复杂,不可预测性明显增加;台湾当局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台独”势力“以武拒统”已成为影响和威胁中国安全的最大隐患;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家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在全球范围的战略利益不断拓展,对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的安全要求也越来越高。面对这样复杂而又多变的外部发展环境,我们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除了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使两个建设协调发展,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为此,我们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通过建设巩固和强大的国防来提高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保持军事上的强大威慑力,保证人民军队在任何时候都能从容应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考验,为和平发展提供坚强可靠的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