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金钱异化的经济模式不可持续 中国面临战略拐点

战略拐点

——货币、石油、地缘政治大变局中的中国选择

-众石

-大国兴衰的历史性转折总是深藏于危机中。

历史永不会终结。它总会给那些有勇气、有意志、有能力承担其历史角色的伟大国家和人民，提供最宽广的舞台和最生动的剧本。

以华尔街为象征的世界金融体系一朝崩塌，意味着全球一般购买力被美元所垄断并支配的“美式帝国模式”不可持续。1971年以来的资本全球化，尤其是冷战以来，日益造就并积累了巨大的全球性不平衡。

这种全球性的货币购买力“两极分化”达到了它的极致。在美国军事霸权遭受挫折的打击下，形成货币、资源控制及地缘政治的连锁反应，最终以华尔街债务泡沫崩溃的方式爆发出来。

全球分工条件下，为世界提供廉价实物产品的中国，短期内必然出现以外部定单骤减、内需不足、生产过剩和工厂倒闭等为特点的阵痛。本质上，全球金融危机的演化逻辑并没有超越卡尔·马克思的基础分析。

然而，寻求中国应对之策，却必须由中国人自己结合现实国情，以独立的政治意志和文化自主为前提，作出审慎而坚定的选择。

经济学家向松祚说，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个时点上，全球性的危机恰恰让中国面对一个历史性的“战略拐点”。

G20与马克思

2009年4月，被金融危机折腾得气喘吁吁的世界经济，在英国伦敦叫了一天暂停。伦敦上空为“货币战争的硝烟”所笼罩。

此前，法国总统萨科齐一度提出要把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推倒重来”；而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DR)应作为“新世界[16.71 -5.11%]货币”；卢布、海湾六国拟筹划的“海元”，不断释放拒用美元结算石油的信号；伊朗、委内瑞拉这些美国的“挑战者”则积极呼应。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这位“躲藏在世界货币背后的先知”，退休后出版回忆录，名为《我们的新世界》。但他的继任者及尊奉者们却仍被困在由他一手制造的“货币旧世界”的烂摊子中。

向美元“甩石头”是人们对金融危机恼怒又无奈的本能反应。G20伦敦峰会期间，抗议者控诉全球金融海啸爆发的根源是“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有人在伦敦街头打起了条幅——“吊死银行家”。

150年前，一位大胡子绅士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埋头苦读时曾预言：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不可避免，它隔一阵子就要发一回“金融狂想症”，就是不生产、光赚钱。英国作家弗朗西斯·佩恩在G20前夕出版了新书《〈资本论〉解析》。他的结论是，马克思将成为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人们把2009年比作1933年。那年夏天，同样在一场全球性大危机肆虐的关键时刻，世界66国代表齐聚伦敦，共议“救世良策”。当时的舆论称“文明世界站在十字路口”。不过，在“老大”帝国英国和新兴经济大国美国之间，无法就世界经济体系的关键问题达成一致，会议无果而终。这理所当然为后来加剧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残酷的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

这似乎是个不祥的对比。

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压根儿没有出席会议。而76年之后，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却在G20峰会上成为“明星”。他在伦敦上演“舞台秀”：“空军一号”专机、“野兽”凯迪拉克专车和“海军陆战队一号”武装直升机，再配一个500人的随行团队。在美元“王冠”遭受指责的时刻，奥巴马似乎在高调表露“王者的威严”。

时移世易。低调的以至于连面都没露一下的罗斯福，身后的国家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当奥巴马大声呼吁各国领导人要“传递强烈团结信号”时，是否为美国“世界最大债务国”和“金融危机肇事人”的双重身份所困惑？

中国受到超乎寻常的礼遇。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的先行会晤被称为“G2”。有人说，他们俩谈完后，G20就提前结束了。英国《金融时报》预测，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领袖。

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的。中国真的能在危机之后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吗？

纸老虎

2008年8月8日让人难忘。北京“鸟巢”升起了绚烂的焰火，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总统、总理、王子、公主们赶来观看这个新兴经济大国筹办的世界盛会。当张艺谋用现代高科技声光电特效把一个大大的“和”字展开时，全场沸腾。而几小时后，在中亚腹地的山丘中，俄罗斯笨重的T-72坦克开进了格鲁吉亚。

这让人想起科波拉电影《教父》讲述的“繁华背后的杀戮”。

通过“颜色革命”上台的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在警卫护送下抱头逃跑的图片在网上流传。美国的军舰来了，在黑海同俄方军舰象征性的对峙一阵后，又走了。人们担心的美俄直接军事冲突并没有发生。

一个月后，由“次贷”引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骤然爆发。

俄国坦克以实际行动证明，在自己家门口，大国完全可以运用常规武力的有效威慑维护自身安全利益。那么也同时意味着，冷战后美军全力打造的高科技军事霸权优势可能只是一个泡沫。

由货币、石油资源和军事强权，相互结合、相互支撑、相互印证而构成的“美式帝国模式”不允许任何一个欧亚大陆强国，在任何一个方面危及其霸权。中东和中亚，既是世界资源最集中的区域，又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围绕这两个地区展开的长期争夺和斗争，是冷战后以透支性债务维系的“美式帝国模式”必须啃下的骨头。

借助“9·11”事件，小布什以反恐之名在形式上完成了对欧亚大陆要点地带的布局，控制战略性石油要地，试图切断俄、中两国对外输出和对内输入的能源通道。然而，带多少干粮走多长路，看上去相当完美的战略逻辑，如果没有力量去完成，都是空谈。

格俄冲突说明，一旦进入真刀真枪的贴身肉搏，美英的资本势力集团和政治决策人，并没有真正的力量实现其控制欧亚大陆的乌托邦梦想。

冷战后，以枪杆子为后盾，以绿票子为主导的“美式帝国模式”一直在全球扩张。人们一直认为那种“以战生钱、以钱养战”的美妙循环可以一直玩下去。但军事霸权的挫折让泡沫化的华尔街丧失了信心，崩溃了。

连体婴儿？

由于相当密切的贸易纽带及一张两万亿美元的记账单，中美关系在美元帝国狼烟四起的时刻备受关注。人们说“G2”是一对不能割舍的“连体婴儿”。这并不是全部事实。

当下由跨国资本主导的国际分工链条和分配体系并不公平：低端的提供资源、劳力，中高端的钻研技术、搞设计、建渠道，而最顶端是华尔街，负责“开赌场”、玩金融。地位由高到低，利润分成由多变少，谁定的规矩谁拿大头儿。越在产业链条高端，分到的蛋糕越大——这，就是所谓“秩序”和“规则”。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和完整工业基础这两个“比较优势”，顺利抢占先机，融入世界经济。进入新世纪[42.02 0.55%]，随着中国加入WTO，意味着这种“外向型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然而优势发展到极致可能就变成了劣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沿海加工企业的订单骤减，很多中小企业倒闭，大批农民工下岗。确如有人讽刺的，中国经济确实与全球“接轨”，可不成想全球经济“出轨”了。由G2引领的全球经济就像“一辆冒了烟的两轮摩托”，前轮是美国“需求”，后轮是中国“供给”。这显然是一辆前轮驱动的摩托，恐怕以前很少有人考虑过如果制动系统失灵了，前轮“出轨”怎么办？

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前几年就达到了66%。“外向型经济”面临滑向“依附型经济”深渊的风险。如果说，前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果，而后者就成了对这一成果的讽刺。

从现实看，身处国际分工低端位置使得中国劳动力根本无法变得“昂贵”起来，这本身就导致“内需”长期不足。所谓“G2”，如果就是让中国满足于“别人出钱、我们出力”任劳任怨甘当打工仔的地位，那显然是对中国人的智商和创造力的轻辱。这类“G2”，或者“G3”、“G4”等等，更像是对“主仆”关系的另一种修饰，其核心，仍是要求维持由美元对全球经济实施利润榨取的“美式帝国模式”。

如果说金融危机爆发是迫使中国做出战略调整的“外部拐点”，那么中国自身经济社会寻求更大发展的“内部拐点”早就到来了。

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当年，新中国的工业是一张白纸，在革命路径依赖下，中国选择“苏联模式”，边学边干，也注重创新、避免照搬和依附，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工业基础。过去30年，中国致力于给僵化的计划经济肌体加入市场的“活力因子”。

今天，金融危机吹散了经济泡沫的幻觉，也吹散了人们头脑中的教条。如果说“苏东变局”证实了“权力异化经济模式”不可持续，华尔街的崩溃则说明“金钱异化的美式帝国模式”同样会导致灾难。

强身健骨

危机让中国重新审视自己身处的世界。

2009年“两会”上，记者们发现央行行长周小川一年来头发都花白了。这位“温和的技术派官员”说，重新学习相当辛苦。

而省委书记汪洋表示，广东省应对金融危机“最大的收获”就是，全省上下取得了共识，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发展到极致，必须要利用危机加紧调整。

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寒冷，中国经济必须强身健骨！只有如此，在下一轮经济复苏期到来时，中国才能在实体产业振兴基础上，消除经济泡沫、扶助“三农”、增强社保，最终实现让广大人民满意，由“少数人先富”实现“共同富裕”。这应该就是下一个“30年”的历史任务。

现在看来，中央政府最初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只是撬动中国社会实现整体转型的杠杆。各地、各级、各部门党政官员要心领神会：在这一重大历史转型时刻，谁的思路对？谁的办法多？谁的效果好？谁能让当地老百姓感受到转变的实惠和利益？谁就是最称职、最优秀的干部。这就是所谓“比党风”，要比出一个充满活力和战斗力的党政领导组织体系，惟有如此，才能在危机中凝聚起全国人民的信心和力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说，战略的人民性来自作为国家主体人群对国家事务的共识和认同，“如果失去人民性，再好的国家战略也是空中楼阁。”

某种意义上说，“美式帝国模式”之所以不可持续，就是因为美国统治精英“失去了人民”。一边是制造业转移，高技术产业比例下调，实体经济竞争力越来越弱，工人失业，收入下降；一边是利用金融欺诈手段，把收入不足的“三无”人员(无固定职业、无存款、无房产——指不合规的贷款人)打捆成箱包装好，吹成光鲜亮丽的金融大泡泡，推销给全世界。这种情况怎么可能持续？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全球化进程从来都伴随着经济危机。如果不加束缚，资本的本性天然就是制造两极分化。当内部危机无法克服，资本就寻求向外转嫁。

1895年，英国有90万吨战舰，差不多是法国的2倍、美国的3倍、俄国的4倍，直属领地占世界1／5土地，约1／4的人口，还有若干个经济附庸国。单单“殖民地之王”罗德斯一个人，在非洲占领的领土就相当于本土的3倍。

可罗德斯回国一看，发现扩张远远不够。“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那里一片狂叫‘面包，面包！’的喊声。在回家路上，我反复思考那个情景，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

“中国在国际交换体系中拿的只是工钱而非利润，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总觉得我劳动，我光荣；劳动了，肯定赚钱。”张文木教授说，国际斗争的焦点不在劳动权，而在财富的分配权。“没听说有哪个长工到地主家干活会带上枪，只有地主和土匪才会带枪，他们争的是分配规则，而改变规则是要动粗的。”

站在历史性的“战略拐点”上，中国的选择空间不是无限的。邓小平曾说：“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变局，重温一下这句话让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