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舰世界美驱克莱姆森:《给你一个战略头脑》5

《给你一个战略头脑》5        在竞争当中，你可能在不少地方不如你的对手，甚至有负的实力要素拖累，而你的对手则可能在不少地方压倒你。重要的是能否让原本负的实力要素转化为正的实力要素，而让正的实力要素转化为负的实力要素。这是竞争战略上的更高层次的造诣。一个演员，如果形象条件不够好，但是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的歌喉或者演技，赢得观众的爱戴，我们说这位演员实行了"扬长避短"的战略，由自己的优势实力要素的充分发挥来弥补自己的负的实力要素所造成的不利形势，这是一种常见的成功战略。但是有的演员却将计就计，巧妙地把负的实力要素转化为正的实力要素，获得了成功。比如说，形象好的演员，适合扮演正面的，严肃的角色，而形象不好的演员就选择反面的，滑稽的角色扮演，追求喜剧效果。一个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的演员，如果扮演喜剧角色，反而不如贼眉鼠眼，猥猥琐琐长相的演员扮演容易获得成功。著名电影演员孙飞虎，演完蒋介石又演曾国藩，获得事业上的成功，用他自己的一句自嘲的笑话来说"多亏了我的那双三角眼"！         产品拥有上乘的品质，当然是正的实力要素，但是如果竞争的是廉价商品的市场，正的实力要素反而会转化成为负的实力要素。中国家用汽车市场的巨大潜力，使得全世界的汽车生产商都不敢掉以轻心。但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购买力不强，估计高档汽车在一段时期内的销售量不会很大，而经济型轿车的前景却令人叹为观止。面对这种市场前景，一贯以生产高档轿车而闻名于世的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着实犯难：不进入经济型轿车的市场吧，如此潜力巨大的市场机会就这样白白错过，实在是心有不甘，进入这个市场吧，生产低档轿车又有失奔驰的高贵身份……思量再三，还是设计了几款经济车型推向中国市场，结果市场反应冷淡，嗤之以鼻。在这里，奔驰品牌的高贵反而变成了负的实力要素。         实力要素有正负之分，可以实现转化，环境要素也有正负之分，也可以实现正负的互相转化。在这个方面，我们看一看历史上有名的"史里芬计划"的奥妙和玄机。         史里芬是德国直到十九世纪末的参谋长，他主持制订的作战方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爆发时被德军采用。 史里芬和西方许多军事家一样，是古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崇拜者。汉尼拔在公元前２１６年８月２日统帅四万七千军队在坎尼包围八万三千罗马军队，仅仅激战一个白天，强大的罗马军团只有万余残兵败将侥幸逃离战场。而汉尼拔军队的伤亡八千人左右，只比所歼灭的敌军的十分之一略多一些。以包围全歼为特点的坎尼战役成为普鲁士军队战役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史里芬制订对法作战计划所追求的目标。         当时正值普法战争之后，德国占领了阿尔萨斯－洛林，法国利用梅斯－南锡一带的山地构筑了坚固的防线，并且驻扎重兵防守。成了法国抵抗德国进攻的正的环境要素。         史里芬计划的目标是包围歼灭法国军队的主力。其基本构想是以偏师在法国已经严密设防的德法边境依托工事防守，主力取道荷兰、比利时，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估计会集结在德法边境一带的法军主力的侧后，进而压迫包围其于法国瑞士边境一带歼灭之。         这个计划在战略上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敌人的坚固防线这个正的实力要素转变成为负的实力要素。如果德国人从正面进攻法国人的坚固防线，这道防线就是法国人重要的正的实力要素，可是如果德国人迂回绕过这道防线，这道防线就转化为负的实力要素：法国人为了建造防线，投入了大量资源，为了不让对手夺取，必须驻扎相当的军队。当驻扎在防线里的军队遇到敌人正面进攻时，正好可以依托既设阵地与敌人决战，而当敌人绕过防线，法国人因为在防线上大量驻军，野战机动部队就少了。而且法军决策机构将有可能在抽调部队离开防线反击和按兵不动坚守防线之间犹豫动摇：如果大军离开防线，则再坚固的防线没有人也是守不住的，敌人占领了防线之后，防线就变成了敌人的实力；如果留下足够的军队驻守防线，那么野战反击的兵力就不足了。法国人的防线还可以这样变成负的实力要素：如果德国人从正面进攻，依托山岭建筑的防线就是正的实力要素，而如果德国军队绕过防线把法国军队包围在崇山峻岭之中，切断后勤支援，则山区反而成为法国军队的陷阱。         他说："法国在对德国的战争中，最初可能采取守势，尤其以在不能寄希望于俄国的有效支援时更是如此。法国根据这种估计，早已建筑好了阵地，其中大部分是永久性筑垒，其中的贝尔福、厄比纳尔、图尔、凡尔登等大要塞是主要据点。这个阵地可以由法国重兵把守起来，给进攻者造成极大困难。        "攻取各大要塞，不能直接进行，因为这势必要大量攻城战具，耗费时日与兵力亦多，实施包围尤属不可能之举，而只有从一侧实施进攻。攻者最好向各要塞之间的间隙地前进……        "因此，对贝尔福、凡尔登一线阵地实施正面攻击，很少有成功的希望。自南而北的包围运动，必须先行实施对瑞士的成功战役，先行攻占汝蜡诸要塞--此举需耗时日，且在此期间法军将不致无所事事。       "法军为对付自北而南的包围运动，必将据守自凡尔登与梅齐埃尔之间默兹河一线，但据悉齐真正的抵抗并不在这里，而在埃纳河南岸大约圣门胡德至雷特尔一线。法军似亦考虑于艾耳河南岸之一线构筑中间阵地。如德军阵地，其支撑点为莱姆斯、拉昂及拉菲雷各要塞……        "德军不能以充分信心，进攻所有上述支撑点。比起正面进攻辅以左翼包围更有利的行动，似乎是自西北方向直接攻击法军翼侧，指向梅齐埃尔、雷特尔、拉菲雷各要塞，并渡过瓦兹河直捣法军阵地后方。 "为使上述行动奏效，须先行攻占默兹河左岸法比边界，以及梅齐埃尔、赫尔松与莫伯日3个设防市镇、里尔和敦刻尔克；此行动势须侵犯卢森堡、比利时及荷兰的中立。        "侵犯里森堡中立，除将招致抗议外，不致有何重大后果。荷兰敌视同法国结盟的英国，无异于德国敌视英国，与之达成协议当属可行。        "比利时则似将进行抵抗。比利时面临德军在默兹河北岸前进的时候，将计划向安特卫普退却；德军须在该地阻住比军，也可在北方封锁歇尔德河，切断比利时与英国的海上交通，已达孤立比军的目的。列日和那慕尔的守军兵力薄弱，可仅对其加以侦察监视。德军将可以攻占于伊或予以压制。"         此计划有几个要点：        １、不怕法军突入阿尔萨斯-洛林，在德法边境的守军要少。 一方面，要集中主力经荷兰、比利时进军；另一方面，德法边境一带，有孚日山脉，进而有莱因河，均为易守难攻之地，大兵团无用武之地。而且，法军越推进德国领土，其后方就越容易被德军主力切断。         ２、先法后俄。 估计俄国会出兵支援法国，但是，俄国比较落后，预计其军队动员、集结和做好战斗准备的时间会比较长，因此，在面对俄国的东普鲁士，只能部署少量军队迟滞俄军的进攻，并且依靠奥地利军队牵制俄军。待主力歼灭法军之后，再移师反攻俄军攻势。 以上１、２两条，是为了保证主力拥有尽可能多的兵力来歼灭法军。          ３、主力取道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进军。 这样，可以避德法边境法军坚固防线和主力集结之"实"，击法国于弱小中立国不设防边境之"虚"，并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法军主力侧后，为包围创造有利条件。之所以经三国进军，主要因为德国军队主力人数众多，需要有宽广的正面来展开部队。卢森堡和比利时南部是丛林密布，崎岖难走的阿登高原，荷兰是低地国家，水网地带，一旦受到进攻，只要打开水闸，就是一片泽国。如果大军受阻的时间比较长，出其不意的效果就降低了，法军也会重新部署。同时攻占三个国家，保证大军推进有足够宽广的战线，不至于顿兵于坚城要塞之下，坐失战机。         ４、"袖拂海峡"，大军右翼沿海岸线推进。 一方面，右翼有大海保护，另一方面，控制英吉利海峡沿岸港口，使英国不易干涉法国战事。         ５、大军右翼在巴黎西南开始折向东南。 在普法战争期间，巴黎曾经作为一座坚固的要塞长期阻挡德军进攻。史里芬为了保证不再让巴黎有机会阻挡德军主力，要求主力首先迂回巴黎，切断其与外界的联系和交通，使各地援军无法进入巴黎。巴黎仅靠动员本身的人民，不可能形成有效的进攻性力量。这样，德军只用小部队围困监视即可保证大军后方的安全。当然，运气好的话可以从行进间拿下巴黎，或者接受巴黎投降，这样，将使法军主力未战而士气先馁，为两军主力决战创造有利的心理条件。         可惜史里芬"出师未捷身先死"，准确地说，是"未及出师身先死"。继任德军总参谋长的是指挥过普法战争的老毛奇元帅的侄儿小毛奇。在欧洲战争史上，有两个杰出统帅的侄儿断送了军队和国家的命运，就象我国以"纸上谈兵"而闻名的赵括一样。法国拿破仑的侄儿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德国老毛奇的侄儿小毛奇，输掉了马恩河会战。看来人们总有"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观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虽然屡试屡败，但是人们好像"虽九死其犹未悔"，一有机会，又旧病复发。         小毛奇基本上接受了史里芬计划，但做了如下重大修改：         １、大军没有进攻荷兰，结果受阻于比利时列日要塞达两周之久。 小毛奇认识到破坏中立国的领土完整在国际舆论和道义上的代价，因此，少破坏一个是一个。由于没有破坏荷兰的中立，十七个军挤过比利时和卢森堡，在列日要塞受阻。德军从８月３日血战至１６日，付出了二万五千人伤亡的代价才攻陷列日要塞。结果法军利用这段时间判明了德军意图，重新部署兵力，将主力调到法比边境，展开了边境会战。         因为史里芬计划规定击败法国的时间是六周，在列日要塞受阻的两周达计划时间的三分之一。列日要塞防御战的战略意义是使德军计划的战略突然性尽失，为英法联军调整部署赢得了时间。 如果德军按计划要求进攻荷兰，就有机会迂回列日要塞，赢得宝贵的时间。         ２、增加德法边境的军队实力，相对削弱了主力的兵力。 小毛奇没有吃透史里芬计划在德法边境诱敌深入的精神，反而屈从于当地守将皇太子的要求，以六个师加强之，使德法军兵力对比在法军向法比边境调整兵力后达到２５个师对１９个师。而根据史里芬计划的精神，此地不但原来的１９个师不需要加强，而且调走６个师也没有问题。（史里芬原计划只部署９个师，因为实战时已经比计划时过了几年，双方兵力有了增长，故适当增加兵力无妨）。         ３、向东普鲁士战场增兵。 突破列日要塞后，德法军主力在法比边境遭遇，激战的结果是法军败退。这时候，东普鲁士传来消息：一贯以庞大臃肿愚昧拖拉闻名，被人戏称为"压路机"的俄军出乎意料地提早发动了进攻。小毛奇顾虑东线有失，就从西线抽调２个军加１个骑兵师增援东线。结果这些部队正在途中紧赶慢赶的时候，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指挥的东线德军已经告捷于坦能堡，西线主力则败于马恩河，只好又折返西线。两头都没有赶上，白白浪费了兵力。         ４、分兵围攻比利时和法国留在德军主力侧后的要塞。 当时，德军后方有安特卫普、那慕尔、莫伯日等要塞，小毛奇派了３个军去攻打。         ５、同意德军右翼不必经过海岸，并且在巴黎东北方折向东南。 因为分兵的结果，德军主要战略方向上的右翼兵力严重不足，迫使小毛奇不得不放弃让右翼依托海峡的初衷。这样做的后果是为英军在德军侧后登陆留下了祸根并且保留巴黎要塞于德军主力的侧后，直接导致马恩河会战的失利。        在德军不断削弱主要方向上的兵力优势的时侯，法军却不断向主要方向增兵。当时，驻防巴黎的加里埃尼将军发现德军转向，而且德军兵力并不占优势，立即以本部第六集团军向德军第一集团军侧后主动出击，迫使其向西南调头，造成与第二集团军之间宽达５０公里的缺口，结果为英法联军所乘。由于一再分兵的结果，在决定性的右翼，德军与英法军的兵力对比是２３个师对４３个师。因为是在平原上的遭遇战，双方都没有可资利用的地形和工事，因此兵力对比和位置轻易地决定了战役的结局和史里芬计划的命运。 如果小毛奇吃透史里芬计划，或者是史里芬能够长寿到亲自指挥实施他本人制订的计划，在马恩河战役中，德军的右翼应该会增加：         调往左翼的１２个师；         调往俄国的２个军和１个骑兵师，共７个师；         攻打要塞的３个军中的２个军（留１个军主要监视要塞），共６个师。         合计是２５个师，相当德军右翼实际兵力的一倍有多。兵力对比将为德军４８个师对英法军４３个师。在这种形势下，马恩河会战不会发生，即使发生，结局和边境会战一样，仍然可能是德军占上风，因为历史表明德军的战斗力比较强。         由于有这些兵力加强，德军也不必修改史里芬计划中的右翼依托海岸线和迂回巴黎的要点。         到这里，我们看到史里芬计划是怎样一步步被小毛奇歪曲并且走向失败的： 因为想照顾国际影响而少破坏一个皇帝有好感的国家的中立[19]，使大军为一个要塞所困，让英法军有及早判明德军意图并且调整部署的时间。边境会战以后，就形成了主力对主力的"顶牛"局面。         因为分散兵力，又导致修改史里芬计划中的两个要点：右翼依托海峡和迂回巴黎，当然也违背了史里芬计划的基本要求：确保决定性的右翼在兵力上的优势。         史里芬生前曾经预计到后人可能会曲解他的计划，临终时千叮咛万嘱咐："战争不可避免，保持我军右翼强大！"但是他的接班人不听老人言，终于带领德国走上了万劫不复之路。 史里芬计划虽然在实战中受到挫败，但是，即使是敌方的战略家，也对计划本身称赞备至。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上尉甚至用"完美"这样的词汇来称赞这个著名的战略计划。从军人的角度来说，一个如此出色的作战计划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确实是非常可惜的事。以至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总参谋部想不出更好的方案来代替史里芬计划，因此拿出了一个史里芬计划的修改版作为德军进攻法国的作战方案，企图重温旧梦。不料事有凑巧，这个计划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为比利时所得，也许是这个计划的命运不济，德国总参谋部才在希特勒的干预下接受了曼斯坦因的"大镰刀计划"。这个历史事实除了说明史里芬计划对于德国军人的影响之外，更说明了他们的遗憾和不甘心，总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按自己的理解实现史里芬计划。 --------------------------------------------------------------------------------          [19]后来战争失败，德国革命，德国皇帝逃到荷兰避难，算是"好心有好报"吧。
         11.如果我样样不如人……         前面说过，要和人竞争，就要有实力。实力有方方面面，多种要素，扬长避短，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很好理解。但是一联系到自己个人的时机，往往很扫兴地发现："我样样不如人……"这时候，眼前一黑，好像到了世界末日。不用那么悲观，即使你样样不如人，也不是完全没有制胜的机会。讲到竞争，一般人就联想起打仗，要么输，要么赢，但是打仗并不是竞争的最典型的形式，而且很多时候，打仗也不是一战定乾坤。经过竞争，获得进步，这是竞争最典型的结局。很多情况下，你的竞争对手并不是你的仇人，他获得进步也不是什么坏事，最要紧的是你自己进步多一点，大一点。         看看你的对手，他样样都比你强，但是由于他的资源有限，他不可能样样都发展。在他的角度，要想最有效地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跟你竞争，就要投入最少，收获最大。怎样才能做到投入最少，收获最大呢？他最好选择比你强的最多的实力要素加以开发，然后进入需要这种实力要素最多的领域发展。这样，他在与你相比差距最小的实力要素方面的投入自然就削弱了，这就给你以可乘之机。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开始的时候是"样样不如人"，由于你集中力量开发自己与对手差距最小的实力要素，而你的对手却集中力量发展与你实力相比差距最大的要素，最后，他可能在总体上仍然比你强，但是并不是样样都比你强，你也终于有了比他强的地方了。 这就叫"比较优势"的原理，用在战略指导上，我们把这种理论指导得出的战略叫做："比较优势的战略"。 美国佬跟越南人打仗，样样都比越南人强：高科技武器，经济发达，动不动就把对方的阵地炸成一片火海；营养好，人高马大，训练也好。越南人怎么办呢？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抓住美国佬的裤腰带"，意思是近战肉搏。本来越南人天生个子矮小，后天营养不良，一对一地单挑未必能够打得过美国兵，为什么还要去抓美国佬的裤腰带呢？如果美国佬坐在坦克里或者飞机上，一个人可以对付一百个越南人都不止，但是如果近战肉搏的话，一个高大的美国佬能够和两个矮小的越南人打个平手就很困难了。加上美国佬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高科技优势，把功夫都下在开飞机，开坦克，玩电脑之上，而越南人一心一意要抓"美国佬的裤腰带"，专心练习肉搏，最后反而压倒了高大的美国佬。后来战争就打成这个样子：美国佬开飞机去炸越南人，越南人就到飞机场去打美国人，连飞机一起打。最后美国佬招架不住，想想越南毕竟是人家的地方，多管闲事管出这么大的麻烦实在是不值得，虽然在总体上仍然比越南人占优势，但是灰溜溜逃走了。从那时候到现在，凡是打仗，美国佬特别怕别人抓住他的裤腰带，因此都是用飞机远远地炸人家，炸得稀烂之后才敢偷偷摸摸爬上去。         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人民军犯的战略错误就是没有想办法抓美国佬的裤腰带，干给人家炸，毫无还手之力。有人说，美国佬的裤腰带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比如北约驻扎在波黑的部队，北约，尤其是美国驻扎在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部队。允许北约从其领土上发动进攻的邻近国家境内的北约军队，都可以成为打击对象。特别是驻扎在波黑的数万北约军队，更加成为游击队进攻的目标，事实上成为"人质"--法国人曾经尝过这种味道。凡是参加对南斯拉夫轰炸的国家的军人，都可以成为攻击目标。如果每星期北约都有人员伤亡，轰炸不能使南斯拉夫屈服，北约就很有可能在科索沃战争中失败。        "局部战争"是超级大国制造出来的游戏规则：要把战争局限在对他们有利的"局部"，因此美国人对于中国军人提出的"超限战"感到头痛。萨达姆以为既然美国人说"局部战争"大概可以把战争局限在科威特吧？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不都是这样吗？因此把大军集中在科威特，忽视了本国的防御，结果吃了大亏。可以看出，美国人自己并不相信"局部战争"这个邪，只是看对于自己是不是有利。最近在英特网上有不少关于美国干预台湾回归祖国的议论，其中提到美国兰德公司建议使用美国舰队攻击中国本土，如果发生这种事情，中国人当然应该直接攻击美国本土，而不应该把战争局限在中国领海。         战争如此，经济建设和其它的竞争活动也是如此。中国人和美国人做生意，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是"样样不如人"，可以２０年之后，我们的国务院总理不远万里，跑去美国，为的是给人家"消消气"，为什么？悄悄告诉你吧，因为我们和美国佬做生意占了人家太多便宜，所以要给人家说几句好话。为什么不是美国人来中国说好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各自的比较优势：经济学说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要素主要有４种：土地（自然资源）、劳动、资本、企业家，其实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不过科学技术是包含在４种生产要素之中的，表现为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一个国家的某一种生产要素比较其它国家丰富，那么这个国家生产的需要这种生产要素比较多的商品就会相对便宜，在市场竞争中可以压倒对手，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国家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比如中国人口多，劳动力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工资低），因此中国在需要比较多廉价劳动力的轻工业品和纺织工业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美国科学技术发达，美国在高科技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如果双方都放手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那么在中美商业竞争当中，鹿死谁手还很难说。但是，最终鹿是实实在在死在中国人的手里了，为什么美国人在做生意方面那么"不经打"，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把廉价的轻纺产品卖给美国人，而美国人作茧自缚，不愿把自己占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卖给中国人，左限制，右限制，最后把自己捆成了一个粽子。你看一下美国的高科技产品，比如说轰炸中国大使馆的Ｂ－２轰炸机，每架售价近１０亿美元，中美贸易当中美国方面的赤字３００亿美元左右，卖３０架飞机就解决了，但是美国人连１架也没有卖。不是我们不想买，而是美国人不准卖。美国人的思路是：如果我把高科技卖给中国人，中国人有了高科技，以后就会超过我了，因此不能卖。尤其是不能卖Ｂ－２轰炸机那样的高科技武器，免得以后中国人拿Ｂ－２来轰炸美国。         以前俄罗斯也曾经有过类似美国人的考虑，因此好东西都自己留着不卖。但是从商业的角度看，好东西留着不卖是不能产生利润的，没有利润，社会的生产资源就不会经过市场流向好东西的生产，结果好东西反而就因为你太珍惜而不能发展了[20]。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大部分家当，政局动荡，经济剧烈滑坡，连吃饭都成问题，这时候千方百计搞钱就成了俄国人最关心的事情，以前藏着掖着的宝贝都要派上用场了。那个时候，俄罗斯最好的东西是武器，比如苏－２７战斗机，机动性在当时举世无双，以前苏联连米格－２３都不愿意卖给中国，让中国空军装备到米格２１为止，现在俄罗斯连苏－２７都愿意卖，最后连生产许可证都卖给了中国。几年过去之后，俄罗斯人终于发现，用宝比藏宝更划算：苏霍伊设计局卖苏－２７赚了大钱，他们的科学家吃得饱，穿得暖，干活也卖力，新的高科技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苏－３０、苏－３５、苏－３７……最近还展示了新开发出来的"金雕"前掠翼战斗机，中国空军刚刚装备苏－２７不久，又想要苏－３０，这边苏－３０刚刚签约，俄国人又在大张旗鼓地展示他们新式的苏－３５、苏－３７了，这些新式高科技武器的战斗力是苏－２７的好几倍，喂！中国人，来买吧！如果将来中俄因为什么事情处理不当搞到互相开战的地步，中国当然会使用苏－２７，但是对手仍然拥有比我们强好几倍的武器，可见卖武器如果不是卖给马上开打的敌国，其实对自己国家的安全威胁有限，反而对那些购买武器的国家的军火工业有威胁。相反，把宝贝自己留着不卖的美国人，不得不动手削减高科技武器的生产和订货：航空母舰、核潜艇、Ｂ－２轰炸机、最新式的Ｆ－２２战斗机……这些高科技产品都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正在渐渐干枯。限制军火出口，保卫国家安全，似乎情有可原，但是美国人把几乎所有的高科技产品都和军事挂上钩，这就大可不必。不愿卖给中国人，卖给自己的盟国也可以吧？但是连盟国也舍不得卖。         高科技有了市场，就有了生命的源泉，自己就会不断发展，如果不卖，就是自断源泉。美国最近的几种高科技武器的开发，都亏了血本："海狼"级核潜艇、Ｂ－２战略轰炸机、Ｂ－１Ｂ战略轰炸机、Ｆ－２２战斗机、Ｆ－１１７战斗机。相反，坦克因为可以出口，成为盈利的大项目，不断升级换代。         最近以色列要卖给中国预警飞机，美国佬着急，赶紧告诫以色列人：喂！中国人和你的世仇阿拉伯人好的很呢，万一中国人把你的技术告诉了阿拉伯人怎么办？以色列人以犹太人特有的精明对于美国人的告诫嗤之以鼻：没卖你的东西，瞎操的什么心？--那里面的潜台词是：等我赚了钱，他爱卖谁就卖谁，始终是学生嘛，如果不是老师蠢到不懂得拿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赚钱，学生是赶不上老师的。像你美国佬那样藏着掖着，迟早要给别人赶上！最后美国佬急了，祭起制裁这个法宝，以色列不得不让步--吃人家的嘴短，生意给俄国人抢去了，精明的犹太商人留下一脸酸水！          美国人后来学聪明了，最近开发ＴＭ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ＪＳＦ（联合战斗攻击机）都到处游说盟国加入。 ------------------------------------------------------------------------------ [20]当我们热心于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天天成为我们桌上菜，盘中餐的动物的命运？骂人都用"猪"，可以你看"猪丁"多兴旺啊！你想过"珍惜"它们吗？--没想过？--这就是它们家族兴旺的原因。中国北方的农民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民间喜欢给特别珍惜的孩子起个贱名，诸如"狗剩儿"之类作为小名，取意为好养，生命力旺盛的意思。
         12.法国兵和马木路克兵。          拿破仑在记叙征服埃及的战争的时候，曾经比较过他的部下和敌人： "一个马木路克骑兵比一个法国骑兵要强些，因为他们的训练和武装都比较好。一百个马木路克骑兵与一百个法国骑兵交战，马木路克人有胜利的机会；可是当两个部队各自的骑兵超过二百人时，那么胜利的机会就在法国人方面。"马克思对于拿破仑的意见很重视，后来成为他认为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理据之一。          管理也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一样，是生产力的软件，可以是硬件发挥出更大的生产力。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小国寡民，几万军队，却横扫欧亚大陆。从武器方面来看，作战双方都是冷兵器，所谓"你有，我有，全都有"，但是战斗力悬殊非常大，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秘密武器就是比较优越的军队和社会组织。 人类历史上有两种极端的政体形式--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各自有不同的优点和缺点。一般说来，民主政体眼光向下，比较利于发挥基层老百姓的积极性，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专制政体眼光向上，方便统治者的管治。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民主政体适合生产要素流动性比较大的市场经济，而专制政体适合生产要素流动性不大的计划经济，包括自然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21]。在市场经济当中，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构成经济环境的重要部分，牵动每个生产者的日常经济活动，因此不关心不行。在计划经济当中，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自动发生的，所以日常经济活动和政府的活动没有直接关系，老百姓也懒得操心。         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之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正在逐步加强，从企业的角度看，整个经济正在从资本经济过渡到知识经济，企业的管理必然从专制特色比较多的模式（我们叫做"打卡机模式"）转变到更加强调民主的模式（我们叫做"ＳＯＨＯ模式"--在家办公或者说分散办公，移动办公等）。注意培育相应的土壤，民主才能健康地成长。         我们一般认为农业社会就一定是专制政体，工业社会就一定是民主政体，其实并不见得。农业社会就有民主政体的国家存在，而且影响很大[22]，工业社会也有专制政体存在，法西斯主义在历史上曾经有可能代替现代西方的民主政体成为工业社会的主流。 ------------------------------------------------------------------------------- [21]我们一般认为现代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才是唯一的计划经济，其实古代的小农经济一样是计划经济，只不过是分散的计划经济，那时的计划就是传统和习俗。比如我国的农历，就是一部农业生产的年度计划书，古代人对于天文气象和历法的研究，可以说是计划的基础理论研究。计划经济的特点是所有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方案都是固定不变的--２０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解放前北方地区农民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方案的典型。 [22]除了古代的希腊罗马之外，中世纪也有民主政体长期存在。在欧洲，意大利北部，莱茵河流域，波罗的海南岸都存在着许多实行民主政体的自治城市和城市联盟。日本的界市也是类似的自治城市。德国人现在很喜欢的"汉莎"就是中世纪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民主自治城市联盟的名字，汉莎同盟当时曾经打败丹麦，获得了波罗的海地区的霸权。意大利北部的自治城市联盟叫做伦巴第联盟，多次击败"神圣罗马帝国"和其他欧洲强国。威尼斯一度控制了地中海的霸权。 -------------------------------------------------------------------------------         让我们来看看人类古代文明史上民主和专制的两大决战。 马克思曾经说，古代东方文明是"早熟的婴儿"，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才是"正常的婴儿"。笔者的意见是恰好相反：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的城邦部落民主政治加商业市场经济文明是"早熟的婴儿"，而古代东方的专制主义政治加农业自然经济文明才是"正常的婴儿"。因为古代的世界，不足以支持普遍的市场经济文明，而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土壤，民主政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凋谢只在迟早之间。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是在爱琴海和地中海所赋予的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和古代埃及，巴比伦文明的经济条件的支持下才得以"早熟"的，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例子，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样，才符合马克思本人主张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之所以认为独特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民主文明"正常"，只是表明了他本人在政治上对民主制度及其渊源的偏爱。         从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确实对于全人类贡献良多，远远超过其延续时间、领土面积和人口等等的比例。从这一点来看，其"早熟"，确实是全人类的共同幸运，其"英年早逝"，又是全人类的共同遗憾。         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民主政治的根基是生产资料比较平均地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而市场经济可以通过财富的再分配和商品交换本身的平等的形式来保持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并且唤起平等的社会观念。所以原始的氏族民主制度在原始社会中产生，由于没有市场经济的支持，对于文明的进步意义不大。只有到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社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独立自耕农和中小工商业者的时候，也即是现在所谓"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时候，希腊罗马式的古典文明才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才能够发挥其巨大的文化创造力。以后，到大地主或者大工商业垄断巨头形成以后，民主政治就寿终正寝了。         估计在古代希腊之前，腓尼基人有条件创造古典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但是史料不足，不能下结论。腓尼基人是地中海地区已知的最早的航海民族。众所周知，古代人航海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或者旅游探险，而是为了谋生，在地中海的条件下，腓尼基人为打鱼航海的可能性不如经商的可能性大。腓尼基人居住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沿海地带，当地自然条件不是很适合发展农业，但是经商的条件却得天独厚：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几乎等距离，向西方有便于航海的地中海，古代东方发达国家的产品与地中海沿岸的部落的土特产交易有厚利可图。但是正因为其地处两大文明之间，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其小国寡民，无以抗争，只能奉行"墙头草"外交。估计即使曾经建立过民主政治，也不知何时被邻居糟蹋掉了。今天，我们只能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创造了拼音文字等来加以推断其社会经济曾经达到了比较高的发展水平，他们如果没有外力干涉，有建立发达的民主政治的条件。后来腓尼基人大概愤于家乡的压抑，纷纷"离乡背井"远走他乡，在地中海沿岸到处建立殖民地，估计其中的一些地方可能发展出比较高的民主政治形式，其中一部分腓尼基人远航到今天的突尼斯，建立了迦太基。到迦太基人与罗马人发生"布匿战争"的时候，我们从当时的史料得知，迦太基基本上实行罗马式的共和国民主政治，从汉尼拔独断专行地进攻罗马来看，可能迦太基已经进入到共和国后期的寡头政治的阶段。一般老百姓对国家漠不关心，也无权过问，几个寡头互相勾心斗角，以国家命运作为赌注，依靠雇佣兵横行天下。因此，迦太基败于罗马是势所必然，因为其民主政治早已大势已去，而罗马人的民主政治却如日中天。         古代"早熟"的民主文明的实际第一次夭折，可能发生在腓尼基人某个城邦或者殖民地身上，但是就本书的题目来说，既不知当时人如何下棋，自然谈不上悔棋，更不可能复盘了。现在已知最早的，是希腊的民主政治文明的夭折过程。         希腊民主政治的代表是雅典的政治，雅典是希腊当时最富强的民主国家。雅典的民主政治产生于梭伦的改革，到伯里克利时代达到顶峰，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战定乾坤，以后迅速衰落，一蹶不振。曾经亲身参加战争的雅典公民希罗多德写到：         "这是希腊人历史上的最大的一次骚动，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 这句话经历了几千年，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深深地体会到其中的沉甸甸的份量！希腊古典民主文明，尽管"英年早逝"，全人类至今还享受其如此丰厚的文明成果，如果她能够在她青春勃发的岁月多活一些时候，不知又有多少文明佳作传世！         雅典城邦的强盛是其民主政治的结果，也是希腊波斯战争的副产品。在波斯的大流士大帝向希腊人索取"土和水"的时候，只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起来领导全希腊为自由而战。斯巴达人向来奉行外交"孤立主义"，不关心周围的世界，一心镇压其奴役的希洛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波斯人战败退走之后，就回乡休息了，其中还有担心其派遣的盟军司令"受腐朽生活方式和思想腐蚀"的考虑（正如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一方面嫌人口太多，另一方面又害怕人们"叛逃"，限制向海外移民一样）。雅典人则对此加以利用，乘战胜之威，号令全希腊，建立了反波斯联盟"提洛同盟"，获得同盟的领导权，又利用这种权力进一步统治和掠夺希腊的其他盟邦，这样，就使雅典人渐渐陷入两面受敌的不利战略形势当中。         斯巴达人发现雅典人统治全希腊的野心与自己建立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相冲突，遂起来领导希腊的反雅典力量对雅典发动战争。当时斯巴达人有两个企图：         １）阻止雅典人重建被波斯人破坏的城墙和要塞；         ２）阻止雅典人在征讨波斯的战争中建立新的殖民地。         曾经领导萨拉密海战的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用现代官僚主义者很习惯的"研究研究"的办法（敷衍斯巴达使臣，拖延时间），秘密突击完成了工事的建筑，使斯巴达人使臣面对突然发生的既成事实目瞪口呆，无计可施。 当雅典人在今天希腊土耳其边界附近的色雷斯地区建立殖民地时，斯巴达企图出兵干涉雅典与当地其他希腊人的冲突，不料本国的被奴役民族希洛人突然起义，起义军占领险峻的伊汤姆山顽强抵抗，坚持武装斗争长达十年之久。工商业落后的斯巴达人缺乏攻城设备和技术，对起义军一时束手无策，不得不向自己的名义上的盟国，实际上的潜在敌国雅典求援。雅典派遣的援军到达之后，斯巴达人又顾虑雅典人在自己国内传播民主精神，同情起义军，旋即又把他们送走。雅典人借口无端受到斯巴达人怀疑的侮辱，回国后公开撕毁与斯巴达签定的反抗波斯的同盟条约，并且与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夙敌亚哥斯（现在中文地图又译阿尔戈斯）结盟，同时和在奥林匹斯山南的帖撒利（现中文地图译为色萨利）也签定了反斯巴达的同盟条约。雅典乘斯巴达内外交困之际，向斯巴达的主要海军提供者，仅次于雅典的希腊工商业大国科林斯下手，争取科林斯的盟国麦加拉（今中文地图译为墨伽拉）倒戈，并出兵驻守，直逼科林斯城下。         斯巴达人慌了手脚，不得不与希洛人起义军议和，允许他们以自由民身份携带家属财产一同离开斯巴达。古代世界的奴隶起义象这样以起义者全身而退为结局的，在历史记录中这是唯一的一次，而镇压者又是以固执闻名的斯巴达人，可见当时斯巴达人的危机感之深。         雅典人接纳了希洛人起义军，并且把他们安置地处在科林斯地峡的西北出口科林西亚湾的狭窄的湾口北岸上的城市诺帕克都（现在中文地图译为纳夫帕克托斯），指望将来可以和雅典一起两头封锁科林斯的两个出海口。 雅典人同时还进攻可以封锁科林斯地峡南部萨罗尼科斯湾出口的厄基那岛（现在中文地图译为埃伊纳岛），打败厄基那海军，俘虏战舰７０艘。         科林斯企图乘雅典军队主力不在时偷袭麦加拉，被雅典临时征召的老弱士兵组成的队伍击败。 在形势非常有利的时候，雅典人受到埃及人民反抗波斯暴动的鼓舞，派遣自己和盟国的２００艘战舰和一支强大的远征军前往增援。这样，自然就减轻了对斯巴达及其同盟的压力，并且导致希腊战局逆转。雅典先后在彼奥提亚受挫，接着麦加拉、优卑亚岛（现在中文地图译名为埃维亚岛）、萨摩斯岛等盟邦纷纷叛变，雅典被迫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签定了５年休战和约以救"后院"的"火灾"，后来又签定了三十年休战和约。除麦加拉外，雅典基本保全了所有的盟邦，"后院"的"火灾"算是扑灭了，可是，远征埃及的希腊军队在波斯大军的反攻下节节败退，最后全军被困在尼罗河中的一个岛上。波斯人把周围的水排干，全歼了希腊远征军，同时在尼罗河口又歼灭了赶来增援的５０艘希腊战舰。         当雅典人的远征军正在埃及苦战的时候，希腊世界的第二大商业和海军强国科林斯却开始向其殖民地，第三大海军强国科西拉下手，两国爆发海战。科西拉向雅典求援，雅典遂参加了科西拉对科林斯的战争，并且打败了科林斯。科林斯遂拉拢斯巴达终止和约再度开战。         雅典的将军伯里克利鼓动雅典人民迎接斯巴达的挑战，并且制订出如下战略方针：         提洛同盟的优势在于工商业和技术，以及基于工商业和技术之上的海军优势；         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优势在于农业和人口，以及基于农业和人口优势之上的陆军优势。         雅典应该利用自己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希腊其它地区的唯一通道科林斯地峡出口附近的地理位置，实行坚壁清野，避免与敌人的优势陆军决战，同时牵制其主力于雅典城下，使之不能深入希腊其它地方； 雅典同时应派遣海军歼灭敌人的海军，包围和控制自己的盟邦，并且深入到敌人后方的沿海地区登陆，广泛进行破坏，消耗敌人长期战争的力量。         在执行这个战略的过程中，切记抓住两个要点：         在战争过程中不再进行扩张；         保证雅典城本身的安全。         这前者显然是战争上一个阶段远征埃及的教训，后者的意义不言自明。         雅典当时每年本国的财政收入约５００他连特白银（１个他连特等于２６公斤。希腊币制是１个他连特等于６０米那，１个米那约４３３克；１个米那等于１００个德拉克马，１个德拉克马约４·３３克；１个德拉克马等于６个欧布尔，１个欧布尔约０·７２克。），盟国进贡６００他连特白银，国库历年积存６，０００他连特白银，战利品，祭祀用的器具等价值共约５００他连特白银。伯里克利说，一旦战事危急，雅典娜女神像身上装饰的４０他连特的纯金箔都可以借用。和平时期，雅典的财政主要用于公共工程和公众节日和庆典，因为没有常设的官僚和公务员，因而开支项目不多。战争时期，主要开支转为军费，军费主要分为士兵军饷，战舰，军事工程三大开支。军饷开支最主要，平均每个士兵或者水手每天１个到半个德拉克马不等，１个他连特可以支付大约１万人的军队１天的军饷。当时士兵的武器，盔甲和其他装备是本人自己准备的。国家为海军提供光身的战舰，战舰上的桅杆，桨，缆绳，锚具等是由舰长自己提供的。对于骑兵也是如此，私人自带马具，武器装备，国家提供战马。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之上的，当兵是富裕公民的特权，因此他们常常把军事装备当成"斗富"的内容，就象现代中国人的家用电器，香港人的"豪宅"，美国人的汽车一样。每逢战争，男人们就象赶庙会一样装扮自己，配备精良的武器装备，雄赳赳气昂昂地地招摇过市，可以有象现代妇女们在晚会上身着绚丽时装，翩翩起舞一样的心理满足效果。在这种社会风俗下，国家的军费开支比现代人想象的要少得多。指挥战舰的舰长和带兵的长官，还经常豪爽地代国家垫支军饷，或者额外奖励部下。这种全民皆兵的制度，是古代希腊人城邦兵制的主要形式，此外的主要补充，是雇佣兵制。         雅典当时有精锐的重装步兵１３，０００人，装备训练和体质都较差的各地驻防军队和雅典城防部队１６，０００人，骑兵和骑兵弓箭手１２，０００人，另外还有１，６０的徒步标枪手和弓箭手。海军方面，有３００艘三列桨战舰。         当然，不要用今天常备军的观点来看待这些数字。这里只是指雅典公民具有的当兵的资格，平时并不总是集结着这样一支大军的。古代希腊社会里，当兵是自由公民的一种特权，能够服役的兵种说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雅典，最富裕的公民能够出任军舰的舰长，其次可以到骑兵里服役，一般的"中产阶级"可以担任重装步兵，穷人只能当轻装步兵，奴隶则担任桨手和杂役。在雅典，因为实行装备自理的政策，自由民服役的区别主要是财产能力。能够把国家提供的光身军舰装备起来的富裕公民，有资格担任舰长；有能力不但自备武器盔甲，并且能够提供马具（或者也提供战马，但不一定，有时，国家向同盟国购买，或者要求同盟国提供）的公民，有资格担任骑兵；收入中等的多数自由民可以装备重装步兵的装备，就有资格担任重装步兵；贫穷的自由民只能自备简单的梭镖，短剑之类，有时甚至在战场附近找些石块为武器，他们只配当轻装步兵；奴隶则跟随主人作战，为主人提供劳务，不算士兵。所以能够担任舰长的自由民，必须能够提供足够担任桨手的奴隶，非大奴隶主不能担当此任。当然，这是指一般情况，在战争的紧急形势下，也有穷人当重装步兵的，实行严厉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斯巴达人在危急时刻甚至解放奴隶来参战。         为了保证雅典城的安全，伯里克利鼓动人民立法规定：提出１，０００他连特白银储备和１００艘三列桨战舰的舰队不得作为它用，只能用来保卫雅典城本身的安全，挪用或提议挪用者处死。         战争重新爆发后的第一年，这个战略大见成效：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大军驻扎在雅典城郊无所作为，雅典海军１００艘军舰则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到处登陆，大肆破坏，使对方防不胜防。雅典人踌躇满志，趾高气扬地在每年冬天举行的悼念阵亡将士的追悼会上请伯里克利发表演说。这篇演说非常精彩，后来和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一起，成为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的经典表述。 伯里克利说：         "过去许多在这里说过话的人，总是赞美我们在葬礼即将结束时发表演说的制度。在他们看来，对阵亡将士发表演说，好像是给予他们光荣的一种表示。对于这一点，我不同意。我认为，这些在行动中表现自己的勇敢的人们，在行动中就已经充分地获得荣誉了，正如你们刚才从国葬仪式上所看到的一样。我们相信，这许多人的勇气和英雄气节并不因为别人怎么说而有所改变。当听众不相信发言人说的是实话的时候，发言人的发言很难说是恰当的。那些知道事实并且热爱死者的人，以为发言太没味道，还不如自己知道的或愿意说的多；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会对死者妒忌，认为发言人过于吹嘘，把死者说成比自己还有能耐，能够完成自己所不能完成的业绩。歌颂他人，只有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才能为人们所容忍，这就是让听众觉得死者的所作所为当中，自己有些也可以做到。超出这个界限，人们就会产生怀疑和妒忌。但是事实上，这个制度是我们的祖先所创立并且赞许的，我们有义务遵循传统，尽量来满足大家所希望得到的。         "首先，我要讲到我们的先人，在这样的典礼上，追忆他们的功业，以寄托对他们的敬意，是恰当的。在这块土地上，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由于勇敢和美德，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自由的国度，让我们歌颂。尤其值得我们颂扬的是我们的父辈，除了传给我们祖先的基业以外，还流血牺牲历尽艰辛，缔造了今天的帝国并且把她留给了我们。今天诸君齐集在此，大都年富力强，我们已经扩张了这个帝国，并且组织了国家，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平时，我们都完全能够照顾好我们的帝国。         "我不想发表老生常谈，所以我不会提我们扩张势力的征战，也不说父兄们抗击希腊内外敌人的武功。我所要说的，首先是我们那久经考验的精神，我们的制度和使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然后，我要歌颂那些阵亡将士。我认为，这样的演说在目前是适当的，同时，对所有参加典礼的人，无论是公民还是异邦人，都是有益的。         "我们的制度并非抄自临国的法律，相反，我们不必模仿别人却是别人的典范。我们之所以被成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为大多数人民，而不是被少数人所把持。在法律方面，情况不同的人都得到公平的对待；在社会地位方面，在公务生涯中居领先地位的人都是要有真才实学，而不能徒负虚名，阶级地位是不予考虑的；甚至是贫穷，也不能阻挡一个人的进步；一个能够服务于国家的人，不应受到他个人的状况的影响。我们在政府事务中享有的自由也扩展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会处于妒忌而互相猜忌，当我们的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快，甚至不会给人脸色，虽然这种脸色并不能伤人，却着实招人讨厌。我们之间潇洒随和地交往，但是作为公民却严格遵守法律。正是对于违法乱纪的担心成为了我们的主要保障，教导我们要服从政府和法律，尤其是那些保护受害者的法律，无论是成文法还是不成文法，违反了就会蒙受耻辱。         "非但如此，我们还有许多在日常劳碌之余愉悦身心的办法。我们年复一年地举行庆典赛会和祭祀活动，我们私人住宅的豪华典雅成为我们驱散忧烦和获得安乐的源泉，我们伟大的城邦把全世界的出产都吸引到我们的港口，使我们雅典人享受其他国家的成果就象那些出产国人民一样方便。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军事政策，也会发现和我们的敌人的不同。我们向全世界敞开我们的城市，没有任何法令无端地限制外国人获得任何学习和观察的机会，尽管敌人可能会从我们的自由中获得情报的好处；我们信赖公民自发的爱国精神胜过依赖那些制度和政策；在军事教育方面，我们的敌人从小就严酷训练其勇敢精神，而我们雅典人完全自由自在地生活，却也能够随时面对真正的危险。拉西第梦人入侵我们国家从来都不敢独自前来，而是拉着所有的同盟者一同前来；可是我们雅典进攻邻邦的国土却是独往独来，轻而易举就征服了那些保卫家园的敌人，这就已经足以证明了。敌人从来没有遇到我们的全部军力，因为我们同时要把我们的公民派到海上和陆地上执行上百种任务；敌人无论在那里与我们的部分兵力交战，如果胜利了就可以夸口说战胜了我们的国家，反之如果战败了就可以说成是败在我们全体人民之手。尽管我们天生好逸恶劳，我们的勇气来自本性而非人为塑造，但是我们依然愿意面对危险，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双重好处，我们可以在事前免受训练之苦，并且能够和经常刻苦训练的人一样在需要的时刻无畏地迎接艰险。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城邦值得推崇的优点。当然还不止这一点。         "我们爱好美好的事物，但是并不因此而沦落到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并不因此而陷于软弱。我们把财富视为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不是向人炫耀自己的本钱。至于说到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可耻是不择手段地避免贫穷。在我们这里，每个人不仅关心自己的事情，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自己的事情都很忙的人，对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关心自己事情的人，而是根本不会照料自己事情的人。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出来进行适当地讨论，因为我们是言行一致的，最糟糕的是没有适当地讨论后果就贸然开始行动。这一点又是我们不同于其他人民的地方。我们能够冒险，但是又能够在冒险之前深思熟虑。别人的勇敢来源于无知，当他们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他们就不知所措了。真正勇敢的人是那些最了解人生幸福和患难的人，他勇往直前，担当得起将来会发生的后果。         "另外，在交友之道方面，我们与其他人也形成鲜明对比。我们的交友之道是付出而不是索求。这使我们的友谊更加可靠，我们要不断表示我们的善意，使受惠的人永远感激我们。但是那些受惠的人则不然，他们缺乏热忱，他们报答我们不是发自肺腑，而是归还欠债。在这方面，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施恩于人，不是患得患失，而是处于慷慨大方，因此决不后悔。由此我可以断言，总的来说，我们的城邦堪称全希腊的学校；我们的公民在生活的个方面独立自主，同时不失高尚儒雅，多才多艺。我不是在典礼上自吹自擂，你们只要想一想：正由于以上所说的优点，我们的城邦才会有今天的强盛。我们所知道的国家中，只有雅典才能在考验中证明自己比人们预料的更加伟大。在雅典的情况下，也只有雅典，入侵的敌人不以战败为耻，被他统治的属民不会抱怨他不够格统治。真的，我们遗留下来的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是伟大的，不但今天，千秋万代也会颂扬我们。我们不需要荷马，也不需要其他人来歌颂，因为他们只能让我们高兴一时，但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我们的冒险精神在每一片海洋和每一块陆地驰骋，我们把恩惠施与朋友，把灾难降临敌人；我们的业绩将世代被人传诵。         "这就是这些人们为之慷慨赴战，慷慨就义的一个城邦，因为他们只要想到这个城邦可能丧失，就会不寒而栗。当然，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人，都应该忍受一切痛苦，为之效劳。为此，我不惜口舌来谈论我们的城邦，因为我要清楚地告诉大家，我们要争取的目标比那些没有我们优越的人所争取的目标更为远大，我要以此来表达我对阵亡将士们的歌颂。这是最重要的部分，我已经说完了。……"        在发表完这篇精湛的演说之后不久，形势出乎意料急转直下。因为大量人口拥挤在城市里，古代人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条件都比较差，导致瘟疫流行（估计是鼠疫或者斑疹伤寒）不止，雅典全城的军民纷纷病倒。根据当时的估计，重装步兵死亡近４，４００人，骑兵死亡３００人，平民死亡人数无法统计。后来历史学家估计雅典人口因此减少达四分之一。另外，由于瘟疫的蔓延和人们对此束手无策，雅典人民继续战争的意志大大消沉。人们指责伯里克利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把他们引入战争，将他的首席将军职务罢免了，并且课了他一大笔罚款（历史学家估计１５到８０他连特白银，根据全国财政收入一年只有５００他连特，可见伯里克利之富有）。后来，在他们冷静之后还是觉得，只有伯里克利才能领导他们摆脱困难，于是在重新开战后的第三年春天再度选举他担任首席将军，领导战争。         雅典人基本坚持伯里克利战略，但是加入了疏散人口的因素。他们结合对于一些战略要点的控制组织了新殖民地的建设和移民。主要集中在：厄基那，安非波利，爱昂。厄基那的殖民地的建立目的在于封锁科林斯地峡的南部出口，配合诺克帕都的希洛人起义军移民封锁科林斯地峡的北部出口，围困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海军主力科林斯，以确保雅典在爱琴海的海上霸权。安非波利和爱昂在色雷斯，可以保证那一带的同盟国的忠诚和雅典与黑海沿岸，小亚细亚沿岸的交通线和贸易联系，当时雅典进口的粮食相当一部分是来自这些地方的，另外，附近还有一个银矿，对雅典的财政非常重要。为此，雅典军队加强了对色雷斯地区的斯巴达盟国波提狄亚的围攻，并且迫使该城投降。         雅典及其同盟国在对科林斯湾出口北岸地区的争夺中，凭借海军优势，一再挫败斯巴达及其同盟国军队。 斯巴达人的战略开始比较简单，就是一味寻求陆军决战。每年调集大军开到雅典城郊，大肆破坏，引诱雅典人出城决战。但是雅典人民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坚持坚壁清野战略，尽管受到瘟疫袭扰，仍然毫不动摇。斯巴达人无计可施，到第三年，改变战术，变直接挑战为围点打援。集中兵力包围雅典附近的主要盟邦普拉提亚，吸引雅典人来援。但是雅典人一直到该城陷落也没有上当出战。         这时候，雅典方面，发生了伯里克利去世的重大变故，整个国家顿失领导中心；斯巴达方面，阿基达马斯国王的陆军决战战略屡试屡败，中央政府渐渐对于战争与战略失去了控制，双方都自然地进入了一种"将能而君不御"的境界。前方的统兵将领各显其能，在战争过程中逐渐引入了新的战略因素。         首先是雅典的将军德摩斯提尼，因为在科林斯湾北岸的丛林地区被当地斯巴达盟国的轻装步兵击败，"无颜见江东父老"，遂率一支小部队在斯巴达后方沿岸附近的一个小岛派娄斯登陆建立据点，由此骚扰斯巴达后方，鼓动希洛人起义。不料，产生了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巨大后果：斯巴达人因为希洛人是心腹之患，遂倾全力反攻这个荒岛，又派军队占领这个岛屿南部的另一个岛斯法克特利亚，配合海军登陆派娄斯。德摩斯提尼招来封锁科林斯湾的雅典和同盟国舰队，包围了斯巴达舰队，并且迫使斯巴达人交出战舰，同时，反过来包围了派娄斯以南的斯法克特利亚岛上的斯巴达军队，使他们和陆地上的强大的斯巴达大军失去联系。斯巴达人被迫派出使者到雅典求和。雅典人受到意外战果的鼓舞，拒绝了斯巴达人的求和，反而大举增援德摩斯提尼。派娄斯的雅典军队获得增援后，大举登陆斯法克特利亚，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在岛上崎岖的山地上施展不开，被雅典盟军的轻装步兵击败。因为德摩斯提尼的雅典重装步兵当初就是在树林中被斯巴达盟军的轻装步兵击败，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雪战败之耻。走投无路的斯巴达败兵被迫向雅典人投降。这一战，虽然歼灭的斯巴达军队只有４４０人，但是毕竟是雅典和斯巴达陆军之间自开战以来展开的第一次分出胜负的会战，而且结果是被公认为希腊世界所向无敌的斯巴达陆军遭到最明白无误的惨败。而且第一次发现，具有宁死不降传统的斯巴达军人，居然也象其他希腊人一样，在绝望的战争形势下也会选择投降。这次被俘的斯巴达军人共２９２人，超过参战人数的一半。这些俘虏还为自己辩解，说其实战死的军人未必是因为不怕死，因为当时轻装步兵投掷过来的标枪和石头是不认得勇士和懦夫的。这一战大大鼓舞了雅典军民及其同盟国的士气，大灭了斯巴达陆军的威风，使战局进一步向有利于雅典方面发展。         雅典人把伯罗奔尼撒半岛周围的重要岛屿逐一攻克，并且更加频繁在半岛本身登陆破坏。斯巴达人束手无策。         本来，雅典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对同盟国的政治经济压迫由于战争的艰苦和长期化而恶化了。前面已经提到，战争爆发之初，雅典国库库存储备只有６，０００他连特，仅仅围攻波提狄亚一城就花费了２，０００他连特。为了筹措战费，雅典派出很多官吏到各盟邦征收苛捐杂税，引起各同盟国不满。开战后的第二年，就发生雅典的征税官兵在小亚细亚被杀的事件，接着，又发生列斯堡岛上的主要城邦密提林的反雅典暴动。由于斯巴达人犹豫不敢大力增援，这些反抗的星星之火很快就被雅典人扑灭了。         斯巴达的一个前线指挥官伯拉西达看到了其中的机会，遂率领一支部队从陆地上远征色雷斯。所到之处，原来臣服于雅典的城邦纷纷反叛，连雅典人的殖民地安非波利也投降了。自从派娄斯战役开始的对雅典人有利的战局开始逆转。后来，虽然伯拉西达战死，但是雅典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与斯巴达举行和平谈判，签订了以当时的雅典将军尼西亚斯命名的和约"尼西亚斯和约"。"尼西亚斯和约"不但规定双方停战，而且规定双方要结成同盟，共同主宰希腊世界。主要精神和后来美苏英法中共同主宰世界的雅尔塔体系一样。和约的有效期规定为５０年。 战争的这个阶段的实践证明，虽然伯里克利战略有重大缺陷（没有估计到瘟疫），但是基本上是正确的。雅典人在战争的全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里掌握了主动权。相反，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的战略指导基本上是错误的，军队虽然战斗力强大，人数众多，基本上被对方"使无斗"，置于无用之地。而伯拉西达的战争实践所代表的战略路线，才应该成为斯巴达的战争指导方针。可是，在当时并没有成为斯巴达全国的战略指导方针，因此，伯拉西达在得不到国内足够支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终于扭转战局。迫使雅典方面不得不同意在比较平等的条件下举行和平谈判。         双方正确战略的特点，都是在正面形成僵局的条件下，把着眼点放在敌人的侧翼和后方的薄弱环节，以持久战的形式逐步消耗敌人的战争潜力，为最后的全面总攻创造条件。这种战略，英国人用来争夺欧洲霸权，中国共产党用来指导抗日战争，保卫国家，历史渊源都是十分久远的。         "尼西亚斯和约"很快就被破坏了。双方城邦内部都有强大的主战势力，推动战争重新爆发，尤其是雅典方面，以斯巴达在雅典的利益代理人亚西比德为首，主战尤其积极。他主战的原因除了斯巴达人没有在和约的签订方面充分考虑到他的利益之外，还有他是斯巴达利益的代理人，对斯巴达人了解比较多，因而对于斯巴达人的弱点认识比较其他雅典人深刻，可对雅典本身的弱点却没有足够的认识。在城邦内部的社会因素来看，经过长期战争，小生产者形成的"中产阶级"已经渐渐失势，大地主，大工商业巨头逐渐在城邦政治中占据上风。在雅典，尼西亚斯代表的是一批既得利益的保有者形成的集团，他们希望保持已经获得的利益，不愿意冒继续战争的巨大风险；亚西比德却代表那些不满足已经获得的战果的社会集团，主要是大工商业者，要求通过战争垄断地中海的航运和工商业利益；另外，还有那些在战争中破产了的人，他们希望通过战争挽回损失，这两部分人占了雅典社会的大多数。尼西亚斯有多达１００他连特白银的私人财产，他的私人财富来源是雅典附近的罗立温银矿，有１，０００个奴隶矿工为他劳动。斯巴达人一进军到雅典城郊，他的银矿就不能维持正常生产，因此他迫切要求停战。所以后来亚西比德特别鼓励斯巴达人在雅典郊区建立要塞，除了战略上的正当理由之外，私人方面的原因就是要破坏尼西亚斯的私人财源，以报复尼西亚斯对他的攻击。亚西比德在他自己的演说当中，也谈到了他自己的巨大私人财产。他曾经作为雅典城邦的代表，私人出资奥林匹克赛会，一个人出７辆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双轮马车参加比赛，赢了第一，第二，第四名。过去从来没有一个私人出过这么多马车，因为买马，养马，训练驭手都是很费钱的。此外，他还供养歌唱队，供城邦公众节日时演出之用。根据修昔底德的看法，估计他奢侈无度，可能在私人财务方面出现了问题，因此渴望冒险。在斯巴达方面，分歧是在城邦之间产生的，因为斯巴达人的社会分化并不明显，习惯军事化的社会生活，因此意见比较容易统一。科林斯一直是伯罗奔尼撒同盟中主战最力的城邦，为了继续达到消灭商业夙敌雅典的目的，不惜在和约签订之后，与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夙敌亚哥斯结盟。斯巴达急于与雅典和平，除了担心雅典调到派娄斯的希洛人起义军煽动境内的奴隶起义之外，还因为与亚哥斯的和约到期，害怕两面受敌。         在科林斯的鼓动下，前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主战城邦都团结在亚哥斯周围，准备联合向斯巴达－雅典的联合霸权挑战。但是，在亚西比德的努力下，亚哥斯终于选择了与雅典结盟共同对付斯巴达的战略。于是，亚哥斯－科林斯同盟又瓦解，主张继续对雅典作战的国家再度与斯巴达联合征讨亚哥斯。这次，雅典的反应迟钝而且缓慢，只派出很少的军队参战，而且是分两批到达，第二批军队到达时，战役已经结束。亚哥斯战败，再度与斯巴达签定５０年和约。雅典又失去了一个强大的盟友。在与亚哥斯的战争中，雅典援军事实上已经在战场上与斯巴达军队交锋了，但是斯巴达人并没有因此而解除与雅典的和约，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实力缺乏信心。         雅典方面，则利用停战期间，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攻下了由斯巴达移民建立的中立的弥罗斯岛，使之成为自己的殖民地。         在这个时候，雅典人犯了一个决定性的错误：远征西西里。这个计划的制订者和鼓吹者是斯巴达人在雅典利益的代理人亚西比德。根据他自己的说法：         "我们航往西西里的目的是首先征服西西里人，如果可能的话；征服西西里人之后，就征服意大利的希腊人；其次，我们想进攻迦太基帝国和迦太基本身。最后，如果所有的计划或者大部分的计划成功的话，我们将带着我们在西方所获得的一切希腊军队，并雇佣大量的土著军队-伊伯里亚人和其他蛮族（他们现在是被公认为那些地区最善于战斗的人）来进攻伯罗奔尼撒。除我们现有的舰队外，我们还要建造更多的三列桨战舰，因为意大利富于木材；利用全部舰队，我们将封锁伯罗奔尼撒，同时我们的陆军将在陆地上进攻你们的城市，有些用袭击的方法，有些用围攻的方法，把它们攻下来。我们希望这样就会很容易地使战争获得胜利的结束，以后我们将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主人翁。至于金钱和军粮，我们不怕缺乏，因为我们在西方所征服的地方将充分地供应给我们，而不需要动用我们在希腊的资金。"         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利用与斯巴达休战的时间扩张自己的帝国，以便获得更多的战争资源，以便在将来重新开战时拥有更大的优势。但是，由于雅典已经与亚哥斯结盟，并且实际上卷入了亚哥斯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时候劳师远征，很容易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实际上的结果正是如此。         远征发动之前，雅典发生了赫尔密神像被人涂污的事件，有人攻击亚西比德及其纨绔子弟党羽应该对此事负责，并且是他们反对民主政治，企图建立专制政体的总体阴谋的一个部分。在亚西比德率军出发以后，议会通过了传招他回国受审的决议，并派传令官押解他回国。         亚西比德在回国途中逃走，跑到斯巴达揭发了雅典的战略，鼓动斯巴达趁雅典人劳师远征的时机，立即进攻雅典本土，同时大力增援雅典在西西里的头号敌国叙拉古。斯巴达采纳了亚西比德建议的战略，向雅典发动了进攻，在雅典的城郊建立城堡，驻扎军队，并且大力增援西西里。         人类古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两次民主与专制的决战：一次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次是罗马内战。决定战争结局的战略其实是一样的。其战略是在与自己的冤家对头处于战略僵持，形势对自己稍微有利的情况下，腾出手来进攻一个巨大的中立国，以求增加自己的战争资源。雅典人进攻西西里，马略进攻非洲（朱古达战争），苏拉进攻亚洲（密特里达梯战争）。         这些前人留下来的战略教训和经验是：在人们实行战略迂回的时候，要看清楚前进路途中的障碍，只找那些自己很有把握解决的小麻烦，不要试图在已经有的大麻烦尚未解决的时候，又招惹新的大麻烦。         雅典在战争过程当中建立的厄基那，安非波利，弥罗斯，爱昂等殖民地，都是"小麻烦"，原有的城邦很容易消灭，即使反抗再力，也不过是迫使雅典撤退而已，不会伤害其元气。就象马略进攻努米底亚，苏拉进攻本都国王密特里达梯一样，对手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在"招架"得住的情况下，进攻者大不了可以从容撤退，不会有生命危险。而"大麻烦"就不同了，对手不但具有"招架之功"，而且更有"还手之力"，解决不了，连命都得搭上。后来拿破仑陷入西班牙游击战，日本侵略中国，美国侵略朝鲜和越南是同样的道理。         雅典远征军到了西西里，统帅是原来主和派的领袖尼西亚斯。也许是因为思想上有抵触情绪，到了西西里之后没有发动出其不意的猛攻，而是全军乘船绕西西里走了一圈。不紧不慢地问同盟者讨军费，只拿到３０他连特，又攻下几个小城邦，抓了一些奴隶，卖了１２０他连特，又走访了几个盟国，约好出兵相助。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雅典人在围攻比叙拉古小得多的波提狄亚就花费了２，０００他连特，就可见这次环岛航行的荒唐。更何况雅典的这支远征军是历史上希腊人组织过的最豪华奢侈的远征军，共有１３４条三列桨战舰，另有２条５０桨大船，载有重装步兵５，１００人，弓箭手４８０人，投石手７００人，轻装步兵１２０人，还运了３０匹马。另外，有３０艘商船运输军需品，有许多工匠也随军行动。大军还征发了１００艘小船。在军队后面，还有浩浩荡荡的无数商船和商人运输着数不清的货物随军行动，希望跟着远征军到遥远的国度发一笔横财。整个夏天就这样无所作为地放过去了，接着，秋天又过去了，直到冬天，雅典人才开始进军到叙拉古城下，与叙拉古人开始交锋。雅典人运气很好，一战击败了叙拉古人，但是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叙拉古人撤退到城里，婴城固守，坚壁不出。         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叙拉古人的民族英雄赫摩克拉底领导人民起来抵抗。         叙拉古也是和雅典一样实行古典民主政治的城邦，军队由１５个将军指挥，军队散漫没有纪律。赫摩克拉底说服同胞改革了这种制度，把将军减到３人，把指挥权力集中起来。同时，加强了军队的训练。赫摩克拉底还派代表说服斯巴达人参战，鼓动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城邦都起来反对雅典，支援叙拉古。         拖拖拉拉的尼西亚斯仍然按兵不动，只有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尼西亚斯要求雅典增援骑兵，并且提供军费。到春天，他得到了２５０名没有战马的骑兵，３０名骑兵弓箭手和３００他连特白银。 到了夏天，西西里岛上的雅典同盟国送来了４００名骑兵，并且帮助使雅典的骑兵装备了战马。这样，尼西亚斯总共有了６５０名骑兵。可是在得到骑兵增援之前，他让６，４００人的重装步兵和１３４艘战舰无所事事的呆了一年。         尼西亚斯在得到骑兵增援和军费之后，开始在建立在半岛之上的叙拉古城向陆地一面建筑城墙，包围叙拉古城。叙拉古人反包围的战斗连连失利，眼看城市就要被围困。这时，斯巴达将军吉利普斯率领近３，０００人的援军赶到，和叙拉古军队一起挫败了雅典军队的围城企图。         尼西亚斯向雅典求援，要求增兵一倍，否则就撤军。他本人还提出因病辞职要求。雅典人不知何故，对尼西亚斯情有独钟，偏偏不准他辞职。但是，派出了曾经创造派娄斯大捷的德摩斯提尼和有在西西里作战经验的攸利密顿两位将军来协助他指挥战争。         远征到了第三年，面对师老兵疲的雅典远征军，叙拉古人斗志更加旺盛。斯巴达人的到来带来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三年的反围攻战斗，也把叙拉古军队锻炼得更加成熟。当时，尼西亚斯把海军舰队停泊在叙拉古南部紧邻的大港，叙拉古城本身构成港口的北部，南部是普利姆密里昂，两处控制了港口的出入。叙拉古人在赫摩克拉底的鼓励下，装备好他们的舰队，勇敢地冲入港内与雅典海军作战。虽然雅典人在海战中取得了胜利，但是斯巴达将军吉利普斯率领陆军趁雅典人全神贯注于海战时，突然袭击普利姆密里昂的雅典军要塞。雅典守军瘁不及防，三座要塞全部失守。叙拉古人一举完成了对雅典远征军的海上封锁。而且，因为这三座要塞是雅典远征军粮草辎重的主要存放地，而且还有大量的官兵私人物资，包括私人提供的军需物资和财产，尤其是舰长们用来装备战舰的装备。一下子，雅典三军为之气馁。         赫摩克拉底领导叙拉古海军总结了海战失败的教训，设计出了一套适合训练不足，技术不精的叙拉古水兵对付技术精良，训练充分的雅典水兵的战术。雅典的水兵适合在风浪比较大的开阔海面迎战敌人，他们娴熟的驾驶技术使他们可以灵活地操纵战舰绕到敌舰的侧面，用自己的舰首撞击敌舰的船身，或者撞断敌人的船桨。驾驶技术比较逊色的叙拉古人决定在风平浪静的港口里进攻雅典舰队，为了不让敌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叙拉古人把军舰密集排列起来，用舰首撞击雅典军舰的舰首。为此，叙拉古人特地加固了自己战舰的舰首。为了发挥自己在轻装步兵方面的优势，叙拉古人在战舰上部署了许多轻装步兵，准备了许多标枪和石块，待战舰接近敌人的军舰时就向敌人甲板上的重装步兵投掷，不给他们有跳帮肉搏的机会。叙拉古人并且准备了大批小船，载有轻装步兵，专门近战用标枪杀伤雅典人的桨手。他们还设计了一套时间差的战役安排。他们把通常在城里的食品集市搬到战场附近。战役进行到快吃午饭的时间，叙拉古战舰全体倒划撤退，雅典人以为他们象往常那样回城市的食品集市上开饭（当时没有由军队集中供应伙食的制度，官兵们要在战斗间隙到集市上自费买食品），也撤退到岸边登陆做饭。不料叙拉古人没有回城，他们在离战场不远的新设的食品集市快速开饭，然后迅速登舰返回战场，雅典人扔掉来不及食用的食物，急忙上船仓促应战，结果战败。因为雅典人战前已经建立了坚固的水寨，得以保存大部分的战舰，但是海军优越的意识因为敌人出其不意的新战术而完全丧失。 正当雅典海军新败，全军被敌人困于港中水寨的危难关头，曾经创造派娄斯大捷的德摩斯提尼率领大批援军赶到了。德摩斯提尼带来了７３艘战舰，５，０００名重装步兵，以及根据他的经验，特地召集的许多同盟者的轻装步兵（古代希腊罗马的轻装步兵主要使用投射兵器，如标枪，弓箭，弹弓等，战斗时快速在步兵方阵前面和周围进退，射击敌人的重装步兵，打乱其阵脚，杀伤其士兵，为自己的重装步兵短兵相接创造有利条件）。         德摩斯提尼知道尼西亚斯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按兵不动，坐待敌人从容准备，而自己则师老兵疲，心灰意沮。他建议立即发动猛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为了加强出其不意的效果，他决心全军夜袭。         袭击开始时叙拉古人确实措手不及，城外的前哨据点多处失守。雅典人一方面拆除敌人的工事，一方面继续进攻。叙拉古人和斯巴达人叫喊着从各处赶来反攻雅典人。因为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夜战训练和经验，叙拉古人不知敌人已经在战场上占据优势，自己的阵地多处失守的事实，只是在黑灯瞎火中大喊大叫地向敌人冲杀；相反雅典人对于自己的有利形势也不知底细，当人们高声喊叫时，自己带来的亚哥斯盟军说的是和敌人斯巴达人一样的多利亚方言，自己的西西里盟军说的语言和叙拉古人说的听起来是一样的，这样，突然间在雅典人当中发生了"四面楚歌"效应。胜利的雅典人以为自己中了埋伏，被敌人包围了，因而慌乱起来，四散逃走，结果反胜为败，而且因为夜间迷路，自相践踏，伤亡惨重。         是夜虽然战败，但是雅典军队仍然占有数量优势，德摩斯提尼主张趁现在海军恢复数量优势的时候，尽快全军撤退。但是磨磨蹭蹭的尼西亚斯却坚持认为，我们困难，敌人可能更困难，三年围困，叙拉古人已经民穷财尽，只要再坚持一下，他们就会投降的。         在双方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尼西亚斯坚持没有得到国内民众大会的授权，决不可以撤退。他担心自己回国后会被人民以败军之将的罪名处分。德摩斯提尼在坚持撤军的同时，主张作为过渡措施，先全军转移出被包围的大港，撤退到叙拉古城以北，比较接近自己盟邦的地区。这样进可以攻城，退有盟邦依靠，更重要的是雅典的海军有机会在开阔的海面上重展昔日风采，一吐大港中所受的窝囊气。但是尼西亚斯认为任何移动都是向敌人示弱，都会鼓舞敌人的士气，而打击盟友的士气。最后，雅典军队还是原地不动。         不久，斯巴达将军吉利普斯带领大批援军赶到，尼西亚斯后悔了。雅典人决定当晚突然撤退。正在准备期间，发生了月食（现代人据此推算那天是公元前４１３年８月２７日），随军的占卜师认为不宜出行，应该等到三九二十七天之后，才可以讨论行军的事宜。         这次偶然的月食，决定了雅典古代民主政治的命运。         叙拉古人探得雅典人的撤退打算，士气大涨，很快发动了水陆夹攻。无心恋战的雅典人再度战败，统帅军队的三将军之一的攸利密顿在海战中阵亡。         雅典人经过充分准备后发动了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海战，力争突破叙拉古海军的封锁，冲入大海逃走。双方投入了全部军舰，拥挤在港区狭小的水面上搏斗。雅典海军遭到决定性的挫败，整个远征军已经陷入绝境。 德摩斯提尼主张集中剩下的６０艘战舰与敌人的不到５０艘战舰决战，但是已经心惊胆战的雅典水兵拒绝登舰作战。         叙拉古将军赫摩克拉底料到敌人肯定会连夜逃跑，但是他无法动员已经在祝捷大会上酗酒狂欢的士兵重新投入战斗。他派奸细到雅典人的军营到处散布谣言，说叙拉古人已经在附近设下埋伏，准备夜战歼灭雅典人。雅典人因为吃过夜战的亏，又一次错过了逃走的机会。这是关系４万人生死存亡最后的一次机会。 雅典人最后动身的时候，海战失败已经过了两天。叙拉古人及其盟军从容布置好埋伏，雅典向任何方向行动都受到敌人行动迅速的骑兵和轻装步兵围攻和袭击。首先是德摩斯提尼带领的后半部分军队被切断包围，然后是尼西亚斯的前半部分军队被赶到河里歼灭。至此，整个雅典远征军全军覆灭。这支希腊人历史上最庞大的远征军，有大小船舰３００余艘，军人４万余，征战三年多，一朝覆亡，只留下７，０００多俘虏。这些俘虏，包括两个将军尼西亚斯和德摩斯提尼，后来大部分被愤怒的叙拉古人处死，其余的被卖为奴隶。         想奴役别人的人，到头来是自己被别人奴役。         西西里远征失败之后，整个希腊世界都翻了个个儿。雅典的提洛同盟土崩瓦解，盟国纷纷暴动，雅典人疲于奔命。他们动用了原来封存的１，０００他连特的紧急备用金，重新装备了一支舰队，再度与敌人周旋于大海。但是，他们的敌人不仅有伯罗奔尼撒同盟，而且有在西西里新结的仇家，往日的敌人波斯帝国也趁火打劫，他们一同缔结了反对雅典的同盟。雅典四面受敌，危在旦夕。在这危难时刻，他们想起了被他们通缉的同胞亚西比德。         亚西比德可以算是古代希腊第一名的纵横家，凭借一条三寸不烂之舌，在雅典煽动起希腊历史上最豪华，最强大的一支远征军；继而跑到敌国斯巴达，又断送掉了这支远征军；现在，当斯巴达人联合西西里人对雅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其当初组织远征军的战略意图来对付雅典人自己的时候，他们以为亚西比德已经"江郎才尽"，没有利用价值了，结果他们为自己对亚西比德的轻视又付出了成千上万条生命的代价。 　　当远征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希腊时，亚西比德帮助斯巴达人组织建立了斯巴达－波斯反雅典同盟，同时煽动了提洛同盟中仅次于雅典的大城邦，一贯以对雅典人忠实而著名的开俄斯为首的反叛雅典的同盟国暴动浪潮。斯巴达国王阿基斯以为，亚西比德现在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以斯巴达--波斯--西西里同盟的无比强大的军力，人力，物力，财力，何愁雅典不灭？于是，他因为亚西比德与他的政敌私人友谊较好的私人恩怨，开始排挤迫害亚西比德。亚西比德投奔了波斯具体负责希腊事物的小亚细亚总督，煽动他保持希腊世界自相残杀的格局，克扣支付给斯巴达海军的军费，在打击雅典的同时削弱斯巴达，为波斯加强对小亚细亚希腊诸城邦的统治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这样，他就破坏了自己一手建立的斯巴达--波斯同盟。为了向那些迫害他的同胞报仇，他放出消息，要他的同胞破坏民主政治，建立寡头专制政体，这样，他就可以带波斯帝国来挽救雅典。主张建立寡头政治的党派借口邀请亚西比德带波斯援助，刺杀了民主派中当初主张审判亚西比德的人，发动政变，建立了寡头政权"４００人议会"。当权者当初是以亚西比德的名义上台的，可是当他们当权之后，又不想让亚西比德回来了，而想自己牢牢控制权力。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亚西比德没有回国去与他们计较，而是来到雅典派出来镇压同盟国叛乱的军队当中，说服这支军队跟随自己，回去推翻寡头政权恢复民主政治。城里当权的那帮人，以推翻了民主政体为由，要求斯巴达人撤军，结果斯巴达人反而兵临城下。他们的舰队在保卫海上交通线的战斗中又吃了败仗。雅典人看见他们以招回亚西比德为名上台，现在变卦了，把亚西比德拒之门外，而且和不能和，战不能战，于是他们又推翻了寡头政权，恢复了民主政治，招回亚西比德。这时，在萨摩斯的雅典海军与斯巴达--西西里的联合舰队在赫勒斯滂海峡（现在的达达尼尔海峡，控制黑海出口，黑海沿岸是雅典的主要粮食来源地）的塞诺西马地角会战，雅典海军以７６艘战舰对联军８６艘战舰，大获全胜，使自远征军覆灭以来一边倒的战局又开始恢复到相持状态。亚西比德虽然没有参加战斗，但是参战部队是因为受他鼓舞，以为他可以为他们从波斯总督那里得到援助而鼓起战斗勇气的。 　　雅典人迎回亚西比德，重新选举他为将军。亚西比德很快就显示出了他的统帅才能，在塞西卡斯战役歼灭了斯巴达舰队，重新恢复了雅典的海上霸权。斯巴达再度向雅典求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雅典人并没有抓住这次机会，而是在新的主战派领导人克里奥丰领导下傲慢地拒绝了斯巴达人。斯巴达人回到自己的半岛，收复了派娄斯这个雅典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方的游击基地，使雅典人不能由此支援希洛人的起义，自己免除了心腹大患，又拔掉了雅典在科林斯地峡上占据的尼塞亚港口据点，使通向雅典城的道路畅通无阻。现在雅典人的一切希望全部集中在亚西比德和他所统帅的强大的海军身上了。 亚西比德为了切实控制住雅典的主要粮食来源和贸易通道，乘胜攻克了拜占庭，完全控制了黑海的出入口。这时，他达到了一生事业的顶峰：他使西西里大败之后的雅典起死回生，战胜了东地中海三大强国波斯，斯巴达，叙拉古所组成的包括绝大多数希腊国家在内的强大联盟，重新获得了海上霸权。雅典人民为亚西比德举行了有史以来最隆重的欢迎仪式，亚西比德在２００艘装饰华丽的战舰的护卫下，头戴桂冠，吹吹打打地回到雅典，当选为雅典的首席将军。         这时候，人们被希腊世界代表民主政治的一方战胜代表专制政治的一方军事胜利蒙蔽了双眼，看不到雅典本身，民主的土壤已经严重地"水土流失"，越来越贫瘠。在伯里克利时代，他号召雅典人起来向斯巴达的霸权挑战的时候，雅典有１３，０００多重装步兵，１６，０００多驻防步兵，１２，０００多骑兵和骑兵弓箭手，１，６００多轻装步兵。这里表面上说的是军事实力，但是由于希腊人当兵是一种公民特权，所担任的兵种是由其经济实力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推理，所有担任骑兵和重装步兵的雅典公民，来自中等富裕的家庭，大致象我们中国革命时划分的中农，富农，个体工商业者。轻装步兵的家庭大约类似贫下中农，城市贫民。而舰长的家庭就类似地主，资本家，当然，前面应该有个定语"大"。"中小"地主，资本家的家庭成员应该分别在骑兵，重装步兵里。但是经过西西里远征之后，雅典的步兵大部分在异乡战死，仅重装步兵就超过一万人，全部合计是四万多人。扣除雅典盟国的军队，雅典至少损失了７，０００左右的重装步兵，考虑一家有２人以上参战的情形，估计有至少有４，０００个家庭受到失去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主要劳动力的影响。这一次惨败对雅典社会结构的打击是深重的。环绕亚西比德回国而引起的党派之争当中，双方都接受雅典只应该有５，０００人拥有完全的公民权的事实。可见大批"小康之家"在战争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可否认有暴发户，但是多数绝对是破产了。这些生活无着的人家，如果还有主要劳动力，或者是苟且偷生，不问政治；或者是投靠巨富，成为附庸或者帮凶。其中有心改变目前困境的人，无不把希望寄托在战争上。因为只有战争才能带来暴发的机会。这些残存的民主的社会基础，意识到自己力量的薄弱，所以在处理内政的时候，特别容易走极端。雅典后来的军事力量基本上以海军为主，也说明民主的根基已经从根本上动摇。         轻浮滑头的亚西比德很快在战争中犯了"大意失荆州"的错误。波斯王子居鲁士奉命来到小亚细亚，指导波斯帝国的对希腊政策。居鲁士前思后想，觉得还是亚西比德为他的前任制订的战略好。他决定仍然实行帮助希腊人自相残杀的政策，最终达到报先皇远征希腊失败之仇的目的。现在既然斯巴达在战争中处于下风，波斯就对亚西比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亚西比德自己制订的战略来对付亚西比德指挥的雅典海军。在波斯帝国的大力支援下，斯巴达重新建立了海军。这时，由于斯巴达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民参加海军，他们在海军战术和技术方面已经可以不让雅典人专美，同时产生出一代杰出的海军军人。他们的代表就是斯巴达新任海军大将来桑德。 来桑德知道现在雅典民主和雅典海军的灵魂就是亚西比德，他耐心地等待敌人"灵魂出窍"的时机。一次，他得知亚西比德离开舰队去筹集军费，他就率领斯巴达舰队偷袭雅典海军，取得了重大胜利。雅典海军和雅典人民经历过无数次的胜利和失败，但是这次失败使他们失去了一个能干的统帅。由于亚西比德过去曾经有过勾结敌人出卖祖国的历史，加上他过分膨胀的野心和权势，都使雅典民主制度的保卫者们决心利用这次战败除掉他，以防止出现独裁者。亚西比德逃往黑海，以后再没有机会回到祖国。         同样，斯巴达人也免除了来桑德的职务，担心他和波斯王子居鲁士过分亲密的私人关系会导致向波斯出卖斯巴达的利益。         双方接任的海军统帅旗鼓相当，各自击败对手一次。但是雅典的将军科农或者是技高一筹，或者是运气较好，重创斯巴达舰队。迫使斯巴达再次求和。又被雅典民主派的首领克里奥丰拒绝。斯巴达新败之余，无可奈何，只好接受居鲁士王子的要求，重新起用来桑德指挥斯巴达海军。来桑德果然不负众望，一次趁雅典人登陆时发动偷袭，一战全歼雅典舰队主力，决定了雅典的命运。         斯巴达人在来桑德领导下，水陆并进，直逼雅典城下。经过６个月的长期围困，雅典人最后投降。雅典的古典民主政治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按照斯巴达的要求，雅典民主派领袖克里奥丰被处死，雅典改成寡头专制政体。古代人类最明亮的民主灯塔就此黯然消逝！         人类历史上继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第二次民主与专制的决战是古代罗马帝国取代共和国的内战。雅典民主制度的衰亡是伴随着外国的军事占领，表现为代表专制制度的国家战胜代表民主制度的国家的一场漫长的征战。这场征战掩盖了雅典本身所代表的古典民主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性。而罗马的民主是在内部产生的，又随着本身的发展而自然走向灭亡，其历史必然性表现的更加充分。         罗马的民主政治的基础和雅典稍有不同。罗马不是一个港口城市，居民以农业为主，民主政治是向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学来的。伯里克利演说中提到"我们的制度不是模仿别人……"，就是针对罗马派人到希腊学习政治制度一事而发。作为农业社会，早期的罗马似乎有由原始公社的民主制度进入专制王权的倾向，但是因为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罗马的平民奋起斗争，渐渐形成了以希腊，尤其是雅典的民主制度为原型的民主政治体制。几乎是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东地中海走向衰亡的同时，罗马的民主政治正在中地中海兴起。由于罗马的民主制度缺乏希腊那样雄厚的工商业基础支持，因此罗马人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天才就其文明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之长而言明显不如希腊人。罗马人主要以土地为财富的来源，加上民主制度为其提供的政治稳定性和连续性，和动员人民力量的深入和广泛，罗马人为后人留下了赫赫武功的辉煌记录。他们建立的庞大帝国是欧洲君王们世世代代经久不衰的梦想，一直延续了整个中世纪。象希腊的古典民主制度一样，罗马民主政治也包括了政府权力的分割和抗衡制约，公开表达政治主张，进行政治辩论（相当于后来的言论自由和舆论），强调法制和传统（相当于不成文法，是对成文法的补充），按照财产而不是血缘关系划分阶级和规定相应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对贫困的自由民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保护他们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限制富裕公民对财富的垄断，限制他们的专横。当然，还有普遍而且深入的公民教育。罗马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其对外政策。希腊人的国家是以城邦为基础的，规模很小，如果发生战争，往往着眼于商业理由，以控制贸易路线，打击商业竞争对手为目的，不求占领大片的土地。罗马人虽然武功了得，征服了无数国家和人民，但是在战争没有超出意大利范围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遵循希腊人的原则，但是作了适应一个农业社会的修改。罗马人在发动战争时，主要考虑的是战略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他们奉行"枪打出头鸟"的战略，把附近有能力威胁自己的国家一一铲除，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在把一个国家征服之后，强迫这个国家裁减军队和军备，拆除针对罗马人的各种军事工程设施，支付赔款。同时订立军事和外交同盟，规定被征服的国家在罗马人提出要求的时候，应该以自己的经济力量或者军事力量支援罗马人的战争，而罗马人则有义务保护他们的安全。罗马人一般不大量没收被征服国家的土地，他们只是根据军事需要建立若干要塞和少量的殖民地。他们也不改变被征服国家的政府，而是仍然由被征服的人民自治。很重要的一点是，罗马人在收完赔款之后，在和平时期一般不再征税。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渐渐感觉到在罗马人的统治下，经济负担反而比较当初与罗马对抗时轻，而且生活安定，安全。罗马人实行严格的纪律，驻军扰民的事情一旦揭发出来，将受到严厉惩罚，这也很得被征服人民的拥护。渐渐在罗马周围建立起一个同盟国圈，成为罗马的军事缓冲地带。罗马最强劲的对手汉尼拔曾经企图破坏罗马的同盟体系，但是因为这个同盟体系对罗马的向心力太强大而基本失败了。可见罗马人在外交上奉行的化敌为友的战略还是相当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