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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章制度
摘引自:http://www.bnulife.com/viewthread-9006爵制 秩品 三公九卿 卿监 三省六部 尚书省 中书省 门下省 政事堂 六部 内阁 御史台 翰林院 枢密院 谏院 太学 国子监 书院 察举 征辟 明经 科举制 知制诰 郡县制 行台 都督 府兵制 募兵制 乡兵
爵制
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等级制度之一。先秦爵制，与世袭的宗法、分封等制度互为表里，爵位往往就是政治权力的标志。秦以后的爵制（分赐爵与封爵），与先秦爵制的性质有所不同。爵不具备行政职能，主要用来确定皇亲、功臣世袭的政治名位和经济权利。
先秦 文献中有关爵制的记载,主要见于孟子?万章下所举周代爵称，有天子、公、侯、伯、子男五等。年代稍晚的《礼记?王制》，则将天子除外，子男分列，即所谓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文献反映的先秦爵制是否准确，学者尚存异议。但参照甲骨、金文资料，可以肯定的是：夏爵制不详，商制细节难明，只有西周至战国时期的爵制尚可大致判明其爵称与爵序。
商制，文献所记有侯、甸、男、卫、邦伯，均属地处王畿之外的“外服诸侯”。殷墟甲骨资料表明：殷邦境外的“多方”或“多邦方”，常常是商王国征伐的敌国。它们的君长被称为“方伯”或“邦伯”，如人方伯、羌方伯、盂方伯、周方伯等。殷邦边境和邦境内的君长，被分别称为侯、伯，如杞侯、犬侯和井伯、宋伯等。它们是商王国的屏藩，常受商王之命征伐多方，商王亦往往派兵助征。方伯和侯、伯称号的不同，反映了这些君长与商王关系的亲疏差别。
有的学者认为，商代甲骨文(或金文)中的“田”和“子”、“男”也是爵称，目前尚无定论。
西周春秋爵称,可大致分为王、公、侯、伯、子男六级：
王。在周王朝辖区内，王是指周天子而言。另有个别并非天子的王者，如王、吕王、丰王等，都属戎狄首领。春秋金文中的称王诸侯，仍限于同周室关系较疏的蛮夷君长，即徐、楚、吴、越四国。
公。身居高位的天子重臣称公，所见有周公、召公、毕公、明公、井公、毛公、芮公等。可以肯定的称公诸侯，有宋公戌（宋平公）、宋公差（宋元公）、宋公（宋景公）、宋公得（宋昭公）。
侯。西周春秋时代行用最普遍的爵称是侯。金文所见主要是周初始封的周姓诸侯，如(燕)侯、鲁侯、康侯、邢侯、蔡侯、滕侯、虞侯、荀侯、曾侯等。称侯的异姓国君，除与周室关系非同寻常的姜齐以及取而代之的田齐外，大都是周初褒封的前代帝王之后，或者早已存在的“先封”之国，有铸、陈、纪等。
伯。西周时代称伯的诸侯，多为文献记载较少的小国之君，有的是畿内封君，如荣伯、井伯、杜伯、单伯、散伯、徵伯、过伯、夷伯等。春秋时代明确称伯的国君，主要有郑伯和曹伯。
子。金文中的子明确属于爵称的，主要有北子和沈子。文献中其他诸子，尚无金文印证。
男。《春秋》所见男爵仅有许国。1967年陕西长安县马王村出土一件西周晚期的（许）男所作铜鼎，证实许国国君的爵称确为男爵。
战国时期 除楚国和越国早已称王外，魏、齐、赵、韩、燕、中山等国也在战国中期相继称王，突破了西周以来的诸侯爵称。各国又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并推行与之适应的爵制。三晋和燕、齐的爵秩等级，大体仍为卿和大夫。楚的最高爵位叫执，情况较为特殊。秦则从商鞅变法以后，实行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公士、上造、簪、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秦二十等军功爵，累积爵级至关内侯（十九级）、彻侯（二十级），即可食租税或食邑；自大庶长以下至公士十八等爵，“则如吏职”。
王世民
两汉 汉初，在二十等爵外，又先后分封异姓、同姓为王。诸王封爵，带有浓厚的分封制色彩，与中央集权制相汗格。文帝、景帝,特别是武帝奉行削藩政策,限制并削弱诸王权力，诸王遂不得领民亲政，惟衣食租税。同时，列侯（原名彻侯，避汉武帝刘彻讳改）也与二十等爵相分离，与王爵共同构成封爵制度。自关内侯以下，为赐爵制度。封爵优于赐爵的主要权益是：享有封国或食邑；置官属；爵位世袭；衣食租税；具备崇高的政治地位。
两汉封爵的爵级主要是王、列侯两等，此外还有公主汤沐食邑。王、列侯官属数量因爵之高低而多少不等，但任用权却在中央。汉初定制，“非刘勿王”（后演变为非皇子不王）、“非功不侯”。王的封授对象是皇子，列侯主要封授异姓功臣，诸王庶子所受推恩爵亦是列侯。诸皇子王初以区域立国，跨州连城，形成尾大之势。汉武帝推行推恩析国政策，诸王遂以郡立国。东汉初，汉光武帝刘秀曾废王爵，封九皇子为国公，旋即复旧。两汉除王莽、曹操以权臣称王外，异姓功臣只能封为列侯。列侯，西汉时多以县立国，也有食乡亭者，但并无乡侯、亭侯之称。至东汉，列侯正式分为县、乡、亭侯。功大者食县，功小者食乡亭。东汉中期以后，政治腐败，遂出现大量的外戚侯、宦者侯、恩泽侯，虽有悖于“非功不侯”的原则，但县、乡、亭侯的爵称爵序并未因此发生变化。
封爵传袭，采取嫡长子继承制。庶子、庶孙一般不具备袭爵权。无嫡子袭爵，则削除封国，这就是所谓的“无子国除”皇亲和重要功臣“国绝”时,为示优宠殊遇，也可由庶子庶孙袭爵，这就是所谓的“绍封继绝”。绍封者权益低于正常袭爵，仅食国之半租。此外，公主汤沐食邑也可由公主之子承袭，但并不普遍。
汉代封爵制度，对后世影响颇大。诸如诸侯不与政事、惟得衣食租税，非皇子不王，非功不侯，无子国除，绍封继绝等重要原则，均在不同程度上为以后的王朝所沿用。
两汉十九等赐爵，爵称与秦同。凡赐爵皆可“有罪以减”，无爵者则为士伍。十九级爵中第九级(五大夫)以上为高爵，亦称吏爵，具有免役特权。获得吏爵的主要途径是凭借军功吏。第八级（公乘）以下至第一级（公士）为低爵，又称民爵，获得民爵的主要途径是因特典、灾异而诏赐天下民爵。法制规定，民爵高于第八级时须转让亲属，故除非有特殊原因，民爵一般不能升至吏爵。获得吏爵、民爵的另一途径是买爵。汉文帝刘恒实行入粟拜爵，开卖爵先例。汉武帝特设武功爵十一级,标价出售，以缓解财政困难。以后屡有卖爵诏令,赐爵趋于猥滥。东汉末年，赐爵已成“空设文书”，不再为时人所重。魏晋南北朝时期，赐爵制遂废弃。
魏晋南北朝 魏晋之际，设置五等封爵，东汉以来的王、列侯二等封爵，变为王、五等封爵、列侯三大层次封爵。北朝取消列侯，王、五等封爵成为主要的封爵爵称。
诸王封爵。西晋设国王、郡王(分大、次、小)、县王，各有多少不等的食邑户数。东晋南朝，仅禅代前期的异姓篡代者封国王,如刘裕封宋王,萧道成封齐王。一般情况下，皇子才能封郡王(亦分大、次、小三级)。北魏前期，异姓多封王,但袭爵者即降为公。孝文改制,唯宗室封王，并按亲疏远近分为一藩王、二藩王、三藩王，亦为郡王。北周末年，在郡王之上，又设国王，封授对象是皇子。诸王政治权益，因王朝而异。西晋王国按大、次、小可分别置三军、二军、一军，自选官属。其他王朝，则无置军和自选官属权。但诸王可参政入仕、领兵出镇，却是这一时期各王朝的普遍现象。骨肉相残因此时有发生，构成诸王干政、乱政的政治格局。
五等封爵曹魏有乡公亭伯等爵称咸熙元年(264)，即将代魏的司马氏设立五等封爵五等封爵,采《周礼》中公、侯、伯、子、男之名，每等又分大、次二级，共五等十级。每级封爵都有封疆里数和户邑数，以方五里和邑二百户为差，井然有序。五等封爵官品在第二以上，名位低于诸王，却有高于列侯的“禄奉礼秩”，其中公、侯可置一军。东晋南北朝，五等封爵不再划定封疆里数，大、次两级合二而一，皆以郡或县立国，并在爵称前冠以“开国”字样。伯、子、男三级封爵，品秩也由第二分别降至第三、四、五。北周后期，滥封无度，遂在郡公之上常设国公，以封柱国大将军等重要功臣。时五等封爵的爵序是：国公、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
列侯。魏晋有县、乡、亭侯，品秩在五等封爵之下。东晋南朝,县侯与五等封爵中的“侯”合一,仅存乡、亭侯。北朝无列侯爵。
列侯之下，尚有属于赐爵的关内侯、关中侯、关外侯等爵。
就创新而言，这一时期有“分食制”和“虚封制”。“分食制”指诸侯按一定食租率提取食邑户的租税。如西晋诸侯三分食一；东晋南朝九分食一；北魏王二分食一，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虚封制”，是指无封国食邑、不食租税的封爵。它与赐爵制的区别就在于可以世袭。典型的虚封制是北朝的散爵，如散公、散侯、散伯等等。北周初年，因租税有限，开国封爵“虽赐以茅土，而未给租赋”。保定二年 (562)，周武帝诏令诸国公（邑万户），可寄食他县，收其租赋。寄食户数仅是原食邑户数的十分之一这种封户为虚寄食户为实之例，为以后的虚实相结合的食租税方式提供了借鉴。
隋唐 隋唐爵制与北周末年之制略同。国王更名为亲王（正一品），以封皇子；郡王（从一品）封授宗室，唐中期以后异姓功臣亦有封郡王者。废县王。王以下是国公（从一品），开国郡公（隋从一品,唐正二品）,开国县公（隋从一品，唐从二品），开国县侯（隋正二品，唐正三品），开国县伯（隋正三品，唐正四品），开国县子（隋正四品，唐正五品）,开国县男（隋正五品,唐从五品），共九级，主要封授异姓功臣。
九级封爵，并“设爵无土，署官不职”，较之汉魏，其政治、经济功能明显削弱。各级封爵的食邑户数“率多虚名，其言食实封者，乃得真户”。真食实封的方式，也是“分食诸郡”，不再直接从封国内征收租税。封爵的主要经济权益是凭爵品获得永业田，数额为：亲王一百顷，郡王五十顷，国公四十顷，郡公三十五顷，县公二十五顷，县伯十顷，县子八顷，县男五顷。均田制瓦解后，诸侯亦不再受永业田。
宋 宋承唐制,但略有变化。爵称是亲王、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共十二等。后嗣王、开国郡公、开国县公不再封授。郡公以上，主要是皇亲宗室封爵，其中郡王、国公也封授重要功臣。开国郡公以下，是异姓封爵。爵名随食邑户数而定：二千户以上封公，一千户以上封侯，七百户以上封伯，五百户以上封子，三百户以上封男。邑过其爵，则进爵号，但止于开国郡公。每次增食邑户数，自二百户至千户；实封户数，自百户至六百户。而亲王、重臣特加食邑者，往往有逾千户者，以至有郡公食邑累加至万余，实封至数千户者。
宋代封爵颇滥，文官少监、少卿以上，武官副率以上,内职崇班以上,皆有封爵；丞、郎、学士、刺史、大将军、诸司使以上，则有实封。封爵系于官位，与功勋关系不大。
元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之初,曾实行分封制度功臣、亲属、贵族皆有封地食邑。爵称是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等，并可世袭。各级“户长”在封地内有征发徭役、征收赋税的权利。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初，亦曾在占领区内实行分封制，对社会经济造成较大破坏，后不得不废止而实行封爵制度。
元封爵为八等：王（正一品）、郡王(从一品)、国公（正二品）、郡公（从二品）、郡侯（有正从三品之别）、郡伯（有正从四品之别）、县子（正五品）、县男（从五品），实为八等十级。其中只有郡王、国公封授在世的皇系、功臣，其余爵称均用于封赠。
杨光辉
明 明代封爵虽仍分为宗室和异姓两类，但具体爵称有较大变动。
宗亲封爵除嫡长子外，皇帝诸子封亲王；亲王诸子封郡王；郡王诸子为镇国将军，孙为辅国将军，曾孙为奉国将军，玄孙为镇国中尉，五世孙为辅国中尉，六世孙以下皆授奉国中尉，并世袭，永远有别于齐民。自亲王以下，不再食租税而领取岁支禄米。洪武九年(1376)，规定亲王禄米五万石，郡王一万石；镇国将军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免除租税。洪武二十八年，重定岁支禄米数额，亲王一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此外，国家还为宗室修建宫邸、坟墓，提供随从官员、仆役以及其他待遇。
明初,宗室封爵中亲王名高位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洪武年间，朱元璋授予亲王以兵权。特别是分封在北方沿边的藩王,不仅拥有直属的护卫军,还经常统率大军出征，称为塞王。其中的燕王朱棣，在朱元璋死后不久，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朱棣即位后，逐步解除藩王兵权，加强对宗室的限制和监视，从而形成了“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局面。
明中期，宗室受封人数不断增加，禄米成为明政府的沉重负担。藩王也竞相非法占田，少者几千顷，多者数万顷,减少了明政府的赋税收入,激化了社会矛盾。万历以后，为解决这些矛盾，朝廷被迫开放宗室出仕的禁令,允许镇国将军以下参加科举考试，以期宗室自养,而不再寄生食禄，但收效甚微。
顾诚
明代异姓封爵,明初一循元代旧制洪武三年(1370)，定封爵之制，分公、侯、伯三等，罢子、男不置。有明一代，受公、侯、伯爵者除功臣、外戚外，还有宦官子弟与少数民族首领。
受封而领铁券者，为世袭封爵，否则为流爵。袭封则还其诰券，核定世流降除之等。爵位世袭，或降等以袭，如封侯而世袭伯。公、侯、伯封号分四等：佐太祖定天下者，曰开国辅运推诚；从成祖起兵，曰奉天靖难推诚；余曰奉天翊运推诚和奉天翊卫推诚。武臣曰宣力武臣,文臣曰守正文臣。岁禄以功为差。洪武初规定:公五千石至二千五百石，侯千五百石至千石，伯千石至七百石。而有的仅当侯爵俸禄的三分之一或六分之一。洪武十年后，伯之禄与侯等；至永乐初，规定伯之禄居侯之下，正一品之上，其阶勋皆与侯等，而伯爵益重。公侯伯入则可掌参五府总六军，出则可领将军印为大帅督，辖漕纲，但不得预九卿事。
李广廉
清 清代爵位名称、等级设置又有新变化。有宗室封爵，外藩蒙古封爵，满洲、蒙古、汉军及汉人封爵之分。爵位为世袭，故又称世爵。
宗室封爵,封授宗室和觉罗,由宗人府掌管。爵位有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分三等）、辅国将军（分三等）奉国将军(分三等)、奉恩将军共十二等;加上嫡子受封二等（即亲王一子封为世子、郡王一子封为长子），共十四个名位二十等级。宗室封爵,分为功封、恩封、袭封、考封:以功勋受封的为“功封”;以天潢近支得封的为“恩封”;亲王至奉恩将军出缺，由钦定承袭的为“袭封”；亲王以下，除袭封的一子外，其余诸子，年至二十按例考试受封的为“考封”。袭封次数，各有不同：功封爵位皆世袭罔替；恩封、考封爵位皆以次递降，和硕亲王降至奉恩镇国公止，多罗郡王降至奉恩辅国公止，多罗贝勒降至不入八分镇国公止，固山贝子降至不入八分辅国公止，奉恩镇国公降至一等镇国将军止，奉恩辅国公降至一等辅国将军止，其余爵位皆降至奉恩将军止；凡由本支子孙袭封者，降至最后一等均准世袭罔替；由旁支子孙袭封者，功封降至奉恩将军袭五次止，恩封、考封降至奉恩将军袭三次止。初封亲王、郡王死时赐封号；承袭者仍称其祖原封号，死亡，在封号下加一字为谥。
宗室封爵，按爵位高低，分等授与俸银、俸米、庄田、牧厂、珠轩、府第、官卫、服物等。
外藩蒙古封爵，封授蒙古、回部、唐古特等少数民族上层。由理藩院掌管。内扎萨克爵位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六等。其下又设台吉（塔布囊）,分一二、三、四等。亦有封世子、长子之制。外藩封爵，大体上均比照宗室封爵，惟俸银低于宗室世爵，如宗室亲王每年支俸银一万两，俸米一万斛，而蒙古亲王每年只支俸银二千五百两，俸缎四十匹，相当于宗室的贝勒封爵所支的俸银。
满洲、蒙古、汉军及汉人封爵,一般称为民世爵,封授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及汉人中的文武功臣（称“酬庸”或“奖忠”）,外戚（称“推恩”）,孔子后裔（称“加荣”），朱明后代（称“备恪”）等，由吏部掌管。民世爵有公（分三等）、侯（分四等）、伯（分四等）、子（分四等）、男（分四等）、轻车都尉(分四等)、骑都尉（分二等）、云骑尉、恩骑尉九个爵位二十七等级。封授,以云骑尉为准,无论加等进位或袭次,都以所得云骑尉数量而定。如:得两个云骑尉可令为“骑都尉”;再加一个云骑尉则为“骑都尉兼又一云骑尉”；如又得一个云骑尉，便又可令为三等轻车都尉；如此累加，可直至一等公。袭次，除世袭罔替外，各爵均定有降袭次数，如：一等公袭二十六次，一等侯兼一云骑尉袭二十三次，一等伯兼一云骑尉袭十九次，一等子兼一云骑尉袭十五次，一等男兼一云骑尉袭十一次，其余类推,袭次尽,改封为恩骑尉。除个别情况外，民世爵均可世袭罔替。袭爵，有并袭（即由两爵以上合并为一爵加等进位承袭）、分袭(即原先二人之爵并袭后，可再分开承袭)。公、侯、伯始封时，皆赐美名。世爵犯罪革爵,但除犯赃罪外,均准其子孙嗣袭，无嗣则除。民世爵俸银俸米按二十七个等级发放。
封爵都登载于皇册,十年奏修一次。每年十二月,由宗人府、吏部派员在保和殿将一年封、袭爵人数增登于皇册，存者朱书，故者墨书。满洲、蒙古、汉军、汉人世爵及外藩蒙古世爵由吏部增注，宗室王公及觉罗皇册，则由宗人府增注。
参考书目
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齐思和：《战国制度考》，《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北京，198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北京,1985。
杨光辉：《西晋五等爵制的租秩》，《文史》第31辑，中华书局，北京。
陈锵仪
老泪 at 2005-11-16 22:59:47
秩品
从先秦至清末官僚制度中各级官吏政治地位及俸禄的标志。秩，意为次、序，又通职、禄；品，亦有等级差次的含义。汉以前官无品，等级由“秩”而定。曹魏设九品之制，秩与品并行。后虽逐渐废止秩而专用官品，但习惯上仍将品、秩并称，以表示官僚的等级高下。
夏、商官吏等级,史阙无载。西周之制,据《周礼》等文献资料，官自一命至九命，命数多者为高，如天子之******八命，下士一命。是否确切如此，有待地下发现证实。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国官僚制度的发展,“秩”始与官吏等级相连当时“秩”或指官吏的禄,如《荀子?国》:“官人益秩, 庶人益禄”, 注:“皆谓廪食也。”或指职，如《左传》文公六年：“委之常秩。”后专指官吏等级，以计俸禄。如官僚制度相对完备的秦，官吏的秩就有中二千石比二千石四百石二百石等“石”, 是谷物的计量单位。秩二千石，并非食禄二千石，而是借用“石”字来标明等级。
汉制，仍以“石”之数目多少确定官吏等级。汉官吏秩等为万石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八百石、比八百石、六百石、比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百石，百石之下,再加县斗食佐史之秩,共十八等官吏的“秩”,既决定禄之多少,也标明等级身分的尊卑。官秩有别,则所佩印绶及礼遇迥异。但官秩高低却不完全表示政治权力的大小。以刺史为例,官秩仅六百石,较郡守（二千石）、县令（高则千石）为低，却“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权力极大。又如尚书令，秩千石，在东汉出纳王命，操持朝权，权力较形同虚设的******（秩万石）为大。
曹魏设官品九品之制,一品为高,九品为低。“品”与“秩”并行，官吏皆品、秩兼备。西晋至南朝，沿用此制。如晋三品将军，秩中二千石；光禄大夫,品第三,秩中二千石。又如梁武帝定官品，“于品下注一品秩为万石，第二第三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为二千石”。但品似比秩更为重要，西晋占田、荫客、荫亲属等经济权益，皆以品之高低为准。
北魏官无秩，仅有品。孝文帝改制，九品中每品分上、中、下,共九品二十七级。太和二十三年(499)，始将九品中每品分为正从，自正一品至从九品，凡十八级；自正四品以下，每一级中又分上、下两阶，共计九品三十级。史称“前世职次皆无从品，魏氏始置之，亦一代之别制也”。天监七年 (508)，南朝梁武帝亦创十八班之制，以班多者为贵，均士流居官；十八班之外有流外七班，为寒微士人居官；又有三品蕴位、三品勋位，以安排冗散之人。隋唐以后，九品分为正从，不入九品者为流外之官成为定制，历代因循，至清亡而废止。
九品之制制定以后，在九品中逐渐出现划分等级尊卑的界限。而晋命五品以上官的子弟入国子学（见国子监），五品以下子弟只能入太学，以别贵贱。北魏定族姓,最低的官品界限是第五。北齐礼仪之制,三、五、九品礼数有所不同。隋唐职官三品以上为贵，五品以上为“通贵”,故有“九品以上官卑”“五品以上官贵”之别。唐高宗撰姓氏录,规定官品第五以上者得为士族就文献和考古资料看，唐代三、五、九品官在服饰、乘舆、丧葬、授田、减罪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这几个等级界限在宋以后仍然存在，但仅限于礼遇方面的区别。
九品之制，包括职事官、散官、勋级和封爵。除职事官外，其他三者均不具备行政职能和权力。散官（分文散与武散）,又称阶官或散阶,“凡九品以上职事，皆带散位；谓之本品。职事则随才录用，或从闲入剧，去高就卑，迁徙出入，参差不定。散位则一切以门荫结品，然后劳考晋叙”。这一原则，萌芽于魏晋南北朝，确定于隋唐,为后代所沿用。本品与职事官品,不必相符。本品高的固然可以下行低级职务，本品低而任高职者也往往有之。如宋有官、职分离的差遣制度（见官、职、差遣）；明代有以本官翰林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清亦有差使、实职、官阶之别，官品仅具有决定服色、俸禄数额的作用。
老泪 at 2005-11-16 23:02:57
三公
中国古代朝廷中最尊显的三个官职的合称。周代已有此词，西汉经今文学家据《尚书大传》、《礼记》等书以为三公指司马、司徒、司空（见三有事）。古文经学家则据《周礼》以为太傅、太师、太保为三公。秦不设三公。西汉初承秦制，辅佐皇帝治国者主要是丞相和御史大夫。另有最高军事长官太尉，但不常置。从武帝时起，因受经学影响，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也被称为三公。
汉武帝刘彻为了加强集权制而削弱了丞相的权力。昭帝时，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辅政，以后掌权重臣如张安世、史高、王凤等人，都居大司马大将军之位。于是大司马权越丞相之上。成帝绥和元年（前8）,采纳何武的建议，将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又把大司马、大司空的俸禄提高到与丞相相等，确立起大司马、大司空和丞相鼎足而立的三公制。哀帝元寿二年（前1）,改丞相名为大司徒，和今文经所说的三公名称完全一致。又将原有的太傅和新增的太师、太保置于三公之上，头衔高而无实权。西汉末虽是三公鼎立，但仍以大司马权力最大，如董贤、王莽均居此职而专擅朝政。新莽时，沿袭了西汉三公制。
东汉初仍设三公官。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改大司马为太尉，改大司徒、大司空为司徒、司空。三公各置秩为千石之长史一人，又各置掾属数十人。以太尉为例，下有分管诸事的西曹、东曹、户曹、奏曹、辞曹、贼曹、金曹、仓曹等曹。三公府当时简称为三府。三公中仍以太尉居首位。
汉光武帝刘秀推行更极端的帝王集权，不使权归大臣，名义上仍设名位显贵的三公官，但实权渐归尚书台。和帝、安帝开始，外戚、宦官更迭专权。外戚窦宪、梁冀等，都拜为大将军，大将军开府置官属，位在三公上。三公不仅受制于尚书，而且还要俯首听命于外戚、宦官，有的甚至就是他们的党羽和亲信按照经学家的说法,丞相辅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如果出现各种灾异，皇帝、丞相都要引咎自责。东汉时，皇帝把罪责推向三公，故每有水旱等灾，三公常被策免。所以仲长统说三公有名无实，“备员而已”。
东汉末年，董卓为相国，居三公之上。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罢去三公而又置丞相、御史大夫，操自为丞相。两汉时实行了两百年之久的三公制，至此遂告终止。
曹魏重新恢复三公之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公依然位居极品，且开府置僚佐。但实权则进一步向尚书机构转移。至隋,三公不再开府,僚佐全部撤销，完全变成虚衔或“优崇之位”。宋代以后，往往亦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但其虚衔性质不变，并渐次演化成加官、赠官。明、清同。
老泪 at 2005-11-16 23:03:21
九卿
秦汉时掌管政务、魏晋以后逐渐不具实权的朝廷诸官。
各代“九卿”不一。西汉时九卿是列卿或众卿之意。先秦文献中有******九卿之说，但秦并没有这种制度，西汉初也不见九卿名称。汉武帝以后，由于儒家复古思想的影响，人们就以秩为中二千石一类的高官附会成古代九卿。宣帝、元帝时，九卿称谓出现于诏书中。但《汉书》中所见的卿，有太常、光禄勋、太仆、廷尉、大行、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卫尉、执金吾、右内史、左内史、主爵都尉、太子太傅等十几种官。将九卿定为九种官职，则始于新莽，其制中以中二千石为卿。即以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羲和、作士秩宗、典乐、共工、予虞为九卿，分属于******。
东汉和新莽一样,中央政府中设有九卿的官职《续汉书》将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定为九卿。九卿固定为九官后，和九卿相近的其他重要官员被排斥在九卿之外。东汉末到三国,有人就试图为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辩护刘熙《释名》否认汉有九卿之说,认为所置是十二卿;韦昭《辩释名》则认为九卿是指正卿，九卿之外尚有所谓外卿。
魏晋以后，九卿多同东汉之制，仅廷尉有时改称大理；北魏改少府为太府。故隋唐九卿为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已无行政之权。南宋、金、元，九卿多有省并(见卿监)。明、清遂改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司使为九卿,以前的九卿之官或有保留,但已成虚衔或加官、赠官。
卿监
隋唐以后负责具体事务的中央机构。卿和监既是官名，也是机构名。卿监是秦汉九卿制度的遗留和演变。
唐 唐代以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长官称九卿；又以国子、将作、少府为三监（或加军器、都水为五监）。合称卿监、寺监或九寺三监。
西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卿，组成在丞相或******领导下具体执行政务的职能机构。其后，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度发展起来，三省长官逐渐代替了******的地位，尚书省的六曹（部）尚书及丞郎则逐步分割了九卿的职权。九卿及由九卿分化出来的监，作为具体办事的机构继续存在，但职权范围却大大缩小，一些分支机构逐渐独立出去。如光禄勋在汉代主三署郎，是皇帝侍从警卫的总管机构，也是储才机构；唐代光禄寺则成为专管饮食宴会的机构。大司农在汉代是国家财政机构，凡属政府财政收支及保管之事都由其负责，还兼管调拨物资、平抑物价和督促农业生产；到了唐代，司农卿所管则只有仓储的出纳保管及宫苑屯田等具体事务。少府在汉代是一个庞杂的宫廷机构，它不但是皇帝的生活总管，掌握皇帝及皇室的财政、制造、保管服御诸物，而且还统领侍中、尚书、内侍等机构。魏晋以后，侍中、尚书都发展成为政府首脑机构；内侍也成为独立机构；而库藏、制造等职也分属太府、少府两个机构。太府尚称为卿，少府则降格为监，只管中尚、左尚、右尚、织染等署及其下属的官府手工业。
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诸部（曹）与卿监的职权颇多重复。如九卿有太常，尚书则有礼部或祠部；九卿有廷尉（后称大理），尚书则有都官或刑部；九卿有司农、少府（或太府少府并置），尚书则有度支或民部；九卿有太仆，尚书则有驾部等。但彼此之间已开始形成上下级关系。西晋刘颂上疏所说：“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是这种关系的反映。到唐代前期，这种关系更为明显。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成书的《唐六典》规定,尚书省与卿监间的相互行文时，尚书对卿监曰下、曰颁；卿监对尚书曰申、曰上、曰受、曰听，表示其间具有上行下承的关系。尚书省拟定条令，颁布施行。九寺三监则承受尚书诸部符令，办理具体事务。因此,尚书省的曹（部）司为政务机构;卿监则为事务机构，并将其执行成果申报于尚书省相关各司。但是这种关系也只是在唐朝前期存在。到唐朝后期，由于差遣使职盛行,尚书曹司的职权已为使职所夺,卿监的职务也为其取代，于是尚书、卿监同样成为闲曹。五代时，大体沿袭了唐代制度。
陈仲安
宋 宋沿唐制，设九寺五监。九寺指太常寺、宗正寺、光禄寺、卫尉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五监所指时有变化,有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司天监,嘉三年(1058)设都水监,熙宁六年(1073)设军器监。元丰改制，废司天监，设太史局以隶秘书省。
北宋前期，除大理寺、国子监、司天监，以及后设的都水监、军器监等外,其他寺监大都名存实亡,其职掌部分甚至全部被其他机构所夺。如太常寺，则另有太常礼院,名义上属太常寺,其实是独立机构；太府寺、将作监的主要职掌归于三司；卫尉寺的职掌则全为内库、军器库及仪鸾司所夺，等等。宋真宗景德时，司农寺掌常平仓，宋仁宗嘉时又兼管广惠仓，在王安石变法（见王安石）期间，成为推行新法的主要机构。元丰官制改革后，九寺五监的职掌才恢复。
建炎三年(1129)并省寺监，宗正寺并入太常寺，太府寺、司农寺并入户部，鸿胪寺、光禄寺、国子监并入礼部，卫尉寺、太仆寺并入兵部，少府、将作、军器三监并入工部，只保留太常、大理二寺和都水监。后又陆续恢复设置太府、司农、宗正等寺及国子、将作（兼管原少府监事）、军器三监，而都水监则并入工部。再后，将作监的实际职掌归工部，军器监情况近似，事务很少，而两监的官员仍悉数设置。
陈振
辽金元 辽代在南面官中设有太常、崇禄（即光禄，避辽太宗耶律德光讳改）卫尉宗正（职在大惕隐司）、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八寺及秘书（掌经籍图书），司天、国子、太府、少府、将作、都水七监。
金元两代的卿监制度与前代相比变化较大。
金将宗正寺升为大宗正府，使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从卿监中分离出来，成为更高一级的官署。这一点对后代有较大影响。此外，司农、卫尉二寺升格为司，将光禄、太仆等寺职掌转归其他部门，设立了太常、大理二寺及秘书、国子、太府、少府、军器、都水六监。
元代一方面继承了金代将若干机构升格的方法，升太常寺为太常仪礼院，将太府、少府二监合并、升格为将作院。另一方面，新设立了一些寺监，有武备（掌缮治兵器）、太仆、尚乘（掌车辇）、长信（掌蒙古部族事务，以下诸寺同）、长秩、承徽、长宁、长庆、宁徽九寺及太府（掌钱帛出纳之数）、度支（掌马驰刍粟）、利用（掌皮货出纳）中尚（掌大鄂尔多位下诸务）章佩（掌御服宝带）、经正（掌营盘、纳钵及标拨投下草地）、都水、秘书、司天、回回司天（掌领回回人观测天象，编制回回历）、艺文（掌翻译汉文图书）十一监。此外，元代还曾短期设立过司监（掌师翁祭祀祈禳之事）。
明清 明清两代的卿监制度比较简单明承前制,对寺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如：罢都水监，以其职掌归于工部的都水清吏司;在工部下设军器局,取代军器监或武备寺。从洪武三十年(1397)起，大理、太常、光禄、太仆、鸿胪五寺及国子钦天（掌天文历法）上林苑（掌苑囿牧畜）三监成为明代中央常设机构。除上林苑监之外，在南京也设有上述五寺二监。在洪武年间，还曾设立秘书监(掌内府书籍)和参掌给授诰之事的承、司文、考功三监。清代，设大理、太常、光禄、太仆、鸿胪五寺及国子、钦天二监。苑囿牧畜之事归内务府所属的上驷院、奉宸苑掌管。
参考书目
严耕望：《论唐代尚书省的职权与地位》，《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香港，1969。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老泪 at 2005-11-16 23:04:06
三省六部
隋唐至宋的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
三省六部是自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的制度。其中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才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
隋唐中书省的长官为中书令（隋称内史令），副长官为中书侍郎（隋称内史侍郎），主要职官有中书舍人。中书省主要负责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起草之责主要由中书舍人负担门下省的长官为侍中（隋称纳言）,副长官为黄门侍郎（后改称门下侍郎），主要职官有给事中。门下省主要负责纠核朝臣奏章，复审中书诏，如认为不当，可以封还和加以驳正，称“封驳”。驳正之权主要由给事中掌握。中书、门下二省都设在宫内，所以又有谏诤之责，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左右拾遗，分属二省（左属门下、右属中书），以匡正皇帝的过失。尚书省设在宫外,长官为尚书令，实际不任命,由副长官左、右仆射代行职权。仆射之下有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负责都省职事，总领六部。各部长官称尚书，副为侍郎；各司之长为郎中，副为员外郎，分别负责贯彻各种政令。他们对中央担任具体事务的九寺三监（或五监，见卿监）及地方上的府、州、县官有领导监督之权“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是三省分工原则，从而彼此制约，以掌管国家大政。
这个原则并没有始终贯彻。唐初以三省长官为当然宰相，合议军国大事于政事堂（初设于门下省，高宗死后，移至中书省，玄宗时改名中书门下）；但又择他官参加议政，号为参知机务、参议得失等，也是宰相。此时，决定政事之权已不全由三省长官，其后又有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名的他官参政。唐中叶以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真正的宰相。三省长官却先后被排斥出宰相行列，成为荣誉职，决定政策之权则被剥夺。玄宗以后，中书舍人起草诏之权又为翰林学士所分割；尚书省各部司的职权，在安史之乱后也大部分为各种使职所瓜分。故唐中叶后，三省六部制名存实亡。
陈仲安
宋承唐制，设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但北宋前期除刑部尚保留审覆天下大辟案的职权外，三省六部的主要职权都已转移至其他机构，其长官也都只作为寄禄官衔，另派升朝官分别主判，以处理残留细务，三省六部制仍是名存实亡。元丰改制，以三省取代中书门下为最高行政机构，与枢密院对掌文武大权。除正、副宰相外，门下、中书省分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掌原谏院所领谏诤弹劾职务，起居郎、起居舍人掌原起居院所领修起居注职务，又分设门下后省、中书后省，为门下省及中书省下属机构,分别以给事中及中书舍人主管,以给事中掌原封驳司的封驳职务，并以封还词头的方式行使封驳权。尚书省下领六部,由各部尚书、侍郎主管,以原审官东、西院，流内铨，三班院所领职务归吏部，以原三司与司农寺所领主要财政职务归户部，以原太常礼院所掌礼仪职务复归礼部，以原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覆刑狱及三司有关审核会计帐册等职务并归刑部，以原三司有关修造、坑冶等职务归工部，某些次要军务归兵部，并废除枢密院之外的旧有机构，恢复六部下属二十四司。宋哲宗元元年(1086)，反变法派执政，改为三省共同议事，奏请取旨，分省治事行下，实际上使三省合一，后习惯上常统称三省。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又实行三省合一，二十四司也时或省并,如建炎三年以礼部兼主客,祠部兼膳部，兵部兼职方，驾部兼库部，比部兼司门，工部兼虞部，屯田兼水部等，还省并若干寺监入六部。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又进一步省并六部下属诸司，如以司封兼司勋，礼部兼祠部，兵部兼驾部，都官兼比部，工部兼屯田等。
辽代南面官系统中,设三省六部(其中“中书省”初名“政事省”),设官同于宋制。金、元、明只设一省六部，一省，金为尚书省；元、明为中书省。明洪武十三年(1380)罢中书省，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自此，六部取代了三省六部之制。
老泪 at 2005-11-16 23:04:33
尚书省
魏晋至宋的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之一始名尚书台,后称尚书省。它是由汉代皇帝的秘书机关尚书发展起来的。
起源及其演变 秦及汉初,尚书是少府的属官,是在皇帝身边任事的小臣，与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合称六尚，因其在殿中主管收发（或启发）文书并保管图籍,故称尚书。汉武帝刘彻时,进一步强化君权，政事不专任二府（丞相府、御史大夫府），尚书因主管文书，省阅奏章，传达皇帝的命令，地位逐渐重要。武帝游宴后庭，为便于出入宫禁，用宦者主管尚书事务，称为中尚书令，简称中书令，又兼谒者之职，因称中书谒者令。但在宦官为中书时，也有士人任尚书之职，如张安世曾于武帝时任尚书令，五鹿充宗于元帝时任尚书令。元帝时,宦官弘恭石显先后为中书令,“权倾内外”由宦官典尚书的制度，受到大臣激烈反对。到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终于专用士人。由于尚书在西汉已成为政府机要部门，所以凡是掌握实权的大臣都领尚书事，如霍光以大将军领尚书，王凤以大司马领尚书。
汉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晚期的权臣专政，有意削弱相权,太尉、司徒、司空居******高位,名为宰相，而实际权力则逐渐移于尚书。当时，尚书机构称台，有令、仆射各一人，尚书六人,分主六曹（或说为五曹六尚书,其中******曹置尚书二人）。令、仆射之下有左、右丞各一人，“掌录文书”，并检查各项事务是否按时完成。尚书之下有侍郎三十六人，分属六曹，主起草文书；又有令史十八人（每曹三人），主抄誊文书。此时尚书台已成为组织复杂的机构，成为政府的中枢，号称中台。所以章帝时韦彪说:“天下枢要,在于尚书。”但是在东汉，尚书台仍然算是少府的下属机构。尚书令、仆射、尚书等官的禄秩都较低，令秩千石、仆射、尚书秩均六百石。
[汉“尚书令印”封泥]
三国时，尚书台已正式脱离少府，成为全国政务的总汇。令、仆射、尚书品秩已经很高，并为第三品，与九卿同级。汉献帝时，曹操执政，荀汗为尚书令，曹操征伐在外，荀汗常居中持重，可见此官地位之重要。但正是因为它威权的升高，引起最高统治者的疑忌，所以最高统治者又开始剥夺它的权力。曹操为魏王时，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其子曹丕（魏文帝）代汉称帝后,改秘书令为中书令，又置中书监，并掌机密，下统中书郎若干人，组成中书省。魏明帝时，中书监、令号为专任。于是在尚书台之外复有中书省，而原来作为皇帝侍从的侍中也逐渐成为参预机密的要职，尚书台不再有独占机枢的地位。虽然如此，由于全国政务首先集中到尚书台，因此它作为全国行政总汇机构的趋势仍在继续发展，执政重臣也要加上录尚书事的头衔，才能过问机密。
孙吴略仿曹魏，也是尚书、中书并置。蜀汉则沿袭东汉，尚书之权甚重。
西晋沿袭曹魏,以尚书台总揽政务,而别置中书、门下二省以分其权。然尚书令、仆射仍是全国行政部门的首脑，称为端右、端副，地位在中书监、令和侍中之上，重臣当国仍必加录尚书事。东晋以后，录尚书之权渐分，有时以三四人并录尚书事。宋孝武帝孝建中，为防大臣威权过盛，遂省去录尚书之职，以后置废不常。又自魏晋以后，士族崇尚清谈，不屑过问琐碎的日常事务。西晋王衍自尚书仆射迁尚书令，身居宰辅，不以经国为念。梁朝谢为司徒、尚书令，惮烦，职事多不览。又自东晋以后，高门子弟都以出身作尚书郎为耻辱。高门既不屑就，就者也多不办事。故自东晋以后，令、仆射及郎中多不奏事，当官成为挂名，于是，尚书台的日常事务多交给令史去处理。这样，令史就渐揽事权，尚书省内部有权力下移的趋势。由于令史实际作用的增大，梁武帝曾拟提高都令史人选，不用寒人而改用士族。但士族尚不乐为台郎，何况令史,所以此法不能推行。加之,南朝时中书舍人专任机密，尚书省的实际地位更为下降。
西晋灭亡后，在北方建立的十六国，除前凉、西凉遥奉江南正朔,不立尚书台外,其余政权均见尚书令、仆射、尚书等官职。但其具体情况不详。
北魏出自鲜卑族，本身有部落大人会议决事的制度，及'" class=link>魏道武帝拓跋破后燕,皇始元年(396)始仿魏晋立尚书台，置三十六曹。但北魏前期的尚书台是鲜卑旧制与中原制度的糅合,与江南制度迥然不同北魏尚书制度的正式建立,实际在太和改制以后。太和十五年(491)魏孝文帝元宏改定官制，十七年，颁布第一个职员令, 太和二十三年又颁布第二个职员令, 尚书省及其他官职都依照魏晋制度，主要也是以尚书省总领庶政, 而中书、门下二省分掌机权,门下之权尤重（见门下省）。
东魏、北齐承袭北魏，而尚书之权较重。这是因为北齐文襄帝高澄、齐文宣帝高洋都曾在东魏朝担任过尚书令。北齐除在首都邺城置尚书省外，在晋阳也置尚书省，同样具有中央行政机构职权，这是因为晋阳是北齐下都，皇帝经常前往并在那里发号施令。
西魏时，朝廷尚书省的组织情况不详。宇文泰以大行台执政。大行台的组织略同于尚书省，有仆射、尚书、丞、郎等职。周惠达、苏绰、卢辨都曾为行台尚书。到西魏末才实施摹仿《周官》的六官制,废除了尚书省北周承之。
隋文帝杨坚代周称帝,于开皇元年(581)恢复了尚书省，并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行政机构。隋代不置录尚书事，尚书令虽设而常缺，尚书左仆射便是首相，'" class=link>高任此职达十九年,综理全国政务他虽兼任纳言（即侍中），而权力主要来自左仆射之职。高之后，杨素亦为此职。大业元年(605),杨素升任尚书令。杨素死后，隋炀帝杨广不补尚书令，大业三年后，左右仆射也不补任了。
唐沿隋制,也是三省（尚书、门下、中书）并置,而尚书省事无不总，是全国行政的总汇机构。尚书令仍是虽设而虚其位，仅李世民为秦王时曾一度担任。唐中叶后，唐德宗李适为雍王时再兼此职。故唐以仆射为省主，若置左、右仆射，便以左仆射为省主。仆射之下设左右丞,协助仆射分理省内事务。尚书省设六部二十四司,部有尚书，侍郎为之副；司有郎中，员外郎为之副。吏部综铨选之任，户部（初名度支，隋代称民部，唐代因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改为户部）负财政之责，礼部掌礼仪及贡举，兵部主兵籍、器仗，刑部（初名都官）理刑狱辞讼，工部知工程建设。全国政务，各归所司。九寺三监（见卿监,则成为具体办事的职能机构,贯彻尚书诸司所传达之政令。地方州、县亦禀承尚书符令施政，并定期向尚书诸司申报户口、籍帐及政绩。故尚书省仍是国家政事总枢纽，是最高行政机构。
唐初，左、右仆射及中书令、侍中并为真宰相，左仆射居首，地位极为尊崇。太宗贞观年间，房玄龄为左仆射近二十年，成为唐朝著名宰相。但是就在唐朝前期，尚书省的地位已在下降。首先，是仆射相权的削弱和被剥夺。唐朝在门下省设政事堂，为宰相议政之处。参加议政者原为三省长官（即左右仆射中书令、侍中）但皇帝又以令指定其他官员参加议政,称为参加机务参议朝政等。其官品位较低者则加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亦为宰相。贞观二十三年(649)，'" class=link>李拜尚书左仆射，亦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称号，于是左仆射为当然宰相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其后，凡官仆射者必须加此称号，才能参加议政，才是真宰相。左右仆射逐渐被排除于宰相之外，到唐玄宗时就少有仆射参加议政的事例。尚书省因其长官被排除于决策机关之外而成为单纯的执行机构了。其次是尚书省各部诸司的职权逐渐为新发展起来的各种使职所夺。这种使职由皇帝以令任命,专管某一具体职事,属于差遣性质。唐玄宗时是各种使职迅速发展的时期，如在财政制度方面就有劝农使、度支使、营田使等的设置。这些专一性的使职，直接禀承皇帝的令，指挥其下属机构，很少通过尚书省。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军事上的急需，使职增设更多，权力更大；加以宦官专政，藩镇跋扈，尚书省的职权更加削弱。于是尚书诸司成为闲曹，“兵部无戎帐，户部无版图，虞、水不管山川，金、仓不司钱谷”，“官曹虚设，俸禄枉请”，“一饭而归，竟日无事”。唐朝后期，尚书省已有名无实。北宋初，形式上还保留尚书省的组织系统，但权力既不归属，郎官又不治事，权借此以寄禄秩，别无差遣，尚书省的制度名存实亡。辽、金有尚书省，与宋制略同。元代以后，尚书省遂废除。
组织及其职掌 尚书台（省）的组织由简到繁，历代均有变化。汉初已有令、仆射及丞的职别。令为主官，仆射为副，丞则为令、仆之佐职。至汉成帝时，始分曹理事，有常侍曹，主公卿（指中央行政部门）；二千石曹，主郡国二千石（指地方政府）；民曹，主吏民上书；客曹，主外国“夷狄”（指国外及国内少数族），凡四曹。后又置******曹,主断狱,共为五曹，每曹各有尚书一人，在令、仆射统属下分领政务。东汉设六曹尚书（或说为五曹），尚书之下复有侍郎三十六人,分属六曹,成为三级组织。尚书令、仆射及六曹尚书合称八座（隋唐时以左右仆射及六尚书为八座），为台中长官；尚书郎则主作文书，起草立义，上殿奏事，“八座受成，事决于郎，下笔为诏策，出言为诏命”，为台中具体办事人员。郎官之下复有令史二十一人，主抄录文书。但东汉侍郎与令史尚无严格界限，侍郎缺常以令史升补。协助令、仆理事者尚有左、右丞各一人,左丞有纠劾之权,历代均同。
魏晋以后,令仆射及左、右丞理事之处为都台（后称都省）。下为列曹尚书，其数或五或六,各代不一,其区分办法也与东汉略有不同。如曹魏置五曹尚书：吏部，主铨官吏；左民，主民事；客曹，主外国及国内少数民族；五兵，主军政；度支，主财政。不似汉代以常侍曹主公卿，二千石曹主郡国二千石，按中央与地方区分职务。列曹尚书之下，复分曹置郎官，其数或多至三十六曹（两晋、北魏），或少至十五曹（东晋），其名称职掌亦代有变化，因事而设，不能尽举。丞郎之下，均有都令史、令史、主事、省事等吏职。而郎官、令史之区别更严，自郎官以上，多属士族；主事、令史，则多出寒人。虽间或有初仕令史而官至令、仆射（如北齐之赵彦深），然出身令史为人所贱视，则是普遍情况。
尚书省之组织，至隋而定型，尚书皆以部为名，而郎官以司为名。有吏部、礼部、兵部、刑部、民部、工部等六部及吏部、主爵等二十四司。司有侍郎一至二人，员外郎一人。炀帝时，又于每部增置侍郎一人以为尚书之副，原诸司侍郎则改称为郎（唐代则称为郎中）。尚书都省增设左右司郎（唐代改为郎中）各一人，作为左、右丞之佐。唐朝沿袭隋制，但名称屡有变更。龙朔二年（662）改尚书省名为中台,左右仆射为左右匡政，咸亨(670～674)初复旧; 光宅元年(684)又改名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文昌左右相；垂拱元年 (685)又改省名为都台，万岁通天(696～697)初复旧;长安三年(703)又改为中台,神龙(705～707)初复为尚书省开元元年(713)又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天宝元年(742)复旧。其下六部名称也有改复。
参考书目
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8本，商务印书馆，上海，1948。
严耕望：《北魏孝文帝尚书三十六曹考》，《大陆杂志》第11卷第1期，台湾，1955。
严耕望：《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香港，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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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省
中国古代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之一。它和汉代尚书有渊源关系。
汉武帝时进一步强化君权，以主管文书的尚书掌握机密要政。为便于出入后宫，用宦者担任，称为中尚书，简称中书，又因兼谒者之职，故又名中书谒者。其长官有令、仆射。宣帝末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仆射；元帝时石显为中书令，牢梁为仆射，均专权用事，为朝臣所恶。成帝时废除由宦者担任中书之制,此后至东汉末,改以士人为尚书。尚书台独掌枢要，地位日益崇重。但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者总要防止臣下的权力过大，以免威胁到自身。东汉末，曹操受封为魏王后，在建置魏国百官时，便设立秘书令，典尚书奏事。魏文帝曹丕即位后，改秘书为中书，设监、令各一人，监、令之下置中书郎若干人，于是中书省正式成立，其官员由士人充任，与西汉时用宦者充任的中书不同。从此以后，中书省与尚书台并立。原来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中书监令的品秩虽低于尚书令、仆射，但与皇帝的近密程度过于尚书，故机要之权逐渐移于中书省，尚书台的地位因之削弱。三国除曹魏外，孙吴亦设中书，置令、郎，但其制与魏制稍有不同。蜀汉不详。西晋以后,历代都沿袭曹魏立中书省,只有北周实行六官制，无中书之名。但其春官府有内史中大夫、下大夫等职，即相当于中书令、侍郎的职务。隋代废六官制，置内史省，即中书省。炀帝末又曾改名内书省。唐初亦名内史省,武德三年(620)始复名中书省。高宗龙朔二年(662)改称西台,咸亨(670～674)初复旧；武后光宅元年(684)改名凤阁,中宗神龙(705～707)初复旧；玄宗开元元年(713)改名紫微省,五年,复旧。自魏晋以后,中书省是与尚书省、门下省鼎立的三省之一。
中书省的组织，历代均有变化。自魏晋至隋初，以监、令各一人为其长官。后隋又废监，置令两人。唐承隋制，中书令曾改称为右相、内史令、紫微令等，均不久即复旧称。监、令之下，有中书侍郎（魏晋时也有单称郎或通事郎的；晋宋以后,概称侍郎）,为中书监、令之副，它与监、令的职责都是答复皇帝的咨询，负责起草诏及阅读臣下的表章。自晋至隋初，侍郎员额四人，后改为二人，唐因之。侍郎之下，有中书舍人，初称中书通事舍人,后去通事之名。中书舍人初掌呈进章奏,后掌撰作诏诰及受皇帝委任出使,宣旨劳问,受纳诉讼。其员额历代不同，唐时置六人。中书舍人之下，复有通事舍人（一度改称通事谒者）若干人，掌朝见引纳，殿廷通奏。此外，又有右补阙、右拾遗，掌谏诤，唐代所置；起居舍人，掌修起居注，隋代所置。
中书省最重要的职权是撰作诏令文书魏晋之初,监、令、侍郎多亲自起草，如曹魏时刘放为中书监，善为书檄，三祖（魏武、魏文、魏明）诏命多出自刘放。西晋张华为中书令,当时诏诰皆张华草定。其后,担任监、令的高门士族，崇尚清谈，厌亲细务，起草诏诰文书，多委之于舍人，于是机要之权逐渐下移。南朝时，草拟诏诰成为中书舍人的专职，其时皇帝为了便于驱使，多以低级士族或寒人充任舍人，“入直阁内，出宣诏命，凡有陈奏，皆舍人持入”，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参预决策。南齐永明（483～493）中，中书通事舍人权倾天下。梁武帝信任周舍、朱异，两人先后任中书舍人，专掌机密，虽官位多次升转，但不离舍人之职。陈时，“国之政事并由中书省。省有中书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事，各当尚书诸曹，并为上司，总国内机要，而尚书唯听受而已”，形成中书舍人专政的局面，监、令、侍郎反而成为虚位。这种情况在陈亡以后才有所改变。北朝的中书监、令仍然掌握诏命起草权，如北魏高允、高闾均以能文为中书监、令,诏令书檄,多出其手；北齐邢邵、魏收亦曾为中书监、令，亲作诏诰，与南朝由舍人起草诏诰的情况不同。隋代内史令与门下省的纳言、尚书省的仆射并为宰相之任，地位尊崇。下置内史舍人（即中书舍人）八员，专掌诏诰。唐朝也沿袭隋代，置中书舍人六员，以撰作诏制为其主要职责，又分押尚书六部，佐宰相判案。故舍人之职在唐代颇为显赫。
中书令在唐朝前期与侍中、仆射同为真宰相。宰相集议朝政的政事堂，初设于门下省，高宗死后，移至中书省。此后，中书令执政事之笔，有出令之权，遂居宰相之首。其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者，多以中书侍郎、门下侍郎为本官。至唐中叶以后，势力强大的藩镇和勋高望重的武臣常被加尚书仆射、中书令、侍中等官衔，以示荣宠。于是，中书令也逐渐成为虚衔。与此同时，以他官掌诏命策的制度也发展起来，翰林学士逐渐成为重要诏令的起草者，中书舍人的职权渐被侵夺，只能草拟一些例行书，变得无足轻重。所以中书省到了唐代后期也大权旁落。
陈仲安
北宋前期，中书省仅存空名，与门下省并列于皇城外两庑，所掌只是册文、覆奏、考帐等例行公事。宰相办公处称中书门下，简称中书（习称政事堂），置于皇城之内，不再设于中书省。中书令不真拜。中书舍人亦为寄禄官，不起草诏命，而另设舍人院，置知制诰或直舍人院以掌外制。元丰官制改革，将中书门下职权分属三省，恢复“中书取旨、门下覆奏、尚书施行”的唐制，并任命实职省官。同时废舍人院，建为中书后省。中书令仍虚位，而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为宰相；别置中书侍郎一人为副，与门下侍郎、尚书左、右丞并为执政。然因三省分权制影响行政决策效率，实行中改变为由宰、执事先共议于政事堂，奏准后以“三省同奉圣旨”行下。南宋时，中书省与门下省合并为中书门下省，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改称右丞相，中书侍郎改称参知政事。
辽以南面官治汉人，其南面朝官亦沿唐制有三省之名。中书省初称政事省，兴宗时改。其官见于记载者中书令、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然未必皆有实职，大抵多用以招徕汉人或示荣宠。'" class=link>金熙宗完颜官制改革，参用唐、宋之制建立三省,然中书令以尚书右丞相兼任,位在丞相下，亦不置实职之侍郎、舍人，掌诏者为翰林院，故中书省徒有虚名。完颜亮废中书、门下二省，仅存尚书省为最高政府机构。
元世祖忽必烈以前,大蒙古国以札鲁忽赤掌政务,大札鲁忽赤是最高行政官。此外，大汗的怯薛组织中有必赤（biikei，意为掌文书者）一职，掌写发诏令及其他宫廷文书事务，设有分掌畏兀儿文、汉文、波斯文等各种文书的必赤。随着蒙古统治地域的扩大，在中原和西域各地区颁布政令以及征收贡赋、任免官吏等事，都需要行用文书，必赤机构在行政事务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必赤长得以参预管理政务，成为次于大札鲁忽赤的辅相之臣。1231年，窝阔台南征驻跸云中（今山西大同）时，仿照中原官称，必赤长耶律楚材、粘合重山、镇海三人分别称中书令和中书左丞相、右丞相，同时将必赤机构称为中书省。但这只为适应统治中原汉地的需要而权宜使用中原官名，并未成为蒙古国的定制。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始采用中原官制,设立中书省以总理全国政务，为最高行政机构。其设官沿袭金尚书省之制，长官中书令由皇太子兼任，未立皇太子时则缺。实际长官为右丞相、左丞相（元制尚右，故右在左上），各一员，或仅置右丞相，总领省事，统率百司。平章政事四员，为丞相之副贰；右丞、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两员，为执政官；统称为宰执。又置参议中书省事四员，掌左司、右司文牍，参决军国重事。左司、右司，各置郎中、员外郎、都事等官。中书省领六部。中统元年初置左三部（吏、户、礼）、右三部（兵、刑、工），至元元年(1264)分为吏礼、户、兵刑、工四部，七年始分立六部。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各地区相继分立行中书省，总隶于中书省；山东、山西、河北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则由中书省直辖，称为“腹里”，即内地的意思。至元七年至八年，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至大二年(1309)至四年三次设立尚书省分理财赋，亦置丞相及平章、右丞、左丞、参政等宰执官。在这期间，行政权实际上归尚书省，各行中书省亦相应改为行尚书省。尚书省罢，权力复归中书省。
明初沿袭元制，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领辖六部，职权甚重。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朱元璋杀丞相胡惟庸，乘机废中书省，以六部分掌庶政，直接受命于皇帝，中央集权空前加强（见胡惟庸案）。
门下省
魏晋至宋的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之一初名侍中寺,是宫内侍从官的办事机构，后来发展成为与尚书省、中书省鼎足而立的三省之一。其称为门下省，始自西晋。
门下省的组织历代不尽相同，但均以侍中为其长官，黄门侍郎（或称给事黄门侍郎，后改称门下侍郎）为其副。门，指皇宫内门，因其门户漆以黄色，故又称黄门。至唐，其下属有给事中、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散骑侍郎、员外散骑侍郎、谏议大夫、奉朝请等官职。这些官职大都来源于汉代宫廷侍从。门下省所统的下属机构，历代也不一致。如刘宋、萧齐时有公车、太医、太官及骅骝厩等机构;隋代有城门尚食、尚药、符玺、御府、殿内六局；唐代则只有城门、符宝二局和弘文馆。
侍中在秦代是由丞相派赴殿中往来奏事的府史，因其在宫殿内供职，故称侍中。汉代成为加官，凡加此官号者，便可出入宫禁，为皇帝左右侍从，备顾问，并分管皇帝服用之物，下至虎子（便器）、唾壶之类也包括在内。内外朝官多可获得此种称号，并无员额，多至数十人。侍中由于在皇帝左右，有代皇帝“省（阅）尚书事”的责任，因此能参预决策。但在东汉后期宦官专政，比侍中更为接近皇帝的中常侍、小黄门等掌握了“受尚书事”的权力，侍中在政治上的作用受到限制。东汉末，宦官被诛后，献帝于即位之初，设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各六人，在皇帝左右省尚书事。从此侍中、黄门侍郎有了定员和专责，地位逐渐重要。魏晋时期，侍中定员四人（用作加官的侍中不在此数内）。三国时，侍中在魏、吴、蜀的政府中的地位都十分重要。黄门郎（即黄门侍郎）成为士人羡慕的要职。魏齐王芳时，王弼以未能在门下为黄门郎而遗憾。吴孙权用胡综、是仪为侍中，专典机密,“入阙省尚书事,外总平诸官,兼领辞讼”蜀相诸葛亮出师北伐时,上表嘱咐后主刘禅要信任侍中侍郎郭攸之、费、董允，“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这些事例都足以说明侍中、黄门侍郎的重要地位。西晋时，侍中的作用更为明显。武帝用任恺为侍中，委任他综管大小事务，当时连最有权势的开国元勋贾充也十分惧怕他。到了东晋以后，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即皇帝颁发诏书，一定要先通过门下省，从而形成了门下省的封驳权（即审核权）。这种封驳权发展到唐代，达到它的最高点。
侍中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以北魏更为显著。北魏早期官制脱胎于部落制度。什翼犍时，置左右近侍，侍值禁中,传宣诏命,以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为之。无常员,或至百数,其职位类似侍郎。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其职位类似于侍中。后来，道武帝拓跋焘称帝建国，模仿魏晋官制，于是这种与门下省制度大致相当的内侍长、近侍之职，便取得了侍中、散骑侍郎等名称，并继续享有重要地位，太武帝时，穆寿、张黎均以侍中辅政。宣武帝末，于忠为侍中兼领军，既居门下，又总禁卫，秉朝政，权倾一时。北齐时宰相执政者也多兼侍中之职。
北周实行六官制度,不置门下省,其天官府御伯中大夫（后改名为纳言）即相当于侍中之职（见北周六官）。
隋朝废六官制，恢复门下省，原先的侍中即名为纳言，隋炀帝时又改纳言为侍内，这时因为避隋文帝父杨忠讳的缘故。唐初复名纳言,武德四年(621)才复名侍中。以后,门下省及侍中又有数次改名：龙朔二年(662)门下省改名东台,侍中改名左相；光宅元年(684)省名改鸾台，侍中改名纳言；开元元年(713)省名改黄门省,侍中改黄门监，但不久都恢复原名。唐代前期,侍中是真宰相,宰相议政的政事堂，最初也设在门下省，以后才移到中书省。侍中是政事堂的当然成员,但由于此官品高望重,轻易不以授人。中唐以后，侍中成为授与勋臣节将的荣誉职称，逐渐变成虚衔。
黄门侍郎在门下省是仅次于侍中的要职。南齐时被呼为小门下，职掌与侍中相同。唐代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者，多以门下侍郎或中书侍郎为本官。黄门侍郎在唐代随着省名的改变，也有过东台侍郎,鸾台侍郎等名称。最后到天宝元年(742)改为门下侍郎。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既为宰相，遂不复归本司办事，于是，侍郎本身之职多由给事中代行。
给事中以给事（供职）于官省之中得名。在汉代也是加官，大夫、博士、议郎等，凡加此官号者，便得在宫殿中任职。本无员额，曹魏时，或为加官，或为正员，以后历代或有或无。隋以前地位在黄门侍郎之上。隋无此官，后移尚书吏部之给事郎于门下省。唐代改名给事中，定员四人，地位在黄门侍郎之下。给事中职掌读署奏抄，驳正违失。诏有不便者，涂改还奏，谓之“涂归”。所以唐代给事中具体执行门下省的封驳权，地位至为重要。这时的给事中已非隋以前的给事中，不过袭用其名而已。唐代给事中也曾改称东台舍人、鸾台舍人等名。由于它有驳正诏的职责，逐渐演变成为谏官。
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散骑侍郎、员外散骑侍郎等官，原属散骑省，后又属集书省，隋代始并入门下省。其职掌侍从规谏，实际上是位望通显而无具体职事的闲职，仅用来作为高级官吏的荣誉衔。唐高宗时，又分散骑为左右，左属门下，右属中书。
此外还有左补阙、右拾遗各六人，掌讽谏；起居郎二人，掌记录时事，作起居注。这些都是唐代增设的官职，也属门下省。门下省在宋代形式上还存在，实际职权已移至其他机构，其长官成为寄禄虚衔。辽代南面官系统中有门下省，职掌、官名、员额与宋制略同。金废除门下省。元代以后，门下省不再设置。
参考书目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20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
老泪 at 2005-11-16 23:04:45
政事堂
唐宋时期宰相议事的地方政事堂会议是常设的,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
唐初，为了便于宰相集议军国大事，设政事堂于门下省。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原仅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他们是“当然宰相”。其后，皇帝又以他官参加政事堂会议，称为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以后逐渐统一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名，亦为宰相。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唐中宗即位，中书令裴炎以中书负责草拟诏令为由，奏请移政事堂于中书省。至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名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堂印亦改为中书门下之印。但其后仍有称为中书政事堂或中书都堂。后晋时，又曾改名为政事厅。
“中书门下”虽设在中书省内，但自成为一个机构，为了便于处理政务，政事堂后分列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以分理众事，供职者称为堂后官，虽都是吏员，但地位极为重要。 陈仲安
北宋前期沿唐制，以政事堂为宰相、参知政事议事办公处。正式名称为中书门下，简称中书，俗称都堂或中书都堂，通常称为政事堂，设于禁中。政事堂囊括门下、中书和尚书三省的大部或主要职权，是最高行政机构。
政事堂下设舍人院，有知制诰或直舍人院，负责撰拟诏旨。还设孔目、吏、户、兵礼和刑等五房，分曹处理事务。设堂后官十五人,分主五房；淳化四年(993)减为六人,内一人任都提点五房公事,总领五房，余五人各分主一房。熙宁三年(1070)设检正五房公事（都检正）,位在提点五房公事之上,各房设检正公事二人,位在各提点公事之上。
元丰改制，中书所辖职事，分属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宰相、执政的议事办公处，仍设在原政事堂正厅，改称三省都堂，通常只称为都堂。此后宰、执的办公处设于尚书省的都堂，有时也称之为中书或政事堂。
元、明、清三朝，不再设政事堂。民国建立后，袁世凯于1914年5月3日改国务院为政事堂，以国务总理为国务卿，从而废除责任内阁制（见内阁），使政事堂成为总统府的办事机构。1916年5月8日，袁世凯又改政事堂为国务院。
老泪 at 2005-11-16 23:04:59
六部
特指明清中央行政机构中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及工部。汉光武帝刘秀在尚书台设******、吏部曹、民曹、客曹、二千石曹、中都官曹等六曹尚书，为六部前身。西晋时，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属尚书省。南北朝亦有六部，然名称因王朝而异。隋初六部名为吏部、礼部、兵部、度支、都官及工部。至唐代改度支为户部，改都官为刑部，遂成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统于尚书省。宋代因之。元代改统于中书省。明代废中书省，六部乃直接对皇帝负责，成为主管全国行政事务的最高机构。各部置尚书一人，总管本部政务，下有左右侍郎各一人，为尚书之副。清代于天聪五年(1631)仿明制设六部。初以贝勒（亲王、郡王）分别总理各部部务；各设满洲、蒙古及汉承政、参政、启心郎、额哲库等官。顺治元年(1644)，停贝勒总理部务；并改承政为尚书，参政为侍郎，理事官为郎中，副理事官为员外郎，额哲库为主事;启心郎未改,至顺治十五年裁。雍正元年(1723)以后常以大学士兼管各部，尚书以下各官时有增减。据光绪朝《大清会典》及《历代职官表》记载，清代各部职官设有：尚书（从一品）、左右侍郎（正二品）、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正六品）以及堂主事、司务笔帖式、七品小京官等。六部职掌,明清略同，各部下辖诸司及官属，则有出入。
吏部 吏部为管理文职官员的机关，掌品秩铨选之制，考课黜陟之方,封授策赏之典,定籍终制之法。吏部下设四司：明清为文选清吏司、验封司、稽勋司和考功司。文选清吏司掌考文职之品级及开列考授拣选、升调、办理月选。验封司掌封爵、世职、恩荫、难荫、请封、捐封等事务。稽勋司掌文职官员守制、终养、办理官员之出继、入籍、复名复姓等事。考功司掌文职官之处分及议叙，办理京察、大计。 户部 户部掌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其内部办理政务按地区分工而设司,明十三司：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云南、贵州。清增江南司,为十四司。各司除掌核本省钱粮外，亦兼管其他衙门的部分庶务，职责多有交叉。除以上各司外，清还设有掌管八旗事务的八旗俸饷处及现审处隶于户部的机构有:掌铸钱的钱法堂及宝泉局;掌库藏的户部三库;掌仓储及漕务的仓场衙门。
礼部 礼部掌典礼事务与学校科举之事。考吉嘉、军、宾、凶五礼之用；管理全国学校事务及科举考试及藩属和外国之往来事。礼部下设四司，明清皆为：仪制清吏司，掌嘉礼、军礼及管理学务、科举考试事；祠祭清吏司，掌吉礼、凶礼事务；主客清吏司，掌宾礼及接待外宾事务；精膳清吏司，掌筵飨廪饩牲牢事务。四司之外，清设有铸印局，掌铸造皇帝宝印及内外官员印信。会同四译馆，掌接待各藩属、外国贡使及翻译等事。
兵部 明职掌全国军卫武官选授简练之政令。清职掌全国绿营兵籍及武职官员的机构。职掌内外武职官员的除授、封荫之典，乘载、邮传之制，甄核、简练之方，士籍、军实之数。兵部下设四司：武选清吏司，考核武职官员的品级与选补、升调、承袭、封赠诸事，并管理土司；车驾清吏司，掌全国马政及驿传等事；职方清吏司，掌武职官员的叙功、核过、抚恤、军旅之简阅、考察、巡防等事，并管理关禁与海禁；武库清吏司，掌全国之兵籍、军器并武科考试之事。此外，清设稽俸厅，掌稽察武职官俸；会同馆，管理京师驿传事务；捷报处，掌递送文书。
刑部 刑部为主管全国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的机构，与督察院管稽察、大理寺掌重大案件的最后审理和复核，共为“三法司制”。刑部的具体职掌是：审定各种法律，复核各地送部的刑名案件，会同九卿审理“监候”的死刑、案件以及直接审理京畿地区的待罪以上案件。刑部的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是按省设司,明为十三司,名称与户部诸司同。清增加直隶、奉天、江苏、安徽四司，为十七司。清刑部各司除分核本省刑名外，职掌他省及衙门的部分文书收发和某些日常政务。此外，清设督捕司，掌督捕旗人逃亡事；秋审处，掌核秋审、朝审各案；减等处,掌汇核各省及现审各案之遇赦减等事；提牢厅,掌管狱卒，稽察南北所监狱的罪犯，发放囚衣、囚粮及药物等；赃罚库，掌收放现审案内赃款及没收各物件，并保管本部现银及堂印；赎罚处，掌罚罪事；律例馆，掌修订法律。
工部 工部为管理全国工程事务的机关。职掌土木兴建之制，器物利用之式，渠堰疏降之法，陵寝供亿之典。凡全国之土木、水利工程，机器制造工程（包括军器、军火、军用器物等），矿冶、纺织等官办工业无不综理，并主管一部分金融货币和统一度量衡。明清工部下设四司：营缮清吏司，掌宫室官衙营造修缮；虞衡清吏司，掌制造、收发各种官用器物，主管度量衡及铸钱；都水清吏司，掌估销工程费用，主管制造诏册、官书等事；屯田清吏司，掌陵寝修缮及核销费用，支领物料及部分税收。除四司外，清设有制造库，掌制造皇帝车驾、册箱、宝箱、仪仗、祭器等；节慎库，掌收发经费款项；料估所，掌估工料之数及稽核、供销京城各坛庙、宫殿、城垣、各部院衙署等工程。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这是六部之外增设新部之始。二十九年又增设商部。三十一年再增设学部及巡警部。六部之制逐渐变化。
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将户部改称度支部，兵部改称陆军部，工部与新设之商部合并为农工商部，原来的理藩院改称理藩部，刑部改称法部，另增设民政部、邮传部。将原设之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礼部内部机构中添设承政、参议二厅,仪制太常光禄三司及礼器库礼学馆至宣统三年(1911)四月，清政府成立责任内阁。五月，责任内阁颁布官制，设立制诰、铨叙等局，吏部遂撤。六月，将礼部改为典礼院，成为清政府专管朝廷坛庙、陵寝之礼乐及制造典守事宜,并掌修明礼乐、更定章制的机关。六部之制,遂告变革。
老泪 at 2005-11-16 23:05:12
内阁
明清设于内廷，专主票拟的中央政务机构；北洋政府时期的最高行政机关。
明 明初，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总理全国政事。洪武十三年(1380)初，明太祖为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废中书省和丞相。九月，设春夏秋冬四辅官，位在左右都督之下，尚书之上。每月分上中下三旬，由四辅官分别依次轮值，备皇帝顾问，就皇帝交办之奏疏，提出意见，供皇帝裁决。当时内外奏疏和一切政务，直接由皇帝处理，遇大事大疑，皇帝同臣下一起“朝堂论政”，面奏取旨。故四辅官虽设，而其官不备，亦不关政本。十五年七月，废除四辅官。九月，又仿宋制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数人，官秩仅五品，为皇帝侍从顾问，无所掌印信，在翰林院履任支俸，此即内阁之滥觞。成祖即位,于当年(1402)八月和九月,特简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入文渊阁当直，参预机密重务。因文渊阁地处内廷，阁臣又常侍皇帝于殿阁之下，故称内阁。其时,专理诏册和制诰,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章奏亦不通过内阁，一切章疏批答皆出自皇帝。入阁诸臣谓之入阁办事,后渐升至学士、大学士。洪熙时,内阁权力渐重，可以条对皇帝提出的议题，大学士加官至师、保及尚书、侍郎。自后，多以尚书、侍郎授殿阁大学士，六部也逐渐要禀受内阁奉旨而后施行。宣德和正统时，先后设东制房和西诰房，由中书官掌办文书，是为内阁属吏，阁制始备。皇帝批答内外所上奏疏，始命阁臣拟出意见，用小票墨书贴在各疏面上，谓之条旨或票拟。然后，由皇帝朱笔批出，谓之批红。大事大疑仍命大臣面议,议定后再传旨处理。英宗以幼龄即位,凡事令内阁议行，票拟遂成定例。内阁以有代言拟旨之责，渐成为协助皇帝决策的中央机构。内阁之职不同于前代之相，主票拟而不身出与事。明中叶后，大学士主持阁务者称首辅，余称次辅、群辅，朝位班次皆列六卿之上。嘉靖至万历初，首辅独专票拟，阁权至重，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六部不过奉行而已。明代著名大学士有杨士奇、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其中尤以张居正事功最显。正统以来，皇帝往往不亲政事，阁票入内，例由司礼监承旨批复，故内阁之权多为宦官所制。隆庆、万历间，阁臣相构，时与司礼监相结，以为助力。天启时，魏忠贤擅政，以内阁为羽翼，内外大权一归宦寺。崇祯时，阁臣一概以占卜的方式选举，谓之“枚卜”，以防臣下结党，十七年中五十人入阁，君臣猜忌，无补于国。
李广廉
清 清入关前，于后金天聪三年(1629)设文馆于盛京，后于天聪十年改文馆为内三院。入关后，于顺治十五年(1658)仿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置大学士满、汉各二人,秩正一品。掌赞理机务,表率百僚。十八年复改内阁为内三院。康熙九年(1670)再改内三院为内阁，自此遂成定制。乾隆十三年(1748)定大学士以保和、文华、武英三殿及文渊、体仁、东阁三阁入衔。另设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与大学士同理阁务。设学士掌敷奏本章,传宣诏令。又有侍读学士掌收发本章,总稽翻译。清代内阁的主要职掌是票拟本章,即京内外的题奏本章,均先由内阁草拟批复谕旨，经皇帝同意后，由批本处批红，发六科抄出执行。另外,在康熙朝以前,内阁大学士、学士等还参与天下庶政的决策。
为防止阁臣专权，清初设有议政王大臣，凡军国政务，多不由阁臣票发，都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年间设南书房,选调词臣优者入值,以撰拟谕旨并备顾问。雍正时又设立军机处，以之承旨出政，这样分散了内阁的权力，而皇帝则乾纲独揽。尤其是雍正朝之后，清内阁名义上仍为“掌议天下之政，宣布绦纶，厘治宪典，总钧衡之任”，是清代最高级的官署，内阁大学士为最高级的文官，但实际上，只起到了办理本章、起草诏令兼备咨询的作用。内阁内部设有典籍厅、诰房、满本房、汉本房、蒙古房、满票签处、汉票签处、批本处、稽察房、副本库等机构，以处理各项例行事务。
清末，仿行君主立宪制度，于宣统三年(1911)四月，将内阁与军机处、会议政务处合并，成立责任内阁，为最高国务机关。设总理大臣一人,协理大臣二人,并外务、民政、度支、学务、陆军、海军、司法、农工商、邮传、理藩各部大臣一人,皆为国务大臣,由皇帝特旨简任。国务大臣辅弼皇帝，担负责任。总理大臣为国务大臣之领袖，秉承皇帝之意,定政治之方针,保持行政之统一；协理大臣为其副，赞助政务。责任内阁内属机构有承宣厅、制诰局、叙官局、统计局、印铸局,以分理各项事务别设法制院,厘定法制当时清廷命庆亲王'" class=link>奕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也多是皇族亲贵，故称“皇族内阁”。在遭到人民的反对后，清廷迫不得已于同年11月 2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可自择国务大臣，由清廷批准，谓之完全内阁。清亡，完全内阁为民国内阁所取代。
秦国经
民国 北洋政府于1912年 3月30日成立内阁。由国务院、行政各部和国务院直辖各机关组成。国务院成员称国务员，包括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国务总理为实际的行政首长，由大总统提名，经国会同意后任命；通过国务会议处理政务，并对国会负责；同时也是国务院的首长，在国务员中居于领袖地位。各部总长（一人）由总理提名,经国会同意后再由大总统任命;另设次长（一人），为总长之副；下置总务厅和各司（局），分理具体政务。国务员辅佐大总统负其责任，对大总统所发命令等，国务总理均须副署，各部总长就关系所主管的部务连带副署。但在袁世凯时期，大总统事实上不受法律的约束，国务员副署徒具虚名。国务院置秘书厅，设秘书长一人,承国务总理之命,掌理秘书厅事务。行政各部初为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林、工商、交通十部。1913年12月22日并农林、工商二部为农商部,存九部国务院直辖机关有法制、铨叙、印铸等局。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3日取消国务院和国务总理，于总统府置政事堂，设国务卿一人赞襄政务。又设左、右丞各一人，赞助国务卿与闻政事;参议八人,审识法令。政事堂直辖机要、法制、铨叙、印铸、主计五局和司务所。行政各部在组织方面无大变化，其总长职权不能独立行使，须一一请示大总统。政事堂和行政各部不复具有内阁的性质。1916年 4月21日，由于护国战争的爆发和胜利，袁世凯被迫再次改制，规定国务卿和各部总长均为国务员，由国务员组织政府，辅弼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卿受大总统委任总理国务,公布法令及国务文书，并得依其职权或特别委任发布政府令。政事堂和直辖的五局一所仍旧,不设左、右丞。5月4日,又将仅属于国务卿的发布政府命令权扩大到全体国务员。8日命改政事堂为国务院,复设国务院秘书厅和秘书长,独不恢复国务总理名义。6月29日黎元洪废国务卿，恢复内阁旧制。
1924年11月24日，内阁制再次被废。段祺瑞以临时执政兼为行政首长，直接指挥各部。直至1925年12月25日才复设国务院，任命国务总理。但内阁并无独立职权，与政事堂、国务卿无异。1927年 6月18日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为最高军政首脑，其下仍置国务院，由包括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的国务员组成，辅佐大元帅政务。行政各部分农商部为实业、农工二部,合陆军、海军航空署及不属内阁管辖的参谋本部为军事部,合计外交军事、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实业、农工、交通九部。由于军事部将军政和军令合而为一，军事独裁的性质更加明朗化。1928年6月3日，最后一届内阁随着北洋政府的覆灭而告结束。
参考书目
关文发：《试论明朝内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李天佑：《明代的内阁》，《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黄彰健：《论明初的四辅官》，《明清史研究丛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
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华书局,北京，1984。
老泪 at 2005-11-16 23:05:37
御史台
东汉至元设置的中央监察机构。秦及西汉，御史属御史大夫府。大夫佐丞相理国政，兼管监察。下有两丞，其一为御史中丞，又称中执法，在殿中兰台，外督部刺史，内镇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具体掌握监察权力。西汉末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不再兼管监察，御史中丞出为台主。东汉因袭，称御史台。曹魏一度改御史中丞为宫正，后复原名，历晋、宋、齐、梁、陈不变。北魏改中丞名为中尉，威望甚重，北齐复名中丞。北周行六官制，其秋官大司寇下之司宪中大夫即御史丞之职（见北周六官。隋废六官制，复立御史台，因避讳，御史中丞改称御史大夫，为台主，治书侍御史为副。唐初沿袭隋制，贞观末，因避太子李治讳，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高宗龙朔二年(662),改台名为宪台，咸亨元年(670)复旧。武则天光宅元年(674)，改称肃政台，分为左右，各置肃政大夫（御史大夫）、司宪大夫（御史中丞），左台专监在京百司及军旅，右台按察诸州文武百官。中宗神龙元年(705),复名左右御史台。睿宗延和元年(712)，又合而为一。
唐御史台有三院：①台院：置侍御史四人(或六人)，掌纠举百僚，推鞫刑狱。此外，监太仓、左藏出纳，监督没收赃款及收纳赎款等职，也由侍御史分工负责，其中以资历深者一人知台内杂事,称为杂端,权力最大。②殿院：置殿中侍御史九人，掌整齐朝班，检察仪仗；京城内分左右街巡察，检举巡内不法之事；又助侍御史推事,监太仓、左藏出纳。③察院：置监察御史十五人,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监决囚徒。监察御史多奉出使，巡察诸道，称巡按使；检察馆驿，称馆驿使；监军则清点俘获，审查功罪；监屯田、铸钱则审计盈亏，纠劾过失；又监岭南黔府考选。其在京师，则以监察御史分察尚书六部，又以二人助殿中侍御史分察左右巡及整饬朝班仪仗。
御史台的职责虽极繁多，最重要的实为两项：一是弹劾百官。御史可以据风闻弹事，弹劾不必先禀告长官，也可弹劾台内长官和同僚。二是推鞫刑狱。有的案件由当事人自赴朝堂申诉，由中书舍人、给事中及侍御史受理，称为三司受事；也有投牒匦中，由侍御史监督处理，称为理匦；更多的是奉推鞫。御史台本无监狱，所推问的罪人寄囚于大理寺。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始别置台狱。自大夫以下诸御史都可以拘捕人入狱。武则天时为了消灭反对势力，用酷吏为御史,大杀宗室、大臣,又令御史中丞来俊臣别置狱于丽景门，入狱者大都被处死，因此世人称此门为例竟门。到玄宗开元十四年才由御史大夫崔隐甫奏准依旧制，废台狱。需要拘留者，止于台中诸院寄禁。
三院御史为清要之官,虽秩品不高,但威权甚重。唐玄宗时常用御史充任各种重要使职，如宇文融以监察御史为覆田劝农使,他所奏置的判官十人也都兼御史衔后来，他又充租地安辑户口使，官位也经侍御史擢升到御史中丞。其后杨慎矜、王、杨国忠等人也都是从监察御史历侍御史至御史中丞，担任各种重要财政使职。因为御史权重可畏，易于集事。玄宗以后，凡节度使、观察使无不兼大夫、中丞衔，所属判官也多带侍御史、监察御史衔；度支、盐铁、户部三使的巡院官也多兼“宪衔”，就是这个原因。这些由外官兼摄的御史被称为外台，加上检校等字样，以示非中央御史台正员。到了后期，方镇的将校也多带“宪衔”，宪衔遂滥。
按唐制，御史监察百官，本身却要受尚书左右丞监察，纠弹不当要受劾治。但在御史台权力膨胀时期，左右丞很少能执行这种监察权力。
御史制度是监制百官、巩固皇权的制度，当唐代后期皇权削弱时，御史的威权也随之下降。御史监军的权力早在唐玄宗时已被宦官取代。安史之乱后，外则藩镇割据，内则宦官专政，御史很难在他们势力范围之内行施监察权贞元十九年(803)监察御史崔遵循旧制到神策右军巡察，被军中执奏, 笞四十, 流配崖州（今广东海南岛琼山东南）。重要诏狱(皇帝下诏审问的案件)也多交给两种策军中尉在仗内鞫讯，御史承审诏狱之权也被剥夺。
唐代东都洛阳也置御史台，高宗、武则天常驻洛阳，其台颇为重要。中宗以后，洛阳只置留台，以中丞一人、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三人组成。中叶以后，常以东都留守官兼任中丞，所属御史也不全备，只是形式存在而已。
陈仲安
宋沿唐制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兼理重难案件，御史台下分三院，侍御史主台院，殿中侍御史主殿院，监察御史主察院。北宋前期，官名御史者多出任其他差遣,而以其他官员任御史,置推直官以治理案件。不设御史大夫,以御史中丞为台长,以侍御史知杂事（知杂御史）为副长官。太平兴国三年(978)任命监察御史,是为正名举职之始。资历浅的官员任御史,加“里行”,称殿中侍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天禧间(1017～1021)一度设言事御史（谏官御史），庆历五年(1045)又设言事御史，称为言事官，御史兼有谏官的职责。元丰三年(1080)复建六察制度,御史台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案,分察中央政府各行政机构,后又以户案兼察转运使，刑案兼察提点刑狱。御史台的六名御史中三人（后增为六人）分领六案，官制改革后分察尚书省的六部、寺监及其他在京百司；另三人为言事官，兼察秘书省、内侍省和入内内侍省等少数中央机构。元丰七年，改知杂御史称侍御史，改言事官称殿中侍御史，六察官为监察御史，其他所兼使名，以及里行、推直官等并罢，沿用至宋末。宋代御史许风闻言事，以广言路。
金、元基本上沿唐宋之制，略有变化。明初将御史台改称都察院，一直行用至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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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
唐代开始设立的各种艺能之士供职的机构。自唐玄宗李隆基选擅长文词的朝臣入居翰林以起草诏制后，演变为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任职者称翰林学士。
唐代翰林院何时设置,目前尚无定论,史载多见于唐玄宗时。当时在翰林院供职的有词学、经术、合炼（炼丹）、僧、道、卜祝、术、艺、书、弈等各色人才,称为待诏，即听候皇帝随时召见和差遣。其中词学之士最受重视。起草诏制本是中书舍人的专职，但在唐代初期已有他官被召草拟诏制的事例，唐高宗、武后时的北门学士刘懿之、周思茂、元万顷等尤为著名，仅当时还没有设专门机构。唐玄宗感到中书舍人草拟诏制的制度难以保守机密和应付急需，因此，他挑选擅长文学的亲信官员如张说、张九龄、徐安贞等人充翰林院待诏，以备起草急诏（兼撰拟诗文），又称翰林供奉。
翰林院设置在宫内深处，麟德殿之西，比属于中书省的中书舍人院更接近于寝宫内殿（这是在长安大明宫内的情况,皇帝若住在兴庆宫、西内或东都时,翰林院的位置也比中书舍人院密近）。大致由于待诏翰林的各色人才很杂，不能保证机密不外泄,故开元二十六年(738)，又在原翰林院之南另建翰林学士院，专供草拟诏制者居住,供职者称翰林学士(简称学士)。学士院建立之后,待诏于原翰林院的文学之士仍称供奉或待诏，也有学士与待诏二名兼称者,如天宝七载(748)所立的《封北岳安天王碑》,撰者李荃自题衔名为“直翰林院学士供奉”;大诗人李白被称为翰林学士，也被称为翰林供奉。这种待诏于旧翰林院的文学艺能之士长期存在，而且为数甚多，据《顺宗实录》记载，顺宗即位后，曾一次即罢翰林阴阳、星、卜、医、相、覆棋诸待诏者三十二人，可见人数之众。而顺宗所倚以主持政策的王叔文是翰林棋待诏，王是诗书待诏（见二王八司马）。
学士本是文学儒生的泛称，后来随着各类机构的设置而成为一种差遣职，如唐代有弘文馆、崇贤馆、集贤院等学士。张说入充翰林院待诏时也是集贤院学士。供职于翰林学士院的学士也是差遣职，本身并无秩品，都带本官，上自尚书（三品），下至校书郎（九品），均可充任，也有中书舍人充任的。初置时并无员额，少或一两人,多或五六人,由皇帝遴选。后来依照中书舍人之例，置学士六人，择其中资历深者一人为“承旨”。安史之乱以后，军事频繁，“深谋密诏，皆从中出”，翰林学士于其间起着极大作用,地位愈来愈重要,不但在草拟诏制方面分割了中书舍人之权，也在参谋密计方面分割了宰相之权。唐德宗时翰林学士陆贽因此被称为“内相”。唐宪宗以后，翰林学士承旨往往晋升为宰相。
学士院设置之后，与中书舍人院有了明确分工。学士所起草的是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为“内制”，用白麻纸书写，故又称“白麻”；中书舍人所起草的则是一般臣僚的任免以及例行的文告，称为“外制”，用黄麻纸书写，故又称“黄麻”。有时翰林学士缺人，也临时召取中书舍人代草内制，但不经常。此外，还有专侍皇帝读书写字的侍读学士、侍书学士，则不负起草诏制之责。
翰林学士地位的增高，引起皇帝的猜忌，敬宗宝历二年(826)曾打算别置东头学士以抑之,由于敬宗不久被宦官所杀，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但反映了封建文官由卑而高，由亲而疏的发展规律。
学士院有两名由宦官充任的学士院使（或称翰林院使），在皇帝与翰林学士间起传达联系的作用，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这是唐代后期宦官专政情况下的产物。
后晋天福五年(940)曾宣布废除翰林学士,将草拟诏制之权归还中书舍人，但不久又恢复。
陈仲安
宋沿唐制设学士院，也称翰林学士院，有时亦称为翰林院。北宋前期各政府机构大多名不副实，学士院则仍遵行唐制为草拟内制之所，翰林学士亦依旧例为六员，但通常少于此数，偶设七员，其第七员翰林学士，号称“员外学士”。宋亦以翰林学士资深者一人为翰林学士承旨，但不常设置。翰林学士实际上充当皇帝顾问，很多宰相都从翰林学士中选拔。
北宋前期的翰林学士，亦如唐代无秩品，以其他寄禄官充任。有时领其他差遣，类同贴职，则不草拟内制。在学士院草拟内制的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衔,如寄禄官至中书舍人则不加知制诰衔，一般都只称为翰林学士。常见的知制诰，通常是指任职于舍人院草拟外制的知制诰。翰林学士大多由草拟外制的知制诰选任，不再召试制词。
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成为正式官员，正三品，并且不任其他官职,专司草拟内制之职,例带知制诰衔。由于草拟外制的知制诰已废，所以，北宋后期及南宋的知制诰，都是翰林学士的加衔。翰林学士定额为两员。
如果其他官员入学士院草拟内制而未任命为翰林学士者，称为直学士院、直翰林院，简称“直院”。遇学士院全缺翰林学士，而以其他官员临时代行其职，宋初曾称为权祗应翰林院事，后称权直学士院、权直翰林院、学士院权直、翰林权直，简称“权直”。如官位高于翰林学士，则称为权翰林学士、权学士院。
由于唐代学士院自翰林院分出，故宋代有时亦称学士院为翰林院。宋代亦另有专掌艺学供奉之事的翰林院，则与学士院之又称为翰林院者无关。
陈振
西夏设翰林学士院，官员有学士等。辽北面官中有翰林院，掌汉文文书及刑狱诸事，长官为翰林学士及翰林学士承旨等。金天德三年(1151)，置翰林学士院，设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等，掌起草诏书等事。元代设翰林兼国史院及蒙古翰林院，官员与金代同，分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及译写文字。
明翰林院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设掌院学士（正五品），下属有侍讲学士(正六品)、侍读学士（正六品）、世袭五经博士（正八品）以及介于官与非官之间的六科庶吉士。入翰林院者官品虽低，却被目为清贵之选。明朝翰林若得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密，则更是贵极人臣。清因明制，设翰林院。置掌院学士（正五品）两人，满员、汉员各一人，由大学士、六部尚书或侍郎内特简。掌院学士下设侍读学士（从五品）、侍讲学士(从五品)，满、汉各三人；圣裔太常寺博士（正七品），以孔氏衍圣公第三子承袭；世袭五经博士（正八品）；六科庶吉士。
清掌院学士无文学撰述之责，是侍读学士以下诸官的名义长官，与唐宋之翰林学士有所不同。侍讲以上诸官亦仅具空名，并不任讲书之职。担任讲书者须另外选派，加经筵官之衔。世袭五经博士的设置，也意在照顾孔子及朱子的子孙,以奉祀其先人,实际不任职务。故清代翰林院诸官极为闲散。但翰林官亦是清华之极选。仕为翰林官者不仅升迁较他官为易，而且南书房行走及上书房行走例由翰林官为之，因接近皇帝、皇子及近支王公，多蒙优待厚遇。
老泪 at 2005-11-16 23:06:43
谏院
职掌规谏朝政缺失的中央官署。宋初沿唐制，门下、中书两省有左、右补阙、拾遗。端拱元年 (988)改补阙为司谏，拾遗为正言，虽名为谏官，但无诏旨并不任谏职。门下省有谏院，亦名存实亡。
天禧元年(1017)设谏官六人，不兼领其他职务，专任谏职，并诏谏院为独立机构,但不久谏官缺而不置,谏院又名存实亡。天圣元年(1023)，谏院复设谏官。明道元年(1032)以门下省址为谏院，设知院六人，以谏议大夫、司谏、正言充任。以其他官员充任的，称知谏院。
元丰改制，废谏院，以左、右谏议大夫、司谏、正言,分属门下、中书两省。建炎三年(1129)复设谏院,为独立机构。绍兴二年(1132)改为中书门下省的下属机构。
宋代谏官并不专任谏职，亦常弹劾大臣，而御史台的御史，也并非专察臣僚，言事御史（殿中侍御史）即主要是向皇帝进言，其职责类同谏官，宋代常以台谏并称。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因谏官不专任谏职，曾再度设置左、右补阙、拾遗，专任谏正皇帝之职，不久亦废。
辽代在南面官的门下省和中书省分别设左谏院和右谏院，虽设左、右谏议大夫等官，但有名无实。金代谏院，设左、右谏议大夫、司谏、补阙、拾遗等官职。元废。明初洪武中叶复设谏院,置谏议大夫及左右司谏正言等，不久又废。
参考书目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商务印书馆，上海，1948。
太学
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始在长安建立太学。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从武帝到新莽，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开设了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 class=link>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的课程。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秉政，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并笼络广大的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实前所未有。武帝到王莽，还岁课博士弟子，入选的可补官。
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后来汉明帝刘庄还到太学行礼讲经。顺帝永建元年(126),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费一年时间，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建成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学生称之为太学生。其后, 太学生人数多至三万人。灵帝熹平四年(175),为了刊正经书文字，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经，树立于太学门外，全国各地来观看和抄录经文者，络绎于途。两汉时太学在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政治的腐败,太学生开始参与政治。西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千余，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东汉晚期陈蕃李膺等人反对宦官的黑暗统治，得到太学生的支持和响应，于是太学生也成为宦官打击的对象（见党锢），不少与党人有牵连的人遭到禁锢。熹平元年，太学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达一千余人。
吴荣曾
魏文帝曹丕黄初中恢复了洛阳的太学，有博士十九人。太学生在魏明帝时增至千余。时依汉制设五经策试之法，通过考试的可补掌故、太子舍人、郎中等。西晋武帝时太学生三千人（一说七千余人），依《晋令》规定，试经及格者可拜郎中。西晋时教育体制的重大变化，是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专设了国子学，形成了贵族与下层士人分途教育，国子学、太学并立的双轨制。东晋学校教育相当衰微，南朝则有所复兴，国子生多为士族高官子弟，称之“国胄”或“世胄”，可以经明经策试入仕，而太学则往往仅存博士而无生员。
十六国时期，一些少数族政权亦曾设立太学以及四门学、郡国学、律学,生员身分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当。然各政权兴废不定，学校也时设时罢。至北魏道武帝,设立学校,称国子太学。后又别立太学。国子学一度改称中书学，后又改回。郡学也称太学。孝文帝、宣武帝时，又增设了四门小学，形成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三学并立之制。南北朝后期至隋，又逐渐形成了律学（习法令）、书学（习文字）、算学（习计数）三学。
唐代国子监，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学校的差别，与学生资荫(即父祖官爵)身分有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律学、书学、算学则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此外，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学习儒家经典，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则学习专门技术。国子学生员三百人,太学五百人,四门学一千三百人，律学五十人,书学、算学三十人。入学年龄为十四岁至十九岁, 律学则为十八岁至二十五岁。高宗龙朔二年(662),又在东都洛阳设立了一个国子监，与长安国子监合称“两监”。
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主持政务。下设司业为副，及丞（掌判监事）、主簿（掌印）、录事。诸学有博士、助教、典学直讲等学官,掌教学。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入学后，要根据将来考进士科还是考明经而分科学习。所习儒家经典分为大中小三种,《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则都要掌握。这与进士明经科的考试要求，基本一致。学校每岁向礼部荐送参加科举考试者。如学业不佳而多年不堪荐送，或荐送后屡年落第，则往往要被学校解退除名。
唐代前期，进士及第而享文名者，大多由两监生徒出身。主考官在取舍中，也有意偏重生徒。时进士不由两监出身，则深以为耻。唐玄宗李隆基曾下令，天下举人皆补学校。但安史之乱后，由于政治混乱及财政困难，学校由盛入衰，生员不及旧日三、四分之一，太学、四门学的入学资格只好降低，生徒在应科举者中的比例亦大为减少。
阎步克
宋代太学仍为最高学府，隶国子监。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推行新政（见庆历新政），始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太学，招收内舍生两百人，采用胡瑗的湖学法制订“太学令”。宋神宗赵顼时，扩建太学，增加学生名额达两千四百人，设八十斋，并重订太学条制，推行三舍法。宋徽宗赵佶时，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包括辟雍）共招生三千八百人，同时废除科举，人材皆由学校选拔，太学达到极盛时期。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在临安府重建太学，至宋末学生达一千七百多人。
宋代太学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学制。太学生从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中招收庆历间(1041～1048),内舍生由太学供给饮食。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起，外舍生亦由太学给食。南宋时，外舍生入学，须纳“斋用钱”，方能在官厨就餐;贫者减半纳;内舍生和各斋长、斋谕免纳。学生各习一经，随所属学官讲授。学生分成三等，即上舍、内舍、外舍。考核学生成绩和学生升等的制度，称“三舍法”,规定新生入外舍习读,经公试、私试合格，参考平日行艺，升补内舍。内舍生两年考试一次，考试成绩和当年公、私试分数校定皆达优等，为上等上舍生，即释褐授官；一优一平为中等上舍生，准予免礼部试；两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舍生，准予免解试。上舍生不再参加公试。私试每月一次，由学官出题自考学生；公试每年一次，由朝廷降差官主持。学生分斋学习，每斋三十人，屋五间、炉亭一间为全斋阅览和会议处，设斋长、斋谕各一人，负责督促和检查学生的行艺。宋代学官与唐略同，然无助教、直讲，又增学正、学录、监书库、监厨官等。职员称学职或职事人，有前廊学录、学谕、直学等，大多由上舍生或内舍生担任，每月有俸钱。工人称斋仆、贴斋等，亦领“月给钱”。
[南宋太学图]
宋代太学为统治者培养出大批官员和学者。随着理学的逐渐形成和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太学还成为传播理学和各派政治力量竞争角逐的场所。一些太学生如陈东等人，曾上书言事，推动了抗金斗争。宋代太学制给后代以很大影响（见国子监）。
国子监
中国古代中央政府的教育管理机构和全国最高学府。亦称“国子学”、 “国子寺”。 始设于西晋咸宁二年(276) ，终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国子监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出版机构。五代时由国子监主持雕印了“九经”。这是儒家经典的首次开雕，也是官方首次采用雕版刻印书籍，其影响深远，监本“九经”成为以后历代传刻的祖本。宋、明两代都是国子监刻书的兴盛时期。宋代国子监刻书内容范围很广，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刻书数量也很大，是当时中央政府的主要刻书机构。明代国子监分为南京、北京两监，南监多在前人遗留下来的宋、元两代版片的基础上进行整理、修补，刷印图书，以“十七史”最为著名。北监则以翻刻南监印本为主，如《十三经注疏》等。明代监本质量不高，南监印书有“大花脸本”之称，北监本错谬更多。元代和清代国子监则很少刻印图书。
老泪 at 2005-11-16 23:07:08
书院
宋代以来的一种地方教育组织。唐代始有书院之称，为官方藏书、修书（开元中的丽正书院）或私人治学的地方。南唐元间(937～942)，官府在江西庐山白鹿洞兴建庐山国学，置田供养学生，为宋代书院的滥觞。
宋 宋初统治者关注军事征伐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很少顾及文教，州县官学寥寥无几，作为民间教育组织的书院便应运而生。有些富室、学者选择山林僻静之处，自行筹款,举办书院和精舍,有的还置田收租，充作经费。最负盛名的书院有白鹿洞(在今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岳麓(在今湖南长沙西岳麓山下)应天（在河南商丘）石鼓（在今湖南衡阳）、嵩阳（在今河南登封太室山下）等书院（见彩图[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宋初四大书院之一,] [朱熹曾在此讲学, 并将其作为研讨 传布理学的中] 传布理学的中" class=image>[心]）。这些书院一般由朝廷赐额书籍,获得官方的承认。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各地州府皆建官学，有些书院与官学合而为一神宗时,朝廷将书院的钱、粮一律拨入州学，书院更趋衰落。
南宋孝宗至宁宗时，随着理学的兴盛，陆续修复白鹿洞、岳麓、石鼓等著名书院，又新建了一批书院，如南岳、北岩、鹤山、紫芝、丽泽等书院。宋理宗、度宗时，官学日益腐败，各地官员竞相创建书院，书院星罗鳞次，几乎遍及全国，如慈湖、学道、相江、石峡、清献、白鹭洲、和靖、象山等书院,还有应天山竹林、槐阴、临蒸等精舍。这些书院比北宋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绝大多数由当地官员倡导和主办，由理学家讲学，有些书院还用已故理学家的名、号来命名，体制也仿照白鹿洞、岳麓书院而更加严密。
宋代书院最初纯系民办学馆，后因各地官员的提倡，并由朝廷赐额、赐御书、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款项等，逐步变为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教育组织。书院制订学规或学则,具体规定教育宗旨和方法以及学生守则书院掌教者称山长或洞主、堂长，南宋后期往往由州学教授兼任山长。南宋末年，山长成为朝廷命官，由吏部选派;教官在讲堂授课,备有讲义,还与学生问难答辩,经常聘请著名学者演讲理学。学生分别在不同的斋习读，对各地学生供给一定的食钱、宿舍、几案、床榻；学生成绩考核采取积分制，积分合格即可肄业，有的州学与当地书院、精舍组成一体，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即可升入高一级学府，最高为精舍。书院置有较多田地和其他产业,将收益充养士等费用；设立书库，收藏较多书籍,供学生课余研习；崇祀孔、孟和已故著名理学家，表示对“道统”的尊重。
宋代书院逐渐成为各地传播理学的教育中心，其重要性最后超过了官学。书院的兴盛，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的重大发展，它不仅为宋王朝培养出许多学者和官员，其中有些人如文天祥等还成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而且对文化知识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朱瑞熙
元 元代统治者对书院采取奖励政策,积极提倡早在太宗十二年(1240)，就在燕京（今北京）建立太极书院，聘请名儒赵复讲授。至元二十八年(1291)，更明文规定：“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有元一代,不仅兴复了大量宋代原有的书院，新建者为数更多。先后存在过的书院见于记载者在四百所以上。地方缙绅、名儒私人创建的书院，数量远多于官办。有些定居中原和江南的蒙古、色目官员，也捐资赠私田在当地兴建书院，反映了元代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书院的山长由礼部、行省或宣慰司任命,“秩视下州之学正”;山长之下置直学掌管钱谷。官办书院主要由政府拨给学田，民办者由创建人当地富家捐赠私田为学田，以其租入供师生俸给、廪食及其他费用。书院的教学活动比较自由，政府并不多加干涉。
明 明代前期， 重视官学， 提倡科举。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虽曾因元之旧立洙泗、尼山二书院，不过是开国时尊崇儒学的一种表示，对书院并不重视，而一般的知识分子也因官学待遇优厚，科举可以仕进,不再热心于书院,书院又趋沉寂。成化(1465～1487)以后，由于科举和官学的腐败，王阳明、湛若水等理学家为了救治时弊,多立书院以讲学,书院又兴盛起来。但是,计多书院和当时的政治斗争关系密切,特别是明末的东林书院,“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见彩图[东林书院])执政大臣和权阉恨之入骨。从嘉靖十六年(1537)到天启五年(1625)的八十年中，朝廷四次下令禁毁书院。崇祯元年(1628)，诏令修复天下书院。十多年后，明王朝就灭亡了。
清 清王朝建立之初，对书院曾严令禁止。顺治九年(1652)，谕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儒生，“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创立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但书院制度已经经历了几百年，在士大夫阶层和一般知识分子中影响很深由于有关督抚的奏请,不仅白鹿洞石鼓岳麓、紫阳等几所有历史意义的书院在顺治(1644～1661)、康熙(1662～1722)年间先后修复，民间私立书院也日益增多。于是，清统治者逐渐改变了对书院的政策，由消极的抑制改变为积极的兴办。雍正十一年(1733)，谕令各省总督、巡抚在各省省城建立书院，各赐帑银一千两，每年收取租息，赡给师生膏火。其余各省府、州、县书院，不论是绅士出资创立，还是地方官拨公款兴办，俱申报该管官查核。乾隆元年(1736)，对书院的山长（后改称院长）和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酌仿朱熹的《白鹿洞规条》建立有关的制度，学政三年任满，要对山长进行考核。由于政府的提倡，书院迅速发展到七百八十余所,连同复兴、改造的书院,合计有一千九百余所。边远地区如云南、甘肃、新疆等地区也设立了书院，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超过了以往的各个朝代。但民办的书院仅有一百八十二所，绝大多数的书院都掌握在政府及其官员手中。
清代的书院，分为讲学为主和考课为主的两种类型。讲学是书院的优良传统，而讲学的内容则随学术思想和学风而变化。南宋和元代的书院,主要是程、朱理学;明主要是陆、王心学；清初形成“宋学”学派，书院以讲求程、朱理学为主；以后产生了由宋返汉的趋势，形成了研究经史训诂之学的“汉学”学派，讲学内容以经学训诂为主。至于以考课为主的书院，明代已经产生，清代则相当普遍。每月进行考课，一般每月两次，在初二、十六两日或初五、二十五两日举行；一次是官课，一次是师课。官课，省城由督、抚、司、道，其他地方由府、州、厅、县官轮流出题、阅卷、给奖。师课，由院长出题、阅卷，书院给奖。乾隆九年，清政府曾规定书院的学习内容除经学、史学、治术诸书，还要兼及对偶声律之学。但是，每月课试，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判，听酌量兼试，能兼长者酌赏。这类书院，实际上成了科举的附庸，和官学没有多大区别。
清代后期，由于西方科学文化的输入，学术思想和学风又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了新型的书院。同治十三年(1874)，无锡徐寿和英国人傅兰雅等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聘请西方人士讲授自然科学。书院除设有藏书楼外，还设有博物馆一所，陈列工业、交通、天文、地理、枪炮等模型和样品。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书院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陈旧,不能培养出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在维新思潮的推动下,一些地方督抚和京内的官员纷纷主张改革。二十二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奏请变通书院章程，除了经义、史事之外，兼习算学、天文、地舆、农务兵事和一切有用之学;侍讲学士秦绶章奏请整顿书院，以经学、史学、掌故、舆地算学译学为课程；刑部侍郎李端则提出每省、每县各改一所书院为学堂的建议。二十四年，光绪根据康有为的建议，诏令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省会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不久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废除一切新政，各省书院又恢复旧章。以后清政府迫于形势,改行新政。1901年9月14日光绪下诏：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从此，延续千年的书院制度宣告结束，有的学校虽仍用书院这一名称，但它和过去的书院已根本不同了。
察举
从汉代至隋代的一种选官制度。王朝根据不同需要设立各种科目，指定有关官员担任举主，依规定贡上相应人才，经朝廷检验后给予录用或升迁。定期的察举科目称为常科或岁举,如孝廉、秀才科;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要求贡举的为特科或诏举，如贤良、文学、明经、有道等科。察举的对象，既有平民，也有现任的吏员。
战国时随“世卿世禄”制度的衰落，以推荐方法选录官吏已形成较为普遍的风气。西汉初汉高祖刘邦曾下诏征召贤能。汉文帝二年（前178）下诏,察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被举者百余人参加对策，并根据等第授予官职。特科察举的制度因此正式成立。
汉武帝时，董仲舒认为当时官吏多出于“任子”或“赀选”,未必称职,建议由列侯、郡守岁贡吏民之贤者二人于朝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于元光元年（前134）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不久，这种察举就通称为举孝廉，并成为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
汉代的特科，后来又发展出文学、方正、至孝、有道、敦朴、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等等。特科中，贤良、方正、有道、敦朴、明阴阳灾异等科的应举者要参加对策,按皇帝指定的策题发表对政事的见解;明经科则要参加射策，即经术考试，然后方得除授。汉代的岁举，除孝廉外还有廉吏等科。秀才最初为特举，在西汉后期成了岁举，举主为刺史，遂形成州举秀才、郡举考廉的体制。东汉因避光武帝刘秀名讳，秀才改称茂才。
孝廉举至中央后，按制度并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入郎署为郎官，承担宫廷宿卫，目的是使之“观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事务。然后经选拔，才能被任命为地方的县令、长、相，或中央的有关官职。东汉初年王朝规定，除少数德行优异者外，孝廉举前都应有担任郡县属吏的经历,以保证其真正具有行政经验。和帝时,改按郡人口比例确定察举员额，每二十万人岁举孝廉一人，以此递增；不足二十万者二岁一人，不足十万者三岁一人。顺帝阳嘉元年(132),根据尚书令左雄的建议，规定应孝廉举者必须年满四十岁；同时又制定了“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这一重要制度，即中央对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试经术，文吏出身的则考试笺奏。由此，岁举一途遂出现了正规的考试之法，孝廉科因而也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开始向中央考试制度过渡。
从西汉到东汉初，察举的实施比较严格。被举者如被发现不合标准,举主要承担责任,被贬秩、免官。察举保证了王朝对行政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孝廉一科，“名公巨卿多出之”，是政府官员的重要来源。但随东汉后期的政治腐败，权贵豪门请托舞弊，曾经造成严重的察举不实。时有谚讽刺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仍是基本的入仕途径之一曹魏文帝黄初年间改察举员额为各郡每十万人岁举孝廉一人，又废除了限年四十之制。西晋初年王朝定制，秀才科也须进行对策，五策皆通方能拜为郎中。至此，察举形成了秀才对策而孝廉试经，以策论、经术二途每岁孝士的格局。东晋规定孝廉每郡岁举一人，丹阳、吴、会稽、吴兴岁举二人；秀才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一人，或三岁一人。刘宋明帝泰始中，定制秀才对策五问皆通者为上第，四、三为中第，二为下第，仅一问合格为不及第。
北方十六国中许多政权,都采用了察举取士之法北魏太武帝神四年(431)郡国察秀孝数百人。此后,北魏以至北齐、北周政权，都以察举为基本选官途径。北朝察举考试，秀才也是对策五问，孝廉则试经十条，及格在八条以上为及第。察举员额为上州、上郡岁举秀孝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南北朝时期，秀才、孝廉在任用上不再先拜郎署之郎官等待迁调，而是直接任命为博士、秘书郎、著作郎、员外散骑侍郎、奉朝请、县令等，或为公府、军府、王国和州府的僚属。
曹魏以降，门阀士族势力日益发展,与之相适应,在选官上产生了九品中正制。作为汉代入仕荣途的察举制，其地位开始下降，由之入仕者，多为普通士人，高门权贵子弟一般是凭藉门第获得上品，并由一些被视为“清官”的官位直接起家为官。东晋时,察举已相当衰落南北朝时，察举又趋复兴。但此时之察举，特别是秀才一途，大多为门阀士族占据。北朝后期，随门阀制度的衰落，察举中的普通士人再度增多。
孝廉、秀才之岁举在汉代主要是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举至中央不经考试就直接任官。自从东汉顺帝阳嘉中孝廉考试经术笺奏，以及晋初秀才行对策之法后，岁举就有了推荐与考试两个环节。在南北朝，推荐一环越来越不重要，考试日益成为决定被举者得官与否的中心环节。人们对秀才的注目，主要是对策时文辞的优美，孝廉则在于经学的深湛。举主的责任，也逐渐由推荐吏民之贤者为官，变成搜罗文人以应试了。
唐代初年，王朝规定参加科目考试者可以“投牒自进”，就是说可以自由报名,而员额上实际没有限制,是差额考试。这样，察举制也就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经漫长演变，变成了一种中央设科招考、士人自由投考的科举制度。
参考书目
劳干:《汉代察举制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
方北辰:《西汉的“四行”与“四科”考》,《文史》第23辑。
罗新本：《两晋南朝的秀才、孝廉察举》，《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阎步克: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老泪 at 2005-11-16 23:07:49
征辟
汉代擢用人才的一种制度征是指皇帝下诏聘召,有时也称为特诏或特征。汉武帝刘彻曾用安车去征聘枚乘，以后如贡禹、龚胜，都是被皇帝指名征聘至京师的。皇帝下诏指名征聘，往往是由于被征聘者在社会上颇负声望；或是出于大臣的推荐。辟是指公卿或州郡征调某人为掾属，汉时人也称为辟召、辟除。辟召制在东汉尤为盛行，公卿以能招致贤才为高，而俊才名士也以有所依凭为重。
皇帝下诏征聘或官府辟召，对被征辟的人并不具有强制力，而是一种礼请，故被征辟者可以应聘，也可托辞不就。东汉时严光、徐都是征而不至；黄琼是五府俱辟，连年不应。征辟不就的人，有的是因为不愿出仕，有的是借此博取声誉。
征辟制的推行，有利于破格擢用人才，但也产生严重的弊病。特别在东汉时，由于政治腐败，官僚利用辟召以徇私；又因被辟召者对辟主的感戴，形成两者间的隶属关系，助长了官僚中私人权势的增长。
吴荣曾
魏晋南北朝主要以九品中正制取士，但征辟制并未废止，仍是士人特别是士族名士入仕的重要途径。皇帝征聘制不属常制，但辟召制却有进一步发展之势。中央王朝的诸公、位从公及开府仪同三司，地方的都督、开府将军、州郡长官，均可辟召长吏掾属。被辟而应召者是为辟召者的故吏，两者结成主从依附关系。在长期分裂动荡的形势下，辟召制对统治集团内各政治派系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隋统一后，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规定凡九品以上官吏皆由吏部任免，征辟作为一种制度自此消失。隋唐皇帝和朝廷大臣仍可征召名士大儒为官，地方长官也可自行辟聘，但不多见。宋代各路安抚司、转运司、知州等，可自选官员,称“奏辟”,或“辟差”“辟置”,似为征辟制的变种。明清皇帝直接选任官吏,称为“特简”,形式上似乎仍是征辟制的遗存，实际上只是封建专制制度下无法消灭的一种特权现象。
明经
汉代出现的选举科目之一，至宋神宗时废。被推举者须明习经书，故以明经为名。这一科目似始于武帝时。从昭帝到成帝世，龚遂、翟方进等都以明经入仕。
两汉举明经并不定期，也无固定名额。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曾下令郡国人口满十万者举五人,不满十万者举三人这种按人口比例荐举应属特殊现象,因为史籍中仅一见。
明经由郡国或公卿推举，被举出后须通过射策以确定等第而得官，如西汉时召信臣、王嘉，都因射策中甲科而为郎。明经也有除为博士、文学等官者。汉代设置这一科，为儒生进入仕途提供了渠道。
吴荣曾
魏晋之时，似无明经之举。南朝又出现了明经。国子学学生，例以明经射策出仕，成绩优者为高第。学馆外也有举明经者。北周及隋，也有明经之举。
唐代明经与进士二科构成科举制基本科目，明经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等，要考试帖经（主考人将应试人所习的专经文句，遮掩其前后文，留下一行，令其诵读全段，以测验其记忆力，并定出优劣，名为“帖经”）、墨义以及时务策。录取时分四等，分别按从八品下、正九品上、正九品下、从九品上授官。明经考试主要试记诵，比进士容易。参试者及录取员额亦较进士为多。因而在时人心目中，明经不如进士地位高。
宋代科举除进士外，诸科中亦有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等科，是由唐代明经而来，考试之法亦与唐相近。仁宗嘉中,又于进士、诸科外别设一明经科,分二经、三经、五经，考试时问大义十条，试时务策三条，出身同于进士。神宗时，明经与诸科皆罢。
科举制度
中国封建王朝设科考试用以选拔官吏的制度。始创于隋，形成于唐，延续至清末，存在了1300多年。对这一漫长时期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以及知识分子的学风，都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沿革 中国古代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制度，代有不同。魏晋南北朝时，实行九品中正制。行之既久，大小中正都为世家大族所把持,品评人物的标准不是德才,而是门第的高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完全成为巩固门阀势力的工具。为了消除这一积弊，由隋至唐，逐步为科举制度所取代。
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定制每州每岁贡士3人。开皇十八年(598)诏“京官五品以上， 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炀帝大业三年 (607)四月，诏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 德行敦厚、 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 (609)六月，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以上二科举人、十科举人、四科举人，虽然不过偶一行之，但说明隋已开始分科取人。隋以后的史书称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刘肃：《大唐新语》），“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旧唐书?杨绾传》)后人以为十科举人中的学业优敏即明经科, 文才美秀即进士科。这又说明炀帝时就把“进士科”与“试策”办法联在一起，也即通过考试来选拔进士科的人才，从而“科举”与“考试”形成必然关系，产生了科举取士的制度。
唐循隋制，继续实行科举制取士。科举大体分两类。一类为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明书、明法、明算等基本科目，每年定期举行。一类是制科，由天子主持，根据需要临时下令举行常科的考生有两方面的来源,一是生徒，一是乡贡。由中央和地方学校将经考试合格的学生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就叫做生徒。不在学校学习而自学有成就者，可向州、县提出书面申请，经考试合格，由州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随各州进贡物品解送，所以称为乡贡。常科中明书、明法、明算不为人们重视；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曾规定凡被推荐应秀才科而不能入选,其所在州的长官要受处分,所以应秀才科的人很少。因此，明经、进士两科就成了唐代常科的重要科目。两科之中进士更占优势，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但唐初士大夫由科举入仕者为数甚微。因为九品中正制虽已废止，但勋亲要官子弟仍可依靠门荫入仕而窃居高位。到玄宗时期，士族地主和唐初的功臣贵戚集团均已衰落，刚刚上升的新贵政治地位尚不稳定，门第失去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依托，家庭出身不能成为高官子弟世袭高位的可靠保证。形势的变化使一些大臣注意按才学标准培养自己的子弟，于是以考试才学为主的科举就成为获取高官厚禄的主要途径安史之乱后,随着一般地主的继续发展，中小地主和中下层官僚子弟读书的增多了，其间出现了许多苦读的人物。他们熟悉经史，注意当代时事，于是在贞元、元和之际一大批经世治国之士通过进士科被选拔出来，并且很快进入最高统治机构，担任重要职务。进士在宰相和高级官吏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终唐没有再发生变化，进士科已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科举制度在其实行之初表现出以下的积极意义：①把选用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的手里收归朝廷，有助于中央集权制的巩固。②选拔官吏有了一个知识才能的标准，使官僚队伍的知识文化水平不断提高。③根据考试成绩选拔人才，能调动地主阶级，尤其是中小地主阶层子弟的学习积极性。④从下层吸收人才参加各级统治机构，不仅改变了封建政府中官吏成分结构，使官僚队伍保持一定的活力,提高统治效能,而且有利于缓和地主阶级上下层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对于笼络下层士大夫，牢笼天下英才，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代科举办法，大体沿唐代之旧，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设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而以进士科为重，得人亦最多。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才，由天子亲策，科目的设置变更无常，又不经常举行。宋代科举不同唐代之处在于取录广其名额,录取后厚其荣利。唐代进士及第名额,极盛时一榜不超过 50人，居常 10～20人；宋代最多曾达到四、五百名，平时亦百名左右。唐代进士及第后必须再经吏部考试才能授予官职，宋代进士及第即直接授官。北宋时学校与科举的关系曾发生过两次短暂的变化：范仲淹当政时,要求应科举者先受一定时间的学校教育;王安石进一步主张以学校代科举，士人通过学校考试可免予参加科举考试，径奏除官。他们的改革均因他们的去职而告失败。
明代立国之初,注意搜罗和培育人才,一面急于开科取士，下诏“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一时科举颇为兴盛一面又重视设立学校,太学为明初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德才兼备的封建官吏据记载, “明初人才辈出,太学为盛”。然而没有几十年,明宣宗以后科举及第升官机遇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太学。不仅如此，自明至清，学校虽未废除，而且凡欲参加科举以取得功名的，必先进学校取得生员的资格。从表面看，似乎学校与科举并重，或者学校与科学融为一体，但实际应科举的人主要在家读书，并不到学校接受教育，学校也有名无实。即使学校认真进行教育，其教育目标及教学内容都与科举有直接关系，学校实际上变成科举的预备场所，成为科举的附庸。明代科举制另有几个特点。科举原由分科取士而得名，唐代常科有基本科目六种，宋代更多，明代则只余进士一科，进士科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从明中叶起,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进士一选庶吉士，就被目为未来的宰相。只有明一代，入学中举，考取进士，谋得高官厚禄，已深入士子之心，比唐、宋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此种情况，持续至清末。明代以进士取士，虽沿用唐、宋旧制，而试士之法却大有变更，最突出的是自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开始盛行的“八股文”取士。这一特殊文体对明、清 400余年的教育与学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科举制度的产生，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对于维护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也选拔了一些才识之士。历代以科举入仕而显名后世的，唐：张九龄、颜真卿、郭子仪等；宋：寇准、包拯、司马光、王安石、李纲、文天祥等； 明：于谦、 海瑞、张居正、史可法等；清：林则徐、翁同等。然而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弊端也逐步显见。讲关节、重门第乃至贿赂公行，科学为有钱有势者所垄断；至于应试科举之作弊，自唐以来即未能免，渐积至于明清，舞弊之法更层出不穷，以致投机取巧成为风气。科举考试在实行之初，曾激起人们读书的积极性，但由于考试内容和方法的失当，又逐渐使人们不认真读书。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科举考试仍然以诗书取人，却责以理财、典狱、治水、防灾，自难胜任。鸦片战争后，传统教育空疏无用的弱点益形暴露，在有识之士的“废科举，兴学校”的要求下，首先对科举的内容进行改革，其次递减科举取士之额，最后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下令“停科举以广学校”。
考试内容及方法 明经、进士等科的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明法、明书、明算等科，还要考试各科所习专业课程。考试的方式方法,唐至宋初,有口试、帖经、墨义、策问、诗赋五种。宋以后主要试经义。
帖经是唐代试士的一种重要项目,各科均须帖经方法是主试者将经书任揭一页，留出一行其余遮盖，再在这一行字上用纸帖盖三字，令考生将被遮盖的字读或写出来。以明经科为例，每经帖十次，答对五次以上为及格。
墨义是主试者从经书中提出若干问题，令考生就书中原文笔答，不加解说。例如原题是“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答题就开列七人的姓名，如果答不出就写“对未审”。这种问题有时也采用口试方式，称为“口义”。由于问答很简单，所以常须问几十条乃至百条，方能统计成绩。
以上两种考试，显然只在测验记忆能力。当初所以实行，因为唐承魏晋南北朝,宋承五代十国,儒家的经学及其倡导的封建道德规范在士人中的影响削弱，唐、宋统治者为了提倡经学,宣扬封建的纲常名教,以帖经、墨义等考试方法，迫使士人攻读经书、铭记在心。但后来应考人士成倍增加，这种简单、机械的命题考试，难以把数千名考生的优劣程度区分出来，于是帖经就专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之处，以迷惑考生。此种考试徒然浪费人的时间精力，无助于启发人的聪明才智。宋代王安石就认为帖经、墨义都是“无补之学”，以这种考试所选拔出来的人，“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
策问是主试者就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生产等方面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由应试者发表意见，作出书面回答。唐初明经科须答策问三道，进士科须答五道。这是一种较好的考试方法，可以使士人从经学的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而面向现实，用经史知识研究政法财经等社会问题，有助于促进知识分子的政治见解和才能的形成。唐和宋初通过科举网罗了不少才识之士，策问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科举考试经常举行，久而久之，试题不免陈陈相因，于是士人就设法搜求历年考试登第者的对策论文，熟读强记以应付考试。据史书记载，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应试之前，也准备了20余篇策论，熟记了一些有关文章。可见就是较好的试策方式，用之既久，也同样产生弊病。
诗赋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重要考试项目。唐初考试由于“明经多抄义条,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才”,乃下诏进士加试诗赋。作诗赋既要具备足够的自然常识、文化知识,还要具有一定的形象思维能力,并要有激情。这一切都有助于活跃人的思想，陶冶人的感情。但科举考试在于选拔官吏，并非选拔诗人，诗赋作得好，并不一定善于吏治。唐代宗时礼部尚书杨绾批评开元、天宝之际的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旧唐书》 卷一一九 《扬绾传》）。他认为经史知识是居官所不可缺少的。北宋的王安石，南宋的朱熹，从不同的观点出发，前者认为诗赋无补于治国，后者认为诗赋无助于人的道德修养，都要求取消诗赋。但直到清末，诗赋一直是进士科的考试项目。
北宋神宗以后,废除了帖经和墨义,代之以经义。所谓经义，就是以五经中的文句为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义理写这种论文有较多发挥思想的余地,较之帖经、墨义自是一种进步。到了元代，明文规定经义考试首先须从四书中出题,答案须根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不得任意发挥。明中叶以后，又要求阐发经义的文章采用八股文的形式。于是，经义考试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严格的要求。
八股文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 入手、 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破题论及圣贤诸人须用代字，如尧舜须称帝，孔子则称圣人；承题则与此相反， 可直呼其名， 不再避讳。“起讲”为议论的开始， 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字开端。“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下自“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清顺治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后又改为700字。
八股文注重章法与格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而能与骈体辞赋合流，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但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作为考试的文体，八股文不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且败坏学风。因为八股文从内容上要求作者用古人的思想与口吻，代圣贤立言，不得越雷池一步；在形式上必须按照一定的格式和字数填写，毫无自由发挥的余地。八股文的试题既然出自四书、五经，士人预先就经书中可以作为试题的写成若干篇文章，或请人代作文章，平时只熟记这些文章， 以便临考侥幸猜中，随手拈来。 在主试者方面，由于多年考试，四书、五经上可作命题用的成句几乎使用殆尽，为了防止士人投机取巧，不惜截取经书部分语句作为题目，或者截断语句任意搭配组合，以致试题五花八门，不伦不类。士子临场面对此等题目，或束手无策,或信笔而不知所云。八股文自其形成之日起,便遭到物议，批评最为严厉深刻的莫过于顾亭林在《日知录》里所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四百六十余人也。”
明清科举考试的程序 唐代进士科的考试基本上每年都举行。宋神宗熙宁时仿周朝三年大比之意，定为三年一考。明洪武十七年(1384)重又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从此至清末成为定制。考试的程序分为地方考试、省级考试和中央考试。
地方考试称为“院试”。考生先后参加由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取录后再应由中央派往各省的学道（或称学政、学台）所主持的院试。院试录取者即成为所在地县学（州学或府学）的生员，初入学的称附学生员，逐步升为增广生员和廪膳生员，统称为秀才。凡取得秀才资格的就可以不出公差和免纳田粮。秀才每年由学政考试一次， 叫做“岁考”， 其作用是督促学习。在大比之年的前一年， 由学政主持举行 “科考”。府、州、县学的生员经过科考成绩列为头等、二等和三等的前 3名的，准予参加次年在省城举行的“乡试”。
乡试逢子、午、卯、酉年举行。考试分 3场，每场 3日,例定八月初九日为第1场,试以《论语》文一，《大学》、《中庸》文一，《孟子》文一；五言八韵诗一首。十二日为第2场，试以五经文一。十五日为第3场，试以策问五道。三场皆先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科举考试中的常科是定期考试，除非国家发生重大事故，考期从不变动，所以不须预发通知，届时全国考生自动作好应试准备。乡试录取者称为举人,第1名举人称为解元。举人可于第 2年进京参加中央举行的考试。举人名额, 各省不等，大省有百余名，中、小省七、八十名或四、五十名，向有定数，不能任意增减，大抵按一省人口、物产、财赋等确定。
生员长久不能中举，便逐步由附生升增生，由增生升廪生,由廪生选贡生贡生分拔贡（每 12年考选1次）、岁贡（每年选 1次，按在学时间依次选补）、恩贡（无定期）、优贡（无定期）、副贡（每3年举选1次，由乡试取得副榜的生员中选送）。顾名思义，贡生系贡举到国子监成为太学生。实际贡生并不入监读书，不过取得太学生的资格，一方面可以直接参加乡试，一方面可以通过“诠选”出任官职，主要是担任地方学校的教官。
中央考试的第一步为在礼部举行的“会试”，逢辰、戌、丑、未年的三月举行，共试 3场,每场 3日，3场所试项目同样是四书文、五言八韵诗、五经文及策问。会试取中者称“贡士”或“ 中式进士”， 第 1名称“会元”。清代会试中式， 并无定额， 每科自百余名至二、三百名不等。最多的一次是雍正八年取录 406名，最少的一次在乾隆五十四年，仅录取96名。
会试后，于四月二十一日举行“殿试”。清初在天安门，后改在保和殿。凡贡士均参加殿试，试后根据成绩重行排列名次，并无黜落。殿试只考策问，策问答卷的起收以及中间的书写均有一定格式及字数限制，并且强调书法。书写的字体要求黑、大、圆、光，即字体方正、笔划光圆，墨色乌黑，当时称为“院体”或“馆阁体”。殿试评卷，主要看书法，对策内容及文笔反居其次。殿试只一天，贡士必须以大部分时间用于安排格式、计划字数及书写上面殿试依成绩分为三甲（三等）,一甲三人称“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为“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为“同进士出身”。一甲第一名称“状元”如果乡试、会试、殿试均考取第一名(解元、会元、状元)，俗称“连中三元”。一甲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殿试一甲三名立即授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余二三甲进士再经“朝考”，综合前后考试成绩，择优选翰林院为庶吉士，俗称翰林。余者分发各部任主事（部员），或分外地任县官。
举人参加中央会试，考取进士的究属少数，多数落选，而且多数举人连考几次仍然不能及第（明代文学家归有光曾8次会试落选，第9次始考中进士）。为了给这些人以出头之日，即在连续三次以上落榜的举人中进行挑选，授予官职。这一措施称为举人“大挑”。被挑的举人最高授知县，大部分担任地方学校教官。
科举与学校 学校是培植人才之所，科举是选拔人才之法。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选举与学校相辅而行，各有其独立的作用。到了唐代,虽然科举与学校并举,两者并不处于并列、同等地位。因为由学校出身的生徒仍须经过考试，学校不能直接给生徒以出路；而乡贡出身的人，不必经由学校培植，一经考试及第，便被承认为人才。这样，科举成为凌驾于学校之上的一种制度。唐初，社会上重视科举及第的生徒,因为他们出身官学,受过正式教育，要较乡贡高出一筹。于是人们视学校为登科的通路，多争取入学。因此，在一段时间内，科举对学校的发展曾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以后，封建王朝利用科举考试吸引各种社会力量办学，调动了社会办学及民间读书的积极性。不经国家学校而科举及第的比例逐渐增长，官学的地位逐渐低落。唐开国 100年后，科举考试日益发达，学校教育渐渐不关重要。
[宋代科举考试图]
宋初，朝廷大力利用科举选拔人才，而忽视培养人才的学校。宋仁宗时的范仲淹，宋神宗时的王安石，先后严厉批评这种只取才不养人的错误作法，如同农夫只坐等收获而不事耕耘一样愚蠢,终于导致人才的枯竭范仲淹认为，择贤固然重要，但择而不教，久则乏人，贤将不继，所以教是第一，择尚其次。主张必严科举方能得才，必敦教育方有才可得。王安石认为，科举仅以强记博诵取人，学校费了许多光阴，专门去做科举考试的预备工夫，而不教以天下国家实用之事，及第之后，所学完全无用。为了扭转社会重科举轻学校的风气，他强调要发挥学校在培养人才中的积极作用。他建议逐步使取才与养才统一于学校,即凡在中央官学学习的学生,通过了学校的考试，不必再经由科举而直接授官。把取士纳入养士之中，即把选拔人才的职能部分地赋予学校与学校教育工作紧密结合，既充分发挥了学校培养人才的积极作用，又提高了学校的社会地位。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改革，都被因循守旧势力所挫败。
及至明清，学校更形同虚设，虽然凡应科举者必须先在学校取得生员资格，但生员并不在学校读书，学校教官也无力发挥其教育作用，使学校空有师生之名，而无训诲之实。其原因，也与科举制度有关。
清代地方学校各有正副教官 2人。正者府学称教授州学称学正，县学称教谕；副者统称训导。他们的职责是“掌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正副教官的来源大体是知县改教 举人“大挑”、“五贡”诠选。
清代规定，知县可改任府学教授。这种改教并不是因人而宜的调整，而是因知县年龄过大，或者懒惰愚钝工作不称职，以及老弱病残不能工作的才改任教职。据记载，有众多的府学教授精神衰迈，两耳重听，步履维艰。因此，学校被认为是惜老怜贫之地，教授成为投闲置散之官。
清代的举人“大挑”，开始规定必须连考 3次不中才能参加挑选，以后规定必须连考6次，后来又改为4次。这样,落第举人至少要经过10余年才有被挑选的资格,但具备资格并不等于被选中，往往要候选若干次。选中后也不能立即赴任，还要在吏部挂号排队,等待分配,届时到部抽签决定去向。这种分配方法叫做“诠选”。从清代中期开始，官员壅滞积压现象日益严重，诠选需待时日甚长，举人候选常常多达二、三十年,累计起来,一个考不上进士的举人，要经过三、四十年才能当上州学学正或者县学教谕。
“五贡”诠选也是教职的一项重要来源。生员当了贡生，就有了做官的资格。但官职不高，大多数当训导。生员出贡本身就需长久时间，据估算，生员食饩（当了廪生后，国家每年给一定的粮食或银两，称为食饩）30年，方得依次出贡（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屡应乡试皆落第，72岁始成岁贡生），再加上长期“诠选”，当训导已是花甲乃至古稀之年。
由此可见，教官一职，无论是举人大挑担任，还是五贡诠选补授，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年龄太大。这些人在年富力强时无事可干，把时间浪费在论资排辈的升转和无日无月的候选上，及至得官已年老体衰。当时有人对这个问题加以概括说，教职一官由举、贡候选居多，廪生候贡，举人候选，大抵30余年，少亦20余年，精力多半就衰，实能奋励任职，兴起士习者甚少。事实是，乾隆初年教职多系衰老庸劣之辈，不但不能以道德礼义化导齐民，并其课士之职亦不克举。乾隆以后，更是每况愈下，教官大都不能振作。至咸丰时，教官中果能受业解惑，以师道自任者，已不多见。(见彩图[小金榜 清代专呈皇帝阅示的科举及第授官册,满文]、[小金榜 清代专呈皇帝阅示的科举及第授官册,汉文]、[大金榜 张贴于皇宫门外][南闱放榜图 清代江南乡试放榜图] [南京贡院 清代举行乡试的场所]、[抄满经文的内衣 宋代科举考试作弊的实物]、[北京贡院 清代科举的考场])
参考书目
马端临：《文献通考》
《续文献通考》
《清文献通考》
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
王定保：《唐摭言》
顾炎武：《日知录》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出版，北京，1958。
许椿生
老泪 at 2005-11-16 23: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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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制诰
唐宋时期掌起草皇帝诏令的官员，亦为宋代翰林学士的加衔。南北朝时已有知诏诰、掌诏诰、典诏诰等名称出现，到唐代发展成为知制诰这一专门的职称。唐初草拟诏本由中书舍人专任，但也或以他官为学士撰作诏。如唐太宗时期的温大雅、魏徵，唐高宗时期的许敬宗、上官仪，武后时期的刘之、元万顷等。至唐玄宗开元时期，以他官掌诏、、策、命者称为兼知制诰，知制诰遂成为差遣职名，凡加此号者，即有撰作诏之责。于是中书舍人的诏令起草权逐渐为他官知制诰者所夺。玄宗时以翰林学士专掌内制,即由皇帝直接授意,下达如任免宰相、号令征伐以及其他重要诏令，因用白麻纸书写，亦称“白麻”，或称“内命”、“内旨”。此外，还经常委派其他官员去知制诰，代替中书舍人草拟一般官员的任免及其他制诏，是为外制，因制诏用黄麻纸书写，亦称“黄麻”。这种情况在唐代后期尤为盛行。
陈仲安
宋沿唐制，以翰林学士草拟“内制”，中书舍人草拟“外制”，称为“两制”。北宋前期的中书舍人，往往是寄禄官，不实任其职，而在中书的制院内设舍人院，另以他官任知制诰草拟外制。知制诰除宋初及特许外，需经召试制词后始能任职。以他官临时任职者，称为权知制诰。知制诰有时亦领他官或地方官，类同贴职，则不任草拟外制之职。'" class=link>宋太宗赵时曾以资浅者于舍人院草拟外制，称为直舍人院。熙宁间,复设直舍人院,是由于舍人院缺知制诰，任职者则因文词欠佳，而非资浅，明令候有知制诰即罢，带有临时代职之意。以他官兼任者，称为兼直舍人院。知制诰、直舍人院都是代行中书舍人草拟外制之职，故通常又以知制诰与翰林学士，并称为两制。
元丰改制，废草拟外制的知制诰及直舍人院，舍人院不久亦废。中书舍人实任其职，草拟外制，除特许外，亦例经召试制词后任职。改制之初，中书舍人为中书外省长官，不久中书外省改为中书后省，仍为长官。中书舍人缺官时,初以中书省官兼权,称为兼权中书舍人、权中书舍人。南宋时无舍人院，但若以资浅者任职草拟外制，也称为直舍人院。
郡县制
中国古代继宗法分封制度之后出现的以郡统县的两级地方行政制度，盛行于秦汉。
春秋战国 春秋时期已有县、郡的设置，但郡、县之间并无相互统属的关系，与秦汉时期的郡县制有所区别。春秋的县可分为两种类型：楚和秦的县都直属于君主；晋、吴的县多是卿大夫的封邑。两者虽保持原来的都鄙制度，采用世族世官制，但由国君直接支配，是直属于国君的别都，具有边防重镇的作用。
从现有文献资料看，县的设立当以楚国为最早。楚武王（前740～前690在位）灭掉权国,将其改建为县,是为设县之始。其后，秦、晋等国也开始在边境地区设县。县的长官，楚国称尹，亦谓之公。晋国称大夫，其权力较大，地位较高，一般由强大的世族担任，往往父子相传。春秋后期，县制开始逐渐推行于内地。一些卿大夫往往把自己领地内的采邑改建成县，长官已多由卿的家臣或士充任，县的政治地位降低。至战国时期，县的设置已较广泛，并由采用都鄙制度和世族世官制的县制转变为作为地方政权而实行官僚制度的县制。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商鞅第二次变法,在秦国普遍推行县制,把乡、邑、聚等合并为县，建置了四十一个县（《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商君列传》则作“三十一县”）。县令为一县之长（云梦秦简所载“县啬夫”有人以为即是县令），下设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此外,还设有管理各种事务的啬夫（如田啬夫、亭啬夫等）和令史等官吏。国家对这些官吏实行定额俸禄制。县令等长吏可以随时由国君任免，县之下有乡、里等作为国家对居民进行控制的基层组织单位。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则设“道”，作为同县并列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秦县约有三百，其中有一部分为战国时期秦国所设，或其他各国所设秦因之。
郡的设置要较县为晚。秦穆公九年 (前651)，晋公子夷吾(即晋惠公)对秦国使者谈到“君实有郡县”，为秦国设郡的最早记载。而后，晋、赵、吴相继设置了郡。这一时期的郡地位比县为低，但县与郡之间并无相统属的关系。到了战国时期，有名可考的最早设置的郡当为魏文侯（前445～前396在位）时的西河郡（吴起曾为西河守）、上郡（李悝曾为上郡守）和楚悼王（前 401～前381在位）时的宛郡（吴起曾为宛守）。这时,随着边防设郡之地逐渐繁盛，需在郡下作进一步的划分；同时，内地的县逐渐增多，也需要建立起更高一级的管理机构，于是就形成了郡、县两级制的地方管理体系。郡守（云梦秦简中已有称“太守”者）为郡之长，多由武官充任，有征兵领军之权。各郡所统之县的数目，见于记载的有魏国上郡十五县，赵国上党郡二十四县，代郡三十六县，韩国上党郡十七县，燕国上谷郡三十六县等。齐国始终没有设郡，但设有都，略同于其他各国的郡。至战国末年，各国郡县的设立已很普遍，但仍有封国参杂其间。
曲英杰
秦汉 秦统一后郡县制遂遍行于全国,汉继秦制,比秦更为严整。司马迁说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晋书》以为统一后又有所增设，可达四十郡之多，王国维等又以为有四十几郡。究竟多少郡，尚难确定。西汉时不断增立新郡，据平帝元始年间的记载，全国共有一百零三郡国（见西汉郡国），据东汉顺帝时的记载，当时共有一百零五郡国（见东汉郡国）。国指诸侯王国，武帝以后，国的地位相当于郡。秦在京师地区设内史以统县，西汉初因之。武帝时乃分内史之地为京兆、左冯翊、右扶风，或称为“三辅”，实则为三郡。东汉在都城所在的洛阳地区设河南尹，也相当于一个郡太守。一郡所统之县，多少不等，一般约为二十县上下，属县最多之郡当推西汉的琅邪郡，有属县五十一；最少者为玄菟郡，仅辖三县。一郡总人口数以二十万左右者居多，多者也可逾百万。两汉百万人口以上的郡有十几个，其中最多者为西汉的汝南郡，达二百五十九万人；少者不过几万，甚至象东汉时的朔方郡，仅七千多人。
汉代一县,其面积大约为方百里。人口稠密之地,不足方百里者也可成县；而人口稀少之地，一县或远超过方百里。汉代列侯所食之县曰侯国，皇后、公主所食之县曰邑，有少数族居住之县曰道。据西汉平帝时的统计，当时全国县、邑、道、侯国,总数为一千五百八十七;东汉顺帝时的记载，总数为一千一百八十。县之下置有乡、亭、里。平帝时全国共有六千六百二十二乡，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亭。由此推测，每县下面大约有九乡和十几亭。里是民户聚集之处，犹如后世之村落。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图来看，西汉初，一里的户数多少不等，多者百余户或几十户，少者才十几户，有的史书以为汉代一里百家，恐不会如此整齐。
秦称郡之长官为守。汉景帝时改名太守，新莽时曾改为“大尹”或“连率”，东汉时仍称太守。太守之秩为二千石或比二千石，有的大郡太守为中二千石。
太守的职责是掌管一郡的民政和军事。但西汉时郡的军事平时似主要由郡尉主管。太守常要“行县”，以省察各县令、长的治状。春天到各县去“行春”，以劝课农桑。太守掌握着一郡的司法权，对民事、刑事案件都可作出最后的判决。贡士进贤，即按中央的要求向上推举各种人才，也是太守的一项重要任务，汉代谓之察举。西汉时，每年秋天，太守主持“都试”以讲武。皇帝向太守颁发发兵用的铜虎符郡中若发生武装暴动,太守要率兵前往镇压。边郡太守还须率领官属、军队与来犯之敌交锋作战。由于郡守要兼领武事，故当时人常以“郡将”称之。
郡之长官,除太守外,秦置监、尉。西汉置尉而不置监。景帝时改尉为都尉。都尉的职务是典武职甲卒。都尉和太守的治所可分设于两地。都尉也设府置官属，在郡中和太守并重，有时可代太守行事。汉武帝时曾一度命令东郡不置守，使都尉吾丘寿王主一郡之政。西汉时沿边诸郡，还增设部都尉数人。东汉初年,除边郡外,皆不设都尉。不过后来有的内郡也仍有设者。
太守属官有丞五官掾主簿、督邮、诸曹掾史。丞为太守之助手，五官掾则有太守“股肱”之称。主簿管文书。督邮主要职责是监察各县，西汉时一郡似乎置督邮两名,如河东郡分南北两部,每部设督邮一名。东汉时一郡所置督邮增多到三名或四五名，多数郡是三名。督邮除督察县令、长外，还管制地方的猾豪强，成为守相之耳目。郡设置分管具体事务的部门曰曹，郡曹有十几种之多，其中如功曹是专管官吏的选署、升黜，户曹、集曹管户籍及征集租谷等事,金曹管钱币及盐铁生产,仓曹管仓廪、积贮，辞曹、决曹管狱讼，贼曹管武备和治安,每曹皆置掾、史主其事。但也有不置曹而设掾者,如设文学掾主管学官,设市掾管理市场交易,设都水掾、道桥掾以主管水利兴修和造桥筑路,掾史主秩为百石。在掾史之下还有书佐、循行、等小吏。
县之长官为令长。新莽时曾将令长改名为“宰”。《汉书》说县满万户者，其长官称令，不满者称长。实际上汉代县官称令或称长，有时也与其县之重要与否有关，不单是决定于民户的多少。令的秩为六百石到千石，长的秩为三百石到五百石。
令、长的职责是掌管一县的治安、刑讼及赋敛徭役等事。令长之下设丞一名,以主文书、仓库和监狱。又设尉一名，专管武事，大县则设左尉、右尉各一人。丞、尉之秩为二百石到四百石，又设廷掾以监乡。县也设置十几个曹的掾、史，以分掌县内的许多具体事务。
汉代的太守、令、丞、尉皆由中央任免，而守、令以下的掾属则归守、令辟除，故汉人又称郡县掾、史为门下掾史。除三辅和边郡外，多任用当地人为吏。
乡设三老以掌教化，设啬夫以听讼和收赋税，设游徼以禁盗贼。亭有亭长，里有里典或里魁、里正。
郡县制确立后，中央通过考课和监察以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秦汉之制,郡守于每年秋冬向中央上计,县也同样要上集簿于郡，中央或郡即在这时各对其下属进行考核，根据他们的治状而定殿最。守、令有功者可受奖赏或升迁，有过者轻则贬秩，重则免官、服刑。和考课相辅而行的是监察制。中央派郡监或刺史以监郡，郡县也各派督邮或廷掾以监县或乡。刺史、督邮等可随时按劾有罪赃的守、令或其他官吏。由于自上而下的层层督课，使得中央政令能较为顺利地贯彻到最基层，保证了政令的划一性。秦汉的郡县制代替了周的分封制，也即从地方分权演进为干强枝弱的中央集权制，为后来两千年的地方行政体制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东汉末年，原监察区性质的州转变为郡以上的行政区，地方行政制度始成州郡县三级。隋开皇三年 (583)，罢天下诸郡，以州统县。大业三年 (607)，又改州为郡，郡置太守。唐武德元年(618),复称为州，州置刺史。唐玄宗天宝元年 (742)，改州为郡，郡置太守。后又改回。自此，郡极少设置。至元，郡名完全废弃。
参考书目
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县》，《禹贡》第 7卷第6、7合期，第169～193页，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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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杨宽：《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19～30页。
吴荣曾
行台
魏晋至金代尚书台（省）临时在外设置的分支机构。“台”指在中央的尚书省，出征时于其驻在之地设立临时性机构称为行台，又称行尚书台或行台省。曹魏甘露二年(257)，司马昭讨伐诸葛诞,尚书仆射陈泰、中书侍郎钟会等以行台随从出征。西晋永嘉之难，尚书令东海王司马越率军讨伐石勒,表以行台随军自后尚书省长官出征或出镇,随军衙署称为行台北魏天兴元年(398),'" class=link>魏道武帝拓跋攻占河北诸州，以都城远在平城，不易控制,于邺城、中山置行台,令尚书令秦王拓跋仪镇守。北魏行台成为皇帝派出的特使，下置僚属，指挥军事，不常设，不管地方民政。熙平元年 (515)，北魏军攻寿春，以李平为尚书右仆射，别置行台，节度诸军。皇帝委派尚书出使,巡视边境,亦称行台。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以北方贫困,今尚书左仆射源怀为行台,加使持节的称号巡行北边六镇和恒、燕、朔三州。正光五年 (524)，六镇、关陇起义相继爆发,北魏政权复诸道行台,指挥镇压各地起义军。遣尚书仆射元义为西道行台，讨伐关中莫折念生起义。元义病重，以萧宝寅为西道行台、大都督，自关以西，皆受节度。孝昌元年 (525)，以幽州刺史、尚书常景为行台，讨伐河北杜洛周起义军。
北魏孝明帝、孝庄帝时，行台设置较多。出任行台者多兼任当州刺史或都督诸州军事，成为地方性军事指挥机关。正光年间，有曹世表为东南道行台、东豫州刺史。魏子建为山南行台，梁、巴、二益、两秦之事，皆归其节度。正光末，以薛义都督华、豳、东秦诸州军事，为西道行台。孝昌年间，杨津为定州刺史兼北道行台。尔朱荣专权，武泰元年 (528)孝明帝任命为北道大行台，大行台称号始见于此。其后尔朱氏兄弟子侄各据一方，权强莫比，多任大行台。
北魏末年，高欢执政,为大行台,其余行台皆罢。孝武帝欲分高欢之势，以贺拔岳为关西道大行台，都督雍、凉、梁、益等二十州诸军事；以贺拔胜为荆州刺史、尚书左仆射、南道大行台。贺拔岳死,宇文泰继任东、西魏分立，高欢在东魏为丞相、大行台，驻并州，于州治晋阳置丞相府。宇文泰在西魏亦任大行台，都督中外军事，镇雍州。高欢任命侯景为河南道大行台,镇虎牢,拥兵十万，专制河南，指挥对西魏、梁朝的战争。梁中大通二年 (547)，侯景叛东魏降梁，上表称黄河以南，皆他所掌管,请举函谷（今河南新安北）以东,瑕丘（今山东兖州北）以西，豫、广、郢、荆、襄、兖、南兖、济、东豫、洛、阳、北荆、北扬等十三州内附，所列当即河南道大行台的管辖范围。
北齐行台承北魏制,并州大行台改称并州尚书省,地位仅在邺城北齐中央尚书省之下。其余下台多以州划分，史籍所见有：幽州道行台，亦称北道行台，驻蓟（今北京西北）。朔州道行台，驻广安（今山西朔县）。晋州道行台，驻平阳（今山西临汾）。建州道行台，驻高都（今山西晋城东北）。东雍州行台，驻正平（今山西新绛）。洛州行台，亦称河南道行台，驻洛阳。河阳道行台,驻河阳（今河南孟县西）。豫州道行台,驻汝南（今属河南）。东徐州行台，亦称东南道行台，驻下邳（今属江苏）。扬州道行台，驻寿春（今安徽寿县）。
以上行台之外，东魏北齐又有临时性行台，指挥与西魏、萧梁作战，巡视地方，事毕即撤。北齐文宣帝时，辛术为东徐州刺史、东南道行台，驻下邳，所统十余州地犯法者，悉由术判处。行台始管理地方民政。
西魏行台不常设。除宇文泰自任大行台外，独孤信为荆州刺史、东南道行台。王思政为东道行台，驻玉壁，都督汾、晋、并诸州军事。侯景叛东魏，王思政率西魏军入据颍州，行台亦移至颍州。北周置总管府（实即行台的后身），遂废行台之制。
南朝无行台之制。梁末侯景来降，梁武帝萧衍保留其大行台称号，封侯景为河南王，都督河南诸军事。南朝宋、齐时，由中央派出催征赋税之台使，往往亦自称行台。
王仲荦 刘统
隋开皇二年(582)于并、洛益三州各置河北道、河南道、西南道行台尚书省，文帝以其子杨广、杨俊、杨秀各为行台尚书令。后废洛州行台，又于襄州、寿春两地设置山南道、淮南道行台。这两处行台都因伐陈设置，事定即罢。大致开皇九年 (589)后，行台均废，而置并、扬、益、荆四大总管府，各统十余州至数十州。炀帝大业元年 (605)诸州总管府尽废。唐初复置大行台。其陕东道大行台置于洛阳,以秦王李世民为尚书令,地位在其余行台之上。其余行台如益州道、襄州道、东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均以宗王或亲信大将任尚书左仆射，为行台主。武德九年 (626)，诸道行台并废。
北魏行台的组织虽略同于中台（在中央的尚书台），有令、仆射、尚书、丞、郎等员，但都是临时权置，并不完备。行台的首长，不一定都有令、仆射、尚书等官位。隋唐的行台尚书省则以行台尚书令为最高长官，若不置令，即以左仆射为首。置官大略同中台而人数较少。行台主要为处理军务而设，故以兵部居首，又兼综民事，故吏、户、礼、刑、工并置，却往往一人兼两职或三职。行台的统辖地区既广，位重权大，不利于中央集权，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就予以废除。
金天会十五年(1137)，废齐国，于汴京立行台尚书省，管理齐国旧地。行台尚书省由朝廷尚书省统领，设行台左右丞相。天眷元年(1138)，以河南、陕西地还宋，改设行台尚书省于燕京。三年，复设于汴京。天德二年(1150)，废。元代行御史台，亦简称为行台。
陈仲安
老泪 at 2005-11-16 23:09:03
都督
汉末三国时形成的军事职称，其后发展成为地方军事长官，明以后成为中央军事长官。
都督一名在汉末三国时期开始大量出现，其中有的是偏裨将校，有的则是一军元帅或一个军区的主将。前者被称为帐下都督或部曲督,后者被称为持节都督,影响最大的是后一种。持节都督来源于汉代的督军御史，职责是监督州郡镇压“盗贼”,如东汉顺帝时,御史中丞冯绲持节督扬徐二州兵镇压九江“盗贼”,就是一例。其后，又以中郎将督军，更增加了军事统帅的因素。汉末董卓之乱后，州郡拥兵割据称雄,朝廷为了笼络他们,有以将军兼督数州或都督某州的称号献帝建安二年(197)以袁绍为大将军，赐弓矢节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是最早见于史籍的持节都督。大约同时，魏武帝曹操以程昱为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这种都督就成为统治地方的军政长官了。
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陆续在重要地区建立军镇，后来逐渐形成都督区。建安初年，曹操以钟繇为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驻长安。建安十七年又以夏侯渊督诸军驻长安；建安二十一年征孙权还，以伏波将军夏侯都督二十六军屯居巢；建安末，以曹仁为征南将军，假节，屯樊城。这是后来曹魏关中、扬州、荆州三个都督区的前身。都督区的正区建立是在魏文帝曹丕称帝前夕。延康元年（220）,他即魏王位，将统治区内的沿边诸州分为五个都督区，分别以曹真都督雍凉，曹仁都督荆、扬、益，曹休都督扬州，臧霸都督青州，吴质都督幽、并，各自负责一个方面的军事。与此同时或稍后，吴、蜀也各在其边境建立都督区。到曹魏后期，都督区也在其腹地建立，计有邺、许昌（豫州）两处。邺为魏王国旧都，许昌为汉末故都，都有武库、粮仓，加上长安，成为控制边州，拱卫洛阳的重镇。司马氏建立晋朝前后，即以子弟出镇此三处及其他重要边州。由于他们掌握大量军队，终于导致八王之乱。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都在境内建立都督区。督区相对稳定，但也常以诏令临时划定督区范围，多者可达十余州，少者只有数郡。小区都督通常要受大区都督的节制，如东晋、南朝时，在襄樊的雍州都督通常隶属于在江陵的荆州，但又有相对独立性，经常有属镇不服从统府命令的事件发生。
持节都督本是军职,都带有将军或中郎将等军号,其地位高低视军号的品级而定，并依军号设立军府。如都督所带之军号为安西将军则置安西府，升为镇西将军则改称镇西府。军府置长史、司马、主簿、从事中郎、参军及行参军等僚属。参军、行参军分曹(部门)理事, 其曹数多少视军府大小而定（见府州僚佐掾属）。
曹魏初置都督区时，都督与刺史各置，只有少数都督兼任所驻州刺史。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中，曾规定“都督知军事，刺史治民，各用人”。但惠帝以后，都督例兼所驻州的刺史,非重要州才单为刺史。都督兼刺史,即兼治军民，所属州郡之刺史太守军事上受其指挥，负责为之提供兵源及军需；其民政事务也常受都督干预，都督形成为州的上一级机构。但都督区与州区的范围并不一致，有的一州分属两个督区，也有一个都督除督所兼刺史之本州外，只督邻州之一郡或数郡者。故都督区还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区划，只是军事指挥区域。
晋时，分持节都督为三等，都督诸军事为上，监诸军事次之，督诸军事为下。都督均有节，表示朝廷赋于都督的权力，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有权诛杀二千石（守、相）以下官；持节有权诛杀无官位人，若在军事时期，可与使持节同；假节只有在军事时期可杀犯军令者。自曹魏开始，已有大都督及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的称号，假黄钺是比持节更高的权力标帜，可以专戮节将（即持节都督），这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或权臣当政期间才赋予这种权力，并非经常制度。
除负责一个军区的持节都督外，还有奉命出征的持节都督，统率全军或一支独立部队。其后往往以统率全军者为大都督，如曹魏明帝太和四年(230),以司马懿为大将军、大都督、假黄钺，以伐蜀。北魏后期，经常任命重臣为大都督统率出征。但其后常别置行台节度诸军，统帅之权又渐移于行台。
南朝后期，州郡分割，都督区也逐渐变小，都督的权威已不如魏晋时。
东魏时置六州流民都督及京畿大都督，以统率鲜卑军人。北齐时，京畿大都督以宗王或皇子担任，开府置佐，权力极重，是特殊的制度。
北周改都督区为总管区，总管兼任所驻州刺史，并统辖邻近各州。重要地区则置大总管府，除直辖州郡外，还统辖若干总管。大总管所统，自十余州至数十州不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三等名号则成为府兵的中下层军官。至隋，此三号并为散官。隋炀帝杨广复改大都督为校尉，帅都督为旅帅，都督为队正，地位低微，有似魏晋时的帐下都督。
隋代军区亦称总管。唐初承隋制，其领军出征者为行军总管或大总管。至武德七年（624）,复以总管府为都督府，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而行军总管及大总管不变。大都督常以宗王遥领而以长史代理其职。其余都督则分为上、中、下三等。贞观元年（627）,内地都督府多被裁撤。景云二年（711）,睿宗曾拟分全国（除京畿、都畿外）为二十四都督府，令都督纠察所管州刺史以下官人善恶，但并未实行。唐代都督权轻，虽加使持节之号，并不真正赐节。景云二年以贺廷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实授旌节。从此节度使代替都督,成为地方最高的军事长官。
唐后各代也袭用都督名号，但名号虽同，其职权与组织形式与魏晋南北朝时已迥异。
陈仲安
北宋于行政区都督府设都督，一般以亲王担任，不常置，缺者以知府事为长官，掌本府兵民之政。地位较高者称大都督。
南宋以后，都督成为中央执政官所加军事官衔。绍兴二年(1132),吕颐浩以左仆射出都督江淮、两浙、荆湖诸军事，置司镇江。此后，凡遇执政官临时出任统帅，即加都督、同都督、督视各路兵马等衔，事毕即罢。元天历二年(1329)，立钦察亲军都督府，后改为大都督府，置大都督，统辖钦察诸部侍卫军及地方镇戍军。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设大都督，节制中外兵马。洪武十三年(1380)诛胡惟庸，为防止军权过分集中，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各设左、右都督一员。各都督府通过都司统领京卫及外卫之兵。明中叶后，各卫仅存空名，都督遂为虚衔，领兵之官须加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等衔，始有统军实权。清初，沿袭明制，以左右都督、都督等为提督和总兵官的加衔。乾隆十八年(1753)废止。
辛亥革命，起义各省多置都督，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袁世凯上台后改称某某将军督理某省军务。1916年袁死后改称督军，1922年又称督理。
参考书目
严耕望：《魏晋南朝都督与刺史之关系》，《大陆杂志》第11卷第7期，台湾，1955。
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约论》，《大陆杂志》第27卷第4期，台湾，1963。
伍跃
府兵制
中国古代兵制之一。由西魏权臣宇文泰建于大统年间(535～551)，历北周、隋至唐初期而日趋完备，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5)停废，历时约二百年。
府兵本泛指军府之兵。北魏在六镇起义后分为东西魏。为了与东魏相抗衡,西魏宇文泰于大统八年(542)把流入关中地区的六镇军人和原在关中的鲜卑诸部人编为六军。次年与东魏作战，败于洛阳邙山，损失很大。为了补充和扩大队伍，以后几年不断收编关陇豪右的乡兵部曲，选任当州豪望为乡帅。大统十六年前，已建立起八柱国（大将军）、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又称二十四军）的府兵组织系统。八柱国的设置乃模仿鲜卑拓跋部的八部制度，其中宇文泰实为全军统帅，魏宗室元欣仅挂虚名，实际分统府兵的只有六柱国，也与周国六军之制相符。西魏恭帝元年（554）,按照北魏早期所属大小部落的姓氏赐诸将姓，作为早已“灭绝”了的这些部落的继承人，所统兵士也改从各自主将之姓，这就给府兵制涂上了一层鲜卑部落兵制的色彩。
府兵具有中央禁卫军性质，番上宿卫的府兵“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北周武帝建德二、三年间(573～574)改府兵军士为“侍官”，意思是侍卫皇帝，表明府兵是皇帝的亲军，不隶柱国。同时，又广募汉民入伍，免其课役。一人充当府兵，全家即编入军籍，不属州县。军人及其家属居城者置军坊，居乡者为乡团，置坊主、团主以领之。这种军民异籍的制度直到隋代才改变。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年（590）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这是个划时代的改变，标志着兵农合一的完成，但府兵本身归军府统领的组织系统不变。
由于记载不详和分歧，有关隋以前军府组织的某些环节不清楚。据记载，开府“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二十四军；每一团,仪同二人”。但开府和仪同是共领,还是分领一军；仪同是否独立置府领兵；当时军府是否指二十四开府,或应包括仪同府；史籍记载上“初置府,不满百”或“合为百府”之说是否可信，史学界对这些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开府、仪同以下置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分级督率，则是清楚的。隋代军府有内府、外府（也就是内军、外军）之分，以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为长、贰，有时也设置与骠骑府并行的车骑府。炀帝大业三年（607）改称鹰扬府,长官为鹰扬郎将，副为鹰扬副郎将（后改鹰击郎将）。
[唐西州营名籍 新疆吐鲁番出土]
唐初一度恢复骠骑、车骑府旧称贞观十年(636)外府更号折冲府，内府更号中郎将府。折冲府置折冲都尉、左右果毅都尉、别将（后置），作为府一级的将领。武后垂拱时府分三等。
早自北周武帝时，府兵番上宿卫，分隶于中央的司卫、司武、武候三府。隋初，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六个府各领军坊、乡团，统率府兵，继承周制。炀帝统治时，原先不领府兵的卫或府也都加领，这样领府兵的就有翊卫（左右卫所改）、骁卫(备身府所改)、武卫、屯卫（领军府所改）、御卫（加置）、候卫（武候府所改），各分左右，共十二卫。唐代因袭隋制，只是改屯卫为威卫，候卫为金吾卫，别置领军卫,废御卫,也是十二卫分领府兵宿卫(见十六卫)。此外，自北周、隋以来，领府兵的还有侍卫东宫的率府，唐代为左右卫率、左右司御率和左右清道率，称为东宫六率，但领府很少。内府置中郎将，副为左右郎将，以下团、旅、队的设置略同外府。内府有亲、勋、翊的区分，兵士分别号为亲卫、勋卫、翊卫，合称三卫。统领内府三卫兵的是：左右卫，统亲府一、勋府二、翊府二，共五府；左右卫率，统亲、勋、翊府各一；其余卫、率，各统翊府一。
内府卫士取二品至五品官的子孙充当，外府卫士取六品以下官的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在此范围内，征发原则是先富后贫，先强后弱，先多丁后少丁。府兵虽然包括官僚子弟和一般地主，但仍以均田农民为主体。府兵制创立以后，规定三年一拣点以补充缺额（玄宗时改为六年），其服役期限为二十一岁至五十九岁（玄宗时曾有缩减）。服役期间,府兵本身免除课役,但军资、衣装、轻武器（弓箭、横刀）和上番赴役途中的粮食，均须自备。每一火（一火十人）还得共备供运输的马六匹（或用驴），即所谓“六驮马”。自备资装对于农民是沉重的负担。
[唐折冲府上番的牒文 新疆吐鲁番出土]
军府所在有地团，兵士不能随便迁徙出界；平时务农，农闲练武，有事出征，其主要任务是番上宿卫和征防。番上宿卫，即轮流到京师宿卫，按照距离长安的远近分别给番。法令规定：百里外五番（即各府内兵士以五人为一组，此五人轮流上长安宿卫，以下类推，但七番、九番分组不尽，当有剩员），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每番一个月；二千里外九番,每番两个月。内府卫士（三卫）除两京及其附近诸州必须番上宿卫以外，余州都纳资代役。府兵到长安宿卫，由十二卫将军分领。出兵征防则由朝廷命将统率，调遣时必须持兵部所下鱼符，经州刺史和折冲府将领勘合后，才得发兵。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将帅就不能拥兵自重。
由于废置不常，唐代军府总数也有增减，较多时有六百三十三府(一作六百三十四府)。军府遍布全国，关内道多达二百六十一府，占三分之一以上，依次为河东、河南、河北、陇右,其他诸道多不过十,少止二三府（江南、岭南）。这种布局体现了居重驭轻，“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政治、军事意图。
府兵并非唐代唯一的兵种，承担宿卫的还有保卫宫廷,屯驻北门的禁军(见六军),与十二卫所领府兵对称南、北衙军。出征和防戍则有名为“募”而实也是“征”的兵募，以后还有防戍本州的团结兵、士镇兵等。在出征和防戍中，兵募的数量往往超过府兵，但府兵在唐初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他们是军队的骨干。
唐代府兵制在太宗和高宗统治前期曾经有效地实行，但自高宗后期以至武后时就逐渐被破坏，到玄宗统治时终于被废除。破坏的原因:①战事频繁、防御线延长兵役繁重。原来防戍有一定的番休期限，后来常被强留以至久戍不归,导致人民避役,兵士逃亡（兵募也是这样）。②府兵地位的低落。唐初承前代遗风，对于卫士比较尊重，但到武后时，番上卫士往往被贵族官僚借为私家役使,导致社会上以充当府兵为耻辱。③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府兵征发对象主要是均田农民，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征点制失去了赖以实行的经济条件。这样，玄宗统治初期，府兵逃散的情况日渐增多，以致番上卫士缺员，征防更难调发。开元十年（722）,宰相张说以宿卫之数不给,建议召募强壮。次年,募取京兆、蒲、同、歧、华等州府兵及白丁为长从宿卫。十三年，改名“骑'" class=link>骑”，分隶十二卫，基本上代行了府兵宿卫的任务。征防兵士中，府兵本来就少于兵募，武后时出现了防卫本州的团结兵；玄宗初，军镇又出现了来自召募的健儿。那时，军府空虚，府兵番上宿卫已经不能足额，征防必然更难从府兵中征发,实际上除了被强留下来的以外,诸军府兵员的缺额大概很少得到补充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下诏命令诸镇节度使按照防务需要制定定额，在诸色征行人和客户中召募自愿长住镇戍的健儿，“便令常住”。二十六年，又下诏说诸军召募的长征健儿业已足额，以后不再从内地调发，原有兵士（包括兵募、键儿等）非长征者一律放还。这就在法令上停止了调发府兵征防。天宝八载（749）鉴于军府无兵可交,遂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终于废止。此后，折冲府只有兵额和官员，既没有兵，也没有驮马、武器等各项军资。但终唐之世，军府空名仍然存在。
参考书目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6章,中华书局,北京，1963。
唐长孺：《魏周府兵制度辨疑》，《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北京，1955。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杨志玖 张国刚
募兵制
中国古代兵制之一。自唐五代以后，募兵制取代征兵制，为封建时代兵制的一大变革。宋朝不论禁兵、厢兵,还是南宋的屯驻大军等,一般都采用招募的办法。灾年招募流民和饥民当兵，是宋朝一项传统国策。统治者认为，将壮健者招募当兵后，老弱者就不可能揭竿反抗，这是防止灾年爆发农民起义的对策。招募军伍子弟，也成为宋朝重要兵源。此外，壮健的罪犯也刺配当兵，特别是充当厢兵。在兵源枯竭的情况下，统治者也往往强行抓夫，给民间造成很大的骚扰和痛苦。
招兵的主要体格标准是身长，还须检查跑跳动作和视力宋太祖赵匡胤最早将强壮的军士选充“兵样”,分送各地，用作招募的标兵。后又改置“等长杖”，按身长尺寸招兵，各种番号的禁兵、厢兵等，身长标准也各有等差。招募为兵者，必须在脸、臂或手部刺字，以防逃亡，这是当兵的耻辱标记。军士由一支军队转换另一支军队，也须改刺番号。刺字完毕，则发放衣鞋、钱币等，称“招刺利物”。宋朝尽管设置等长杖，而实际招募时，也可明令降低身长标准。至于官吏在招兵时，以老弱病患者滥充强壮者，更是屡见不鲜。
宋朝对各级禁兵、厢兵将士，屯驻大军将士等，都发放军俸。军俸级别极为复杂，既有官兵差别，官与兵又各有等差,因各地币制、物价等差异,又形成地区差别。军士的正俸一般包括料钱、月粮和春冬衣。此外，还有郊祀赏赐、特支钱、雪寒钱、柴炭钱、银鞋钱、薪水钱，因立战功等原因而颁发的军赏，往沿边或外地出戍时发放领取钱米的口券，此类固定性或临时性的补助，名目繁多,难以悉数。宋朝军士大都携带家眷,居住兵营。一般情况，上等禁兵的收入可维持全家温饱，而厢兵收入微薄，不足以糊口，加之军官经常欺压和奴役军士，克扣薪饷，使很多军士生计艰窘，不得不兼营他业，因而严重影响宋军的战斗力。军士逃亡和反抗事件也层出不穷。
宋朝对各级军士每年或不定期地实行拣选。壮健骁勇的军士可由厢兵升禁兵，禁兵中的下、中、上等兵直至皇帝近卫班直亦可依次升迁。不合格的军士则须降低军种和军级。老弱残疾的军士，可充当“小分”或“剩员”，领取一半军俸，担任军中各种杂役，也可削除军籍，回乡务农,或任便居止。但拣选制往往徒具形式,并不认真执行。
因招刺太滥，拣选不实，训练颇差，使宋军维持一支素质甚差的庞大队伍，巨额的军费开支，常占据宋朝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七八，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大大加重人民的税役负担。大量军士脱离农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短缺，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甚至出现了肥沃农田大量抛荒的严重后果。
王曾瑜
辽清宁四年(1058)三月，募天德、东胜等处武健者从军。天庆八年(1118)，置怨军八营两万八千余人，皆系招募而来。金代亦有招募军士之举。
元明两代，军户是军队的主要成分，但募兵依然存在。元初平江南,曾招募勇士组成罕'" class=link>答罕军。答罕,意即自在，许以军前所掠人口财物，归其自有。后该军解散，众兵四出剽掠。至元十七年(1280)，令江、淮诸路复招集答罕军。直到元代末年，曾在各处多次招募军士。明建文年间，朱棣起兵“靖难”，曾募北平、保定、永平三府民为军。建文四年(1402)十二月罢。明景帝即位后，明军主力因土木之变丧失殆尽，故四出招募天下义兵。以后凡缺兵员，往往用募兵之法补充。此举虽增加了军费负担，但招募之兵战斗力远较军户为高。如戚继光募兵所建之戚家军，俞大猷募兵所建之俞家军，都堪称劲旅。
清末新建陆军时（见新军），即实行募兵制，要求应募者年龄在二十至二十五岁之间，身高四尺八寸以上，五官端正，体质强壮，没有犯罪记录，且须报明三代以内家人的情况。以后，民国时期，军队亦多系招募而来。
乡兵
由居民自动组织或政府组成的不脱产的武装力量。又称民兵。自唐朝以募兵取代府兵后，五代后晋时，开始征集乡兵，规定每税户七家共出一兵，军械自备。宋朝沿袭五代后周的遗制，陆续设置各种番号的乡兵，其中除遍行全国的保甲外，其他番号的乡兵都是地区性的。乡兵与禁兵、厢兵不同，不脱离生产。多数乡兵是征兵，一般是在若干名壮丁中，选拔一名壮健者充当，农闲定期校阅，在校阅时发放一些钱粮。少数乡兵是募兵，如在宋与西夏接壤地区，招募弓箭手垦荒种地，缴纳地租，守护边土。乡兵有的采用禁兵指挥、都等编制，有的按照保甲法，以五人为一小保，五小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设大、小保长和都、副保；有的采用唐初李靖兵法，以五十人为一队；也有的将几种编制互相参用。宋朝多数徒具形式，并无战斗力，由于官府的勒索和骚扰，给人民造成痛苦。也有少数乡兵，主要是北宋与辽、西夏接壤地区的乡兵，南宋与金朝、蒙古接壤地区的乡兵，有相当的战斗力，甚至超过北宋的禁兵和南宋的屯驻大军。
元代辽东之军、契丹军、女直军、高丽军，云南之寸白军，福建之军以及地方上的弓手等，都属于不出戍地方的乡兵。明清两代，亦有各种名目的乡兵，如民壮、弓手、团练等。他们或招募而来，或在若干壮丁中选充。遇有重要的军事行动，往往调乡兵从征。如清乾隆中叶用兵大小金川之役、嘉庆时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就曾分别调集四川、湖北的乡兵；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淮军、湘军等地主武装，亦属于乡兵上升为正规军队。民国年间，团练等乡兵组织曾广泛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