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欧三带天窗我不喜欢:左春和：文化的反思与悲悯

左春和：文化的反思与悲悯

　　一

　　文化是人类自由的冲动，又是对自然法则、社会秩序、政治制度和人生意义的反思与批判。文化来自人类的精神创造，它受旨于更高的价值领域，不仅为人类的日常行为提供工具理性，其自身的价值理性又为人类的心灵寻找方向。自然的必然性法则使人类长期生存其中并已舒适坦然，面对自然法则的暴力性奴役，人类常常为其寻找合法性理由，认为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而这种“规律”又恰恰是人类文化的结果。与自由权衡起来，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命和自由不得不用开放的文化不断去修复这种自然“规律”，在生存的价值层面，文化开始进行有效地反思。文化的使命是围绕生命价值和个体自由的，一味迁就自然不可抗拒的法则便是对必然性的彻底屈服，自然本身并不能给生命提供全部意义和生存价值。生存涵义上的宇宙不是客体化的宇宙，前者是文化对于宇宙法则的反思，后者则是精神对于必然性的服从。

　　人类精神价值的飞升应该是从文化对于自然的反思开始的，自然崇拜中意味着人类与生俱来的堕落和奴役。自然对于人的全面奴役是在前文化状态，文化之后的人类已经把自然区别为生存的自然和客体化的自然，生存化的自然中有着人类积极的文化创造和反思。文化不是宗教，其中的世俗力量并未允诺要征服自然，而是在自然中寻找内在的宇宙灵魂，它本身并不等待奇迹。文化反思的结果使人类不断脱离完全的生物性状态从而形成对纯粹的自然法则的超越，使生命的真实意义开始呈现。像卢梭和中国传统文人那样彻底屈服于自然法则的崇拜实际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奴性，由躲避现实的矛盾而潜入客体化的自然中已经出卖了生命的基本价值和自由。如果说犬儒主义在世界的客体化中实现了自由，那么这种自由是已经被扭曲的自由的幻象，逃避了自由的自由已经不再具有自由的意义和价值。当代犬儒主义的幻想在于向自然主义索要迷狂和安慰，但他们不知道脱离了文化向自然法则挑战的那一刻起就落入了撤退中的陷阱，不知道这是与更高领域的分离。向自然主义的逃遁是一种离开了文化反思的精神下沉。

　　在超越了自然绝对束缚之后的文化开始对社会秩序进行反思。只要承认任何社会秩序仅仅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秩序，那么文化的反思便是改造、修补秩序的开始。戴维·斯沃茨在论述布尔迪厄文化权力时认为，文化为人类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基础，但同时也成为一种统治的根源，帮助确立并维持了社会的等级秩序。文化状态的社会已经不是那个自生自发的秩序社会，文化社会中的文化已经构成人类相互交往、统治和服从的工具，这时候的文化已形成自身的反制。社会秩序中显而易见的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成为文化的权力关系，文化也照样担负着协调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从属实践。社会秩序的递进化发展进一步利用着文化的纽带功能，同时让文化成为如布尔迪厄所说的具有特殊的积累法则、交换法则与运行法则的资本形式。在秩序化的社会中，权力实施的合法化需要便是让文化成为秩序的奴隶，文化的消亡和衰落也便从此开始。本来，社会秩序是为了保证生命自由和个体生命充分舒展的一种不得已，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应该与秩序的固化形成张力，进而拓展生命的活动空间，避免权力因文化而形成符号暴力。社会秩序建立在一种“社会的无意识”基础之上，正如布尔迪厄所说，这种无意识是由行动者在参与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时加以追逐那些不被承认的利益构成的，就像病人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中一样。由此看来，文化在社会秩序中对于生命的积极意义是对秩序的反思，而不是陷入一种文化的无意识状态，或者帮助秩序形成权力化的结果。

　　这种反思也意味着对文化以来的社会秩序进行理性梳理，包括文化的方向。意味着检讨文化自身在秩序化过程中的作用。文化之后的社会秩序已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多重的秩序结构，既包括民族的，也包括国家的，文化反思的结果在于让这些符号化的权力暴力给生命的自由和文化发育松绑，从而让文化的积极意义再次显现出来。文化对于社会秩序的反思还会让我们从多种习以为常的经验中解放出来，要知道，正是许多习以为常的秩序经验成为我们接近真理的主要障碍。当一个社会面临多重危机和问题时，表面看来是社会问题，而实际上是这个社会所属的文化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问题。尤其把一种文化强行捆绑到一种制度之上时，短时间内可能未看到危机，实际上从捆绑之日起危机的种子已经埋下，在一定的时间之后，这种危机会产生大面积的暴发。如果拒绝文化对某种社会秩序和制度进行反思，那么，激烈暴发的结果便是让社会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如果我们承认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永远不会完美，但趋向完美是一种真实的人类社会状态，那么，文化对于社会制度的即时性反思便有着别样的积极意义。文化的诞生得益于人类的生命需要和社会需要，因此检验其能否适应自由和发展便是唯一的标准。

　　在人类的核心问题和终极问题上切莫忽略的应该是人生的意义，虽然人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赋予过许多不同的意义，但是归根结底还需要面对生命的生物性特征。自然赋予生命的生物性意义，文化便是对生命意义的反思，哲学便是这种反思的系统化。在集体无意识和社会无意识所形成的权力场域中，生命的真正意义常常会埋没在民族道德和国家理性中。别尔嘉耶夫发现，民族的道德和国家的理性无须理会人性。民族和国家是文化创造的偶像，也是人受奴役的本源所在，还是潜在的剥夺生命与自由的暴力方式。文化对于人生意义的反思在于让人生的意义回归常识，让生命不再为奴役自身的暴力而心甘受虐。任何暴力符号以及暴力象征不应该成为生命的崇拜对象，不应该让它们完成对生命的终极审判，生命不应该被其华丽的承诺所迷惑。一切政治化、集权化的自由征用不是来自生命的意义需要，恰恰是生命关怀的反面，因为自由是生命得以成为生命的首要保障和发展的内驱力。在文化对于人生意义的反思中我们会发现是什么因素阻挡了生命空间的扩大和意义的增长，这种反思也是让生命的意义重新回归的开始。文化对于人生意义的反思本身就意味着与现实的权力拉开合作的距离，反思是从质疑开始的，文化反思同时意味着世俗文化不存在绝对信仰。虽然人类已经很古老了，但个体生命依然脆弱和幼稚，只有文化在反思中的人生才让生命变得坚韧和成熟起来，不至于彻底膜拜在权力和暴力之下。今天的时代，正是文化反思缺席的时代，邪恶才有机会在阳光下昂首阔步、为所欲为。

　　二

　　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不在于对客观法则、社会秩序、政治制度和人生命运审视的敌意化，而在于为我们重新调整审视、反省、批判和超越的维度，从而在更高的视角中悲悯人类的命运。在必然化的世界中，所有人的命运都无法脱离客观法则的吞噬，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文化温暖其存在的整个过程。虽然这世界的许多罪恶发自一些生命中的意志冲动，但正如奥古斯丁所说的，这些罪恶是对善的亏损，使无限的善被扭曲而有限化。由于人类命运整体性的必然结局，文化的反思就无法永远建立在对罪恶的批判之上，因为批判并不能补充善，也并不一定能彻底消灭罪恶，只是对罪恶的一种揭露。有时候，人性之恶的巨大意志力会销蚀掉批判的武器，形成一种批判的无意识或反作用状态，尤其当一种恶抱定了誓死为恶之时。在罪恶的深层结构中，罪恶本身并不能为自己的存在寻求合法化的理由，它的伪装和策略已经证明自身并非多么强大。当罪恶蛰伏在个体生命之中的时候，生命本身应该是无辜的，文化的批判应该在于消灭罪恶本身，而无论什么样的生命都具有了如黑格尔所说的“一种可辩护的理由”。也就是所有的生命都值得悲悯。

　　在传统文化语境中，总是过多地强调文化的道德驱动作用，以强调道德真诚来构建一种道德社会。即使在危机四伏的当下社会，现实意志也总是希望文化所担负道德权力功能，甚至让文化来代替制度和宗教来发挥作用。这种幻想明显来源于一种社会危机时刻的政治焦虑，忽略了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反思功能和悲悯情怀，真正的文化没有敌人，只有对人类的爱。文化是制度的基础，但文化无法代替制度，也无法助推道德对于社会的全面统治。道德来自一种良心自由。胡适曾经说过：“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人人都争当高尚，天天没有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都会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当然，胡适所说的这种道德并不是源自真正的文化反思中的伦理秩序，而是权力意志主导下的一种政策版本，其本身已经扭曲了道德的真实面相。即使是来自文化内部的道德秩序，其意义要求也是为了接近真正有利于生命的善。道德的实际秩序中，越是扬言接近真理的善，其产生的罪恶往往越大，越远离文化的核心价值。文化的核心价值不是为了给权力意志的任意挥洒寻找借口，而是为了给个体生命提供爱护，因为文化来自更高的价值领域，是上帝的恩赐。也就是所有具有反思能力的文化都是为了给生命寻找同情与悲悯。悲悯在文化的核心价值中拥有自主的道德地位。卢梭曾经说：“同情心这种自然的感情能够缓和个人强烈的私心，因而对全人类的生存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他还引用古罗马尤维纳尔的话：“自然赋予人类以眼泪，那是因为她赐给人类最慈悲的心。”

　　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法官常常把自己涂抹成道德的拥有者，一旦为上便可以拥道德压人、杀人，其道德文化的虚伪性伤害了文化的创新能力，与人性中的黑暗部分进行了多年的利益结盟，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分利联盟。所以，时至今日依然有迷恋文化的道德功能的人，并有为死去的信仰拼命召魂的人。而源自基督教文化的悲悯情怀，是建立在对人性清算基础之上的，这种同情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拥有普遍真理和足够的善，只有爱人如己才有接近善的可能。这种文化中悲悯的深刻之处在于用悲悯化解生命之间的各种纠结和矛盾，将自身的痛苦转化为对他人和世界的爱，从而使自己找回丢失的荣耀。也只有在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悲悯中才能突破客体化自然的局限，突入内在的宇宙生命和生存意义上的自然，才有摆脱世界必然性的可能。人的生命的生物性特征以及自身命运的不可选择性决定了任何生命平等的前提，其局限性特征又否定了人之统治人、人之杀人的所有合法性理由。文化既然来自更高维度的赐予，其产生之后的使命在于限制人们对于文化基本价值的背离，并在文化的开放与宽容中唤醒生命中沉睡已久的同情之心。

　　多年以来，革命文化与文化革命已经长期压制和否定了文化中应有的受与悲悯，造成的恶果显现为整个社会信仰体系的全面崩塌，价值迷失之后的伦理秩序紊乱正在大面积报复社会，普通无辜的生命反而在承担这种代价。人类命运的真实状态是一种痛苦状态，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革命文化是把自己的痛苦转化为对他人的控制和打击，阶级斗争文化就永远需要让一些人成为斗争的对象，生命最终成为被斗争的资源供给。文化中的悲悯反而是把人生命运的痛苦转化为对他人的爱。因为痛苦是巨大的，而转化之后的爱的力量自然也是巨大的，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的文化基础。悲悯文化基础之上的制度构建就会以生命为核心价值，在所有的世俗层面限制权力意志对于生命的伤害，从而为生命的权利和自由提供保障。文化的悲悯就会进一步提升文化的维度，让精神价值超越社会世俗层面的纷繁幻象，使文化的表达真正有益于生命自身。

　　文化的悲悯表达还能进一步削弱权力的现实意志，让肆虐的公权力化利剑为玫瑰。文化的悲悯之中能让罪恶和权力意志看到自己的背影和渺小，在终极宇宙精神的参照下只有收敛对他人进行统治的权力欲望。虽然别尔嘉耶夫强调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一个悖论，但是人类文化中的悲悯之情在于人在不断接近上帝、体验上帝真理之时的敞开和澄明，从而证明一种比人类精神更高的存在。上帝并不是世界的主宰和统治者，上帝所赐予人类的悲悯之心已经足以证明上帝只创造世界，而并不统治世界，悲悯应是维系世界秩序的权力统治。

　　文化既然来自上帝赐予的人类自由。那么悲悯会使这种自由走向深厚和宽阔。悲悯不是宽容，它比宽容更深远。宽容包含着对于罪恶的容忍，悲悯并不显示对罪恶的厌恶。悲悯意味着一种比宽容更深远的力量，他知道罪恶并不来自罪恶本身，罪恶的存在也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悲悯在这里就会成为一种更高的自由，能够穿行在生命与生命的关联之中。悲悯在文化价值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来自文化的最高价值维度，与自由、宽容、秩序与伦理常常结伴而行，不断向我们提示宇宙的终极真理中包含着的精神喜悦，并以匿名的方式推荐上帝的子民。

　　三

　　文化中的反思是一种力量，悲悯是一种能力。反思更多在世俗层面的社会秩序和制度框架中，悲悯涵盖在人类的整体生存领域。没有悲悯的文化反思缺少更高维度的真理的参照，常常会迷失了价值方向，使反思失去了应有的意义。虽然人类的痛苦表面看来来自政治权力和社会制度，但是这种显性的世俗之恶是因为文化中悲悯情怀的缺失。也许这种说法会遭到多数激情主义者的反对，但是自由激情主义照样是一种极权主义。余英时说：“不能把注意力、理想寄托在政治权力上，政治权力是暂时性的，一时威风凛凛，过时就不行了。千万不要心灰意冷，还要继续向前，各尽本分。现在社会文化各方面可以改进的地方太多了，也有许多空间还可以做事。”在这里我们并不是非要在文化中进行某种理性建构，而是需要在文化的反思中梳理出我们丧失或者不曾拥有的东西，反思的意义不是只停留在对某种现象的批判方面。悲悯来自信仰，反思意味着一种理性的信仰，信仰拒绝迷信。文化的反思不只是来自对于社会制度的批判兴趣，它与人的理性密切关联，是理性的回归和自觉，迷信之中没有理性，所以迷信不存在反思。反思来自理性，理性本身的局限性已经决定了文化仅仅停留在反思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理性的相对价值往往造成理性的自负，纯粹理性无法驮起人类沉重的肉身。反思容易成为文化工具性的便利思维，它有时候会掩盖深藏在文化核心中的有效价值，也容易把反思本身当作目的。

　　悲悯还来自人类的幸运，面对十字架，每一个生命都是幸存者。为了我们的幸存，耶稣已经受难，存活中的人类的悲悯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同样拒绝构建社会宏大目标的人间承诺，世俗世界的任何理想描绘都会潜藏一种损害生命的危险。悲悯中的反思意味着不在批判中把罪恶赶尽杀绝，悲悯的责任在于让罪恶就地转化，任何报复式的惩罚都不是应有的正义。反思中的批判容易为情绪寻找仇恨，从而构成文化中的革命因素或革命传统，包括鲁迅的反思与批判正是缺少了对罪恶的救赎。这便是鲁迅的局限，鲁迅的失败最后构成了失败的鲁迅，鲁迅的局限最终未能使鲁迅进一步海阔天空。在汉语传统中不乏文化的反思，但始终停留在世俗的道德层面，成为批判道德的新道德，文化反思最终也成为一种道德循环。其中的主要原因不是缺少反思的真诚和勇气，而是缺少包含了理性与信仰的悲悯情怀，所以才构成了传统文化中的文化传统，最终未能走近真理的大门。文化的反思和悲悯并未扬言自己的治病救人，而是在人生反思是保持了自己的忏悔理性，首先是通过反思让自己谦卑地生活。尽管谦卑不是真理，但谦卑是悲悯的基础，没有任何悲悯来自人心的骄傲。谦卑中的忏悔理性使我们知道真正的罪恶并不是每天悬挂在我们眼前，或者挥舞成头上的利剑，而是深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自以为是之中，或者埋藏在我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之中。

　　文化本身需要不断地修正与超越，前提是不断地反思与批判，但反思与批判并不能完成超越，超越不仅需要理性的支撑，更需要悲悯为其提供宽广的胸怀。这是因为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正如生命的意义在生命之外一样，生命无法为自身赋予意义。关于世界意义缺失的真相已经击碎了人类理性的自负，世界的荣誉和力量本不应该成为对生命的诱惑，这一点应该是所有文化反思中需要澄清的事实。如果说文化的反思是对世界意义的平视，那么悲悯便是对世界的俯临，是代表更高领域来行使责任，反思中的悲悯关注世界本身，但告诉世界其价值亦在世界之外。

　　在文化的反思与悲悯中往往遇到文化自由的冲突，自由是敞开的精神飞升。而反思是系统性的价值梳理，悲悯则是对自由的节制。其实，悲悯使反思具有了自由的维度，悲悯本身并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某种救助，悲悯之中包括自身的命运关怀也是重要因素，如正彼得所言,我如此罪孽深重，上帝都宽恕了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去悲悯他人呢？所以说，文化中的反思更多地是对自身的反思，才是忏悔理性的基础.悲悯正基于此。如果一种文化缺少了应有的反思，这种文化会在一种自负与自恋中衰老。如果缺少了悲悯，这种文化就很容易成为奥斯维辛的工具。二十世纪我们已经目睹过许多这样的文化教训，不容反思与悲悯的文化还极易成为政治谎言的帮凶。强调人是所有文化的核心，并不意味着一切文化都能把生命当作环绕的核心，人类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又受到许多具体文化方式的制约和压迫。在统治人的自由与权利的文化中是不允许进行文化反思的，只强调一种无条件地效忠和服从，这种文化往往把自己装扮成绝对真理。这种文化也不允许悲悯的在场，它会严格强调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把人群分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阵营。其实，这种文化不仅需要反思与批判，更需要悲悯，这种丧失了自由胸怀和自由本质的文化已是一种病态文化，病态本身恰恰是不能遗弃的，它需要文化精神的拯救、关怀和爱怜。这一点，耶稣在十字架上早已将此澄明，真正需要悲悯的不是善，而恰恰是罪恶，因为罪恶构成了世界的真实。

　　既然人的存在是一种社会的和历史的存在，人的行为不但受制于客观时空条件，同时还受制于群体性的社会关系，文化则是这种社会联系的重要纽带。革命文化这条纽带把人与人之间联结成不断斗争的、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商业文化这条纽带把人与人之间又联结为深层的不断竞争的、极易冲突伦理底线的利益关系，政治文化的纽带极易把人打造成从上而下的、威权主义崇拜的隶属与等级关系。如果没有更高价值追求的文化悲悯，文化的整个生态就会失衡，人的生命与心灵无法承受客观法则与社会结构的双重压力。文化的悲悯在文化的生存系统中始终维护生命的第一需要，以此抗衡政治文化、商业文化、革命文化对于生命的侵袭，为生命在紧要关头提供有效的精神护卫。人的自由本质通过人特有的理性、意志与实践等能力去得以实现，这就需要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自然因果律的制约，其中担任导航作用的则是文化的功能。威尔·金利卡在论述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时说，人们做出的实现自由的选择能力取决于他与文化的接触。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文化结构会形成什么样的选择结果，人类的许多社会制度的建立也往往是文化结构的结果，文化结构有着更加隐秘的历史符码。

　　文化的反思使文化不断重临创造的起点，文化因此而葆满生机。文化的悲悯使文化具有普世情怀，文化因此而给人类提供精神归宿。反思与悲悯都不是站在世界的对立立场来审判世界，而是先行完成自我审判和忏悔，因自觉而觉人。尽管罗尔斯曾经强调人很难离开自己的文化，离开文化意味着一种苦行和流浪，但是，基于文化价值的普世性原则，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为生命保驾护航，文化只有在不断反思之中才能成长。这种悲悯之中的文化反思不是文化革命，而是采取审慎的姿态校正文化的方向，这种反思理性与悲悯情怀拒绝革命。别尔嘉耶夫说过，“革命是旧制度的现象，它本身不是新世界，革命中最强烈的东西是对以前制度的否定，仇恨永远大于爱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革命未能建立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反而破坏了传统的文化秩序，使文化的价值传承产生了深重危机。革命文化中依托的信仰是带着一定的目的性而产生的主观意志，因此并不具有信仰的本质意义。雅斯贝尔斯说，信仰对信仰自身也并不理解，因此，文化的悲悯不具有明确的功利性目的，其情怀来自真正信仰的照耀。宇宙的终极秩序期待着人类自由地回应自己的呼唤，期待着利用文化的维度回应宇宙宽阔的爱以及参与对邪恶和黑暗的征服。这里的反思、批判和悲悯不是炫耀性的道德形式，而是贯穿在文化本质中的对于宇宙深层问题的自然回应。既不是出自外部力量的驱使，也不是主观意志的作用，它源自宇宙的原本秩序。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十分特殊的时空环境中，依托宇宙的终极精神和普世价值来反思我们的文化时，所有的良知都会感到滚滚而来的惭愧和痛苦，因为我们发现多少年来是什么在支撑我们的价值体系。在人的有限性面前，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回望人类的灾难和命运，应该把爱与悲悯的种子重新撒在长久被破坏而干枯的文化土壤之中，这是上帝留我给我们的机会。

　　2011年12月10日  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