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女兵:邓小平：“文革”前十年，错误不全在毛泽东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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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革”前十年，错误不全在毛泽东一人

刘金田

2012年01月21日13:21 来源：《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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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十年这部分稿子的内容调门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别人都对。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要承认，毛泽东还是看到了党的缺点错误，还是想改正。要说得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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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确定历史决议的总的指导思想

　　（一）不要把30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

　　1981年3月9日和3月18日，邓小平在两次谈话中对决议稿中历史部分提出重要意见：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千万要注意，不要把30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如果这样，产生的效果就会使人们痛恨我们的党。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19页。

　　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十年这部分稿子的内容调门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别人都对。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要承认，毛泽东还是看到了党的缺点错误，还是想改正。要说得恰当。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19页。邓小平对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了他自己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看法。他指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页。“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情况比较复杂，争议也比较大。在决议稿讨论过程中，有的同志认为，这十年成绩不是主要的，错误是主要的。邓小平认为，“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当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页。

　　关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事件要作具体分析。在决议稿讨论过程中，有人提出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产物，是非法的。邓小平不同意这种意见。1981年4月7日，他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4页。；“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5页。他在几次谈话中还提到：“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3页。同时，“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

　　（二）对建国以来党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的分析要恰如其分。

　　历史决议中涉及建国30年来党史上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邓小平强调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要恰如其分。比如说高饶问题，邓小平认为：“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作为当事人之一，邓小平回顾了当时高岗、饶漱石搞分裂的情况，认为“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页。。

　　再比如，反右派问题。邓小平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页。

　　对于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局面，邓小平认为：华国锋同志有责任，但不能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那样也不公道。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34页。

　　（三）不要再提“路线斗争”。

　　关于“路线斗争”的提法，邓小平提出，以后原则上不再用这种提法。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8页。

　　把“路线斗争”、“路线问题”提到比较严重的地步始于斯大林。在我们党内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以来，在我们党内生活中，在搞所谓路线斗争、批判所谓路线错误的时候，形成了一套形式主义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的头上谁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中用得更滥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提过一段党的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历史决议要不要这样提？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第一次对决议起草提纲谈意见时，就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谈了对党内的几次大的斗争的看法。邓小平认为，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但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294页。

　　决议起草过程中，在分析党和毛泽东过去的错误时，有人提出毛泽东的错误是路线错误。邓小平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他说：“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7页。“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8页。根据这一思想，邓小平主张，对党的十一大，对“文化大革命”，都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写什么错误。

　　二、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争议最多的要数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邓小平用了极大的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决议要阐述毛泽东思想，要看到这个全局。

　　1980年6月，决议稿出来后，邓小平看了不太满意，认为没有很好地体现原来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设想。6月27日，他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人谈话时指出：“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邓小平列举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要求“都要写到”，“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实际上为历史决议写好毛泽东思想找到了一把钥匙。　　7月，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草稿作了较大修改，并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经过反复修改并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后，10月，中共中央又组织4000名高级干部对草稿进行讨论，进一步征求意见。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仍然是讨论中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大多数同志认为决议中应该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肯定毛泽东思想。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方面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与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相比，看不到什么新东西、新贡献，觉得不好写；还有的人甚至认为，毛泽东思想里有很多错误，主张干脆不提毛泽东思想。

　　10月25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页。“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页。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因此，否定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失去了前进的根基和方向，“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

　　（二）对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写过头。

　　历史决议要不要写毛泽东的错误？怎么写？邓小平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要写，但不能写过头。

　　在决议稿讨论过程中，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挨过整的人，带着个人感情，对毛泽东的评价提出一些不太正确的意见。邓小平看了有关讨论意见的简报后，认为对于一些偏激的意见特别是不正确的意见，必须予以澄清。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必须立足于党的整个历史，立足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立足于毛泽东在党的历史发展的各个重要关头所起的关键作用。不能只看到建国后特别是晚年毛泽东犯了许多错误。因此，邓小平非常赞成陈云的意见，主张在决议中“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3页。。

　　对于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认为，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泽东在“大跃进”等问题上，犯了大错误。但是，不能认为这些错误都归毛泽东一个人负责，这不符合事实。在决议起草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即使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犯了严重错误，邓小平也不同意完全否定毛泽东这十年。虽然在全局上毛泽东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的错误。比如说，打倒老干部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的老干部整倒，“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页。。邓小平还充分肯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文化大革命”中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邓小平始终坚持，毛泽东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毛泽东不是孤立的个人，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302页。。当年参加起草历史决议的邓力群后来回忆说：这些话从小平同志嘴里说出来，尤其使人信服。因为小平同志三次被打倒，如果不是从全党的利益出发，不是从大局的利益出发，就不可能这样理直气壮地来批驳这些完全错误的意见。

　　（三）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

　　讨论过程中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邓小平认为，这是不对的。他指出：“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301页。在邓小平看来，最重要的一个是制度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四）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在历史决议稿的讨论过程中，有些人认为：毛泽东“功大、过大、罪大”，“过大于功”。受这些意见的影响，决议过程稿曾加重写其错误的分量，调子比较低沉。邓小平看后十分不满。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4—345页。

　　根据邓小平的这些谈话精神，决议起草小组对草稿作了大的修改。1981年3月9日，邓小平在看了修改稿后对邓力群说，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19页。几经修改，到3月18日，邓小平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3月底，决议稿送交中共中央52位负责同志修改。在他们修改的基础上，起草小组再改出一稿，提交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0多人讨论。

　　6月22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对决议稿进行第四轮大的讨论。邓小平再次谈了他的看法：“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7页。“合乎实际”，“恰如其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9页。最后形成的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的评价是这样写的：“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第195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责任编辑：张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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