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察重案组:说相声的第一人---相声-泰斗马志明（易道简认为，仅次于马志明的人就是郭德刚大师了。）

马志明 　　我是天津市曲艺团说相声的马志明，提我呢可能各位听众不是特别熟悉，要提起我父亲呢，全国可能有一部分观众能知道，他就是老相声演员马三立。要至于说马派呢，现在也很难说就算是一派，因为呢有的人这么样高抬我们，让我自己说呢，我们就算马氏相声。从家族说吧，年代比较久了。我父亲马三立说相声，我爷爷马德禄，在那个年头有个“相声八德”，他是“八德”之一。再往上捯呢，从相声这个根儿说，就是我爷爷的岳父，也就是他的师父，就是恩绪，后来又避光绪的名字，这个号啊，改成了恩培。好像在我的记忆当中啊，恩培跟阿彦涛这两位呢就是朱少文的徒弟。当然这家谱现在各种说法都有，从我的印象里头，听老人们说第一代呢就是朱少文，又名“穷不怕”，这是我们相声的鼻祖，他收两个徒弟，就是阿彦涛跟恩培。恩培呢，当然他不是我们马家人了，是我爷爷的岳父，但是我爷爷的东西呢基本上是跟他学来的。我爷爷的父亲叫马诚方，是说评书的，但是也是我们曲艺行的人吧。
　　
　　
　　要从怹那儿说呢，那就不是三辈儿两辈儿了：马诚方、马德禄、我父亲、我，甚至于我那孩子马六甲，都说过相声。我父亲的大哥，我父亲行三，马三立嘛是吧，行三，他大哥叫马桂元。马桂元也是从事这行业，而且他的……如果听老人说，现在一般的五十岁往下的人都没见过也没听过，要听老人啊，象什么赵佩茹赵先生、刘宝瑞先生、李洁尘、刘奎珍这些位老人们提起来，我大爷马桂元那艺术超过我爸爸，只不过那个年头旧社会这个嗜好害人不浅，抽大烟，三十多岁就没了。当时那个社会害了这个人，要不然的话他要活到现在，他那肚子里的东西，那绝对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爷爷在旧社会干这行很苦，不愿意干这行，但是没办法，就希望后代能改换门庭，不干这说相声，“五子”行嘛过去，低人三分，所以他让他的儿子，我大爷和我爸爸还有我二大爷——二大爷不干这行，让这哥几个都上学，挣点钱就供孩子上学，供孩子上学那意思呢，不再说相声。我大爷上的是高中，那个年头上高中很不容易，一般要能上二年私塾就算有文化的人了，供到上高中毕业。
　　
　　
　　我父亲呢，供到上初中毕业，就是天津汇文中学，现在有时候校友聚会，这些同学们见面还特别亲。就由于这个底子，所以他们两位在相声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不能不说得益于文化水平。大部分老艺人都是为生活所迫没办法，得了，说相声吧，甚至连名字都不会写，就干这行了。干了这行以后呢，肯定在艺术上就是率由旧章，人家怎么教怎么念就怎么学，到台上就这么说，真正的理解、发挥、改良一下，如何把这个突出原来的框框，更登上一层，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象我大爷跟我父亲呢，就得益于知识，另外呢在业务上钻。为什么他又干这个了呢？他们初中、高中毕业以后，我爷爷就死了，五十多岁。那年头五十多岁死就不算寿数太低，不象现在，七十多岁还上台呢，八十多岁还上楼下楼没事儿，不是那事儿，那个年头人活得都短。我爷爷一死，经济来源就没了，再想供他上大学，没有那条件了。万般无奈，只能还操旧业，就又归了市场，三角地，南市三不管，都跑那撂地说相声。所以基本上我大爷跟我父亲，除了上了这几年学以外，没干过别的行业。
　　
　　
　　在相声这个行业里头，一个是咱比较长远，干的年头多，从祖上捯，比其他的相声演员早一点儿。为什么咱们一提“马三爷”，官称啊这行，“马三爷”，好像我从小我就知道我是个大辈儿，这大辈儿哪来的呢？就是因为干得早，从有相声第二代的时候，就有了咱家人了，俺们入门早，辈分就高。
　　
　　
　　要说我们马氏相声的特点，基本上就是以说为主，一代一代的，我还没听说哪位以唱——柳活为主的，也许我们家的家族嗓子都不太好，可能也有关系。反正我爷爷呢，那时候是“八德”之一，这“八德”呢，就是同时都干这行，前后都差不多的日子，艺术水平呢，都不相上下。也就是说，有的呢，象万人迷，他就是“八德”里头冒尖儿了，因为他有他自己的特点，有他自己的独到的地方，但是基础呢，这八位都差不多。（万人迷）他成角儿，我爷爷呢，跟周蛤蟆，周德山，也是“八德”之一，一块傍角儿嘛这叫，合作啊，好听点儿合作，不好听伺候角儿的，俩人傍着万人迷。演出呢，一般总演三个人的段子，象《酒令儿》、《大审案》、《扒马褂》，类似这样的。他成角了呢，往往就点到而已，露面就得，比较轻松的活儿。你象是这个 《大审案》，我爷爷就去逗哏的，周蛤蟆就去挨打的，就是那上当的，万人迷呢，就去老爷，就有点儿后来演的《法门寺》化装相声，但是他不化装，他是以人物出现，推门一个露面，就是老爷，就几句话。但是没有人家万人迷呢，名演员的价码就拿不过来。当然这个劈帐的就不一样了，别看他轻松，有时候他不去，万人迷不去，你们俩去吧，这俩人说一段，也能把这钱挣回来。后来，当然是三大块了，包银三大块。三大块不是三个人一人一块，他一个人两块，我爷爷跟周蛤蟆俩人分一块。比如说300块钱吧，这俩人一人50，他一人200。  作者：牌品好就是人品好   回复日期：2006-12-27 14:37:00 1# 　　那时候说相声的艺人，现在叫演员，没这么多，全国寥寥就这么几个。现在越发展那枝就像那树似的，越长越旺，越来越茂盛。我大爷的东西，都是继承了我爷爷跟万人迷的东西，他大概就是万人迷的徒弟吧，都是继承了说为主的东西。我没见过我大爷，我就听赵佩茹赵先生那时候总跟我说。他要听完了我爸爸的活儿，单说这段不错，不错但是比马先生马爷——官称我大爷就是马爷，比你大爷，差。他那意思，我大爷的能耐要比我爸爸大。当然各有各的认识，各有各的看法，因为什么呢，赵先生基本上是宗我大爷那一派，说、逗、捧、泥缝儿、说单口、八大棍儿——过去讲究八大棍儿，就是市场里头，它不够评书，没有这么长，但是也能说一个星期，象什么《张双喜》、《贼鬼夺刀》，就像长篇小说，够不上大长篇，中篇，他再能发挥，以后发展到《枪毙刘汉臣》、《白宗巍》这种段子说起来也是丝丝入扣，抓住人，也能够卖钱——这种东西，我大爷继承得特别好。据说，有时候老先生们一块聊我听到的，相声场子一段一段俩人说，说着说着我大爷就急了：你们都走吧，都玩儿去吧，我一个人包了。
　　
　　
　　他一个人往台上啪一拍这个醒木，观众比如说现在有四十人，他说完了，往少了说有六十人，绝不可能有三十九个人，也就是说这四十人决不往外走一个，他一个人能说到晚上。他有这样驾驭场合、气氛的能力，他能抓住观众，这与他的文化有关系，另外他也能钻，他也爱看书爱看报，他有这个能力。我大爷呢，除去他的单口以外，他的对口相声，以说为主的东西，都给我爸爸了。我爸爸一提起来，小时候学相声，好像是我爷爷不怎么管，我爷爷就带着去园子：去听去吧。他是熏陶的。但是监督他去练活，去学，挨打，挨谁的打？挨他哥哥的打。
　　
　　
　　我大爷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刻板，比较保守。这种类型的人现在也有，不许动，只要是当初我学来了的，差一句我都打你。铺垫不足，打；过分地……这东西不应该要好，比如贯口活，背趟子，蒸羊羔，蒸熊掌啊，地理图啊，就这些东西，该让观众叫好，必须让人叫好，不叫好，就是你错了，就得打；不该叫好的时候如果叫好，也打，也不对。有些段子有待于修改，不是说已经好的不可再好了，但是我父亲不敢。他背着我大爷的时候，他就要动一动，试探着动。以后我大爷没了，他独立了，没有一个传统段子不经过他加工整理的。原样的现在也有，恐怕咱们电台也有，包括荷花女、常宝堃……但是不多，那个年头灌唱片的机会不是特别多，你听这样的东西，跟我父亲现在使的，不完全一样，那都是继承了老先生的，老一代的东西。我大爷的东西没有留下，如果留下，也都是刻板的，原汁原味。到我父亲这一辈，就把它改得都是合情合理，紧凑，突出功夫，更要好。所以说，传统相声，他是继承发扬。当然我认为随着时代发展，将来还要动才对，因为你要跟上人们生活节奏，现代人的……我大爷马桂元拜的是万人迷，艺名万人迷，本名叫李德钖，都是德字，“八德”嘛。他不能拜我爷爷，包括我父亲，都算上，跟你父亲学的，你不能算你父亲的徒弟，（否则）从家谱上就不好说了。比如说我吧，我跟谁学的呢？我跟我爸爸学的，但是我拜的是谁？朱阔泉，艺名大面包，其实我都没见过这人，但是我就算这枝儿的人了，以后要写家谱呢，我弟弟就不入家谱，按辈分说呢，他也是我爸爸的儿子，同行业的见着我弟弟了：“小叔”，比如说，高英培，高英培看见我弟弟也叫小叔，他不能叫师叔，因为他不是这行人，他是马三立的儿子，从辈分上是这个辈分。所以，我，我父亲，我大爷，都算上，都得拜一个跟父亲平辈的人。我父亲拜的是周德山，周蛤蟆，也是“八德”之一，现在恐怕这辈儿人在全国都没了
　　
　　1914年，没上学以前他就学相声，因为他这个家庭啊，就在这个场合里熏陶出来的，熏陶出来，上完学以后被迫又回到相声场子，又说相声。现在要说，从艺得够七十年，七十五年左右。要说我父亲算一个笑星，他够不上，因为现在笑星啊，当代在全国范围内绝大部分都知道。因为我父亲这相声呢，基本上是北方的特色，他这一辈子，在我记忆当中，他没去过几趟南方，过长江的时候不是很多。在解放前去南京，倒是去过，解放后去过一趟上海，但是很少很少。如果说他是一个深受全国欢迎的……，不敢说，只能说他是在相声界有相当的权威的人士，这跟他一辈子的刻苦，一辈子在艺术上下的功夫那是分不开的。老话嘛，钱压奴婢手，艺压当行人，谁要服谁，很不容易，尤其是我们这行，你要问谁，谁都是了不起，你问本人“他不行”，都是自己行。可是说真正大伙服了一个人，相当不容易，这跟老爷子从小受的熏陶、家学、文化有相当大的关系。一个说相声的，不是说我光会背《报菜名》，这就行了，他必须得有自己的特点，有丰富的知识。你比如说，我今年55岁了，我跟我爸爸这么多年，我跟他聊天，永远掏不尽他的东西。
　　
　　不单是词儿，哪段儿相声词儿，他就是围绕着这个人生的一切……这个知识，问不住他。为什么他的段子里头净是那个知识性的东西？比如说平常咱们说闲话吧，就提到这个“天干地支”啊，《三字经》、《百家姓》啊，一些个古语、谚语啊，张嘴就来，甚至于《易经》、“八卦”呀，这些东西他都懂，他不一定用，但是他都学。所以在台上他要在台上展开了以后，说我们内行话吧就是“撒开了”，使到好处的时候就看出这人的这个功力来了。
 作者：牌品好就是人品好   回复日期：2006-12-27 14:38:00 2# 　　如果说你拿这词儿背的，一字不差地“甲乙甲乙”背下来的，这种相声，他没有说今天跟昨天不一样，没有这么一说，他只是今天比昨天可能“火”一点儿，更受欢迎？“对了粘子”，对路了，他只能说这样。可是老艺人，不单是我父亲啊，真正的老艺人，赵佩茹赵先生啊什么都算上，他有的时候他要一发挥呀，能有好多东西不是原来的本子里的东西——当然那个年头儿也很少有本子——就是原来那些个“规矩”里的东西，但是他不出道儿，他这里头把这个相声能发挥得让你听一次还想听。所以现在我感觉这相声啊，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听完了不想听二回，“你怎么没新段子？”“你还得来新段子！”这新的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个礼拜出一段儿，那就……不会太好。这个老传统段子为什么演多少年，演一百年、二百年还有人——我还点你那段儿？点老爷子的段子，往往都是听过的。（他）在初中毕业以后也相当吃了不少年苦了，在相声场子呀，磨练哪，当时这个一块儿就是“边儿边儿大”吧——岁数，辈分不一样，但是尽管辈分不一样，但是年龄上是差不多的，像赵佩茹，什么李洁尘，什么刘宝瑞、刘奎珍等等吧，这些位都在一块儿干，那时候人比较团结，艺术上不保守，互相啊你学我我学你，都很……哎，取长补短，对。那时候这些位没有一位不是大将，按照我们这行业里，是帅才啊，是将才啊，都很顶呛，很能干活儿，但是那时候我父亲就不满足于我就随大流，跟大伙儿一样，他不满足，他要把他的东西把它修理得有特色，结合自身的特点，自身长的那模样——瘦，甚至他用捧哏的都是根据用谁捧就把谁的特点突出，是胖子，是瘦子，是憨嗓子，是细嗓子，是能唱，是不能唱，有知识有文化说那路活儿，捧哏的没知识文化说那种活儿，他都有分别。经过这几年的磨合跟舞台实践，在天津就脱颖而出了。那时候一开始搭伙搭的是刘奎珍，刘奎珍以后搭的耿宝林，大红大紫搭的是侯一尘，侯一尘从辈分上也是我的长辈。搭侯一尘呢，在天津就不错，到了北京，可能是第一次进北京吧，就是47年、48年那阵儿，这一下就轰动了。北京的观众一听，居然还有这样的相声，过去北京的相声呢，它是发源地，但是它不怎么发挥，不发展，都是按照老道，观众听惯了。老爷子这相声呢，跟人同一个段子（也不同），比如说《开粥场》，《开粥场》这个段子，现在一捯，包括张寿爷的，张寿臣，录音都有，就这甲，这逗哏的，站那儿以后就吹，说我们家有钱，说了一点有钱的例子，然后就开一粥场，开粥场给什么啊？给这给那，把这一个大贯口，施舍的东西用贯口背一遍，甚至于这个段子说不了十几分钟，听的就是贯，听的就是这大段念白。可是到老爷子那儿呢，他把这段子继承下来以后，他就把他从人物出发，这个段子不仅是卖的这贯，前边这一大块，刻画出一个吹牛，一个小市民，想发财这么一个人物，就丰富了，这个段子就能说到30来分钟。象什么《西江月》，《西江月》那个段子，在我印象里头，其他相声演员没有，没有演的，就是他，他得有文学的底子，他得按照《西江月》的格式，六六七六，按照这个格式，每到一个剧场，就说一个剧场的情况，说自己同台演员的特色，那是他打炮的活儿。《文章会》、《西江月》、《开粥厂》、《卖挂票》、《夸住宅》、《白事会》……这所有的段子都是以说为主的，但是没有一段是没经过他加工整理的，都有他特色的地方。《绕口令》……有个“十八愁”绕口令，“狼也愁，虎也愁……”，过去不是这词。在早原先是“君也愁，臣也愁……”把这些说成动物，这是我父亲编的，他创作的。他有这些特色的相声，到了北京以后，上了一个电台，也上园子。在那认识的谭小培，谭先生。因为在那个年头，相声界、曲艺界、杂耍跟京剧比，那就低了一大块，不是低一点了。甭说那个年月，就是我印象中63年、62年，裘盛戎呀，赵燕侠呀，马长礼呀，这些位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团这些全国的名家到了“天乐”，就是天津劝业场楼上的杂耍园子，串门来，我们这些位老演员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人家。穿章打扮，那意思，京剧要高，高于曲艺不是一星半点了。要说这些相声演员能跟这些“角儿”们认识……甭说交朋友了……我父亲那时候就认识谭小培。怎么认识的呢？谭小培听广播、到剧场听相声，就发现“哎，马三立这相声，特别！真哏！可乐！”人家就烦出人来，请咱吃饭。愿意和咱接触。得到了谭小培的青睐，在老爷子来说，那是享受，是艺术上的成就感。到北京就“火”了，有压倒一切的气势，每天上电台，上剧场。那时候北京有个茶社，就是……“启明”吧，现在也叫“启明”，老启明，把捧哏的侯一尘用高价挖走了，就把我爸爸一个人撂那了。因为他不善于说单口，他不像我大爷马桂元，或者赵佩茹，赵先生，他们能说单活。上电台呢，每天就是跟侯一尘“你来了，伙计……”说半小时，直播呀，每天就这样……剩一个人了，就撂到这地方了 。还亏了当时这家私人电台，台长吧，心眼不错，“没伙伴了，你还干吧，仨月合同，你就凑合着吧……”用唱片呀，报点广告呀，说个小笑话呀……把这仨月对付下来了。
 作者：牌品好就是人品好   回复日期：2006-12-27 14:39:00 3# 　　离开北京，又到天津。这才跟认识张庆森，跟张庆森搭伙。跟张庆森搭伙，我认为是“既有买卖，又有交情”。他这一生搭这么多伙，关系最密切的是这个伙伴。两个人，捧逗之间——现在也一样，往往为这个……分钱呐……名利吧，你职称上去了，我没上去，我不给你捧了，我撂挑子了，什么你的钱多了，我的钱少了……为这些（闹意见）屡见不鲜，这是经常看得到的事。但是我印象中我爸爸和张庆森在“燕乐”……现在也叫“燕乐”，前一阶段叫“红旗”，在天津荣吉街那有个园子，每天晚上演完了以后，两个人都不走，拿扑克牌打“罗宋”，玩这个干嘛呢？我爸爸从来不玩牌，但是跟张庆森玩这个。谁要是赢了，谁出去买夜宵，打二两酒，买点酒菜，夜里吃的东西。谁要是输了，谁白吃，也甭买去，坐那等着。按常规说呢，得想法输呀，输了就不花钱了，又省力气。但是，两人拼命地去赢“我得花钱！”那个说“我得花钱！”从这一点就看出两个人的关系来了。跟张庆森的时候，段子最宽，53年进了天津广播电台曲艺团，那（时候）有大量的录音。每天演出都录，虽然是广播曲艺团，但是，也干业务。每天剧场那卖票，售票，干业务。顺便呢，工作人员把音都录下来，都留下来了。可惜呀，反右派斗争以后，把他们的东西都销毁了……
　　
　　
　　在今天看来也是一点损失吧，因为留下来还是有研究价值的。以后呢，又搭上“右派”了，因为《买猴》。这个《买猴》我印象特别深，好像在56年～57年这个时间，还是更早一点……大概54年左右吧，《买猴》这个段子下来了。上一个新节目不是自己随便就可以上，也是有组织的“你把这个念念……把他演出去……”我父亲看完这个本子不愿意上，他不懂别的啊，政治上他不太敏感，就是从业务角度，从相声规律考虑这个段子“倒插笔”太多。也就是说在台上如果演员这段有一点忘词了，走神了，说乱了，没有救，不可挽救。不像有的段子，比如说《夸住宅》吧，随便，大点就大点儿，小点儿就小点儿。反正是说捧哏的家里阔。说来说去开个玩笑，说来说去开个玩笑，最后，到“底”背不“表趟子”也好，过去说他们家房子也好……都是可大可小，可删可减。唯独这路新段子，还是“倒插笔”。一旦忘了，就能撂到台上，就下不来了。他很怵，又长。按当时我父亲说呢“这东西这么长，我受得了吗？背这一段比别的段子两段还长呢？”他不愿意念这个。但是， 领导上给了一定的压力“这是个任务，不能不用，不用是态度问题……”我印象当中他改这个段子……他错就错在改这个段子了。人家刘宝瑞说这个就按何迟原来那个本子念，演完以后效果很不好。就像是一个“过去”，演一遍就过去了。可是我们老爷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本子如果我不把它改成我的话，改到我认为合情合理，不到这个火候他是不拿出去的。所以他在改这个段子上费了功夫了。我们家房子也很窄，晚上，他登着凳子上立柜上够烟去，一上去，“呦……”晕了，“咚！”就撞地下了，把脑袋磕了一个口子！这就是那些日子脑筋费得太大了……他给自己挣了一个“右派”……后来，他演出这个段子，一炮打响。也就是算他的成名作也好，对他影响很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最后弄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段子，打成右派。
　　
　　
　　这段《买猴》是几起几落。打成右派以后到农村，改造、监督劳动。到60年下半年，调回来了，调回曲艺团，降四级工资呀！就改成了后勤，干活了，刷厕所呀，帮着食堂干点什么，后来呢，又让演出了。“你还得把那个《买猴》拿起来，还得把它推出去……还要演……”“我可不演了，好家伙……为这个段子弄成这样……我落这么多工资，我们家生活都成问题……”“你老实不老实！……”又开始，吓唬一顿“这是个态度问题……”又把这个重新背下来，又演。到了四清，这些 领导又跳出来了“马三立利用三年困难时期，推出了大毒草《买猴》，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又变成这样了，又批判一顿。文革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才彻底平反。这回又拿出来《买猴》，又不一样了。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今天的政策。心情舒畅了，又一次把《买猴》拿出来……最近，天津电台出的带子，里边还有这段。所以说，这个段子是三起三落。
　　
　　
　　老爷子的新段子从《买猴》开始，《买猴》以前也有新段子，没有什么大的响动，在社会上影响不太大。从《买猴》开始，到《十点钟开始》，什么《开会迷》《统一病》……《统一病》可能是没演，看过这个本子……以至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似曾相识的人》……都是何迟写的。何迟这个人呀，我没有直接地过多地接触，接触过两三回。他的孩子跟我算一代人。他有个姑娘叫何红珍，在书店里头（工作）。我用什么书呢，就找她。以前我不认识她，后来他右派了，我也是右派子弟，就好像是互相应当帮助一点。有什么用书的事，给她打一个电话，或者到她书店去，她积极地给我找…… N6cDt
　　这个何迟呢，我接触过几次也没说多少话，都是跟着我爸爸一块在公开场合、在后台碰见过。“这是何叔……”让我管他叫“何叔”。据我爸爸说，跟他也没有过多的接触。虽然，那时候批判说“他们两个人，沆瀣一气，一块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有点过高地评价他们了。他们确实没有接触。但是，他爱写相声。他写了相声就交到文化局，文化局就交到曲艺团，曲艺团的 领导就布置给我爸爸……这是一种工作上的关系。
　　
　　
　　何迟的东西跟一般作者的不一样。这个人很有才，有水平。他写的段子从立意上，按我们行话说，这个“核”抓得好。尽管他那本子拿出来……包括《买猴》，这些新段子吧。乍一看那本子，不是个相声本子，像一个小品。比如说，“甲，身穿中山服，乙，穿工作服，舞台上放一只暖瓶……”就像一个小品，活报剧。但是，本子经过我爸爸修改……不是一般的修改，那就是落地重来。但是，人家原来的架子不能变。这些个语言，这些包袱，这所有的包袱都是老爷子添上去的。《买猴》就是这样推出去的，把他捧起来的。《十点钟开始》……尤其是《十点钟开始》！到现在，最近出了一盘音带，其中就有这《十点钟开始》。给老爷子送去以后，老爷子听完以后很不满意“这是我最次的那回！”这出了带子了，但是他想着那好的……那个是没有了。因为什么呢？那是赵佩如给捧的，那是炉火纯青呀！内行里边听，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好！真哏！”老爷子添的这些包袱有利于刻画人物，把这个烘托得更好了，这《十点钟开始》是老爷子最稀罕的，也是最赞成何迟的最好的段子，要超过《买猴》。
 作者：牌品好就是人品好   回复日期：2006-12-27 14:40:00 4# 　　我父亲在解放前，从来什么都没参加过。他就专信一样，我作艺，我凭这相声养家糊口。以至于那年头有那个“打印子”、“储金会”，大伙儿存钱，一天存多少，到时候谁先用钱……连那个他都不参加，后来，文化大革命，说他“锄奸团”啦，什么“特务”啦，纯粹是瞎掰。他要是真那样呀，解放后也许落不成右派了。怎么呢？他有政治头脑，知道顺着人家走，他懂这个……但是，他不懂。他是解放后的翻身户，解放以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大的荣誉，在艺术上给了他施展的天地，很得宠，很舒服。从解放后他就要求入党，后来就……右派了，那就算完了。（如果像）右派以前这一段，我相信用不了一年半载，他就入党了。抗美援朝积极地去，给毛主席演出，那激动可不是一般的……我没见过他这么激动。给毛主席演出预先都不告诉，不是说“今天晚上有什么演出，你准备准备，什么段子……”都没说。就通知“晚上接你去，有个活动，穿干净一点，不用穿大褂，穿上中山服……”那个年头就是中山服。接了去呢，有天津市文化局局长，接到干部俱乐部，单独给毛主席一个人演出。旁边当然也有一两位了，杨尚昆呐……总跟着毛主席的这几位首长们，单独演。演完了，就回来了。回来到家呀，挨个跟我们握手：“赶紧呀，快握，这可不得了，我今天见着毛主席了！”那激动得……所以，后来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说他右派……真是不可思议。他在反右以前，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的时候，他没发过言。因为他确实没意见。他也不懂，什么“建设性”的，“否定性”的，他不懂，根本他就热爱党，他没有意见，就是这《买猴》闹的，就打成右派了。以至于20多年以后，到平反了，把材料都销毁吧，还你一个完整的干净的档案……找不着结论，没有具体材料，这是很滑稽的事。
　　
　　
　　但是，这些事并没有把他的精神压下去，始终是乐观的，我大爷有一句名言，在我爸爸身上起很大作用。虽然这是消极的，就是说“人生如戏”，对什么事都要看淡一点。他在日记本上，第一页，总爱写上一句话“我是干嘛的！我指什么吃饭！”写着这个。我就是“说相声的”我研究我这段子，我养家糊口……这是他最本质的东西。
　　
　　
　　虽然他弄个右派，到农场劳动，我看他的精神要比在团里还好。到农场所谓“劳改”，改造去，也很有意思。刚一去当然是很苦了，这都是改造对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都住在猪圈里头。是新盖猪圈，没有搁猪。但是，没有前脸。上头有半拉顶子，斜坡的，底下有一个坑，睡在坑里头，用一些席呀，把前边罩上。穿上棉裤、棉袄，外边再穿上大衣，再蒙上被子……那睡觉都很冷。白天呢，让挖沟。一米深，一米宽，多少长……这很受罪了。因为没干过。虽然那时候不老吧，但是也50来岁了。正在这个时候吧，来“贵人”了，谁呢？天津市委书记处有个书记，分管农业的，管农场的这个副市长，叫宋景毅，现在这宋市长早没了。宋景毅到这个农场去视察，到那一下车……书记、场长都在那迎接呀，迎接副市长，副市长来了……。他一下车就问“马三立在这呀？”“在这”“他怎么样呀？”这句“怎么样？”他们就不好说话了，不知道是好呀，还是老实不老实，是身体怎么样呀，是关心，还是什么……人家掌握不了。只能跟他说“在五队……在四队……”把他的归宿说一下。“把他叫来……”这就派车把他接来了。正干着活呢“马三立，叫你！”用一辆骡车就给拉来了。到那以后，介绍说“这是宋市长……”我父亲认识，以前见过。“宋市长，您好”“你怎么样？干什么呢？”“我那挖沟呢……”“你怎么还挖沟，指着你这个身体种粮食，那全国人民不都饿着了吗？你来这是学习学习，是体验生活，是改造思想，不是让你干活。身体还是要紧的，以后还得说相声，大家还等着听你的相声呢……”好嘛，他这几句话，把老爷子救了。等宋市长一走，不单不挖沟了，也不住猪圈了，住一个里外间的房子。外屋是广播站，里头是他个人的宿舍，每天还给他补助，二斤牛奶。粮食定量呢，45斤！嗬！那小日子过得那叫好。每到放假回家，还总带点什么。带点萝卜呀……那阵正度荒呀！还挺美，过得不错。农场的 领导确实很纯朴，尽管有政策吧，对这些人监督改造，但是，今天看，那些人没把这些人当阶级敌人。举个例子吧。有一天，他看场。看场呢，就是稻子下来以后搭一个小屋，坐里头看着，别有人偷。他在里头抽烟来着，一抽烟，拿火柴一点“呼”！一下子，把稻草都给点着了，那时候，这就是一个阶级斗争新动向。好嘛，放火！破坏！吓坏了！用手拍，把手都烧了。转天就开大会了，全农场大会。场长讲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防火。昨天，马三立在草垛里抽烟，把草点着了，多危险，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一瞧这坏了，这非得逮走不克呀！“怎么处理？让他散会以后，说三段，连说三段相声，就算完了……”结果，大伙儿一鼓掌，不光三段，说了可能得有五段。这事就算过去了。那时候，也有不少人抱着同情态度。
　　
　　
　　我们老爷子处在什么环境里，都能遇见好人。他对任何事都不是太认真，认真的就是自己的业务。只要牵扯业务的事……演出那绝对是一丝不苟。在后台甭管受多少气，上了台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不是他了。我得对得起观众，人家观众看我来了，我不能让人家白来这一趟，让人家不满意。得让自己满意，观众满意，这才能达到自己要求的效果。我们老娘病重，那是四人帮倒了以后的事了，焕发了艺术青春，那时候经常有庆祝活动，而且邀请老爷子演出的也很多。文化局也好，市里也好，经常有这种活动，让老爷子去演。有一天大概是什么募捐还是残疾人协会的演出……反正是一个政治任务。我们老娘呢，病重，她的心脏病很重，那天正在抢救，大夫刚走，这时候（病人）已经有点昏迷状态了，可是晚上第一工人文化宫有演出，早订的。我们作为子女、亲属都认为，打一个电话，换别人，就不能去了。因为病人很危险，他连犹豫都没犹豫，穿上衣裳，当然走得晚一点，不是开场就到，因为他是最后一个节目，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演完回来一看，我们老娘已经没了，都咽气了。当时他就是全身心的“报恩”思想。而且他和一般人不一样，很多人老了吧，怕死，老年人就贪。“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贪……”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个说法吧。但是，老爷子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幽默感。我们老娘一没，按我们回民（的风俗习惯）不火葬吧，都是土葬，有回民公墓，埋在那。那是84年，16年前，老爷子就主动提出来，买两块地，给自己留一块。不单留一块，还立上碑“马三立之墓”。一个呐，表达了他对我母亲的忠心耿耿。因为我老娘没有了以后，不少人提亲呐，他才70刚出头呀，净是想嫁给咱的……绝对不要！还有一个，他把这问题看得特淡，活着就好好活着，死的那天，走！也不留恋。他这个碑，也是有点新闻作用。报纸也登过，不少同行业的到天津还专门到那去看看。
 作者：牌品好就是人品好   回复日期：2006-12-27 14:42:00 5# 　　我们家从这个新社会呀，解放以后，我爸爸感触最深，是最大的翻身户。因为你看尽管在旧社会（19）48年、47年那时侯，就是红了，没挣过大钱，一直也就受这个封建把头啊什么的剥削。在过去呢 ，这个相声也不攒底，杂耍儿这个行业——曲艺呀，主角儿都是京韵大鼓，什么林红玉呀、小彩舞啊……这些老人儿吧，他们这个……白云鹏啊、刘宝全啊，京韵攒底，最好的相声——“倒二”。后来可能是侯宝林改变的这个，因为效果好，相声攒底了。在老年间没有，再好的相声你也是“倒二”，这“倒二”虽然说跟“底”就差着一个名次，那钱可就差多了，那就不是一倍两倍的事儿了。按我们老爷子说话，“我那年傍白云鹏如何如何”，“我那年傍刘宝全如何如何”，这叫“傍”，“傍角儿的”——“里子”。实际咱又不跟他一个节目，他唱他的京韵，咱说咱的相声，你这叫“傍角儿的”。所以在旧社会，没得过好。
　　
　　
　　
　　他解放以后呢，就翻身，彻底翻身了，这里头政府挺重视。那时侯政协委员啦，文艺工会副主席啦，曲艺团副团长啊，都是他的了。在政治上啊热情，有一种报恩思想，所以解放以后（19）50年吧，抗美援朝，抗美援朝第一届慰问团是北京的，那时侯我父亲就要求：“第一个我去！”，但是第一批没轮上，是侯宝林啊、小蘑菇他们——甭管为什么——他们。天津呢就是第二届，那时侯我记得我爸爸去时候我妈哭，它危险啊！炮火连天啊，家庭妇女嘛，他是一家之主，这要没了这家——我们家八个孩子，加上马敬伯，九个孩子，那生活怎么办？但是我父亲还是去，而且不是一趟，去上是一年半载啊是仨月五个月我不记得了，回来以后又歇一段儿又去一趟，一共去了三趟，停战以后可能又去了，去过三趟。在那儿摸爬滚打，又长一身虱子，满不顾啊，在这方面他是一种报恩思想。包括现在文革以后，他又焕发了这种报恩思想。艺术上他没有伙伴，没有捧哏的了，就和让王凤山，王凤山是唱快板的，他没说过相声，但是他一字一句教给他。王凤山过世以后自己还要演，就编了大量的小段，小笑话，而且呢，也可以说脍炙人口，像什么《逗你玩儿》啊，小孩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激发的他这种力量，他不走穴，不争名不得利，只要是包括一些社会活动，比如说吧，公安局需要一些名人，去维持治安，这也是一种效益吧，戴上个箍，红箍，治安员，在他们家大门口那儿，大马路上维持交通秩序。一找他，“我干！”慰问干警那演出那就是几乎不断，一年到头老有。后来因为什么，因为往马路上一站，围的人倒影响了交通秩序了，结果“您别来了”。属于社会公益活动的，为政府办事的，绝对责无旁贷，甚至身体不好，他也演，他也干，就包括我母亲眼看就要过世，他在家帮着伺候着，大夫抢救，今天晚上有演出，他还演去了。演完回来以后，老婆儿没了，到家就等于没见着面儿，见面人死了。
　　
　　
　　一个相声演员，这一辈子，要是能够……这合作伙伴搭伙啊，合作啊，一个人由始至终，几乎没有。像比较长的，像高英培，范振钰，搭伙四十年——当然最后还是散了——那就很不简单了。在我印象里头，我父亲这一辈子搭过的伙，临时伙不算，正式搭几年以上的，大体上可以分这么几位，就是刘奎珍、耿宝林、侯一尘、张庆森、赵佩茹、王凤山，可以分这么几个阶段。刘奎珍、耿宝林那时候，就是刚才我说的，属于这一拨儿人都在一块儿，青年时期，正在磨练的时期，今儿个我给你捧，你给我捧，比较合作长点的，就这两位。后来呢，就是侯一尘了，侯一尘相貌好，胖，剃一光头，口音也好听，他给老爷子捧，艺术上崭露头角了，到北京一炮打响，那时候就是侯一尘。后来也是散了，他呢跳到别的园子去了。以后就搭上张庆森，张庆森呢完全是老爷子一口一口喂的，基本上，除了他的天赋条件以外，没有什么他个人的东西，是一个好捧哏的。
　　
　　
　　真正好捧哏的你应当有你自己的东西。所谓捧，就是两个手捧，托着这逗哏的。逗哏的在那儿演，你在那儿既代表观众又是演员，他是双重的身份。他能够烘托气氛，补这逗哏的不足。所以谓能做到这点的，就不要说是你说那段我都会，我都能给你接上来，亘古一人，就是赵佩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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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赵佩茹他作为捧哏的，他在天津市曲艺工作团一定级，他就定为四级，那个时候分十六级，演员级十六级，六级以上为高知，一般来说，就是能够攒底，能够担纲的主要演员，像什么常宝霆啊，小岚云啊，小彩舞啊，这些人，我们老爷子，都在三级、四级。一级、二级最早没有，反右以后有了二级了，小彩舞二级，我们老爷子降为七级，那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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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最早凭艺术定级，赵佩茹定为四级，那时候李润杰，十级都不止，十一级甚至于，一来时候他六十多块钱，七十多块钱，赵佩茹二百二十四。说“艺压当行人”，你要没能耐，你凭什么定二百二十四？一般的捧哏的，一百一十一块五，他二百二十四，可是没有人咬，“他这不合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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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他的艺术，值！他值这个四级演员。他尽管是捧哏，他没傍过次角，侯宝林、小蘑菇、我们老爷子，他正式搭伙，这一生就这仨人。他是个捧哏的，但是他能够给逗哏的说活。对所有的相声他都可以够去评头品足，而且他能够给你指出来，你究竟哪点不对，哪点好，哪点不好，哪点应当怎么努力，哪点根本不能用……他说的一般地都是很正确的。同行没有不服人家的。没有好逗哏的，他逗哏，他拉着李寿增，他逗。而且他的逗哏，那是……地道！绝对是规规矩矩，是老道。赵佩茹基本上跟我大爷是一种思想，比较保守，但是他那东西好，好以后呢，他就不改。他要求别人也是这样。但是后来呢，因为有我爸爸逗哏了，他就放弃了逗哏，他就专心捧哏了。他能逗哏，他能说单口，他能说评书，他能当艺术指导。他这样的捧哏大家我估计是空前绝后了。也许，将来还能有，反正按当代中国说相声的捧哏，超过赵佩如的……甭说超过，接近他的可以说是没有。所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过世，我们老爷子相当难过。尽管从交情上不比张庆森深，但在艺术上是一大损失。
 作者：牌品好就是人品好   回复日期：2006-12-27 14:43:00 6# 　　我呢，从小接触文艺界……具体说吧，就是曲艺、相声。但是我不是从小干这个相声。我最小的时候喜欢听京剧。可以说我小时候的钱没买过零食。那时候家大人给钱很少呀，给几分。在以前吧，给几百块钱，就是几分钱。我小时候100块钱就是一分钱，1000块钱就是一毛钱。给100块钱买零食去，钱都存起来，听戏去。上至马连良、梅兰芳这些大师级的艺术家我都听过，就爱这个。可是听戏呢，是花钱听。听相声呢，是白听。所以，听相声更多一点。听相声就是我哥哥马敬伯，在鸟市，天天在那说相声。我爸爸基本上是每天晚上都有相声。我只要闲下来，就上这两个地方听去。听这个还有好处——相声场子听不到一天的时候，钱下来了，有那破票呀，往一块粘，粘不上的，或者粘的挺乱的那个，也能花呀，“给你吧！”我就拿这一毛钱，出去买个煮梨，买点荸荠，买点糖豆……那时候小，也就是10岁以前吧，七八岁。我是艺人出身。1945年日本投降时生人，7月份。今年我55岁了。后来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那录音，播放过。因为整天在相声场子里熏呀，像什么《十八愁绕口令》呀，有些笑话呀，小段呀，我也会说两段。当时，天津电台有个编辑叫陈洪凯，这人早过世了，他有时候“哎！你来一段！少儿节目……”也有的时候念点新段子，也播。上台也不怵。在小学毕业以后呢，没听大人的，没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就擅自报考天津戏曲学校……
　　
　　
　　
　　现在叫艺术学校，过去叫戏曲学校，中专吧，就考那了。那时候没有京剧班，就是梆子班。梆子、评戏。我从小没听过梆子。“这梆子是怎么回事呀？”人家一听我是马三立的儿子，人家挺愿意要的，“梆子和京剧一样，是先有的梆子，后有的京剧，你学梆子基础更好……”反正就是希望我报考。因为我没有嗓子，嗓音条件不好，唱梆子、唱京剧都够呛。尤其是梆子，那个调太高。只能说呢，我喜欢武戏，像什么功架戏……《铁笼山》呐，《英雄义》呀，《艳阳楼》呀，这都是我从小爱的戏，我就奔这方向去的。考到戏校以后呢……因为咱家是搞幽默的，就让我归到“丑”组，三花脸。生、旦、净、末、丑，自然而然归“丑”组。在“丑”组学了一年吧，那时候的老先生，陶顺义呀，赵连祥还有王宾珍，这都是我的开蒙老师。学了几出小花脸戏，像什么，《女起解》呀，当然女起解是旦角第一啦，我是属于硬里子…后来就学什么……《定计化缘》、《阎王乐》、《教学》、《作文》呀……反正是学了这么几出戏。但是，总感觉力不从心，嗓子不行。
　　
　　
　　我那时候名利思想比较重，一排戏呢，旦角老师总让我“你往后站点……”，让我往后站点，“别挡着角儿……”。比如说《女起解》，我（演）崇公道，按那个“丑”行说，要熬到崇公道就不错了。还让我往边上点，往后点，我心里很不痛快。干脆我不唱小花脸了。我就改了大花脸了，就是“武行”的“摔打花”，我爱这个。因为我当时的“跟斗”不坏，“抢脸猫”、“克子”呀，“倒插虎”呀，什么披着靠，翻跟斗，耍大刀，这个活，我比较得意，我比较爱这样。虽然出一身汗吧，自己感觉很舒服，“傍角儿”的。虽然不是“角儿”，但是，头一场，我得坐当间儿，这也是想成“角儿”。但是，你要让我唱武生，我不够那条件，我只能干这个，硬里子，干了五年。那时候我基本上有搭班的条件了，差不多够个演员的水平了。一般的戏我都能演，我曾经演过《黄一刀》演姚刚，《白水滩》、《艳阳楼》都演过，这是我的正戏……
　　
　　
　　58年，反右派的斗争是57年开始的，57年是曲艺团的这个……是靠后啊，还是后来收尾又发展一批，最后定的，就是58年定的。我那时候我才十四岁，根本不懂，我们老爷子定成右派了，就戴着帽儿下放，送到农场监督改造劳动去了。我呢自认为还挺不错，我在戏曲学校很受重视，因为我爸爸在电台广播团团长、副团长，又是这个劳模，又是那个委员的，很得志。一般地有外交活动，接外宾啊，到车站啊，都有我去，给人鲜花，戴上红领巾，我自己感觉前途是一帆风顺！一年多吧，这么个过程。后来自己感觉逐渐地冷淡了， 领导对我也不热情，甚至不理我。
　　
　　
　　说个岔曲吧，上文化课，第一次感觉对我打击最大。上文化课有一个班主任兼文化教员的老师叫刘荣昌，讲这个……比较注重文学的吐字发音，戏曲学校分曲艺、唱歌呀，在这方面功夫比较深。讲四声，一个字的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他举个例子，用一句成语说明是这四声了。是什么呢？山清水秀。他让大家跟着一块儿念：“山、晴、水、秀，山、晴、水、秀。”念着念着，我这人爱钻牛角尖儿，其他学生都跟着念，我呢一想不对呀，山跟清都是一声，都是阴平，怎么会山“晴”水秀呢？应当“山清水秀”啊，“晴”了。我就不自量力了，我举着胳膊说：“刘老师。”“干吗？”“您说那个四声‘山晴水秀’念着不舒服，我感觉这‘清’不是二声，‘清’跟‘山’都是一声，都是阴平，如果要是‘花红柳绿’就差不多了。”哎呀，我这话犯了禁了。当时这刘荣昌“啪！”一拍桌子，我那时候任何思想准备没有，我不知道我是属于二等公民，甚至三等、四等公民。“你是什么东西！这个地方有你说话的场合！同学们，你们大家注意了，他是谁？他是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马三立，他（马三立）的后代，他（马三立）的子女。他对党怀有刻骨仇恨，他利用这个破坏我们文化课。你们以后对他监督，不允许他胡说八道，不允许他乱说乱动……”给我弄了一通，那小孩儿嘛甚至都比我小，都十一、二，“唰……”都看我，我们这儿还有这么一坏人？打我一措手不及，如果我提的不对，“山晴水秀”对，“花红柳绿”不对，也不至于这样啊。从那儿我就开始意识到，只许老老实实，不要再抢出头，不该你说话的时候，千万别说话。说话----自找没趣儿。
　　
 作者：牌品好就是人品好   回复日期：2006-12-27 14:44:00 7# 　　从那个时候以后，再排戏呢……说下一个戏，咱们排《金钱豹》，《金钱豹》我一想这戏那当之无愧是我的了。因为什么呢，我跟天津曲艺团有个耍叉的，一个老演员叫张涛，我跟他关系呢那时候不错，我跟他学过。说这杂耍里边的耍叉，比京剧戏里的耍叉，那要更多得多，样子也多，难度也大。如果把他的东西借鉴过来，放到西里边，那绝对是锦上添花，更好。我有这底儿，早先我又练过，我认为是我的。（结果）就是A、B、C，我连C都不是。排戏都没我的，以后凡是轮到我头上的戏都是什么四个兵啊，四个边将啊，龙套啊，摔打啊……《雁荡山》这活儿有我，摔、打都是我的，但是我决没有名儿。我就有点腻了，腻了这时候派我到天津市京剧团，那儿人不够，他们成立两个队，下手活的人少，借戏曲学校四个人，把我借去了。像什么《盗御马》啊，我就是看马的，《挑滑车》啊，我拿那轮儿，那车旗儿站在上头，让高宠一挑我就下去，就去这个。这时候认识了厉慧良，厉慧良就在我们这个演出队，角儿，那艺术绝对是高啊！一般人他也不爱理，因为有人提：“这小子是马三立的儿子。”他也就多跟我说两句，说：“你在这唱这个武行，你说你干这活儿，有什么发展？你啊听我的，干脆别干了，你回家学相声去。你放着你爸爸那相声你不拿，你在这儿学？你就是学出来，你成不了角儿。搭班吃饭没问题，但是谁不想好？你不会太好。”他一说这个，我在那混得又不好，我就幼稚了，我认为挪个地方可能政治气氛就好一点了。哎，对，我一想，我不干了，跟我爸爸一商量，到家……礼拜放假了，我说我不干了。“哎，别不干。”我说我得进曲艺团，我跟你学相声。这时候是62年，1962年。我爸爸是坚决不同意，因为我没有体会，他太有体会了。他在曲艺团的处境，要比我在戏曲学校的处境，要难得多啊！他上了台，他衣服在后台，愣让人家拿熨台给成心烫一大窟窿。他的皮猴，挂那，摘下来，拿熨台烧，烧一大窟窿，在前胸这儿，下来：“哎我皮猴……”“怎么着？我烧的，你愿意吗？你还不老实？我拿它垫着熨衣服来着。”就是欺负人。也没敢言语，就拿回来了，衣服也没法穿了。他是这种处境，他再把他儿子弄进来，他肯定不会好得了。但是我决心已下，我倒没把这看得挺重的，我把艺术上，将来发展前途上，看得很重。
　　
　　
　　
　　所以我就坚决找我们戏曲学校的领导，刘海坤啊……这些个干部，跟他们谈：“不干了，您给我转到天津市曲艺团。”当时有的 领导还是挺好的，就说：“行，我给你转，按道理你也应当是那儿去。”要说这一步走得对不对呢，现在我也不好说。因为什么呢？如果要在戏曲学校，恐怕我后来的处境要比在曲艺团强得多。终归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嘛，是属于“地富反坏右”的子弟，本人不是“地富反坏右”还是可以给出路的，党的政策还是可以给出路的。当时咱不懂政治，所以就来了。事实证明呢，还真不如在那儿，干到现在最低也是二级演员哪，二级演员要比说相声轻省多了，从个人的身体上要比现在强。因为相声这个行业外人看，很容易：嗨，不就是说话么，说话谁不会呀。尤其你要不是南方人，也不是什么农村人，你说天津北京话的都可以说相声，他这口条基本都对。看着很容易，可实际上这行越干越难学，越干越难干，越干越感觉这个深不可测、无边无沿，从艺术上来说是这样。
　　
　　
　　
　　要从人的心情上说呢，要是干别的可以表面和心理可以是两打子，不统一也可以。比如说我干手艺活儿，我缝鞋，我妈死了，我在那儿照样针针儿扎，就是不乐吧在那儿还能干活。你要说相声呢，我妈死了然后我赶上演出，我得去站到台上逗人笑，我心里是难过的，这自己跟自己相左，这可是不好受。就何况在那时候那种情况下，我就体会我们老爷子在后台是受那样的待遇，上台不报名，后台活儿都得他干，然后他又是角儿，又大轴攒底，说相声台底下再一鼓掌，他心里是酸的，脸上是乐的，要说这滋味恐怕一般人尝不到。而且干完这行以后呢，他把这个笑料、幽默的东西，他自然而然心里就比观众多得多，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求这个——包袱儿，在找笑料。找来找去就等于您在点心铺呆，天天吃您可就吃腻了，这个口福可就没了，等于缺了一福，自己这乐儿没了，然后光剩逗人乐了，这对自己来说不老太合算的。
　　
　　
　　63年正式调入曲艺团，到了曲艺团以后，开始从事相声这个行业。我基础比较好，听得太多了。我小时候就跟着周蛤蟆，周德山，周爷爷，那是我们师爷。跟着他一天到晚地生活。在我小的时候周老就不上台了，就在我们家吃饭，他是我爸爸的师父嘛。我呢，一天就跟着他。有时候他就给我说个笑话呀，他给别人说段子，别人谁说得好、坏，他评论。我多少的受到了熏陶。另外呢，跟我爸爸不是平辈，但是是同年，岁数差不多的演员都有关系，都很好。比如说刘宝瑞、耿宝林、冯立铎、张宝茹，在比我长一辈的，张寿臣，张大爷，对我都很喜欢。我也爱上别人家里串门，别人说呢，我耳朵长，多听，多记。
　　
　　
　　到曲艺团从事这个行业，不难。因为那时候有个10来段吧，就够用的。一般的青年我看也就是有个3、4段，能上台了，就完了。有个10来段呢，就富余了。从63年干到65年，年初，干了不到二年吧，就四清了。四清时，我还是受老爷子牵连，我就列为四清重点了。不让上台，罪名当然很多了，什么崇拜老艺人啦，喜欢封资修的节目啦，有时候给人家讲一点传统段子啦，这都叫散布流毒。立场呢，是站在老爷子这立场上了，对于有些给老爷子提意见的，有其它用心的，陷害老爷子那些人，有些不满情绪。包括有时候一开会，我听着很不顺耳，每次发言呢，前边必须得有一句“大右派马三立，坏分子赵佩如，混进文艺界，钻进曲艺团，如何如何……”我就纳闷，四辈干这个算混进文艺界的，钻进曲艺团，你们呢，都是半路下海，不算钻进，我们算钻进曲艺团？我爱较这个真儿。其实呢，这是个“帽儿”，发言必须得有这个，很正常，现在看很可笑了，当时我就很生气……
　　
　　
　　转过年来，就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当然就升格了，我跟我爸爸都关在牛棚里了。实际上我干相声……正式干这个，在文革前干了二年。从65年就没让上台，一直到80年一直是现行反革命，内部掌握吧，“拿帽儿”。但是，待遇都没了，工资也没有，一个月就给15块钱饭钱，把我送到农村，交给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作者：牌品好就是人品好   回复日期：2006-12-27 14:45:00 8# 　　后来有一段，我们团想给我努力，给我改成农业，派一个造反派到大队，跟书记、革委会主任谈：“这个人我们不要了，这个人不适宜在文艺界，不适宜在社会主义舞台，把他改成农业，正式地自食其力。我们这15块钱就掐了，档案也不要了，归你们了……”当时，大队是什么态度呢？“你不要了？我要？我也不要！这样的坏人我也不愿意要……”大队说，“不管怎么样，他是你们那正式的成员，你们下放一块来的，你给一个人改农业？这不符合政策，没有这精神，如果将来中央有这精神，凡是牛鬼蛇神全改农业，他也改！给他一个人改，那不能改！”人家也不要这包袱。团里后来跟人家说：“我们得照顾他生活，他这一个月就15块钱，在那干，你们也不给钱，他不够生活……”我那时候都三十来岁了，“他得生活，他得娶妻生子……”这大队的书记和 领导就说：“你要从生活出发那可以，也不用改农业，他在这出多少劳动力挣多少工分，我们都给他，他享受农业的待遇，就跟知识青年一样，你那15块钱不能掐！你还得给！”这样呢，比在农业还合适呢。当时……这是“一言兴邦”呀，他也不是什么想保护我，但是就把我保护住了。我就没改成农业。要是改成农业再调回来，还费事了。你不是曲艺团的人啦，你没档案，农业户口改非农业，再进曲艺团……这就挺费事的了。
　　
　　，有泥人张，还有几个黄河戏院的职工，还有一个“叛徒”……何飞，那6家。后来各单位落实政策在75年、76年、77年当中都调回来了，就剩我们一家了。团里这时候调来一个新 领导，叫王连春，这个人很正直，他当革委会主任。我那家房子漏得不行，一宿睡不了觉呀，拿盆接呀。我就找团里来了，我说：“我这个，回来是不可能……但是，我也得生活呀，这房子太漏了，团里能不能给我点油毡，我把顶子铺一下？”这革委会的王主任就说：“你回来就完了！”我说：“回来可不是一句话的事， 领导不得研究吗？”他说：“行！我主了！你回来吧，礼拜四，派车接你去……
　　
　　
　　
　　那时候我们家就四口人，我父亲、我母亲、我跟我弟弟，（哥儿俩）没有一个结婚的，就搬回来了。我爸爸不愿意回来，在那儿住着挺习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随遇而安，在那儿住着有滋有味的。那时候我也比较能劳动，我养了四十只鸡，俩鹅，一条狗，门口黄瓜、豆角、茄子、西红柿、辣子，应有尽有，因为都走了，就剩我们一家了，地都归我了，院里那地都是我的，我种的各式各样的花儿，漂亮极了，生活也挺有情趣的。老爷子舍不得，但是，我做工作吧。下放呢，一般是坏事，都是有问题的才下放，当时对我来说，是因祸得福，怎么说呢？因为一下放啊，地富反坏右，地富在农村都是老熟人，甚至于他沾亲带故，二大爷啊，六叔啊，他们都论得上。咱呢是八杆子抡不着，阶级敌人，送到那儿，监督改造，基本上农民没有人跟咱说话，除了个别有找咱借钱的来一趟以外，剩下的没人理咱，咱也不可能上人家去串门，白天干活，晚上就在屋里，又没有电，就点一个洋蜡，或者点一个嘎石灯以后，就这四口人愣着，难免就提相声。我认为这七年对我是难得的。现在我找老爷子学东西，问什么事，他一个是精力不行了，再一个，不可能我连续问他一个小时当中不来人的，你刚问几句，这梆梆梆叫门，“马老——”，进来四个，“跟您照相来了”，“您给签个字吧”，或者老朋友来了，他接待人家，我这就晾一边了。可是在下放那儿呢，这一村的尽南头，咱哪根本没人理，在那种情况下呢，我是他唯一的知音，谈话对象，只能跟我说，我那时要有录音机，那我就阔了。我就凭脑子记，然后他说完我再追记，拿笔再写，获益不小。另外把我原来学的那些东西重温了一下，原来学是泛泛的，你背我也背，反正把这词儿背下来了，究竟怎么回事，从年龄上也不到开窍的时候，理解不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来了，您当初说那段，那是怎么回事儿？您为什么跟别人说的不一样？老爷子一打开话匣子：“他那个是这么说的，我哥哥当初是这么教给我的，我当时不敢改，后来我这么改的，实践证明我这是对的……”怎么来怎么去，嘡……说一通，甚至于象这个……，比如说《卖布头》吧，《卖布头》是人人都会的段子，可是老爷子呢，他那《卖布头》他轻易不说这段，他有他独到的地方，我说您那《卖布头》给我念念，因为以前我不使这活，我会也都是那大路活。“我给你说行，你再找阎笑儒，你再找刘化民，这两个人是全国说《卖布头》说得最好的。”老爷子评价，第一是刘化民，第二是阎笑儒，第三是侯宝林，咱不管声望，但是老爷子这么看。我就把刘化民的想方设法把这词学来，写信吧，我跟人联系吧，阎笑儒是我爸爸的徒弟，我能找他，到市里来跟他学，然后把这几家的综合到一块，删繁就简，不像话的话弄下去，把精华都留下，我认为当时整理一些这东西呢，很有意义。
　　
　　
　　在这七年呢，就等于我又上了一个大专，单一的这么一课，也就是说，这几年，后来又让我干这个了，基本上是那时候又复习的那些东西，再加上小时候背贯口留的那个底子。我们老爷子教相声，他跟别人不太一样，他从来他不给你写词，他给你写出来“念去吧”（，这事没有），除了贯口以外，趟子活，大段子念白，其它的来回对话啊，他让你自己去化去。老爷子的名言：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学相声的过程，一个是听，大量地听。我记得我在61年、62年，那时候我还没离开戏校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多看，戏也要多看，曲艺也得看，话剧得看，戏校没事了，或者是抽功夫，带着饭到相声场子坐着去，听腻了还听，多听，那一段我都听过，听完了以后得有偏爱，哪段我喜欢，哪段我不喜欢，人人都这样，把这些爱的都学回来。听、学、练——自己得练、演，得找机会演，那时候就没机会演，比如说在进曲艺团以后呢，这二年是我实践的机会，天天演。演、精——演好了、化，如果到“化”的境界了，那就是最高的，但是做不到啊，一般的能精就不错了，能熟练就很不错了，但是奔着他说的这几个字去要求自己。也就是说在农村就上了这么一课，重点的做了一个复习，回来以后呢，77年回来以后呢，还没落实政策嘛， 领导就找我了：“你回来了，干点什么呢？”我当时说：“看来反正我这工作呢，领导安排。”我估计革委会里边是没我的职务啊，我说恐怕我也就后勤吧，我只能是套炉子，买东西，拉煤去，“你要愿意干这个呢，也可以……”我不是愿意干，我必然得干这个，我准知道我得干这个。最后我就归了后勤了，我在后勤那儿干了不到三年。后来逐渐的政策放宽哪，宽大政策，对牛鬼蛇神，基本上都给出路了，我也就有点小权了，就让我当总务了，仓库钥匙都归我拿着，我给人家管服装啊，就干这个了，买东西啊。到80年前后，演出队就都成立起来了。
 作者：牌品好就是人品好   回复日期：2006-12-27 14:47:00 9# 　　到80年前后，演出队就都成立起来了。成立起来呢，演员的数量不够，因为当时下放了不少，甭管是唱的、说的、弹弦的，都到工厂，我这是重点的上农村，大部分上工厂。反过来说上工厂的往回调倒不好调了，我这下放的统一地都回来的，比较容易。那时候场不够，场不够就让我：“要不你还上台吧”。随着演出呢以后就平反了，过去有些定案都给否定了，基本上从那干到现在，现在身体又不好，将近退休了。让我上台以后，没有伙伴，我就跟着打补子，今天短一场，“短一场于世猷给你捧一个吧”，临时调于世猷，给他念念活，肯定那活就不精了，两个人钢口那话就不准了，大概其。我给苏文茂捧过三个月，苏文茂跟马志存开始，后来甭管为什么了啦，马志存不给他捧了，临时有演出，出门我就跟着去了，让我给捧。我给于宝林捧过，我给赵伟洲也捧过，捧哏的还不少。但是捧哏的我得找一个固定的伴儿啊，这时候我就提出来有一个叫杨少华的。杨少华找到我家去了，杨少华是轧钢一厂的工人，他找到我们家，就说：“我给你捧。我这年龄，我这活底子……”我考虑呢，也行，跟 领导谈谈，就从轧钢一厂给他调过来。调过来我们俩个人第一段就说的是《戒烟》，就告诉人们抽烟的害处，第二段是《地理图》，恢复的传统段子，但是前边入活我们改的是……半新不旧吧，也能够跟上时代的，《地理图》，参加的“津门曲荟”。业务演出呢，跟他也有几段。我这人有一个缺点，就是不甘心当配角儿，“斗私批修”应当得狠狠地……这是我当时的思想。我跟杨少华搭伙，我净爱说“一头沉”的活，也就说我这边重，他那边轻，他要想抖机灵，在台上让观众乐，让注意力归他，这我总觉着不老太舒服的，因为我是逗哏的，我是干活的，你是辅助的。 50
　　
　　
　　在沧州，在沧州演出，北京曲艺团也在那儿演，我们也在那儿演。所以他们这些人儿呢都到我们后台串门儿，像王世臣啊，王长友啊。王世臣就说呢：“志明，你这个量儿，”就是这捧哏的，“你这量儿可不能丢。”因为那天我们俩人使的《报菜名》，《报菜名》这个段子捧哏的话也多一点儿，显得他的能耐挺大。“这量儿可不能丢，你得抓住他，他保着你效果呢。”我一听我就告诉王世臣，我说：“师哥，我跟您说，冲您这句话，您提醒我了，回去适当的机会我得跟他裂。”“因为什么呢？他保你效果不好么？”我说：“不是那事，我既然是逗哏的，我让他保着？他得先死我得后死，他岁数大呀。他死了以后我就没人保着了，我不就完了么？”回来以后呢，可巧又进来一个刘俊杰，我们那儿，小站的，进来这么一个。他们俩人关系我看挺好，有时候背着我他们偷偷地排练，“溜活”按我们行话说，我说：“你呀，既然愿意跟他，干脆就跟他吧。”我就坡下了，就不用他了。不用他，这时候 领导就给我配了一个谢天顺。谢天顺给我捧哏以后呢，就是弄了一个《论拳》，就说这个霍元甲，武术，结合我在戏曲学校武行的底子，我在台上能跳个铁门槛儿，打个飞脚，拉个云手。在第几届，那是第三届大概是，“津门曲荟”上，不错！弄得不错！后来我们又上了一些传统段子，现在电台也经常放的这些个，像什么《报菜名》啊，《开粥厂》啊，等等吧。跟谢天顺就干了三年多吧，干三年多呢赶上评职称了，87年大概是，评职称吧。评职称呢，他比我矮一级，这不是我给定的，是领导定的，他比我矮一级，他呢就提出来：“如果要不跟他平级，我就不干了，不给他捧了。”也没给他长级，结果他就给我撂了。撂了以后呢，我就又耍单儿了，没捧哏的了。那时候相当苦啊，因为我们团是改革先锋啊，团长他净爱走在别的团前头，他自己出了这么一主意，就说相声演员不发工资，相声演员自谋生路，每月呢还得按你工资额的百分之二十交到团里，保留你这公职，如果你要是不同意，你就可以辞职，想要工资就没门儿。谢天顺不给我捧了呢，他就没伙伴了，他演不了了，团里就特批给他工资，养起他来，他把我撂了吧，倒养着他。我呢，没捧哏的我也演不了，不养着我。这时候我就……抓瞎了吧，我也会点儿小活儿啊，单口啊，反正就对付着吃饭吧。
　　
　　
　　在这时候有人给我介绍黄族民，这黄族民呢是中央制药二厂的工人，当过几天干部，他爱这个行业，在业余里玩过几天。开始我不想用他，因为基本上传统东西他都不会，我在他身上我得下工夫。可是呢，也有好的一面儿呢，像这种“生坯子”如果教出来，比那个好多有毛病那个现扳毛病要容易点儿。黄族民这个人呢，很正直，从87年跟我搭伙一直到现在，十三年了，十三年呢团里边就不给调进来，每一届“津门曲荟”都跟着演，什么叫慰问部队了，什么公益活动了，团里的所有活动，黄族民都是义务的，单位请假扣工资在这儿帮忙。但是不知怎么个原因吧， 领导总在说在调，说请示局长给调过来，局里不同意，始终就没给调。没给调到去年的，前年——98年——我身体不好我提出来我退休吧，我找到局长，我一问呢，我说我退休，看看年龄也够了，我们团比我小的都退了。“你干得不挺好吗？”局长说，我说：“就连个伙伴儿跟着我十好几年了都调不进来。”我跟局长一提呢，局长从事业出发:“给他办！”一个星期，98年就把他调进来了。一分钱没花，反正就进来了。
　　
　　
　　黄族民呢，这个事业心相当强，就说一般的如果说跟一个专业的人员搭伙，目的是为了进曲艺团，为了从事专业，把我那个工厂的活撂了，我跟你干这个，起码轻省吧。如果说，三年五年调不成，那就放弃了，一般规律是这样儿，没有可能就算了我也不给你捧了，我该找别的路子就找别的路子了。而他不然，调也好不调也好，他是（星期）一、三、五准到我家来，他岁数比我小，身体也比我好，一、三、五准到这儿来。你给我念什么活我就听着，我就学。可以说是我从干这行以来，搭这么多伙，跟我合作的伙伴儿里头，两个人掌握段子最多的就是这个黄族民。黄族民这个人呢，也是在这行里头不可多得的人，他出身于干部家庭，他父亲是抗日战争时候受伤的，炸掉一条腿，那是老干部了，离休以后后来过世了，他母亲也同样。在他身上有很高的人的素质，决不轻诺寡信，这人是一个守信义的君子。
 作者：牌品好就是人品好   回复日期：2006-12-27 14:48:00 10# 　　他跟我搭伙这么多年，一般的伙伴都因为钱上产生矛盾，以至于最后散了，黄族民不然。因为从我这角度，我本着一个……没有藏着掖着，都是公开的，我要不我不用你，你这人不行，我不用你，我找别人。我既用你，我就相信你，我绝不在任何小节上给人不愉快。比如说演出吧，演出的单位就说：“马老师，我们拿车接你去。”我说：“我们自己去也行。”“不用不用，我们有车。您在哪住？”我说我在什么三德里胡同，怎么进去，“那黄老师他在哪住？”我说他在兰州道里边，有个派出所，旁边……一说，反正挺费事的，人家不熟悉：“要不这样行不行？让黄老师到您那集合去，到点我们拿车把您俩一块从您家接过来。”这种情况很多，作为我这方面，只要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情况我说：“这样吧，你先接我，接完我，我领着这车去接他。您不是不好找吗……”“还是应当先接捧哏的，然后再接您这逗哏的。”我说：“咱们没这些事。你先接我，我跟着车绕。”绕，把他接上，对他给与应有的尊重。或者说上火车，给我一个软卧，人家不说你这艺术也好，以这级别也好，人家说你岁数大了，你身体不好，你来软卧，他来硬卧。这样呢我力争给他要个软卧，如果要不来，我也换硬卧。我老跟他一样。或者到哪吃饭，人家往外调：“刘？英刘老师，严建国严老师，马老师，您几位出来一下。”“干嘛？”“您到这屋来。”到这屋一看呢，有人家 领导陪着，甚至于菜的质量也不太一样。“哎，我说，黄族民呢？”“他在那屋吃。”我说：“别介，要不我也跟那屋吃，要不就把他叫过来，你选择。”往往呢就把他也叫过来了。就说不应当在伙伴中间造一种让他我低于你（的感觉），这样呢，从大局上说，对事业有好处，对我们这场活绝对是有好处，他也就有了责任心了，不然的话，“咳，我这个，我这……我跟人家比吗？”他一产生这个，就没好处了，最后吃亏的是自己。有的人呢，他就是无事生非，他自己不研究自己业务啊，他琢磨别人，想法给人拆对，黄族民从来不受调。在北京演出，吃早点。北京有一位艺术家吧，也是一位相当有名的，不知道怎么想起来了：“小黄，走，咱们这边吃去。”吃早点不分回民汉民，都是花生米啊，酱豆腐啊，茶鸡蛋啊，牛奶啊。（把黄族民）叫一边去了：“你知道你们这场多少钱吗？”按他的想法呢，这场多少钱我不跟黄族民说实话，他要在这里边挑拨一下，“你们演一场，志明给你多少钱？”黄族民回答的呢，一句就把他噎回去了：“这场多少钱，我也不知道，现在他也不知道。反正每次领钱都是我去领，你不要调了，我经手。至于给我多少，他都给我，他愿意，我都给他，我也高兴。我们俩不分彼此。”这一句，这位先生就灰溜溜了。有时候有些人呢他就利用这个，有点成就的，或者两个人搭伙，老话“搭伙三年，不火自赚”嘛，如果搭了三年伙，这对就磨合到一定程度了，就是个劲敌了，很容易台上就打不过他了，用这种方法，把他们调散，但黄族民不受调。
　　
　　
　　相声比赛最近这些年不怎么搞了，也可能是相声演员新的一fa的，年轻一fa的少一点儿，年轻的都演小品，都搞别的去了，专门为这个相声下功夫的人不多了。老一fa的，成名成的那些笑星们呢，人家已经都功成名就了，再有比赛也不愿意参加了，再参加万一没得奖呢？就功亏一篑了，前功尽弃了，没好处。我一共参加过两次比赛，第一次是86年，1986年在北京参加一个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专业相声演员大赛，那次我拿的节目是《五味俱全》，这《五味俱全》呢是我们团编 导组的朱学颖，他出的点子，师世昌执笔写出来的，后来经过我的加工，里边很多重点的包袱儿，都是按照我们马氏相声的手法（加工的）。我觉得这个段子不错，虽然是连练本子，带改本子，一共用了二十天的时间，在复赛的时候效果相当好，现在电台有时候也总爱播吧，你也可以去听一听。那时候是谢天顺给我捧的。结果当然是令人失望了，不管什么原因吧，没进等次，一二三等都没我的份儿。我在复赛以后，有一位老专家握着我的手：“不要骄傲，你这个一等奖拿不了也得拿二等奖。”当时那种气氛是那样的，我们老爷子听完了以后呢——他是顾问——在台底下听完以后呢，亲自摘下一个戒指来，这个戒指不值钱，但是这个戒指年头很多了。这是在刚好起来，解放前刚业务有点儿好转，我们家就可以吃“金裹银”的面饼的时候了，里边一层棒子面外边一层白面，能吃上白面的时候了，买了这么一个小戒指，上边刻着“马三立印”四个字，这是个纪念物。（老爷子）就把这个摘下来：“这个给你吧！”谢天顺在旁边看着嘛。我当时就说呢：“我要这个可有愧，这样吧，您家也没有电视，”1986年老爷子家没有电视，我说：“等我这一等奖拿下来，”因为当时我心里想，我这一等奖十拿九稳，“一等奖拿下来，这彩电给您，拿那个换这个戒指。”谢天顺也挺高兴：“没问题，准拿啊！”后来在赛完，结果呢一公布，我就算优秀奖，优秀奖就算等外了，有“荧屏奖”，有“优秀奖”，再上来是三等奖，再上头是二等奖，再上头最高一等奖。没拿等，我又把这戒指还给老爷子了。
 作者：牌品好就是人品好   回复日期：2006-12-27 14:49:00 11# 　　我经常爱到派出所串门儿。我们这剧场叫中华剧场，在和平路南市口，斜对过儿，有一个治安派出所，我爱在那串门儿，跟这些干警们也都很熟。目的呢，一是解解闷儿，另一个呢，可以见到形形色色的人，了解社会，观察动态，收集资料，有助于塑造相声的人物，搞创作。
　　
　　
　　有一天，我正在那坐着呢，就看见两个人揪着就进来了，抓着胸脯附近的衣服，不依不饶，骂骂咧咧，进来打官司，找警察评理。什么事呢？这个人啐痰，随地吐痰本身就不对……崩一个点儿，崩那个人袖子上了。那个不饶，“赔衣服！”到了派出所一看呢，那个点儿都找不着了，都干了。民警一问这情况，也摇头：“这怎么办？……你们俩先上那屋呆着去，现在没功夫问……”就把旁边小屋的门打开了。就是我创作《纠纷》里说那小屋。里边有两条长凳子，两个人坐下了。他们俩进去以后，我就问这民警，叫陈健，我说“小陈，像这种问题你们怎么解决？”“这个没法解决，这俩人素质太低，这叫没事找事，吃饱了撑的，只能是冷处理，降降温，让他们自己消化了。你看我的，一会儿，他们俩自己就解决了……”果不其然，不到一个钟头，两人就出来了。“同志，我们跟您说说……”“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说……”他故意地不说。“我跟您说说……”两个人直求，“我跟您说说，我们俩就算完了，都解决了，给您添麻烦了……”两个人都走了。
　　
　　
　　
　　我发现，哎，这个好，而且街上很多纠纷、矛盾，究其原因，都是不值得一提的事，蹬鞋、踩袜子了……无非是这种事……一句话，不爱听了……应该互相谦让，得有这种精神呀，把精力都放在四化建设上，这多好。当时，正提倡安定团结，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持稳定。“就要这‘稳定’！”当时，我就萌发了创作的想法。晚上……用了差不多一宿……天快亮了，我实在困了，才睡。就把这段子的轮廓、梁子写出来了。我没说啐痰，我就说拿自行车轧那个人脚了，改了这么一点儿。其中，这三个人物，民警；这两个人，一个丁文元，一个王德成互相的那些话，都是我编的。是我观察街上的人爱吵架呀，爱拌嘴呀，这个档次的人的语言，跟民警的语言把它揉和在一块儿。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吧，搞了这么一个段子。
　　
　　
　　为什么这个段子用了半年的时间呢？要说写本子，跑这梁子，是一宿，然后逐渐地改，随改随着观察、修理。就说这几个人物吧，这名字，这名字我当时循着咱们相声界的老道儿，一般上舞台上提名子都提本行业的人。“说我们那儿有一个老头儿，这老头儿叫什么名字呢？叫王富贵。”王富贵就是我们团弹弦的。说这《三字经》，我们同学，同学有谁啊？有白全福，有郝树旺（？），有沈君，有曹永才，都是我们团的，这样也避免某些个人多想，“哎，是不是说我了?”因为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你随便编一个名字，你在全国里准能找出几个人来，所以我一开始设计的，一个叫丁文元，丁文元是杨少奎老先生的大弟子，他的四个徒弟叫“元、亨、利、贞”嘛，丁文元，刘文亨……元、亨、利、贞，按这个排的。丁文元现在在张家口曲艺团，退休了，还在张家口住着呢。另一个呢叫王文进，丁文元，王文进。王文进也是杨少奎的徒弟，他后四个徒弟叫“学、习、进、步”。这个人呢，王文进。后来我一斟酌呢，这两个人打架，都带“文”字的，也不太好，明显的是“文”字辈说相声的俩打起来了，又经过改呢改了王德成。王德成呢是我一个好朋友，是天津有一个大画家，油画家，王麦杆，他儿子，叫王德成。我们两家下放在农村，都是邻居。他跟我也挺好，我用他名字，他也挺高兴。确定下来，一个是丁文元，一个是王德成。民警没有名字，就“民警”就行了，代表一个公安机关正面人物，这三个人。我这段子一开始是单口相声，我也想尝试一下，因为每次曲艺团的相声专场、津门曲荟啊，都是俩人一对，俩人一对，俩人一对，最后演七个、六个散了，这里头应当呢当间有一个差乎差乎，有一单口，这也符合过去的规律，换换口。我呢，虽然能说几个笑话吧，但是像这种专门的一个单口相声还没有，我自己给自己写这么一个。我一人在台上说，又是丁文元，又是王德成，又是民警，又是我这个旁叙，我这个叙述者，就是我本人。那么四个人，四个人的段子，一个人说，那就说呢：王德成说什么什么，丁文元又说了什么什么，民警同志又说了什么什么，我认为怎么样，丁文元又说……这玩艺儿倒腾，闹得慌不闹得慌。怎么办呢？我考虑就用这声调来区别。
　　
　　
　　
　　这四个人，从发音上、从语言上，让他有差别，有了差别以后呢，就用不着我说了，这是丁文远说，那是王德成说，用不着了，一变脸，一变声，让观众（马上明白），这是丁文元，这是民警，这是王德成，这样呢，既简练，又真实。那么这四个声音，我的声音就不用动了，民警呢，也比较好塑造，干部的声音就行，关键是这俩人。这俩人都是玩儿闹，都是这种素质比较低（的人），我就考虑了，这王德成呢，把他刻画成一个30多岁的，也就是说成家了，有老婆孩子的，这丁文元呢，20出头，20出头还没结婚，比较幼稚，不知天高地厚，不懂法，就一个小法盲，但是不是多坏，说这俩人都是犯法分子？都不是，都是缺乏教育。一个年轻点呢，嗓音让他稍微窄一点，那个上岁数的呢，就是天津有这么一类，就类似我们团里头有几位，就是他这个声音，“少……少跟我来这一套！”，就这味儿的，宽，而且似乎是有点结语又不是结语，说话慢，他那节奏不均匀，这类的话，就给王德成。丁文元这声音呢，就费事了。有一天呢，我到北京电视台录像去，回来呢在火车上，火车上有这么几位在王府井做买卖的，每天早上去摆摊，下午六七点钟回天津，在那给人打工的，这车上有这么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小子认识我，就跑我这儿来了。“你是那说相声的马志明吗？”我一听这声音怪，我说：“你在哪住？”“我东方里……”我们那儿怎么来，怎么去，跟我聊起来了，对相声还挺懂，跟我聊了一道。他聊的东西我没记住，但是他那声音我可记住了。哎，我一听这味儿好啊，就像一个女的声音，有人乍一听以为我这刻画一个女的呢，其实不是，他是天津单有这么一路人，小细嗓，太监嗓，这声音跟王德成那粗嗓子差开了，这样呢，人物就比较鲜明了。我把他这么设计好了以后呢，这段子我就在天津市政协礼堂，有一天民主党派的一个联欢会，民进，在那会上，我试一试，因为我心里也没底，究竟效果怎么样？我要把它见见观众。那时候民进的主委，天津市人大副主任，杨坚白（？？？），杨老，他在那听，哈哈大笑。我一试呢，出乎我意料，呦，这么好！
 作者：牌品好就是人品好   回复日期：2006-12-27 14:50:00 12# 　　《纠纷》这个段子出来以后呢，我的处境是越来越不好。第一呢，我这叫……我有点儿个人英雄主义吧，可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第二届中央电视台相声大赛，在大连有个“星海杯”。我忘了是谁找我呀还是怎么回事，就让我拿这个《纠纷》去比赛去。可那个时候呢我又没捧哏的，我不知道团里是 领导布置啦？还是……我求谁谁都不去，谁都不给我捧。在那种情况下呢，因为本身我这是单口相声，捧哏的最好一句话别说，别搅和我最好，我就用了一个唱山东快书的一个不怎么上台的演员，基本上我没怎么看他演出过，叫李凤祥。我说：“你跟我去。”他说：“我哪行，我没说过相声。”我说：“你试试。”“行！”他那儿也挺高兴，就到大连比赛去了。大连比赛呢，我以为呢这个作品，最起码从作品说吧也会获得一个好名次的。经过复赛、决赛，最后勉强给了我一个三等奖。后来报纸上我也见过几篇儿，有不少人写“冤了”，给得低了。在评选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的……咱也不知道内幕的东西了，但是我想呢不管他怎么给我低了，我认为两次相声比赛我都是一等奖。实践证明，我这两个段子，电台播放，现在还有人邀请，点我这个段子的，很多。不少人还是拿着我这《纠纷》去模仿，去改成了MTV，甚至于很多小年轻的，小学生都学我这段子，我就是一等奖。当时的一等奖那个段子我不记得是谁了啊，我相信没有这么大影响。
　　
　　
　　我这个《五味俱全》，别人说（好的）不少，最难得的就是我父亲。我父亲呢，手里头很少有相声的音带、像带。从一般来说呢，他不怎么爱听相声，他自己琢磨他不爱听别人的。他在中青年以前他听，他老年以后，听个一句半句。他特意找到我“你把那个《五味俱全》给我录一盘儿，我听。”我说：“您听这个干嘛？”“好！这个从表演到作品，我认为都够水平。”他没事就拿录音机放这段，反复地听，甚至于他都背下来了，老爷子对我的评价，有些段子最多也就说“你这还行”，甚至于有的“这可不行”，“这个一般”，我没听过说好，说好的就是《五味俱全》，现在您有功夫去问问老爷子，绝对认为我这段儿（好）。不然的话他不会把他的戒指摘下来给我。《纠纷》那就更别说了，《纠纷》的社会影响要比《五味俱全》更大，尽管我拿了个三等奖，我认为去得还是有必要。
　　
　　
　　这个《纠纷》从播放以后，在社会上影响相当大，我亲自看到的，经常听别人说的大街上两个人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起来了，以致影响了交通，这时候往往要出来一位两位：“得得得，你都吃饱了撑的。你就是丁文元，你就是王德成，这不没事找事么，赶紧散了完了！”就解决一些问题。我周围一些观众呢，见着我也都赞不绝口，而且呢对我提出要求，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来个二本儿，二本儿，三本儿。有些个公安机关啊，派出所啊，给我也来信提供很多的材料，希望我能够再写。在下一届“津门曲荟”，就是说在《纠纷》的下一届，两年以后，由于这个……一般 领导不支持那是他的事啊，我最崇拜的我最孝敬的是我们的观众，观众说的话我认为是最高的，我听观众的话，我要按照观众的要求去搞创作，我又写了一个《听曲艺》。因为这时候呢，从大势上应当弘扬民族艺术，曲艺呢是我们国家的瑰宝，但是有些个观众呢不太爱听曲艺，好像曲艺跟相声是两码事。我为了弘扬曲艺，也让人说明一下曲艺其中包括相声，我也希望那些爱听相声的人也能够逐步地爱听曲艺。有的人爱听我的相声，当然是很少的一部分了，从全国说，就天津的一些观众，我们老乡亲爱听我的相声，不一定爱听京韵大鼓、单弦、时调、梅花（大鼓），不一定爱听。我想引 导他们呢，也听一听曲艺，我编《听曲艺》这个段子其中有这层意思。另一层意思呢，就是在丁文元受欢迎的基础上，人们喜欢这个人物，再把他放在《听曲艺》当中，作为一个主要的包袱，这么一个主线，而且这个段子呢还能够把我所学到的一些个曲艺知识展示一下，也打破了我们马家从来不唱的旧观念。我这就属于“不肖之子”了，从老爷子那说“马家不唱”，一直坚持不让我唱，但是我总觉得既然能学两句儿，为什么不让我过过这瘾呢？我就设计了这一个段子里头有单弦，谢派，谢芮芝谢派单弦；白云鹏的京韵大鼓；也有阎秋霞的，白派，也算白派，但是阎秋霞味的京韵大鼓；好像是一些个老段子，《杂条》、《杂学唱》的意思，用丁文元贯穿这个段子，收到相当好的效果，电台也有录音，有时候也放，也出乎了一些同行业的意料。同时呢这个段子呢也可以说是我个人的专利，你别人在台上再说丁文元，人家说了“这是跟马志明学的。”再有呢，我这里头虽然是水平不高吧，学了几句京韵、单弦的，比一般演员，比现有我们团里的演员要高一块，因为我没什有么爱好，我这人哪，除了爱听北京人艺的话剧，就是听京剧，其次就研究我这点相声、曲艺。
 作者：牌品好就是人品好   回复日期：2006-12-27 14:52:00 13# 　　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坐得住。比如说吧，这有支出去一句话。在农村，我父亲跟我母亲到市里来了，到市里看病。我弟弟上河工，挖河去。就我一个人在村子的最南头，我住上一个礼拜没见过一个人，晚上连电都没有，我不寂寞。我自己拿一本字典，能在屋里呆一个星期，这是我的性格使然，天性。这也是多年处境不好磨炼出来的。反过来呢，要是太乱呢，上歌舞厅，我还受不了，我心跳，跟人打麻将牌，我急躁。跳舞、打麻将甚至于玩儿，我都不太爱。甭管是庐山，是西双版纳，是名胜古迹……如果都去呢，我就去。让我自己想，去一趟……我没这想法。逛书店，我倒愿意去。我的爱好比较窄。所以在听节目上呢……在曲艺团我又不得志，总让我干活。人家都歇着，让我捡场。捡场呀，就是每一场节目完了，我去服务，把桌子搬下来，摆几把椅子，后台打点水……我经常干这种活。给大伙熨衣服……所以，我这耳朵始终在台上。有很多段子，文革以后，有些老艺人，捯（读二声）不起来了，比如说梅花调的唱十个字，《十字西厢》：“一轮明月照西厢，二八佳人莺莺红娘，三请张生来赴会，四顾无人跳花墙……”这个词，捯来捯去插（读二声）住了，找谁呀，“找志明……”我又不是唱梅花调的！她准知道我会！拿过来，我就告诉她怎么来，怎么去。我是这种性格，下意识地，搜罗、学习了不少的东西。唱单弦、唱京韵，我能够上弦。大部分演员，即使他是“柳”为主的演员，在台上唱，如果把三弦、四胡、鼓放那，让他正式唱……我相信他唱不完就乱了。因为一上弦，“板槽”一定要准，只要没“板”，乐队没法给你弹，没法给你拉。我的“板”就准，因为我学东西比较认真，比较刻苦。我把掌握一段京韵大鼓词做为一种享受。我能把京韵的一些段子改成快板，这是题外话了。
　　
　　我把这些优势，再把“丁文元”在观众当中的“声望”结合在一起，创作了一段《听曲艺》在那一届的“津门曲荟”上露了把脸……
　　
　　刚才我说我们老爷子，不主张唱，“咱马家不唱……”因为他没有天赋条件，我们马家恐怕辈辈都是这发闷的嗓子，不太亮堂。唱呢，不是咱的优势，咱的优势是说，是刻画人物，刻画小市民的内心世界，惟妙惟肖，那是有口皆碑的吧。但是，不等于老爷子不唱，不等于他不会唱，如果说比唱，从他内心说，他认为比谁都不逊色。就因为咱没嗓子，这不是咱的优势，他就躲着这个了，他不唱了。比如说他唱《改行》当中这一段，学李多奎，李多奎卖菜，一般的使《改行》的都是那几句：“香菜、芹菜、辣芹椒，茄子、黄瓜、嫩蒜苗……”都是那个。老爷子这个呢，他会的这个很有技巧，他用《四郎探母》“见母”那段快板，套着那个，出来这个卖菜的词。先唱一遍《四郎探母》，再唱一遍“卖菜”，然后一句“四郎探母”，一句“卖菜”……对仗着唱，很吃功夫。有的人学呀，唱不下来就乱了。偶尔有老观众、老朋友邀请之下……他在电台也录过这个。在某个一次演出时，电台录下来了。
　　
　　　　我觉得，马家的嗓子是不好。但是，马家也有优势，我们马家的“五音”全，凡是低音，有韵味的，不单不次于嗓子好的，甚至有的地方超过他。比如说，让我唱刘宝全，我绝对不行，我小时候学也许行，只要是上台，我够不上，不够那调门。我如果学阎秋霞，学白云鹏，学荣剑尘，学谢芮芝，还是比别人有好的一面。有些曲艺演出邀请我专门唱大鼓、单弦，这就是证明。
　　　　
　　那年“津门曲荟”搞《学曲艺》这个段子，达到了我原来预期的效果。有些相声爱好者找到我，烦我给他录点曲艺段子，我在推动曲艺的发展工作上，做出了微薄的贡献。
　　
　　
　　以后又改编了一个原建邦写的《夜来麻将声》。这《夜来麻将声》呢，就说一个科长，打牌，玩忽职守吧，不符合财会制度吧，招来了贼把钱偷走了，犯了错了。就说不吃不喝打麻将的害处。这段子呢，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段子在我手里头，拿过来以后，经过一些整理加工，丰富了不少的包袱儿。开始呢跟我们马派相声没有一点牵连，后来改了以后，凡是包袱儿的地方，基本上都按照马氏的路子。比如说刘老头，再早的本子里头就没有这包袱儿，刘老头来了就赢钱，就完了。传达室刘老头，把他叫上来，三缺一，把他叫上来，我设计的，这刘老头一推门进来以后，“谢谢，谢谢，谢谢诸位，谢谢诸位！”捧哏的呢，代表观众心理，不用高声，自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还谢谢？”也不是问，就跟观众说：“哎，这怎么还谢谢呢？”就让你注意了，这里头埋下一伏线，然后后头呢，就开始打牌。没打了三圈牌，结果这点儿钱全让刘老头赢了去了。这时候捧哏的一翻：“我说的进门就道谢呢！”您听那录音，这儿观众很有效果。这就是我们添的马氏（包袱儿）。以至于包括前边比如说，“我那时闺女。”“你闺女叫什么？”“叫慧儿。”这hui(???)呢也是麻将牌里的术语。……给他改了一些个东西，这是我受我们老爷子影响，甭管多好的段子，到我手里头，就没有不动的，当然这个动呢不是特别多。有的段子，你比如说《犹豫症》，原本子叫《犹豫王子》，到我手里头给改成《犹豫症》，那里头所有的包袱儿，都是我的，所有的穿插那结构，那些个语言，都跟原本子不一样，都按照马派的路子改的。如果说改一下风格，在我来说恐怕不太可能，因为我就在这个窝儿里头生长起来的，我下意识地处理包袱儿，就按照老爷子这方法。现在有很多人模仿老爷子，模仿得……反正周围人都说很像，按我们家的人，我们子女说，没有一个像的。他学的都是老爷子八十来岁以后晚年的缺点：声音低，驼驼叨叨（？？？），罗里罗唆，甚至于呢，他学他不按照老爷子的原词学，他瞎编，东一句西一句，根本不挨着。我觉得这样学法对老爷子没有什么好处，让后人，如果没听过老爷子四、五十岁壮年的好段子，光听他学的，那会有损于咱们的形象。
 作者：牌品好就是人品好   回复日期：2006-12-27 14:53:00 14# 　　我觉得搞创作不是灵机一动就能搞出来的。今天上午开会，“来吧，开会”“什么事呀？”“咱们下一步呀，搞卫生，你写一段，明天交稿……”我估计好不了。就根据你传达的精神，我把它变成相声语言，没有体验生活，没有采访，没有内涵的东西，写不出好东西来。哪怕是一个小段。举例子说吧，有一个小段叫《核桃酥》，也可以叫《江米条》。这个段子是我创作的。那是在下放的时候，73～77年这个期间。我们在南郊北闸口下放，要想吃点肉就得骑自行车十几里地到小站。我跟我们团一块下放的安文治，安大爷（一起去），安大爷岁数大了，没有牙，就还剩三、四个牙，买肉去，排队。那时候买点肉很困难。买完肉呢，往回骑，安大爷饿了，“哎呀，饿了，吃点什么呢？”我说“您买点点心吧……”好像是六两粮票一斤吧。就进了点心铺了。“我牙口不好，吃什么呢？”我说“您吃蛋糕呀！”买了一斤槽子糕，这槽子糕称完了，铺上纸，往玻璃板上一倒“夸棱儿……”这种声音！就跟石头子似的。安文治，安大爷拿起来，打开这包儿，拿出一块，一咬，打滑！“咔咔……”在槽子糕上拿牙挖了一个小槽儿，根本就咬不动。就有这么一件事。我呢，当时就感觉挺有意思“这叫什么槽子糕呀！”这事一下就过去小十年。后来我就想到了……好像是三一五吧，打假呀，强调东西质量呀，我就编了这么一段，《核桃酥》。头里铺垫的就是这槽子糕掉桌子上“咔咔咔……”响，我不要了，我嚼不动，常规是那样，买来以后掉地下，拿大马车一轧，轧到地里“挑！”挑不出来！拿江米条拨出来，拿铁筷子都拨不出来，拿江米条拨出来了……这是一个夸张的讽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演了一回，我在长城戏院说一个“三角债”的段子，然后返场，我返的这个，效果很好，咱们电台有录音……　
　　
　　
　　
　　我个人认为相声的发展，首先离不开继承。为什么侯宝林也好，我父亲也好，这些老艺术家的新段子，往往也脍炙人口，也被观众称道，因为他们有深厚的传统的基础。他在掌握了传统的基础上，处理新段子的包袱，那出来的东西才是禁嚼的，越嚼越有味，它不肤浅。不像是有那个……自认为是包袱，说出来以后，让人家观众“什么东西！”嗤之以鼻，没法乐。不乐吧，他当包袱使，乐吧，眼睁就不可乐，这类的包袱充分暴露演员的无知。我们老爷子《十点钟开始》一说，其中有几个添的包袱，原来本子没有的那个，现在在北京观众里，北京相声演员、天津相声演员当中一提起来津津乐道，“这真可乐……这买棉帽子太哏了……吃炸糕……这怎么琢磨的？”。这新段子里的包袱楞这么禁嚼，这么有回味，这么让人惦记着，这不能不说他得益于深厚的传统的基础。　　
　　
　　
　　
　　所以，老爷子对我们的要求，包括对我哥哥敬伯的要求，先学传统。相声不像京剧，京剧你得练功，得翻跟斗，得窝腿，得窝腰，吊嗓子，学扮戏，学勾脸，学多少样东西。相声不就是站那说嘛，老话嘛，“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呢……”对！说的要没有唱的好听，人家凭什么听你说来！我也会说话，你也会说话，你往那站着说去我就花钱买票？！你就应当说得比唱的好听！你就应该在语言上下功夫。传统相声如果从小没学过，半路下海，他只能使一些……唱一些歌曲呀，也就是你会我会他也会，流行歌曲。有嗓子吗？有嗓子，能哼哼两句，何况唱的并不比人家歌手好。唱两句京剧上不了弦……贯口活使得了吗？从小应当先砸基础，先学贯口。凡是业余下海，半路出家的，绝对使不了大段的贯口，这是一种心态。因为什么呢？你不是从小灌输的，在心里没扎下根的东西。你站在台上，再大的演员，也不可能跟在家看报一样的心情，这么舒适，站台上这么松弛的恐怕是没有。尽管“嘿！人家台上多潇洒！多松弛！”他也在演出，他也在外松内紧，也是高度集中。一高度集中，这个贯口活如果不“瓷实”准出纰漏。一出了纰漏，汤水救不活，没治！不像两个人说话，我忘了，你提醒我一句，或者你用别的话把我这句弥补上，给我掩盖过去了。这贯口，没法掩盖，所以，从贯口活就看出来，这个演员是不是“娃娃腿儿”，是不是从小干这个的。当然也有一部分“娃娃腿儿”说不了贯口，原因在哪？没下过功夫。从小大人捧着，哄着玩儿，说一个《家堂令》、《六口人》，使一个《训徒》小孩挺哏儿，过去了。等大了，该需要自己拿出点什么来了，没了！再想补，追，不可能了！所以，我们老爷子要求系统地，把这贯口活学会了。　
　　
　　
　　
　　单说贯口活，也不是说都一样，它也分多少种。当然今天我不是像人家讲课的那些，我分不那么细，我就从我的感性认识吧，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比如说《地理图》，又叫《跑梁子》，从北京出发，清河沙河昌平县一直到回到北京，这相当五分来钟的大贯口，全是一样的，地名，都是地名，没有故事这里头，没有人物，只是背地名。《报菜名》，都是菜名，雷同的东西。说雷同的东西，都一样的东西，背起来就应当就是一道汤了吗？就应当“当当当当”都这么背吗？不对，也有起有伏，由紧有慢，有平铺，一点一点地进，叙述，因为我在给你讲我怎么走的这趟道，而不是说“你听我背这个啊，当当当当……”，不是这样的，所以它也要有快有慢循序渐进，它有背贯口的技巧。还有呢，《保镖》，也是贯口活，它说的是一些武术的镖趟子，刀也好，枪也好，它说的是知识性的东西，这个东西就需要人能听清楚，它背法又跟那《地理图》不一样。《八扇屏》，说的是一个故事，今天说的谁啊？说的王佐断臂，这王佐怎么来怎么去，前边有陆文龙，怎么打败了岳飞的将士，然后王佐断了臂，去说书，让陆文龙反正，大破金兀朮，即是贯口，又是故事，又不一样，这要说起来，就要有声有色，有人物。其中也有快，有慢。《八扇屏》里头多了，有莽撞人，说张飞，长坂坡，赵云怎么来，怎么去。单说贯口，就有很多的种类。另外背贯口又不一样，有的人就是一种卖大力丸式的，“嘿儿哈嘿儿哈”就这个，属于这个“看我卖力气了啊”，叫观众看我卖力气了。我父亲要求背贯口不一定观众非要鼓掌，当然鼓掌不是坏事，证明……首先说小伙子你卖力气了，观众给予你一定的评价，鼓掌。再有，你的嘴得很干净，背得好，没出错，证明你功力深厚，鼓掌，对你的肯定。但是不等于是趟子就得鼓掌，有的趟子不需要鼓掌，让观众听美了，不是让他听出你累了。你听老爷子的趟子，你在录音里头听，没有这种声音“哈——”，“红丸子白丸子哈——南煎丸子苜蓿丸子哈——”，拉风箱，捯气儿，最忌，大忌讳，就是这个。老爷子的趟子，是抒情，是美，“二百斤白菜，二百斤酸菜，十把菠菜，二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给你感觉，嗬，他不累，他说得轻巧，特别美，特别俏皮，这就跟王凤山的快板一样，王凤山的快板特色就是听着不累，难度很大，到他嘴子怎么这么清楚，他就不是这种……满腔的热情，哎呀我给你们唱啊你们高兴啊你们给我鼓掌吧，他不是那个劲。
　　
　　
　　
　　贯口活一定要多掌握，我小时候我不愿意使的段子，贯口，我也都背下来了，背完了到现在我没使的，也有。然后又分这么几大类：子母哏，单鞭，柳活，腿子活，仨人的……多会，在旧社会，你只有多会才能够吃一辈子这行饭，因为你遇到各种场合，遇到各种人，你脑子里都有，你到时候不至于叫人给叫呲了，给问住了。另外我们老爷子在传统相声上他绝不率由旧章，他不是刻板，这点超过先人。过去老道的相声按规矩，不许动，这种老卫道士特别多，但是我们老爷子，他每一段传统相声，都要费相当大的精力把 作者：牌品好就是人品好   回复日期：2006-12-27 14:55:00 15# 　　它改、整理、丰富，突出人物，把坏的东西，没用的东西，把一些影响质量的东西，删掉，往往是丰富多于删掉。当然也不是老爷子一个人了，你比如说有很多段子，《文章会》、《大保镖》，过去讲究说相声不能使《文章会》，不会使《大保镖》的，拿不了整份儿。相声场子一个整份儿，有半拉份儿，七厘份儿，三厘份儿，就根据你的能耐，你的作用来定工资，你使不了《保镖》、《文章会》，就拿不了一个整份儿。这两个段子，在老年间是一个段子，《文章会》这轱辘是《大保镖》的垫话，它是垫话，然后文不行，弃文习武。以后它逐渐发展成两个段子，这两个段子而且单独用都够半小时上下，这怎么回事？这就是一代一代艺人，大家的汗水，大家的丰富，把这个段子越弄越丰满。再早想许就是几句话，我有学问，我是有文化的人。上回我写了一篇文章，让谁谁谁看见了，康有为也好啊，看完了说你给我念念这篇文章，我这个是“八月中秋……”，就完了，就这《王二姐思夫》一念，你这什么玩艺！这不《王二姐思夫》吗？对。你这文章不怎么样。我呀，不行我就弃文习武了。这《文章会》就算完了。现在呢，《文章会》能发展成这么大，里边有丰富了这么多的四书句子也好，一些半文言的东西，这都是艺人接触一些文人，帮助这些人……就跟京韵大鼓一些个鼓词一样，有好多不是艺人能写出来的，甚至都是对仗的，象《红楼梦》的段子啊，很不错的，雅俗共赏，它就是一代一代丰富了。所以老爷子对传统相声很下功夫，所以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为什么有时候一些老观众坐台底下，找那茶坊，那检场的，点活，我还听，点马三立的《吃元宵》，你要没听过你能再点他这个吗？要听过了，乐过了，我怎么还乐呢？这就是相声的生命力就来了。如果说光是听一遍，那谁也满足不了这十几亿人。老听，我老有新的？拆洗一遍新一遍，怹的段子都是改良的，都是改革的，越改越好。我在怹的基础上，我也力争学他这个，把他这个段子更要精炼，更要符合现在观众的要求。　
　　
　　
　　
　　拆洗一遍新一遍，他那段子都是改良的，都是改革的，越改越好。我在他那基础上呢，我也力争学他这个，把他这个段子呢就更要精练，更要符合现在观众的要求。因为老段子呢，它有一个当时的经济地位呀，他为了挣钱的需要——拖，就为了拖时间，拖时间呢，就跟那个长篇小说似的，他得往外发展，这个书越厚，卖的钱越多。电视剧好，40集才好，80集才好呢，一集多少钱，他那时侯相声场子也是这个意思。现在人们快节奏了，你还拖，你再没“腕儿”，那你就自找寒碜，所以必须把它修理。 　　
　　
　　
　　
　　你比如说吧，这个《倭瓜镖》，《大保镖》这个段子，使全了能使到四十来分钟，一般的呢就使二十多分钟，二十五分钟上下，宰牛底，有的是到杨村买？？掉河里的底。我小时侯先学的这些段子，学完以后我就发现，我问过我父亲，我说这个段子矛盾哪，它自相矛盾哪。“我跟我哥哥从小投名师访高友”，学会全身武艺，然后镖局子掌柜的请这二位去保镖，到那儿先抻练抻，先试验试验你们俩有什么能耐。说上酒楼，怎么上去的呢？他哥哥来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这楼再低的话，也得有三米来高吧，如果能蹦上去，说明他哥哥有两下子。他又练了一通枪，练完以后，气不出，面不更色。然后喝完酒从楼上下来，来一个“燕子三抄水儿”，唰！头朝下，脚冲上，落地跟个棉花蛋儿似的。说这么大能耐，后来呢，保镖出去以后见着贼了，第一个拉一裤，就是他哥哥。他哥哥 到是行是不行呢？我要使这个呢，我就认为这个就属于……是给他哥自己陪衬？他们哥俩是一样的，都是废物，那么也“刨”他自己，他哥哥先拉裤子，他后边再拉裤子也没意思了。而且前后矛盾，前边那么大能耐，后边又不行。我把这些个东西都给它改了，改的他们哥俩根本就不行，就蒙事，蒙事馍是蒙事，它头里有精华的东西，他哥哥要练枪，这枪趟子：“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就是这有一个贯儿。要把人物改对了，这贯儿是不是就不要了呢？还得留下这贯儿，还得让他哥哥没练，在这个基础上还找一个包袱。说了一大堆，他哥哥正要练，他告诉他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别重复了。”他哥哥听完了把枪放下，气不涌出，面不更色，捧哏的：“废话！他根本就没练么！”把原来那些东西留下，还不让他真练，后边他再见着贼他拉裤子，很正常。这是举个例子吧，就是说让它力趋合理化、紧凑化，让观众听的时候坐得住，当当当当，呵！这个段子很紧凑，也练两下功夫，加上我戏校的这点儿功底，我打一个飞脚，来个双飞燕儿，亮亮功架，刀势子，练完以后，后边遇见这个贼截道，把牛宰了，完。简练，脆，好东西都留下，包袱都留下，那些个是包袱不是包袱的，类似那样的包袱决不留它，去掉。“我们哥俩正在后花园里头传枪递锏”，说正练功呢，有秦琼罗成，“忽听有人扣打我的柴扉，我说‘门外何人击户啊？’”这里边有不少这样的东西，什么叫击户啊？捧哏还问一句：“什么叫击户啊？”就是小鸡爱吃辣椒糊，这可乐么？根本不可乐，还挺费事。它又不是文化活，它要真正是咬言咂字儿的一些转文的东西的活也行，它是个武活你加那么些这个，有什么必要呢？还由这个规律，想一不想二，这种是包袱不是包袱的，连着有那么几个，观众就疲了：这玩意不可乐。他还不如头里正经的平铺，说得很丝丝入扣，让观众很注意了，没有包袱，但是从语言上把你抓住，后头有一个大包袱，哇啦一下子就响，而且是大响，要是头里老逗弄人家，又乐不起来又想逗人家，老逗，逗来逗去逗疲了，真有包袱也没人乐了，这就是我改编《大保镖》的一点体会吧。
　　
　　
　　
　　其他的活也是，像什么《拴娃娃》啊，《白事会》啊，我在我父亲改的基础上，没有过多的大改吧，但是尽量改，尽量让它趋于合理。比如说《拴娃娃》，我记得我父亲使的时候就是说捧哏的他父亲在家里头难过，“坐那闷闷不乐，对天长叹，唉！我这一辈子没做过缺德事儿啊，没做伤天害理的事儿啊，怎么就没儿没女了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道说我就乏嗣无后了吗？”有这么句台词。我一听完以后我感觉呀，不好。不好在哪儿呢？如果说没儿没女就做过缺德事儿么？“没做伤天害理的事儿啊，怎么就没儿没女了呢？”这是招人忌讳的，任何一个没儿没女的，如果听了以后就反感。这是过去的那种习惯的那么一种说法：嗨！要你这家养活闺女，他因为太缺德了。就是这种小市民他这么认为，他为什么不养活孩子呢？怎么怎么着。实际上这不养活孩子跟缺德不缺德没什么上关系，市面上可以有这东西，咱们在台上不能有。我要使这个我怎么办呢？说“想我黄某人”也好，什么某人，“这一辈子修桥补路，吃斋念佛，我净是善举呀？”我净干好事了，为什么没儿没女了呢？这不一样，让人听了以后（觉得）这没儿没女这人可不坏，“修桥补路，吃斋念佛”，类似这样的东西，让它没有副作用，让人家观众听了舒服，这是《拴娃娃》，《白事会》，让它紧凑。
 作者：牌品好就是人品好   回复日期：2006-12-27 14:57:00 16# 　　有一些东西我就没动，比如说《开粥厂》。《开粥厂》是我们老爷子的代表作，他代表作呢，他以刻画“马善人”这个形象，当间儿呢，吹，说了一些怪的东西，什么牛皮啊、座钟啊、鱼缸啊、丈八条案啊这些东西，老爷子已经把这个段子这个形象立起来了。我个人的想法呢，我如果说不会这段，这是不应当的，我应当把它继承下来，但是就我这现有条件跟我说处这时代，塑造那么一个“马善人”让观众相信了，恐怕是不容易，另外这年头也没有粥厂，也没有什么，像过去李善人啊，什么这个财主，八大家开个粥厂，这个听着很习惯。现在呢有钱捐献给残疾人，希望工程，这实际上是一种善举。所以我力争地把这个东西继承下来，但是在这个趟子上“五月节，八月节，年下”这些趟子我要继承了，而且我力争比老爷子背得要清楚，比老爷子背得更有点气魄，这是我对我自己要求，至于前边我不敢说能弄好，如果说要挖掘一下要使，我能把它原封不动地端出来。　
　　
　　
　　
　　我们家从艺呀，到我这辈就算是第四代了，我太爷马诚方，我爷爷马德禄，我父亲马三立，到我这是第四辈儿。要是说相声呢，到我这算第三辈儿，说评书的我太爷就不能算了，从事相声这个艺术，就是说在有相声的第三代就有我爷爷。要再往下说呢，就是我儿子马六甲，那就算是第四代了。六甲呢，他1981年生人，现在在天津理工学院上大学，因为他出生在我这个（家庭）。他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叫马六甲呢？就跟咱们地图上有个“马六甲海峡”那三个字是一样的，怎么起这么一个名字呢？按我们家说呢，我算是长子，我们一共哥仨，加上马敬伯虽然是叔伯兄弟跟我们都一块长起来的，他父亲三十多岁就死了，他两岁就跟着我父亲一直到给他娶妻生子，他生的三个孩子三个男孩，他那三个男孩现在都很大了现在都将近五十来岁，四十多岁了最大的。我们这亲哥仨呢，一人生一个男孩，这辈儿没有女孩。当初呢，我们这口子怀孩子时老爷子就说过几次：“给我生一闺女，希望咱家有一个闺女，打扮打扮挺好。”老爷子特别喜欢小闺女。可又生一个还是男孩，按照顺序说呢，就是出生顺序，他排第六；按照常规说呢，我们是长子，长子应当排在第一，可是我们哥仨我结婚最晚，我这孩子来得最晚，又希望他后来者居上，就谐这音儿叫“马六甲”，也就是说，虽然行六，应当第一，叫马六甲。这是他爷爷，我爸爸给起的名字。
　　　　
　　
　　
　　这孩子从小啊，他因为这个家庭出身的关系吧，好象在我印象他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他就有板。他要听个什么节目啊，他那脑按着板动，跟着板动，他那小腿儿一蹬一蹬的，都揣在板上。等他记事以后呢，我那时侯演出挺忙，他妈妈上班，我总带着他，包括出门。演出出门啊，到东北啊，上哪去，什么四平啊、抚顺啊，这一带他都跟着，晚上跟我睡一块儿，白天跟着食堂一块吃饭。另外我这房子很紧张，我一直就住在团里头，团里有一个仓库，我就在那里睡。白天他没事儿呢，他就楼上楼下的没有一个屋的人不认识他的，没有一个人不跟他熟的，再有那儿的学员呢跟他也一天到晚叽叽嘎嘎打逗，都很熟悉，以至于他把曲艺团里这些东西呀，无形的他就受到一些个熏陶。什么叫京韵，哪叫梅花，什么叫乐亭，哪叫单弦，这弦一响，你问他：“这是什么呀？”，马上就告诉你，甚至于像单弦牌子曲儿，各种的曲牌名字他都能说上来。曲头、数唱、太平年，他都能知道，稀里糊涂的他就会了不少东西。
　　
　　
　　
　　另外我这房子很紧张，我一直就住在团里头，团里有一个仓库，我就在那里睡。白天他没事儿呢，他就楼上楼下的没有一个屋的人不认识他的，没有一个人不跟他熟的，再有那儿的学员呢跟他也一天到晚叽叽嘎嘎“打斗”，都很熟悉，以至于他把曲艺团的这些东西呀，无形地他就受到一些个熏陶。什么叫京韵，哪叫梅花，什么叫乐亭，哪叫单弦，这弦一响，你问他：“这是什么呀？”，马上就告诉你，甚至于像单弦牌子曲儿，各种的曲牌名字他都能说上来，曲头、数唱、太平年，他都能知道，稀里糊涂的他就会了不少东西。
 作者：牌品好就是人品好   回复日期：2006-12-27 14:58:00 17# 　　他一上小学呢，因为咱这家庭的关系，老师就要求他演节目。演节目演什么呢？我说：“你背个《报菜名》吧，按照咱家这老规矩。”他说：“我听过，《报菜名》我听得年头不少了。”叫他背，磕磕绊绊也能背，我呢就把这的词儿给他写一遍，拿这词儿一两天就背下来了，而且背得我感觉还不错。后来呢，我就说让我这伙计黄族民，我说：“你给捧一回，跟他说一段。”在学校啊，什么在有一些小型演出也带着他去，也能上台而且还不怵，当玩似的就说下来了。后来呢，他又爱哼哼大鼓，因为我总爱唱白派，无形的他就像这词呢……他虽然不懂这词的意思吧，就能唱下来，唱下来我给他找了一副鼓板，我说：“你练练这个。”也该着，没费劲就把鼓板学会了。学会了我给他上了一段《探晴雯》，《红楼梦》的段子《探晴雯》，又给他上了一段《白帝城》，还有几个会一句半句、一乐两乐的这个，像什么《孟姜女》啊，什么　《黛玉焚稿》啊，《遣晴雯》啊，几个这个。有几次演出需要小孩唱一个，他一唱，没想到效果很好。在中华剧场有一回我说给他录录象吧，我们曲艺团在那搞业务演出，就把他搁在最后一个节目，因为别影响人家整体效果呀，演玩以后呢观众您要愿意捧场您就多坐会儿，不愿意听您就走，这不在咱们这数之内。演一场，（结果）一位观众也没走，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唱了一段《探晴雯》。后来全国有一个比赛，在91年是92年，大概是91年——他十岁那年，全国有一个“业余曲艺演员比赛”，不分年龄，最高的七十多岁，最小的也就他这岁数。把这个象带就送到北京了，我们本家没人去，经过这个什么魏喜奎啊，孙书筠啊，这些位老艺术家审查，一看，呦！就吃一惊，这孩子可好，板、眼、韵味都不错，难得他这岁数，就拿了个全国一等奖。　
　　
　　
　　
　　后来电视台又找他录像，他跟黄族民就有一段《报菜名》，也都是我给他上的。跟我们有时演个仨人的，象《酒令》啊，什么《训徒》啊，也演过，电视里头也都播放过。以后这学业越来越紧张，我总考虑还应当象他爷爷，我大爷他大爷爷这道儿发展，还得多上学，多念书，至于将来干不干这行，那是另一回事。首先说，应当把文化追上去，在我们家来说，还真没有一个上大学的，我呢也想让他能够考上哪怕是一个次大学，只要是个大本吧，能考上，那就算欺了祖了，也算是给我们家争了光了。这也是念这个时代的好处，果然还不负众望，自己努力，因为我们都没有更高的文化，我就是戏剧学校中专毕业，从艺术上下的功夫多，从文化上没下功夫，基本上半文盲，要我给孩子辅 导也不可能，他居然能考上理工学院，我也很知足。从小我给他就找了师傅了，因为咱这行只要干这个，你必须得有师傅。他拜的是王凤山，就是给我爸爸捧哏的，唱快板也说相声的那个老演员。王凤山在头几年过世了，马六甲穿孝，还给他抱骨灰盒，尽到了一个弟子的孝意、孝心。这是我们孩子的情况。
　　
　　
　　
　　81年出生的马六甲~~~~这是什么辈分呀~王凤山的徒弟。。。。。。
　　估计是文字最小的了。跟侯跃文、苏文茂、马季他们称兄道弟
　　遗憾的是，我估计老马家到现在这个程度也就差不多了，辈分太高了。
　　遗憾啊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