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眉哥被裁判驱逐:孔子是否需要对现在负责？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清华大学的秦晖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中说:“中国的今天不管是好是坏，应该对此负责的主要是现代人，其次是近代或明清时代的人，孔夫子和秦始皇不管是好是坏，我认为他们的责任是无关紧要的。反过来说，未来的中国是好是坏，主要的责任者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活着的各位。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我们所有人对中国未来的好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未来中国的好坏不是取决于孔夫子和秦始皇，甚至也很难说取决于马克思等等，就取决于我们此时此刻的选择。”我同意他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有“自己”对“自己”承担责任的态度，不可以借历史渊源来开脱掉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每一个活在当下的具体的中国人，都要学会具体地担负起自己的职责来。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会是有希望的。就这一点上说，我完全赞同秦晖先生的思想观点。

确实孔子与秦始皇怎样，甚至马克思怎样，作为具体的个人是不可能承担现在中国社会的责任，因为责任不可以上溯，扩大化。就像我现在的活动不能够为将来的一个人的生死负责一样。责任是直接的，具体的。

那么如此说来孔子、秦始皇马克思与现在的中国就完全没有关系了？也不能够这样说。作为具体的人的孔子与秦始皇确实不应该为现在的中国社会负责，但是作为历史文化与制度的创造者，他们与现在的中国还是有关系的。因为无论孔子，还是秦始皇，他们作为历史人物，作为历史事件，他们留下的思想与制度是有穿越时空性的，他们在不断地影响着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中国社会，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及制度建设的基础。日本的靖国神社里摆放二战时的甲级战犯，并且由国家领导人去祭拜，中国人就要抗议。因为，这是一种姿态。说明现在的日本仍然在受过去的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历史不可以割断。人并不仅仅是活在当下，还会活在历史上，甚至还会活在将来。“百代都行秦政制”，这在事实上描述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制度离不开秦始皇创立的制度的影响。为什么百代都跳不出这个政治制度？因为制度文化是有传承性的，文化是有路径依赖的。这正如第一个在草地上走出一条道的人，无疑会很大程度地影响后一代，甚至几代人为了安全起见去走这个路。如果承认历史不可以割断，那么就应该承认每一个社会之所以是这个社会而不是别的社会，就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渊源不同。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要源头之一的孔子的思想言论，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是那么容易引起共鸣，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身上数千年来一直在传承着这种思想基因。要使自己能够担负起责任，就要认识自己及自己所处的社会性质，而要认识自己及所在的社会，就必然要借助历史与文化的分析才能够说得清。中国那么多人，无论读过书的，还是没有读过书的，无论有文化还是没有文化，到清明节的时候都自发地上山去祭祖，但是，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从孔子创立的祭祀开始的。说明文化这个东西会以一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方式传承下来。有许多时候，我们在理性上被遮蔽了，没有认识清楚我们行为风俗习惯及价值观的来源，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在现实社会中不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我记得吴思先生曾经在《潜规则》一书中说到过:一个社会的过去必然会影响到现在，这正如一个人，昨晚没有睡好必然会影响今天的工作，一个人小时候没有上学，就会影响长大了的工作与生活，小时候因病造成的后遗症必然会对现在的身体产生影响。一条河源头不清，也会影响到中下游的水质。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可能被割断的。

正如今天我们仍然口口声声孔子、儒家，还要花数百亿元建以孔孟为主要特色的文化标志城，甚至提出复兴“儒家政治”，收儒家文化的税收，重新创建儒教为“国教”之类，以孔子的思想来重新复兴中华之类。一个社会如果允许有人借孔子来建设我们当下这个社会，那么就要允许有人对孔子的思想价值作出理性的分析与判断。本来孔子是无辜的。这种无辜就像自然长在山上的一块石头，无所谓好坏的，只是一种客观存在过的东西。可是当有人要用来给我们盖房子住的时候，我们住在房子里的人就有权去对这块石头作出考察。考察它是否够坚硬结实，考察它是否含有放射性的有害物质等等。同样，只要当代人还在借孔子说事，一会儿立国教，一会儿儒家政治，一会儿只能让凡人崇拜，不允许凡人用理性质疑，也就是说孔子这块石头要打到我的家里来了，要进入我的工作与生活了，作为当代人的我，能否有权对孔子提出质疑，作出分析与批判？

秦晖先生还在文章中说:我赞赏如今不少人宣传儒家，但坚决反对立儒教为“国教”并把反儒的思想贬为异端。我也推崇贤人，如果孟子来竞选，我很愿意投他的票，但我坚决反对以“仁政”为旗号排斥自由民主——仿佛中国人只要一有了自由就会抛弃儒家、只要民主选举就会把行仁政者轰下台而选个暴君来虐待自己。难道儒家在中国就那么招人嫌恶？中国人就那么不知好歹？可见说这种话的人不是在诽谤中国人就是在诽谤儒家，这种人居然宣称是在“弘扬中国文化、弘扬儒家”，实在是国人的悲哀、儒门的悲哀。

秦晖先生的价值追求是符合历史趋势的。但是，秦晖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也就是，儒家本来就是从专制的农业社会中产生的，并且是为专制制度服务的，其价值核心就是要维护君主制度。其价值内核就有强烈的排他性与专制性。从孔子的言行到孔子所理想的社会制度都有这种强烈的专制性。孔子自己的日常思想言论就不是一个多元主义者。他的学生连对在父母守孝的年限上提出一点质疑，都会被他骂得狗血喷头。因此，我们从历史上也就看到，崇儒的结果就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虽然是汉代的董仲舒提出来的，但是，其实也是儒家思想价值内核的自然表现而已。儒家在政治上就从来没有民主过，也没有多元过。奉行儒家文化并且把这种文化提升为国学或者国教的国家无一不是专制的君主制度。古代的韩国、日本，现代的新加坡，中国二千多年来也莫不如此。当然，我们不是要责怪孔子为什么没有开出民主法治的思想与制度来，而是要认清一个客观的事实。认清了这个事实，才有利于我们担负起现在的责任来。崇尚儒家宣传孔教与立国教之间其实并不矛盾的。这一点在蒋庆先生那里倒是逻辑一贯的。凡民主法治健全的国家都不会提出将儒教立为国教，而且甚至不会将任何教立为国教。人们信教是人民的自由权利，人们信什么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同样对儒家文化，我以为采用自由的态度是可取的。比如有人可以宣传儒家文化，但是，你不能够借助垄断的社会公器___大众传媒，如果有人可以借用垄断的社会公器来作这样的宣传，也要允许有人同样用这个社会公器传媒来作出质疑与批判的分析。机会均等，然后大众自由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保持儒家文化的精华，而不会把儒家文化重新变成愚民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