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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的敦煌艺术辉煌的古代文明
———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

法华经变化城喻品第217窟盛唐  常书鸿临摹
公元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在清理今编第16窟的积沙时,于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即今第17窟),从中出土了公元4—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藏经洞文物发现不久后,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险家接踵而至,以不正当的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文物,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绝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史学大师陈寅恪因此而慨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藏经洞文物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极大重视,而且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众多学者竞相致力于对它的研究,遂在本世纪形成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在20世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大放异彩。敦煌文物映射的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明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学者是敦煌学的开创者,早在1910年前后,罗振玉、王国维等著名学者就出版了第一批敦煌学著作。随着研究的深入,1944年,以常书鸿为所长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成立,使敦煌学从文献整理研究扩展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20余年来,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学会会长季羡林和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杰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不懈努力,开拓进取,中国敦煌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不仅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而且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研究队伍;不仅设置了门类齐全的敦煌学研究机构,而且建立了一批敦煌学博士、硕士培养基地;不仅国内的学术交流空前活跃,而且与国际敦煌学界开展了广泛交流。中国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中心,并且在许多研究领域居于国际敦煌学的领先水平。
世纪之交的200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敦煌学也将走过百年历程,全世界敦煌学学者和关心敦煌的人士都在关注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中国文化部、甘肃省人民政府、国家文物局为此将于今年7月4日至8月31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敦煌艺术大展》,并主办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向世人展示新中国保护敦煌文物的成就,使人们切身感受到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尊严;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新世纪文化的创新;展示并总结20世纪敦煌学的研究成果,探讨21世纪敦煌学发展趋势、面临问题及对策。
灿烂的敦煌文化遗产,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敦煌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敦煌文化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敦煌文化必将在新世纪发扬光大。(闻辉)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年07月07日第四版)

菩萨像第一百九十四窟盛唐  孙纪元临摹

维摩诘像第二百二十窟  初唐
邓恒  赵俊荣临摹

狩猎图  莫高窟第二百四十九窟顶北坡下部

莫高窟  第55窟  北宋

藏经洞的发现者———王圆篆道士于下寺正殿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