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餐碟图片:关于上合组织军事合作与“中国威胁论”的思考

　　
　　【原文出处】学术界

　　【原刊地名】合肥

　　【原刊期号】201010

　　【分 类 名】中国外交

　　【英文标题】Interpretation of SCO Military Cooperation's Positioning and "China Threat Theory"

　　【作 者】王东

　　【作者简介】王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100732

　　【内容提要】上合组织的宗旨和原则在性质上确定了组织框架内政治和军事合作的基本定位。从上合组织政治和军事合作的结构、形式和内容看，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合作关系框架，对参与国际反恐斗争以及国家地区安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上合组织的军事合作的进一步加强，既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也招致了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别有用心的“非议”，甚至有舆论认为，上合组织的军事合作针对的是西方联盟——北约，已经对西方联盟构成威胁，并再度借机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因此，解读上合组织政治和军事合作的性质与“中国威胁论”，需要从上合组织政治和军事合作的定位以及在地区事务中的重要性出发，分析和理解上合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和西方炒作“中国威胁论”的本意。

　　【摘 要 题】中国与国际组织

　　【关 键 词】上合组织/军事合作/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

　　2010年6月11日，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是深化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多领域合作的重要多边地区性会议。峰会期间，就全面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进行了广泛的磋商，对未来一年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作出规划，特别是在军事合作框架内加强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等方面进一步得到了体现。在国际和地区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以及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大背景下，在进一步深化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巩固地区安全与稳定、构建和谐地区等方面显示出上合组织在地区事务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上合组织历次峰会的议程上，安全合作都是不变的主题，安全与军事合作是上合组织框架内成员国开展最广泛、最深入的一个合作领域。

　　一、上合组织的政治定位

　　上合组织的军事安全合作的目的向来十分明确，针对的是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对维护地区安全和震慑这三股势力具有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上合组织框架内地区军事合作的现实意义。上合组织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引发了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的各种猜疑，甚至是耐人寻味的“非议”。有舆论认为，上合组织加强军事合作针对的是西方军事联盟——北约，已经对西方军事联盟构成威胁，上合组织的政治定位正在发生变化，未来的发展具有军事战略和军事结盟的种种迹象。与此同时，也有媒体借题发挥，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并用“冷战”思维将上合组织军事合作与“冷战”时期的军事合作性质等同起来。这与当前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表现出的复杂心态不无关系，当然也不乏一些媒体对上合组织军事合作的偏见或者是无知。化解西方媒体对上合组织军事合作的偏见和“中国威胁论”，需要进一步解读上合组织政治和军事安全合作的定位以及在地区事务中的重要性，破除“中国威胁论”产生的种种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是“上海五国”会谈机制，成立于1996年，成员包括中国及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四国，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政府间地区性国际组织。“上海五国”会谈机制创建的构想，是为解决有关国家边界谈判和边界安全问题的需要，是地区性的磋商机构，“不结盟”是组织基本的政治定位。①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有关国家交往的日益增多，以及地区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地缘战略格局的演变，2001年6月15日“上海五国”更名为上海合作组织，同时列席“上海五国”的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上合组织的成员国。此时，上合组织成员国总面积达300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欧亚大陆的五分之三；人口14.89亿，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上合组织成立的当天，六国元首共同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合组织在军事合作框架内更多地被视为以反对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为主要目标的地区性安全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确立的宗旨和原则是：遵循联合国宪章，特别是有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与合作；确定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无论其动机如何，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为其开脱罪责，从事此类行为的人员应被绳之以法；深信在公约框架内进行共同努力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有效方式。②尔后，上合组织合作领域不断拓宽，经济、文化与军事合作逐渐成为合作的核心内容。在打击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方面先后签署的文件有：《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07年至2009年合作纲要》、《关于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境内组织和举行联合反恐行动的程序协定》、《关于查明和切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境内参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人员渗透渠道的协定》等。在有关教育、经贸和金融合作方面先后签署的文件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教育合作协定》、《上海合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决议》、《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成员行关于支持区域经济合作的行动纲要》等，以及2007年8月峰会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比什凯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深化政治、经贸、文化合作的重要文件，进一步将上海合作组织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宗旨和原则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体现了组织成员国彼此间的睦邻互信和互利合作关系的不断巩固，对构建地区和谐与安全意义深远。

　　上合组织从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对外开放的原则，组织成员国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下奉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内容的“上海精神”，开展防务及安全领域的合作。其宗旨定位是追求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以“不结盟”为基本原则；其性质定位是包括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多领域的区域性合作；其思维定位是以不针对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为前提的军事安全合作理念。由此可见，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日趋发展的大国际背景下，上合组织作为区域性合作组织，无论宗旨、性质还是理念都体现了时代的发展和特征，其合作模式和思维理念与“冷战”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上合组织成立以来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性组织，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指出：“上合组织成立以来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组织，并且与联合国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并且认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不但通过有效的机制和机构实现了加强对话、合作和相互理解的承诺，并且通过扩大活动范围深化了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巩固了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信任”；同时指出：上合组织对当前的许多重大国际问题都积极参与，一直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并在为更好地保护环境、促进发展和实现公平贸易而努力，这一方面显示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也表明成员国之间通过不断加深的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潜力巨大”。③

　　上合组织的宗旨和原则在性质上确定了组织框架内军事合作的基本定位。从上合组织军事合作的结构、形式和内容看，最初的构想是形成一定程度的国际军事合作框架，参与国际反恐斗争以及国家地区军事安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上合组织的军事安全合作并未得到有效的体现，对地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以及极端主义的震慑力度不够，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直到2005年中俄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军事安全合作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才逐渐得到体现，军事安全合作的地位与作用在组织框架内由此进一步提升。2007年8月和2009年7月分别举行的“和平使命——2007/2009”反恐军事演习，是上合组织框架内军事安全合作不断加强的具体体现。上合组织框架内进一步的军事安全合作，体现的是如何建立军事安全合作构想的问题，军事合作的目标仅限于反恐，维护地区和平和战略稳定，这是由上合组织的宗旨和性质决定的。上合组织在“不结盟”政治定位不变的前提下，并不会因军事安全合作的进一步加强而扩大军事职能范畴，也不会因外部军事威胁或以应对自卫为根据改变其地区性安全组织的性质。其主要原因是上合组织并不具备未来成为一个与其他国家或集团抗衡的军事同盟条件，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不会也不可能对任何国家或集团构成军事威胁。其中包括：首先，上合组织通过的一系列文件规定了该组织不是一个军事同盟或准军事同盟；其次，上合组织缺乏组织军事同盟的政治条件，各成员国不会因结成军事同盟而放弃“不结盟”的政治定位；其三，上合组织缺乏组织军事同盟的经济条件，各成员国不会把有限的财力和物力用于对抗某个国家或集团而形成军事结盟关系，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是各成员国的首选；其四，上合组织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其五，上合组织已成为一个处理各种政治及经济问题的组织，经济合作正成为该组织最重要的中心任务。因此，从各种因素看，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军事安全合作，显然不具备军事同盟的条件，更不具备对西方联盟构成军事威胁的可能性。

　　二、军事合作的必要性和媒体的思维误区

　　近年来，在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和地区安全形势有所恶化的国际环境下，中亚地区“基地”组织再度活跃，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有恃无恐，再加上毒品泛滥等问题，已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上合组织成员国与中亚地区恐怖主义重灾区阿富汗等国毗邻，既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也是反恐的前沿。因此，鉴于地区安全形势的需要，上合组织加强多边军事合作，在组织框架内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贩卖的合作已成为当前的紧迫任务。

　　另外，在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国际政治领域，霸权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出现的边界纠纷、领土争端、地区冲突等安全问题日益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冷战后，美国霸权主义习性不改，以“反恐”的“名义”推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美国的单边主义的行径构成了对国际安全机制冲击和挑战；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日益猖獗，突出了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安全带来的威胁；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因素造成的边界纠纷、领土争端、地区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导致民族和宗教冲突时有发生，构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在经济方面，由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的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成为国际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贫困、饥饿、营养不良、疾病等问题严重威胁着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安全；日益恶化的贸易条件和不断增加的经济与金融风险，加大了世界经济不安全因素。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政治秩序下，如果有失公正的发展局面得不到改善，就难以保障国际社会的稳定，彻底消灭恐怖主义也就无从谈起。同样，没有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得不到保障，全球贫困问题也就得不到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是全球发展问题的重要方面，是全球发展战略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了，才能减少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平衡地发展，减少因贫困和两极分化引发的国际冲突，没有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实现世界的普遍繁荣，就难以避免国际社会的动荡。因此，在现在阶段加强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是上合组织肩负的重要任务之一。

　　另一方面，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体制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已经逐渐形成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在发生着新变化。而国际安全体系的变化也出现多样化，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型军事合作模式引起了各地区和各国家的纷纷仿效。因此，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地区安全是上合组织的首要目标，其安全观是非传统的综合的安全观，其任务是进一步加强多边合作以应对地区恐怖主义，为建立新的、合理的、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构建的军事安全合作模式。未来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这些矛盾的发展变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将充满着各种矛盾和斗争，发展与和平必将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上合组织有义务也有责任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上合组织军事合作不仅体现了这种新的军事安全合作模式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加大了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震慑力度，上合组织加强军事合作的必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上合组织军事合作的进一步加强，在西方一些媒体中引起的各种猜测和质疑实际上并没有令人信服的根据，所谓上合组织军事合作针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更是无稽之谈。当然，对上合组织军事合作的认识，在国际媒体中也不免存在着思维误区。特别是就上合组织军事演习来说，实际，这是一个常识问题，联合军事演习与组织框架内军事安全合作性质的改变和针对他国理应构不成必然的联系。在传统理念和惯性思维中，任何军事演习无一不推出一个假想的敌对国家，这在任何时期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中是常见的，也是演习中必不可少的“道具”，否则演习的意义就不存在。“冷战”时期，在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背景下，北约与华约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假设的敌对国针对性十分明确，“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与其盟国举行的军事联合演习同样带有针对性，或是针对某个国家或是针对恐怖主义，而其他地区性组织的军事联合演习的假设敌国并非“冷战”时期具有军事集团的对抗性，针对的大多是恐怖主义，维护的是地区安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在世界各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即“冷战”时期由于存在着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军事演习的假设敌国自然明确，而“冷战”后由于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已经不复存在，联合军事演习的假设敌国自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冷战”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依然没有放弃“冷战”时期的思维，思维方式和惯性依旧停留在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较量上，并左右着其对外政策和舆论。而受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外政策以及战略思维方式和惯性的影响，海外一些媒体对“和平使命—2007”军演不针对任何国家和军事集团很容易产生各种误解，甚至是种种猜疑，这只能被解释为一些媒体或是在思维上存在着理念误区，或是对上合组织军事合作存在着偏见。而以此渲染联合军事演习的针对性和“中国威胁论”则是别有用心，或是在迎合那些炒作“中国威胁论”人的口味，反映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甚至是歧视。此外，近期美俄关系因美执意要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而趋于紧张，中俄建立在共同利益与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战略互信不断加深，也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忧心忡忡。

　　三、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论”

　　近一段时期，反华情绪和“中国威胁论”在一些西方国家政界和媒体又有所抬头，其主要原因是，欧洲与美国媒体对中国西藏问题和中国外交的负面报道，以及近年来中国对欧美廉价商品出口的竞争的指责。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和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一方面强化了一些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另一方面加深了对不断发展的中国的“恐惧”。此外，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被西方媒体和政客认为是中国已经成为潜在的经济威胁，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对欧美出口不断增加，欧美贸易赤字大幅度上升，以及美国和欧洲经济出现严重衰退，进一步加深了欧美对经济的担忧，也加深了中国对欧美出口竞争的担心，这是当前“中国威胁论”和反华情绪在西方媒体和政客言论中抬头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从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言论不断演变看，其实质都是围绕中国的发展展开的。近期，西方媒体在西藏等问题上对中国的一系列负面报道，也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威胁论”而借题发挥。与此同时，在“中国威胁论”的渲染和误导下，对中国带有偏见或对中国并不了解的西方民众反华情绪也随之而来。

　　近年来，中国的发展是一个被广泛谈论的话题，然而“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媒体却被炒得沸沸扬扬。其实，“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由来已久，最早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威胁”，尔后是经济意义上的“威胁”，再后又延伸到军事意义上的“威胁”，炒作“中国威胁论”始终没有收敛。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所谓的“中国能源威胁论”等论调又不断出现，甚至是最新流行的全球暖化议题也成为炒作“中国威胁论”新的版本。而近一段时期以“中国镇压藏人和平示威”不实之词为由，炒作抵制北京奥运是部分西方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又一新的“版本”。当前“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等西方之所以有一定的“市场”，这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是分不开的。中国经济的发展，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恐慌，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军事现代化也自然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军事不安全感进一步加深，因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政界和媒体也就应运而生。另外，上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席卷世界的浪潮。与此同时，西方也有人认为，民族主义也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历来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今日崛起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由此，在西方各种理论中出现了如“中国威胁论”、“制裁中国论”等反华情绪，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的偏见，甚至是歧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中国威胁论”，体现了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总体思路，既有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其他方面的现实原因。

　　从连续性方面看，最初的“中国威胁论”来源于美国的“遏制”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威胁中国的安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力的增强，美国国内某些反华势力又开始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各种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纷纷出现在西方媒体。诸如“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商品威胁论”、“中国科技威胁论”、“中国文化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以及“中国环境威胁论”等，“中国威胁论”的范围不断扩大，“遏制”中国的论调不绝于耳。早在1990年8月，日本《诸君》杂志发表过一篇《论中国这个潜在威胁》的文章，认定中国是一个“取代前苏联的潜在威胁”，尽管在西方有一定的影响，但美国是当今“中国威胁论”的发源和扩散主导国家。

　　从现状看，近年来，美国新保守派是“中国威胁论”和“制裁中国论”的主要代表之一，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各派别中反华情绪最突出的派别，始终试图影响布什对华政策。最为典型的是，美国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托马斯·唐纳利(Thomas Donnelly)2003年5月撰文提出：“布什政府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打击恐怖主义；二是遏制中国的崛起”。同时唐纳利还表示，“人们有理由相信，美国及其盟国能够‘遏制’住中国的勃勃野心，能够帮助它进行从共产主义到民主的转变，从一个国际局外人到一个满足于在自由的国际秩序中生活的国家的转变”。④2003年9月“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⑤常务主任加里·斯密特(Gary Schmitt)在《旗帜周刊》撰文，⑥从多方面指责中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认为大多数美国的“中国通”对中国战略意图的判断有失公允，中国迟早将扩张成为一个真正的帝国。⑦唐纳利和斯密特的“中国威胁论”、“制裁中国论”论点，符合新保守主义一方面积极推进美国的价值观、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采取单边和军事为主要的行事方式，偏重的是单边主义和军事实力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国家安全战略，其中霸权体系包括美国的价值观体系和文化体系。这在当前西方学术界和媒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海外散布“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以及有关对华的各种政策基本上都基于这种思维。

　　特别是2006年5月23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关于中国军力情况的年度报告，继续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报告中声称，中国与军事有关的总开支是中国公布的军事预算的“两到三倍”，按目前中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推算，“到2025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可能会增长三倍甚至更多”，中国军力的增强已经威胁到地区军力平衡，从长期而言可能会对该地区的美国等国的军队“构成切实有效的威胁”⑧。2007年5月25日公布的最新中国军力情况的年度报告中又称，“中国正在进行全面军事转型，加强力量投送，反进入和地区拒止能力；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着眼点近期是应对潜在的台湾冲突，远期是为了实现地区和全球目标；中国未来的军力将成为改变东亚军事力量平衡的主要因素，中国战略力量的影响甚至已超出亚太地区”⑨。自2000年以来，美国防部每年都向国会提交所谓中国军力年度报告，报告从未摆脱以往的冷战思维和主观臆断的模式，大肆渲染中国正常的军事发展“对地区乃至美国构成了威胁”。由此可见，上合组织军事合作的进一步加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政界和媒体中带来的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炒作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力的不断增强深感焦虑，担心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多边机制，以及影响的不断扩大会逐渐削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在一些地区的影响和作用，最终将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形成挑战。因此，热衷“中国威胁论”的人总要兴风作浪，别有用心地歪曲中国在国际社会和地区事务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2007年美国媒体和研究机构对“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炒作不断升温。《简氏防务周刊》是西方权威军事期刊，多年来，《简防》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具有极大的煽动性，是“中国军事威胁论”炒作的重要工具。进入2007年，《简氏防务周刊》对“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炒作一改此前对以装备动态为主的报道形式，增多了针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综合报道，将中国正常的国防现代化称之为“大跃进”式的扩军，并声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不安，各国强烈呼吁中国提高其军事行动和战略意图的透明度。“中国军事威胁论”炒作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右翼学者谭慎格。2007年谭慎格以“中国会是明天的超级军事大国吗？”为题撰文声称，近些年来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速度和广度都让人感到无比的吃惊，中国军事实力的膨胀已经显著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其远期发展趋势对该地区其他现代化军事力量构成了潜在的严重威胁，并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构成中，最具威慑力的是战略火箭部队，军事现代化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四、美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

　　2007年美国媒体和研究机构对“中国威胁论”的炒作进一步扩展到“中国军事威胁论”，由此“中国威胁论”的炒作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从年初的“反卫星武器试验”、“中国军费问题”到年底的“小鹰号航母”与“解放军潜艇遭遇事件”，美国媒体和研究机构对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关注成为“中国威胁论”炒作的又一话题。2009年3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2009年中国的军费预算将会比上年提高14.9%，总额为4806.86亿人民币（约合700亿美元），并多次在各种场合向外界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既没有资金也不同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中国不是也不会威胁任何国家”。而美国学者谭慎格却对此表示质疑，撰文声称：“中国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军事大国”，谭慎格的言论是当前美国媒体和研究机构最为典型的、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中国军事威胁论”炒作。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增强，世界政治、经济及军事等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有可能也随之发生变化，美国的单极世界受到多极世界的挑战。为此，美国等西方国家抛出“中国军事威胁论”，是为了维护其军事的绝对优势，打压中国。2006年5月23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关于中国军力情况的年度报告，继续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报告中声称，中国与军事有关的总开支是中国公布的军事预算的“两到三倍”，按目前中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推算，“到2025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可能会增长三倍甚至更多”，中国军力的增强已经威胁到地区军力平衡，从长期而言可能会对该地区的美国等国的军队“构成切实有效的威胁”。2007年5月25日公布了的最新中国军力情况的年度报告中又称，“中国正在进行全面军事转型，加强力量投送，反进入和地区拒止能力；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着眼点近期是应对潜在的台湾冲突，远期是为了实现地区和全球目标；中国未来的军力将成为改变东亚军事力量平衡的主要因素，中国战略力量的影响甚至已超出亚太地区”。2008年3月3日发表的2008年度“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再度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严重歪曲事实，称中国军费的增长超过了中国整体经济水平的增长。自2000年以来，美国防部每年都向国会提交所谓中国军力年度报告，报告从未摆脱以往的冷战思维和主观臆断的模式，大肆渲染中国正常的军事发展“对地区乃至美国构成了威胁”。2005年、2007年和2009年在上合组织框架分别举行的中俄“和平使命”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政界和媒体中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炒作，与美国公布中国军力情况报告渲染“中国威胁论”不无关系。其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力的不断增强深感焦虑，担心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多边机制，以及影响的不断扩大会逐渐削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在一些地区的影响和作用，最终将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形成挑战。因此，热衷“中国威胁论”的人总要兴风作浪，别有用心地歪曲中国在国际社会和地区事务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显然，以军事威胁为主打内容的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依然是西方传统的“中国威胁论”和“遏制”政策。

　　从中国的国防政策看，中国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是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出发，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2009年1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一方面全面分析了中国的安全环境，并深刻阐述了发展与安全相统一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以及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国防政策的主要内容；一方面重申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与各国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同时白皮书也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国际、国内的形势中联系互动是前所未有的紧密，中国仍面临长期、复杂、多元的安全威胁与挑战。基于目前大的国际和国内安全环境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有传统的安全威胁，非传统的安全威胁，也有过去的生存的安全威胁，也有发展中的安全问题，也有国内的和国际的，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有军事安全方面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安全因素都交织在一起。因此，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既要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占优势的这种态势，也要面对着外部的战略防范和牵制，还要面对着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以及在维护社会稳定、反对分裂、应对非传统各方面的挑战。从这一角度看，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的基本态势进一步发展，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多、新挑战新威胁不断出现。对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大军事投入，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发展也需要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同时中国的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或集团，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的国防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开展对外军事交往，参与国际安全合作，推动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反恐合作和救灾行动，中国不会与任何国家进行军备竞赛，无论国防政策怎样变化，中国国防的防御性是不会变的。中国之所以要坚持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是因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仍面临着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首先，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国际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综合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其次，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矛盾错综复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局部战乱和地区热点时起时伏。能源、资源、金融、信息和运输通信等方面的安全问题上升，重大恐怖事件不断发生，非传统安全威胁更加突出。其三，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军事竞争加剧，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形势严峻复杂，一些发达国家加快研发高新武器装备，抢占新的军事制高点，持续强化军事同盟。其四，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斗争复杂严峻，以及近年来在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和地区安全形势有所恶化的国际环境下，中亚地区“基地”组织再度活跃，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有恃无恐，再加上毒品泛滥等问题，已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加大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力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在抗震救灾中，中国军队的特殊作用表明中国军队不仅担负着保障国家主权安全的重托，而且担负着应对来自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任，如果没有军事现代化的发展也不可能对突出事件做出快速反应，难以担负如此繁多的重任，在抗震救灾中中国军队的特殊作用或许是中国军事现代化发展的最好解读。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提升，使中国军队应付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为这次迅速有效的四川抗震救灾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在灾难面前通过了危机的考验。中国军队在2008年四川抗震救灾中的表现，不仅使海外媒体重新认识了中国军队，对中国军队这次抗震救灾进行了多方面的正面报导，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军事现代化发展的必要性。

　　五、中国的和平发展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近年来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而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之路，表现为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不同于历史上许多大国的崛起和发展，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事实上与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已位居全球第四，外汇储备高居世界首位，且近几年占全球经济增量中的比重在15%左右，中国经济实力出现了质的变化。由此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增强，影响不断扩大，对全球和地区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影响力的显著上升，国际上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投票权份额调整和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2006年世界银行的年会上，始终没有得到相应的体现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和发言权发生了变化，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分两步走的投票权改革方案，即：第一步给投票权低估最严重的少数国家特别增加投票权；第二步是修改投票权份额的计算公式，增加基本投票权，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0年来进行的最大规模改革。会议决定给中国、韩国、土耳其和墨西哥等4个投票权低估程度最严重的国家特别增加投票权，其中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份额将由原先的2.98%上升至3.72%（位于第六）。与此同时，年会期间还举办了题为“亚洲中的世界，世界中的亚洲”大型研讨会，主题之一是关于中国、印度经济发展对区域、全球经济的影响。另外，在年会上，就全球经济面临着诸如通货膨胀、高油价、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止、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及全球经济不平衡等风险等问题，中国代表呼吁有关各方加强协商和对话，促进国际和地区争端的有效解决，为维护能源安全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避免高油价造成新的冲击，以及各国共同承担责任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和共识。2008年4月2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投票批准了关于份额和投票权改革的方案，该方案进一步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根据这一方案，发达国家的投票权比例将从目前的59.5%降为57.9%，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比例则从目前的40.5%上升为42.1%。其中，中国在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由第一阶段改革的3.72%增加到了3.997%，投票权增加至3.807%（依然位于第六）；印度分别增加至2.443%和2.338%（位于第十二）；巴西、韩国等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也相应有所增加；低收入国家的份额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2009年4月的G20国际金融峰会上，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呼吁下，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

　　对于中国的发展，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政府已多次向世界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是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的发展不可能改变世界军事实力的基本格局，也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军事威胁。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适度发展军事力量，是为了维护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并保障国家安全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以及一切合法的海洋权益。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问题已经不再仅局限于领土边界安全，国家安全的内涵扩展到各个领域。特别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展，极大限度地与外部世界融合，国家利益的扩展分布于全球，由此中国对主权范围之外利益的保障和维护需要适度发展军事力量。这不仅是国家主权范围内安全的需要，也是保障国家主权范围外的需要。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给世界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世界各国的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因此，中国提高国防现代化水平的宗旨，是从防御和自卫出发的，是加强国家安全战略不可缺失的合理选择，同时也是为了减少各种非和平因素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干扰，确保和平发展进程顺利实施。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和当今恐怖主义猖獗的复杂国际安全环境中，国家安全已经成为全球问题，国家安全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密切相联，逐步形成了全球化时代不可分割的集体安全，很难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应对全球性和跨国性安全问题上独善其身，或避免来自各领域的威胁，实行有效的安全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和努力。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自然在维护地区与国际安全上更负有责任，而且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影响力的日益突出，对维护地区与国际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中国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增强，反映了在国际格局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正在发生改变。由此，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格局地位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右翼势力不平衡心态的加重，“中国威胁论”也就成为这股势力发泄反华情绪的论点。而对于正在发展的中国来说，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引起了世界格局变化，在这种新格局中，中国和平发展的条件需要有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作后盾，没有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就不能保证和平发展；另一方面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界，与国际社会共同繁荣和发展，实现和平发展道路的民族复兴。为应对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提出了“和平发展”和“和谐社会”、“和谐地区”、“和谐世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对化解“中国威胁论”和反华情绪的消极影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另外，在中西文明不同价值观的博弈中，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总是带着固有的傲慢与偏见看待中国问题，忽视了中国民族的尊严，伤害中国民众的情感，加剧了中西文明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尽管中西文明在价值观上有着一定的差异，但价值观上的差异并不等于中西文明不能融合和交流。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当今国际社会，以不同的文明和价值观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阻碍世界各国人民交往的根本因素，虽然不同文明和价值观的冲撞依然存在，但通过各种形式的往来，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多方面的往来和交流，不断加深相互了解，可以使不同文明和价值观的冲撞减少，创建一个和谐的世界。当然，一方面也需要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问题时保持公正和客观，获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同时在与西方国家和其他价值观的沟通中，中国民众也需要通过适当的交流方式消除与西方的隔阂，化解中西文明不同价值观的碰撞。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千百年来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晶，是人类的遗产，而不同文明的形成，又受到不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域、宗教的影响，具有独特的、不同层次的多样性。每一种文明不仅始终保持着自身特有的文明形态，同时不同文明之间又通过文化、经济活动等各种方式进行着联系和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2008年中国汶川和2010年青海玉树抗震救灾中，中国军队的作用有目共睹，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与以往不同的是：一方面，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在灾害面前的出色表现使国际社会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中国以自己的行动正在改变着西方媒体长期存在的偏见；另一方面，中国的灾难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西方社会并未因不同的文明和价值观的差异而袖手旁观，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体现了在灾害面前人类的共同文明和国际合作精神，以及国际大家庭的融合与和谐在不断加深。当然，“中国威胁论”就此从西方国家和媒体中退出也是不现实的，西方社会和媒体对中国的偏见仍然在短期内难以消除，“中国威胁论”和反华情绪在西方国家和媒体中总会卷土重来。

　　注释：

　　①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第七条款明确规定：“上海合作组织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对外开放的原则，愿与其他国家及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吸收认同该组织框架内合作宗旨和任务、本宣言第六条阐述的原则及其他各项条款，其加入能促进实现这一合作的国家为该组织新成员。”

　　②2001年6月15日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

　　③2006年6月12日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向上合组织首脑会议的致辞。

　　④〔美〕托马斯·唐纳利：《下一步做什么》，《国家安全展望》2003年5月1日。

　　⑤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创建于1997年，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智囊库的大本营。

　　⑥美国《旗帜周刊》是新保守派散布“中国威胁论”和“制裁中国论”的主要舆论工具和阵地。

　　⑦〔美〕加里·斯密特：《真正的帝国》，《旗帜周刊》2003年9月1日。

　　⑧2006年5月23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关于中国军力情况的年度报告。

　　⑨2007年5月25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关于中国军力情况的年度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