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鹅沟玩多长时间:《俾斯麦回忆录》,遗忘的政治遗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4:53:01

中国人实在是一个好学的民族。这是笔者打开三联书店出版的三卷本《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的第一感触。本以为是根据德国的最新版本翻译出版的中译文,却是东方出版社1985年首次出版的再版本。初版的出版说明与再版前言里讲到,该书中译本的翻译工作起始于1973年,完成于1979年。第一卷由杨德友根据1924年的德文版翻译,而第二、三卷则由二十多位译者依据1940年的俄文版翻译,全书由陆世澄参照德文版本校对出版。也就是说,还在文革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冒着“吃河豚”的风险,开始翻译这位德国“反动容克”的回忆录。目的无非是为了汲取其中的历史知识与智慧,版本的新旧与语种、付出人力的多少都不在话下,这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好学精神。封底的自我推荐又给予了该书高度的评价:《思考与回忆》是俾斯麦1890年去职后倾全力撰写的回忆录,不仅述往忆旧,亦是他的政治遗言。……这不仅是一个“伟大年代”的英雄的个人传记,也是“德意志民族的珍贵遗产”。俾斯麦把此书“献给子孙后代”,以理解过去,并教益未来。

如果俾斯麦地下有知,中国人是如此重视他的回忆录,他会感动的,或许也会感到脸红。因为“1890年去职后倾全力撰写”已经是溢美之词。在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恩斯特·恩格尔伯格的《俾斯麦》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展现俾斯麦创作回忆录的素描:俾斯麦正散漫地躺在沙发上审阅初稿,旁边躺的是他的爱犬,一桌之隔坐着他的满脸无奈的助手洛塔尔·布赫尔。回忆录的口授大概是在这种场合下进行的,恩格尔伯格写道,口授时俾斯麦并不是很合作,他常常打不起精神,回忆起来又不按时间顺序,喜欢东拉西扯,把历史回忆与时事评论搅和一起。他更关心的是时事,因为他刚刚被威廉二世赶下台,心里忿忿不平,对政治也是兴犹未尽。回忆录的口授至1892年布赫尔去世基本停止,随后只是修改与添补工作。

回忆录前两册在1898年俾斯麦去世后发表,引起了德国舆论的轰动。这种反响更多的是缘于俾斯麦德意志帝国缔造者的特殊身份。就像梅林与恩格尔伯格指出的那样,回忆录本身缺陷甚多。俾斯麦虽然回顾了他一生的主要历程,但对于某些阶段与经历却回避或粉饰,全书缺乏系统性。他与威廉二世的关系属于当时最为敏感的话题,与此相关的回忆录第三册也被俾斯麦指定在威廉二世去世后才能出版。但德意志帝国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后瓦解了,威廉二世失去了皇位,并流亡荷兰。既然皇冠落地,也就没有什么“面子”可讲了。1924年科塔出版社不顾俾斯麦后人的反对,出版了第三册,曝光了当年两人冲突的内幕。

俾斯麦以“铁血宰相”闻名世界,这个头衔很容易带来片面的理解。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他1862年上台开始,“铁血宰相”实际上是一位经验丰富,果断而又严谨的政治“外科医生”。他手中拿的并不是一把乱杀无辜的战斧,而是一把精巧的手术刀。他固然认为只有通过武力才能统一德国,但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开刀”、“切”到哪里为止,他又是十分慎重的。在动手术的同时,他又考虑到如何“止血”、“包扎”伤口。1866年夏,普鲁士军队在克尼希格瑞茨大败奥地利军队,鉴于削弱与排挤奥地利的目标已经实现,军内霍乱开始蔓延,法国可能出兵干涉,俾斯麦竭力阻止了普鲁士国王与将领们向维也纳进军的计划,并且给了奥地利一个十分体面的和约,为以后建立德奥战略同盟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普法战争则是一个过于血腥,而且“止血”不大成功的手术。如果说删节“埃姆斯电报”,引诱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为防止战争的拖延与防止中立国插手而决定炮轰巴黎还是属于将计就计,当机立断的话,那么兼并阿尔萨斯—洛林,决意不与法国和解则给德法关系留下了永远流血的伤口,给下一次战争埋下了祸根。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俾斯麦则将其“手术刀”永远束之高阁了。除了对宿敌法国的伤痛置之不理外,“铁血宰相”从一位令人生畏的外科医生转变为一位温和的欧洲国际关系的护理员。因为他深知,德国地处欧洲中心而无天然屏障,其国际安全地位十分脆弱。他告诫德国人:“我们的利益就是保护和平”,“要尽可能地防止战争或限制战争的范围”(第二卷,第229页)。

可惜的是,俾斯麦的政治遗言没有受到他身后德国人的重视,他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在他去世20年后就在一战的战火中覆灭了,威廉二世及其军事与外交顾问放弃了他韬光养晦、小心谨慎的对外政策,走上了漫无边际的帝国主义扩张之路。他们只记住了俾斯麦“铁血”的一面,而忽视了这位外科医生在战争手术后“止血”与“封刀”的另一面。1924年第三册的出版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1939年,德国又一次走上战争与毁灭之路。

无疑,俾斯麦的回忆录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献。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俾斯麦的回忆录不是写给今天的中国人,而是写给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德国人看的,而且该书对于当年的德国人来说也因种种缺陷而“难读”(梅林语)。即便是对于那些对俾斯麦与19世纪德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中国读者来说,该书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仍是:一位来自遥远时代与国度的老者,用着陌生而别扭的文体,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经历的非常复杂的人物与事件,读者犹如被一个土著居民牵着手,奔跑在一个陌生的原始森林里,会感到眼花缭乱,晕头转向。作为了解俾斯麦的入门读物,本书显然是不合适的。只有在充分了解俾斯麦的生平及其时代背景的前提下,读者才能真正理解本书的内容,认识到它的价值。夸张一点说,这是一本不看俾斯麦传记几乎没法看,而又是看了俾斯麦传记后又不得不看的书。

可惜中国学者至今还没有推出一本有分量的、吸收国际最新研究成果的俾斯麦传记,而出版界对国外俾斯麦传记的翻译出版似乎也不够热心。据说前面提及的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恩格尔伯格著两卷本《俾斯麦传》的中译本在十几年前只出版了第一册就停版了,第二册虽然已经翻译完毕,但译稿却无人问讯。

写到这里,真有些怀疑开头的感触了。或许时代已变,但不管怎样,俾斯麦丰富的历史经验并没有失去其价值。恰恰相反,今日中国与一百年前的德国在历史发展阶段上十分相似,都处在一个古老民族在现代复兴时期,赶上或超过世界一流国家,似乎是唾手可得的事情。在德国,俾斯麦韬光养晦、珍惜和平的政治遗言被遗忘了。但愿它能被好学的中国人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