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都到文县:田文林：“夹心层国家”的困惑

观察者按：本文首发于《社会观察》杂志2012年第2期，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当前，欧元区成员国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并有日趋蔓延之势。而南欧四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又是欧债危机的重灾区。目前，希腊债务总额约为3400亿欧元，2010年希腊债务在该国GDP总额中所占比例已达145%，远远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60%的最低安全线。有希腊官员称希腊债务已经失控。而意大利目前有1.6万亿欧元（约2.2万亿美元）未偿付债务，债务规模比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希腊4国债务总和还大。西班牙2010年公共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60%，预计2011年升至67%，虽然远低于希腊、意大利等国，但总体情况也在恶化。2011年10月18日，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继标普和惠誉之后，宣布将西班牙的主权债务评级下调两档至A1，这是该国主权信用评级自2010年6月以来第三次遭到穆迪下调。

欧盟一体化摧垮南欧工业体系

在总结债务危机根源时，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将问题归咎于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炮轰希腊等国政府职员养尊处优，民众安于享乐，由此导致“寅吃卯粮”，乃至最终酿成债务危机。而据此开出的药方就是大幅压缩政府开支和福利开支，实现收支平衡。南欧国家债务问题积重难返，确实与高福利制度有关，但仅从“节流”方面入手思考解决之道，而不涉及“开源”，则忽视了主要矛盾。事实上，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表面看是债务危机，深层看是财政危机，再进一步追究，则是经济空心化造成的国家造富能力不足，以致国家税源不足。事实上，当前一些欧盟国家已经意识到实体经济匮乏的弊端，而开始推动“再工业化”进程。

而南欧国家当前的经济困境又与欧盟一体化进程有直接关系。冷战结束后，欧盟加快一体化进程，欧盟迄今两次大的扩张，前一次用了20年，第二次只用了5-8年时间，就扩大到27国。欧盟东扩前，南欧诸国与西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就有差距。而在东扩之后，欧盟内部实际变成了“三个世界”并存：德法为代表的第一世界；南欧国家为代表的第二世界；东欧国家为第三世界。这种先天不足埋下了欧盟“内部殖民化”的隐患。对此，《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一书的作者曾指出：“欧洲一体化的麻烦在于，它首先将东欧脱工业化，然后迅速与这些国家融合，这就在欧洲的后院形成了一种类似第三世界的失业与半失业大军的欧洲版本。”

相较于劳动力、生产资料等其他生产要素，资本具有流动性强、转移成本小等特点，由此使欧盟内部的全要素流动，很大程度是资本的自由流动。欧盟一体化使束缚资本扩张的诸多障碍（如国家主权、法律规则等）被逐步打破，其直接结果就是使大资本在欧盟内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的自由流动更加便捷。而资本的逐利本能决定了其总是在寻求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投资场所。因此，欧盟扩大，实际意味着经济相对落后的南欧国家与东欧国家在欧盟内部展开“寻底竞赛”。相较于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的南欧诸国，东欧国家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无疑十分明显。与此同时，东欧国家为增加自身竞争力，竞相为西欧资本提供条件优越的投资环境，从而使东欧国家相较于南欧国家，具有“谁敢比我惨”的底线优势，因此吸引了不少西欧资本。尽管东欧国家充当的不过是廉价打工者角色，但至少从表面看，这些国家因为各种产业聚集，就业情况相对较好。

在这种内部“寻底竞赛”过程中，南欧国家因为处境不上不下，显得最为尴尬，受到冲击也最大。这些国家过去有一定工业基础，但一体化冲击使其缺乏竞争力的民族工业日趋衰败。尤其东欧国家在“寻底竞赛”中吸引了更多资本后，南欧国家经济空心化现象加剧。

以西班牙为例，1970年西班牙工业和能源产业占GDP的比例为34%，服务业占46.3%，而到2010年，这一比例分别为15.6%和71.6%。希腊制造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经济日趋以旅游、航运和金融等服务业为主。这些国家的“脱工业化”进程，意味着真正创造价值的经济部门减少，由此导致失业问题加剧，如西班牙在过去4年共失去了80万个就业岗位，更多的人依赖政府财政救济。而在欧盟这个大环境中，这些国家的政府与民众难免会攀比西欧国家的高福利待遇，导致政府开支和劳动力成本日趋上升。这样，一方面是民族产业和实体产业发展不足，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民众在消费需求刚性增长的作用下，习惯了高福利，高消费。这种反差使国家财政日趋入不敷出，最终酿成严重的债务危机。

做强制造业才是王道

目前，南欧国家的尴尬在于既无技术和资本优势来提升产业结构、提高创富能力，又无明显的劳动力优势，使其足以在与东欧国家的“寻底竞赛”中胜出，明显处于不上不下的“半吊子”状态。而长远看，等待这些国家的无疑是一种更为没落的前景。南欧国家的“夹心层”状态并非孤例，某种程度上是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背景下相当多国家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究其实质，这些国家之所以走到这步，很大程度上是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流毒使然。新自由主义一直鼓吹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经济私有化、经济全球化等一系列貌似动人的原则。表面上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而使所有国家从中受益，但实际上，由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生产产品的附加值不同，这种自由流动和产品交换实际上只对那些掌握核心技术、具有品牌和规则优势的发达国家（如德国）有利，而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则很容易陷入“坏的自由贸易”和产业链下游位置。换句话说，要想使地区经济一体化真正实现“双赢”或“多赢”，前提必须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当。

回顾西方工业化的富强之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几乎都是先进行产业保护，等到本土工业强大到足以与外部竞争获胜时，才打开国门，祭起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的大旗。但很多国家不明白这个道路，简单地认为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就可以实现富裕，结果导致相对虚弱的本土民族工业逐步被经济强国瓦解，而日趋沦为产业链下游国家。南欧国家的困境就是典型例证。

这对于中国也不无启示意义。中国的经济状况与南欧国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某些方面又有一定类似性。三十多年来，很多人将“改革”与“对外开放”混为一谈，认为对外开放是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殊不知，自由贸易只转移财富，而不会自动增加国家财富，只有实体产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才是真正创造财富的“会下金蛋的鸡”。

两名法国学者曾专门研究了iPhone产业价值链。从美国进口一部在中国组装的iPhone手机是178.96美元，其中24美元的闪存和35美元的屏幕是在日本生产的，23美元的信息处理器和相关零部件是韩国制造的，全球定位系统、微电脑、摄像机、WIFI无线产品等共计30美元的零部件是德国制造的，蓝牙、录音零件和3G技术产品等价值12美元的零件是美国制造的。此外，材料费用、各种软件许可证和专利费用，合起来为48美元左右。而在中国组装环节的费用仅有6.5美元。苹果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从时尚而尖端的手机里只能分享3.6%的价值。

很显然，这种经济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中国经济调整面临两难处境：继续参与“寻底竞赛”，靠压榨工农劳动者，靠低工资维持经济繁荣，势必会造成一个庞大的无产阶级，容易出现严重的社会乃至政治隐患；但如果大幅提高劳动者工资待遇，资本在感到无利可图的情况下，很可能将企业转迁到更落后的国家，使中国陷入类似南欧国家那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处境。

总的来说，一味充当“世界加工厂”，满足低端制造业肯定不行。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教训表明，靠一味发展金融业来壮大整体经济实力亦是缘木求鱼，容易导致“赌场资本主义”。唯有发展和壮大民族工业和实体经济，才是促使经济健康发展、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南欧国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