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窝会议的故事:赵丁琪：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一些思考

               赵丁琪：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一些思考

    今年是建国60周年，60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国家成长为现在国际舞台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同时，改革开放也经历了31年的光阴，中国以连续许多年GDP两位数增长的速度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中国模式开始为许多国家效仿。改革无疑给中国人民在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但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其带来的贫富分化腐败等各种消极问题也逐步浮出水面 。“郎咸平风暴”之后，中国民间反思改革的思潮兴起。各派思潮针锋相对，势不两立，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从。在我看来，有些论争还是囿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之中，市场经济对了，计划经济就错了，家庭联产承包对了，人民公社就错了，为计划经济说几句好话，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给毛泽东说几句公道话，就是想到朝鲜去。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以后来人的眼光客观冷静的去审视那段历史。

   （出自《中国统计年鉴》）

    让我们先看这张粮食增长率。说实话，我看到这张表时，我是吃了一惊的。我原先一直以为，以实行包产到户的时间为界，之前的粮食增长率一定非常非常的低，之后一定特别特别高。可是，从这张表可以看出 ，除去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外，人民公社时期的粮食增长率和波动情况比起包产到户后并不差多少，人民公社时期粮食增长率的几个峰值高于包产到户后或持平，粮食最高增长率出现在文革时期。看完这张表我困惑了，难道一直存在我心中的固有观念是错的吗？（有些人通过比较农村改革前后农业总产值的数据，得出改革后比改革前增长速度高几倍的结论，是不合理的，因为农产品价格在70年代末有一次大幅度的提价，前后农业总产值没有可比性）                                                 

    包产到户相对于人民公社的一个公认的优点是可以有效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那么，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对农业生产能产生多大的作用呢？大家知道，农业在中国存在了数千年，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农民耕种的只有两种性质的土地，一种是农民自己的小块土地，一种是地主的土地，这两种土地，按现在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都是产权非常明晰的资产，也就是说，两千年农民从不缺乏积极性（事实上，吃不饱肚子的农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缺乏积极性）。但数千年农民从没或很少吃饱肚子，为什么在集体经济存在了三十年后，重新实行分田单干立马就能让农民吃饱肚子？

      农业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总结出了“水、土、肥、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人的劳动积极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邓****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解决农业问题，最重要的要依靠科技的力量，解决水、肥、种、工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在一家一户小农经济或私有制体制下，需要国家大规模的农业投资才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留下的是一个极贫积弱的烂摊子，中国不能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先通过发展轻工业经过上百年积累资金之后，然后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在当时的国际情势下，我们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如果不那样的话，就会“被开除球籍”）。

    因此，农村的问题，必须依靠农民自力更生来解决。人民公社集体化运动有效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人民公社可以将农民有效的组织起来，集中财力物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建国之初的1952年，中国耕地的灌溉面积为1995.5万公顷，不足农地总面积20%，经过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20余年的建设，到本世纪末1978年耕地的灌溉面积达到4996.5万公顷[5]，超过农地总面积的40%，这40%可灌溉农地是产出能力最高的高产田，是目前中国粮食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人民公社时期还修有一亿多亩比较高产的梯田，决定性地改造了黄淮海平原，开发出如北大荒这类大粮仓。这些建设，在分散的小农经济体制下，是很难实现的。跟中国国情相似的印度，也曾想将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但小农土地所有制下的农民一盘散沙，这些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参考《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对于这些基础性质的工程，在存在的时候感觉不到它的功绩，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有阵痛。《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人民公社制度最大功绩是使中国农业抗灾害能力大大增强。有记者采访小岗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立和，严立和说自己有几亩远离水塘的庄稼一年到头颗粒无收，而水塘是公社时期集体修建的，在分田之后，“集体挖水塘的事在‘包产到户’以后就很困难了，很多地方的水渠也年久失修，离水塘远的地经营起来就很困难。”09年的大旱，席卷了西北、华北的全部和其它部分地区，涉及国土面积、人口以及经济总量的1/3，在集体解散之后，很多水利设施失修或遭到破坏，从而使农民抗灾害能力大大降低，造成了很多本该可以避免的损失，农民饱尝其苦。

灌溉面积、化肥用量、机耕面积和小水电发展变化情况　

时间 灌溉（万公顷） 其中机灌（万公顷） 化肥用量（万吨） 机耕（万公顷）

1952    1995.9         31.7                7.8             13.6

1957    2733.9        120.2               37.2            263.6  

1965    3305.5        809.3              194.2            1557.9  

1980    4488.8       2531.5             1269.4           4099.0

1985    4403.6       2462.9             1775.8           3444.2 

                                               （出自《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灌溉、化肥、机耕等都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快速发展起来的，包产到户后，部分数据反而下降）

人民公社的另一个重大的功绩是创办了大量的社办企业。这些企业当时被称为五小工业，即 小钢铁、小煤窑、小机械、小水电、小化肥 。这些企业，虽然存在着成本高，技术水平低等问题，但对解决中国农业化肥、农机等问题，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问题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这些企业，只有在集体经济存在的情况下，集中集体的力量才能组建起来。这些社办企业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乡镇企业的前身。

另外，人民公社体制对杂交水稻等良种的推行也具有包产到户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邓****在1982年也说：“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文选》、第二卷第405页。）马克塞尔顿曾指出：“１９７７年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１４％，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３０％到４０％，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５０％的人口手中。”英国学者      在中论述中国改革开放时说，中国的改革，有“人民公社创造的良好的农业绩效可以利用。”（《马克思的复仇》）

 看一些歌颂包产到户的文章时，很少能看到一些宏观上的增长数字增长率的比较（因为宏观上的数字体现不了包产到户多大的优越性），都是描述一些包产到户模范地区的典型案例。例如凌志军在《1978，历史不再徘徊》中引用了当时的一组数字，两个乡邻的公社，一个实行包产到户，一个不实行包产到户。最后的亩产相对比是150公斤比2.5公斤，居然能相差60倍，看到这个数字后，我想起了大跃进中那句著名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放卫星的功力不减当年，我也生活在农村，我就想不通，一亩地怎样消极怠工才能种到2.5公斤，种完之后啥都不管生产的都比2.5公斤多。地方的数据统计缺乏有效监督，难免出现一些为某种需要而故意造假的情况，很多数字可以说都是吹出来的。包括小岗当年那份著名的“生死协议”，后来证明是伪造的——不论是丢了还是本来就没有——反正现在保存在博物馆的那份是伪造的。小岗的自然条件客观的说是比较好的，至少比大寨好很多。如果全中国的人民公社都是小岗的生产绩效的话，那么没给国家交过一分粮的小岗每年吃的返销粮从哪里来？邋遢道人说，“小岗只是个极端的例子，可能跟宗族和民俗等一些因素有关。”（后来证明小岗分田是因为家族因素作怪，内部不团结，分了几次组也未分出个结果来，亲兄弟都拢不一起，最后严俊昌出于无奈，就对大家说，既然你们谁和谁都干不到一起，那就分到户吧）。秦晖教授在谈论华西村、南街村等集体经济成功的例子时说，这几个村子是经过优胜劣汰的抉择生存下来的各种条件都适合的特例，不能代表集体经济整体。既然留存下来的这许多非常成功的例子不能代表集体经济，那么用一个集体经济下极端失败的例子来代表人民公社是否有失公允？同为中国名村，小岗的发展比起华西、南街等走集体经济之路的村子来相差太远。

    但六七十年代中国人民的确吃不饱肚子，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邋遢道人关于这个问题有过精辟的论述（见《对“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中国吃饱问题”的探讨》）

           解放后历年粮食油料产量及折合人均日可摄入热量　　

年份　　       人口（万）　　    粮食[1]　　

（万吨）　　       油料[2]　　

（万吨）　　       人日均热量　　

（大卡）　　

1949　　       54167　　     11318　　      256　　  1906　　

1952　　       57482　　     16390　　     419　　  2287　　

1970　　       82992　　     23995　　     377　　  2253　　

1975　　       90859　　     28452　　     452　　  2475　　

1980　　       98705　　     32056　　     769　　  2648　　

1981　　       100072　　    32502　　     1021　　       2719　　

1982　　       101541　　    35450　　     1182　　       2880　　

1985　　       104532　　    37911　　      1578　　       2900　　

1990　　       114333　　    44620　　     1613　　       3327　　

2003　　       129227　　    43070　　     2811　　       3081　　

     虽然小岗等一些地区早在1978年就实行了包产到户，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是在1982年，1981年大部分地区还是人民公社制度。如果以1985年摄入2900大卡热量为“感觉吃饱”的标准，那么在人民公社时期的1981年，已经接近这个标准。也就是说，在吃完包产到户最后一个烧饼感觉到饱之前，已经有人民公社时期的四个烧饼在肚子里了。我们总不能说这一个烧饼让我们吃饱了肚子吧。邋遢道人对于烧饼问题有过较为精确（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的计算（以第五个烧饼吃饱为准）：

    1948-1949 ： 66% （大约3个烧饼）

　　1952-1970 ： 80% （大约4个烧饼）

　　1970-1975 ： 85% （大约4.25个烧饼）

　　1975-1980 ： 90% （大约4.5个烧饼）

　　1980-1981 ： 94% （大约4.7个烧饼）

　　1982-1985 ： 100% （5个烧饼了，终于吃饱了）

    当然，组织起来的农民由于自身科技文化素质较低，难免出现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但这些破坏比起改革开放后对环境的损害来看，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一些人总是带着偏见和有色眼镜看问题，将改革开放后带来的环境污染轻描淡写的描述为“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而将人民公社时期的环境问题作为人民公社的罪状之一而大加挞伐。有人将大兴安岭林木采伐工程中破坏性的“皆伐”问题都归结于“左”倾错误，就有点迂而可笑了。殊不知，在主要防“左”的改革开放后，东北林木采伐中的“皆伐”问题比起之前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存在大量无效劳动，但这个问题在今天也被无限夸大了，经常拿一些特例来抹煞整体。应该说，人民公社体制下大量的无效劳动是存在的，但相比较整体基建的功绩而言，微不足道。

应该看到，人民公社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劳动积极性的下降，这是事实，但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所谓的“大锅饭”“平均主义”只是在人民公社最初成立的时候特别严重，由于党缺乏经验所致。在经历了最初的阵痛之后，中央领导层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着手解决。1961年颁布的农业“60条”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体制，主要是调整缩小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中央曾多次下发文件，强调解决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问题。任何事情都是有机会成本的，人民公社体制造成的积极性下降引起的短期损失与起被组织起来的农民建设的各种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长远功绩来相比，失小于得。

80年代在中国农村兴起的包产到户改革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意义。第一，是有效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点不可否认。包产到户对提高中国粮食生产问题无疑是有巨大意义的，但绝不是能吃饱饭和吃不饱饭的区别。第二，极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使人们开始突破姓“资”还是姓“社”的限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从此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第三，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适应了放活经济对大量雇佣劳动力的需求。1984年: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政策放宽之后，当年就有2000万农民进城。第四，促进了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包产到户对促进中国改革开放功不可没。

程恩富认为:计划经济是功成身退,市场经济是继往开来。这两句话用于描述人民公社和包产到户同样适合。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是有其必然性的。由于农民本身科技文化素质的局限性，被组织起来的农民只能完成一些科技含量较低的基本建设。在这些基本建设完成之后，人民公社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其劳动积极性低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的显露出来。包产到户这时正式登上农村舞台，有人民公社时期打下的各种基础，再加上其本身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优点，还有78、79年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生产价格，中国1974年开始进口的大型化肥生产线投产，杂交水稻等高产作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中国在那个年代解决温饱问题就不足为奇。包产到户只是给将要丰收的农村下了最后一场甘霖，并顺势收割了所有的成果。

金庸小说《笑傲江湖》写于文革时期，笑傲江湖里的华山派分成两派，剑宗和气宗，剑宗注重练剑的招式，在招式上出新，出奇，靠剑招取胜、靠形式取胜。而气宗注重练气，靠内功取胜，金庸对此的评价是，如果一个注重练剑一个注重练气，两个人比剑，十年之内剑胜于气，二十年双方打平，而三十年以后气胜于剑。 如果将人民公社与包产到户相比较，那么人民公社属于气宗，包产到户属于剑宗。农业问题的解决，需要剑气结合。如果不实行包产到户，人民公社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消极作用会越来越大。反之，如果在六十年代就开始实行包产到户，那么五十年代建立的各种农业基建积累起来的农业发展潜力在几年内就很快耗尽，只能使农业生产恢复到1956年的水平，之后农业便会长期徘徊不前，到80年代甚至21世纪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自身保持了20年不低的发展速度的同时，又保障了包产到户后中国农业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包产到户后的农业，始终享受着人民公社时期的福利，近十年来，中国农业产出长期徘徊，就是因为20年人民公社积累起来的发展潜力已经耗尽，老本已经吃光，农业又到了再一次改革的边缘。

小农经济只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权宜之计，就农业的长远发展来说，规模化、机械化和商品化仍然是方向。机械化是以规模化为前提的，现今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严重限制了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和商品化。在加速农业科技发展、开展农村基建的同时，政策层面也必须做出变革。中央在近几年已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其中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内容尤其重要。部分地区开始实行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的政策。这些政策对解决我国当前农村问题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其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也不可忽视。我认为，在条件成熟的部分地区，重新开展集体化试点未尝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媒体应该适度加大对南街村等走集体道路成功的农村范例的宣传力度，分析他们成功的原因，对我国现今农村改革提供更多的借鉴。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应该注意。那就是集体化战略是当时中央高层的集体决策，而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现在一些人将压制包产到户作为毛泽东的罪状之一，是不公允的，是媒体宣传误导的结果。60年代虽然有邓子恢等一些老同志主张包产到户，但中央内部还是以主张集体化的领导居多。即使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反对包产到户的声音仍然是主流。后来的********李先念，在文革中曾被打倒、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都曾激烈反对。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至少在1979年仍然坚持集体化观念。还有当时各省委之间趋于白热化的“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反映了集体化在部分 地方的领导层中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李先念在１９９０年视察南街村时，含泪题写了“”。

最后，用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一段话送给中国的毛泽东时代：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号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 

　　                                                 ——里斯?迈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