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城山森林公园:“中国到了稳定改革的时候”·南方周末数字报·南方报业网

“当汉学家很容易，今天的书100年前已经写出来了。”费正清的关门弟子柯伟林在2011年10月29日“辛亥百年论坛”的开幕演讲中说，台下400位中国留学生一片笑声。

柯伟林幽默的理据是这些留学生自己都很方便体会的——“今天在任何机场书店可以找到很多讲中国的书，比如《中国觉醒》、《当中国统治世界》。但你去我们图书馆，看100年前关于中国的书，也都是《中国醒来》、《觉醒的中国》、《巨龙苏醒》等等。”

柯伟林是国共两党都常与往来的中国研究专家。美中关系每有风吹草动，新华社大都会专访柯伟林让他“表态”；2010年10月，马英九与柯伟林对谈，接受他的建议，宣称将承认大陆学历、接纳大陆学生到台湾就读。

“帝国之后的中国”开幕，柯伟林继续幽默：“袁世凯曾向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打听如何建立宪法。艾略特推荐了他的朋友、政治学家弗兰克·古德诺，两年以后，古德诺给袁世凯写了两个宪法，第一让袁世凯当一辈子的总统，第二让他当皇帝。这是哈佛大学对中国民主的‘贡献’，难怪他们从此不问我们的意见。”

在柯伟林看来，“辛亥革命这段历史在美国的学校里教得并不好，而直到最近在中国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讲授，在台湾和香港则是教得深但不广”。柯伟林主张，不能再囿于教科书式的简单定义，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是“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从辛亥革命中找到‘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容易”。

过去的100年是中国试验国外政治模式的世纪，从议会政治、君主立宪到1920年代后列宁式政党执政，1949年国民党被赶出大陆后，共产党取而代之。不同于一些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学术观点，柯伟林认为民国在许多方面很成功，譬如保卫领土和主权、促进企业和创业、基础建设、教育投资等等。

2011年11月5日，柯伟林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办公室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孙中山期待一个由工程师管理的政府

南方周末：中国学者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众说纷纭，你个人对辛亥革命的看法是什么？

柯伟林：在哈佛大学的两个辛亥革命研讨会讲话时我说过，在很多方面，辛亥革命开启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革命过程。首先它带来了一个具有一定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共和国，虽不是立竿见影，但放在整个共和时期来看的话，中国是个强国。1911年的中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如果撇开政治，它在1910年代到1930年代的军事和经济发展还是令人注目的和积极的，但这些发展由于抗日战争、内战等缘故停止了。1978年中国在经济上明显重新接续了1930年代之后中断的路。

从某个方面来说，新共和成功地保卫了疆土，今天中国的边界基本上是民国和清朝的边界，惟一的例外是蒙古。尽管一系列的民国政府是弱势的，但它管理并保护了从清廷继承的庞大帝国，这是民国很大的成就。

而且在每届民国政府治下，中国的边界都受到国际认可。1911年的世界是有着几个大帝国的世界，沙俄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包括大清帝国等等；随后，其他帝国都基本消失了；而直到1945年，大清帝国留下的版图还基本上是完整的。

南方周末：你的观点是民国保卫了中国版图的完整？

柯伟林：是的。我还想说的一点是，民国时期是现代中国资本主义真正开始并繁荣的时期，甚至在那样不统一的时期经济增长也是非常高的。那是中国经济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今天处在第二个黄金时代。

此外，从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你会看到中国有形的变化，中国在具体方面变成了现代国家，如公路、铁路、港口等等。“实业计划”最终启发了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的理念，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可能是孙中山期待的，即一个由工程师管理的政府。

这“技术型政府”的观念对台湾有强烈的影响。1920和1930年代中国培养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效力台湾和美国，也尝试效力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由民国培养的人员编写的。

国民政府也奠定了国营企业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企业的基础也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民国时期建立的，当时是为了发展工业和保卫中国。到1949年75％的工业已经国有化了。

革命时期引起变化的另一个领域是教育。旧的科举考试制度废除了，清末民初中国建立了很好的大学，不但有北大、上海交大等国立大学，还有私立大学，还有在中国的国际大学，如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等。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好医科大学之一是北京协和医学院。这些在当时已跻身世界的最有意思、最有活力的大学体系，在1950年代被苏联化，在1960年代被摧毁。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大学系统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重建了，最好的一些如北大、清华试图从苏联模式回到他们早期的传统，人们仍然记得早期优秀的根基。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的时候，胡锦涛主席谈到了1911年自由教育价值的基础，这很有意思。

今天你也看到新型的大学如民办学院，还有国际大学以非常重要的方式回归，所以中国再次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领导中心之一。

我们对袁世凯的认识是他的敌人描画的

南方周末：很多人认为辛亥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失败了，你接受这样的观点吗？

柯伟林：大家认为革命失败，是从民主的角度而言。从某个方面来讲辛亥革命是成功的，因为清廷没有再回来。从政治方面来讲，革命仍然是成功的。

教科书通常说，孙中山是好人，袁世凯是坏人。事实上情况很复杂，两个人都并不完美。

总体来讲，辛亥革命在许多方面是成功的，除了它最初宣称的“民享民有民治”的理念未能实现。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学术界对辛亥革命的意义评价？

柯伟林：现在许多方面人们开始重新评价辛亥革命，譬如孙中山，人们把他看作积极的力量，不是因为他的成就，其实更因为他的坚持，他顽强地追求他的中国梦，尽管在很多方面失败了。我想你也会看到中国有对蒋介石的重新评价。

我想现在大概是时候重新评价袁世凯了。其实30年前在美国出版的一本很重要的书对袁世凯做了公正的处理，不管是批评还是肯定，它是由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学家杨格（Ernest Young）写的（编注：《总统袁世凯：共和早期中国的自由主义与独裁统治》），那是人物传记的一个典范。我们对袁世凯的认识基本是由他的敌人描画的，这种描画太不假思索了。

15年前我在哈佛有个中国博士生，她做了篇论文，从段祺瑞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如果你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学生游行的话，也许会同情段祺瑞镇压学生游行的做法。这个博士对段祺瑞写了很正面的评论。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南方周末：蒋介石呢？

柯伟林：说到蒋介石，大多数中国人不了解的一点，是他对民国军事成就的贡献。1894到1895年清廷在几天之内就败于日本，但抗日战争坚持了8年时间，而日本战胜不了中国。这有很多原因，如中国已是一个现代国家，能够动员打一场现代战争，也因为蒋介石是非常倔强的人，永不言弃。

没有任何事情是“必须发生的”

南方周末：现在很多人说中国是“大国崛起”，你看到的是什么？

柯伟林：我想中国的未来在经济增长、基础建设、教育和军事四个方面是很强大的；但是中国需要一种和平转型的能力，让已经能够做明智决定的中国人在自己的政府中发出更大的声音。我认为对于要把中国带入下个世纪的未来领导人来说，这是很大的挑战。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台湾所经历的60年？

柯伟林：60年是漫长的时间，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仍是台湾的基本法，台湾的民主化是基于这个宪法的原则。我坚信今天的台湾就是一个证据，其实不需要更多的证据，中国人完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管理自己，也有足够的自我管理能力。

南方周末：有的学者认为当年辛亥革命是必须的，有的人认为如果能君主立宪的话更好。你怎么评价这些观点？

柯伟林：作为历史学家，我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是“必须发生的”。1911年和1912年革命的发生有多种原因。从1895年开始15年的时间有一批人矢志推翻清朝，清朝自己也不争气，体系早已开始崩溃。慈禧太后去世后，溥仪还是个未成年人，摄政王们不太强大或不够聪明。第二，1905年废止科举考试也是一种革命，科举停止了却没有建立新的制度。不少原本可以服务清廷的人，不知道何去何从，这帮人都是重要人物。第三，有了新的专业的军队，却不一定对朝廷忠诚。有很多因素，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是清廷缺少强有力的领导人。

我还是要强调，没有什么不可避免。有不少大学者如张朋园等，辩论如果君主政体坚持下去，中国会更好。但事实是，中国的君主失去了原来支持它的正统性，也失去了其道德权威，因此它结束得那么突然。也因此当袁世凯想当洪宪皇帝时，没人对这个感兴趣。这不是草根的起义，而是精英的造反，中国的精英失去对君主概念的信仰，是令人惊讶的。君主制在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地方的苟存变得困难，包括美国也曾有过国王，在日本和其他个别地方却不一样。

南方周末：今天的世界仍然不断有新的革命，也有人不赞成再搞革命。你怎样评价“革命”本身？

柯伟林：“革命”有不同的意义。传统的意义是天命的变化，一个朝代取代另一个朝代、朝代更迭就是革命。辛亥革命很深刻但很短暂。1926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是另一种革命，建立新政治制度、新国家、新国旗、新国歌等等。

我认为惟一不需要的革命是1949年之后的某些革命，如果没有经历这种“革命”，你想一下中国会多么富裕和强大！其他亚洲地区现代化了，发展了，但中国停滞了30年。

我可能要说，中国的革命太多了，到了稳定改革的时候了。我们所有自称“中国的朋友”的人，期待中国繁荣，期待中国人的伟大天才以最富成效的方式服务于中国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想看到内乱或者大的不稳定。但为了进一步，有时需要退一步。世界不停地在变，中国领导人的责任是想一下未来的中国。

孙中山有句“天下为公”，“天下”不是全世界，它真正的意思是国家；“为”应该是作为的、做事的，是“为……服务”的；“公”是所有的人。国家的存在是为人服务，这至少是我对孙中山“天下为公”原初意义的乐观理解。

（感谢斯坦福大学博士方瞾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