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风字加偏旁组成新字: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张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5:39:02
张仃爷爷九十多岁了，口头语还是：我是个小学生。
放眼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界再也找不出一位像张仃这样百科全书式的大师——早年悲郁沉雄的抗战漫画；开国时承担的国徽、政协会徽和一系列开国邮票、宣传画的设计，以及新华门、中南海怀仁堂以及天安门等建筑装饰设计；上世纪五十年代被称为“山水画革新里程碑”的水墨写生；六十年代“毕加索加城隍庙”的装饰绘画；七八十年代首都国际机场、长城饭店、北京西直门地铁站、贝聿铭设计的香港中国银行大厦等处的巨幅壁画，以及《哪吒闹海》等动画片；晚年风骨峥嵘、意境苍茫的焦墨山水以及炉火纯青的篆书书法……但他还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小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对他说：“我要写你。 ”他反问：“我有什么好写的？ ”
2009年，我作北京电视台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我爱你，中国》总撰稿，想把他请到演播室作采访，做了半天动员，软硬兼施，连哄带骗，把爷爷骗到电视台，只说了几句，他发现上当了，就“封口”了，打死也不说。
主持人问：“张老，您再想想？ ”
他说：“记不清了。 ”
主持人问：“张老……”
他的回答永远只有一句：“记不清了。”翻译成外交辞令就是：“无可奉告。 ”
他并非说谎，关于他自己的经历，许多真的是他“记不清”的。当年他对延安的环境失望，他不写《野百合花》，也不写《三八节有感》，而是一怒之下决定出走，毛泽东亲笔手书，劝他留下，这封“最高指示”，他不知塞到哪里；粉碎“四人帮”后，方毅副总理给他落实政策分房子的条子，他弄丢了。很多事情，他表现一种“难得糊涂”的漠然。
1976年，黄苗子和郁风去香山看望养病的张仃，他们像村子里的孩子们打听张仃，没有人知道，又向他们打听一个白头发的画画的小老头，孩子们都知道，争着给他们领路。爷爷喜欢“小老头儿”这一身份，这一属于普通者的、非权力化的身份让他心里踏实，他不做“大师”状，这是一种大自由。
有一次，在香山，黄苗子惊讶地发现，这个被打到社会底层的臭老九仍然“诗意地栖居”着。他买来了小学生临帖用的元书纸，借用村里小学生的一管秃笔、一方残砚，这样就开始作画了，像一个小学生一样，以好奇和兴奋的目光打量眼前的世界。《香山》十四开册页那批画，是他较早的焦墨探索之作，在故宫博物院，我面对这批原作，心想，即使今天看来，仍然是精品。陆俨少当年看到这些画，写了四个字：“外枯内膏”。这个世界上只有创作这一件事情能让他投入，他不再需要别的。
爷爷深知中国民间的好，以至于他晚年在京郊九龙山，自己设计建造了一座风格古朴的建筑作为最后的居所，在那里，听得见狗吠，看得清星月。房子里面，蓝印花布、手工贴纸这类民间工艺品到处可见。他不会被城市里的高档公寓、宽大气派的画室、记者的镜头、众星捧月的画商以及一大堆吓人的头衔隔离起来，他知道那是来自功利世界的阴谋，而所有的阴谋，在他淡定的面容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
这个自然面前的小学生，每天清晨都会做早课，认认真真，毕恭毕敬。
昏迷五个月后，他去世了，不知这算不算逃学？我想他在另一个世界里，也会找到自己的学堂。
晚年张仃
张仃先生走了。
2010年2月21日中午，我接到灰娃的电话，获悉张先生已于上午10时去世。尽管早有思想准备，这一刻真到来时，仍是悲伤不能自已。
晚年的张仃，受脑瘤和肾功能衰竭的双重威胁。五个月前的那个早晨，脑瘤率先发作，破裂出血，将他击倒，然后肾功能衰竭加剧，最终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
我与张仃先生相识二十余年，曾随他三次进太行山，一次到秦岭，一次到甘肃，对他的研究已持续多年，他的音容笑貌，闭上眼睛都是栩栩如生的。然而，作为他的忘年交，我还是不敢说，我已经完全理解了他。
张仃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天才，学画基本上无师自通。已故画家卢沉当年就曾感叹：张仃十七八岁时画的漫画就已经那么好，有的画家画了一辈子，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这个感叹同样适合于别的画种：在水墨画、装饰画、壁画、焦墨画、艺术设计等领域，张仃一出手就很地道，都是一流水平，这些都是天才的表征。
然而，张仃并不知道自己是天才。他经常称自己“无学”、“不文”，甚至称自己是中国画的“小学生”，这都是本色的表现，并非客套或者故作姿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时常在张仃先生红庙北里的宿舍聚会，回想起来，真是一段黄金时光。一间小小的客厅里，从书橱顶端到小桌小柜、茶几，挨挤着中外艺术品、各种民间艺术和文物，显得十分拥塞。每次采风回来，张仃总是画稿盈箧，总有一批新作问世，品赏这些作品，成为每次聚会必不可少的内容。张仃的焦墨山水，笔墨线条有不可思议的魅力，通常是一画挂出，引得大家凝神屏息，长长的静默之后，才回过神来，发出一片由衷的赞叹。厚朴清远的意境，沉雄顿挫的笔墨，刚健飒爽之气，每每给大家新的冲击。
比起室内赏画来，陪同张仃到山里写生，则另有一番意趣。此时的张仃，目光炯炯，兴意遄飞，仿佛中了邪一般，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野外写生，尤其在生活条件恶劣的地方写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然而张仃从不以为苦，反以为乐。这对同行的中青年画家不能不是极大的考验，许多人都因跟不上老头儿的工作节奏而叫苦不迭。对于不画画的我，在一旁打遮阳伞，做辅助性杂事，时间一长，难免觉得无聊，一天下来，觉得十分疲劳。反观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全神贯注，孜孜不倦地工作，不能不感到惭愧。自然，张仃也有放松的时候，那是工作结束之后农家生活的享受，诸如与老农拉家常，品尝小米粥、酸菜、山核桃、雪花梨之类。张先生已故的夫人陈布文有一段跋，叙述1977年秋张仃在十渡写生时的状态，实是知音之论——
它山有画太行山之想久矣。丁已秋有邀去房山十渡写生者，即欣然偕往。盖它山画山水素重写生，主张一静不如一动也。初以为房山便在京郊，未料十渡已是太行山。一下火车，即见峰屏屹立，山势雄奇。四顾皆山，层峦叠嶂，气象万千。又见蓝色拒马河，急流呼啸，清澈见底，环山绕谷，奔腾而下。它山为景所惊，竦立震慑，心情激动，不可名状。从此日出而作，怀糗策杖，跋涉于荒山野谷之中，无视于饥寒劳渴之苦。尽四五日之功成此长卷，纯用焦墨为之，亦它山画稿中前所未有者也。太行山区乃抗日根据地，山民质朴勤奋，宽容好客。它山常常于山崖青石板之小屋与老乡同喝一碗水，同吸一袋烟，同是白须白发，谈笑之声溢于山水之间。所谓师造化，为人民，其庶几乎近欤？
中国当代的国画家中，张仃是亲临自然写生范围最广的一个，除了青藏高原和大小兴安岭，中国著名的大山，张仃几乎一一礼拜到了；也是亲临自然写生时间最长的一个，直到八十高龄，还去西北采风，甘南肃北、河西走廊、祁连山的高原牧场、腾格里的沙漠柳林、拉卜楞寺的金顶、马蹄寺的石窟……处处留下他不知疲倦的身影。对于张仃来说，“师造化”绝不是外在的艺术上的要求，而是内在的生命需要，源自于他丰沛的激情和对天地造化之大美的迷恋与相通。有一次他情不自禁地对我说：“我每次进太行山，都是怀着去看老朋友，结交新朋友的心情上路的。那里的每一棵树木，都是我的朋友。见了老朋友，我高兴。见了新朋友，我也高兴。”这番话揭示了张仃写生的真谛：他向来是以情作画，而这情唯在兴会自然时才达到巅峰，此时，“写生”变成即兴的艺术创作，笔墨线条出神入化，源出于此。
上世纪90年代末，焦墨山水创作已入佳境的张仃突然停止了作画，理由是：由于健康上的原因，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亲临自然写生。张仃此举，一反中国画界“衰年变法”的惯例，令人扼腕的同时，更令人震惊。较之如今老画家们的游戏笔墨，也许有人会说：张仃也太认真了。是的，张仃确实太认真了。否则也就不是张仃了。还是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我对于自然和艺术始终怀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如果不身临其境受到感动，我就不愿意画出来。只有直接地面对自然，面对真情实感，才能进行有感而发的创作。从50年代到90年代，我不停地在写生，跑了很多地方。只要进到了山里，我就感觉像是去朝圣，回到母体之中，什么都忘了，一心就只怀着艺术创作的冲动，这是生命中最享受的时候。近年来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也跑不动了，所以也就不画了。
晚年的张仃倦鸟归林，住在京郊门头沟山林自己设计的石头房子里，过着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每天读读鲁迅，写写篆字，抽烟斗，听蝈蝈叫，活得十分平淡。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艺术大师，重量级的文化名人，中国现代美术史的活化石，受到打扰自是不可避免，对此张仃采取大而化之的态度，一切交付给他最亲近、最信任的灰娃。善于空手套白狼的媒体记者，面对这位不肯配合的奇特老人每每束手无策，若不是灰娃相助，只好无功而返。晚年张仃耳背得厉害，为了使他更好地与人交流，灰娃花几万元在同仁医院定做了一副高级进口助听器，张仃却一次也没有用过，理由是挂着机器与人说话，太不自在。然而，真正的理由或许应当是：张仃已经不在乎与外界交流了。
然而从这种平淡中，我还是看出了一种寂寞。上一辈绘画巨擘中，张仃出道早、辈分高，加上高寿，他的老朋友们，如张光宇、张正宇、李可染、朱屺瞻、陆俨少、叶浅予、廖冰兄、丁聪等，都先他而去，最后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这“最后一个”的滋味，想必张仃体会至深。而如今红尘滚滚、竖子成名、假冒伪劣横行、“大师”“巨匠”满天飞的现状，更是叫他看不懂，与他的人生理想，与他曾为之奋斗的目标，差得太远。他能不寂寞吗？
与张仃相处，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他离我很近，因为他朴素、自然、亲切，没有一点架子；但他离我又很远，因为他总是沉湎于自己的世界，自足自得，他人难以进入。然而我又想到：这不正是一个大艺术家本来应该有风度气质吗？这种朴素而又高贵的精神风骨，不正是对艺术本质最好的诠释吗？ （摘自2月28日《北京晚报》）
永远的它山
——记张仃追思会
本报记者 徐红梅《 人民日报 》（ 2010年04月04日 08 版）
1950年6月2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主持通过了国徽审查组所拟定的张仃参与设计的国徽图案。背景为张仃设计的政协会徽。
秋声（中国画）
张 仃
一首悲怆悠长的乐曲，一本必须撕裂封面才能开启的纪念文集，一部没有旁白的专题片，一刻沉痛静穆的默哀，一段段以三鞠躬开始的深情追思……3月22日下午，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内肃穆庄重，250余位张仃先生的学生以及文化教育界的专家学者从全国各地聚集于此，参加“仰望星空 致意它山——张仃追思会”，深切缅怀这位一个月前溘然长逝的“大美术家”、新中国艺术设计事业的奠基人、新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重要开拓者。
张仃，自号它山。他的近一个世纪的艺术人生在无尽的追忆中跌宕铺陈。人们盛赞以“多面手”著称的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上世纪30年代，年少才高的他是富有时代性和战斗性的漫画先锋，以漫画为投枪匕首，勇猛地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40年代，他是解放区美术事业的主将之一，所领导的东北新年画运动至今余波犹涌。他是“新中国的首席形象设计师”，设计了政协会徽、第一批纪念邮票；参与主持开国大典、国徽、“建国瓷”、人民英雄纪念碑等一系列重要的设计工作，并担任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十大建筑工程美术组组长、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和巴黎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总设计师，在代表中国的艺术特征和国际形象的设计上，用极富传统元素的设计语言展现了中华民族艺术根源之深远。改革开放以后，他主持了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群的总体设计，创作了大型工笔重彩壁画《哪吒闹海》，为中国壁画和动画的复兴披荆斩棘，身体力行；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面对西方艺术思潮和中国画的信心危机，他以写生、创作，以焦墨山水护守着中国画传统的底线……
不胜枚举的成就映照出张仃非凡的才华和激情，更展现出新中国第一代艺术家充满理想、又历经曲折乃至磨难的艺术历程。他们应和着历史的足音，听从于祖国的召唤，默默地为革命事业尽心尽力。他们胸怀坦荡，有理想，敢担当，以天下为己任。张仃作为代表和旗帜之一，在舍弃小我、服从大局的框架下挥洒着所有的才情。
从1938年进入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开始，张仃几十年不遗余力倾心艺术教育事业。1957年，张仃由中央美术学院调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他舍弃了个人在中国画探索上已经取得的成就，全身心地融入新的学术团体，投入到新中国艺术设计教育事业中。他召集了一批名师，并与张光宇创办了《装饰》杂志，倡导艺术设计贴近生活、关注民生、自觉服务于改进人民的衣食住行的宗旨，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优秀艺术传统，吸取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精华。他破天荒将民间艺术引入大学课堂，极具特色的办学理念引领了中国设计和设计教育20年的发展，也影响了直至今日的几代设计人才。
他亲身经历了工艺美院从创建到发展的喜悦，也默默承受了时代变革和人生变迁所带来的压力。1978年，刚从“文革”灾难中解脱出来的张仃以振奋的姿态投身新时代，他一边主持工作恢复中央工艺美院的秩序，一边组织和调动师生创作和研究的积极性，迅速将学院从停滞的状态带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0年前，中央工艺美院并入清华大学，为培养新世纪的美术人才，已进入耄耋之年的他欣然应邀担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第一工作室博士生导师……国家、民族艺术发展的关键时刻，他总是迎着风浪，如中流砥柱，一身浩然正气，傲然耸立。
张仃的成就更在于他一生为美术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的努力。他是民族艺术和民间美术的守护者，但他绝不因循守旧。他拥有兼容并包的胸襟，徜徉于古今中外优秀艺术之间，始终站在民族文化的高度，站在时代的前沿，以博大的胸怀和远见的卓识，构建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并以艺术创作契合这些思考，在繁忙的行政和教学工作之余，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奋，闻鸡起舞、踏遍青山，晚年创作的焦墨山水作品凝重深沉，在现代中国山水画越来越轻飘的时代，构建起一种磅礴大气的山水画格局……是艺术上的开创之功、固守之意，让张仃在新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如此深刻的足迹。
清明时节忆前贤。如何能做到像张仃那样无愧于前贤、无愧于来者？正如张仃夫人理召女士所说：“我其实并不愿意他就这样成为一个历史人物，因为他总是与时俱进，总是跟上时代，不喜欢迂腐，不喜欢僵化。在自然规律之下，没有人能抢救张仃的生命。如果大家认为在张仃身上确实存在着某种精神和价值的话，那这种精神和价值才是应该被抢救的。”
对于我们这个数千年文明史展延的古老民族，当永远如张仃般对事业充满深情、对艺术充满激情、对人生充满爱情……慷慨而又睿智，卓越而又天真……人们的呼唤在他曾经用心体会、用笔描绘、用情咏叹的群山间回荡：永远的它山！
放眼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界再也找不出一位像张仃这样百科全书式的大师——早年悲郁沉雄的抗战漫画；开国时承担的国徽、政协会徽和一系列开国邮票、宣传画的设计，以及新华门、中南海怀仁堂以及天安门等建筑装饰设计；上世纪五十年代被称为“山水画革新里程碑”的水墨写生；六十年代“毕加索加城隍庙”的装饰绘画；七八十年代首都国际机场、长城饭店、北京西直门地铁站、贝聿铭设计的香港中国银行大厦等处的巨幅壁画，以及《哪吒闹海》等动画片；晚年风骨峥嵘、意境苍茫的焦墨山水以及炉火纯青的篆书书法……但他还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小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对他说：“我要写你。 ”他反问：“我有什么好写的？ ”
2009年，我作北京电视台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我爱你，中国》总撰稿，想把他请到演播室作采访，做了半天动员，软硬兼施，连哄带骗，把爷爷骗到电视台，只说了几句，他发现上当了，就“封口”了，打死也不说。
主持人问：“张老，您再想想？ ”
他说：“记不清了。 ”
主持人问：“张老……”
他的回答永远只有一句：“记不清了。”翻译成外交辞令就是：“无可奉告。 ”
他并非说谎，关于他自己的经历，许多真的是他“记不清”的。当年他对延安的环境失望，他不写《野百合花》，也不写《三八节有感》，而是一怒之下决定出走，毛泽东亲笔手书，劝他留下，这封“最高指示”，他不知塞到哪里；粉碎“四人帮”后，方毅副总理给他落实政策分房子的条子，他弄丢了。很多事情，他表现一种“难得糊涂”的漠然。
1976年，黄苗子和郁风去香山看望养病的张仃，他们像村子里的孩子们打听张仃，没有人知道，又向他们打听一个白头发的画画的小老头，孩子们都知道，争着给他们领路。爷爷喜欢“小老头儿”这一身份，这一属于普通者的、非权力化的身份让他心里踏实，他不做“大师”状，这是一种大自由。
有一次，在香山，黄苗子惊讶地发现，这个被打到社会底层的臭老九仍然“诗意地栖居”着。他买来了小学生临帖用的元书纸，借用村里小学生的一管秃笔、一方残砚，这样就开始作画了，像一个小学生一样，以好奇和兴奋的目光打量眼前的世界。《香山》十四开册页那批画，是他较早的焦墨探索之作，在故宫博物院，我面对这批原作，心想，即使今天看来，仍然是精品。陆俨少当年看到这些画，写了四个字：“外枯内膏”。这个世界上只有创作这一件事情能让他投入，他不再需要别的。
爷爷深知中国民间的好，以至于他晚年在京郊九龙山，自己设计建造了一座风格古朴的建筑作为最后的居所，在那里，听得见狗吠，看得清星月。房子里面，蓝印花布、手工贴纸这类民间工艺品到处可见。他不会被城市里的高档公寓、宽大气派的画室、记者的镜头、众星捧月的画商以及一大堆吓人的头衔隔离起来，他知道那是来自功利世界的阴谋，而所有的阴谋，在他淡定的面容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
这个自然面前的小学生，每天清晨都会做早课，认认真真，毕恭毕敬。
昏迷五个月后，他去世了，不知这算不算逃学？我想他在另一个世界里，也会找到自己的学堂。
晚年张仃
张仃先生走了。
2010年2月21日中午，我接到灰娃的电话，获悉张先生已于上午10时去世。尽管早有思想准备，这一刻真到来时，仍是悲伤不能自已。
晚年的张仃，受脑瘤和肾功能衰竭的双重威胁。五个月前的那个早晨，脑瘤率先发作，破裂出血，将他击倒，然后肾功能衰竭加剧，最终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
我与张仃先生相识二十余年，曾随他三次进太行山，一次到秦岭，一次到甘肃，对他的研究已持续多年，他的音容笑貌，闭上眼睛都是栩栩如生的。然而，作为他的忘年交，我还是不敢说，我已经完全理解了他。
张仃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天才，学画基本上无师自通。已故画家卢沉当年就曾感叹：张仃十七八岁时画的漫画就已经那么好，有的画家画了一辈子，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这个感叹同样适合于别的画种：在水墨画、装饰画、壁画、焦墨画、艺术设计等领域，张仃一出手就很地道，都是一流水平，这些都是天才的表征。
然而，张仃并不知道自己是天才。他经常称自己“无学”、“不文”，甚至称自己是中国画的“小学生”，这都是本色的表现，并非客套或者故作姿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时常在张仃先生红庙北里的宿舍聚会，回想起来，真是一段黄金时光。一间小小的客厅里，从书橱顶端到小桌小柜、茶几，挨挤着中外艺术品、各种民间艺术和文物，显得十分拥塞。每次采风回来，张仃总是画稿盈箧，总有一批新作问世，品赏这些作品，成为每次聚会必不可少的内容。张仃的焦墨山水，笔墨线条有不可思议的魅力，通常是一画挂出，引得大家凝神屏息，长长的静默之后，才回过神来，发出一片由衷的赞叹。厚朴清远的意境，沉雄顿挫的笔墨，刚健飒爽之气，每每给大家新的冲击。
比起室内赏画来，陪同张仃到山里写生，则另有一番意趣。此时的张仃，目光炯炯，兴意遄飞，仿佛中了邪一般，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野外写生，尤其在生活条件恶劣的地方写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然而张仃从不以为苦，反以为乐。这对同行的中青年画家不能不是极大的考验，许多人都因跟不上老头儿的工作节奏而叫苦不迭。对于不画画的我，在一旁打遮阳伞，做辅助性杂事，时间一长，难免觉得无聊，一天下来，觉得十分疲劳。反观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全神贯注，孜孜不倦地工作，不能不感到惭愧。自然，张仃也有放松的时候，那是工作结束之后农家生活的享受，诸如与老农拉家常，品尝小米粥、酸菜、山核桃、雪花梨之类。张先生已故的夫人陈布文有一段跋，叙述1977年秋张仃在十渡写生时的状态，实是知音之论——
它山有画太行山之想久矣。丁已秋有邀去房山十渡写生者，即欣然偕往。盖它山画山水素重写生，主张一静不如一动也。初以为房山便在京郊，未料十渡已是太行山。一下火车，即见峰屏屹立，山势雄奇。四顾皆山，层峦叠嶂，气象万千。又见蓝色拒马河，急流呼啸，清澈见底，环山绕谷，奔腾而下。它山为景所惊，竦立震慑，心情激动，不可名状。从此日出而作，怀糗策杖，跋涉于荒山野谷之中，无视于饥寒劳渴之苦。尽四五日之功成此长卷，纯用焦墨为之，亦它山画稿中前所未有者也。太行山区乃抗日根据地，山民质朴勤奋，宽容好客。它山常常于山崖青石板之小屋与老乡同喝一碗水，同吸一袋烟，同是白须白发，谈笑之声溢于山水之间。所谓师造化，为人民，其庶几乎近欤？
中国当代的国画家中，张仃是亲临自然写生范围最广的一个，除了青藏高原和大小兴安岭，中国著名的大山，张仃几乎一一礼拜到了；也是亲临自然写生时间最长的一个，直到八十高龄，还去西北采风，甘南肃北、河西走廊、祁连山的高原牧场、腾格里的沙漠柳林、拉卜楞寺的金顶、马蹄寺的石窟……处处留下他不知疲倦的身影。对于张仃来说，“师造化”绝不是外在的艺术上的要求，而是内在的生命需要，源自于他丰沛的激情和对天地造化之大美的迷恋与相通。有一次他情不自禁地对我说：“我每次进太行山，都是怀着去看老朋友，结交新朋友的心情上路的。那里的每一棵树木，都是我的朋友。见了老朋友，我高兴。见了新朋友，我也高兴。”这番话揭示了张仃写生的真谛：他向来是以情作画，而这情唯在兴会自然时才达到巅峰，此时，“写生”变成即兴的艺术创作，笔墨线条出神入化，源出于此。
上世纪90年代末，焦墨山水创作已入佳境的张仃突然停止了作画，理由是：由于健康上的原因，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亲临自然写生。张仃此举，一反中国画界“衰年变法”的惯例，令人扼腕的同时，更令人震惊。较之如今老画家们的游戏笔墨，也许有人会说：张仃也太认真了。是的，张仃确实太认真了。否则也就不是张仃了。还是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我对于自然和艺术始终怀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如果不身临其境受到感动，我就不愿意画出来。只有直接地面对自然，面对真情实感，才能进行有感而发的创作。从50年代到90年代，我不停地在写生，跑了很多地方。只要进到了山里，我就感觉像是去朝圣，回到母体之中，什么都忘了，一心就只怀着艺术创作的冲动，这是生命中最享受的时候。近年来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也跑不动了，所以也就不画了。
晚年的张仃倦鸟归林，住在京郊门头沟山林自己设计的石头房子里，过着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每天读读鲁迅，写写篆字，抽烟斗，听蝈蝈叫，活得十分平淡。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艺术大师，重量级的文化名人，中国现代美术史的活化石，受到打扰自是不可避免，对此张仃采取大而化之的态度，一切交付给他最亲近、最信任的灰娃。善于空手套白狼的媒体记者，面对这位不肯配合的奇特老人每每束手无策，若不是灰娃相助，只好无功而返。晚年张仃耳背得厉害，为了使他更好地与人交流，灰娃花几万元在同仁医院定做了一副高级进口助听器，张仃却一次也没有用过，理由是挂着机器与人说话，太不自在。然而，真正的理由或许应当是：张仃已经不在乎与外界交流了。
然而从这种平淡中，我还是看出了一种寂寞。上一辈绘画巨擘中，张仃出道早、辈分高，加上高寿，他的老朋友们，如张光宇、张正宇、李可染、朱屺瞻、陆俨少、叶浅予、廖冰兄、丁聪等，都先他而去，最后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这“最后一个”的滋味，想必张仃体会至深。而如今红尘滚滚、竖子成名、假冒伪劣横行、“大师”“巨匠”满天飞的现状，更是叫他看不懂，与他的人生理想，与他曾为之奋斗的目标，差得太远。他能不寂寞吗？
与张仃相处，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他离我很近，因为他朴素、自然、亲切，没有一点架子；但他离我又很远，因为他总是沉湎于自己的世界，自足自得，他人难以进入。然而我又想到：这不正是一个大艺术家本来应该有风度气质吗？这种朴素而又高贵的精神风骨，不正是对艺术本质最好的诠释吗？ （摘自2月28日《北京晚报》）
永远的它山
——记张仃追思会
本报记者 徐红梅《 人民日报 》（ 2010年04月04日 08 版）
1950年6月2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主持通过了国徽审查组所拟定的张仃参与设计的国徽图案。背景为张仃设计的政协会徽。
秋声（中国画）
张 仃
一首悲怆悠长的乐曲，一本必须撕裂封面才能开启的纪念文集，一部没有旁白的专题片，一刻沉痛静穆的默哀，一段段以三鞠躬开始的深情追思……3月22日下午，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内肃穆庄重，250余位张仃先生的学生以及文化教育界的专家学者从全国各地聚集于此，参加“仰望星空 致意它山——张仃追思会”，深切缅怀这位一个月前溘然长逝的“大美术家”、新中国艺术设计事业的奠基人、新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重要开拓者。
张仃，自号它山。他的近一个世纪的艺术人生在无尽的追忆中跌宕铺陈。人们盛赞以“多面手”著称的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上世纪30年代，年少才高的他是富有时代性和战斗性的漫画先锋，以漫画为投枪匕首，勇猛地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40年代，他是解放区美术事业的主将之一，所领导的东北新年画运动至今余波犹涌。他是“新中国的首席形象设计师”，设计了政协会徽、第一批纪念邮票；参与主持开国大典、国徽、“建国瓷”、人民英雄纪念碑等一系列重要的设计工作，并担任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十大建筑工程美术组组长、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和巴黎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总设计师，在代表中国的艺术特征和国际形象的设计上，用极富传统元素的设计语言展现了中华民族艺术根源之深远。改革开放以后，他主持了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群的总体设计，创作了大型工笔重彩壁画《哪吒闹海》，为中国壁画和动画的复兴披荆斩棘，身体力行；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面对西方艺术思潮和中国画的信心危机，他以写生、创作，以焦墨山水护守着中国画传统的底线……
不胜枚举的成就映照出张仃非凡的才华和激情，更展现出新中国第一代艺术家充满理想、又历经曲折乃至磨难的艺术历程。他们应和着历史的足音，听从于祖国的召唤，默默地为革命事业尽心尽力。他们胸怀坦荡，有理想，敢担当，以天下为己任。张仃作为代表和旗帜之一，在舍弃小我、服从大局的框架下挥洒着所有的才情。
从1938年进入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开始，张仃几十年不遗余力倾心艺术教育事业。1957年，张仃由中央美术学院调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他舍弃了个人在中国画探索上已经取得的成就，全身心地融入新的学术团体，投入到新中国艺术设计教育事业中。他召集了一批名师，并与张光宇创办了《装饰》杂志，倡导艺术设计贴近生活、关注民生、自觉服务于改进人民的衣食住行的宗旨，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优秀艺术传统，吸取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精华。他破天荒将民间艺术引入大学课堂，极具特色的办学理念引领了中国设计和设计教育20年的发展，也影响了直至今日的几代设计人才。
他亲身经历了工艺美院从创建到发展的喜悦，也默默承受了时代变革和人生变迁所带来的压力。1978年，刚从“文革”灾难中解脱出来的张仃以振奋的姿态投身新时代，他一边主持工作恢复中央工艺美院的秩序，一边组织和调动师生创作和研究的积极性，迅速将学院从停滞的状态带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0年前，中央工艺美院并入清华大学，为培养新世纪的美术人才，已进入耄耋之年的他欣然应邀担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第一工作室博士生导师……国家、民族艺术发展的关键时刻，他总是迎着风浪，如中流砥柱，一身浩然正气，傲然耸立。
张仃的成就更在于他一生为美术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的努力。他是民族艺术和民间美术的守护者，但他绝不因循守旧。他拥有兼容并包的胸襟，徜徉于古今中外优秀艺术之间，始终站在民族文化的高度，站在时代的前沿，以博大的胸怀和远见的卓识，构建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并以艺术创作契合这些思考，在繁忙的行政和教学工作之余，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奋，闻鸡起舞、踏遍青山，晚年创作的焦墨山水作品凝重深沉，在现代中国山水画越来越轻飘的时代，构建起一种磅礴大气的山水画格局……是艺术上的开创之功、固守之意，让张仃在新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如此深刻的足迹。
清明时节忆前贤。如何能做到像张仃那样无愧于前贤、无愧于来者？正如张仃夫人理召女士所说：“我其实并不愿意他就这样成为一个历史人物，因为他总是与时俱进，总是跟上时代，不喜欢迂腐，不喜欢僵化。在自然规律之下，没有人能抢救张仃的生命。如果大家认为在张仃身上确实存在着某种精神和价值的话，那这种精神和价值才是应该被抢救的。”
对于我们这个数千年文明史展延的古老民族，当永远如张仃般对事业充满深情、对艺术充满激情、对人生充满爱情……慷慨而又睿智，卓越而又天真……人们的呼唤在他曾经用心体会、用笔描绘、用情咏叹的群山间回荡：永远的它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