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大附属中学有感:抗战牺牲高级将领大全

抗战牺牲高级将领大全  

张自忠-陆军上将33集团军总司令

佟麟阁-陆军上将29军副军长

赵登禹-陆军上将132师师长

黄梅兴-陆军中将264旅旅长

蔡炳炎-陆军中将201旅旅长

张本禹-陆军少将12旅副旅长

梁鉴堂-陆军少将230旅旅长

姜玉贞-陆军中将196旅旅长

杨杰-陆军少将第一旅副旅长

郝梦龄-陆军上将9军军长

刘家麒-陆军中将54师师长

郑廷珍-陆军中将独立5旅旅长

秦霖-陆军中将511旅旅长

庞汉桢-陆军中将501旅旅长

官惠民-陆军少将270旅旅长

刘眉生-陆军少将510团团长

吴克仁-陆军中将67军军长

吴继光-陆军少将174旅旅长

高志航-空军少将驱逐司令

夏国璋-陆军中将172师副师长

饶国华-陆军上将145师师长

萧山令-陆军中将宪兵副司令

朱赤-陆军少将262旅旅长

高致嵩-陆军中将264旅旅长

饶中英-陆军少将156师参谋长

易安华-陆军少将259旅旅长

李兰池-陆军少将112师副师长

司徒非-陆军少将160师参谋长

赵锡章-陆军中将251旅旅长

刘震东-陆军中将五战区二路游击司令

王铭章-陆军上将122师师长

范廷兰-陆军少将豫北别动第五总队总队长

杨怀-陆军少将359团团长

刘桂五-陆军少将骑兵6师师长（抓蒋现场指挥）

陈钟书-陆军中将542旅旅长

扈先梅-陆军少将341旅旅长

周元-陆军中将173师师长

李必蕃-陆军中将23师师长、黄启东-陆军少将23师参谋长

杨家骝陆军少将360团团长

冯安邦-陆军中将42军军长

范筑先-山东省六区游击司令（赫赫有名的筑先老人）

徐积章-陆军少将205旅旅长

李国良-陆军中将军训部辎重兵监

张諝行-陆军中将一战区副参谋长

王禹九-陆军少将79军参谋处长

陈安宝-陆军中将39军军长

唐聚五-陆军少将东北游击司令

马玉仁-陆军中将江苏第一路游击司令（其余部，后由副司令计雨亭率领加入新四军）

丁炳权-陆军中将197师师长

郑作民-陆军中将第2军军长

钟毅-陆军中将173师师长

燕鼎九-陆军少将游击22纵队副司令

张雅韻-陆军少将新编15师44团团长

蒋志英-陆军少将浙江台州守备司令

谢晋元-陆军少将524团团长（八百壮士的指挥官）

王竣-陆军中将新编27师师长

梁希贤-陆军少将新编27师副师长

陈文杞陆军少将新27师参谋长

唐淮源-陆军上将3军军长

寸性奇-陆军中将12师师长

陈中柱-陆军少将鲁苏皖边区游击4纵队司令

金崇印-陆军少将17军参谋长

石作衡-陆军中将70师师长

赖传湘-陆军中将190师副师长

朱实夫-陆军少将新编第3师副师长

李翰卿-陆军中将57师步兵指挥官

武士敏-陆军中将98军军长

朱世勤-陆军中将暂编30师师长

戴安澜-陆军中将200师师长

王凤山-陆军少将暂编45师师长

胡义宾-陆军少将96师副师长

周复-陆军中将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

张植桴-陆军少将113师参谋长

彭士量-陆军中将暂编5师师长

许国璋-陆军中将150师师长

孙明瑾-陆军中将预备10师师长

卢广伟-陆军少将骑兵8师副师长

李家钰-陆军上将36集团军总司令

王剑岳-陆军少将8师副师长

王甲本-陆军中将79军军长

阚维雍-陆军中将131师师长吕旃蒙-陆军少将31军参谋长

陈济桓-陆军中将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

史蔚馥-陆军少将广西绥靖公署高级参谋（他是被俘后被日军活活刺死的）

齐学启-陆军中将38师副师长

另外还有：张树桢、尉迟凤岗、庞泰峰、吴国璋、赵渭滨、方叔洪、毛岱钧、

付忠贵、雷忠、陈德磬、胡文臣、林英灿、卢尚秀、王自衡、韩炳宸、袁聘之

张敬、戴民权、刘世焱、张庆澍、高道先、江春炎、陈绍堂、周鼎铭、张景南、胡旭吁等

张自忠（1891—1940），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字荩忱，山东临清人。1912年考入天津政法学堂。1914投军奉天新民屯车震团。1917年入冯玉祥西北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兼西北军官学校校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宋哲元部被蒋介石改编为陆军第29军，张自忠任第29军第38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

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后继续向长城各要塞进犯。宋哲元委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率第29军与敌在喜峰口到罗文峪一线激战40余日，取得一次次胜利，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决心。1935年“华北事变”后，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1936年兼任天津市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哲元决定率第29军撤退到保定，行前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长，留在北平与敌周旋。北平沦陷后，国人对张自忠非议颇多，认为他是“华北特号汉奸”，报纸上一律称他“张逆自忠”。事实上，日军侵占北平后便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被张自忠严词拒绝。日本人于是再也不与张自忠对等谈判。张见大势已去，便决定脱离险境。他先称病躲进德国医院，后又化装成司机助手乘坐美国人的汽车逃到天津，接着乘英国轮船去烟台，再转济南，最后到达南京，始得脱险。9月在济南时，他在一封信中写到：“忠冒险由平而津而烟台而济南，刻即赴南京谒委员长，面言一切。......而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际，务望诸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

1937年11月，张自忠回到原部队，此时部队已编为第59军，张自忠任军长。返部队当天，他对部众痛哭誓言:“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1938年初，号称日寇“铁军”的板垣师团在山东半岛登陆，一路西进，3月上旬进至鲁南军事要地临沂城下，以优势兵力围攻守军庞炳勋的第40军的5个团，庞部与敌血战数日，渐感不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调第59军增援临沂。张自忠得令后即率部星夜兼程，日行180里赶到临沂北郊，随即兵分三路从北面对围城之敌发起猛烈进攻，临沂守军也开城出击。凶顽的的板垣师团在两面夹攻下仓惶后撤。张自忠率部急追，在沙子岭再创板垣师团，取得抗战史上有名的“临沂大捷”。经此一役，张自忠声誉雀起，被提升为第27军团军团长。是年10月升任3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59军军长。不久，张自忠又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

1939年5月，日寇10万之众兵分两路大举进犯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张自忠一面命正面部队死守，一面火速派2个师迂回到敌后方，两面夹击包抄日军。他还亲自率2个团渡过襄河向敌猛攻，粉碎了日军围歼第33集团军的企图。随后第五战区左右兵团全线反攻，一举收复枣阳、桐柏等地区。史称“鄂北大捷”。同年12月，日军又集中大量兵力向驻守长寿店地区的第33集团军所属第132师等部阵地进攻，双方激战7天7夜，132师阵地多次被突破。张自忠决定用奇兵打敌神经中枢的战法挫败敌人。他调第132师的第359团另配1个营，令其于夜间绕道偷袭日军设在钟祥县的总指挥部。临出发前，他鼓励将士们说：“国家养兵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会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在张自忠的激励下，奇袭部队当晚潜行30里路，一举端掉日军总指挥部。正面进攻的日军惊闻老巢被端，大为恐慌。张自忠指挥部队趁势猛烈反攻，打得日军狂退60里，大获全胜。此役称“襄东大捷”。蒋介石通电嘉奖，称张部为“最优部队”，其防区为“模范战场”。老百姓则美称张自忠为“活关公”。

1940年4月，日军集中30万兵力再次向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进犯。当时第33集团军只有74师的2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有中将军衔的集团军总司令，本可不必亲率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众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冯治安留守襄河西岸，而他自己亲率仅剩的2个团加总司令部直属特务营渡河作战。

5月1日，张自忠亲笔谕告所部各将领：“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5月6日晚，张自忠又亲笔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留下临阵遗嘱，进一步表示了以死报国的决心。书中说:“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38师和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两封书信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大无畏气概，后来亦被周恩来誉为“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的两封遗书。

5月7日张自忠率2个团和1个特务营共二千余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于14日在方家集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斩断。日军遂以优势兵力对张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多一倍半的日军冲杀十余次。日军伤亡惨重，不明白这支中国军何以这样能战，后听说是张自忠亲率的部队，当即大量增兵，企图消灭这支劲敌，以绝后患。15日，日军万余人分南北两路向张部夹攻。激战至16日拂晓，张自忠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以飞机大炮将南瓜店轰成一片火海。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他掏出笔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近百字的报告，交给马孝堂时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稍后，张自忠腰部又被机枪子弹击中，他卧倒在地浴血奋战。后张自忠身上又中五弹，为了不让日军俘获，他举枪自戕。一代名将，壮烈殉国。随张自忠东渡作战的二千官兵亦于南瓜店十里长山全部牺牲。 凶残暴虐的日军也不得不佩服张自忠将军的忠勇，列队脱帽向张自忠遗体敬军礼，用上好木盛殓并竖灵牌。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继张自忠任第59军军长的黄维纲率部再渡襄河，与敌激战两昼夜，付出了二百多人的伤亡，终于在方家集寻得英烈坟墓，开棺将忠骸起出，重殓后再将灵柩运往重庆。先由陆路运至宜昌，停灵东山寺，事先并未公布。但消息一经传出，宜昌民众不期前来祭悼者逾数万人。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们码头，蒋介石率军政要员来到江边，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来到重庆北碚双柏树小山落土安葬，并追晋上将。冯玉祥把这里更名为“梅花山”，并亲自为自己的老部下题写“张上将自忠弟千古荩忱不死”的题词。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Mao.ZD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

为纪念张自忠将军，三胡北省宜城县曾一度改名为“自忠县”。1941年5月在南瓜店张自忠殉国的山头建造了“张上将自忠殉国处”纪念碑，山下修建了两千战死十里长山的官兵公墓。

网上一些挺蒋的人喜欢拿抗战中国军牺牲将军说事，说国军牺牲了一百多位将军，共军牺牲了只牺牲了一个左权，因此抗战中国军贡献大，这种说法很笑。要知道共军一直没有军衔，抗战前夕，老蒋也只给二十二个共军授了衔，包括周恩来这样的非战斗人员，而且国军高级军官死后老蒋可以给追认，而共军老蒋是不会追认的。要知道共军只到55年才有军衔制，后来还取消了，那是不是说从解放战争到朝鲜战争再到对越反击战，共军一个高级将领没死呢？那样的话共军的高官还真是刀枪不入的天神下凡呢！呵呵！

事实上抗战八年共军高级将领也出现巨大伤亡！网上有统计的数字显示八年里八路军共牺牲高级将领114名，新四军共牺牲高级将领43名，东北抗联共牺牲高级将领33名，共计190名（不包括项英），扣除被国民党害杀（包括八路军高级参谋宣侠父，这个可是老蒋亲授的中将，比左权级别高）、摩擦和其它死亡的22名之外，对敌战死的有168名。

而国民党八年中一共战死高级将领114名。

现对两组名单进行分析，从中看出双方作战的情况。

第一组数据，从阵亡将领的构成来比较：

一、国军方面阵亡情况

集团军司令2名，占1.75%；

军长及副军长10名，占8.77%；

师长及34名，占29.82％；

旅长及副旅长25人，占21.93%；

团长及副团长8人，占7.02％；

各级参谋12名，占10.53％；

政治部主任2名，占1.75％；

其它职务人员及游击队高级指挥人员21名，占18.43％。

二、共军阵亡情况

集团军司令0名，占0%；

军长及副军长4名，占2.38%；

师长及副师长6名，占3.57％；

旅长及副旅长3人，占1.79%；

团长及副团长8人，占4.76%；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各级参谋19名，占11.31％；

政治部主任48名，占28.57％；

其它职务人员及游击队高级指挥人员80名，占47.62％。

从阵亡将领的职务上来看，国军旅长以下及其它职务人员占阵亡总人数的近60％，其中包括游击部队的高级指挥员，如刘震东陆军中将，第5战区第2路游击司令；唐聚五陆军中将，东北游击总司令；马玉仁陆军少将追晋中将，苏鲁战区第1路游击司令；范廷兰陆军少将，第1战区游击4总队总队长；付忠贵陆军少将，鲁北游击司令；雷忠陆军少将，皖北军事联络委员兼游击副总指挥；韩炳宸陆军少将，山东第13行政区保安副司令等，甚至还包括一个国民党的铁道游击队的队长即高道先陆军少将，山东铁道破坏总队长。即然国民党的铁道游击队的队长能属于高级将领，那么共产党的铁道游击队的队长同样也应属于高级将领之列。因此按照国民党的标准共产党方面阵亡的80名游击队高级指挥人员属于高级将领之列是毫无疑意。同样按照这一标准，那些说“共产党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因此贡献小”的说法同样站不住脚了，要知道同样只打小仗的国军阵亡的游击队高级指挥人员可是用来证明，国军的赫赫战功的！呵呵！

这组数据充分显示了双方的作战特点。国军阵亡高级将领中团长以上的人员占了近70％以上，正好说明国军的作战是以正面战场为主要作战方向。共军阵亡的高级将领中游击队的指挥人员达80名，占47.62％，充分反映了共军主要进行游击作战的战斗特点。另外也证明共军的游击战是“游而不击”的说法是错误的，如果真的是游而不击的话，怎么阵亡的游击队的指挥官会有这么多？要知道直到1941年国军在敌后还有百万的游击部队是共军的2倍，而只阵亡了8位游击队高级指挥人员，其中4人在1938年阵亡，2人在1939年阵亡，1人在1940年阵亡，而只有那位铁道破坏队队长是在1943年阵亡。由此足以证明共军在敌后是和在正面战场的国军一样对日作出了坚苦的奋战的！

第二组数据，从阵亡的时间来比较：

一、国军方面：

（1）1937年牺牲33名，占28.95％；

（2）1938年牺牲26名，占22.81％；

（3）1939年牺牲7名，占6.14％；

（4）1940年牺牲4名，占3.51％；

（5）1941年牺牲14名，占12.28％；

（6）1942年牺牲6名，占5.26％；

（7）1943年牺牲8名，占7.02％；

（8）1944年牺牲15名，占13.16％；

（9）1945年牺牲1名，占0.88％；

二、共军方面：

（1）1937年牺牲5名，占2.98％；

（2）1938年牺牲29名，占17.26％；

（3）1939年牺牲28名，占16.67％；

（4）1940年牺牲35名，占20.83％；

（5）1941年牺牲20名，占11.90％；

（6）1942年牺牲37名，占22.02％；

（7）1943年牺牲14名，占8.34％；

（8）1944年牺牲0名，占0％；

（9）1945年牺牲0名，占0％；

从这组数据的比较来看，国军将领阵亡时间明显较为集中，而共军方面集中度不强。

1937年国军方面牺牲33名，是牺牲人数最高的一年，而共军仅牺牲5名。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吻合，抗战初期，日本打击的对象就是国军，国军就是当时的主力，共军的力量十分弱小不足以对日军构成威胁。

1938年国军方面牺牲26名，比第一年下降，而共军牺牲人数却迅速上升到29名，这说明共军一年来实力明显提升，同时对日作战次数明显增加，只有这样才能与牺牲人员上升的现实相一致，但从占比来说国军牺牲人数占总牺牲人数的22.81％，而共军占17.26％。可以认为这一年国军仍是抗战的主力。抗战前两年，国军牺牲高级将领的人数就占到总牺牲人数的50％以上，表明这一时期国军的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国军是抗战的主力。

1939年国军牺牲高级将领人数迅速下降到7名，而共军仍保持在28名的水平。这一时期正好是武汉会战结束，日本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告一段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时期。国军牺牲人数大幅下降表明，日军对国军的打击力度明显减小，而共军牺牲人数与1939年持平说明日军对共军的打击力度不变，此消彼涨预示着抗日主战场已经转向敌后战场。

1940年国军高级将领的牺牲人数继续萎缩至4名，而共军则升到35人达到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是共军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八路军通过发动百团大战主动向日军进攻，而新四军和东北抗联也频繁出动对日本进行打击。从双方阵亡将领的人数升降上也充分证明这一时期的共军是抗战的主力。

1941年国军牺牲人数上升至14人，共军则下降到20人。这一年日军对国民党的打击力度明显比1940年加强，特别是被称作“国军最大耻辱”中条山会战中就牺牲了6位高军高级将领。而共军方面则面临着日军为报复百团大战而进行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双重压力，对日本作战积极性有所降低。但从牺牲人数占比来看这一年双方牺牲人数都占总人数的12％左右，可见双方都在各自战线上对日奋战！

1942年国军牺牲人数再次下滑到6人，共军则上升到最高点37人。这一时期日本利用“三光政策”对共军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国民党则对共军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共军面临抗战以来最坚苦的局面。日本对国军的打击再次减少，充分说明敌后战场仍然是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

1943年国军牺牲8名，而共军牺牲14名。多这个数字上来看，日本对双方的打击力度都不强。从阵亡人数的比例上看都占8％左右，这一年可以看作三方的休整期。

1944年国军牺牲15名，而共军无人牺牲。这一年日军从敌后抽调大量兵力发动“一号作战”，共军的压力明显减轻，从阵亡人数上就可以看出，这一年日军打击的主攻目标就是国军。

1945年双方均无高级将领大量伤亡。国军仅一个，而共军没有。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尾声，日军已无力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大家都在等待最后时刻。

从总体上讲，国军在1937年、1938年和1944年是日本打击的主要目标。1937年共军几乎没起到多大作用，1938年共军力量明显加强，但代替不了国军的主力地位。但从1939年开始，日本对国军的打击大幅下降，1939、1940和1942年，对共军的打击是日军打击的主要目标。而在1941年和1943年，日军对双方的打击基本相当，1945年三方都在等待战争的结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对抗战的胜利都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正面战场牺牲人数少的年份，恰恰也是敌后战场牺牲人数多的年份；正面战场牺牲人数多的年份，恰恰也是敌后战场牺牲人数少的年份，两个战场交规成为主战场，国共双方交替主力，才能为各自赢得休整和喘息的机会，而国共双方在两个战场的充分配合使日军在前后两个方面疲于应付，最终拖垮了日本侵略，迎来抗战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