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文与审判日本战犯

文汇报2012-01-24第三版

　　1953年下半年，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集中处理在押的日本侵华战犯的条件业已成熟。基于集中处理日本战犯专项工作的需要，中央主管这项工作的周恩来总理“钦点”谭政文调最高人民检察署工作，作为他的主要助手，负责该专项工作的一线指挥。

　　就此，曾以率领“一百单八将”组建北京市公安局而成就一段佳话的谭政文，开始了他长达八年的检察生涯。而成功领导、处理日本侵华战犯案件，更是成为检察史上不可越过的篇章。

在战火中成长

　　谭政文1910年4月26日出生在湖南资兴县一个贫农大家庭里，16岁参加革命。一家除他之外，父亲谭聿怀和两位伯父及弟弟，都是红军。父亲于1932年在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三伯父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不幸丧生；四伯父从军队调回本乡搞地下工作，被叛徒出卖，遭敌枪杀，暴尸示众。谭政文的一家可谓满门忠烈。

　　1933年，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之后，保卫部门急需骨干，谭政文的革命生涯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拐点——上级决定调他去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即国家政治保卫局）受训。结业后，谭政文留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历任预审科科长、侦察科科长、执行部部长。

　　1937年抗大成立，谭政文在抗大一期一大队学习，未毕业即留任抗大训练部教育干事兼教员。

　　1938年，谭政文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副处长兼地方部部长及政治处主任，随后谭政文对审讯工作的经验、教训、心得、体会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于1942年5月写成并出版了我党第一部《审讯学》，被中央审定为正式教材。

接手处理日本侵华战犯

　　正确处理日本侵华战犯，是一项司法难度极大、政策性极强而又为全国人民及世界各国瞩目的特殊历史使命。谭政文为此被中央调到最高人民检察署任副检察长。

　　为了使这项工作做得更周到，中央还委派日本问题专家廖承志参与其事，并担任中央处理日本战犯领导小组组长，谭政文任副组长。

　　1956年3月7日，周总理指示，改由谭政文担任六人小组组长。无论大政方针，还是具体环节，整体工作始终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有时深夜一两点，周总理还会给谭政文打来电话，或问情况，或作指示，掌握着全局。

　　从1954年2月起，谭政文从全国各地调集了300多名司法干部，组成“侦处日本战犯工作团”。他亲自动员，在北京真武庙进行有关方针政策、法律程序、侦查审讯和调查取证等业务的短期集训。一个多月后，便在掌握和熟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采取“争取下层，瓦解中层，动摇上层，孤立打击少数特别反动、顽固、狡猾的战犯”的策略，对在押的1062名日本战犯开展了个别讯问与认罪检举相结合的大规模侦查。

分类对待战犯

　　1954年3月7日，谭政文带领工作团一行200余人移驻抚顺，与抚顺战犯管理所200多名管教工作人员会合后，在工作团统一领导下开始了侦讯、管教日本战犯与伪满汉奸的工作。战后十多年了，再对战犯罪行进行如此周密的侦查，是非常艰巨的。

　　一来战犯多数是中毒很深的“武士道”崇拜者和军国主义分子，关押期间有机会串供，侦讯审理十分困难；二来由于语言不通，多数受害群众对当时日军的番号、罪犯的姓名等记述不详；三来时隔已久，所涉地域遍及广大的沦陷区，时空都成障碍；四来战乱期间，许多罪证早已湮灭难寻。而这1062名在押日本战犯中，每个人都犯有战争罪，各人所犯的罪行类别杂乱。

　　根据以上情况，谭政文多次召开工作团委员会议，认真讨论分析日本战犯的现状，有针对性地议定了对策和开展工作的方针、步骤。针对在押战犯人数多、类型杂、罪行各异、职务级别不同的特点，决定区别对待：兵对卒，将对帅，互有侧重，各个击破。

　　对于军队尉级以下的官兵和行政委任职以下的官吏，由于他们罪行较轻，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方法，启发引导其自觉认罪悔罪；对于军队佐（校）级以上军官和伪满洲国推荐任职以上的官吏，由于他们罪行比较严重，则进行重点侦讯。

　　其中级别高、罪行大的个别重点对象，由工作团委员分工负责，亲自侦讯。同时，先后派出6批干部，分赴12个省、区取得了大量直接和间接的有力罪证。除在日伪残留档案、书报材料中查到有关证据4000余件外，还收集到控诉书、鉴定书和部分物证2.67万余件。

与古海忠之的正面交锋

　　在有计划开展个别讯问、提证及对质的同时，1954年3月7日工作团召开“认罪检举动员大会”，正式拉开了大规模侦讯工作的序幕。能够顺利审判、正确处理日本战犯，前提是对其成功的侦查。

　　即使是审讯专家谭政文，在1956年的政协会议上讲到这一段工作的时候，也没有避讳侦查工作的困难和击溃日本战犯心理防线的难度。

　　他谈道：“在开始调查的时候，绝大多数日本战犯不肯低头认罪，以‘优越’民族自居，狂妄自大嚣张顽抗，甚至以自杀和绝食来要挟我们。”而谭政文领导的工作团以一颗重磅“炮弹”，攻开了日本战犯的心防。

　　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是在押战犯中颇具代表性和有影响的角色。他与总务厅长武部六藏共同主宰着伪“满洲国”的经济命脉。策划和制定统治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罪恶政策和法令措施，疯狂掠夺东北地区的资源和财物，强行劳役、奴役、残害东北人民，犯下了各种严重罪行。

　　工作团从溥仪检举的古海忠之罪行中获得线索，后又分别向伪“满洲国”经济部、厚生部、交通部、外交部等伪满大臣和官员，调查了解和查证落实其主要犯罪事实。在之后对古海忠之的提审中，他终于开始坦白交代。鉴于其交代、认罪和悔罪的表现，以及当时将佐（校）级战犯大多坚持顽固立场，普遍存在诡辩、侥幸、不肯交代、认罪的现状，工作团作出了让他公开认罪的决定。

　　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在战犯中引起轩然大波。古海忠之公开认罪的大会就在众说纷纭的议论和猜测中，于1954年5月20日下午召开了。在押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汉奸全部参加了大会。

　　古海忠之公开认罪的示范效应，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加上检举运动造成的分化瓦解，形成的巨大心理压力，逐渐扭转了战犯特别是将佐（校）级战犯消极抗拒的僵持局面，普遍开始了由小到大、由浅至深的交代、认罪，使侦讯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每个罪行都有两个以上的证据

　　从1955年年底至1956年6月，检、法、司（包括军事检察院和军事法院）合署办公，各方司法专家会聚北京卧佛寺，由谭政文牵总，依据“下层从宽，上层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认罪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和司法原则，起草起诉书、公诉词、辩护词和判决书等各类法律文书。

　　大家在统一对敌的原则下，分工负责，相互制约，共同准备，密切配合。后来，检察、审判、辩护三方又分别进一步核实材料、修改加工各自的文件。最后，由彭真指导对这些文件逐字逐句推敲修改，使所有起诉的罪行起码都有两个以上的证据。

　　谭政文在1956年3月12日在周总理主持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就日本战争罪犯处理问题分别作了说明性发言。在广泛征求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意见的基础上，4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侦查在押的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的战争犯罪分子的主要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根据谭政文的建议，会议通过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确立了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六项原则，并由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名义于当日明令公布，解决了审处外国战犯的法律依据问题。

坐镇指挥审判

　　当时的特别军事法庭分设沈阳和太原两地。沈阳一庭是审理日陆军大案的，审判长袁光少将，首席检察员王之平少将；沈阳二庭是审理伪满大案的，审判长贾潜，首席检察员李甫山；太原庭审判长朱耀堂，首席检察员井助国。

　　审判从1956年6月开始，至8月结束。其间，谭政文三下抚顺、沈阳，一下太原，工作细致到连特别法庭的具体设置都要亲自过问。

　　据很多受审的日本战犯讲，一进庄严肃穆的法庭，就深切感受到了新中国法律的神圣和历史的威严，内心感到沉重的压力，终生难忘。在审判庭的楼上，专门为谭政文布置了一间办公室，电话直通法庭上的审判长和首席检察员，使他能够根据现场的情况和变化，坐镇指挥审判的顺利进行，并开创了我国对审判进行现场录音的首例。

　　那时，对45名职位高、罪恶大，或职位虽低，但罪行严重、情节恶劣的主要战犯，分成四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审理，根据其罪行轻重和悔罪表现，分别判处八到二十年有期徒刑。对其余1000多名次要的或悔罪较好的战犯，则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分三批免予起诉，宽大释放。

　　1959年，我国政府又根据服刑战犯的悔罪表现，先后全部宽释了所有在押战犯。谭政文领导的严正而宽大的审判，对日本战犯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力和感召力。中国人民不但在战场上是胜利者，在法庭上同样是胜利者。

　　审判中，被判刑的战犯对起诉的罪行一一供认不讳，表示沉痛的忏悔。不少人痛哭流涕地向法庭或证人谢罪，还有的跪地磕头，要求判自己死刑。至于被宽大释放的战犯，很多人更是感动得泣不成声。他们把战犯管理所称为自己的“再生之地”。

　　这些放下屠刀的“新人”，一回国就发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号召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告日本人民书》，并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前日本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当选为会长。有的人返日后，立誓一辈子睡觉不许自己的脚对向中国。很多人四处现身说法，教育自己的同胞。

　　这一切，不但产生了一般人当初难以预料的深远影响，在中国司法史乃至国际司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在谭政文35年的革命生涯里，留下了独特的骄人篇章。

　　摘自《方圆》2011年第23期 作者：唐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