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希q萌高清图片:腾讯新闻说吧_富裕被“垄断”，贫穷被“世袭”？

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认为，今后我国有两类人群容易陷入贫困：一类是进城的农民工，他们的贫困呈代际传播态势，可能第一代人对贫困还无所谓，第二代或第三代贫困者就难以忍受了；第二个容易贫困的社会群体，是老年人，他们的贫困发生率大大高于其他人群。
城市贫困出现父子相传
湖北省的一个小县城里，59岁的老余恨不得赶紧跨入2007年。老余盘算的是，60岁后，他就可以去社保部门领到几百元的退休金，不用去给别人打零工了。
老余差不多十年没从原来的单位领到过工资了。老余的说法是，他服务的那个机构早已名存实亡，他惟一的希望是等到了退休年龄能拿到退休金。
老余和农村户口的老伴近十年就靠老余一个人“创造性”的劳动为生，老余说，至少当年的几十名同事都和他的生存状态相同。
老余的一儿一女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只能盲目地在北京、深圳、武汉等大城市频繁转移，一年到头挣得的工资，其实也只够温饱。
有关部门调查表明，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城市新贫穷群体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城市贫困群体，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人员，而新出现的城市贫困群体中，大部分人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但没有工作机会。
这样一个庞大群体可能来自：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导致失业的群体；资源枯竭型城市里大量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退休较早、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流入城市、成为城市新贫困阶层的大量农村人口……>>>
城市社会底层人群日趋定型
《瞭望》周刊刊载文章提到，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难题，主要是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
文章指出，低保是针对城市贫困人口的新型社会救济制度，目前基本涵盖了城市最底层的居民。虽然享受低保的人数是动态的，但“低保户”的人员构成却日趋稳定，成为一个相对“凝固”的群体。>>>
城镇人口贫困发生率高于农村？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1978年为2．5亿人，2004年已经迅速下降到2610万人。与此相比，城市贫困问题却有发展的趋势。以2004年为例，专家们估计的数据是，城镇人口贫困发生率为6％至8％，高于同期农村。
据有关部门调查，城市低收入家庭与就业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城市低收入家庭就业率比平均数低了4个百分点左右，他们大多由于家庭主要支撑者失业或无业而造成贫困。对低收入人群来说，一个人就业，就可以救活一家人。>>>
城市贫困缺乏标准
“迄今为止，并没有国家权威部门制订城市贫困标准，开展专项的贫困状况调查，并定期发布城市贫困人口的统计数据。”经济学者高尚全这样表示。
由于缺乏全国性权威统计和分析，到底谁是城市贫困人口，他们贫困到什么程度，不同城市的贫困人群构成是否不同等问题，谁都没有准确的答案。专家们的态度是，只有回答清楚这些问题，才能为解决城市贫困开出对症的药方。>>>

你认为城市贫困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世袭贫困
国企改革后遗症
城市过度开发后遗症
因教致贫，政府投入不足
因病致贫，社会保障体系落后
其他

数字事实
☆1/5：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收入的4.6%
☆2.1倍:《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3208亿—1.2万亿：1993年，我国的疾病经济负担为3208亿元，占GDP的9.3%；2003年，疾病经济负担达到1.2万亿元，占GDP的10.3%。疾病经济负担的增速大于GDP的增速
☆7％：据统计,"十五"期间中国各类社会案件数量急速上升,诉讼金额占GDP7％左右

【我来说两句】

九十年代以后,除因企业改革调整导致失业人群增加、就业形势严峻等特定历史原因之外，社会保险、教育培训、医疗保障等制度上的缺位与失效，也在随时随地制造和产生着新的城市贫困。
世袭贫困PK世袭富裕
有调查表明，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子女也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收入。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统计数据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显然，权力的“代际转移”，加剧了贫困的“代际转移”，因为权力的“代际转移”减少了穷人发展的机会。
据成都市有关部门最新调查，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最小，仅占2.8%，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26%，而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达到33.3%；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希望子女“当公务员”的高达28%，希望子女“当普通职工”的仅1.5%，希望子女“当进城务工人员”的为零。>>>
国企改革后遗症?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曾说：“穷人贫穷并不仅是因为他们观念落后，而是一些政策性歧视造成的。”
综合开发研究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丁四保2005年下半年对东北地区5个资源枯竭城市的贫困群体进行了调查。
他对城市贫困居民有这样的描述：离开原有在国企或者集体企业的工作后，大部分员工在实现再就业、获得失业和养老保险、参加就业培训、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方面，遭遇到了严重的排斥。
“贫病交加”使他们的命运堪忧。>>>
因“教”致贫，政府投入不足
政府对公共产品投入的不足，也是导致贫困“代际转移”的一个原因。
由于教育费用居高不下，一些穷人的孩子难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只能无奈地“继承”贫困。
日前，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共同发布了《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结果显示：城乡贫困人群中均有40%到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而“缺乏知识和技能”是城乡居民对挣不到钱的一致归因之一。
成都、重庆、西安三地有关部门近3年来的调查也显示，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拥有大学本科学历者的人均收入是小学学历者的3倍以上，是从未上过学的人员的9倍。 >>>
城市过度开发后遗症？
2005年，湖南省的城镇化率达到37%，5年之内增长7个多百分点。“在城市中出现相对贫困化区域，有的还是因为城市化过度引发的问题。如一些城市近几年急剧扩大城市框架，征地拆迁的数量和规模随之迅猛增加，失地农民的安置、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日益突出。”
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委在今年湖南“两会”上提交的《关于防止城市部分人群相对贫困化的建议》提出:必须高度关注城市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城市贫困人群正在形成并扩大的问题,要落实城市社会保障措施，谨防在城镇化中出现“贫民窟”现象。>>>
因“病”致贫，社会保障体系的落后
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体系建设的滞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保障体系是穷人的希望。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政府2001年用于社会保障和各种医疗保障上的开支，约占其GDP的8%，占政府总开支的49%，而我国2004年用于抚恤、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补助以及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的资金,加在一起占政府总开支的25.5%。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表示，2003年，中国疾病经济负担达到了1.2万亿元，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1993年，我国的疾病经济负担为3208亿元，占GDP的9.3%；2003年，疾病经济负担达到1.2万亿元，占GDP的10.3%。疾病经济负担的增速大于GDP的增速。>>>
【我来说两句】

中国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目前有定型化趋势，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一些底层人群因此出现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
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难
《瞭望》周刊刊载文章指出，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
“不是我没有努力，而是穷人的孩子几乎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才21岁，成都姑娘小陈却已开始愤世嫉俗。自父亲1995年因病去世后，她与母亲相依为命，每月靠两个人320元的低保金维持生活。2005年8月她在亲戚的资助下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却在求职中四处碰壁，至今没有找到工作。小陈一脸无奈地说，“也许改变我命运的最大可能只有中彩票……”。文章说，小陈的遭遇折射出目前城市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困境。>>>
世袭贫困严重威胁社会和谐
2月5日，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发布了《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现状的总体判断》，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0.4左右。
“当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较大，而且这种收入分配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迎生教授认为，基尼系数超高后，低收入阶层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行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将使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不能实现公平竞争和资源有效配置，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
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认为，第一代人对贫困还无所谓，第二代或第三代贫困者就难以忍受了。>>>
美国人如何防止贫困代际转移
☆建立捐赠光荣的公益制度
建立捐赠光荣的公益制度，培养公民的捐赠意识。据统计，美国富裕阶层的个人和企业，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进行的各种公益捐赠达6700多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9%。美国几乎所有著名学校每年都能得到大量捐助，使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各国学生得以安心读书。
☆大众传播改变贫困儿童受教育条件
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回应社会上要求教育机会平等的呼声，拍摄了一部电视教育节目《芝麻街》，该节目作为政府学前启蒙项目的一个尝试于1969年播出，目的是为那些家庭贫困儿童提供学前启蒙教育的机会，缩小贫富儿童学前教育的差距。
【我来说两句】

解决贫困“代际转移”问题，自然没有灵丹妙药，不能一蹴而就，但是有一点是断然无疑的：如果我们不能用历史的眼光和忧患意识来考量和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将来的埋单或许是难以承受之重。
解决城市贫困比农村脱贫还难？
“解决城市贫困的问题要比农村脱贫还难。”
综合开发研究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丁四保这样认为。
首先，城市贫困居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不存在“增收和减负”的可能。
其次，城市贫困家庭也很少有向其他城市转移的机会和能力，因为他们没有土地作为最后的生活保障，很难承担迁移的风险。
有专家给贫困城市开出的药方包括：深化改革，大力发展城市服务业，但反对的专家认为，依靠服务产业脱贫可能在经济发达地区走得通，但在贫困地区就不一定行得通。>>>
就近实现城镇化，减轻农村贫困转移的程度
农村贫困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是我国目前城市贫困的来源之一，因此，一些专家认为，对于从农村转移出来的贫困人口，城市政府应该给予相对宽松的环境，沿海发达城市应把这一部分人口统一纳入城市管理之中，积极探索外来人口贫困问题的解决办法。
此外，还应从源头抓起，加强农村劳动力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投入机制、运行机制、绩效评价机制和管理机制，减缓农村贫困的转移程度。
对城市化过快的质疑，有专家指出，当前的关键是要缩小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避免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度集中转移到少数几个较大的城市中来，就近实现城镇化、市民化。>>>
制度纠偏，政府的公共政策急需做出调整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曾说：“穷人贫穷并不仅是因为他们观念落后，而是一些政策性歧视造成的。”
专家指出，政府必须在教育上，更多地向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条件不利的社会群体倾斜。给年轻一代的发展创造平等的条件，让年轻一代能力普遍得到培育，是防止贫困代际转移的第一步。尤其是早期教育，要把较大的资源花费在智力较差而不是较高的人们身上。所以，教育上那种“重点班”“重点学校”等制度，其实是加重了代际之间的特权和不平等。>>>
调查报告还指出，城市贫困群体在实现再就业、获得失业和养老保险、参加就业培训、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方面，遭遇到了严重的排斥。既然社会排斥是这些人生活恶化的重要原因，政府就应该提供相关的服务和培训，逐渐加大资金投入，同时，努力提高资源配置的公正和效率，给穷人提供平等的就业和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