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泽家园在哪里:聆听传记家和传主的对话（书界观察）

杨正润
《 人民日报 》（ 2011年08月02日   20 版）

 

 

 
新时期以来，传记作品持续高产，我们还记得当年以揭露秘闻为卖点的传记书刊塞满书摊的情景，也记得一年出版1000多种明星传记、最后大多化为纸浆的传闻。现在这些都过去了，中国传记成熟了，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可以说中国传记很少出现长篇佳作的历史结束了。
传记家应当选择适合自己的传主。传记家同传主的关系，是传记写作中的核心问题，传记的成败与此有关。一批优秀作品的出现，证明传记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比如张胜写《从战争中走来》的体会是，“要写他，你就必须是他”。这类说法体现了现代传记理念。传记写作中有两个主体：传记家和传主，他们在身份、经历、气质、兴趣、价值观等方面应当具有尽可能多的一致性，这样才能形成对话和互动关系，传记家才能理解传主，对其人格、命运和人生选择作出准确的描述和合理的解释。
张胜写的是父亲张爱萍，他用了一个看似平常但颇有张力的副标题：“两代军人的对话”。他们是父子，同为军人，都是从士兵提升为军官，这里传记主体具有高度一致性。父亲是身居高位的首长，儿子没有父亲那样的军功，但有年轻一代的优势：现代知识和国际眼光，得到父亲的器重，也有资格和父亲一道讨论历史和现实问题。主体的一致和对话，使张胜不但写出父亲的光荣历史，也写出他的失误和弱点；不但写出他的正直、坚毅，也写出他晚年的固执、天真，写出一位可敬、可信的领导人形象。
季羡林在学界有很高的地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季承的《我和父亲季羡林》则披露了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家庭生活中的孤独、吝啬和无情。他的形象不再完美，但更加真实。季承写作的目的在于“同父亲谈心”，通过对话实现父子间的进一步和解。这部传记虽然不符合“子为父隐”的古训，但也反映了现代传记的潮流：对真相的顽强追求。还有一部《诗囚》是许结写他父亲许永璋，父子都是诗人和学者。儿子从父亲两万多首诗作中精选出一部分，用于叙述他坎坷的一生并解析其心态历程。诗为传材，别具一格，父子间的“心灵契约”得以完成。
英国传记史家说过：包斯威尔遇到约翰生、约翰生遇到包斯威尔，对他们都是幸事。《约翰生传》就此诞生，这是主体一致的典范。李辉写《传奇黄永玉》，让人产生联想：作者同传主都是有广泛兴趣的文人，关系在师友之间，有长期密切的交往，而且从相识开始就为传记做准备。李辉的写作方法是从黄永玉的小说、诗歌、散文以及书信、讲演、档案等各式资料中清理、考订他的生平故事及其心理发展的线索，资料不足或是把握不住的时候，他就询问黄永玉。20年中无数次交谈，使他深入了传主的世界。李辉把所收集到的材料称为“风中碎片”，而他们的谈话无论在传记文本中是否出现，都是把“碎片”拼贴成完整画像的黏合剂。这也正是包斯威尔写约翰生的方法。
传记家同传主的对话，语言只是形式，关键是传记家对传主用心理解和体验。有些传主已经去世，对话仍然可以进行：传记家带着种种困惑和问题，对传主的资料进行“症候式阅读”，寻找答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问题，然后继续去寻找答案，这样的过程反复进行，传主仿佛复活了，同传记家诉说自己的隐秘。这也是新历史主义主张的“同死者对话”。
西方传记惯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去解读传主，中国传记家则注意到童年及两性关系对传主的影响，不过更主要的是，通过历史背景、生存形境和人物关系来理解传主。张培忠是写张竞生传的不二人选：他们是同乡，前者十分熟悉后者童年的生活环境，十六七岁就有了写他传记的梦想，这种一致性是他们对话的基础。张培忠把此传取名为《文妖与先知》，清楚地表明他为传主辩诬，解读其人格、确定其历史地位的目标。他让我们看到张竞生阴沉灰暗的童年，他的浪漫气质。对家庭和社会的不满使他向往革命；在法国他深受卢梭影响也更加特立独行、不计后果；他回国后无论从教还是做实业，总是不能长久，不断碰壁。但这种性格也使他取得多方面成就，成为许多领域的先行者。张培忠并不刻意进行人物分析，但他让读者明白了这个“中国的堂吉诃德”为什么要写一本引起无穷争论的《性史》，又为什么会这样磕磕碰碰走过一辈子。
同传主对话和作出解释的前提是掌握大量资料，上面说到的一些作品就是证明，它们的厚重和作者为此付出的精力让人感叹。《从战争中走来》对于解放军军史，《传奇黄永玉》对于现代美术史，《文妖与先知》对于现代史的许多领域，都是很有价值的参考著作。不过它们的个性化叙事又不同于正史的宏大叙事，它们重建了一个个历史场景：传主占据着中心，众多平民百姓或是历史名流从他们身边走过，其中有生动的轶事和细节，也有人物的感情和感受。它们是民间记忆，鲜活的内容是正史无可替代的。
近年长篇传记的成绩使人鼓舞，但是读来也不能不让人产生隐忧。当下各种文化形式在激烈争夺着受众，传记需要参与竞争、需要趣味，但是不能为趣味失去真实——纪实传真是不可逾越的界限。如果用了太多不合传记规范的虚构，或者过分溢美,就会失去公信力，结果是消解传记文类。传记作品中有的用注释说明材料的来源，这对作者是必要的约束，对读者是赢得信任。但许多作者还不习惯用注释，使人遗憾。
传记难写，但传记是时代精神的表征和国民教育的重要手段，过去的一个世纪也出现了那么多值得立传的人物，我们的传记家应当迎难而上、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