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并功放可以加后级吗:李大苗:中国思维的语式——以韩寒为例

中国思维的语式——以韩寒为例

以《谈革命》、《说民主》与《要自由》为题，韩寒在中国的话语界搅起轩然之波。长期乃至越来越紧的噤声之态，由此而开闸，很是严厉的敏感词竟然有松，以致跃然诸如《人民日报》的堂口，着实说来，韩寒功不可没。当五毛们也戏谑韩寒五毛起来，无论自豪还是作践，很大程度上，挽救了金正日亲爹般撒手对他们的伤害。

有人仿照罗兰夫人的口气说：革命，革命，有多少罪恶假汝名而行。或者无奈，或者感慨，不过复述“革命”这个概念的正义性。正如羊的善良，才有了狼披羊皮之行，于是也就断然不会有羊披狼皮的诡诈。阿伦特的《论革命》以及十多年前在中国开始的《告别革命》，关注点在革命的暴力性与制度的彻底破坏性。就此而言，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托克维尔和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剖析与批判。除了暴力性与破坏性之外，对革命的忧虑，很大程度上是其“底层性”，并从中得出“暴民政治”的论说。

正是因其暴力性和破坏性，才在“革命”的对面，设计出温柔且平缓的“改革”或者“改良”。除却这两个特点之外，“改革”似乎还有着“可控性”、“有序性”等等，而更显著的，则是其“自上而下”的过程。尽管为“改革”设计了诸多优异的特性，倘若“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民主”，那么，民主“自下而上”的这个政治本质，永远赋予“革命”以正当性。因为，革命的向式与民主的向式，都是自下而上的，而且，都是民众意志的表达。

韩寒所言的“自由”， 至少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在人类历史中，自由是从私有产权制度为获得并为保障的。而其具体情境，就是城市化、工业化与商业化。“自由人”，人类历史首端提出的是希腊的城邦社会，在中世纪后期，德国的谚语说，“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在中国，在女性拥有了职业，有了经济自立，女性才有了“婚姻自由”。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依然是男性视角的观察，中国千千万万个“小芹”，从未能从山药蛋式的农耕景致中获得婚姻的，其实也即人身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当今比过往有了不得了的自由，但这并非是谁真切“要”来的，而是城市、市场、私有产权和大大小小资本者不期然造就的。而全面国有化的经济制度下，不可能有今样的韩寒，因为，至少不可能有F1。

自由，是私权利的，基于个体自己的，也是自而私之的。它的普适性，在于城市性、市场性并由此体现出的制度性。没有城市，人们只得生存在熟人并宗法的农耕社会；没有市场，人们只能依附在领主或宗族的束缚之下。而正是有了这些，有了私权利，才摆脱对人身的强制束缚，才得有了个人的存在和利益体验，于是才有了个人的意志。一俟人们开始消灭私有产权，一俟人们执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俟消灭市场，不是按照私欲而是按照公平分配，自由就荡然殆尽。这就是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的写作本意。韩寒应该有着这样的体验，比如他的《合唱团》，本身就是私人资本的引吭“独唱”。

所以，“自由”，只要谈及到行为，即令是诸如“我行我素”，都已经是“自由”的结果了，而不再是“自由”本身。“自由”的相对状态，在历史中，是奴役，是人身依附与束缚；在现实社会，是拘禁或者权利剥夺。所以，“自由”的词源是“免除”与“解脱”，甚至可以是“回到”，但绝非“奔向”抑或“获得”。而“自由”的相对物则是权力，强制力或者剥夺力。在那里，只有“是”的屈服，绝无“不”的规避。市场之所以是自由的，不在于如何格价，如何比货，在亚当 斯密看来，更是在于退出交易，也即可以拒绝交易。就此而言，即使“民主”在捍卫着人们的自由，作为权力，作为强制力，它依然是“自由”的对立物或者对抗物。因而，在某种情形下，会危害人们的自由。

在《要自由》中，韩寒所要的，大致没有一宗是“自由”。那些诸如言论、出版、演出等等，无一不是对社会事务的个人意志的表达与干预。这些“自由”，即使在某些自由国家，如新加坡，也是不自由的，而在民主国家，全然是正当的国民权利。所以，韩寒是概念错置，将那些本就是民主的事物认作“自由”。这样的错置，并非仅仅韩寒，而是相当程度的普遍现象，不仅中国，西方的某些政治理念亦然。在百多年前开始的社会主义运动，如费边社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等等，无一不是如此。一俟消灭了市场，或者一俟夺去私有产权，如希特勒的德国和列宁与斯大林的苏俄，言论、出版、演出等等“自由”绝无。这是不可疑的历史证据。

在《说民主》中，韩寒如绝大多数国人一样，仅将其领略为“一人一票”。然而，这不过是方法论而已。所谓“民主”，仍是对社会全体施以强制，只不过是以多数意志，而不是少数以致寡人的佞妄罢了。在“权力是不得已的恶”，或“民主是最不坏的”等等语义下，民主仍是国家暴力与国家强制力，依旧是“恶”。在制度意义上，民主是专制与独裁的对立物，但在结构性质上，作为公权力，永远是国民权利对抗体。对专制与独裁，民主只有是积极才是正当的，而对权利，民主必须是消极的，才是其正当所在。倘若将国民权利付诸于表决，付诸于强制与暴力，这样的“民主”势必为“恶”，抑或，至少为“不善”。也可以说，就是以多数强势对少数弱势施恶。

就此而言，永远不会是那些以自私为准则的“民主”会做恶，反而是随时愿意牺牲自己为神圣使命的“民主”方会作恶多端。这是因为，在这样的价值准则下，既可以毫无顾忌地牺牲他人，也以牺牲自己为条件，胁迫他人一并为之牺牲。在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甚至在托尔斯泰时代的俄国，社会主义思潮就是这样地在社会精英中兴起。普遍而言，他们不仅不是“暴民”，反而是世代承传的权贵或知识世家，受教育以及修养程度颇高，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理性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与伟大的社会期待，情愿牺牲自己的既有利益。即使法国大革命，最初唤起并引领革命的那些人，也近乎莫不如此。

权力，无论其性质民主还是专制，都是关于统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器物，其最小区别仅在于是否平等。通过表决来证明正义的民主权力，只要是侵夺个人私权，就是权恶，就是暴政，德国和俄国的历史证明，与所谓“国民性”，所谓“国民素质”无关。而以改造“国民性”来追求“国民素质”提高，而不是以市场、以私有产权来实现并见证私有人格的社会发展，其结果，就是消灭个人的自由，剪除个人权利，并且，更重要的是，无限度地扩张权力，恶政且暴政。

“民主”这档子事儿，对于韩寒来讲，与F1差不多，优胜者当然关乎到“素质”，也关乎到比如“驾驶性”，但F1之所以F1，是在于比赛规程的确立与保证。所有的新手都是在一个个赛场的遴选来练就并晋级的。不在民主之中，当然不会熟稔于民主，也当然没有所谓的“素质”。对其他所有的人，所谓“民主”，哪怕有若驾照那样的许可管制，一切经验，一切现场处置的反应，既不是颁发驾照的依据，也不是驾照的给予。反而，诸如关大灯还是开大灯，绝非驾照颁发者能够解决行为事端。倘若以日后不开大灯为颁发驾照的条件，那么就意味着，除了特权者，再没有一个人可以领得自由驾驶的许可。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民主条件，莫若说选择模范的民主践行者，似于以雷锋为楷模，为道德国发行入境签证。

若仍以新加坡为例，对国民而言，某种“开明”专制甚至好于某种状态的“民主”；若以诸如沙特等专制的君主国，那里的国民教育程度可以达到近乎人人大学毕业，精英甚至都在西方接受常青藤学校思维训练，即使这样的国民素质，依旧觉得不可民主。这样，民主若以“国民素质”为条件，以“国民性”为决取，那么，民主不仅可以是极其缓行，也可以是可有可无的，以至于非常可能是多余的。只要足够开明的专制，不仅是符合国情的，甚至还可以是世袭的。只要把儿子生得足够过，能有着百里挑一的明睿，就可以让国民极其素质永远拉倒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