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捜査官 陵辱悪堕:对小平南巡20年后的沉思

对小平南巡20年后的沉思

毛牧青/文

20年前邓小平迈着艰难的步伐视察了南方几个开放城市，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思想解放的重要讲话。随后，一改当年回头逆转的沉闷气氛，被誉为“东风吹来满眼春”的大转折。

但是，今天我们能冷静反思这20年来的成果和教训，难免悲喜交集。

应该说，20年弹指一挥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在一个人的生命轨迹中，20年不算短。当年嗷嗷待哺的娃娃，如今已成长为身强力壮的大小伙；当年身强力壮的大小伙，如今也成了饱经风霜的中年汉子；当年饱经风霜的中年汉子，如今已步入垂垂老矣的夕阳行列。可30多年的改革，我们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天翻地覆的瞩目成果；我们的政治改革，却进一步退一步步履艰难，似乎在宿命的沼泽地里画圈圈。我们的夺取政权的革命从“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算起到新中国建立，用了21年翻天覆地大改变，革命党成了执政党至今；我们的和平自身开刀的改革已过了32年，至今仍遥遥无期“在摸石头”。32年，对一个从几滴无意识的液体发育成自食其力的青壮年，却仍看不到未来的美好远景，这代价和纠结也太让人失望了。

随着GDP的步子放缓，经济改革早已没有当年的春天了。国际经济大气候和国内多方透支是个原因，但政治体制的滞后和政策的失误，却是个最主要因素。两种改革暴露的“一手硬一手软”问题，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而且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如果还不重视刻不容缓政治体制改革，说句不中听的话，经济改革的成果，或许用不了多长时间也会功亏一篑，30年的改革之路，有可能再倒回到当年的老路上。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自从小平同志逝世，一言九鼎能力的“铁腕人物”不复存在，我们进入了“后权威时代”。此刻，中国要融入世界进步潮流大趋势，任何人已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乾坤。理论上，人民可以选举一个自己信任的团体去实施自己夙愿；这个团体也必须不谋私利出以公心去竭力操作。

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丝毫不亚于革命，甚至就是一场不流血的社会大革命大变革。因此，强烈的改革呼声和动力始终来自民间，上层往往是被动被迫的，在特殊国情政体下的自上而下改革尤其是政改尤为如此。即便在体制不变下搞点缝缝补补的动作，也是在不损害所得利益集团的前提下进行。质的大变动是他们所不愿去做也不愿意看到的，因为那样首先侵害的是他们特权利益。看看历代改革的艰险和代表人物的下场，以及遭遇保守的强大阻力你就知道了。

因此，真正参与改革和改革动力，也只能是寄予人民的力量，寄予自下而上的敦促和呼声。只有尊重人民的意愿并按人民的意愿去大胆实施改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者，才是真正意义上改革的守望者和保护神。反之，就是借改革为名的投机者或旧体制的维护者。

本想继续写下去。可巧看到中国价值网佚名写的《南巡的话题为何再度提起？》，文章很精彩观点我很赞成，说出了我想继续说的话，也就偷懒辍笔了。顺便全文转载如下，算是鸡头凤尾的后续吧。嘿嘿~~~~

佚名：南巡的话题为何再度提起？

　　今天，中国变革的动力，已经转为由下至上，中国不应该再涉险摸石过河，应该走民主宪政的康庄大路。中国的下一步应该是从经济改革走向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春天已经过去了，再来的应该是政治改革的春天。

　　中国的改革，30多年前姗姗起步，20年前南巡后轰轰烈烈，今天已经死气沉沉。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2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发展，就是在保留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主体的基础上，给了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一点点空间。

　　就中国改革的目标而言，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发展经济。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改革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如果经济发展真是改革目标的话，中国已经成为金砖四国之一，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额、甚至钢和汽车的产销量在世界各国中都已经名列前茅，民众已经基本脱贫，那么，经济已经发展了，改革的目标也就已经基本达到了，改革也应该划上句号了。

　　然而，似乎没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完成使命。

　　如果认为中国改革的动力不是摆脱贫困，而是因为旧体制、旧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如果认为中国的改革目标不应该仅仅是发展经济，而应该是从道德上、制度上改革旧体制、旧意识形态，那么，中国的改革几乎还没有发生。到目前为止，中国对于改革是什么、改革本身有没有它的灵魂、有没有它的内在价值、有没有它的制导系统？在朝野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识。假如改革在属性上与旧体制、旧意识形态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改革是多余的。如果改革本身没有其不同于旧体制、旧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那么无论已经改革了多少年，这样的改革依然是在原地兜圈。

　　毫不奇怪的是，中国的改革是危机累计和危机推进的改革。20年来，中国的GDP增加了很多，但是，根本的危机不仅没有解决，积累的危机反而更多更重了。这种改革用制造危机的方法来解决危机。每一项改革都试图解决一个已存在的社会危机，但是改革本身又带来了新的危机。这场改革解决了当时中国的很多问题，但同时也制造了许多新的问题，以至于现在改革自身都成了问题。这场改革，并没有触动旧制度的根本。改革绕开了而不是解决了根本的制度问题。许多迹象都表明，中国的改革已经开始大步折返，于是，重启改革的呼声又再次浮现。南巡的话题也被再度提起。

　　如果说，20年前的南巡是必须的，那么，20年后即使再南巡也还是不够的。20年前中国的改革再出发，是邓小平发动的，是由上至下的。今天，一些人为了挽救改革，提出了通过顶层设计来重续改革的主张。

　　然而，我认为，这种顶层设计的思路是一条行不通的路。中国的改革从来就不是顶层设计的，而是顶层许可的。邓小平不是改革的总设计师，而是总许可师。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话，那就是旧体制绑在中国人身上的绳子少了几道，但是松绑的道路依然很艰巨，而且一些松开的绳索正在重新被绑上。如果有什么设计的话，那就是设计如何松绑，如何在必要时再绑上几道。改革中的创新永远在民间不在顶层。过去30年改革的顶层设计之路并没有给中国的改革找到出路，我们怎么能还寄希望于这样的顶层设计思路呢？

　　顶层设计的思路，关键在于谁是顶层，设计什么。顶层设计的本质是，是维护现状，而不是改变现状。顶层设计的思路，在我看来，是一条寄希望于明君同时又拔高自己的思路。中国从古到今，每个朝代的各项制度与政策都是由顶层设计的，没有老百姓的发言与参与。如果顶层设计能解决问题，中国就不会有那么多朝代了。

　　邓小平的改革是为了挽救这个制度，但是制度的存续不应该高于每个中国人的福祉。中国人数千年以来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文人则把自己的希望以国家的名义寄托在做帝王师身上，从而一举完成顶层设计。君臣一起下一盘大棋，一下便是数千年，把中国下成今年这个这样子。原来中国大陆只是落后于西方，现在比日本、中国台湾都要落后了。由于剥夺了民间的发言权与参与权，顶层设计的结果只能是行“维稳政治”。

　　92年南巡时，邓小平强调不争论。然而，今天的中国则需要一场大争论。中国的问题单靠经济增长是不能解决的，而之前改革关注更多的是GDP，对其他社会问题重视不够，因而在现有改革模式下绝无解决社会危机的可能。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改革已经没有空间了，仅仅经济改革已经远远不够，所以，顶层设计是靠不住的。今天，中国变革的动力，已经转为由下至上，中国不应该再涉险摸石过河，应该走民主宪政的康庄大路。中国的下一步应该是从经济改革走向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春天已经过去了，再来的应该是政治改革的春天。

附：

6年前关于“改革争论”的三篇帖子

不太喜欢赵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