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弦函数的n阶导数:中国人性与中国人情观

中国人性与中国人情观

对于一个生命个体，如果不赋予它特殊生命的意义，求生是本能，对直系亲属无私的爱也是本能，除此之外，快乐享受是目的，是永恒的追求。

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与一般动物的根本性标志就是人有语言和文字，人可以利用语言文字传达一般动物传达不了的内容，并利用创造性思维去改变这个世界。如果人和动物一样，也生活在原始森林里，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弱肉强食，欺软怕硬，人也就不被称为人了。但是应该肯定，人首先是动物，所以动物所具有的本能人也有，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环境下，动物本能会显现出来。而现在社会的诸多弊端，正是人的动物本能的结果，而且受文化意识的影响，比一般动物更隐蔽、更残忍、更不可理喻，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劣根性所在，归根结底还是人性的问题。夏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也认识到人性是个大问题，却没有说出人性是什么，那么人性到底是什么呢?

(一)人性的问题

1.人性：善还是恶?

人性究竟是什么?本善还是本恶?几千年来让中外贤哲争论不休。不同的回答，导致了不同的文化传统，积淀成不同的社会制度。

(1)善之说

公元前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大约2500年前，孔子最早谈到了人性。他老人家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不过，他没给人性下什么定义，也没明确回答人性是善，还是恶。“性相近”是善相近还是恶相近，“习相远”是善相远还是恶相远?都未明说。孔夫子到底是大圣人，对人性这个很复杂的问题，他谈得很少，也不轻率武断地下结论。正如他的弟子子贡所抱怨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是他老人家的明智之处，也给后人留下了想象、探讨的余地。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断言人性本善的是孟子，他曾明确表态：“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他把仁义礼智这些所谓的善，当成是人天生就有的，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善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关键在你是否能“尽心”、“知性”，挖掘、培养这些善的萌芽。

至于什么是人性，孟子没定义;为什么人性本善，孟子也没作出严谨的论述。他对自己的主张，尽管满腔热情地到处宣扬、口诛笔伐地到处游说，总让人觉得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比如他对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说”、墨翟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兼爱”说等都深恶痛绝，便破口大骂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孟子认为，杨朱派主张个人主义，有不对君主尽忠的倾向，这是目无长上;墨翟派主张同视天下，兼爱众人，不分亲疏，有否定对双亲尽孝的倾向，这是目无父母;既不忠君，又不孝亲，这种人就是禽兽。你看这孟老夫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意见相左，便血口喷人，全没有一点宽容之心和仁者情怀，实在有失君子风度。他还自命孔子的信徒呢，孔子曾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怎么就连这点儿涵养都没有了呢?高文化自己认为：孟子就是中国一言堂堂主的始祖。他的这种动不动就要统一思想的搞法，是深受专制统治者喜爱的。西汉以后，为何统治者都热衷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孔夫子强调等级、孟子主张一言堂有很大关系;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性本善，有利于统治者扮神作圣，愚弄百姓。

从孟子的“性善论”出发，很容易导致这样的结论：人性都是善的，那么，君主、皇帝的人性本善，就更不必说了。因此，人性本善论成了皇帝君临天下的“合法”根据。他专权在手，本来很容易干坏事，本该受到比常人更严格的监督，但他的人性本善，就让全国人民都深信他的大公无私，绝不会担忧他会干什么坏事了。因此，他只须监督下属，用不着谁来监督他。这就很容易导致等级森严的人治社会。再者，儒家的中庸思想又为人治做了铺垫。什么是中庸?中庸不是正中间，而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的标准是什么?谁说了算，谁说的就是标准，这不是人治是什么?人治社会的最大特征：最高统治者是神，绝无人欲;是圣，人民的道德楷模;是英雄，人民的大救星;是哲人，智慧无边，全国人民不需要有什么思想，只需与最高统治者保持一致就行了。他没有可以非议的地方，当然也就不容许有任何非议了。他在法律之上，更在誉论监督之外。他可以指责任何人，但任何人都不能指责他;他可以惩罚任何人，但任何人都不能惩罚他;即使他祸国殃民、罪大恶极，也只能在他寿终正寝、盖棺论定后，百姓才有扬眉吐气之日。中国两千多年的专治传统之所以源远流长，其源就是“人性善”。正是“人性善”给专治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给专治者披上了伪善的合法外衣。“人性善”蛊惑了中国人几千年，使中国的百姓至今仍在作着有个好皇帝君临天下的梦。

孟子“人性善”的根本错误，是他把人的社会属性“善”当成了人的自然属性，无视人的自私本质，其最大的危害性是：让人误认为自私是恶，使人们都不敢承认自私，结果是人人都充当伪君子。孟子批评杨子的个人主义、驳墨子的兼爱主义，实质上是维护等级制，漠视个体生命的人性和人权，反对平等和自由。他所竭力主张的仁义礼智，其表现形式就是礼。礼是一套封建规范，是为人人不平等的等级社会服务的，适合小农经济和农业社会，但不适合以自由平等为前提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的现代社会。所以说人性本善祸不浅。

(2)恶之说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人性本恶的是荀子。荀子论述“人性本恶”，相对孟子的“人性本善”，是一个进步。既有逻辑，不像孟子信口雌黄;又有论证，不像孟子胡搅蛮缠。与孟子明显不同的是，他对人性下了定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就是说：性，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是不待后天学习而成的自然本能。与“性”相对的是“伪”。“伪”是人为、后天加工的意思。比如，仁义礼智信就是“伪”，是人为教化的结果。他认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荀子明确把人性限定为人的自然属性：“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而把仁义礼智信归结为“伪”，是人的社会属性。

荀子认为：性是恶的。伪是善的。如何使人由恶变善呢?要通过后天的礼仪教化来“化性起伪”，他认为：凡人都是好色好利、憎丑恨恶的，这些都是人性本恶的表现，如顺其自然发展，社会就会充满争夺、残暴、淫乱。因此，必须用师法教化、礼仪规范来使人向善，但善不是“性”，而是“伪”。荀子对孟子的“性善论”给予了批判，在荀子看来，孟子的性善论和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说，是不了解性和伪的区别。荀子“人性恶”的观点，其错误与孟子一样，都是把人的社会属性与人的自然属性相混淆了。“恶”是人的社会属性，只有当人的自然属性泛滥到损害了他人的利益时，其行为才称得上恶。即：人性之自私自利、憎丑爱美，本身并非是恶，放纵人性使之妨害了他人才是恶。荀子所说的人性恶，实际上是指人性如不受限制所造成的社会恶果，错把人性的自私自利当成了恶。这就等于把洪水泛滥当成了水性本身。水不受控制可能导致水灾，但我们不能认为水性本恶，更不能灭绝水源;没有了水，自然界便没有了生机。人性不受制约，人也可能犯罪作恶，同理，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人性本恶，更不能去灭绝人性;没有了人性，个人会失去生机，人类便失去动力，则社会不会进步，历史不会发展。如果不把人性与恶的关系搞清楚，“人性恶”的观点很容易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会造成两种恶果：一、否定人性，有戒欲、绝欲之嫌。导致如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张。二、否认自私的正当性，导致类似文化大革命时代“狠斗私字一闪念”式的社会闹剧。

不过，正是有人性，才会有善恶，这是毫无疑问的。人性是向善还是向恶，就好比水是向上还是向下，前者难而后者易。所以，对待人性就好比对待水，宜疏不宜堵，宜顺其自然而不宜违抗扭曲。水性因重力而善下，可以渠疏，可以坝堵，疏堵得法，则水利无穷;人性因自私而易为恶，可以道德疏导，可以法律限制，疏限得当，则其创造力无限。

在人性问题上，孟子主张本善，荀子主张本恶。在人性向善的方法上，孟子主张通过教化，扶植和培养善的萌芽，使善性得以发扬光大;荀子主张通过教化，限制恶的趋势，使人性之恶向善转化。那么人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3)人性的本质

高文化认为：人性的本质就是私，自私是道德之因。道德的产生，其渊源就是因为人性的自私。人若无私，人性都利他，还要道德何用?假如人性都是利他的，那我们的道德观就会全变样了，恰好应和现在的善恶标准相反：利他是恶，利己是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人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话，其纷争将无穷无已，结果是每一个人都没法生存。为了人类能繁衍，当然要反其道而行之，提倡“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了。其实，仁，就是将心比心，不仅只顾自己的私，也要尊重他人的私，不损人利己;义，就是把握好自私与他私的界限，掌握好自私的度，最好利人又利己。就是说：仁义的前提就是承认每个人的自私性和个人利益，既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任何人侵犯，也不侵犯任何人的利益。人人如此，则天下太平矣!

自私是天经地义的，非善非恶，就正如树要向上长，水要向下流，非如此，个体不能生存，群体不能繁衍。只有当某人的自私妨碍了他人的自私，才谈得上是恶;只有当某人在自私的同时又尊重或有利于他人的自私，才谈得上是善。所以，正确的善恶观，应是：损己利人是小善，利己利人是大善;损人利己是恶，损人不利己和损己不利人是大恶。

2.性恶论的可取之处

虽然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但人性自私自利的本能很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很难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是人所共知的现象。也就是说：人性离恶很近，离善很远。所以，作为社会制度的出发点，与其是人性善，不如采用人性恶的理论。以人性恶为一切社会制度的理论基础，错不到哪里去。而如果以人性善为理论基础，则会南辕北辙――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便是明证。

比如，从荀子性恶论出发，很容易导致法治社会。因为人性本恶，无一人例外，则君主也好、皇帝也好、圣贤也好、英雄也好，其人性都是恶的，与凡人没啥区别，从而，谁也不要假装君子冒充善人，谁都没有资格凌驾于法律之上脱身出监督之外。而且，一个人掌握的权力越大，其可能造成的危害也越大，也就越需要更严格的监督和约束，他没有任何特权要求人民只许对他歌功颂德而不许对他吹毛求疵。假如他有什么高于常人的地方，那就应该是个人的胸怀――广纳百川的胸怀。假如他连虚心接受批评的胸怀都没有的话，那就连普通百姓都不如，就不配掌握任何权利。

正视人性的自私，承认这永恒不移的铁的事实，给予人性正常自然的发展空间，不扭曲它，也不放任他;让它奔腾，但不让他泛滥，社会才会健康和谐、充满生机。而一切不健全的社会制度、一切人为的灾难，根本原因都是对人性认识的偏差造成的，都是压抑人性、扭曲人性，或放纵人性、任其蔓延的结果。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在“人性善”的幌子下，集权统治者高喊着“大公无私”的口号，干的却是“私天下”的勾当，不仅集天下财富于一身，还集天下权利于一身。这样的社会里，一方面是任有皇权的人性无限膨胀，另一方面是对百姓人性的无限压抑。人民不仅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甚至生命权也没有任何保障，忍无可忍的时候，只好揭竿而起，推翻这个坏皇帝，再找个“好皇帝”。但天底下除了能找到一个适合人性的好制度，哪能找到什么“好皇帝”?可聪明的中国人，很少从制度建设上动脑筋，却常在有一个好皇帝的期盼中作梦。故中国的历史，几乎是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恶性循环中停滞不前：皇帝轮做，王朝更换，但人祸依旧，苦难依旧。

所以只有正视人性，才能认清过去的历史;只有正视人性，才能把准现在的方向;也只有正视人性，才能开创未来的美景。而不良人性的灾难已经使人类经受了莫大的悲哀。

(二)不良人性面面观

在十九世纪中下叶的世界历史舞台上，古老的华夏文明与世界新兴文明历史地走到了一起，中华民族经历着一场必将导致脱胎换骨的中外文明大碰撞。在这场惨烈碰撞中，处于清朝末年的中华民族是何等病弱、何等苦难、被世界列强凌辱到何种程度!就好象一个庞大的食草动物被一群豺狼虎豹围猎、撕解!与动物界弱肉强食之不可避免一样，这种被凌辱的苦难正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晚清作家李宝嘉所著的《官场现形记》是一部描写官场丑陋的文学作品。然而，当我们细评其中各色人物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良人性时，显见《官场现形记》实质上是一部揭示中国人性的社会学作品。它通过“官场”演示人性、人性不良导致官场腐败之内在逻辑，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晚清官场和社会生活画卷。

不论是“文明落差”还是改良失败，其直接层面因素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但深刻层面还是“人”的问题。这个“人”是指具有一定社会意识和特定个性的社会民众。中华民族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中包涵着负面影响成分，如等级观念、中庸思想以及保守压抑的行为规范等等，这些发自于人性、形成于观念的思想意识是导致专制主义、封建政体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根本的问题是：人世间的小气、狭隘、妒忌、奸诈、邪恶、怯弱、趋奉、顽固、自大、张狂、蛮横、麻木等等在这里漫延。这个“人”才是中国社会长期积弱相对衰落的根本原因。前面讲过科举制度影响了中国文人和中国社会，但许多问题比如考试作弊等不能算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作弊之利远大于不作弊，故才有人去铤而走险。但是制度长时期又会影响人，这是无可非议的。科举制度不正是被统治者所利用，只考四书五经，严格要求八股形式，不重视其它知识如科学技术等，才束缚了人的思想使社会落后的吗?统治者为什么要考四书五经?是因为四书五经的理论有助于自己的统治。这是统治者的不良人性给社会造成的恶果。而《官场现形记》正好证实了晚清的末落与失败是社会各个界层不良人性的必然。

《官场现形记》中描述的许多不良人性使我们作为中华民族一员而深感不安和无奈。现在当我们为《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许多官兵英勇壮烈、最终全军覆灭而悲壮痛惜时，可曾想到全军覆灭与腐败密切相关?北洋水师有“世界排名居前、远东亚第一”之称，质量数量并不逊于“日本水师”。然而，军官层层克扣水师军费，吃喝跑官;敷衍练兵，“操练尽弛”;官兵们违背《北洋水师章程》，“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将领们“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很多管帐的在码头上建房养妾;用军舰载客载货赚钱;至于弄虚作假、酗酒聚赌等等不一而足。北洋新军军风毒化，“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真是欲悲先恨欲哭无泪啊!民国时期是“天下为公，地上为私”。抗战期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有人会说，这是管理的失败，那么管理为什么会失败?人性私的膨胀和整体无力节制才是根。今天，李宝嘉笔下的那些人和事犹在眼前，只不过是没了辫子，然而其习性、心理、手段、程序等都如出一辙。让我们来看看由不良人性所必然导致的社会不良和社会灾难吧。

58年“大跃进”期间，各地争报“亩产万斤”。在那个大气候下，水稻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带领广大农民趁夜操作，把若干亩即将收割的稻子连根拔起聚拢在一亩田里，稻秆密积，此即“亩产万斤”之良田，以此迎接上面检查。谁人不知是假!那是全社会在造假啊!向全世界真实上影了一幕“皇帝的新装”。恰在其时还有一批知名专家出面论证粮食理论亩产为10至20万斤。结果按“亩产万斤”比例上交，把所有的粮食都交公了，没有吃了。加之自然灾害，“大跃进”中“亩产万斤”造成数千万中国平民无辜饿死。多少年来，一直搞人对人专政，不断地搞“肃反”，整人快活，墙倒众人推，依势不依理，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文革”。“文革”是专制意识、专制利益的产物，是人性的必然，致使社会经济文化遭受了灾难性破坏。它是一次人性药敏试验，运动相当程度地依赖于迷信、盲从、趋奉、懦弱的社会基础。“文革”包涵了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利益驱动，对专家学者和一切成就者的迫害是嫉妒、是不容等等。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正受到不良人性的阻碍。官场腐败的标准在宽泛退让。建设工程中公有资产有层层流失倾向，甚至在人命关天的江防工程上搞“豆腐渣工程”。企业转制中严重存在着有权人和有钱人联手参与相当部分资产的无偿瓜分。作为改革开放经济载体并正在成为国民经济重头戏的股市上市公司，有的公司运行依存于当届管理层短期利益的驱动，有的甚至变相地非法分配占有股份资产。几乎每个月都有矿难发生，而每次都有几十甚至上百的矿工遇难，这里面包涵了多少既得利益群体对整改的敷衍、对检测手段的漠视、对关停的延滞，同时暴露出监管制度力度的软弱。泛滥的公款吃喝乃至用公款行享乐性消费已是见怪不怪。公务中大量存在以私利为立足点，不惜搞虚搞假。中国是世界上公务和职业权力私有化十分严重的国度，官场“搞人”成为做官的基本手段。社会上除做官经商做学问外，劳动者与劳动职业普遍相排斥，不同程度的敬业精神不足甚至缺乏职业道德，成为产品、劳务、社会组织效能低下的基础因素。国家大力医治河南艾滋病农民，比例相当高的健康村民纷纷雇请hiv阳性者顶替化验，免费领取机会性感染药物供家人亲戚甚至牲口药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人在曾为圣贤之地的沿途摆放工艺品，暗中却牵绳绊索，当游人绊倒工艺品时就有人出来让你赔钱。中国一些“信教者”平时从未按教义来约束修善自我，反而是无事时烧香索取、出事时就磕头消灾。而现今利用佛事骗钱取财更为人神所共愤。偷排“三废”，乱扔垃圾，美丽的城市广场痰渍斑斑。有的医疗单位借治疗所谓“性病”搞钱。假冒伪劣产品不绝于市，食品的安全令人不安。看看电视、电台等媒体里的广告吧，有穿着白大挂，戴着眼镜的专家、教授、学者，也有各种各样的名人，还有周边地区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在为某种所谓的新产品做宣传。可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内容中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明明不是真的，为什么还要那样说呢?癌症难治，就出现种种抗癌药;牛皮癣难治，就出现多种治疗牛皮癣的特效药。今天是这种药，明天又换另一种，连宣传媒体都在争先恐后为假冒伪劣产品大行其道时，谁还会为老百姓的生命安危去考虑?所谓的直销产品(实则传销)在国内疯长时，首先被毒害的是传销人员周围的亲戚朋友，这种现象又说明了什么?难道真的是要为自己的亲戚朋友谋一些利益?不，是隐藏在背后的高额利润催促这些人去害自己的亲戚朋友。连亲戚朋友都要害的人，很难说清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善恶取向。可这样的人在我们周围又是那么多。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反映了群体意识正确概念的缺失;“笑贫不笑娼”正是人们道德底线的崩溃;“千里去做官，还是为个吃和穿”，暴露出官场人格原则底线。中国人是矛盾的统一体(阴阳共存)，既要脸上笑嘻嘻，又要脚下使绊子;既要当面叫哥哥，又要背后摸家伙;既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又说胜者王侯败者贼寇;既说你有魄力，敢想敢做，又说你鲁莽，方法简单;既说你稳重，不鲁莽，又说你优柔寡断，没有魄力。完全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就是标准，为一人说了算打下了基础，为一言堂创造了条件。谁直鼓皱板，谁就被饿得瞪眼，谁就是个大傻瓜。“公道自在人心”这种正义的呐喊是多么无力，又是多么无奈。如果说在人事方面危害不那么明显，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却是难以蒙混过关的。这是中庸的危害，是中国科技不发达的根源。

人类都跨入21世纪了，我们的社会里竟然还会发生诸如造假食品、有毒食品卖给人吃、制售伪劣药品给人治病、把别人家的孩子和妇女拐来卖掉，多么卑劣啊!官民各行其道，而相当社会丑恶又或多或少与“官匪一气”相关。每有新政策，即有歪对策;每有新事物，就有邪主意。上述有的是普遍存在，有的则是大范围不同程度的存在。我们再也不能用“外国也有”来自慰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并客观承认：在世界各主要民族中，不良人性的普遍程度和严重程度以此为甚。瞧瞧，我们这些不肖的炎黄子孙哦，都干了些什么!

(三)中国人情泛滥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中国是个人情大国，以人情成事，又以人情败事。人情之于人性，就象丑女人脸上的脂粉之于脂粉下的丑陋嘴脸，有着天然的欲盖弥彰的功效。本来吗，人性多纯粹，西方人就少了这些虚假和客套，可是中国人偏偏要涂上一层脂粉，亲切地问一声“吃了没?”没吃你还当真管饭不成?人情的源头与周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天下制有关，人情的泛滥实则是人性私的大暴炸。

人情，包括亲情、乡情等若干方面。他是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纽带。在当今社会，人情也不是一无是处，它仍对社会关系的调节起着某些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情的消极作用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对于腐败的产生与蔓延，人情的消极作用就更是显而易见了。

首先，人情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国倡导建立法制社会，而法制社会建设的最大敌人就是人情。一个西方人出了什么事情，他首先会说：“请找我的律师。”而一个中国人出了事，他则会首先说：“找一找，看有没有关系。”这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找律师的结果是按法律“公事公办”，因为他们都觉得法律值得信赖，可以依靠;找关系的结果则是“私结私了”，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又暴露了人们的投机心。被人情扭曲的社会关系，最根本的表现在官员与公民关系的扭曲上。按照正常社会通则，官员应该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的公务员，但由于人情的干扰，官员就由“全体”公民利益的代表变成了与自己有血缘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那“一部分”人的代表。官员的“服务”也就分出了三六九等，腐败便产生了。

其次，人情模糊了官员行为的是非标准。由于人情的存在，使全社会的人对于官员的行为标准发生了模糊，对于什么是“滥用权力”产生了“右移”。人们的潜意识中似乎已经认同，官员一旦掌握了某个方面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人或者某些人的利益服务是可以容忍的。比如，前几年看到报道，一个西方的教育局长，因让下级为其儿子写了一篇文章而被迫辞职。而在中国，这种事情根本就不是问题。就当前来讲，一个官员如果有严重的贪污、枉法行为，当然会引起民愤。但他如果只是做了为自己的子女就业而行个方便、为自己受灾的老家多拨一点救济款之类的事情，则可以被社会理解，有些事(比如后者)甚至被认为是美德。反之则会被认为是不讲人情、不可理喻。媒体上曾出现过人们普遍对某副市长用贪污的钱扶贫的同情，就突出地反映了社会对官员行为标准的模糊不清。

第三，人情削弱了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党和国家的制度虽然不完善，但并不是一无是处。但实践中总是出现“好经”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的问题，人情是一大原因。比如，党委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虽然不能说这个制度的设计已经十分完美，但这个制度的设计者的初衷是好的，制度本身与所谓的“大民主”比较，也有许多优点。比如，它排除了可能出现的利益集团对决策者的影响，排除了为了选举而产生的“短期行为”，排除了选举产生的“独任制”领导者可能出现的独裁与错误(如德国的希特勒。美国出兵伊拉克，连国务卿都要违心地照总统的意志办)，更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但实践中，这个制度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原因正是人情的干扰。常委(党委、支部)一般5至11人，这些人应该是社会或团体的精英，由他们就某问题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再进行常委(党委、支部)内部的民主酝酿，最后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表决时书记也只有一票的权力，这是多好的制度设计。但由于人情的干扰，常委(党委、支部成员)们都在一个班子里共事，农村中都是“一庄老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应该叫真的问题也不叫真了。再加上利益的关系，于是产生了“一把手”独大的问题，腐败就产生了。

所以，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的人情大国，在建设法制社会的过程中，如何摆脱人情的干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人情实则是人性私的具体体现，是人性私的大面积泛滥。不良人性的始作佣者也是人性本私。

(四)不良人性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不良人性的严重性在于：其一是正常化。人性初始，性恶”还被排斥为异己的存在，而现在已经一定程度地被个人意识接纳，甚至部分地成为“合理”的行为方式。同时已经融进“性善”，被社会认可的“性善”是经“性恶”改造升级的，否则就不被认可。当然，不经改造升级的“性善”那是斗不过“性恶”的。事实上正面的成功者或多或少也包涵着经“善恶”重组升级的“善”的帮助。不良人性可分为三类即：为基本生存不得已而为之，这是灾民难民的最后办法;为相对的大利益高目标而不择手段，这是所有欲望高于能力者的有效途径;并非不得已，也非大利，而是处世的基本方式，这在我们身边大量存在。其二是完备化。“性恶”经几千年漫长延续和累积已相当完备：因既无古代也无现代的“宗教”信仰，解除了道德规范的约束，处于心安理得状态;因科学揭示“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因而更唯欲所使;因同时受到不良人性伤害而造成更强烈的对抗心理和手段;因社会生活日益丰富而使方式更加多样;因多种原因导致胆略更大。其三是行为价值标准和社会运行秩序一定程度颠倒。你这人忠厚善良不圆滑、真话实事、没有些“恶”，总有“老实无用”之嫌，甚至被认为不正常，社会把你看得没份量，在利益关头即被奸恶强横所侵。而“性恶”总自认是正常的聪明的，而那些“不及者”都是低能的。说假话做虚事尽管是要被具体地否定，但抽象地还是肯定其“成熟”，“能干”。礼让变成软弱，谦虚等同无知。正途往往变成外表形式，非正途很大程度地成为内部有效手段。官场潜规则、职场潜规则、商场潜规则，各种潜规则粉墨登场。按潜规则行事一路畅通，不按潜规则行事处处碰壁。现实生活与主席台上、电视剧里倡导的相距甚远。按正面教育、正常规范来处理现实问题是不现实的，逼着人要“聪明”、能“搅和”。不良人性凭足够能量旋转起巨大旋涡，进而变成习惯的旋涡、不得不转的旋涡;它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着现实的社会运行秩序;它不论处于主动或是被动都意味着必须以这种方式“生存”才行得通。颠倒的价值和秩序又进一步对人们起着“反规范”作用。

不良人性的危害性，首先是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导致民族竞争滞后。领先的民族之所以领先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具有优秀的人性，从而在各相继的历史发展时期经常具有先进的社会意识、适时选择先进的社会发展方式，推动社会领先地健康发展。而在既定的发展方式下他们会做得更好。人性不良不可能产生和很难接受先进的社会意识和发展方式，而在既定的发展方式下再好的社会理想、治国方略、运行举措，都存在着在具体施行中被层层剥蚀的倾向，存在着部分社会利益被泛化成私人利益的倾向，其结果使全民族整体利益遭受侵蚀、总体事业难以实现、社会落后。这必然导致过去的历史被军事侵略，而今天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发达国家又通过科技工商经贸等等手段进入，尽管是双方发展所需。实质上都是“战争”，落后者都必须付出代价。其次是可能形成民族内外危机，诱发新的社会性灾难。在国内，“亩产万斤”、“文革”、“阶级斗争”的人性和意识基础还在，不排除以新的形式、分散形式、残余形式出现的可能性。同时，社会管理和财富分配存在着不规范的一面，产生社会阶层矛盾。如遇社会矛盾敏感触动，不良人性的非理智可能蔓延成全社会疯狂。国际上，世界和亚洲的政治经济军事的相对格局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相比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只是各国物质技术手段都提高到本国的新水平。与清末相近，中国除整体物质技术手段仍然落后外，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国民意识、管理方式、社会组织效率仍然滞后。我们如何能赢得下一场民族战争?如果它真的发生的话。21世纪中国的新生代将趋向于个人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国际主义”，如果人性不进步，不良人性的“民族品格”将加速这个趋势。而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这个趋势中的人们都处于“既不能离又不能及”的困惑之中。在这个内外背景下，这个民族就具有了现实的和思想信仰的生存危机，而根子正是不良人性的持续性危害。伟大旗手鲁迅先生所著《阿Q正传》的电影版里有句旁白：阿Q的子孙们还在繁衍生息着。余秋雨先生直面邪恶说得好：“文革灾难结束后，平反了几十万宗冤案。几十万宗冤案得以成立，至少有几百万名揭发者、批判者、假证人。冤案平反了，但他们没有受到指责。他们是灾难的主角。只要他们还在兴奋，灾难便仍在延续。”

第三，正是人们人际关系不畅和命运坎坷的主要成因。个人命运处在国家命运为基础的大背景下，现实生活中人们遭受着各种不良人性的有意无意侵害，同时也有意无意地侵害着他人，这就形成“交叉循环侵害”，最终是人们都不同程度地被侵害了、艰难了、坎坷了。即使无灾无难也活得不宽畅、不舒心，因为缺乏一个宽松和谐礼仪文明的人文环境，缺乏人际间精神上的和洽、安适、怡畅、慰藉，随时可能遭遇不良人性的利益侵害和情绪伤害。感受侵害伤害以心理素质强弱不同而在感觉上有所差异。社会现实“教唆”人们，越是奸诈邪恶就越更多地实施侵害，反而更少地受到侵害;反之则相反。有人总结说，做人要七分象人三分象鬼，七分人好人怕，三分鬼恶人怕，以此处世，游刃有余。诚实善良只有勇于善于斗争尚可自保。俗话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人们为了不受欺负，只好去欺负别人。这样的逻辑结果就是人人都去欺负人、去害人，从而获得自保，可想而知社会会成为什么样子。万般无耐时投身宗教以获得心灵地庇护和麻醉，权且苟延残喘、暂避一时。中国人私下是不容的，是不团结的，“和而不容”、“怯而好斗”。中国的人际关系基本是不和谐的，甚至是排斥的，这当然是人性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双重结果。当整个社会都在向钱看时，你能保证执法者和掌权者不向钱看?能保证执法者和掌权者不用手中的权利去换取钱财?试想：文革时有几个人能看到整个社会都发疯了?作为其中一员即使看到了，又怎敢说?在过去之后，人们才清醒地认识到那时的人们已经被一种激情所左右，被一种理念所束缚，在束缚中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善恶观，在激情中理所当然地干出了伤天害理的事。现在，当一幕幕行贿受贿的丑剧上演时，当各种潜规则大行其道时，人们不再想该不该，只想能不能。人们认识到钱不是万能的同时，更深刻认识到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当善恶模糊不清时，当黑白明显颠倒时，谁还能洁身自好?毕竟每一个人都要在现实中生存，生存的现实会击溃所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屈原为什么要自杀?就是因为“世人皆醉我独醒”使他窒息了。世上为什么会有偷盗、抢劫?那是因为偷盗、抢劫的钱财来的多、来的快，花起来还不心疼。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贪官、赃官?杀都杀不完，也是因为用权利换来的钱财、荣誉太容易，即使铤而走险也在所不息。社会该是这样的吗?

高文化陷入了沉思，他想起企业文化地构建中包含的五个阶段，即：传播、落实、复制、习惯、环境。简单地说，传播就是宣传，让每一个职工都知道你的目的，落实就是让每一个职工都去身体力行，复制就是身体力行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了，就成了所有职工的习惯，所有职工都这样习惯了，就成了环境。当文化变成环境的时候，就是文化的最高境界，最好的管理就是不管理，即管理自动化，实际是环境在管理每一个职工，也是习惯在管理每一个职工。我们这个社会若能如此形成良性循环该有多好?可现在偏偏是恶性循环。恶性循环的根在哪里呢?是“人性善”的误导。

难道全中国十多亿人，就没有一个人想到过修正、改变这种不良人性吗?有，只是统治者不愿修正，他们想永远站在“人性善”的至高点上奴化人们，而且不良人性又被他们很好地利用、转化、扭曲，让人们窝里斗，只要不反对他就行。谁能否认这又是一种不良人性呢?

(五)不良人性之历史矫正

孔子满怀忧患，指出了“不善”的严重性，并思索着注重“后天”努力的修善途径。正因此，儒家学说才应运而生。他在《大学》中提出的人生社会价值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把修身摆在第一位。孔子把摒弃邪恶，培养以“仁”为核心的人格，建立和谐礼教社会作为美好政治理想。儒家学说从思想意识到行为方式提出了一整套完善人性的道德标准和修身规范。这一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和主流，正说明中国社会的人性问题是一大基本问题。儒家学说作为华夏人性的产物，它包涵了不良人性以“美”的形式存在的转化形式，同时包涵了对不良人性的否定和对美好人性追求的思想。先秦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更是从人的欲望出发直接提出了“性恶论”，他关于人本性“恶”的观点自然是从他所处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得来。中国几千年帝王将相宫廷史从人性角度看就是“忠臣”与“奸臣”的斗争史，而“奸臣”这个群体基本处于相对优越，因为他们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基础。俗话说“宁可得罪君子，千万别得罪小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愤怒出诗人”，正因此我们才有孔子、孟子、荀子、吴承恩、施耐庵、蒲松龄、鲁迅等等，这在国外没有这么多思想巨匠在人文历史长河中连续地“呐喊”同一人性主题;中国社会历史长期形成的修身规范和惩恶扬善人性理念，在国外并没有被特别地系统地提出。

我们社会存在着一系列深层次的观念性问题，直接制约社会运行。“正统”是所有价值的中枢;“大一统”作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无疑是必须的神圣的，但它又实实在在地作为民族观念渗透到思想关系社会关系诸多方面;肯定“共性”，排斥个性，甚至视个性为异端;“官本位”使得所有与官无缘的知识、才能、个性、职业显得“低”甚至“贱”;缺乏平等意识，更多的是两种状态：或凌驾于他人之上或奴性于他人之下，往往是非唯我独尊即奴心愚顺、非好为人师即礼拜“楷模”，平等意识的行为方式被视为迂腐、不正常、没有生存余地;“成败论英雄”，轻视秩序、泛化“崇高”，从而精神优越;“均等”是和谐的美好的，打破均等就是打破平等;家庭教育下一代“成才”中包涵了“不受欺负”、“出人头地”、“望子成龙”、“光耀门庭”等意识，缺乏自信、自律、平等、守法、社会责任等意识……这些观念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它们根源于人性中的某些相关方面。这些观念不是社会和政治强加于人的，恰恰相反它们对社会和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些与当代人类文明进步思想相去甚远。

(六)漫漫路在何方?

从孔子的为政到施政，可以看出孔子的目的就是做官掌权，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注意不是做官捞好处，愚弄百姓)。为政不成才改为施政，也就是培养学生，让学生去为政，实现自己间接影响政治的目的。可以说，孔子为政是个失败者，施政才是个成功者。也许正因为这样，才形成了后来文人的生活轨迹，即：拚命往上爬，不是高居显位，就是被官场边缘化。那么孔子以前呢?老子的哲学，表面是出世，实际是以出世的面目(或姿态)去做入世的事情。所以老庄哲学目的不在出世，而在入世，唯独《周易》是研究宇宙科学的，一直都在帮助人们开天辟地、改造自然。所以可以说文化的先躯是以研究自然科学为根本的，是孔子将文化引入了人文和管理领域，使得一代代文人成了权力的附庸。权力是管理的产物，管理的目的是使社会秩序化、进步化，而权力的泛滥反而使管理混乱，社会矛盾突出，经济倒退。可以说各种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无不与社会混乱有关，狭隘地说每一种宗教都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信徒逃避现实，给自己灵魂找个栖居地：二是弱势群体的集结，用集体的力量来对抗外部势力。如何使权力得到应有的控制，这里可以用“分粥的故事”做为参考。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1834-1902)讲过一个分粥的故事。故事大意是，有七个人组成的小群体，每个人都是平凡且平等的，他们没有险恶害人之心，但不免自私自利。他们想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分食一锅粥，但却没有称量工具，为此他们尝试过多种分粥方法。第一种方案：指定一个人负责分粥。可是很快大家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又换了一个人，结果总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最稠。第二种方案：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这就等于承认了个人为自己分粥的权利，同时也给予了每个人为自己多分粥的机会。虽然看起来平等了(实际是不平等但对等)，但是每个人在一周中只有一天吃得饱而且有剩余，其余六天都饥肠辘辘。第三种方案：大家选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负责分粥。开始这位德高望重的人还能公平地分配，但不久他便开始为自己和讨好他的人多分。第四种方案：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专门负责分粥，结果是分粥委员会集体腐败。第五种方案：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形成监督和制约。公平基本做到了，可是由于监督委员会常提出各种议案，分粥委员会又据理力争，等分粥方案确定了，粥却冷得不能喝了。第六种方案：还让一个人分粥，但他必须最后一个领粥，这样一来问题解决了。在这个制度下，七个碗里的粥每次都是一样多，就像用科学仪器量过一样。连傻子都知道，再有分配不公，最少的那份必定是分粥人的。可是，分粥问题好象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这样的话，分粥人不仅失去了权力，而且成了伙夫，谁还会去分这个粥呢?所以又产生了第七种方案，那就是每个人轮流分粥，但是分粥的那个人要最后一个领粥，而且加入了社会的教化功能，即：分粥和最后一个领粥是每一个人都应尽的义务和应承担的责任。

最复杂的问题也许是最简单的问题，社会的复杂也许正是人为的结果。也许正是到了这个时候，人类的美好愿望才能真正实现，如此，那些蝇蝇苟苟之人自然避之唯恐不及，所谓的权力自然由具有悲天悯人情怀、有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来担当，就象尧舜一样。分粥不是权力的攫取，而是灵魂的大安祥。这样的人有吗?可能有吧，即便有也很难找。真正如此的话，那么周易中的阴阳动态平衡岂不被打破?善与恶这一对矛盾统一体一但失去了恶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更何况我们在倡导“分粥和领粥”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时，又有几个人会如约而行呢?我们岂不是又要走入“倡导善以消灭恶”的怪圈?

中医中有可治百病的神奇的银针，它就是通过扎穴位，以通经脉来治病的。而经脉在西医中至今难以解释。有人说，经脉是人活着时有，人死了以后就没有了，就象天空中飞机的航道，飞机飞行时我们知道它是按照一定的航道在飞行。飞机降落时航道仍然有，只是我们看不见罢了。这好象能比较形象地解释中医中经脉的存在。那么要治社会之病，我们是否也要学习一下经脉理论呢?无论古今，不同的年代和社会，都存在着现今社会上流行的一个词，那就是“潜规则”，潜规则是规则但从来没有一个朝代、一个政党、一个单位去规定、去宣布，但它确实存在并起着作用。那么潜规则是否就是社会这个大机体的“经脉”呢?我们可以做个对比，一是潜规则无形，但人人都知道它存在并起作用，经脉也是无形而且起作用;二是经脉的产生是因为人体需要调节，潜规则的产生是因为人的自私性和驱利性，同样是起着规定之外的调节作用;三是经脉不通则人体生病，潜规则则是一旦泛滥则社会混乱。也许这里有点不同，岂不知这是它们的大同，如果潜规则不通，整个社会就成了一架由人规定的机器，机器总有他不如人意的地方吧?那这个社会还会正常运转吗?不同的是社会中的潜规则常犯的不是不通，而是太通了。潜规则泛滥就会冲击整个社会秩序，使社会无秩序，社会必然混乱。所以人体常犯的病是经脉不通，不通的原因是穴位堵塞;社会常犯的病则是潜规则泛滥，泛滥的原因是人性中自私性和趋利性的膨胀，也许这是它们的唯一区别。那么治人体的病是通经脉，治社会的病就该是控制潜规则。通经脉用的是一根银针，控制潜规则就该以人性为出发点完善多元权力制衡机制，而倡导多元文化和谐发展，正是营造多元权力制衡机制的有效途径。社会中究竟有多少经、多少脉、多少穴?这些问题大概应该交给社会学家去考虑了，这里只想提醒社会学家适当借鉴中医理论和周易理论来考虑问题罢了。反腐就象西医，铲除毒瘤、割去腐肉只能治标，恢复元气，恢复健康，还靠中医中的阴阳调和。

看到这里，高文化关上电脑陷入了沉思，他为中国文化的现状和未来而担忧。文人做为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总是以无与类比的崇高来激励自己，以大无畏的精神与不良人性做斗争，以声嘶力竭地呐喊来洗涤尘世、净化灵魂，可是究竟又能产生多大的实际效果呢?中国文人桀骜不驯，却又长着一个聪明的脑袋，因此也常令历代统治者头疼。但毕竟笔杆玩不过枪杆，统治者理屈词穷的时候还有一招：灭了你，看你还敢不敢炸刺!重视文人和坑杀文人都是一个目的：组织需要。一个杀气重重的国家机器你和他讲什么道理?这不等于与虎谋皮、与狼共舞、与蛇蝎同眠么?加上真小人、伪君子拚命鼓捣，搅起一池子的浑水，使清者不清，浊者自浊，大家都在一个池子里混，还较什么真?我们的文化传统成了“遵命文化”，我们的文学也成了“奴才文学”，除了拚命歌功颂德，还能做些什么?文人的生存更加艰难，文人成了无根之花、无本之木。一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史，就是一部中国文人的屈辱史、发愤史。高文化弄不清中国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处在一个什么地位或者应该处在一个什么地位，但他知道历代统治者对文人向来是需之即召，挥之即去的。文人们要是不满，字里行间闹点情绪，对不起，斩尽杀绝，看谁还敢说个“不”字!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文字狱，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可悲的是，中国还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敢站出来拍拍胸脯说，请吧，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更可悲的是，中国制造了那么多的文字狱，也没能把历代这些文人们给吓住!每到紧要关头，总是这些文人们冒着掉脑袋的危险，该上疏的上疏，该揭露的揭露，该讽刺的讽刺，该挖苦的挖苦。虽然不拿皇权当回事，也等于是拿着自己的脑袋当球踢!

文人属木，当官的属金，根据五行相克之说，金克木，所以当官的与文人打交道，文人最痛苦，而且很无奈。始终都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当官的总是以权压人，以利制人，文人在这种环境下只有无奈地接受，不痛苦才怪。既然金克木，那么谁生木呢?是水，谁又属水呢?是商业。所以文人多与商人接触应该是文人自强自立的首选。文人真该向商人学习，学习商人永久性的自足和持续性外在的谦和、内在的强硬，文人不是谁的附庸，文人应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该是古今文人向往的境界。商人讲究和气生财，商人不会强权压制，但商人有他们难以超越的极限。商业要想得到长久稳步持续性地发展，必须靠一种理念和精神来支撑，而且要上升到思想的高度。我们以几百年前红极一时今又衰退的晋商为例，看一眼山西乔家大院的气魄和平窑古城的恢宏气势，我们都无不为之惊叹，连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夫人——宋霭玲都惊叹它生活的奢侈，宋霭玲的见识还不够广吗?但是正是创造了乔家大院和平窑古城的这些山西商人却无法超越自己人格结构中脆弱的一面，经常遇到自信的边界。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辨的历史理由，严密的哲学思维、精微的学术头脑似乎一直在躲避着他们。他们已经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但社会改革家却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们冷落在一边。说到底，他们只能靠钱财发言，但钱财的发言又是那样缺少道义力量，究竟能产生多少精神效果呢?而没有精神效果，他们也就无法建立内在的精神王国，即便在商务上再成功也难于抵达人生的大安详。

这些商业实务上的成功者正是没能找到自己人格上的文化坐标，才没能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一群缺少皈依的强人，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大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他们的出发地和终结点都在农村，他们能在前后左右找到的参照物只有旧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他们的人生规范中不得不融化进大量中国式的封建色彩。当他们成功发迹而执掌一大门户时，封建家长制的权威是他们可追摹的唯一范本。于是他们的商业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时还会走到自身优势的反面，做出与创业时判若两人的作为。这一切，正是山西商人在风光百年后终于困顿、迷乱、内耗、败落的内在原因。

但是山西商人却给文人做出了表率，他们坦然从商，从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那时“士、农、工、商”是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定位序列，商人处于末位，虽不无钱财却地位卑贱，与仕宦官场几乎无缘。“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做商人妇”，可想而知商人的地位如何。而晋商成功后，连雍正皇帝也认为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与别处不同，竟是：商、农、伍、读书。在这种独特的心理环境中，山西商人对自身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把商人做纯粹了。

商业需要文化的提升，文化需要商业的支撑，文人的窘境和商人的需要加上水生木的冥冥安排(权且这样说吧)，我想文人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将自己融入商业大潮，使水与木的关系得到充分展示，抛弃虚伪的光环，远离政权，独立自强，自我发展，应该是新世纪文人的有力宣言。

不优化整体国民人性，中华民族决无可能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是每一代中国人的历史职责。这里权且提出一点建设性意见吧，首先要勇于承认中国人性的弱点，要大宣传大揭露，矫枉过正，猛击一掌，让为者知耻，观者鄙视。必须以此进行思想文化大洗礼，方能实现民族意识的升华。其次要致力于经济文化大发展，大力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用文明“返哺”人性。再次，一定要完善社会管理方式，使其成为不良人性的滤清器和优秀人性的孵化器。可以认为，中华民族以其智慧和勤劳而具有大国显著的创造力，只要赢得和平发展环境和拥有一个高尚睿智的领导集团，就会相应程度地推动经济文化发展，从而促进人性与社会的和谐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