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开发我的未来:茶仙朱熹

朱熹的一生其实是注定了要与茶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其祖籍婺源自古就被誉为茶乡，早在唐朝，陆羽就在其所著《茶经.八之出》中称“歙州茶生婺源山谷。”《全唐文》载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中称：“太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赁最多”可见在唐代，婺源就是著名的茶区了。《宋史.食货志》载：“顾渚之紫笋，毗邻之阳羡、绍兴之日铸、婺源之谢源、隆兴之黄龙、双井，皆绝品也”，亦可证明宋代时，婺源已经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绿茶精品产区了。据《中国通史简编》载：“公元793年唐德宗开始税茶，凡产茶州县都设官抽税，十分税一，本年就得税钱四十万，此后茶税渐增，唐文宗时特置榷茶使”这说明唐代茶税是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而茶院府则是专门设置的征收茶税的官职。

朱熹《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序》曰：“吾家世居歙州歙县之篁墩……唐天祐中，陶雅为歙州刺史，初克婺源，乃命吾祖瑰领兵三千戍之，而督其征赋，是为制置，官制茶院，子孙因家焉。”实际上，促使朱瑰奉命由歙迁婺，是因为刺史陶雅暴增民赋，婺源制置汪武散私财，立营对抗陶雅，虽然其后遭到失败被杀，但此后婺源的税赋因此一直要低于徽州其他五县。此事在《婺源县志.食货公赋》有记载：“……惟婺源税则稍异，以婺源邑人汪武所据故陶雅，不得有所增，然雅以天福三年缚武于军则……（婺源税则）较之五邑则轻，较邻邑鄱阳、乐平则已为重矣……”此事《徽州府志》中也有记载。这说明由于有了婺源人汪武的抗击暴赋的行为，使得作为刺史的陶雅，在对待婺源的税则上，起初采取了轻于徽州其他五邑的安抚政策，但随后不久就乘机杀害了汪武，才有了奉命由歙迁婺的朱瑰。其职责之一是替代汪武的制置之位镇守婺源，而以武将官居茶院府，则是说明了朱瑰的另一重要职责，是负责加强产茶区婺源以茶税为主的岁赋征收。

与朱瑰与茶税的紧张关系相比，其十世孙朱熹与茶的渊源则显得洒脱多了。宋靖康之难后的第四个春秋，建炎四年（1130）九月十五日，朱熹降生于尤溪郑宅，即郑安道的溪南别墅，后改为溪南书院。时民间有“洗三朝” 之俗。即在孩子出生三日后，请“接生婆”用茶叶、艾叶、石菖蒲煮水，为婴儿沐浴，婴儿再更衣方可见客，谓之“洗三朝”。郑安道即以宋代贡茶名品“月团”作题，为乳名“五二郎”的朱熹咏诗曰：“风山团饼月朣朦，老桂横枝出旧丛。小友他年春入手，应知蟾窟本未空。生朝乐事记当年，汤饼何须半臂钱。吾辈自知樽有酒，肯令辛苦更冠儒。学子三朝寿一壶，百年歌好笑撚须。厌宾已识天公意，不忍回头更指渠。”诗中满含祈望这三朝的孩子“他年春入手”蟾宫折桂之意，博取功名。却不料事与愿违，虽然成功地蟾宫折桂、博取功名的朱熹，却选择了“始小学，终大学，真源脉络，统圣贤体用之全。”虽是如此，但郑安道的“月团”赠诗，却开始了朱子一生与茶的不解之缘。

据《朱文公全集》记载：“朱子年少时，曾戒酒，以茶修德，用茶可以明伦理，表谦虚……”在五夫里生活学习期间，在致友人的书信中，朱子云：“近日一种向外走作，心悦之而不能自己者，皆准之酒洌，戒而绝之，似觉省事。”以茶替酒，心神“似觉省事”是其品饮香茗的真切感受了。当时武夷与婺源一般无二，亦属茶乡，乡邻待客，亲友往来，亦以茶为相敬，风气使然，当时的一些寺院流行茶宴，名流学者，风雅之士，纷纷慕名前往。朱熹与五夫里开普寺住持圆悟大师，常一起品茶论学，互通有无，逐渐成了情深义笃的忘年之交。以至于圆悟大师圆寂时，朱子不胜悲切，以诗唁之：“一别人间万事空，焚香瀹茗恨相逢。不须更活三生石，紫翠参天十三峰。”

朱熹一生中，始终以粗茶淡饭度日，并以此为乐。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甘于清贫的性格，同样在日后被人们捧为圣人的朱熹身上得到体现。他为自己确定的生活准则是：“茶取养生，衣取蔽体，食取充饥，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一次朱熹来到女儿家，女儿未有佳果款待，只得以热茶、葱汤与麦饭侍奉父亲，并自愧不已。岂料朱熹津津有味的吃完后，赋诗一首“葱汤麦饭俩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饮时。”

古人饮茶，其目的大都不在于满足解渴、疗疾、去腻等生理需要，更注重的则是茶所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乾道六年（1171），已41岁的朱熹在自己非常喜欢的崇阳交界处，修筑了“晦庵”草堂。即便是每日里在忙于著书授道，朱熹还是在草堂之岭北培植了百余株茶树，以“茶坂”名之。并时常携篓去茶园采茶，并引之为乐事。他还赋诗“茶坂”云：“携篱北岭西，采撷共茗饮，一啜夜心寒，跏跌谢衾影。”年青时痛失茶友圆悟大师的朱熹，显然在云谷山麓的休庵找到了新的茶友，在写给该庵住持的《题休庵》中，他题道：“别岭有休庐，林峦亦幽绝，无事一往来，茶瓜不须投。”意思是极其珍贵的茶茗是不能用来相互赠送的，而只可以共同品饮，才能以之为趣。淳熙五年（1178）朱熹在参加其表兄邱子野的家茶宴时，即席赋诗曰：“茗饮瀹甘寒，抖擞中气增，顿觉尘虑空，飘然悦心目。”朱熹在武夷山兴建武夷精舍，授徒讲学，聚友著作，斗茶品茗，以茶促人，以茶论道。他的《咏武夷茶》令武夷茶名声大振，也一直流传至今。其诗为：“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取灵芽余自栽。地僻芳菲镇长在，谷寒蝶蝶未全来。红裳似欲留人醉，锦幛何妨为客开。咀罢醒心何处所，近山重叠翠成堆。”

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是由历代的文人雅士创造、总结并规范出来的，历代的文人雅士们在品茶、咏茶、和创立茶学说、茶理论的过程中，在竭力促使中国茶文化走向统一和规范的过程中，必然要融入封建思想中的道德文化理念，这一点在终生著书立说、讲学倡道的朱熹身上也充分得到了体现。在他的许多传世文献中，有不少是以茶论理的。如在武夷山三贤祠前，朱熹留下了“山居偏隅竹为邻，客来莫嫌茶当酒”的题联。在多年与茶的不离不弃中，朱熹品出了茶与道的相通之处，阐明了“理而后和”的大道理。《朱子语录.杂类》载：“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荼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天下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

朱熹死后，世人对朱子及其成就极为推崇，特别是封建帝王出于执政的需要，使得在死后的朱熹获得了惊人的荣耀：宋嘉定二年诏谥“文公”；宝庆三年赠“太师”；绍定三年封“徽国公”；咸淳五年诏谥“文公阙里”于婺源；元至正元年诏立“徽国公之庙”；崇桢十五年诏称“先儒朱子”（后改称“先贤”），列于汉唐诸儒之上；清康熙五十一年诏升“先贤朱子于十哲之次”，定文庙春秋祭祀等。于是，作为圣贤人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朱子被捧上了神坛，处于高不可攀的神圣地位。然而我们纵观朱熹的一生，却大都是在清贫和没落中度过的。朱熹曾经为官，但却甚不得志，虽然曾任左迪功郎、武学博士、朝奉郎、朝散郎等闲职，但从主管台州崇道观、武夷山冲佑观、华州云台观、西京崇福宫、西太一宫、南京鸿庆宫，再到庐山白鹿洞，朱熹更多的人生经历是在清贫的讲学授道中进行的。即便如此，庆元三年，韩佗胄擅权，排斥赵汝愚，禁道学，朱熹受到“庆元学案”牵连，最终还是被革职回家。

自生至死，朱熹始终与茶不舍不弃、生死相系。即便是在已受“庆元学案”牵连的朱熹，当应友人之邀，为之题匾赋诗。为不累及友人，又不忍拒绝，于是，题写完毕后他改用“茶仙”署名。庆元六年（1200）春，重病中的朱熹，在为南剑州一处景点题写“引月”二字后，亦署名“茶仙”。莫非是仙者终是要羽化升华的，此后不久， 一代理学大家朱熹盍然病逝，享年70岁，其所题之“引月”竟成绝笔。而羽化了的朱熹也最终成就了仙业，成为了万代宗师的圣贤，走上了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文化中的神坛。

——摘自残弓文集《随缘踏歌》原载《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