椿三十郎 百度云:胡绩伟自述(十三)星芒社──反动派的肉中刺

   《星芒报》（三日刊）的出版，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年轻的母亲，第一次生下了自己的孩子那样，内心充满了欣慰和幸福感。它一出世就受到读者的喜爱，因为它的天性就是招惹人喜爱的。它的“天性”就是我们办报的宗旨：“要使识字少的人能够看得懂，不识字的人能够听得懂。”正是基于这种报纸群众化的方针，这个新生的“婴儿”不仅需要主办者、编辑者以及作者和读者去抚育它、培养它，而且，它一诞生就开始承担为读者服务，也是为人民为国家服务的神圣职责。

    它是一张八开的小报。作为报纸来说，是最小最小的报纸。当时的纸张、印刷条件都很差，纸张是半手工业生产的黄色土纸，印刷是很简单的半手工的小机器，印出来的报纸同现在出版的报纸根本无法相比。但是，它正像一个穿着打补丁的土布衣衫的乡村姑娘一样，不仅是她的眉眼可爱，更主要的是她那颗为国为民的赤诚的心，更令人可亲可爱。

    《星芒报》的鲜明而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摆脱了当时一般报纸那种半文半白的新闻语言，完全用白话，用群众熟悉的日常用语，并且尽可能地用四川的普通话，来表达新闻的内容。当然我们也不用那些很难懂的方言俚语，而是对那些四川人普遍喜欢用的熟语、成语、谚语和歇后语，都是有意采用的。因而，《星芒报》读起来或者听起来川味很浓，像川菜一样，吃起来相当安逸。

    摆脱当时流行的老一套的新闻腔，还得到政治上一个好处，就是摆脱了国民党中央社对新闻和社论中那种惯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我们不仅用老百姓的语言习惯来写文章，而且还用老百姓的眼光、看法和心意来写文章。这样，这个小报就不仅使老百姓读着顺口，听着顺耳，更重要的是合乎老百姓的心意，听着顺心顺意，拍手赞成。我们仅有的几个编辑人员，努力争取从内容到形式都够得上是老百姓自己的报纸。

    报纸的宣传中心自然是抗日救国，每期的头条都是三天来抗日战争的进展战况和最新消息。那时，正是台儿庄大捷，报纸连续不断地及时报导了这次战役的来龙去脉，对这次战役在抗战全局意义的分析和前途的展望，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简单明缭地加以阐述。为了帮助读者真正看懂，还配有战况地图和漫画，还专设一个“不懂的字眼”的专栏，对有关的人名、地名、新名词、成语、典故和有关的历史进行简要的解释。

    每期头条地位的抗战综述的稿子，大都是由我负责撰写的。写这类稿子，要求很严格，战争新闻要快，要准确，因此不仅要翻阅几种报纸和通讯稿，还要查阅有关资料。如何下笔，又得费心费时的字斟句酌。那时，写作条件很差，又正逢酷暑季节，日日夜夜，挥汗如雨，也要完成这份苦差事。

    我们曾经大力促进和热烈欢送四川军队开赴前线抗日。《星芒报》也突出地宣传川军抗战的情况，特辟了一个“前方来信”和“无法投邮的家信”专栏，前者是发表将士们的来信，后者刊登川军家属写给前方亲人的家信，用以勾通川军前后方的联系。

    为了用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的谎言，在每期的抗战新闻中，总要注意及时报导华北、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绩。

    《星芒报》宣传抗日救国的指导思想，是动员全国各地区各族人民人士各阶层积极投入抗日战线，打一场全民族全方位的战争。因而除了宣传抗日前线的战况和全国支援前线的行动以外，还注意宣传改革专制的政治制度，提倡民主自由，宣传废除苛捐杂税、提倡改善人民生活。我们注意刊登各地群众的来信，反映他们的苦难生活和保甲长的敲榨勒索。《星芒报》设有“生活报告”专栏，有意地反映工人农民和家属生活的困苦情况。我们用“跑街先生”作笔名开辟“街头访问”专栏，采访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从他们口里反映穷苦人的呼声。特别受到欢迎的是“假衙门”专栏，由假法官“张公道”判案。在国民党和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劳动人民的冤屈苦难太多了，可是“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人民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星芒报》开设这个“假衙门”专栏，告状的是真人真事，被告的是那些贪官污吏，但审案判案是假的，判决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它为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申冤出气伸张了正义，而且也造成一种社会舆论，刹一刹那些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的威风。报纸一出来，好多人都争着看，认为虽然是“假衙门”，也总算为老百姓出了一口气。有的小孩子看了“假衙门”，也自称“张公道”，和小伙伴们扮演审判贪官污吏的游戏，他们恨哪一个脏官，就审判哪一个，大人看了也很解气。

    《星芒报》还设有“青年公园”、“妇女园地”、“小战士的吼声”、“老百姓茶馆”等专栏，刊登的都是各界人民的呼声和老百姓的街谈巷议，都是从大量来信来稿中选出来的。

    星芒报特别注意运用各种民间文艺的形式来表彰和歌颂抗日战争中英勇杀敌为国立功的英雄故事，如金钱板《大战台儿庄》、时事弹词《义勇军之母》小调歌谣《送郎出山》、儿歌《买抗日糖》等，特别是长篇连载的评书《华北五英雄》，这是著名的通俗小说家冯诗云用“磨刀人”笔名为我们写的，每期刊登七八百字，吸引了很多读者，好多人就是专为读这个评书才每期都购买《星芒报》的。
   
    小小的《星芒报》很快就成为星芒宣传团和其他宣传团体的宣传材料，也成为很多民间艺人的演唱兰本，成为遍布成都大街小巷、大小茶馆里谈抗战、讲民主的议论依据。四川很多县纷纷成立“星芒报读报组”，读报组中的积极分子还推销报纸，组织别人读报，有的也成立宣传组，拿报纸上的材料去演唱宣传。

    《星芒报》很快由三五千份就突破了一万份，有时接近两万份，这在四川当时的报纸发行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星芒报》活跃在广阔的四川抗日救国运动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一支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力军。

    这时期，在共产党四川省工委的领导下，成都和四川的救国运动发展很快，声势浩大。星芒社、群力社、大声社、妇救会、工抗会等也都成立了宣传团，四川几个大学就组织了四个势力雄厚的“抗敌宣传团”。由戏剧界著名人物组织的“抗敌话剧团”、“影人剧团”、“四川旅外演出队”等文艺团体，到成都和四川各地公演，《放下你的鞭子》、《流民三千万》、《抓壮丁》等话剧深入人心。党所掌握的报纸《四川日报》、《新民报》、《时事新刊》和党中央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的发行量大大增加。有力地激发了四川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推动着四川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促成十万川军奔赴抗日前线。

    面对蓬勃发展的成都抗日救国运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深入人心，国民党反动派感到惧怕和恐慌。这时，四川地方进步势力在刘湘带领川军出川以后，也产生了分化，一些地方势力派也同国民党反动派沆瀣一气，又加强了惯用的压制手段，连以国民党省部为大本营的、盛极一时的“四川省抗敌后援会”也强制停止活动，先后制造了震动一时的“郫县事件”、“川大稻草案”和捣毁“星芒社”的严重事件。

    一九三八年二月，群力社宣传团十二人到彭县、新乐、郫县宣传台儿庄大捷。当宣传团到达郫县时，国民党郫县政府扣押了宣传队员，不准演唱，而且用武装押回成都。成都共产党组织发动各救国团体派出代表几百人到车站迎接，经过斗争，迫使国民党省政府释放了群力社全部宣传队员。

    紧接“郫县事件”，在三月份又发生了“川大稻草案”。修筑凤凰山飞机场的民工，为了早日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夜战在工地上，生活条件很苦，睡在地上连稻草也没铺。“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发动全校师生捐献了３８５元，买了一万斤稻草送到工地，表示对民工的慰劳。在川大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捏造事实，诬告后援会的领导人康乃尔和王怀安贪污捐款，诬陷进步教授黄宪章是后台，并将黄逮捕。经过据理力争，成都地方法院终于判决康、王无罪，释放了黄教授。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又一次失败了。

    捣毁“星芒社”发生在五月五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天府中学校长肖寿眉，是四川军阀杨森的妻舅，大川银行的老板。他是国民党特务的一个头目，是反苏反共的顽固派。天府中学教员张克林，是位老国民党员，他从青年时代就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藏有《孙中山和列宁》一书。他曾经作过中央军校的教官，作过杨森二十军的秘书长。当时，他是星晨外文学校的校长，在天府中学兼任历史地理课教员。当他在教授史地教科书的“苏联之部”时，肖校长就出面干涉，要他停止教授“苏联之部”，说什么：“苏联是我们的敌人，如要讲，则应持攻击的态度。”张教授对此很反感  ，向肖校长提出抗议书，还写了《致天府中学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他把这封公开信送给“星芒通讯社”，要求发给成都各报纸刊登。五月九日，成都《新民报》、《四川日报》、《华西日报》等主要报纸都登出了这封公开信。信中不仅公布了肖校长阻止他上苏联课的反苏言论，而且还揭露了他平时在学校散布的许多对抗日战争的消极言论。肖寿眉看到报纸后，大为恼火。他马上在纪念周的学生大会上进行煽动，说这则新闻不只是关系他个人的事，而是诋毁了天府中学的名誉，是侮辱全校一千多同学的人格。他讲到这里，故意向学生发问  ：“应该怎么办？”有的学生在下面喊：“打！”肖校长对此不但不阻止  ，还要各班推举出三个代表来商量。当天下午四点钟，在某些学生代表的鼓动下，纠集了两三百学生  ，身穿校服，由教官带领，列队向祠堂街进发，声称要去“质问星芒社”。

    祠堂街三十三号的两间门面是战时出版社开设的书店，楼上租给星芒社作为编辑部的办公室，后院是星芒社的宣传团、图书馆、读书会的活动场所。正门挂的是战时出版社的牌子，只在侧门挂了星芒通讯社的牌子。

    天府中学的学生队伍到了祠堂街，拥进战时出版社的书店。出版社的负责人告诉他们，星芒社在楼上，书店与星芒社是两个独立的单位。他们不理，二三百人把书店挤得满满的。星芒社的负责人蒋慕岳赶紧出面接洽，请他们派出代表上楼去商谈。很快，警察局、警备司令部和宪兵司令部也来了人。警察劝学生退出出版社的书店，他们不退，警察只好把其他人劝走，留下全是穿校服的天府学生。

    这时，张克林先生也来了，学生们一见他，高喊“打张克林！”有人拥上就要动手。警察赶紧阻拦，劝学生不要打人，让张先生上楼。有的学生就骂警察是汉奸，把警察的胸章撕下，举手就打，其他学生也喊打。一个胸前佩带证章，嘴里镶着金牙的“学生”跳上书店的柜台，用手一挥，高叫一声“打！”，挤在书店里的学生马上乒乒乓乓地大打出手，掀翻柜台，推倒书架，把书店的招牌砸烂。一时间好好的一个书店被砸得一片狼籍，书在人们的脚下乱踩，门窗被砸烂，满街都是碎玻璃。围观的群众说：“这哪像学生干的事！真是有辱斯文。”

    这时，我正站在楼梯口的隔墙边，半个身子在外面，半个身子在里面，伸着头在仔细观察这场“武打戏”的上演场面。忽然听得“呼”的一声，一个学生抡着一块木板猛地向我打来，我赶紧把整个身子躲在隔墙里；如果我不是耳灵眼快，躲过这一飞板，至少也得落得头破血流，惨遭毒手。在这种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几个军警也显得无能为力，只好站在一旁看着。天黑下来，不知是谁打烂了一个灯泡，这才清醒了书店店员，把电闸一拉，店里一片黑暗，学生们把书架书柜拉到街上去继续打砸。

    楼下打得凶狠的时候，楼上谈判也进行得十分激烈。星芒社的社长蒋慕岳对我说，这事是由于星芒社所发的通讯稿引起的，由他和方白非（通讯稿的负责人）去同他们谈判，叫我不要出头，我才得以站在楼梯口观战。谈判开始不久，肖寿眉也赶来参加，有时两人唇枪舌剑，争论激烈。星芒社社方要求肖寿眉道歉赔礼，向出版社赔偿损失，天府校方要求星芒社发表更正，向学校赔礼道歉。星芒社一再声明新闻报道没有错，更不能道歉。双方相持不下，反复争论。这时，楼下仍然打得噼哩啪拉，喊“打”的叫声十分猖狂，警方提出要肖寿眉收拾局面把学生撤走。肖寿眉耍了一个花招说，现在无法争出你是我非，最重要是平息学生愤怒，劝他们撤回学校。他劝社方暂时答应学生要求，同意更正道歉，“先把学生哄骗回去再说。”社长蒋慕岳考虑，这样闹下去不是办法，青年人容易被煽动，被利用，容易被冲昏头脑，失去理智。街上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交通也中断了。还听说学生中有人带了手枪和炸弹，这倒不是我们怕打，而是想到事件扩大对国家不利，对市民不利，所以星芒社暂时答应学生要求，把学生“哄”回去以后再说。

    这样，肖校长下楼“哄”学生说，“星芒社答应更正道歉，谈判结果圆满。”于是在他的带领下，学生才喊着口号，唱着歌，列队撤离祠堂街。他们原来计划还要去打新民报。听说新民报所在地春熙路已经戒严，断绝交通，肖寿眉只好把学生带回天府中学，这场“武打戏”才算收场。

    星芒社当然不能公开更正，更不能道歉赔礼。第二天，五月十五日，星芒社社长蒋慕岳和战时出版社社长杨道生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了打星芒社和捣毁战时出版社的事实经过，也介绍了谈判的情况和结果。省政府秘书沈天泽先生自愿出面调解，而且已经达成协议：由肖寿眉向星芒社、战时出版社和张克林先生道歉，并且赔偿战时出版社的损失。但是第二天，肖又反悔赖帐。第四天，由五十几位新闻界知名人士签名，并派出十一名代表向省政府王主席和绥靖公署邓主任请愿  ，要求严办肖寿眉。第五天，绥署派交际科马科长到星芒社，说他愿意担任调解，劝我们暂时作文字上和法律上的休战，静候合理解决。我们为了尊重当局的意旨，当即表示“只要赔偿战时出版社的损失。只要当局能顾念到今后新闻界、出版界的合法权益，在抗日第一的前提下，接受马科长的调解意见：新闻界暂时停止对肖寿眉的批评  ；战时出版社也把贴出的声讨肖寿眉的布告撕下来，把任人参观的被摧毁的书籍和家具也收存起来。但是肖寿眉却不买绥靖公署的帐，在报上大登启事，骂星芒社发表的文告是“汉奸言论”，污蔑这次事件是星芒社、战时出版社和张克林三位一体的阴谋，是张克林自买自卖的把戏。第七天，马科长招待各报社负责人，提出三点调解原则：第一，由肖张两人向新闻界道歉；第二，由肖张两人赔偿出版社的损失；第三，新闻界不必再与肖为难。对这三点，到会的人虽然觉得把张克林同肖寿眉同等对待是不公正的，但也表示了一致同意。谁知，几天以后，马科长说，肖寿眉还是拒绝接受，我们只好诸讼法庭，求得法律解决。

    星芒社与战时出版社正式向法院起诉。初审时，肖还承认有错，以后了解到整个政局将向右转，而且打问到星芒社和战时出版社都是共产党地下党办的。在四川反动势力支持下，他又摆出一副有恃无恐的流氓面孔坚不认错，对战时出版社也不赔偿，把责任都推到张克林身上。以后，法院对这桩案子也故意推延，经过几次催问也不答理。随着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嚣张，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事件的是非早已大白天下，成都和重庆的主要报纸都刊登了事件的原尾和调解、诉讼经过，一些主要报纸还发表了社论或评论，《新华日报》也发表了《成都天府中学事件》的社论，把肖寿眉破坏中苏关系、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粗暴行为公诸于众，使他的臭名昭著，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八月，国民党省党部通令全川：禁止人民组织任何抗日救亡团体和集会游行，并宣布战时图书杂志的审查办法，压制抗战舆论。十二日，成都市政府下令查禁抗战文艺刊物二十八种，各报的文艺副刊大多被取缔。二十三日封闭大声周报，二十八日封闭《星芒报》。

    这些反动措施并没有把成都的救亡运动压制得无声无息。地下党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继续开展救亡活动。例如在查封《星芒报》时，还同时查封了《华西日报》，并派特务去捣毁报社。《华西日报》是地方进步势力川军潘文华主办的报纸，地下党一方面通过报社内部的党员进行斗争，一方面通过统战人士说服潘文华抗拒查封命令，坚持把《华西日报》照样办下去。

    九月，地下党领导成都各救国团体召开了十万人的群众大会，拥护“国际联盟”援助中国、制裁日本的正义行为。会后，成都青年抗敌协会、星芒社、群力社、大声社的宣传团照样活动，这就在事实上抗拒和突破了当局的反动命令。我们在活动方式方法上更谨慎一些，在内容上同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关系。这年十月，排字印刷工人要求增加薪金，编辑部同志支持他们进行了三次加薪斗争，都得到了胜利。

    星芒社在天府中学捣乱以后，《星芒报》继续出版，一期也没有少出，一天也没有脱期。星芒宣传团、星芒图书馆、星芒读书会、特别是星芒俱乐部的各种活动都搞得更加红火。全川各地的星芒读报组发展得更为广泛，《星芒报》更加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很多读者为了安慰和鼓励我们继续把报办好，写来了很多热情洋溢的慰问信，有不少人还为报社捐款，无论多少，哪怕是一两毛钱，都代表着一颗颗火热的心，我们在报上刊登捐款人的姓名和捐款数目，表彰他们的爱国行为。 进入七八月，眼看局势在逆转，已经预料到《星芒报》的寿命维持不久，大家为另谋出路做了准备。当时成都有一个《蜀话报》，因为内部问题无法继续出版，停刊的日期很短，复刊不必再向政府申请登记。冯诗云认识蜀话报的老板，约蒋慕岳同那个老板商量，出了十元钱就买了他的登记证。因而在八月二十八日，星芒报被查封以后，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又以《蜀话报》的名字，换汤不换药地又出版了。这时，蜀话报的社长是叶雨苍，经理是余履新，他们主要同蒋慕岳发生关系，由他们去负责登记、立案和办理纸张、印刷和发行等经营管理，我同冯诗云负责编辑工作。今天想起来，我们当时也太幼稚，报社的社址在原来的地方，报纸的内容没有变，连报纸的编排形式也没有变，只是换了一个报头，读者一看就认出这是用《蜀话报》的名字出版的《星芒报》。

    可以想见，随着形势的变化，它的命运是不会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