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于宏洁的新人门训系列: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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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
鲁顺民
采访时间：2005年1月3日上午。
采访地点：（略）
采访对象：白××，生于1931年，山西省兴县黑峪口人（尊重采访对象，姑隐其名）。
原载《山西文学》 2010-12-23 12: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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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关
我是兴县人，我们那个村叫黑峪口，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古渡口，古镇子。我们村里在兴县乃至整个晋西北地区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地方，一是因为黑峪口是一个商镇，是一个渡口。码头上天天有渡口船往来晋陕之间，天天有长船从上游下游运来货物，南来北往的商客络绎不绝，镇子上沿河有两条街，店铺林立，光大的药铺还开下三家，下来饭店、商铺有一二百家。镇上隔一天一集，繁华得很。再一个重要原因是，黑峪口有很浓厚的读书风气，家家子弟都念书，人说黑峪口街上拾粪的都是个高小毕业，这一点也不夸张。村里很早就有了高小学校，叫做兴县二高，校长为
不仅男孩子读书，女孩子也不例外。刘少白在办二高之前，曾经办过一个女校，学校共有38名女学生。因此读书风气很浓，家家户户都把培养子弟读书当作头等大事。我读二高的时候，村里有办法一些的人家，就把子弟送到西安、太原去深造，当时太原的第一师范有5名，国民师有3名，其他就读于晋山中学、成成中学等学校，合起来有20多个。
二高里有不少贫寒子弟，这些贫寒子弟都由校长
学生毕业之后，考师范，学生意就是出路，好一点考个官做，那就有出息了。从二高毕业之后，学生们大都到外地工作、谋生，在外面的人真不少。1958年，村里想办些实业，在外的本地干部寻求帮助，共有160多名在外干部，集了1万多元，那时候的1万块钱哪！黑峪口在外工作的人中，共有4名省部级干部，县处级干部那就更多了。这都是浓厚的读书风气濡染的结果。
我的父亲毕业于太原第一师范学校。上师范管吃管住不收学费，是寒门小户人家子弟的首选。父亲毕业之后，先后在岢岚县和兴县魏家滩教书。在黑峪口，像我父亲这样在外面教书谋生的也不在少数。但是，1943年他就去世了。那一年我13岁，正好高小毕业。我是长子，兄妹四人，父亲这一去世，到外面念师范的这点希望就彻底破灭了，只好回家帮助寡母撑起这个穷家。
家里既没有地，我也不会种地，但不要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黑峪口有商业传统，人也相当杂，在这里居的有湖南人，内蒙人，山东人，还有北京人，本省晋中的商户在这里定居的也不少，除了商户，大部分耍手艺做小买卖度日谋生，有木匠、铁匠、铜匠、炉匠及码头上的水手和搬运工。镇上1400多口人，有一半以上的人不会种地，黑峪口的人不种地不会种地并不奇怪。怎么办？在家里和母亲一起纺线织布，然后到集市上卖掉。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就靠纺线织布，居然把一家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不作难，不受制。
我们村里的人情相当好。其实我们家是外来户，我爷爷手上从山上一个小村子迁到黑峪口。黑峪口是码头地方，不排外，不欺生，在黑峪口从来没感觉到我们是外来小户，而且大家都很团结，谁家有个难处，大家都力所能及给予帮衬。所以，父亲去世之后，我们家的生活也没有感觉到有多难。
村里杂姓多，大姓是任、刘两家。任家世代出过十来个秀才，前清的时候还出过一个举人，任家老大任捧瑞是当地名医，也是开明士绅，1942年随牛友兰、刘少白率领的“晋绥士绅参观团”到过延安。刘家就不必说，也是诗礼传家的大户，任刘两家还是姻亲，刘家老大刘少白和任家老大是连襟。
刘少白是前清的贡生，山西大学毕业。老汉在旧时代官场上干了好些年，后来在天津由王若飞和安子文介绍入党，入党时间很早。他
刘少白常年在外边工作，担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经常不在村里，我那时候小，很少见到他，一个清清瘦瘦的老汉，很和气。倒是我跟他的侄女是同学，所以对他家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两户人家都是很开明，思想非常进步。刘少白不必说，就是任家的任捧瑞，也是相当开明进步的。他少年失怙，父亲早丧，他就劝母亲趁年轻改嫁，这在一百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他儿子得了不治之症，别人劝他说请请神官巫婆看一看，他顿时大怒，说他就是死也不能请这些人。当然他儿子后来还是死了。
这种开明的风气影响下，我们村里的风气很正，村里都崇尚简朴节俭，不事铺张，就是红白事宴也很简单。我在繁峙当县委书记的时候看到人们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花在这些事上很不理解，也很吃惊。我们村不，即使是任刘两家大户办喜事，人家请个三五桌人就办事了。而且村里一千多号人，脑袋里的迷信思想也很淡薄，举个例子，别的地方最忌讳把死在村外的人抬回村里，我们那地方就没有这个禁忌，人在外头死了，抬回来放在哪里谁也不会说什么，仪式也相当简单。
黑峪口得天时地利人和，在晋西北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可惜，在1940年之后就开始衰落了，先是日本人一把火把镇子烧了大半，后是黄河水泛滥，把黄河滩底2000多亩水地全吃掉了。尽管如此，到晋绥根据地在兴县落脚的时候，黑峪口还一直保持着相对繁荣的景象。
二、刘象坤之死
1947年4、5月间，土改工作团进驻黑峪口，我那一年17岁，是村上的民兵。工作团团长是段云，当时任晋绥分局研究室主任，后来长期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副团长胡健，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团员有《晋绥日报》的孙振业、李洪生，还有一个女的叫冯佩珍，总共7、8个人。
工作团进村之后，就开始宣传土改政策，发动群众，这样弄了几个月。到阴历七月，土改运动一下子就达到了高潮，让人始料不及。阴历七月十四，开批斗大会，主要是斗争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
那一天，行政村8个自然村的群众几千人都来开会，会还没有开了一半，刘象坤就被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捧子我一石头给活活打死了。贫农团都是些年轻后生，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在场，人多，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人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这个事情，《晋绥日报》以《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为题作了报道。
刘象坤被打死那一年也就是六十出头，哪能经得住打？其实，这个老汉也没有什么积怨，乡评也不错，是一个医生，村上的人一有病就找人家老汉看病，不知道怎么就被当成恶霸斗争了不说，还被那么多人围上去打，打得风雨不漏。事后看，加在老汉身上恶霸的名声实在是贫农团的那些人胡咬嚼，他算个什么恶霸？他也不过就是有几百亩山地和一些枣树，财产也不多，外头名声大，其实富裕不到哪里去。
但刘象坤有一个毛病，有大烟瘾。刘家弟兄三个，老三早夭，刘少白很疼爱刘象坤这个弟弟，刘象坤经常到蔡家崖他哥哥那里，刘少白也经常接济他一些东西和钱财。斗争大会上，贫农团揭发说，有一次，刘象坤到边区政府找刘少白，趁刘少白不在，拉开抽屉把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大红印章给偷回家里了。这个事听起来很可笑，大半也是那些人在胡说八道，反正是怎么把他说成一个恶霸怎么来。
刘象坤被打死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段云在台上讲话，讲话中间他说，刘象坤的儿子刘武雄，也在“三查”中被清洗出了干部队伍，将交回村里由群众斗争。他的话音刚落，刘武雄就回来了。刘武雄1932年就入了党，参加革命，在土改中的纯洁干部队伍的“三查”中没有过关，被开除了公职，开除了党籍。打死他爹那天，他正灰溜溜地从蔡家崖回来了。
刘武雄回来就碰上了批斗大会，连家都没有回，就直奔会场而来。他接住段云的话茬，在台上也讲了一番话。他讲话的时候，刘象坤已经在台下死掉了。他讲的原话忘了，大意是他受他恶霸老子的连累，现在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话也不多，他讲完话就跳下台，从民兵手里接过一把刺刀，冲他老子尸体胸口上捅了两刀。
运动把人弄成这个样子!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和老子划清了界限。事后想想，当时把人整成那样子，武雄可能是怕他老子活受罪才那样做的。
斗争大会结束之后，刘象坤的尸体被人用绳子拖着，扔进黄河里。
刘武雄被清洗回来之后，他一个大户人家子弟，什么也干不了，一家老少五口人，生活没有着落，邻居说你快到街上卖饭吧。后来我在街上看见他还真的卖了两天饭。这个人后来的结果也不大好，一年之后“纠偏”恢复了他的公职，但党籍一直没有恢复，到1980年左右才平反昭雪。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斗争大会上，贫农团向工作团提出，清算了刘老二，他的后台是刘老大，要求工作团把刘少白也揪回来，要进行说理清算。
三、向刘少白说理斗争
阴历七月十四定下向刘少白说理斗争，不几天刘少白就从蔡家崖给揪回来了。老汉让他的马弁押着，不骑马不坐轿，生生走了五十多里路。
刘少白被揪回来之后，就被关了起来。
关他的地方是一孔窑洞，里面已经关了二十多个人，都是定为地主富农的那些人，男女老少二十多个人就关在这一孔窑里。我当时是民兵，站岗，看守着这些人。
我跟刘少白的儿子刘义成是高小同学，老人也认得我，刚关进来的时候，他的表情也很平静，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他侄女刘佩雄和女婿被允许进来看望他，给他送饭吃，递个汤，买个饼子，还送来被褥，老汉在那么拥挤的窑洞里只能靠着墙斜倚在那里休息。
有一天他跟我说，这么长时间看不到报纸，让我找段云说一说，能不能给他送些报纸来。
我找到段云，把老人的要求给段云说了，但段云不答应。我说我已经给老人应承了，回去怎么给他说？段云让我告诉刘少白，现在不适合看报，以后再说。
回去给老人如实相告，老人脸上的表情很不好，也没有说什么。关到十几天头上，老人明显表现得有些紧张，脸色一天比一天不好看。
跟他关在一起的地主富农们，天天让贫农团提出来审问，让交出浮财来。贫农团的人在另一眼窑里烧红烙铁，让他们交白银交大烟，交不出来就烫，用鞭子抽，用棒子打，关押人的院子里天天鬼哭狼嚎，惨叫之声不绝于耳，这时候我看到刘少白有些紧张，每每听到这些惨叫声，脸色都变了。
我安慰他说，不要怕，你跟他们不一样。
也确实不一样，好像分局在和刘少白说理斗争的问题上有过指示，只准说理斗争，不准打斗。不几天后，大会终于召开了。那个会要比上次打死刘象坤的会规模要大得多，方圆左近几个区的群众都来参加了，大约有一万人左右，因此称为万人大会。
在这个会上，刘少白没有受多少制，相对于其他被斗争对象，他的遭遇简直就不算什么。但是，刘少白这样一位有声有望的开明绅士，边区临参会的副议长，老汉一辈子清清白白，刚刚直直，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侮辱？在会上，他还是受到了冲击。
第一个跳上台斗争他的是贫农团团长任奴儿。（按：查《晋绥日报》，亦名任奴拉）。
这个任奴儿，从他父亲手上就给刘家做家人，负责刘家大院里的日常货物采买和打扫卫生等一些杂务，他的家也就住在刘家大院里。刘家大院是刘少白的爷爷手上修下的，人称“十六眼窑院”，院里每一进院门上都镌刻着刘少白自己编写的匾额，“平等、自由、博爱”这一类进步语句。任奴儿一家就吃住在刘少白家里，这谁都知道。不仅如此，刘家还给任奴儿娶过媳妇，在土改之前，他的媳妇不知道得什么病去世了，还留下一个闺女，这个人子承父业，一直在刘家干活。这人没什么毛病，就是懒，所以也没有恶名。大家说起来，那是个懒人。如此而已。就这么个人，第一跳上台来和刘少白说理。
他说刘少白曾经打过他两个耳光。
刘少白说：我今年六十六岁，活这么大也没有打过谁？我怎么会打你？
任奴儿上去就揪住刘少白给了两个耳光，说：你老狗日的还狡辩！
第二个是刘少白的那个马弁，也就是边区政府配给刘少白的警卫员。这个警卫员人高马大，个子挺高，他控诉刘少白曾经打过他两马鞭子。
刘少白对这个事情也予以否认。但哪里容他说话？还没待说清楚，那个警卫员手里的鞭子就朝老汉抽过去了，那两鞭子打的，下手很重，老汉当下有点站不住，身子一个劲往下蹴。
第三个是街上一个剃头匠，姓什么我忘了，大家都称他二子，年纪也不大。他说刘少白有一次在他铺子里剃头，不给他剃头钱，诬赖说把自己的眉毛给剃了。刘少白说哪里有这回事嘛。二子不由分说，揪住刘少白就冲刘少白脸上唾了两口唾沫。
刘少白一辈子也没有受过这样大的气，当下气得浑身发抖。
这个大会开了整整一上午，在这中间，工作团可能怕把事情闹得不可控制，就出来制止。以后刘少白再也没受治。回到关押的窑洞，老汉气坏了，嘴抖得说不出话，眼泪哗哗地往外流。此后，刘少白的情绪很不好。其间，他的儿子刘易成中途回来看过老人一回，当时那种形势，我也没敢见他。
那次会上，农会提出来要撤掉刘少白边区临参会副议长的职。农会就有这样的权利，可以撤工作人员的职，甚至可以开除党员的党籍。
到年底，形势好转了些，打人的事情渐渐得到了制止，刘少白的事情惊动了在陕北的毛主席，把李井泉叫到陕西批评了一顿，刘少白总算是没事了。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不是一风吹说刘少白没问题。工作团出面让刘少白交上10石小米，算是对群众致歉，也让农会的那些人能下得来台。刘少白说，我没有，我哪来的10石小米？
他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小米，40年之后，他基本上是靠工资过活的，那时候的工资实际上也就是小米。他没有十石小米，是真实的。刘少白说他没有。工作团这时候好像是充当一个调停人，在刘少白与农会之间说合，最后刘少白答应借十石小米给农会。这个结局显然让农会很满意，当初斗争你是对的，现在释放你也是对的。
后来，二女儿竞雄提了些旧衣服和纸烟回到村里，把衣服都发放给村上的娃娃们，纸烟则分散给贫下中农们抽了。这样，两方面的面子都得以保全，刘少白恢复公职，恢复了职务。
老汉在土改中受了气。实在不应该。
四、“村盖子”刘玉明
土改运动和整风运动同时进行，村里的干部们都成了审查对象。那时候贫农团有一个口号叫做挖“村盖子”，说干部们都是村上的恶霸，不仅仅村上如此，分局机关和县机关也如此。1952年我到县委办工作的时候，发现县里科局以上的干部们土改时候没有挨过打的很少。
村支书叫刘玉明，36岁，是一个很好的人，待人和气，特别有能力。在红军东渡来到兴县的时候（1938年，笔者）就参加了革命，是一个老党员。1940年日本人占领黑峪口，他带领群众往山里转移，这么多年来工作一直很不错。刚开始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他会被当作审查对象。土改工作团来村后，他还对我们说，等土改结束，农民分了地，咱们村再组织一个织布工厂，将来咱黑峪口就不一样了。谁也想不到，他还是被抓了起来。
贫农团斗争他的时候，也是开了一上午会。在会上，贫农团的人无所不用其极对刘玉明施以酷刑，打耳光，锥子扎，棒子打，打得死去活来。他被打晕过去之后，有个后生端起一块揎窑用的石头冲他的脑袋就砸了下去，哪里想到脑袋骨真是硬，这一砸，刘玉明居然突然蹦了起来，蹦起来就给那些人跪下了，他央及说：群众对我有怨恨我没意见，咋处理我也没意见，我今年36岁，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快70岁了，给我留条命行吗？
留条命？还想活？一个积极分子拿起棒子冲他的头部就是一下子，刘玉明应声倒地。摸了摸，没气了。众人见他被打死后，也像刘象坤那样在尸体脚脖子那里拴一根绳子拖到黄河岸边，扔了下去。那一年河水淘进来，河岸很高，刘玉明被扔下去之后没有直接扔进黄河里，而是被摔在了河滩上，摔下去，大家看见刘玉明又活过来，挣扎着往起站。几个人下到黄河滩，端起刺刀在刘玉明的胸脯上扎了两刺刀，刘玉明就这样被捅死了。
死了还不算，有一个叫任××的汉子，家里有病人，他听人说吃上人的心脏能治好病，立马跑下河滩用刺刀将刘玉明的胸膛挑开，用布把他的心脏包好，回去居然在炉子边焙干就那么吃了。吃了人心，病也没治好。哪能治好？刘玉明被剖心之后，才被扔进黄河里。
后来，刘玉明的娘在街上一碰见任××就追上去，咧开脯子说：你不是要吃心嘛？我这里还有一颗，来，吃来，来，吃来。吓得任××远远见了
刘玉明去世之后，他的老婆也被分配了。那女人是一个很精干的女人，人样儿也长得好，乡评很不错。分她的时候，她说死说活不干，天天哭哇，一直把一双眼睛给哭瞎了。贫农团硬性分配，哪里能由了她？她被分给一个老红军。这个人当了多年村支书。
这个老红军是一个好人，名叫任全义。他本来是陕西佳县人，小的时候被卖到黑峪口，买他的那家对他也不好，所以少年时候就参加红军走了。打仗的时候挂了彩，复员回黑峪口，复员的时候，他是红军里的一个连长。
任全义对刘玉明的老婆好得没说，一切由她。那女人分过来之后一直就那么哭，哭了两三年，见任全义对她挺好，对刘玉明的儿子也挺好，那真比自己生得还亲。这个哭瞎眼睛的女人在五六年之后总算安下心来。三十好几将近四十岁的女人，此后也没有给任全义生下一男半女，任全义把刘玉明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看待。
刘玉明的儿子从小没了爹，任全义也惯他，那后生吊儿郎当不学好，高小一毕业就流浪到了太原。1956年我在太原工作，有一天门房通知我说有一个老乡找我，我出门一看是个他。我问他在太原干什么，他说就是流浪，赌博，甚也做。我说你快回去吧，家里的瞎眼老娘想你呢，总在外头流浪也不是个事。完了我给了他几个钱。
回到黑峪口之后，任全义给他娶了老婆，生下三个女儿，后来这个人得病死了，老婆改嫁走时带走一个女儿，两个孙女就全由任全义养活着。因为他是老红军，给两个孙女都安排了工作。刘玉明的老婆分给他就哭瞎了眼，一个老汉就那么一直侍候着她，前几年才去世。现在任全义还活着，有90多岁了。
老汉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本来是1949年就可以入的，他说咱们拣个好日子吧，结果就推到1950年，我一直把入党的时间当作参加工作时间，档案上也这么填，结果到最后弄了个退休，其实我1948年就在村里当教员了，许多学生现在都按离休待遇，可我还不是，所以，我不是老干部。
刘玉明是个好人，任全义也是个好人。好人就遭这么些罪。
五、果实
土改到后期，“左”倾达到高潮，黑峪口在这次“左”倾错误中打死七八个人。其中有些根本就没有道理。比方说有一个老汉叫任惠科，老光棍一条。有一眼窑洞，沿山畔掏出来，外面挂了砖面。这个老汉平常说话有些刚强，跟邻居的关系处得不大好。土改的时候就把他当作了斗争对象给打死了。贫农团往死打惠科老汉的时候振振有辞，说：你个死老汉住那么好的窑洞做甚呀？
惠科老汉死后，窑洞分给了贫农团长任奴儿。
还有一个老太太，腿有些瘸，大家平常叫她作“拐婆”。拐婆早年守寡，有一个儿子，后来这个儿子也犯病死了，生活没有着落，她手里存有些钱，坐吃山空也不是个办法，别人就劝她说你手里有些钱，不如放高利贷，不然你以后怎么活？拐婆就放点高利贷来维持日常用度。放高利贷自然就是剥削，剥削当然就首当其冲定成斗争对象。斗争的时候，拐婆就被打死了。
这些还不算什么，“左”的表现最严重的莫过于把那些斗争对象的老婆闺女给当斗争果实硬性分给贫雇农。斗死的不必说，就是没有斗死的也分。
刘象坤的老婆已经五十多岁了，刘象坤死后把她分给一个贫雇农。这个贫雇农还有些看不上她，过了两年多就蹬蛋了。
王作相被打死之后，闺女被分配给一个贫农，这个贫农还不错，两人凑凑乎乎过下来，这户人家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生下儿子在县中当校长。
贫农团长任奴儿也分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四十多岁，还有一个闺女，叫金兰，也分给一个年轻后生。老太太的男人在土改时候跑到内蒙，人还活着就把人家的老婆给当果实分掉。土改过后，那人从内蒙回来，也没有敢回村，就住在黄河对岸陕西神木的村子里，通过人接递消息。终于有一天，那老婆神不知鬼不觉被送上渡船，一靠陕西岸头就让男人接应上跑了，跑到内蒙。后来，她闺女也和女婿一起跑到了内蒙，现在这户人家过得也不错。
新分的老婆跑了，别人跟任奴儿说，老婆跑了你也不找一找？任奴儿说，咱连自己的吃喝都刨闹不过来，不找了，由她吧。
前面说过，任奴儿这个人就是有点懒，但不讨人厌。他能懒到什么程度？邻居们见他没吃没喝过得恓慌，不时送他点吃的喝的，在地里碰见，给他摘两颗葫芦，他呢，只拿一个，拿一个不说，还拣小的拿，说是嫌大的沉哩，枣树地碰见他，说奴儿，你摘些枣回去吃吧。他探手摘够一把装在口袋里就懒得再摘了。这人就懒到这种程度。大家看他活得恓慌，说你当过贫农团长，你不会找找政府？任奴儿说：咱现在这样哪还好意思找人家？
土改之后三年多，他就在那孔新分的窑里饿死了。
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给了贫雇农。后来这闺女死活不依，最终离了婚。
这前前后后村里分了三四个老太太，七八个大闺女。
最典型的要数任光春（按：查《晋绥日报》，写作任公纯）的闺女。
任光春也是二高毕业生，家里穷，受到
他的三个女儿都有出息，都是读过书的。大女儿嫁了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1949年之后先到台湾，现在定居美国。二女儿嫁给了一个红军老干部，名叫刘××，48年的时候是兴县专区的专员。
三女儿名叫任有莲，十七岁，和我是同学，同岁。土改的时候母女俩让关了起来，要硬性分配给贫雇农，母女俩死活不从，让绳子抽，棒子打，烙铁烫，然后逼着三闺女一个一个挑到底愿意分配给谁。问一个不行，问一个不行，最后还问到我，她说行。
我当时才十七岁，说现在小，不想过早成家。
最后由农会给他挑了一个军人，不由分说就分配了下去。这个人也是我的同学，人很本份老实，念书的时候笨一点。任有莲就是不同意，但不同意也没办法，那时我的同学的部队驻扎在临县，成亲那天由父母亲召回来在了一夜，算是结了婚。任××结婚的那天哭哭啼啼总是个不愿意。后来，那个同学随军开赴东北，任有莲跑到她二姐家里再也没回婆家，开始了长达8年的离婚之旅。谁想，提出离婚后，人家是军人，军婚是受政府保护的，根本离不了，那位同学也年轻气盛，也别住了一股子劲，就是不同意离，这样好几年就过去了。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我们毕竟是同学，就问任××，那同学也是个好人，你有什么不满意的非要走这条路？
任××说：一个大活人说分就分掉了，我对他没意见，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非离不行。
我就劝她说：你们俩个都是通情理的人，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山西，你们是不是见个面好好把这一层说开，人家也是个开通人，只要说开了不会不同意的。
结果她还真的去了一趟东北，两个人一说，人家那男人也非常理解她“咽不下这口气”，就同意离婚了。他们是1955年离的婚，从分配到离婚，整整用了8年时间。后来，任有莲经同学介绍，和西安的一个军官结了婚，在什么研究所工作。现在定居河北省。前些年我还去看望过她，说起这事来还哭了一鼻子。我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别提它了。她还是那句话：咽不下这口气呀。
那位同学也成家立业，在东北过得挺好。
这就是黑峪口土改的情况，土改如此，以后就不能说了。
附一： 黄河畔上黑峪口 千余农民扬眉吐气
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 （本报讯）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日，黄河畔上的重要渡口，兴县黑峪口村，八个自然村的千余农民及水手工人，举行了空前盛大的联合斗争地主阶级大会。当四乡的群众涌向会场时，看到场子正面，枣树与枣树间，悬挂着奇艳夺目的皮毛、泥绒、绸缎衣装……看着地主阶级多少年来，从农民身上搾取的血汗展览品，气恨的骂着：“狗日的地主们，不知从哪里闹来的这些东西？！”有的人斩钉截铁的说：“哪里闹来的？从老百姓身上闹来的！”当碧村群众把地主数十个元宝倒在桌子上，让大家参观时，人群拥成一堆，都争着看这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血汗。
会场的一边，捆绑着一伙地主恶霸，过去，他们骑在农民头上，屙屎拉尿，威风十足，今天，都一个个抵着头，他们身旁站着着腰围九龙带，手执七九枪的民兵，站着要翻天覆地的无数农民在嘲骂。这一伙地主的前边，特别为大家包围在场中央的一个，是那罪恶滔天的大地主刘象坤，他又名刘老二，是边区临参会副议长刘少白的弟弟，外号“二毛鬼神”，这家伙是地主阶级万恶的封建统治的化身，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谁（指农民），还不是我手上捏着的一个东西，要他成个长的，就不敢成个圆的！”黑峪口的人民，在他的淫威下，无论大人娃娃，提起他来没有不怕的。新政权建立以后，刘逆依旧作威作福，横行乡里，更依恃他哥刘少白是临参会副议长，公然破坏政府法令政策，抗交公粮，抗做军鞋，不服抗勤，贩运大烟，走私漏税，无所不为。
几年来村里不敢给他家派做军鞋，一年妇救会给派去了两双，刘家老婆大发雷霆臭骂道：“老娘娘，前方有的抗日，后方有的临参会副议长，还做军鞋，我的鞋还想叫你们做哩！”前年当实验学校同志协助本村民兵组织揖私队时，刘逆竟公开叫嚣：“消灭实验学校，消灭民兵。”几年来刘逆更顽抗公粮。第一年征下一些公粮，刘逆搬来刘少白，骑着马带着警卫员，下到村公所，把村干部训诉了半天，吓的村干部都跑了，而后，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张拨粮证，顶了他家的公粮。前年征下三十四分六厘公粮，只出了十五斤，至今还欠着六百多。大地主刘象坤，在农民阶级起来要彻底消灭封建的今天，他的罪恶是再不能逃脱人民的清算了。黑峪口村的八个自然村的千余农民，在复仇的怒火下，用自己的力量，把这家伙镇压了。到会农民一个个扬眉吐气，兴奋地说：“人盖子被打倒了，咱们真正见到了青天！”兹将农民控诉刘逆历年罪恶，择要报道如下：
吃租放债养打手 刘象坤行凶霸道数十年
抗战前刘象坤拥有千四百余垧土地，吃租放债，魔爪伸至三四十里周围，沟墕头佃户王宝平老汉，年出二十五石租，民国十七年大年馑，欠下四石租子，把老人预置下的寿材强拿了去。任东山一次借了刘家十块钱，现扣利大加三行息（现扣利一元，实借九元，每月利钱一元），只借了二十天，连本带利还了十二元。 刘老二强霸黄河渡口数十年，放着窝赌，手下养着一伙打手，想打谁就打谁。沿河口船户很少不受他欺侮的。一次刘交拉结合着十只船往保德运炭，刘老二说：“给我捎一个船，不然船不能开。”交拉们得罪不起他，只得给他白捎一船，共三次拉炭六千多斤，还得给他担的送到门上。贫农刘有相的媳妇被他挑拨离了婚，退婚洋五十元，他从中就拿走三十元，弄得刘有相人财两空，还不敢吭一个气。×××的父亲卖肉，刘老二割了好多次，一直没说给个不给钱，他父亲叫他去要钱，那时他才十来八岁的娃娃，进了门就吼二先生，说来要肉钱，刘老二训骂：“肉钱，吃还要吃钱啦？”娃娃说：“多不给来少给些。”“快滚出去，给我地上抖上黄土哩！”穷家子的娃娃，站都不让站一阵。贫苦农民刘贵来的父亲，那年接下由陕西逃来的亲戚，刘老二知道后，就怀着邪念来向刘贵来说：“你家来了媳妇子，咱串串。”走进门去那媳妇认不得他，一声未答，他就转身出来拣起一块石头，把门窗打烂，一双水瓮也打烂了，又从炕上把那年轻媳妇拉下来一阵乱打，说：“来到黑峪口，这么大架子。不认人！”一次他又带着一伙打手，因为要赌博账，打得任铁锤躺下爬不起来，后来逼着铁锤舞动了两座酒席，叩头赔情，立刻还了五十元赌账，临走还要了六元“打人工钱”。斗争会上群众吵嚷说：“挨打还得出工钱，世界上竟有这样的恶霸。” 廿五年红军东渡前后 刘逆勾结反动军队杀害人民 民国二十五年产后，红军东渡抗日期间，以刘逆为首的地主集团籍“防共”之名大肆屠杀人民，先后有任好光等七个贫苦群众被杀害了，仅一次即向反革命军队告密了三十六个农民，除被杀害者外，其余不少受尽刑拷打。任好光十六岁的儿子秋生，于父亲被害后的第三天，偷偷为父亲上坟，被刘老二知道后，连忙引上反革命军队把他逮捕了，在不到一天的时间，连着三次催着“快杀！”要把他家铲草除根，秋生被吊绑在青龙山上（本村南山坡），遭受毒打，死去活来，当时村里的人，眼看这一家人将要绝根，都为这可怜的孩子暗暗哭泣。群众费了很大的周折，才保下了秋生孩子的一条活命。刘老二常讲：“黑峪口，三分之二的人都得杀了！多杀几个才安宁！”今天，被害的家属和一些被害未死的人，在千余人的复仇大会上，痛诉着十几年的冤仇血账，无数群众都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任有里的老母亲指着刘逆的鼻子问：“我儿帮助红军买了些东西，腊月初八从陕西回来，你家的人就报告白军。”老人家伤心的大声质问：“毛鬼神，我儿办的红军事，是为老百姓，你为什么报告叫杀？说啊！”碧村农民白日旺，为他两姨尹虎旦的死一开口就失声痛哭。他在黑峪口弹棉花，亲眼看见刘老二和反革命军队刘着如何杀死他两姨的事实，他挥着两臂，高声叫道：“地主是狼心狗肺！打倒地主！”一只眼的曾大老汉，当时是被报告的一个，他赤膊身子指着胸前和脊背上几处被烫和铁锹□□的伤疤，颤抖着说：“刘老二，你害得我好苦啊！”这时很多人都激动的喊起：“向刘象坤算账，消灭地主阶级！”
逼群众修反共工事 乘机大肆敲搾贪污
刘老二当时是汉奸阎锡山的村长，威逼人民修建沿河反共碉堡炮台，并乘机大肆敲搾贪污，任双驴的儿子狗赖，被箍住做苦工，大人打着都吃力的石头，硬压在这小孩子身上，走不动就鞭棍交加，压得狗赖成了残废驼背，至今二十几岁的人，已经甚事都不顶了。至于刘老二乘机敲搾贪污的财物是数不清的：二十二包两千斤洋灰（当时一斤洋灰值一斤面）被他贪污了，做工的所谓工资也被他独吞了，做工的人连个麻钱也没见上。许多村庄群众，被迫拿去修碉堡炮台的工具——铁锹、镢头、桶担等，堆满了好几窑洞，后来都不叫拿走，为他盗卖或霸占成自己的了。光水桶的木料，他家就烧了几年。提起这些事，当时被刘老二逼着做过苦工的人一齐高呼：“向刘老二要工钱，向刘老二要家具！”那年阎军过河进攻革命的红军，刘老二下命令叫家家户户做烙饼一斤至十斤，任王达老汉穷的没钱买面，逼得把推磨挣下的一斤白面做了烙饼，还挨了不知多少骂，后来发下的烙饼钱，都也是叫刘老二贪污了，会上任王达老婆向大家发问：“你们见了一个钱么？”全场回应：“没见！全村人没见一个钱。”来妇女们蜂涌到刘逆面前，一边打一边骂，“还我们的烙饼钱来！”
刘逆看见谁家像样的女人，就强行霸占，贫农脚夫任奴拉在刘家手里当了几十年的奴隶，住的一眼窑，除每年赁钱六块白洋外，还得每日打早起爬黑夜，给他担水扫院跑腿，迟一步都不行，老婆被刘逆霸占着，最后逼的得了鼓胀症身死。而奴拉也被赶出了住院。前后张福九的儿媳妇、任善济的母亲、刘白华母亲等都被他霸占过。甚至为了霸占任善济的母亲，刘逆竟引上人夜出用煤油烧了他家的房子。（李） （《晋绥日报》1947年9月2日头版）
附二： 清算大地主刘象坤的群运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黑峪口市镇群运经验
宏森
工作团六月间来到黑峪口，中间经过两个月的抢种工作，八月初才开始了土地改革。一开始，在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工作路线和一些同志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均走了弯路，存在着问题。
不了解市镇群众的特点
当时工作团同志，费了很大劲，作每户调查，考察成份，从三代自起，主要方式是本人谈，每户写成材料，相当长时间用在“了解情况”，土地改革工作未正面进行，只一般的提了提。而情况的了解反越来越复杂，说是真正正派的劳动农民没几个，认为占一大半的小摊贩（此处摊贩，多无抵垫，当日刨闹当日吃）、水手、脚行、吹鼓手（该村有三家鼓坊）和一些皮木铁匠等手艺工人，他们中有的也捎种一点土地，这些人不好发动。一些同志特别对其中某些比较油腔滑调，人面前要强些，或是到处倒贩跑打的人怀疑。结果造成群众心理上的疑团：咱有剥削啊，“一个钱买的，不肯一个钱卖”，这怎么办呢？工作圈子狭小得只在几个比较纯正的贫苦农民身上打圈圈，他们自然感到没有力量。要他们诉地主的苦时，他们向黄河诉苦，说河路不通，水推走了地，靠“河桶子”吃饭吃不成；诉苦今春调剂土地不公道；诉一些坏干部欺人；这些，确也是些苦，但真正的苦——以大地主恶霸刘像坤为首的地主阶级，对全村人民残酷的压迫剥削，则没人诉或者诉得很少。
在“太复杂”、“正派农民不多”的概念下，就自上而下的组织了那少数群众，对后湾（该村分三个地段：前街、后湾、后崖，各有六七十户不等）的贫雇农小组，起先由四个人组成，再由他们吸收扩大，但是，在讨论中很难通得过，一个月左右，仅仅增加了三个人。这个贫雇农小组实在是脱离群众的。
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都是基本群众
工作团重新检查和研究了情况：黑峪口是市镇地方，黄河渡口，有它的许多特点，不同于一般的农村，但不是那么“太复杂”，“基本群众少”，“不好发动”。遂确定疃不提贫雇农小组，放手发动群众，从无地缺地户着手，团结多数进行斗争，同时在斗争中形成骨干，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再进行组织。
从最低层算起，水手、脚夫、吹鼓手、铁匠、小摊贩等，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都是基本群众。他们有土地要求，有斗争恶霸地主的要求；其中一些作风上有毛病，油腔滑调些，或好为强的人，是长期的教育改造问题。这时，向群众宣传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解释了什么是剥削的问题，使一些没有直接剥削关系的群众，了解了自己是受着地主的剥削，打破他们的疑虑。大会小会个别教育，宣传土改政策，工作开始跳出了小圈子，群众情绪振奋起来。
接着，以地段发动无地缺地的贫苦群众，选出土地改革代表，条件是由大家提出大家通过的。
一共选出廿四个代表（内女的六个），除两个是旧日的干部外，其余多是从来没有在村政上出过面的人。他们为全村群众拥护。以他们为首，领导大家挖穷根吐苦水，向地主斗争。 集中火力斗争大地主恶霸刘象坤
经过吐苦水挖穷根的教育后，群众最大最普遍仇恨着的是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这以前群众中曾有很大的顾虑，刘象坤是临参会副议长刘少白（刘象庚）的兄弟，依仗哥哥的势力，在旧政权时作威作福，横行乡里，到新政权手上，仍是这样，几年来群众几次打算斗争他，但都没有闹成，每次都中途失败了。所以人们□□说：“快不要鬼拾翻了，凭咱黑峪口这些人能搬倒人家？”“那还不是蚂蚁搬大树，费死劲也不行。”有的竟说：“官官相为，马头相连，谁还不让人家几分？”经再三的说明解释，群众才扭转来相信工作团这一次是真正来为大家办事，是一定听群众的意见的。
接着经土地改革代表会和群众决定，首先斗争刘象坤，群众纷纷控诉受其压迫剥削的事实，数十年的冤仇开始洗雪。贫苦群众是诉苦中最积极的份子。参加斗争的群众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发展到全行政村的联合斗争大会，还有赵家川口高墕头村等村群众起来参加，将刘逆斗倒，一个向地主阶级普遍斗争的运动开始了（在斗刘的会场上，因为事情的牵连，其他一些地主又被群众扣起）
斗争过程中，涌现了大批积极份子，群众觉悟提高，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表现积极主动。
一条重要经验——诉苦教育
从土地改革开始到斗倒刘逆这一时期工作，重要的经验之一，即是充分发动诉苦，通过每个人的苦事，激发阶级仇恨和阶级觉悟。这一点，在本行政村的几个自然村说，有的是做的较差的，群众急于扣起地主，因而未经过充分的诉苦教育。黑峪口是注意了诉苦教育，但开始只着重一般的内容，如世界是谁创造的，地主的土地财产哪里来的等等。没有放手引导每个人诉说自己的事情。因而好几天中诉来诉去就是那几句话，群众认识还不深，情绪不是激愤的后来发展到接触了具体人的具体苦事：陷害人命，霸占财产，杀人放火，吃租放债，打人骂人……每个人诉说自己亲身经历的苦事，群众情绪大大提高，这样大家不仅认识了某个地主的罪恶，而且逐渐提高到认识了整个地主阶级的罪恶。
（《晋绥日报》1947年9月9日二版）
附三： 兴县黑峪口群众向全村地主总清算
（本报讯）兴县黑峪口继斗争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胜利后，展开对地主阶级的总清算。近日来，连续清算斗争了七个地主恶霸。本月三日，下了一天雨，全村数百男女都齐集前街的会堂里，斗争两个女恶霸——地主任光春（按：为任公纯）的婆姨（她男人已死，生前曾任旧政权县长，村人称她为县长老婆。）和地主任怀春的娘。会上妇女们指着两个女恶霸的鼻子说：“街坊四邻，过去你们想骂谁就骂谁，开口闭口老娘娘长老娘娘短，今天我要看看你们的威风！”贫农陈长孩老婆跳出来，指着任光春婆姨说：那年住在“县长老婆”院里，攒下一点驴粪，他家就拿上上了地，第二年连驴也不叫圈了，并把驴粪抛在我的脸上，又叫他女子抱住我的腿，我那时正大肚，她一脚踏上来，后来还告到旧政权的村公所□了我，今日，我要问“谁是烂腿□子？！”她气愤的说：“那时，你打了我，我得还你几下。”三子娘常出去寻柴，她就诬骂说是偷她家枣树枝枝，吓得连她家门口再也不敢走，三儿子娘说：“县长老婆，你连穷苦人的柴水路都断了！”瞎子鼓手五圪溜老婆，一次走在她家门口，她就祖宗八代的咒骂，五圪溜老婆问：“咱人穷穿得破，走路都得挨骂，为甚？”会场愤怒地喊道：“什么太太奶奶，狗日的恶霸！”妇女们蜂涌上前，女恶霸任光春的婆姨央求着：“徒弟徒弟的饶了吧！”群众回答：“徒弟徒弟的，你那时对我们怎不乖乖的？！”当一个七十三岁的老太太拄着拐杖，诉说着地主任怀春母亲的罪恶时，她还翻着仇视的眼睛东看西望，人们喊道：“看什么，还想骑在人头上啦？！”数十个男女一个接一个的控诉自己的冤屈。这个女恶霸（任怀春的母亲），甚至因为穷苦群众的羊绊了一些石块落在她家门前，她就“死下他家的人”骂个不停。任福子是他的邻家，小妇子纺线线，她也骂，说是扰烦他的心。她有一些治病的鬼法子，捉弄和骗取了许多妇女的钱财，提起来，群众痛恨至极，大家说：“真是个又顽又臭的老婆。”
七日，群众又斗争了任七子父子等五个地主。恶霸任七子，横行霸道，外号叫“七大王”，无论大人娃娃，提起他没有不痛恨的。任丑旺那年给他打短，开不了锅，饿的要命，向他要工钱，他故意拖延不给，还说：“没吃的，吃屎去吧。”任初应租了他一点地，出了三斗租子，付过以后，他还要再要一斗，并把初应毒打了一顿，刘锁拉的地和他同在一个园子里，同用一井水，他偏下页上页下页上页不准浇，锁拉上午浇一点，他就骂个不停。妇女刘金过说，那年我妯娌两个在他家地边的石坡上拾了两背柴，背回来赶做晌午饭，他遇上，就痛骂狗日的长，狗日的短，吓的我们把柴给丢下，回去哭了一顿。一个哑子在群众激愤情绪的鼓舞下，也跳出来，痛抽了“七大王”几鞭子，那是这样的事情：一年，哑子给他打短，浇了两天园子，本应吃六顿饭，只给吃了两顿，工钱也不给，向他要，他拿起棒子就要打。又一次哑子吃了他家几颗枣，他就把哑子吊在枣树上，正给晌午，又打又晒，“哑子吃黄连，真是有苦说不出”。今天，哑子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他用自己的手，给自己出了气。补大的爷，捞河柴，捞着一颗枣树，“七大王”硬说是他家的，上来一个比斗（按：耳光），夺去了斧子和镢头，还把老汉拉到旧政权的村公所。双怀的娘走到会场中间，因为恶霸诬赖他儿偷他家圪针讹过他家，她说：“那时你是七大王，财主，咱是穷人，走一步路也得操心，今天呢？要出为口冤气了。”会场上有人怒吼：“要出冤气！要报仇！”今年春天，群众曾算过他的账，他就威胁散布谣言，说天阴还有个天晴，这次会上人们说：“今天可是天晴了，你们恶霸们的皮剥开啦！”所有地主都在群众面前低头认罪。
（《晋绥日报》1947年9月20日）
附四： 兴县二千余群众集会 向刘少白进行说理斗争
（本报讯）九月二十一日，兴县各村群众二千余人，在黑峪口村，向刘少白进行了说理斗争，当场一致决议：撤去其临参会副议长之职，并要求将大会所揭露的事实，登到报上。报纸接受了群众的要求，特发表如下：
上月底黑峪口行政村及附近各村千余农民，向黑峪口大地主大恶霸刘象坤（即刘少白的胞弟）进行了总清算，同时揭露了刘少白借上临参会副议长的职位与权力，包庇他的恶霸兄弟，压迫农民的事实，大会当即决议调回刘少白，向他进行斗争。各村群众联合斗争大会于九月二十一日在黑峪口举行，参加者有二区之黑峪口、高家村、赵家川口、桑湾、小善、碾子等行政村农民二千余人，三区之水泉塔、五区之沟墕头的受刘家四代剥削的佃户们亦来参加。当刘少白进到会场上时，群众的情绪都紧张起来了。到会群众争先恐后纷纷提出控诉。首先是关于献地的问题，沟墕头农民揭露：“他在嘴头说‘献地’，下来尽写的‘让’约，‘让’给原佃农，没有经过农会把地分给全村农民，他还把十六垧好地两眼窑，‘让’给他住在黑峪口的侄女婿朱老三，去年只种了四垧，今年都荒了。”又小善畔佃户任根怀的三十六垧地，到去年阴历十一月间，本村初步解决土地问题时，他还不知道如何处理。阴历五月中旬，刘老二写了一道威嚇信，强迫贺家庄佃户白奴啦买他的五十三垧土地，说是如果不买，送你县政府，白奴啦了了三石三斗米，刘老二为怕人知道，安咐奴啦驮来黑峪口粮食，就说是支差来。那张卖契上专门写成阳历四月。白奴啦现在把契和那封威嚇信拿出来，当场念给大家听。农民郭王啦说：“刘家不光是卖地作壁上观献地，前几年，政府早定出来减租法令，他家一点为执行，刘少白派上警卫员马伕赶着马子相跟刘老二（即刘象坤）到处驮租子，到了石家碛，佃户们要减租，刘老二说谁要减，一石租子得给我出两石，吓的农民再不敢提。”过去刘少白的警卫员马伕，听到群众说：开会向刘少白进行说理斗争，也都由家里赶来参加，他们现在出场为群众作证。佃户王宝平四三年到四五年三年减下七石二斗租子，向刘家去要，一颗没给，刘老二说再要来就送你政府坐禁闭。农民们质问刘少白：“减租法令是临参会通过的，你是临参会副议长，为什么不执行？”几个农民指着他说：“你当副议长，给你警卫马夫和马子，是要你给人民办事，你倒用来收租子，吓唬老百姓，这不是地主恶霸行为是什么？”会场群众非常气愤，要刘某答覆，刘某说“自己当时没认识。”几个农民上前驳斥：“你中个大知识分子，你没认识？你是对老百姓没认识，对地主老财有认识。”
今年春天，兴县李家湾大地主李韶荣，伪造军区首长私章，诈骗贸易总公司黄金案发生后，李之儿媳找到刘少白诉“苦”，刘当即去信质问军区首长。自称“人民代表”，并污蔑公安局扣押李韶荣的孙子是“非法”行为，公然为李犯辩护。当王家塔农民揭露这件事后，群众说：“你是什么人民代表？！人民受了几千年的压迫剥削，你没有一点同情，地主一找来，你就非包庇不可。你是个地主的代表！”赵家川口农民说，那年岢岚一个地主，因为征下公粮不出，打官司到临参会，刘少白给做主，后来又给介绍做事，在行署修地方，吃起公家饭来。地主刘殿元母亲为向农民夺地，找到刘少白，刘马上派人到黑峪口咋唬的强从农民手中夺走土地。民国三十三年，五区张和墕大地主郭廷恩贩卖大烟走私，被公安局扣获（他的儿子郭理修，驻在国党府谷县，是个特务头子），他的姪儿来黑峪口花上白洋大烟，搬的刘老二写下状子告到刘少白那里。诸如此类之事实很多。
接着，群众揭露：在刘少白掩护下，刘老二从来不出公粮，不服抗勤，仅仅四四年按财产富力征下四石八斗粮的那一次，刘少白还带着警卫员来到村公所把村干部大在训斥一顿，以后到行署又大找麻烦，最后以一张空白的拨粮条子顶了数目。主席之一刘贵来，翻开临参会那本册子，念着刘少白关于各阶层公平负担，合理抗勤制度等提案，群众说：“好漂亮的话，真是满嘴革命，做的尽是腌脏事情！”那年行署禁用法币，刘少白还担任晋西北农民银行经理（地址在他院里），区干部召集群众会宣布了这一命令，刘少白在这个会上也讲了话，没几日，他公然拿着法币上街买东西，任家湾一个农民说不要，他还说“你这人真是死脑筋。”后来还是强买了另一个农民的菜。群众说：“知法犯法，该当什么罪？”四二年为巩固农币，临参会通过的发行三十万元公债，刘少白家只认购了一块钱。
刘老二作威作福，几年来群众几次要斗争他，都没有成功，四二年保佃运动中，群众逼迫刘老二退出霸占去的刘□□婆姨的房子，刘老二过河去搬刘少白来，他气势汹汹回来，咋唬“特务”领导的。这个时候，刘少白也到处散播污蔑群众运动的谣言，说是二流子运动。当群众揭发了这些事实以后，群众同声质问：“今天我们在这里开大会，是不是二流子运动？”又问：“二流子究竟是谁？刘老二是总头子！抽大烟，贩私货，窝赌包娼，讹诈行凶，无恶不作！不劳而食的地主阶级才是二流子！”
在群众的质问中，刘某一再称：他和刘老二没有什么关系，家里事情管的少。又说：他过去如何革命。群众说：“你做过一些革命事情，我们也知道，但是，那不能说就应该站在老百姓头上屙屎拉尿！”黑峪口群众此次从刘老二家里找出的临参会三个公章和林枫同志等三个私章以及几本秘密文件，现在也拿在场子上给大家看，群众愤激异常，纷纷质问：“你说和刘老二没关系，这是什么东西？三百万人民给你的执把，你不给上级也不给村公所和群众，偏偏放在地主恶霸兄弟家里，这不是要我们的脑袋吗？”
群众要刘少白答覆了这些问题。但对他的失覆，群众很不满意。这时，被他家奴役了二十四年的雇工任奴啦，气狠狠的嘴馋到他的跟前控诉控诉。任奴啦，在二十四年的长久岁月中，受尽打骂凌辱，一次他四岁的娃娃，碰倒了刘少白的茶水，刘少白从躺椅上起来，一巴掌把娃娃打的昏过去。奴啦提起这件事，气愤向大大家说：“我挨过他没数的打骂。”并转向刘少白说：“大先生！大贵人！侍候了你几十年，今天得出这口气啦！”全场群众于激愤之中，一致决议撤掉他的副议长的职。并要求在报上把刘少白这些材料，公布出来。大会从早饭一直开到快黑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