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书法流变及影响 [原创 2010-03-14 22: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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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人于右任先生（1879～1964）是现当代海内外公认的书法大师，其书法能继中国书道千年传承之大成，避熟就险，弘扬了传统美学理念，以深厚的传统功力、赋以时代气息的书写方法开创新风，忘技存道、流风所披，是继有清乾嘉碑学始兴至今最具影响力的书学人物之一。
是文仅以蠡测，陈述先生书学状况及影响。
启功先生曾有诗赞右老书法“此是六朝碑，此是晋唐草。力透纸背时，笔端无纠绕。壮士百年心，诗怀证苍昊。未登展览堂，谁能识斯老。”于先生的书法就是以自然平和之心，从传统入手，上下求索，博采众长，经世见识之磨炼，得非凡志趣胆略，养得胸中浩然气息，而所呈现的心迹。先生少孤贫而聪颖，放羊之时见荒草间古代断碑残字，游戏摹仿，使其对书法产生了朦胧印象。关中地区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周秦汉唐字迹多有遗存，特别是具有自然质朴之美的北碑书法，在先生年幼的心灵中打下深深印迹。虽然，先生日后也走上入学求仕道路，受到明清以来学子为入仕而必学的以二王（羲之、献之）、董（其昌）、赵（孟頫）字为基调的馆阁体书风影响，但这并没有使先生放弃自然质朴的书写风格，从于先生19岁在宏道学堂的考卷（图 1 ）即可看到，即便是学了王字的飘逸、董字的秀丽、赵字的酣畅的馆阁体书法，其字仍具浓厚的北碑风格。
刘自椟先生曾说：“于先生早年学书由赵字入手，写的肥而舒”。赵孟頫的圆、润、速、畅风格（图 2 ）对于先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少年时代的于先生倾心北碑书法天然之形态并与赵书速畅的写法融合，形成了最初的风貌。此时段作品（图 3 ）自然有余，虽无匠气、有惊人之笔，但因缺少传统而使变化显得枯燥、轻飘，也就是书家说的“没韵味”。1905年，26岁的先生因一本“半哭半笑楼诗草”而流亡海上，经马相伯推介鬻字，而求书者甚少，第一月朋友捧场卖了三十多幅，第二月三、五幅，第三月一幅。先生在“海上寄怀京友”诗中“天荒地变神州泪，闲煞江南卖字人”之句就是说的这时候。此时之作品存世量极少，十数年来我也只有幸见到过一件，写得极为自然奔放，一看便是先生早年气息，可谓扑面而来，体现了先生年青时极强的个性。先生论书有言：“不知道我写字有没有方法，更不知道我写字有方法的，可是写字没有死笔就是好字”……“古人论画谓其无定法而有定理吾谓书道亦然”。在上海与诸多文人学者的交往增长了先生的见识，于先生认识到自己书法的短处在于韵味不足“气息虽畅而时有离乱”。1906年，于先生到日本考察报业，得识孙中山先生，作彻夜长谈，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革命党人多喜北碑（图 4、5 ），先生在随后与众人的交往中加深了对北碑书法的理解。
明清以来，馆阁书法（图 6 ）陈陈相因非是王、董、赵书法不可取，实在是由于入仕要求，把优秀的帖学传统书法写成了算盘珠子，格调一致，代代相传，以工为美，扭曲了人的审美意识，更是失去了汉魏晋唐以来中国书法在沿承中不断创新的生气。清代乾嘉以后，金石考据之风兴盛，许多优秀的学者、书家，把目光投向古代遗存的墓志、碑碣、摩崖、造像记等，直接取法古人，从怀宁邓石如到安吴包世臣，从会稽赵之谦到槜李沈曾植、安吉吴昌硕，从南海康有为到梁启超、郑孝胥……，直至沙孟海、赵朴初，得力于此的名家辈出，俨然成风。（图 7）当然，于先生也是其中的佼佼者。特别是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中尊魏卑唐的书学理论、审美思想冲击了晋唐以来形成的以二王书法为基调的贵族帖学审美意识。
清代中期以后的帖学已是走到极为尴尬的境地，其主要原因有二：①帖学以二王书法和历代整理法帖（如：十七帖、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名家书迹、手札为学习范本。由于历史久远，反复摹抄翻刻使版本众多、伪劣泛滥。善本法帖、名家手迹数量稀少，且被世代珍藏密不示人，学者难以得见。再者，许多古代书迹身世迷离，历代争议，就拿王羲之书法来说，至今没有只字手迹发现，现存的兰亭序版本，为唐代冯承素、虞世南、欧阳询、禇遂良等几个书法家的摹本，且就连未发现的祖本手迹也被否定，1977年，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兰亭论辨》中，郭沫若、宗白华、启功、徐森玉、赵万里、史树青等人著文指出：兰亭序非晋人所书，更谈不上王羲之了。只是囿于唐太宗的说法，作为历史形成的俗成文化而冠以“王羲之书”的名号而已。②帖学书法的传承者多为入仕之人，这些人几百年来把帖学书法写成了类似实用印刷体的馆阁体，更不能反映个人的审美志趣，其艺术魅力已经失去，且在传承过程中影响了书法美学的发展。民国风云人物都出生于内忧外患的清后期，他们大都在少年时代就因目睹政府朽腐国运衰败而立志革新，细腻而骄柔绵媚的帖学书法同他们内心求新求变的志趣不投，而北碑自然、雷厉、质朴、生机的姿态深深地吸引着他们，康有为如此、孙中山如此、黄兴如此，于先生亦是如此，以至到后来被公认为民国四大书家之一，也与民国上层人物多习北碑，能识此美有很大关系。于先生曾告诉友人，孙总理提倡北碑，就是因为北碑有“尚武”精神，鸦片战争以来，清廷腐朽国力衰微，中华民族饱受欺凌，就是缺少“尚武”精神，孙中山、于右任等人就是要国人通过学习北碑来改变靡弱媚俗的审美观念，增强国人自信，提振国人精神。（图 8）
1904年，25岁的于先生来到上海，开始致力报业，宣扬民主进步思想，正式结束求学入仕的时代，同时也开启了他取法汉魏的时代，进入他一生最重要的书学质变期。从1907年办报时起，先生就开始着意于借法北碑。这时期，他对苏轼（图 9）、何绍基等能够自然取舍传统而自成一家的书家很感兴趣，先生不仅没有丢失因自身气质形成的豪放自然质朴的书写方法，而且开始深入学习粗犷的北碑中细腻精妙的变化，加深字的内涵和韵味，改善用笔的丰富性和节奏变化的合理性，由此而入，对各种风格的北碑产生浓厚的兴趣。右老自述，十九岁开始着意于书法，但直到35岁（1914年）才真正体会到作书的意趣。30岁左右的于先生正处于学习取法阶段，已有了寻碑访志的嗜好，能够通过学习广泛吸收众碑之美。他开始学习张黑女墓志、龙门造像、云峰山石刻和石门铭（图10、11、12）。从先生日后的书作中可以看出，这些北碑是对先生书法体势产生了决定作用的。民国七年，先生见到的《前秦广武将军张产碑》（图 13 ）也是对先生书风影响极大的楷隶精品，先生说：“我初学魏碑与汉碑，后来发现《广武将军碑》，认为众美皆备，即一心深研极究，临写不辍，得大受用，由是渐变作风”。1932年，上海友声文艺社出版的先生第一部书法集《右任墨缘》（上下册）收录的百余件作品记录了于先生（30岁—50岁）20年的碑学书法成就。蒋母王太夫人事略，赠召卿楷书四屏，“人道、自由”对，民治校园杂诗四屏，赠大将军邹容墓表（图 14、15、16、17），这些在学习中创作的各具面貌的魏楷、隶楷书法到1930年左右浑然脱胎成一幅幅以书法对联为主要形式的气魄摄人的行书大字作品（图 18）。有学者将其归纳了五种丰神“一是脱胎自《蒋母王太夫人事略》、《耿端人少将纪念碑》，体势较方整，笔致圆浑凝敛；一是由《陆秋心墓志》、《秋先烈纪念碑》开合而来，雄奇外露，英姿勃发；另有渊于“张猛龙碑”、“龙门造像”等碑为主的魏行合体，偏多方笔，沉稳中寓险崛；还有面貌是偏多“石门铭”、“郑文公碑”的雄浑圆笔，宽绰而具庙堂气象；偶尔又将各体势融入一炉，取法“广武将军碑”的体势，形成兼具楷、行、草、隶风格的作品”。于先生大陆时期的行魏书精品多出于这个年代。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后藤太郎在“中国书法的特质和将来性”一文中说：“我往来华南华北的城乡凡40余次，期间曾与各阶层的文人墨客接触，整体来说，书法风格卓越高超者，首推于右任为第一人，先生的书法运笔之妙出神入化，如天马行空，不受羁绊……，他完美的人格表现于书法上，以精神融会其中，绝不以笔端的技巧为满足，甚至可以说他的笔下凝聚了大陆山川博大的精神”。
于右任先生后来总结他的学书经验，正是反映了他这个时期的书学理念，他认为学书要“四多”，即多读：写字本身就是读书人的事，书读的好有见识写字不好的人有的，但绝没有不读书无见识能把字写好的。多临：前代书家毕生精力所获之成果是我们最好的参考，它不独以充实我们的内涵，美化字的外形，亦加速学习之进程。多写：临他人的写自己的，临是收集材料，写是消化吸收，不然，写一生也只是他人形奴而已。多看：看是研究，学而不思久生弊，不是盲从古人就是放纵自己，易入歧途，不仅要看古人的，更要看自己的，发掘、吸纳、传承古人的优点，善于发现自己的毛病。我想这就是于先生“以我法书之”的本源了，充分注意到传统与创新，他法与我法的关系，赋予传统美的书法以时代的精神气息，并能在实践中不断得以体现。于先生说自己就是爱写字，表达情绪，在先生看来写字和作诗是殊途同归的事情，“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而“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所以说，不关心先生诗文，不能体会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是无法品读先生书法的。
先生从30岁到50岁之间，痴迷于学习碑版传统书法且创制了“我法”，为日后整理归纳草书打下坚实的基础，50岁的于先生在书法方面成就斐然，名振朝野，其原因主要是：取摄传统能分别书风流派特征转化为我法特征，其代表着汉魏以来近乎失传的审美传统及自然创新精神，先生的书法好在“活”，“最忌死笔，多写则熟而活”，也就是以字的自然美取代字的形式美；再是“省便”，取汉魏五法，省去了不必要的趯（钩）和磔（捺），还字质朴面貌，舍去唐以来流行的字的纤巧笔画和繁缛写法，在字理不失的基础上合理省变，舍繁冗造作的小美取自然质朴之大美；三是中锋用笔，先生强调“侧锋取媚，终为外道”。所谓中锋就是使线条在纸上达到立体化的书写方法，犹如芭蕾舞颠脚尖和诗的压韵一样，利于表现艺术的中和、变化之美，使其不失之偏颇。书法中的力度、精巧、雄浑、节奏、变化等美的效果离开了中锋用笔就不能充分表现。于先生的书法之所以能表现出流畅自然、劲健豪放、沉着痛快和力度韵律美的效果就是因为他能以中锋入纸万毫齐力。
1927年后，国家在形式上得以统一，社会进入短暂的安定期，于先生在国民政府任职，生活也随之安定下来，除政府公务之外，他把精力倾注于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一片革故鼎新的暄闹声中，各种思潮洋溢于社会，文字改革的问题早已在学术界闹得沸沸扬扬。中华文字是世界文字之林最为难学难写的文字。根据学者之研究，清末民初约四亿多人口的中国能使用文字人口的比例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0%—35%。对于新知识的吸收与学习以及事理的思考与判断必定造成相当严重的影响，解决之道，首当加强读书识字。于先生认识到“文字乃人类表现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从甲骨文时代到民国初年，中华文字已有三千年的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为悠久且唯一没有中断使用，能在不断传承革新中自我完善的文字，这是中华文明的优质性决定的，然而当世界迎来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后，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中华汉字能否适应飞速变化的现代竞争社会的要求，有识之士无不充满危机意识。不少人尝试改良文字，以顺应飞速变化的工业社会要求，避免因文字之累而阻碍国家发展、民族振兴。有学者提出注音字母，有学者提出汉字罗马符号化，许多学者主张废除汉字改用字母，于先生借鉴海外领先国家文字及书写特征说“现代各国印刷用楷、书写用草已成通例”，他主张发扬国粹，坚信应从正统历史中寻觅符合文化之传承的方法。虽然我国历代文字早有简便写法，称为“行草”，但在经历篆、隶、楷三大文字时代后，各书体的简便写法已孳生为庞大的行草书体系（图 19）。于先生相信，只要善于借法中华文明的博大智慧，吾国现代行草写法仍将以高雅艺术的形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为此，于先生倾注了其后半生心血，甚至放弃了钟爱的书法创作风格，他在“百字令题标准草书”中深情地写道：“草书文学，是中华民族自强工具，甲骨而还增篆隶，各有悬针垂露汉简流沙唐经石窟，演进尤无数，章今狂在，沉埋久矣谁顾，试问世界人民寸阴能惜，急急缘何故？同此时间同此手效率谁臻高度？符号神奇髯翁发现，秘诀思传付，敬招同志来为学术开路”。
于先生是1930年左右开始注目于草书的，他说：“我喜欢写字，我觉得写字时有种说不出的乐趣，我感觉每个字都有他的神妙处，但这种神妙只有在写草书时才有，若是写其他字体，便会失去这种豪迈、奔放的逸趣”。先生幼时曾在私塾中见到太夫子毛汉诗书写“十七鹅”字帖（传为王羲之书），每个“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皆取法鹅的姿态，“十七鹅”对于后来先生行草书形态变化是产生一定影响的。于先生开始收集各代草书家的作品、书论，细致研习，在草书学习中探究草书的规律，摸索科学整合的方向，这一年先生51岁。“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于先生这段话道出他学草书的经历，每日仅记一字不是只记一种草法，而是就一个字从收集的历代草书中选记数种写法，参照、辨别、分析并反复练习的学习方法。有说于先生这段时间用功尤勤，甚至一边坐着和别人说着话，手指还在大腿上反复摹划。1932年，正处于探索以草书改良文字书写方法阶段的于先生结识了汉中著名的章草书家王世镗，王先生大于先生11岁，其书法得力于“汉魏十三品”和“爨宝子碑”，毕生精研篆隶的古老简便书体“章草”（图20），被于先生誉为“三百年来笔一枝”。特别是王世镗“稿诀集字”的方法启迪了于先生，遂将其请至身边，请教交流。虽然王世镗得识于先生不到一年时间便去世了，可王对草书的认识、学习方法、书学理论深深地影响了于先生，1933年后，于书为之一变，章草气息渐浓（图 21），于先生找到了草书的根基，笔下更为灵活生动了。写于1932年的岳西峰墓志（图 22）草书字形生疏、行气不够，有零乱感，字形主要取自法帖集字。但写于1935年的胡太公墓志（图 23）中，行草间杂，已带有魏碑自然丰富变化的气象，特别是其中的横势和捺挑有着浓厚的章草意味，深受“急就章”、“月仪帖”和王世镗的影响。写于1938年的文天祥正气歌六屏（图 24），书法已兼方折圆转之利，字势纵横变化得体，字形简略，草意浓厚，行气饱满，用笔豪爽，气势雄浑，典型的于体草书风格形成了，是年，先生59岁。为了实现他改良文字书写的主张，1932年12月，于先生在上海创立标准草书社，聚集了刘延涛、周伯敏、李生芳、胡公石等青年才俊，协同整理研究草书。于先生首先从太和馆本急就章入手，以章草、今草、狂草三者综合，确立了“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选字原则和“忌交、忌触、忌平行、忌眼多”的书写技法，又因为汉代形成的急就章文辞古奥不利推行，最终决定采用梁以来形成的蒙童字书《千字文》为题材，由此开始，多方搜求各类草书版本，归纳选择，1936年，出版了《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双钩百衲是帖学集字的方法，要想在历代浩瀚的草书中集成千字文还有一些问题，草法繁简，今古体势，字形取舍能否合理，形成百衲归一的效果，于先生在整理选字过程中进入了他借法帖学、碑帖揉合的时代。从1932年着手草书研究到于先生仙逝的32年间《标准草书千字文》共修订九次，直至临终前，先生还在叮嘱第十次修订的事宜，金石之志实为感人。标准草书修订的过程其实就是先生广泛涉猎草书，碑帖揉合的过程，从1935、1942、1945年的于书千字文中可以窥见先生草书变化的轨迹。35年千字文（图 25）多横方折露锋之笔，含有1930年左右魏体行书的碑意；42年千字文（图 26）体势方整，圆转婉通，有着帖学今草的线质，这说明1935-1942年的这段时间是于草书法由碑融帖的过程，此时之作品应该是渐渐出现帖学草书的意味；45年的千字文（图 27）开始取纵势，用笔钝拙，先生又尝试将北碑自然质朴风格融入秀丽的今草，逐渐走入碑帖融合的境界。45年以后的于体书法浸淫历代草书之中，在于先生心理因素的指引下，反复杂揉，时常能呈现新的气象（图 28、29）。标准草书取法范围非常广泛，从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急就章开始，取法最多的是王羲之（圣教序、草诀歌、十七帖、梅花诗）其次为怀素（自叙贴、四十二章经、千字文、圣母帖），还有孙过庭（书谱、景福殿赋、千字文），智永、王献之、曹植、贺知章、米芾、文壁、皇象、祝允明、索靖、苏轼，选字的名帖包括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索靖出师颂、皇象急就章、钟繇道德经、文彭的赤壁赋、曹植的离思经、朱学古的草诀歌、褚遂良的阴符经，先后选用了古今42位书法家57个版本的千字文草书。于先生还从秘阁草韵、韵会、草韵辨体、礼部韵略、草书要领、心经、流沙坠简和楼兰出土文物中学习选字。整部修订草圣千字文中除78个字是于先生根据标准草书原则和习惯草法书写外，其余占全本92.2%的字都是由先生亲自摹写考证，遴选出来的，既符合传统书理，又使众家各体草书合谐匹配，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不仅为中华文字流便书写开了新路，同时也代表了中国的一部草书发展简史，功在当世，利在千秋。
于先生从1930年着目于草书到1932年结识王世镗，同年成立标注草书社开始研习草书至1938年左右形成成熟的于体草书，虽然在书法实践方面开创了碑帖融合的先河，但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于体书法最辉煌的阶段是1930左右碑版书法时期，认为于的标准草书研究是功利于社会而放弃了自己生机勃勃的艺术创作，甚为可惜，如果于先生继续深入碑版书法研究，如果于先生从未涉及与其创作风格、内心情趣本不相合的“标准化草书”，他的艺术成就更不可估量。于先生在1932年时对他先期书法就有“不忍弃之”的说法，但世人不知道，改变先生书法之路的是其弃艺存道之心，先生曾对霍松林言：“有志者当以造福人类为已任，诗文书画皆余事而已”，他以儒家思想立身处世，强调经国济民，“正德、利用、厚生”，他要求学书的人要有学问、有事功，先生就是把文字书写改良当作自己的事功，而放弃只能利已之艺术，海内外学者谈到此莫不感慨。
1949年，于先生70岁了，渡海之后的先生心情郁闷，已不再有那份豪迈雄强的气度，他的书法局限于标准草书，以违背书法艺术精神的三长（利用符号，字字独立，一字万同）为目标，尽管还是富有变化，但由于局促于标准草书法则，失去了大有为的情怀，字的气息就弱了下来（图 30），用笔含蓄、凝重，虽然不失文雅，但豪迈大气的作风没有了，顿挑疾涩的节奏变弱了，字的神情也由于线条过多的纠绕没有了势的带动而显得神情暧昧，结体造型模式固定，章法上也没有了连绵笔势的映衬。胡恒先生说：“自1949年于先生到台湾后，直至先生仙逝，其书法再无太大变化了”。于先生自己也感叹：“延涛作我的年谱已成，我后段太不争气年谱不生色，为世人所轻”。的确，无论从年龄、境遇、心态诸多方面，先生要从汇集的六十余万字中继续摸索，碑贴融合创新书法都没有了条件。不过，于先生后期的草书中又有了一种空灵宁静的气度，含蓄蕴藉暮年老境之作“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先生此刻大概已时常能从梦里回到儿时的故乡，站在太夫子的身旁，看着老先生书写“十七鹅”，你看先生晚年的字（图31）不正是那种童稚心态的反映吗？
纵观先生一生书法实践，其要旨在于自然，其余皆随心而动，风格不同罢了。于先生在自述中这样表述：“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坐法一切顺乎自然，我虽也时时留意别人的字如何写就会好看，但是在动笔的时候决不因为迁就美丽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你看窗外的花鸟虫草无一不是顺乎自然而生的，而无不美，只要是自然与熟练，不去故求美观也会自然美丽的”。他在晚年所作的写字歌中写道：“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任自然，自迅速、自轻快、自美丽，吾有志焉而未逮” （图 32）。于先生“以我法”顺乎自然的书写成就了其艺术世界的完美性，当今绝大多数“书家”的现实情况是以我法导致做作、怪诞，丧失了书法的美或是由于见识狭碍和心智不高，没有美的个性和精神，无从表达，而把书法变成了毛笔杂技。于先生内质聪颖，博学精思，胸怀豁达，以天下为已任，成革命功业，铸道德诗文，凝志于胸、聚纵横之气，且用功尤勤，积功之深，终生求索，方能吐哺万千气象于笔下，世人有之巧未必有之勤，有其志未必有其功，有其博学未必成其精思，有其见识未必有其包容诸美的胸怀。因此，出版界出版二十世纪书法经典人物二十人中有他，书法界推举二十世纪代表书家时十人中也有他，评论界研讨二十世纪草书家四人中还有他，众望所归，于右任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他的书学理论、书法实践对于后世的影响力还远远不是我们当代人所能估量的。
钱 滨
2010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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