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转裁判dlc内容:自由摄影师Bruno：世界上任何角落我都觉得很舒适

随着传统媒体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自由摄影师这一职业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他们得自己承担拍照的差旅费和伙食费。如果没有媒体买，就等于白拍。虽然现况不妙，仍有为数不少的自由摄影师为理想而坚持。费加罗图片社摄影师Bruno Morandi 就是其中之一，每年大部分时间，他每天背着近70 斤重的东西在全世界各地跋涉。近日他自费来中国拍照期间，接受了《外滩画报》的专访，畅叙身为自由摄影师的个中甘苦。他说：“我认为所有的人都过着大同小异的生活。世界上任何角落我都觉得很舒适。”

自由摄影师越来越不好当了。网络的发达、摄影器材的先进和普及使得人人都有了担当摄影师的可能。

2005 年伦敦地铁爆炸后，《巴黎竞赛画报》把手机拍摄的爆炸图片放在了头版。这一事件无形中暗示着：摄影师的重要性是否已大打折扣？传统媒体的财务状况越来越不乐观，它们也越来越不会出钱请一个自由摄影师去拍照片专题了，大多数自由摄影师都得自己解决拍照的差旅费和伙食费。拍照的性质就跟赌博差不多，如果没有媒体愿意买，就等于白拍。

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BrunoMorandi 也无法在摄影地位下降的历史潮流中明哲保身。在采访前，对旅游摄影师这个职业的艳羡主导了我对Bruno的印象：背着巨大的背包，迈着孤独的脚步，走遍世界每一个或美妙绝伦或风姿绰约的角落，把美景留在镜头里，把背影留给世人，无拘无束，浪迹天涯。见到Bruno 之后才发现，旅游摄影师留给世人的照片背后有说不完的艰辛。

这次来中国拍照是他自己出的钱，如果找不到会英语的向导，他很难和当地人沟通；虽然患有严重的腰肌劳损，却经常要凌晨五点钟就起床，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跋山涉水；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奔波，只有三个月时间在巴黎家中度过。

旅游摄影师这一职业往往有一个共性——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可是面对他拍的一张或一组照片却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如今这个年代，哪怕是曾经拍出过震惊世界的照片的摄影师，也可能要担心照片的出路问题了。以前行情好的时候，一组外国摄影师的照片在中国通常可以卖出2 万元人民币的高价；可现在，如果一组照片能卖到5000 块，图片社就高兴得要开香槟祝贺了。著名战地摄影师Michel Setboun 拍过的一幅萨达姆肖像，曾经登上过全世界104本杂志的封面，他曾被子弹射中大腿，从战场上载誉归来，可是由于财务状况不佳，只能转行拍风花雪月；全世界最著名的时尚摄影师之一安妮·莱布维茨，因为欠债2400 万美元面临破产；坚持拍照的摄影师越来越少，有的干脆退休回家种土豆。

相比之下，Bruno 还算幸运，他一直在坚持。2002 年，Bruno 所拍摄的托斯卡纳风景刊登在《文明》杂志上，那是中国读者第一次见到他的作品。Bruno 的摄影风格很受中国杂志欢迎，因为他的照片色彩明快，表现的都是世界最美好、最精彩、最神圣的一面，无意中满足了中国大多数生活时尚类杂志的需求。对中国的喜爱也让他成了中国的常客，云南、贵州和广西是他最喜欢的中国省份。10 月底，他再度来到中国取景，并接受了《外滩画报》的专访。

色彩神韵

Bruno 作品里的颜色像不小心泼出去的颜料，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用心良苦。他故意选择那些能造成强烈视觉冲击的场景和构图，照片像被赋予了无穷的生命力。

早年，Bruno 尝试过黑白摄影，但黑白两色无法完整地传递照片信息。“而且，黑白摄影太容易了，因为它很容易抹掉一些相近颜色的区别；彩色摄影对摄影师的挑战更大，需要对色彩有更好的掌控力。”

Bruno 最喜爱的摄影师、被他称为“大师”的亨利·卡蒂尔- 布列松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黑白摄影师。如果不考虑彩色和黑白的差别，从Bruno 作品中依稀可见布列松的影响。

Bruno 最有名的摄影系列之一是印度拉贾斯坦邦的纱丽印染女工。他用了四天时间观察那些印染女工的生活，拍出了颜色饱满得几乎要滴下染料的惊艳之作。已经染色待干的巨幅纱丽垂挂下来，穿着印度传统服装的女工随意地晾晒和折叠，让人联想起印度的充裕阳光。这样的照片是每个人都愿意放大了挂在墙上或者相框里的。

Bruno 把游历印度的经历融入了一本《印度的色彩》图册里，这是一本20厘米×20 厘米的小书。火红的辣椒让人联想到诱人的当地美食；焦特布尔是个蓝色之城，据说蓝色是最高种姓“婆罗门”的专属颜色。婆罗门把自己的房子涂成靓蓝色，来凸显自己的高贵身份。慢慢地，非婆罗门姓的家庭也把房子涂成蓝色；拉贾斯坦邦的传统绘画艺术“曼达塔”和“塔巴”绘制在走廊或门廊上，这些充满线条的活力全部出自妇女之手。最有趣的当属印度一年一度的色彩节，印度语中发音为“Holi”，每年的这一天，人们会用类似水枪的工具把各种色彩喷涂在别人身上，据说幸福会随着色彩一起传递。

在尼泊尔的rana tharu，Bruno 被当地少女的民族服装吸引了。与其称其为衣服，不如称之为色彩的拼贴。每件衣服上都有不止10 种颜色，再配以玎玲作响的银色配饰，让人眼花缭乱。“ 彩色赋予了照片某种神韵。”Bruno 对自己的作品这样概括。

Bruno 的作品在《国家地理》、Ulysse、Gala、《费加罗杂志》、DS 以及VSD 等杂志上发表。多家出版社都推出了他的图册，如《拉贾斯坦印象》、《永远的托斯卡纳》、《托斯卡纳村庄》、《尼泊尔——色彩和光》、《普罗旺斯，饮食精神》、《托斯卡纳，饮食精神》等等。他的作品不仅会吸引人们前去旅游观光，还能让人们充分领略到他从人类、自然、文化中捕捉到的美。

艰苦旅行

Bruno 说，自己首先是个旅行家，其次才是摄影师。可是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轻便旅行”。

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要随身携带下面这些东西：“电脑是必需的，每天我都用它来与我的代理商联系，睡前也会用它来处理我的摄影作品。其次是相机，我随身带了两个相机，一个是NikonD700，与之相配的有四个镜头。另一个是胶片相机哈苏，它也有三个镜头。还有三脚架。”

行李里还有少量的衣服。Bruno有一件在冰岛买的登山服，不算厚，可是很保暖，能抵得上三四件普通毛衣的御寒力。去寒冷的地方，Bruno只要把登山服套在T 恤外面。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差不多有70 斤。他带着这些物品，走过中国、蒙古，穿过印度、巴基斯坦、非洲舍夫沙万，还有他的第二故乡尼泊尔。

尼泊尔之行是Bruno 人生的转折点。18 岁之前，他是个害羞的男孩。即使现在也还是这样，他喜欢给别人看他拍的照片，可是不会给别人看他本人的照片。“拍照时，我就躲在相机后面。我可以躲在相机后面和陌生人打招呼，如果没有相机，我也不敢面对面地和别人打招呼。”18 岁之前，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巴黎，只是偶尔去出生地意大利的托斯卡纳看看。18 岁时，没有钱的他和一群和他一样没钱的旅行者一起去尼泊尔旅行，一待就是两个月，从此开始了身兼旅行者和摄影师这双重身份的漫长征程。

尼泊尔的夏天很凉爽，Bruno 喜欢在黄昏时任微风吹过面颊，欣赏泊尔少女的曼妙身材。随处可见的庄严寺庙和巍峨山峰让他常有片刻的窒Bruno Morandi（中间坐者）和巴基斯坦苏菲的朝圣者们在一起息感，还有巧夺天工的手工艺品和民族服装。所有东方风情的元素把这个初出茅庐的法国小伙子彻底征服了。

当时Bruno 还是建筑系的学生。旅途中看到的一本小册子改变了他的生活。册子上有一句话：“自主的人必然喜爱冒险。”从此，Bruno 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像一个流亡者一样浪迹世界，抛开了建筑的学业，抛开了一切束缚，立志要成为一个自主的人。

Bruno 尼泊尔当了一段时间的法语导游。Bruno所掌握的语言中，除了英语、意大利语、法语，还有尼泊尔语，以及一点点的印度语和乌尔都语。

第一次旅行有些艰苦，他坐在不怎么舒服的坐垫上游历了尼泊尔。“从这第一次漫长的旅行开始，我就已经知道怎样让自己在不同的地方生活了。”

适应环境对Bruno 来说不是什么难题。“我不会像一般法国人那样计较别处的生活是不是很法式，我认为所有的人都过着大同小异的生活。世界上任何角落我都觉得很舒适。”

柔弱内心

Bruno 喜欢随性拍照，走到哪里拍到哪里，不用花太多时间准备行程。他会带上《孤独星球》和各地英语地图，这些是他最好的旅游指南。笔记本必不可少，用来记下那些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民族和村庄以及人的名字。比如在中国，他要求导游帮他写下相应的中文拼音，便于记忆。

有时，兴致上来了，他会给自己的照片配上文字。他说自己不擅长写字，一两页还行，十多页的文章要耗上他一个星期。

“最初，他们备受尊敬。这些身着黑色衣服的人，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市中心的繁华地带穿梭。市区的公寓墙上，是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巨幅画像，这十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一些头裹缠巾的毛拉手提公文箱，匆匆进出于写字楼。

现在他们的境况似乎有些窘迫。祈祷的声音被城市嘈杂的声音淹没，清真寺几乎人迹罕至，公园里有大胆向女孩献殷勤的年轻人。年轻女孩公然化妆，男孩子身着画有美国摇滚歌星的T 恤衫。德黑兰的高楼大厦到了晚上灯火通明，和伦敦、巴黎的夜晚无甚差别。虽然德黑兰不能代表整个伊朗的变化，但是伊朗确实已经不再是人们心目中那个古老的国家了。”

Bruno 的文字和他的图片一样，透露出洞悉和睿智。他喜欢充满了神秘感的东方国度，对它们一天天的富裕和现代化感到欣慰，也流露出遗憾。

他很坦率地说，他对很多东西都不太懂。“但是对于我，一个拍摄者来说，我不用去理解细节，比如为什么这个手指是蓝色，为什么穿这样的衣服。我关心的是我的画面的美丽。如果我拍出一个人来，大家觉得这个照片很美，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伊斯兰教的神秘感、诗歌、音乐吸引着他。他进到教徒们的朝圣队伍中，捕捉他们在月光下的面孔、眼神；一直拍打胸膛向真主表达忠心的伊朗教徒，用一生时间从一座山走到另一座山的巴基斯坦朝圣老人的故事，让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Bruno 有如经历一场洗礼；听到苗族人的歌声时，他会被深深打动；与那些短暂相处的人说再见的时候，他总是不忍地流下眼泪。Bruno 并不像一个长期旅行者那样对很多情景习以为常，他总是用最敏感的内心去体会遇到的人和事。

“吸引我成为摄影师的，正是不断地捕捉着生命片断的机会：生命中优美的姿势、简单的动作，梳着乌黑头发的尼泊尔妇女、抱着皮球准备跳上车的古巴男孩、搽了脂粉的男人或是女人、在自家院落的地上和墙上画画的拉贾斯坦妇女。就像是法国近代诗人雅克·普莱维尔的诗歌—十分口语、朴实，但是平凡的词语中有奇异的想象和震撼人的力量。他的语言揭开了平凡生活的每一真实时刻，却又远远超越生活的真实。我更容易被画面感动，而不是被新闻报道。”

无缘战地记者

Bruno 看见过贫穷和战争，可他对悲哀和苦难并不感兴趣，他的照片中只有安静祥和。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曾经想过成为战地摄影师。

1984 年，他和一个记者一起去巴基斯坦工作，大多数年轻的摄影师总幻想能做战地摄影记者，Bruno 也一样，很兴奋地准备完成第一次战地摄影任务。在巴基斯坦的第一周，他处处小心翼翼，但什么也没发生，他觉得有些沮丧；可是当战争真正到来的时候，他却一张照片也没有拍成，只是想着战争何时能结束。“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做一个战地记者。战争实在非常恐怖，它让我紧张得无法拿稳相机。”

Bruno 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发抖的样子。说到害怕战争，他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好像在说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又有点嘲笑当年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后来他选择了无关政治和战争的旅游摄影，把美好的事物展示给人们看，虽然拍照的过程依然很艰辛，但是Bruno 喜欢“自讨苦吃”。没水洗澡是经常发生的事，在尼泊尔的时候，他连续5 个星期没洗澡。如果去山上拍照，几个月洗不到澡是家常便饭，Bruno 只能在途经河流的时候用河水稍微清洗一下。

Bruno 也遇到过骗子和小偷。当他感觉不对劲的时候，通常能敏锐地感觉到，于是采取敬而远之的策略。但是有一次疏忽大意，出去拍摄的时候忘了关旅馆门，回来以后东西都不见了。“不是所有人都是好人，但我会和好人在一起，远离坏人。”

但和伊朗的两次“警察局之旅”相比，这些都不算什么了。

在伊朗的伊斯法罕，凌晨六点钟Bruno 爬上一个超级市场的楼顶拍晨曦，突然来了两个人把他带走了。“他们不会说英语，我示意说想打电话他们也不允许，过了一会儿我饿了想找东西吃也被拒绝了。又过了两个小时，来了个会说英语的警察，我才知道，之前的两个人是便衣警察，他们怀疑我是间谍，在偷拍照片。这个懂英语的警察同意我联系了我的导游，又拿走了我的相机，弄出了我的照片发现没什么异常才让我离开。就这样，我在那里待了6 个小时，底片也毁了，因为他们洗照片的技术很差。”

这件事过后没几天，在巴基斯坦南部的一个小村子里，Bruno 正在拍一位戴着面纱的妇女，又被一位便衣警察抓住了。“他拿走了我的相机，我只能大叫‘不不不’，因为我不想再去一次警察局，也不想我的照片再被毁了。我钻进我的车，带着他去了我的旅馆，给他看了护照，才解决了问题。”

Bruno 像一根随风飘摇的蒲公英，哪里都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他喜欢法国和意大利式的生活方式，在托斯卡纳艳阳下品尝红酒是再美妙不过的事情。可是，在第二故乡尼泊尔，他体会到了另一种从容泰然的生活态度——“虽然我们很贫穷，可我们脸上总有笑容”—这是尼泊尔当地人常说的一句话。

然而对于贫穷，Bruno 始终不能释怀，甚至愤怒。“世界是不公平的，有些国家什么都有，物质富足。有些国家什么都没有，只有悲伤、战乱和贫穷。”

一个朋友的朋友有个六岁的女儿，患上一种疑难杂症，尼泊尔落后的医疗水平没法治疗。Bruno 和他的朋友在网上搜索，发现法国有治疗这种疾病的技术和医生，可治疗费用高达30 万欧元。

但是小女孩的家里很穷，没法飞法国，更不用说30 万欧元的治疗费了。于是Bruno 和几个朋友组成了一个筹款委员会，也向法国的医院申请免费治疗。一个月后，医院同意免费，可那个小女孩已经不行了。“如果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她一定会获得救治。就因为她在尼泊尔，找出病因就用了两个月，筹款又用了一个月，整整耽误了三个月。

而我呢？可以舒适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今天在尼泊尔，明天在巴黎。我们需要与贫穷的人们分享更多，我们所分享的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