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开山鼻祖徐枕亚
一
清光绪十五年农历七月初九日（公历1889年8月5日），一个炎热夏天的黄昏，在常熟县城南门古城墙脚下沿河一户人家，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了。这一家的男主人徐眉生，娶妻谭氏，已生有一男一女，这第三个孩子，父亲给他取名觉。这个男婴，长大后驰名于民国初的上海文坛，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文学流派之一——“鸳鸯蝴蝶派”的开山鼻祖三巨擘（常熟人徐枕亚、吴双热和常州人李定夷）之一。他的成名作《玉梨魂》则是早期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代表作。
徐家虽没有人做过高官显贵，却也算得上是书香门第。
徐枕亚的父亲徐眉生，又名梅生、懋生，虽然劬学励行，善韵律，有文才，屡次应试却功名不售，只好做“孩子王”，办私塾教几个孩童。他在执教之余，系情于书画金石，从中寻得乐趣，将自己的书室取名“自怡室”，将自己的著述取名《自怡室丛钞》，意思是怡然自得。父亲的言传身教，对孩子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枕亚的哥哥徐风，字天啸，生于1886年。他幼秉庭训，读书非常勤奋刻苦，1901年，他十六岁，应科举考试，得中秀才。他不仅读书有灵性，而且也跟乃父一样性喜书法，尤善行草，少年时就有一定名气。
小枕亚自幼也已显现了聪慧的资质，从五岁起就和哥哥一起在父亲的塾馆里读书，八岁时在父兄的指导下学写诗词，十岁时已能作诗填词。他读书过目成诵，诗文脱口成章，小小年纪就有神童之誉。徐眉生看两个儿子读书这么认真，心里十分喜爱，恨不得把自己所学全部传授给他们。
枕亚十三岁那年，徐眉生被城里沈姓大族聘为家庭教师，自家的学馆就停办了，枕亚跟父亲随学。一年后，枕亚辍学在家，读书之余，常随兄长天啸和族叔徐笑云结伴出游，行吟于秀丽的虞山，徜徉于山下的尚湖之畔，兴致所至，叔侄便吟诗作对，彼此酬唱，以为乐事。
清末，欧风东渐，民智渐开。而陈旧的教育制度则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了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被历史淘汰已是势在必然。二十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各地兴办新学蔚成风气，试行新法教育的学堂、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办新式学校急需大量的教师，为解决师资的严重缺乏，培训师资的速成班、培训班及具有师范雏型的学校便应运而生，纷纷创立。常熟文风向来昌盛，读书空气一向浓厚，更因地近沪苏，受到影响，向来得风气之先，在这种情况下，县内有识之士也于1903年秋，在常熟城西虞山东南麓梁昭明太子萧统“读书台”畔的“游文书院”开办了一所师范学堂，取名 “虞南师范”（1905年改为“常昭师范传习所”），设两个班级。就在学校开办时，徐眉生就把两个儿子送进了学校，成为常熟县第一批师范生。
与徐家兄弟一同进校的还有与他俩最相契合的族叔徐笑云。在学校里，他们与一位比枕亚年长五岁的学友吴双热相处最善。
吴双热，1884年生。他原名光熊，字渭渔，后改名恤，号双热。因“恤”字拆开是“心”“血”二字，取“双热”为号，表示自己关心国事,“热心热血”。
吴双热家住常熟县城内的县东街，家有祖传之“三声书屋”。所谓“三声”，即鸣春有鸟，鸣秋有虫，四时有琅琅读书声。吴双热就出身于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识字读书，与诗书文章为伴。进学后，他常以笔墨自遣，喜欢结交志趣相投的文朋诗友。
吴双热与徐家叔侄志趣相投，遂结为文朋诗友。四人中，枕亚年纪最小，但他从小受到家庭熏陶，谈吐不俗，吴双热很是喜欢他，于是，四个人便结成了忘年之交。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小诗社，交流所写的诗词，彼此品评，互相砌磋，相处得十分融洽。后来，他们把四个人所写之诗，结集成了一本《四痴酬唱集》。
这四个学友中，徐笑云年稍长，言行举止像个大人，而稚气未脱的徐家兄弟更合吴双热的脾气，相处最友善。有一天，吴双热对徐家兄弟说：“我们的脾气很合得来，志趣又相投，不如义结金兰，做个异姓兄弟。”这一提议得到了徐家兄弟的赞同。于是，他们仿照小说上看来的异姓结拜为兄弟的故事，撮土为香，祷告天地，立下盟誓，结为金兰之好。三人中的“大哥”吴双热为此还郑重其事写下了一份证盟之文：
“海虞市上，同时发现三奇人，其一善笑，其一善哭，其一善噤其口如哑。笑者之心热，哭者之心悲，哑者之心冷。三人各奇特，亦各殊异，相遇初非相识，相识乃相爱，时相过从，时相闻问。世事日非，国事日恶，人事日不轨，肠断矣，心伤矣，乌得不哭？哭不得，乌得不笑？哭既无益，笑亦无益，又乌得不哑？一哑一笑一哭，是皆表情的作用，既有情矣，则又何奇之有？三有者非他，哑者徐子天啸，哭者徐子枕亚，而笑者即双热……”
吴双热性格开朗，谈吐风趣，不乏幽默感，从由他自告奋勇执笔的此份证盟之文的字里行间也可见他的脾性之一斑。而他所论徐天啸之沉默如哑，徐枕亚之多愁善哭，确实也抓住了徐家兄弟性格中的特点。
一年后，三位盟兄弟同时在虞南师范肄业。年长的吴双热找到了工作，执教于苏州某初等小学。
次年，徐眉生在善祥巷自己家里自己办了所小学堂，取名善育小学堂。他的两个儿子正好可以在学堂里执教。年轻人精力旺盛，求知欲强，枕亚在执教之余，专心于旧体诗词的写作，同时，他又阅读了大量小说，如《燕山外史》、《游仙窟》、《花月痕》、《红楼梦》等，此外，他又喜读野史笔记，边读边做笔记，后来他把读书做的笔记编入《枕亚浪墨》的《经传井观》。这使他的旧文学功底基础更为扎实，弱冠时已积下诗词800余首。
徐眉生的身体有病，且越来越重，终于在1907年8月抛下妻儿撤手人寰。就在父亲逝世前一天，天啸遵母亲谭氏之命，与一个叫姚吟秋的姑娘匆匆完婚。天啸在回忆他父亲的文章里这样写道：“余父晚年，养病家居，课儿之暇，寄情于金石书画。尝有句曰：‘学堂扰扰此何时，家学翻嫌误两儿。伴我寂寥饶别趣，一勤铁笔一吟诗’。” 他对弟弟是满口赞誉：“予弟枕亚，资禀过人，少负神童之誉，性忱吟咏，脱口成章。”
父亲一死，家里的小学堂自然就办不下去了。第二年，天啸在县境西南角的练塘乡邹氏所办谊育小学任教。这里距城十余里，村名“湖上”，是个四面环水、交通闭塞的孤村，与校舍相连的人家只有六七户，在学校的位置远望，只见纵横阡陌上，仅有乡童村叟往来。周围二三里之内，绝无名胜景物可览，而校舍原是邹氏旧宅，室外有园，园中有亭台楼阁，还有一口池塘，四周长满了花草，环境倒也清静。枕亚曾经去看望兄长并代课一月。
二
1909年初，经同县名绅苏高鼎介绍，二十一岁的徐枕亚到无锡鸿山脚下西仓镇上的鸿西小学堂执教。
西仓为同治间无锡有名的书法家蔡荫庭故里，蔡荫庭有曾孙女蔡蕊珠，自幼失去了双亲，由她的婶娘陈佩芬抚养。陈佩芬年轻守寡，抚育儿子如松，如松读书就在枕亚班上。因为这个关系，陈佩芬就和徐枕亚相识了。枕亚对陈佩芬年轻守寡十分同情，而佩芬既慕枕亚之才，又感激他为自己的儿子精心教育，两人书信往来，暗生情愫，感情日深。但陈佩芬心里很明白自己是个寡妇，一个未亡人是没有权利与别的男子相爱的，徐枕亚也明白他与陈佩芬是不可能结合的。他们只能把相思之情默默地埋在心底。陈佩芬为了报答枕亚，就托族叔蔡子平说合，将侄女蕊珠许配给枕亚。
一年后的冬天，枕亚与蔡蕊珠结婚了。
蔡蕊珠婚后满月就到徐家，起初婆媳之间关系还是融洽的。但是，不多久，为随嫁奁田事，徐家和蔡氏家族发生了争执，本来枕亚母亲谭氏患有精神病，受此刺激，旧病复发，经常借故训责蕊珠。蕊珠忍受不了，对婆婆产生厌恶，婆媳关系迅速恶化。每当此时，蕊珠就要回娘家去住。
枕亚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很是为难。这个时候，他已离开原来教书的鸿山西仓镇，转到了常熟南乡一个地名杨树园的化南小学执教。一个人住在乡下，难免感到孤独，授课之余，只能借酒浇愁，并且酒越喝越多。而这时他的兄长天啸正在另一乡村小学教书，兄弟不能能见面，他郁闷的心情无处诉说，就用写诗来倾吐。他写下了《惆怅诗》七律三十首和《沉珠玉碎词》、《荡魂词》各三十阕，以此来宣泄心中的苦闷。一个在寂寞的时候最容易回忆人生历程，也就在这时，他回忆起自己在西仓任教的那段经历，徐佩芬的印象不时在脑海中浮现，他便开始将自己的心事付诸笔墨。一纸平摊，骈驷骊陆，日写千言，记录下他的所忆所思所感。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先后宣布独立。11月，在江苏省城苏州宣布光复后的第二天，常熟县的士民们也宣告光复。原来在雍正四年常熟县一分为二，设置了常熟县和昭文县，两县同城分治，就在宣告光复的当天，昭文县并入了常熟县，结束了两县分治的历史。不久，中华民国成立。
民国元年3月1日，周浩在上海江西路创办《民权报》，他在报上刊登征稿启事，征求“冒言无忌”之外稿，引起很大反响。其时担任主编的是革命党人戴季陶、何海鸣，在报上鼓吹革命，颂扬三民主义，言辞锐利，议论激进。正在上海民国法律学校学习的徐天啸常在课余向该报投稿，他写的时评等文章议论剀切，受到读者欢迎，为此，戴季陶多次邀请天啸到报馆共事，他均答以“学业未竟，不愿中辍”，婉拒了戴的邀请。但他还是向报馆推荐了自己的弟弟枕亚和义结金兰的吴双热入《民权报》馆。
天啸对弟弟的文才当然是很了解的，对于吴双热，他也很欣赏他的文才，而且知道他出笔快，当年他执教于苏州某初等小学时，在授课之余，常以笔耕自遣。时吴中程瞻庐、杨寿人等创办《吴声》期刊，向双热索稿，双热便开始向《吴声》投稿。后写作兴趣渐浓，投稿范围扩大到上海，如短篇小说《哑教员》就是投寄上海《时报》发表的。他也向上海《民权报》投稿，早与《民权报》有联系。双热本有服务社会的热心热血，当民国元年春常熟成立社会党分部时，便已加入社会党。这次由徐天啸介绍，双热与枕亚便一齐辞教师职，应聘赴沪任《民权报》编辑。枕亚主编新闻，双热则继蒋箸超主编文艺附刊。
枕亚自称是个“多情种”，然而，自己的婚姻却不能自由，心里一直解不开这个结。他难忘自己在无锡鸿山下西仓镇的教书生涯，与心仪的陈佩芬那一段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恋情，有一肚子的话要倾吐。他在杨树园化南小学所撰的故事，正好有了发表的地方，于是他就将自己的那段没有结果的爱情史继续敷衍开来，吸收社会上不时听说的新式才子佳人相悦相恋的风流轶事，写成缠绵悱恻的情节，一部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才子佳人小说便诞生了。这就是《玉梨魂》。
《玉梨魂》在《民权报》副刊上与吴双热写的《孽冤镜》同时连载。
《玉梨魂》的内容讲述一对在旧礼教束缚下的青年寡妇和一个家庭教师的恋爱故事。书中男女主人公不能自由相爱，最终以悲剧结局，对封建礼教摧残人性发出了一点软弱的抗争。
这个家庭教师名叫何梦霞，苏州人，“家本书香，门推望族，父某为邑名诸生”。父亲潦倒以终，家道中落。他感慨自己怀才不遇，觉得生活乏味，成天郁郁寡欢，多愁善感。兄长剑青远游楚闽，梦霞在家闲居。
他的一位同学为他介绍于蓉湖某校，梦霞虽不愿献身教育界，但母亲以蓉湖有远戚崔氏，六七年不通音讯为由，竭力怂恿梦霞去该校应聘。梦霞不忍违背慈母之意，即择日前往，住在崔姓远房亲戚家里。崔家只有一个老翁，一个寡居的儿媳白梨影（梨娘）和一个孙子鹏郎。梦霞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崔家年轻寡妇梨娘，通过鹏郎，二人书信往来，两个年轻人开始恋爱了。虽然他们的感情非常炽烈，然而他们不敢打破封建旧礼教的樊篱，坚守着“发乎情止乎礼”的古训，只能通过做做诗，通通信，来吐露相思的苦闷。后来，梨娘自知不可能与梦霞结合，便小姑介绍给梦霞。然而三个人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与幸福，反而不得不经受感情上的煎熬，非常痛苦。后来梨娘得病而亡，小姑也郁郁而死，梦霞投身于军中，死在战场上。
《玉梨魂》全书共10万余字，30章，用骈文叙事。如第一章《葬花》的开首：
曙烟如梦，朝旭腾辉。光线直射于玻璃窗上，作胭脂色。窗外梨花一株，傍墙玉立，艳笼残月，香逐晓风。望之亭亭若缟袂仙，春睡未醒，而十八姨之催命符至矣。香雪缤纷，泪痕狼藉，玉容无主，万白狂飞，地上铺成一片雪衣。此时情景，即上群玉山头，游广寒宫里，恐亦无以过之。而窗之左假山石畔，则更有辛夷一株，轻苞初坼，红艳欲烧，晓露未干，压枝无力，芳姿袅娜，照耀于初日之下，如石家锦障，令人目眩神迷。
这部《玉梨魂》，其实就是徐枕亚的自传，书里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有原型，“何梦霞”就是作者自己，“梨娘”即陈佩芬，“筠倩”影射蔡蕊珠，“石痴”影射蔡培，“鹏郎”即蔡如松，。全书夹杂大量的诗词，文字哀艳，正如李定夷所说：“全仗风花雪月的词藻，弄月吟风的诗篇穿插其间，引人入胜”。连载完毕后，1913年，民权出版社将书印成单行本，前后再版多次，销数达几十万册，连香港、新加坡也有将它翻版的。当时，曾吸引了不少读者，尤其是爱好文学作品的青年。它在当时文坛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时仿者群起，由此而形成了后来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流派。
《玉梨魂》不仅一版再版，而且还出现了许多翻版伪本。时人称“魂飞天外（销路广），魄力万方（各地均有翻版）。对此枕亚一介书生，也无可奈何。这部小说后由上海民兴社编演为话剧，在1924年被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搬上银幕，这就使它的影响更加扩大了。话剧演出时枕亚曾去看过，看后非常激动，写下了《情天劫后诗》6首：
其一：不是著书空造孽，误人误己自疑猜。忽然再见如花影，泪眼双枯不敢开。
其二：我生常戴奈何天，死别悠悠已四年。毕竟殉情浑说谎，只今无以慰重泉。
其三：今朝都到眼前来，不会泉台会舞台。人世凄凉犹有我，可怜玉骨早成灰!
其四：一番惨剧又开场，痛忆当年合断肠。如听马嵬坡下鬼，一声声骂李三郎。
其五：电光一瞥可怜春，雾鬓风鬟幻似真。仔细认来犹仿佛，不知身是剧中人。
其六：旧境当前若可寻，层层节节痛余心。梦圆一幕能如愿，我愧偷生直到今。
毫无疑问，枕亚承认这部书写的就是自己的恋爱婚姻。
三
1913年冬，《民权报》因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袁政府迫害停刊。次年1月，枕亚受聘进中华书局，任《中华小说界》编辑。他撰著的《高等学生尺牍》被上级乱加窜改，他非常不满。
正巧，刘铁冷等人创办《民权素》，第一集上发表了枕亚的短篇小说《梅柳争春》。枕亚在中华书局并不舒心，所以，到5月，由刘铁冷等人创办的《小说丛报》请他去担任主编时，他便毅然脱离了中华书局。
在《小说丛报》社，徐枕亚将《玉梨魂》重新演绎改写成日记体小说《雪鸿泪史》，在《小说丛报》连载18期。
《雪鸿泪史》假托是《玉梨魂》主人公何梦霞的日记，人物还是原来的那几个，情节则增加了十分之三四，诗词书札增加了十之五六。他在“例言”中说明：“是书主旨，在矫正《玉梨魂》之误，就其事而译其文，一为小说，一为日记，作法截然不同。”他在写此书的时候，因为赶时间，部分诗词是照搬他人的作品。后来单行本出版，被人检举，他也承认并表示要补换。果然后来重作时，把他人的作品全部删除，笔墨也就一致了。
《雪鸿泪史》在读者中又一次掀起了争论热潮。徐枕亚在这部书的序中写道：
“《雪鸿泪史》出世后，余知阅者将分为两派：爱余者为一派，訾余者又为一派。爱余者之言曰：此枕亚之伤心著作也。訾余者之言曰：此枕亚之写真影片也。爱余者之言，余不能不感；訾余者之言，余亦不敢不承。何也？无论其为爱为訾，皆认余为有情种子也。余之果为有情种子与否，余未敢自认，而人代余认之，则余复何辞？”其实他自己是以情种自许的。
为《雪鸿泪史》作序者竟至十人。
枕亚在《小说丛报》上发表了不少小说，这时他的文笔已有所变化，虽仍是文言文，但不再刻意雕文琢句，堆砌词藻，像写《玉梨魂》一样采用大量的对偶骈文，而是用散文化的叙述方法，注意故事的情节而不刻意于表现形式。如发表在《小说丛报》第七期上的《碎画》：
二十年前，吾乡有崇善堂者，惜字会也。会中备巨簏数十，雇工负之入人家，收取废纸。簏满则归而焚之，月凡两次。是役多以颁白者充之，以其轻而易举，老人之肩能胜其任也。有老刘者，役此有年矣。……余父以明经开绛帐，列门墙者以数十计，残笺败楮，存积较多，以故老刘之来我家也尤数。时余方七龄，
1915年春，兄长天啸4岁的女儿不幸早夭，母亲谭氏责怪儿媳姚吟秋看护不当，姚吟秋原本就对婆婆不满，痛失爱女后，忧伤加上愤懑，竟然上吊自尽。在上海办《黄花旬报》的天啸，惊闻短时间内娇女爱妻相继亡故噩耗，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他不想回到伤心之地，也不能静下心来做事，听人劝说，他决定与好友远游广东以散心。枕亚未能劝阻住兄长，二人有书信并有诗作往来。
姚吟秋死后，本来就与婆婆不合的蔡蕊珠也受不了脾气古怪的婆婆的无故训责，愤而返回娘家，而谭氏竟不顾儿媳刚生下第二个女儿，乘机逼迫儿子与蕊珠离婚。枕亚与妻是恩爱的，他不同意离婚，但生性懦弱的他又不敢违抗母命，只好用假离婚的方法来应付母亲。他瞒过了母亲，在上海虹口余庆里租赁了住处，把妻女接去居住。
徐枕亚在上海编《小说丛报》，该刊从创刊号到二十二期，具名的编辑主任为徐枕亚。从第三年起，由枕亚与吴双热并署，从第四年第一期起，又只列枕亚一人，至第七期改出大的版本，只列双热一人。
1917年1月间，枕亚未满一岁半的二女儿灵胎夭亡。在这悲痛的时刻，谭氏闻讯儿子竟然在上海组织小家庭，便与枕亚姐丽华赴往上海兴师问罪，婆媳关系更为紧张。枕亚夹在母亲与妻子之间，两头受气，处境之尴尬可想而知，这对他的情绪难免产生影响。
枕亚入《小说丛报》社不久就与几个合作者闹起了意见，故到1918年7月，便脱离了《小说丛报》，另在上海交通路独资创办了清华书局。这年夏天，蔡蕊珠生下一男孩，谭母十分开心。枕亚给儿子起名无咎，既希望儿子无灾无难，又寓意家庭从此一门和欢，既往之矛盾不咎。7月，清华书局发行《小说季报》，枕亚自任主编，聘双热为特约撰稿。但《小说季报》每装一巨册，定价一元二角，较贵，所以销路远不及《小说丛报》，造成入不敷出，加上枕亚这一时期懒散，没有新著，不得不停刊，前后只出了四集。
蔡蕊珠回到婆家后，婆媳关系仍然不和，枕亚心情抑郁，嗜酒更厉害，竟因过量饮酒而得病咯血。不巧的是，儿子无咎因看护不当，从楼上坠下，虽无生命危险，却再次引起谭氏的不满，与儿媳的矛盾进一步加深，非要儿子离婚不可。枕亚左右为难，只得再次假离婚遣归蕊珠。但蕊珠不久就从无锡转道去上海，与枕亚相聚。
枕亚写得一手好字。1922年9月，中共中央创办了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封面上“向导”二字便是枕亚所书。当然这是他受人之请，并不表示对中共有所了解。同月，他与许廑父主编《小说日报》。
就在这年12月，蕊珠因病和产后不调，竟至辞世。时长女可贞11岁，子无咎才6岁，枕亚极度悲痛，整日以泪洗面，而年幼无知的儿子无咎却不理解父亲的悲哀心情，竟然对身穿孝衣觉得十分好玩，在人前嘻笑嬉闹，全无悲戚之态，这使枕亚更觉伤心。他写了一篇言辞恳挚的诔词，概括了夫妻、婆媳、母子的关系，又在挽联中写道：“总算好夫妻，幸其死，不乐其生，先我逍遥托尘网；可怜小儿女，知有父，忘有其母，对人嬉笑着麻衣。”从挽联表达的意思来看，上联中他认为与其让妻子委委曲曲活在世上，不能享受人生和夫妻的乐趣，还不如早点离开人世，倒反而是一种解脱，同时又表现出枕亚对人生的态度趋于消极，似已看破红尘；而下联描绘孩儿的天真烂漫，其憨态可掬。
枕亚伤痛之余，作《悼亡词》100首，印成小册子分寄好友，后又作杂忆诗30首。原来他常用的笔名是“东海三郎”，此后改署“泣珠生”，寓意为爱妻哭泣。次年3月，他于沪上买舟载蕊珠柩归葬时，陪他去墓地的仅天啸一人。
在常熟家乡，由漱绿生创办的《绿竹》半月刊聘他为名誉编辑，同时被聘的还有吴双热和另一位以写侦探小说闻名的俞天愤。这年5月4日，“常熟市民对日外交大会”召开时，枕亚被与会一千多名代表推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五卅惨案发生后，枕亚又被“常熟市民声援沪案委员会”推为执行委员，他还为此组织创办的《民气》刊物题词：“横厉无前——民气报出版万岁”。
四
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有个女儿叫刘沅颖，远在北京，她读了枕亚的《玉梨魂》以及为亡妻蔡蕊珠作的《悼亡词》后，不禁为枕亚哀艳的文笔和对妻子的一片深情所感动，敬慕之心油然而生，于是作诗书投寄枕亚，表示愿拜他为师。枕亚想不到远在北京竟然有一位红颜知己，心里也十分感动，就回信表示愿与之结交。两人就此书信往来，诗文唱和。枕亚在诗中写道：“却从蕊碎珠沉后，又遇花愁玉怨人”。沅颖仰慕枕亚，但父亲刘春霖却不同意他们议婚，认为是门不当户不对。刘沅颖借口南游，到上海与枕亚相见，明确表示愿以终身相许。聪明的刘沅颖想出了一个办法，她要枕亚以学书法为名拜樊樊山为师，央樊樊山作媒。樊樊山与刘春霖是莫逆之交，他得知枕亚的一片苦心后，答应为他们作伐，由于樊樊山的出面，刘春霖终于应允了这门婚事。不久，枕亚与天啸兄长以及文友李定夷等同赴京城，以文字姻缘，结秦晋之好，一段婚姻，在京城艺林传为佳话。这是1926年的事。
刘沅颖婚后一直住在北京，枕亚在进行文学创作之余，往返于两地。1928年2月，沅颖生下一子，取名无病，而枕亚与蕊珠所生长女可贞因饮食不周得病，在1929年春病死。3年后，长子无咎也得了同样的毛病死亡。而枕亚的三女可久，已在1927年7月过继给了许廑父。这样，枕亚在常熟的老家就没有子女了。于是，在枕亚的劝说下，沅颖带着儿子无病南下常熟在徐家定居。沅颖生长在北方，对南方水土不服，饮食不惯，经常生病。她本是名门闺秀，官家小姐，生性比蕊珠高傲，在性悍气躁的婆婆跟前不肯低眉顺从，而谭氏则手握家庭大权，事事要由她做主张，经常指责儿媳，婆媳关系剑拔弩张。沅颖十分苦闷，又不能即时回娘家诉说。丈夫经常赴沪，她身边只有儿子无病相伴，只能以看书做针线打发时光。
1934年年初，枕亚将清华书局盘给大众书局，回到了家乡常熟。在兄长天啸的资助下在县城道南横街开设了家小店，取名“乐真庐”，做起了鬻字、刻印和兼营古董的生意。他自署斋名“云忏楼”，订有榜书、楹联、横幅、便面、画眉、题跋、堂幅、屋条等各项润格，并设立了大吉楼、邵品升、琴心茶社等五处作为收件处。家里婆媳不和，他夹在中间十分为难，心情很不好。徐家祖、父都性嗜杯中物，他在上海时与许廑父、陈韬园同住七浦路《小说丛报》社时，日日沉缅于酒，这时便更加纵酒无度，常与天啸、胡素公、王吉民、陈洪兆等人在“乐真庐”旁祥泰酒店喝酒，或者去周神庙弄的琴心茶社喝茶。当时就有人编顺口溜：“徐家二个酒葫芦，作文写字不糊涂。”琴心茶社主人为了招徕生意，特设“琴心文虎社”，专聘枕亚、王吉民、胡素公等主持。“琴心文虎社”是常熟第一个灯谜团体。枕亚撰写的《琴心文虎》灯谜集于1935年元旦由南京钟山书局出版发行。枕亚在书的序言中说他编此书的目的是为保存国粹做一点实事。
枕亚之母在大病一场后复元了。在家中她依然大权独揽，容不得别人置喙。枕亚不善经营，家境渐入困顿。而沅颖因为长期抑郁，病体难支，拖至1936年冬，竟不治而死。
枕亚连失二妻，哀痛伤心之余，写下《忏云》8首寄托哀思。他本来就患咯血之症，随着年龄的增大，病症发作愈加频繁。沅颖一死，给他打击至巨，心情大坏，病乃大发，于是他便将9岁的儿子无病托付给天啸代为抚养。
1937年夏天，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寇飞机经常袭击常熟，轰炸县城。枕亚避居到县境西南杨树园的西项泾，住在戴章甫家。这位戴章甫就是当年枕亚在杨园化南小学时的校长。戴章甫不仅为他请医治病，有时还陪同他到附近洞港泾集镇吃茶。但枕亚的病这时已日趋恶化，咯血不止。9月27日，枕亚在《玉梨魂》诞生的地方病逝，享年49岁。临终前遗言：“余少年喜事涂抹，于文字上造孽，因应食此报。”
枕亚的儿子无病，在故乡常熟于11月沦陷时随伯父天啸逃难，辗转抵渝，1938年病故于歌乐山保育院。嗣子徐成治为兄天啸子。
枕亚一生作品丰富，有诗词、短篇小说（分言情小说、哀情小说、烈情小说、滑稽小说、骇情小说、志怪小说、笔记小说、传记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等）；中篇小说有《蝶梦花痕录》；长篇小说除《玉梨魂》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雪鸿泪史》外，还有《余之妻》、《棒打鸳鸯录》、《刻骨相思记》、《游粱梦》、《秋之魂》、《燕雁离魂记》、《儿女镜鉴记》、《清宫溅血记》、《让婿记》等，其中有的是与人合作的。他还撰有不少游戏类文字、散文、随笔、笔记等。所用笔名有东海三郎、东海鲛人、青陵一蝶、泣珠生、眉子、辟子等。参与编辑的报刊有《民权报》、《中华小说界》、《小说丛报》、《黄花旬报》、《小说季报》、《小说日报》等。
（刊载于苏州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苏州近现代人物》第二辑，古吴轩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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