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日语版:日本论 (1)

   导 读

在中国，凡是研究日本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的，然而日本的有识之士却认为：外国人撰写的日本文化著作中，有一部可以凌驾于《菊与刀》之上，这就是戴季陶的《日本论》。

《日本论》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概念体系，作者却凭着对日本入木三分的了解和通透的见识，删繁就简，直取日本文化神韵。相比之下，既没有到过日本、也不懂日语的本尼迪克特的日本论，不能不显得有点隔靴搔痒、拐弯抹角。当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这样高度评价《日本论》：“大抵批评一种历史民族，不在乎说他的好坏，而只要还他一个究竟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季陶先生这本书完全从此种态度出发，所以做了日本人的律师，同时又做了他的审判官，而且是极公平正直不受贿托，不为势力所左右的律师审判官。 这一种科学的批判的精神是我们应该都提倡的。”确实，假如要在20世纪的中国寻找一个最懂日本的人，这个人恐怕非戴季陶莫属。

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在政治主张上曾提出过比较反动的理论，即所谓的戴季陶主义，但他之所以能够扮演首席“知日家”的角色，当然是多种机缘凑合的结果。除却其他因素，或许还要归功于他既是才情横溢的文人，又是老谋深算的政客，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与知结构识。文人才子看日本，比较感性，虽然敏锐，却容易受性情与趣味的左右，变成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政客看日本，比较现实，虽然务实，又容易将复杂的问题功利化、简单化；只有兼具两者之长的人，才能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真正看破日本的庐山真面目。

《日本论》一上来就拿日本的神权迷信开刀，显示了高屋建瓴的眼光。从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这一普遍的精神现象中，戴季陶看到了日本神道的特殊表现形态：神道与日本的国体有一种宿命性的连带关系和与时俱进的力量，犹如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起着凝聚整个民族的作用。戴季陶这样勾勒日本的精神史：

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根源，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占了势力，那一种狭隘的宗族国家观念已经渐渐消沉下去。后来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起来，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这时日本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已经具备了一个规模，当然要求独立的思想，于是神权说又重新勃动起来， 此时他的范围已经扩大了许多，从前只是在日本岛国里面主张神的权力，到得山鹿素行时代更进一步，居然对于世界主张起日本的神权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所以他们自称是王政复古。

面对这样一个令人生畏的存在，戴季陶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看到，日本直到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后来发生的一切，完全证实了戴季陶的判断；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神权迷信，构成日本人“自信心”与“信仰力”的核心，在鼓励全民团结一致、奋发进取上，起着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使日本在国际生存竞技场上占据了一个优先的位置。而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思进取的中国，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品质，最后一度陷于悲惨的绝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戴季陶一再呼吁中国人克服妄自尊大的心理，正视日本民族的伟力：

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人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看见他们许多贪得无厌、崇拜欧美而鄙弃中国的种种言行，又觉得他们总没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要算是十分可敬。

戴季陶对日本文化的论述深深嵌入对方的肌理，有一种令人欲罢不能、常读常新的魅力。比如“武士道”作为神道的鲜活载体，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作日本民族精神 “大和魂”的代表，披着庄严而神秘的面纱，成为日本人心目中不言自明的真理，到后来连日本人自己都弄不清所以然。戴季陶以洞察历史之眼，还原了武士道的本来面貌。在他看来，武士道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生存竞争与家系保存的需要，当时日本藩国林立：

那些藩国不但在武功上竞争，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竞争。有文学武艺的学者，各藩主争先恐后，或是招来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请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的藩里呢，务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够造成文武两套全才，给他藩里做永久的护卫。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权力膨胀，土地拓张，他们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为藩主是极大的地主，农夫是大地主的农奴，武士是给大地主管理家务防御外侮的仆人。 就这些事实来看，“武士道”这一种主义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武道内容的书，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了儒家的衣服。其实“武士道”的最初本质并不是出于怎样精微高远的理想，更当然不是一种特殊进步的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当然习性罢了。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信仰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础。

1905年，也就是清朝废除科举制度那一年，年仅十四岁的戴季陶赴日留学，在此之前的经历，用他的一首诗来描述，就是：“六岁学吟诗，十岁五经毕，十二至十三，废经读翻译，十四任助教，十五事游历。”是一个少年神童的形象。据他的同学好友，日后成为他的幕僚，长期在考验院中任参事的谢健说，戴季陶说日语之地道，到了“在间壁房间里听不出是中国留学生”的程度；胡汉民在《日本论》的序中也这样写道：“我前十年听见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两个日本同志说，戴先生作长篇演说的时候，他的日本话，要比我们还说得好。”留日期间，戴季陶经常用“散红生”笔名写散文、小说和诗歌，在日本的报纸上发表。四年的留日生活，为戴季陶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成为孙中山的心腹部下后，戴季陶被推到了中日关系的最前沿，孙中山与日本政界的交涉，都通过戴季陶的传达执行。日本政坛的内幕，戴季陶如数家珍。1913年2月，随孙中山赴日本考察，戴季陶紧随左右，一个多月里，作为孙中山的首席日语翻译和机要秘书，参与了孙中山在日本的一切重要活动，孙中山与日本首相桂太郎作过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密谈，也是由戴季陶担任翻译。戴季陶在日本朝野名气之大，对日本社会介入之深，和机敏干练的程度，只消一件事就可证明：二次革命时戴季陶流亡日本，应孙中山之命参与协助日本国民党犬养毅的竞选工作，在日本各地到处讲演，一日达数十次，大受日本民众欢迎，差点击败对手。戴季陶后来曾这样自诩：“昔年我自信惟一了解日本情况的人便是我”，这并非自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