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李鸿章缘何被京城小吏所欺

道光皇帝大阅仪式·英国人19世纪大清国城市印象铜版画  （图片摘自网络）

曾国藩、李鸿章缘何被京城小吏所欺

    官大一级压死人，这是中国官场的普遍现象。但并不尽然，如果跨部门、跨地区尤其到了京城，官大一级未必压死人，说不定小官可以压死大官。清朝历史上就发生过曾国藩、李鸿章两位势倾天下的总督大人，被京城官职卑微的小吏所欺负的怪事。

    清同治七年，捻军即将被彻底消灭，战争进入扫尾阶段。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挽救了大清危局的“中兴名臣”，一个是直隶总督、湘军主帅，一个是湖广总督、淮军主帅，却为军费报销这样的小事而烦心不已。烦心的倒不是担心皇上说他们花钱太多，他们为皇上保住了江山，即使多花点钱皇上也不会太在意的，让曾、李烦心的是所谓的“部费”。

    据王春瑜先生的《中国反贪史》中介绍，清朝衙门中历来相沿着不良成例送礼的“陋规”。按衙署级别，大体上可分为中央级衙门及官吏收礼的陋规，省级督抚司道等官所得和所送礼的陋规，还有府州县级以及地方吏役所得和所送礼的陋规。其中，中央级衙门及官吏收受礼的陋规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为中上级官僚亲贵收受各地方官以各种名目的馈赠。地方官贡送给京官的馈赠名目不少，大致有：炭敬、冰敬、别敬。“炭敬”是冬季地方官给京中大臣的孝敬礼，“冰敬”则是为消暑而送的礼。“别敬”是地方官奉派出京或到中央述职离京时要给有关官员送的礼，有师生关系的门生还要向老师、同年馈赠的礼。送别敬有个“潜规则”，那就是“烧香哪个菩萨都要烧到”。外官每年晋京馈送别敬之人数百甚至上千，累之不可计数。   

    二为各部、院、府、寺、监等衙门官吏定期的或因事因案收受的部费。中央一级衙门和官吏取得陋规的另一经常途径，就是在办理各种公务时初收一定的部费。所谓“部费”，是指地方文武各官向中央主管部门申报某些待审核的册籍，待报销的经费，待批准的政务或案件，必须同时奉送一定额外费用以供官吏们私自分享的费用。无论任何地方官府，只要主动缴纳部费，一应事件均不难办妥。如无部费，则必受百般挑剔，概予驳回。

    据洪振快《亚财政：中国传统官场与历史博弈》中介绍，当年清朝官场有个颇有意味的现象，炭敬、冰敬、别敬的“钱”大概多是花在“部”里有审批权的大人物身上，而“部费”主要是落入“部”里地位不高的小人物——书吏的腰包。书吏只是一些普通办事人员，他们的工作是抄抄写写，类似于办公室里最底层的文员，不少人还是个“临时工”。可是，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则使任何地方官吏不得不仰首视之。如户部主管全国的财政，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这就给了书吏们很大的动力。他们对要求报销的账目不去凭公审计，而是看你送不送钱。给了“部费”，即使不符规定，账目漏洞百出，他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通过；如果不给“部费”，即使完全符合规定，账目天衣无缝，他们也可以找个理由打回去，让你核查清楚了再来报，真可谓“小鬼难缠”。对这种“潜规则”，即使当时显赫一时的湘军、淮军主帅曾国藩、李鸿章对此也无可奈何。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居然和老百姓一样，也是找关系、通门路、托人去“打点”。

    曾国藩托的人是李宗羲，李当时是江宁布政使，相当于江苏省长。李再托人和户部书吏接洽，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8万两，显然已是很大优惠了。曾国藩对给“部费”很不满意，于是向皇上递交了一份报告，请求军费报销免于审计。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不过，曾国藩也表示，以前已经和户部书吏说好要给的8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但书吏们不能再多要了。

    李鸿章托的人是王文韶，王当时是湖北的一个道台，以前在户部任过职，有部里的人脉。王让人去找书吏探探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的胃口很大，要求给一厘三毫的回扣。所谓“厘”，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一厘三毫，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是3000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40万两，相当于现下人民币8000万元。 

 清朝吏部署地形图

    “小吏”，是清代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清代从中央各部院，总督、巡抚衙门，到地方道、府、州、县各级机构，除了主官外，就是这些具体办事的吏胥了。他们既有文职人员，也有杂役人员。这些小吏、佐杂人员虽然大多没有品级，却有定额，而事实上吏胥的人数远远超过规定。清代继承中国封建专制王朝对官员的限制，如官员的南北回避制度，官员不久于一地一任，故而调动频繁。但官员属下的小吏不受回避制度限制，他们长期盘踞京城一地，专司一职，熟悉京城风土人情，成了“坐地虎”。另外，清代法律繁复，律例并行，非专业人员一般难以掌握，官员多为科举出身，处理一般事务性问题能力低下，势必依赖这些小吏承办和执行具体事务。再有，这些小吏地位低下，类似于临时工，待遇又很差，只有少数人有微薄的“工食银”，于是手中的这点权力就产生了谋求法外收入的动力，对要求报销的账目不去凭公审计，而是看你送不送钱，这些钱就有了一个专门的词，叫做“部费”。

    京师各部中，吏员最多、差事最肥的就是户部，因为所有各地方的报销与税收事务都要经过户部。事务最多，借机分肥的事也越多。按制，六部和理藩院等所有机构，吏员不过千人，而实际上，户部一家吏胥人数就超过了规定的京城吏役总数。如吏部，因为掌握了官员铨选等职事，对于官员上任、候补、调派也多有需索。京城小吏之流的行为，往往是有上司在背后支持怂容，故即使名重天下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大官，有时也不免被京城小吏所欺。

    清代“小吏”势力扩张，成为官僚体制下的一个毒瘤。清代法律中，律与例并行，律简而例繁，势必只有依靠长期盘踞衙门的吏胥。同时，清代文牍主义盛行，案牍堆积如山，离开书办人员根本无法办事。更重要的是，清中叶以后，社会向近代化转型，而体制僵化如故，必然出现官僚弄权于上、吏胥舞弊于下的局面。正如当时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以籍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愈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