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亚悠和御门老师本子: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问题的学理阐明

李维昌，　盛美真
（云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合法化”危机及其实质看，有必要系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的关系问题。而从学科立场来阐释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则是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价值功能的重要途径和新兴领域。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畴内，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的发生不仅有着历史的必然，也有着逻辑建构的实践基础。在对二者关系建构的学科探究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问题研究的学科任务，对于拓展思想政治教学的学科研究领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或具重要意义。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合法性危机； 利益关系； 互动关系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利益“纠缠”
我们在学术研究的当代语境中查考其叙事的共时性问题时，围绕当代中国社会实践转向的研究，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话语体系和普遍的叙事模式。而当代中国变化社会转型、转变、转轨所引致的一系列普遍而深刻的社会现实问题，几乎成为各种叙事体系证明自身合法性的实践指向和客观实在性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学若要彰显其时代精神，似乎也不能例外。因此，当我们从对实践的真切感知和理性认识出发，试图在思想政治教育学话语体系中对这些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判断、说明或辩护时，发现思想政治教育正面临着由这些社会现实问题所引发和导致的“合法性危机”。要特别说明，这里关于“合法性”概念的使用是审慎的，绝非那种对西方政治学“合法性”观念的套用。主要表征思想政治教育在日常领域、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社会政治实践领域，其所应有的或曾经有过的“尊严感”丧失和“权威性”下降的境况。［1］
从当前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危机”的叙事看，主要关涉如下五方面的内容：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模式本身的合法性危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以革命和建设宏大叙事为大众思想、信仰、精神的焦点，而当代社会是以日常利益和幸福生活的微观叙事为大众思想的焦点。或因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试图延续或尚未改变前者的叙事模式，于是与当下社会客观实在性之间发生冲突，从而形成危机；二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属性，以及与此规定性相对应的目的、价值、功能的工具性预设，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性要求相冲突；三是运行模式的合法性危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单一模式运行格局，与当下社会生活多样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多元化要求相冲突，导致危机；四是地位和作用面临合法性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地位高”与“作用小”的尴尬、“硬任务”与“软指标”的矛盾，导致其“重过程、轻效果”的样态，进而造成其作用的历时性、潜隐性效应与社会对其作用的即时性、外显性效应要求相冲突，酿成危机；五是学科设置和学科公信力的合法性危机。一些研究者（其他学科和本学科的都有）认为它没有公认的明确研究对象，缺乏形成学科范式的独特品格，作为学科的设置只是一种现实政治的应声。因此，出于偏见或其他原因，对其学科定位不尊重、不理解、不支持，甚至于不负责任地打压和羞辱它，导致其合法性支持的社会资源荒弃、丧失，因而构成危机。
尽管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危机”的看法褒贬不一、莫衷一是。但当我们从诱发或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危机的一系列现象中找寻其幕后推手和力量源泉时，发现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时代遭遇，无不与利益的纠缠有关。尽管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2］思想政治教育也并非当下才遇到利益的纠缠，但当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样深刻而广泛的转变时，［３］利益的纠缠确足以导致其发生“总体性危机”。此种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生的不管是“真正的危机”或是“所谓的危机”，与利益或利益的纠缠有怎样的关系呢？这种“纠缠”呈现了怎样的实践样态、导致了怎样的理论和实践后果？这些提问的实质是：在当代中国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利益范畴实践形态的多元化演进，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怎样的挑战，此种挑战如何影响了社会成员的利益认同和价值认同实践，从而给思想政治教育当代发展造成了怎样的境遇？
事实上，当我们考察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模式的转型与重建，特别是查考近10年来的变化状况时，从利益论范式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及其问题的研究进路，已呼之欲出、蓄势待发。从本质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的任何理论建构和实践展开都离不开对人的思想动机和行为选择的认识、理解和把握；而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行为动机的选择又总是同人的各种需要（物质的或精神的）和利益（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密切相关。当思想政治教育确立了关注人的利益问题，关注人们因利益因素和利益活动所引起、构成和导致的思想观念、实践理念、社会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问题时，当思想政治教育表明自己在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持有的价值观时，它就不能不去探究人的需要和利益问题。进一步讲，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对利益要求和社会进步要求的反映，是利益的现实性和实现利益的价值性有机统一的社会实践活动，其内容是对社会主导意识、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和要求、社会进步发展趋势的反映。［４］因此，有学者提出的“利益”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核心范畴的观点，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直接动因和现实依据。［５］利益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究竟有着怎样的本然关系呢？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发生的历史必然
从唯物史观的视域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伴随着阶级的形成和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即它是历史发展到了划分阶级的社会才产生的。根据列宁给阶级下的定义，不同阶级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在劳动组织中的作用不同、对社会产品分配的方式和多寡不同。［６］显然，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各阶级之间的平等，与阶级产生相伴随的是始终不断的阶级斗争。由于任何一种统治或秩序总会维护或代表某一或某些阶级的利益，抑制另一些阶级力量的发展。因此，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试图在阶级斗争中争取掌握政治统治权力。正如恩格斯所总结到的那样：“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７］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任何阶级一旦争得统治权力、上升到统治阶级，就总是竭力把反映和代表本阶级的思想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即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８］所以，阶级社会的历史演变一再表明，任何阶级的政治统治，都离不开思想统治。
毫无疑问，一种思想要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以自发的形式是不能完成的；同样，一种思想要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所代表的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前也是不能实现的。因此，统治阶级思想统治全社会的功能，是在统治阶级获得与巩固统治地位这一历史过程中逐步获得的。这个过程是通过一系列的工作来完成的。在思想文化领域，每一个试图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通常进行两项必要的工作：“一是把本阶级的利益和反映此利益的思想上升为普遍利益和普遍思想；二是将本阶级的思想作为新思想与代表旧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相对抗，并最终将其涤除”。［９］那么，这种思想统治地位是如何实现的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１０］由于统治阶级可以利用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基础、利用对精神生产资料的支配，来“随心所欲地”创造和表达自己的思想，它必然需要运用所有的手段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灌进每一个人的意识，使它影响每一个人的头脑；统治阶级还能够按照本阶级的意志，用本阶级的思想、要求和设想去培育和塑造本阶级所预期的社会成员，并铸造他们有利于本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精神和观念、情感和态度、心理和行为。与此同时，统治阶级还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１１］正是通过反映和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思想、理念、观点的不断生产，统治阶级才借助思想统治来规范和影响整个社会和时代的面貌。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一个阶级能胜任统治意味着，它的阶级利益，它的阶级意识使它有可能根据这些利益来组织整个社会”。［１2］
毋庸讳言，无论是思想的传播还是思想的产生，通过自发的或一般的文化形式，都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这种思想的传播和生产必须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因此，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一切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经济利益、思想支配地位，“总是利用国家政权、新闻媒体、竭力向广大臣民灌输剥削阶级的思想政治观点。［１３］这种活动，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这个过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显然，这个活动和过程是同统治阶级的利益追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的实践型构
实践表明，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的关系不是一种机械的僵化的关系，也不是”天然“存在的关系，而是基于人的实践活动形成的唯物辩证关系，其内容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关系的历史性和具体性特质，反映了人们追求利益的实践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客观联系，是在一般实践活动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关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的关系，一般是建立在人们追求利益的实践活动与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的客观关系基础上的。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没有人们追求利益的实践活动，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现实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关系的型构就不能成为客观事实。因此，我们要从人们追求利益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现实过程中，去把握二者基于实践基础上的一般关系。
1.主体对利益的认识活动是型构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的实践前提
如果说人的行动是要通过人的意识活动并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后，才能呈现出来的景象，那么，人们的利益追求行为，必定要通过利益动机、利益观念、利益认识来推动，也就是说，作为利益行为的思想先导，人们有怎样的利益认识，就会有怎样的利益行为。列宁指出：“只有那些明白认识了一定阶级的实际利益的战士，才是强而有力的；凡是把这些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起主要作用的阶级利益蒙蔽起来，都只会削弱战士的力量”。［１４］成为强而有力的无产阶级战士的首要前提，是在利益问题上形成正确的认识观念。只有战士形成正确的阶级利益意识，才不至于削弱战士的力量。引导人们认识利益问题，诸如利益与社会、利益与人生、利益与理想、利益与价值的关系，等等；引导人们认识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等等。对于形成正确的思想政治观点十分重要。如果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１５］那么，任何思想观念的确立，都必然同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同具体利益主体的利益相联系。正确的利益观念，是思想认识在利益问题上的正确反映，这种正确反映不是自发形成的，是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形成的，是在正确的观念与错误的观念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中才形成的。因此，正确的利益观念，是通过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才形成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没有抽象的利益，只有具体的历史的利益；没有超阶级的、超社会的利益，只有体现为阶级利益或社会利益的整体的或个体的利益。因此，人们的利益认识活动，是在一定的实践活动和实际生活过程中发生的，也就是说，人们只能在一定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活动中来认识利益问题。因此，以什么样的观点和理念施加于人们的利益认识活动，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和人们的实践活动所决定的。正是对利益认识的实践活动，提出了型构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关系的实践前提。
2.主体的利益追求活动是型构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的实践基础
人的精神状态与人的实践活动密切关联。在对利益的争取与实现、维护与发展的活动中，人的精神状态调节着人的利益活动。毛泽东同志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１６］在这里，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调节人的行动方向的作用。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不至于走到邪路上去。这是方向性的调节，利益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亦必如此。思想政治教育还通过思想引导，用高尚的精神激励合理的、进步的利益活动，推动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引导社会舆论、形成思想氛围，抵制那些不合理的、落后的利益活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调节人们的精神状态，引导利益活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实践表明，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鼓舞人们的斗志、激发人们的创造活力、鼓舞正当的利益追求、反对不正当的利益追求，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发挥引导利益活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为。因此，人们追求利益的实践活动，奠定了型构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关系的实践基础，没有人的利益追求活动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就无所谓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关系的形成和型构问题。
3.处理利益关系的实践需要是型构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的实践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主体和客体都是利益关系中的利益主体，因此，处在利益关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体和客体，就内在地建构起了一种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的形式体现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利益主体关系，其内容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与此同时，由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必定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体现了教育者、受教育者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也就是说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总要转化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利益关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它是处于一定的主体利益关系中的实践活动。另外，其他类型的利益关系也必然要反映到主体利益关系上来。如利益客体关系，反映的是诸如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关系、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关系；如利益性质关系，反映的是诸如整体性利益与局部性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既得利益与争取利益的关系。这些利益关系实际上最终仍然要体现在利益主体关系上来。因此，在处理利益关系的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作用的发挥，诸如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利益关系，在处理利益关系的实践中，教育人们处理好利益性质关系、利益客体关系和利益主体关系，都要求在思想认识上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关系的认知框架和分析体系。从这个意义来说，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关系的型构，不过是在处理利益关系实践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作用的理论反映和主观映像。也就是说，处理利益关系的实践，提出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满足这种需要的实践活动，就是型构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关系的实践内容。
4.解决利益矛盾的实践需要是型构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的实践目的
如果没有利益矛盾，没有利益矛盾引起的思想矛盾，没有思想矛盾与利益矛盾的复杂交织，就不会提出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关系的型构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协调利益矛盾的实践需要是型构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关系的实践目的。“在利益关系中最稳定、最主要、起基本作用的是利益矛盾关系，利益矛盾决定了并影响利益关系的一切具体形式”。［17］利益矛盾关系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最具影响力的利益关系。利益矛盾主要有利益客体的内在矛盾、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等。这两方面都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产生了明显影响。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的关系型构于利益客体内在矛盾的解决中。所谓利益客体内在矛盾，就是指利益本身各方面或利益的各种类型之间存在的矛盾，比如利益的利己性和利他性的内在矛盾、个别利益同一般利益之间的矛盾、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的矛盾、长远利益同眼前利益的矛盾。［１８］利益客体的内在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些矛盾不是脱离人而存在的，这些矛盾必然会反映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来，在现实中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尤其表现为个人利益与群体（集体、社会）利益的矛盾。利益客体的内在矛盾，反映到人们思想观念中来，必然会形成思想矛盾，这里的思想矛盾集中起来，实质是利己就可能损人、利人就可能损己的矛盾、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孰先孰后的矛盾。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的关系型构于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关系的解决中。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是纵向的利益主体间的矛盾，而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阶级、集团）之间，也存在利益矛盾，这是利益主体间横向的利益矛盾。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关系的解决，离不开思想引导、道德规范、政治教育等实践活动。总之，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在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时，总会遇到这些利益矛盾的“纠缠”，而解决这些利益矛盾，又总是要以解决人们思想上的矛盾为先导。因此，解决利益矛盾的实践需要提出对利益矛盾解答的理论要求，一句话，思想政治教育解答“利益矛盾解决的实践需要问题”，是型构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关系的目的和方向。
总之，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利益所具有的历史作用都必然要经过人们的头脑，转化为人们行为的动机、目的，才能成为推动实践活动的主体动力。思想政治教育在实现利益认识提高、利益动力转化、利益激励作用发挥、利益行为导向等方面，具有不言而喻的实践优势，成为实践主体追求利益的实践活动。由于只有实践主体能够从事和进行利益追求活动，因此，本文亦将实践主体追求利益的实践活动，称为利益实践活动或利益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解决利益矛盾关系的实践活动所不可或缺的实践环节和实践方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关系的型构，具有客观的实践基础。从思想政治教育学领域提出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二者的关系问题，对于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回应利益多元化现实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四、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问题学科研究任务的提出
在我们把目光切实转向对利益问题的关注时，我们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主体、客体、介体、环境等等都处于一定的利益场景中；再往里看，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价值、功能等也都被浸淫在利益场域中；再进一步探究我们发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和发展问题，离开利益问题也无法解释清楚；最终，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也是掩埋在利益的沙滩下的。因此，我们认定，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不是个案式的利益问题，而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基本价值、主要功能、实践运行等纠缠在一起而难分难舍的利益问题，不是处于静止画面中的利益问题，而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始终遇到的“利益现实”问题；不是在多种冲突中自动灭失的利益问题，而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当代发展中尤其不可不察的利益演变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必须放弃那种在思想政治教育学领域中对利益问题进行简单的、附带式的、零敲碎打式的、热点关注型的或应急型的研究，否则无法把真相给揭示出来。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当我们把利益问题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审视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的人，以及由一个个的人及其活动和相互关系所构成的社会；我们还看到人和社会都处于自己历史发展的动态结构中。在那些结构性的东西中，人的思想观念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结构性问题，是一切结构性系列问题中十分重要的问题之一。再看看人的“思想观念”及其历史变迁，发现此一问题是以往时代或当今时代的诸多思想家们始终穷追不舍的问题。如果“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１９］而“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０］那么，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怎样的关系？思想观念、行为选择、社会关系、价值追求与利益又有怎样的关系？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
在科学研究中人们发现，尽管研究利益变化，对于人们思想观念变化、实践行为变化、社会关系变化、价值观变化的意义，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唯一专利，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把“思想与行为”的关系范畴作为自己的起点范畴、基本范畴时，［2１］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本范畴来进行这项研究，确具有独特优势。毫无疑问，利益变化对思想观念和实践行为变化所体现出来的“全面挑战”或“无休止的纠缠”，在给思想政治教育学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的同时，又给它带来了不少难题，甚至出现前述所谓的“合法化危机”。但当利益问题引起的思想观念问题、社会实践问题，已经确实地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学要么进行正面回击、要么放弃自身存在的权利这样一个结构性难题时，思想政治教育学或应主动探索把利益变化与人们思想观念变化、实践行为变化以及社会关系变化和价值观变化等现实问题全面纳入自己的结构性体系中来一番考察，以便实现自身属性、价值和功能的新发展。
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直接提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二者关系的规定性，并探究这一规定性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问题，应被提上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和理论发展的议事日程上来。也就是说，对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问题的研究，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畴内，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二者关系的规定性作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揭示这一规定性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关系，从利益维度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在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变化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属性发展、价值完善、功能拓展等方面的研究中，探索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律和发展路径等问题。
参考文献
［1］ 　王　葎.价值观教育的合法性［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９.
［2］［8］［10］［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８１，９８，９８，９９.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６４９.
［4］　姜　键.当代中国基本政治遵循与主导价值取向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２０２－２０３.
［5］　李康平.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特征与核心范畴［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4）：８８－９１.
［6］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１１.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３３４.
［9］　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３５３.
［12］　［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１０９.
［13］　仓道来.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１１.
［14］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１４６.
［15］［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１０３，１０３.
［16］　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３－４.
［17］［18］　王伟光.利益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１４６，１４７－１４９.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８２.
［21］　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１７
［责任编辑：庞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