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莉的时间结局是什么:朗读 一个真实的邓丽君04

.     nm2345   ma22mn   ma22222 mn22bv                                                                                 四、痛苦的抉择
　　天分、兴趣和经验共同造就了邓丽君稳健的台风和杰出的歌艺，邓丽君由此也走上了灿灿童星之路。
　　1963年的台湾因由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导演、由凌波主演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而陷入一股几近疯狂的黄梅调热潮中。
　　黄梅调是在中国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以黄梅采茶调为主的民间歌舞基础上发展而成。其中一支东移到以安徽怀宁为中心的安庆地区，用当地语音歌唱，被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梅戏迅速发展，从流行安徽安庆一隅的民间小戏，一跃而成为安徽的地方大戏。黄梅戏唱腔委婉清新，表演细腻动人，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真正把港台黄梅调电影推向高峰的就是1963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从这一年起直到1968年，港台推出50部黄梅调电影，而且每年都有多部黄梅调电影挤入十大国片卖座行列，其中凌波主演的占了大部份，这是黄梅调电影最兴盛的时期。由于黄梅调电影需要大量插曲，编曲人员除吸收大陆的黄梅调戏曲外，又加入京剧、越剧、绑子等，像《秦香莲》里包公的唱腔就取自于京剧，《状元及第》及《天之娇女》分别取自越剧及台湾民谣，《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则有大陆民谣的影子。
　　邓丽君童年的时候，正流行着地方小调和民歌民谣，邓丽君也因为常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以及长跟母亲去剧院、电影院的缘故，耳濡目染之下，她对各种小调居然唱得也头头是道，尤其是黄梅调，哼唱得有腔有调。
　　执导《卧虎藏龙》的风云大导李安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被问及对他的导演生涯影响最大的一部影片。他的回答竟是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执导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他对访问他的记者说他是1963年首次看到这部电影的，当时他只有9岁，住在台湾花莲。第一次看这部电影，便哭个不停；当时许多成年人看这部电影时也哭，但以他哭得最“痛快”，以致电影院内其他观众都好奇地循着哭声看是谁哭得如此凄惨。如今看时，仍热泪不止，甚至连想起片中一些画面情节，也立即眼睛濡湿。李安说这部电影基于台湾人的大陆情结，上映时十分轰动。许多人在电影还未轮到自己所住的市镇放映前，便先买来电影原声带，把歌曲和对白听得烂熟，包括李安自己。他自己那时就可以把整套电影的歌曲和对白背诵出来。这部电影令台湾人疯狂，从家庭主妇到大学教授。有人自称看了五百多次，片中对白成了许多人的日常口头语，有人带着午餐盒走进电影院，一场接一场地看，一看便一整天。李安的双亲也经常去看。他们第三次去看这电影时，正刮着台风。但他们仍是顶着风去看。李安承认《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有史以来最佳电影，但能给他一种纯洁的、真诚的、坦荡的感觉，让他愿意相信那个故事。而在他日后制作的电影中，正是在不知不觉地复制着这种感觉。他说：“大家以为过去十年制作的中国电影是真正的传统中国电影，其实不是，像这部才是真正的传统电影。”他说，此后从未有一部电影能令他这么感动，更没有哪部电影让他那么嚎哭不止。
　　三、灿灿童星(3)
　　李安如此喜欢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可知它的流行程度。李安的同龄人邓丽君也是这股风潮的热衷者，不仅为这部电影如痴如醉，更对电影的插曲十分迷恋，私下里不知模仿了多少次，模仿曲调、腔调以及人物的扮相。这种事情很是让邓丽君不亦乐乎。
　　在华语电影史上，对两岸三地的电影创作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导演李翰祥（1926-1996）是辽宁锦州人，1948年赴港从事电影事业。他凭者不懈的努力于1954年升任导演，并加入邵氏影业公司。20世纪50年代，大陆制作的黄梅戏舞台艺术片《天仙配》在港上映时，受到热烈欢迎，许多观众甚至痴迷得边看边低声跟着吟唱。李翰祥抓住机遇，创作出了同样全部用黄梅调演唱的历史古装片《貂婵》，从此掀起了香港影坛近20年的争拍黄梅调影片的热潮。不久拍摄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上映后居然风靡港台及东南亚华人地区，更囊括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音乐多项大奖。《梁山伯与祝英台》获得空前成功后，李翰祥远走台湾自组国联影业，拍摄了几部，如《西施》、《冬暖》、《喜怒哀乐》等十分杰出的作品，促成了60年代中期台湾电影业的复兴，并亲自训练出江青、甄珍、汪玲等红演员。1972年李翰祥重返邵氏拍摄的《大军阀》，获得极大成功，重新奠定了他作为一名商业导演的地位。他耗费心血严谨制作的是清宫历史传奇《倾国倾城》和《瀛台泣血》也使得他在电影事业上再创高峰。1982年，李翰祥作为第一位敢于返回内地拍片的非左派公司的香港名导演，立时引起轰动。但出于思乡之情和能在有生之年去故宫实地拍摄清宫历史片的壮志，他顶着层层压力，与内地合拍了历史传奇片《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这两部难得一见的历史题材佳作在当年广受欢迎，不仅在内地获得了“优秀影片特别奖”，也摘取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最佳美术指导两个奖项。之后，李翰祥又与内地合拍了《西太后》、《八旗子弟》等影片，对两岸电影的创作交流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时至90年代，李翰祥虽已年逾花甲，却并不服老。1996年，他全力投入大型历史古装传奇《火烧阿房宫》的拍摄，谁知这期间由于劳累过度，终于倒在拍摄现场，再没有醒来。在李翰祥近四十年的导演生涯中，他拍了不下七十部电影，其中有不乏经典之作。他的作品也带红了多位演员，如《西施》的江青、《大军阀》的许冠文、《火烧园明园》、《垂帘听政》中刘晓庆等。
　　在李翰祥的电影影响下成长的邓丽君，具有李翰祥那放眼四海、走遍地球每个角落的情怀。他们都对两岸三地产生深刻的影响，邓丽君更是对整个华人世界以及日本震撼不小；他们一样有着很深的内地情结，在电影中想像着另一片土地。虽然他们有着相同的为事业而忙碌奔波、奋力拼搏的经历，都曾经起起落落，而后又在各自的艺坛上屹立不倒，但邓丽君始终没有像李翰祥那样顶着重重压力亲历自己梦中的地方，她心中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无言的惆怅。终觉好梦难圆，她就让一切随风而逝、遇云而散了。
　　对邓丽君很有启发并给她带来走红机遇的凌波（1939-　）是福建省人，香港黄梅调歌唱电影的代表人物。14岁开始以“小娟”的艺名演出闽南语电影，外销台湾及东南亚各地。1962年开始演出国语片，大部份是反串男装演出的黄梅调电影，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七仙女》、《花木兰》、《西厢记》等，其中以《梁山伯与祝英台》最著名。此片在台湾上映时轰动全岛，连映数月不辍，凌波因此荣获第二届金马奖“最佳演技特别奖”。由于凌波是以女扮男装演出，不便领取“最佳男主角奖”，于是台湾金马奖就专门为她设立了“最佳演员特别奖”。时至今日，台湾传媒提到凌波，无不以“梁兄哥”呼之。1964年，凌波以《花木兰》一片，荣登亚洲影后宝座。与此同时，台湾征信新闻报在台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最受欢迎的十大影星”的选举，凌波当选为“十大”的首名。接着，香港的星系报业公司和丽的呼声举办的“丽星杯”最受欢迎的国语片女明星选举，凌波又荣膺冠军。
　　凌波在电影上的实力和成就，恰好标志着国语电影在台湾的兴盛。她是台湾的国语电影由萌发、起步到腾飞的完成者。电影影响歌曲，影视对音乐的推动促成了国语歌曲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尤其是当时电影主题曲和插曲对歌坛更是影响深远。邓丽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崛起的。
　　黄梅调的热波使娱乐业一片红火，台湾一时纷纷展开有关黄梅调的娱乐活动。1964年，正上小学四年级的邓丽君，有一天在翻阅报刊时，偶然看到一则新闻：“中华电台”举办“黄梅调歌曲”比赛。她很想去试试，邓枢明白女儿的心思，也鼓励她报名参加，赵素桂则给她报了名。没想到的是，当邓丽君战战兢兢地唱完时，全场掌声雷动；更没想到的是，她初试啼声，居然打败了当时年纪和经验都比她大得多的杨燕、金陵等参赛者，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她以一曲《访英台》获得了冠军。当时，一位女化装师为她借来黑色的秀才帽，搭上粉色的戏袍，她就以一首《访英台》反串《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梁山伯的桥段，年仅11岁就一鸣惊人拿下了全台歌唱的冠军。邓丽君也因此被评为具有良好潜质的“天才神童”，并被冠上了“神童歌女”的雅号。
　　
　　有了这次的成功经历，邓丽君对自己的歌艺更加有信心了，于是陆续参加了“中华电台”等单位举办的歌唱大赛，并且都能不负众望勇夺冠军。
　　四、痛苦的抉择(1)
　　邓丽君在歌唱比赛中广受好评，就经常获邀到处演唱，锻炼的机会就更多了。
　　但邓丽君仍然还是一名热心的学生，对于学校的各项活动还是相当积极地参与，除了歌唱表演之外，在普通话的演讲比赛上，也显现出她的天分和能力。1964年，邓丽君的导师李复扬推荐她代表学校参加全县的“国语演讲比赛”。当时邓妈妈十分着急，因为隔天邓丽君就要上台演讲了，可由于没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她连讲演稿都还没有着落。倒是邓丽君信心十足地安慰母亲说：“放心!我没问题。”结果比赛那天，邓丽君临场发挥绝佳的记忆力，一登上台就侃侃而谈，以清朗的嗓音出乎意料地赢得了第一名。
　　随着邓丽君频繁参加歌唱活动，她向学校请假的天数也就越来越多，她的功课自然受到了影响。国语还可以，数学就因缺课较多，想学好已很困难。低年级的时候，邓丽君并没有及时补救学业，高年级的课程她学起来就非常吃力。但邓丽君还是非常努力地学习，不仅读完了台湾的六年义务教育，还于1965年进入台北很有名的私立金陵女中（这所学校还培养了电影明星林青霞）就读。
　　邓丽君外貌清秀，声音铿锵悦耳，一进入中学，她就从众多的大哥哥大姐姐中脱颖而出。在初一的时候，她就被挑选出来代表学校参加校际演讲比赛。指导邓丽君参加演讲比赛的冯惠贤老师说，小丽君当时只是一年级的学生，但在比赛中却抽到三年级的课本，而且是内容艰深的论说文，“鬼马的小君突然走来向我借了一支原子笔及问我一些她不会念的字，然后将读音写在手掌上。”结果评判一致认为邓丽君相貌清秀、咬字清晰、口齿伶俐、台风大方稳健，音量控制得宜又能表现出丰富的感情，因此她获得了台湾第一届初中演讲比赛第五名。虽然邓丽君没有太多时间练习与矫正发音，但在一系列演讲比赛中依然表现出众。之后她代表学校参加全台的演讲比赛，也以她的个人实力夺得了优胜奖。
　　此外，邓丽君在校内仍然很活跃，能歌善舞。有一年学校举行迎新大会，邓丽君主动要求登台歌唱，表演完毕后，当时的一名校董不断地向冯惠贤称赞邓丽君：“这位小女孩歌声很不错，唱得很好，声音又很甜美。”而在冯惠贤的印象中，邓丽君不仅聪明活泼，也很守规矩，而且脑筋灵活，尤其在歌词方面记忆力超群。成绩方面还可以，上课亦颇用心，功课也会自动自觉去做，不须老师为她担心。
　　小丽君还因为会讲各种地方话而被同学们称为“万能口才”。邓丽君就读的学校，中国各省籍的人都有，她就跟着同学中的上海人学说上海话，跟着山东人说山东话。台语她则早就熟悉了，台湾民歌如《天黑黑》等更是唱得有滋有味。
　　邓丽君超常的语言天赋、处处留心学习语言、掌握数种语言和方言的能力，无疑也是她在歌坛走红的重要因素。她那亲切的家乡语，一下子就能把为生活四处奔波的华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她那种入乡随俗、每到一地就会一地语言的实力，更打开了她在东南亚其他民族、日本、美国等地的知名度。
　　邓丽君的表演天分与歌唱实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展露。为了开拓声线和提高歌唱技巧，邓丽君便在1966利用课余的时间加入了当时台湾著名的“正声广播公司”的第一期歌星训练班来学习歌唱技巧，这是她在歌坛上绽放光芒的重要转折点。
　　这时，邓丽君正式成为了台湾音乐家翁清溪的学生。翁清溪是成就邓丽君的重要人物。当时他慧眼识英才，不但全力指点邓丽君歌唱技巧，而且还经常因为爱才心切而免费教授她，这些都为邓丽君的歌唱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邓丽君在歌唱训练班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翁清溪（1936-），一个台湾音乐史上不可磨灭的名字。笔名汤尼，被誉为“20世纪60年代群星会时期的音乐教父”及乐坛的“幕后金手指”。翁清溪是一位在音乐方面无师自通的传奇式人物，小提琴、黑管、萨克斯风、口琴、吉他、钢琴等多种乐器，都是通过自修而学会演奏的，他崛起于美军驻台时期的乐团演奏，23岁时便进入美军俱乐部演唱，28岁自组Tony大乐队，1971年筹组华视乐团担任团长兼指挥，从无师自通逐渐成为音乐方面的大师。这之后，又筹组台视大乐队同样担任团长，并进入电影圈担任电影作曲，参与《小城故事》、《原乡人》等电影配乐工作，赢得多项国际配乐大奖。自从60年代末起，他就成了歌坛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打造出了一系列音乐传奇。从那时起只要是被他相中的歌手，在他的量身制作之下，没有一个红不了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原乡人》、《爱神》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出自翁清溪之手。至今他创作的畅销流行歌曲多达500首，改编过的曲子数万首，他的歌捧红了邓丽君等很多歌手，他也因杰出的音乐贡献而获得第十届台湾金曲奖终身成就奖。目前他除了担任金马奖电影音乐评审之外，平时也在台北国立艺术学院教即兴创作课程。翁清溪虽然年届六旬，但他对音乐的热忱却始终未减，更立志一生要以写更多好歌、栽培更多优秀音乐人才为目标。
　　翁清溪的创作风格属于婉约派的，他的作品一如其本名，如涓涓溪水，源远流长，清新隽永，尤其是他的曲，配上庄奴的歌词，再加上邓丽君细腻的演唱，深深地吸引了全球华人耳目，他所创作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把邓丽君推上了空前绝后的地位，成了邓丽君的守本名曲；《小城故事》则缔造了邓丽君歌唱事业中期的高峰。其他许多歌曲如《爱雨》、《唱歌的人》、《春风满小城》、《小路》、《原乡情浓》、《无情荒地有情天》等共同促成了邓丽君歌唱事业的长盛不衰，是邓丽君歌唱事业的基石。
　　四、痛苦的抉择(2)
　　著名导演李行回忆道，邓丽君的歌唱道路走得相当稳健，对她的歌唱事业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翁清溪和左宏元。邓丽君初期的歌唱事业很得力于这两位音乐老师的提携，由这两位台湾元老级的音乐人士为她打下了良好基础。除了在发声、咬字、唱腔等歌艺上的指导之外，这两位知名词曲创作人的作品，更让邓丽君的星运一路顺风。他们的合作和共同努力，打开了国语流行歌曲的市场，振兴了台湾的歌唱业。翁清溪和左宏元的多首歌曲被邓丽君所唱红，而这些歌曲也使邓丽君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手。
　　左宏元，笔名古月，正统音乐科班出身，成名很早，以儿童歌曲、《丑小鸭》、《大公鸡》、《太阳出来了》、《蜗牛与黄郦鸟》等出名，后转入流行歌曲创作。恰逢台湾国语歌曲刚起步的机会，因为早期台湾歌曲都是日本歌曲或是日本的旋律配上台湾的歌词，左宏元就以这种东西融合的趋势开创出国语歌曲的新局面，奠定了他在流行音乐界首屈一指的大师地位。在这种群星会的时代，他写的《今天不回家》是台湾第一首打入香港市场的国语歌曲，台湾第一部连续剧《晶晶》的主题曲也是他的作品，主唱者邓丽君更是他一手提拔的。六七十年代，左宏元、琼瑶、凤飞飞的铁三角组合，更雄霸了台湾国语歌坛长达五年之久。而古月与庄奴的搭档也成了唱片上常见的黄金组合。左宏元以小调风格独居歌坛，他擅长加入台湾传统歌谣的元素（如歌仔戏）及中国传统的音阶，配合千回百折的转音，让他创作的小调歌曲，充满十足的韵味。他对于流行音乐的贡献就是他创造了一条真正属于台湾风格的音乐，这是与当年东洋或西洋歌曲完全不同的路线。音乐大师左宏元更造就了流行乐坛许多闪亮的巨星，如大导演刘家昌、邓丽君、凤飞飞、甄妮、齐秦等全都是他一手打造出的瑰宝。
　　最能把左宏元的小调歌曲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歌手首先当属邓丽君。出自左宏元之手的《彩云飞》、《风从哪里来》、《海韵》、《千言万语》、《我已知道爱》、《君在前哨》等都被邓丽君演绎得有声有色。邓丽君少女时代便是以这些小调情歌走红歌坛的。
　　接受正规的音乐训练之后不久，邓丽君就参加了金马奖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大赛，并以一曲地方小调《采红菱》夺冠。这时她才13岁，出落得越发清丽可人，在社会上也渐渐有了一点小名气。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台北东方歌厅的老板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觉得很不错，就希望她能在课余时间到歌厅里客串一下。邓丽君在征得妈妈赵素桂的同意后，就开始在课后前往东方歌厅做客串歌手。在这位老板的赏识下，邓丽君获得了更多的表现机会，她在东方歌厅的二楼表演，时常与一位叫婉君的女孩歌星做搭档，演唱小调歌曲。邓丽君在表演中常常化装反串，演出古装剧《凤求凰》、黄梅调“梁祝”里的《草桥结拜》和《十八相送》等节目。她的扮相俊美，台风洒脱，十分受欢迎，每次开演都获得满堂彩。
　　不断的掌声让邓丽君的商业演出越来越红火，于是有更多的商家老板希望能请到邓丽君到场客串。陆续开张的第一酒店、夜巴黎歌厅、七重天歌厅等首屈一指的登台地都纷纷重金礼聘邀请邓丽君演唱。邓丽君在哪一个歌厅都很吃香，她受欢迎程度日甚一日，薪水也就不断提高。当时邓丽君驻唱一场最高的费用约为新台币一千到两千元之间，几乎已经是一般人家半个月以上的生活费了。
　　邓丽君成了卖座的保证。只要能聘请到邓丽君，就不愁生意不上门。邓丽君则巡回于各大歌厅演唱，名气越来越响亮。才念初中的邓丽君，小小年纪名字就经常被排到海报最显著的位置。由于邓丽君眉清目秀，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和一张圆圆的脸，再加上她年年纪小，就被封上“娃娃歌后”的称号。这可能是邓丽君步入歌坛后的第一个外号。
　　邓丽君的迅速崛起是时代与历史赋予她的机缘。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正值经济开始起飞阶段，娱乐业也随之开始发展，乐坛更是百废待兴。日治时期在台湾兴起的录音、广播、电影等刺激了娱乐业的迅速发展，流行音乐藉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邓丽君就是由广播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踏入歌唱事业的，而在歌唱比赛中她又是以电影主题曲和插曲获得奖赏的。她个人对歌唱和表演的兴趣，除了天分以外，还和收音机的普及、电台广播和影院放映等传媒密切相关。这些传媒手段的兴起和进步，不断促使流行音乐朝向“大众化”、“娱乐性”和“商业性”的趋势发展。各种歌厅、夜总会等娱乐场所也应运而生，台北似乎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娱乐的天堂、梦想和希望的温床。在50年代的时候，淡水河边的露天歌场是许多追逐国语流行歌曲的歌迷唯一能去的地方，以后到歌厅听歌逐渐成为大众主要的娱乐活动。而娱乐场所的兴盛必须依靠人潮来烘托气氛，因此能否请来大牌红星登台演唱，成为这些地方生死存亡的关键。邓丽君只要登场，现场就绝对座无虚席，这使她成了娱乐场争相抢夺的对象。
　　她年纪轻轻便成了歌厅的头牌红星，这不免引起其他歌星的眼红及同行的排挤，小小年纪她居然出尽风头，凌驾于他们之上。但邓丽君没有陷入这种无谓的纷争中，她靠着自己扎实的歌艺与人气，劈开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歌唱之路。她从不怕吃苦受累，因此有时在歌厅的要求下，一晚便连赶多场。在歌唱事业刚刚起步的这段岁月里，她始终以感激的心态对待周围的一切。
　　四、痛苦的抉择(3)
　　邓丽君的歌声和名气在岛上越传越广、越传越远。不但在她居住的北部的歌厅纷纷要求她常来串串；台湾南部的大都会高雄等地的歌厅、夜总会，同样也要求她前来助阵。那些生意清淡的歌厅，更是希望邓丽君时常光顾，只要请来邓丽君，满座就有保证。邀请邓丽君成了一些娱乐场所的日程安排，邓丽君的声势一路扶摇直上，名声大噪。
　　但是，成功的背后也蕴含着无尽的辛酸，尤其是对于一个小女孩歌手来说。她过早地体验到生活的疲惫和人情的冷暖。成名后的邓丽君回忆起这段在歌厅走唱生涯时，颇有感慨地表示，在成名之前，特别是在以台语歌曲为主调的台湾南部，自己也曾经历过一段巴望着有歌能唱、不敢计较排名先后的苦日子。可是那时的许多老板只要看到红牌歌星到场，还会临时支开她这种小牌新人，不让她登场，常让她感到委屈不已。
　　由于勤跑歌厅和演出频繁，邓丽君每日的生活都比较忙碌。接二连三的歌唱活动占据了她大部分的时间，正常上课便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经常请假又使她的成绩一落千丈。金陵女子中学是一所非常严格的学校，校方很快就注意到邓丽君的情况，于是引起了一场风波。女校长找到邓丽君谈话，认为她缺课时间太多，因此要她放弃歌唱，专心课业。在学业与歌唱两者之间做一个抉择，邓丽君一下子就怔住了。虽然她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演唱，但她从未放弃过在学业上的努力呀。她总是不甘落于人后，在精疲力尽的表演之后，都会认真地写作业。
　　邓丽君不敢做主，回家后告诉了父母。性格直率的邓枢很不服气，正值大病初愈的他，柱着拐杖，连夜赶到学校和校方协商。
　　校长认为邓丽君做歌厅、夜总会的歌手，影响了她的学业，希望她以学业为重。
　　邓枢质问校长：“孩子发挥特长，又不影响学业，有什么不好？”他希望校方不要这么严苛。
　　校方却以学校的责任、学业的重要要求邓丽君必须做出选择。固执的女校长说：“要唱歌，就不能上学；要上学就不能唱歌。两者不可兼得。”
　　校方的强硬态度让邓枢很是痛心。无奈之下，他只好决定让邓丽君退学。
　　邓丽君出于对歌唱事业的热爱，也为了能够全身心地在歌坛发展，也同意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