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连山 西南交通大学:生命盗窃与生物殖民

 生命盗窃与生物殖民

    卢思骋

    不一样的豆 　　 　

    1994年某天，拥有一间小型种子公司的博特先生，在墨西哥索罗亚地区买了一小包杂豆，并把豆带回美国。博特将其中黄色的豆挑选出来，放进泥土种植。经过几代种植之后，博特声称“发明”了一种“独特而稳定”的黄豆种子，然后在1996年11月15日，距离他在墨西哥购买杂豆不足两年，于美国申请了该种黄豆的专利权。

    1999年4月13日，博特为他称为“爱罗娜豆”的黄豆获取了专利编号#5,894,079，此项专利囊括所有种子呈特定黄色的豆。博特的公司宣称，除了他的公司以外，一切有关该种黄豆的买卖贸易和使用，皆属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同年年底，博特先生控告两间于美国售卖墨西哥豆的公司，指他们侵犯专利权。

    其中一间被控的公司的负责人说：“起初，我以为是个笑话，他（博特先生）怎么可能发明墨西哥农民已经种植千百年的豆？”墨西哥政府对博特的专利权大表愤怒，并对“爱罗娜豆”进行了DNA测试，证实博特“发明”的豆的基因排列，与原产墨西哥的Azufrado豆完全一样。豆是墨西哥人的基本粮食，在西北部有98%的人进食Azufrado豆。理论上，博特的公司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推动的知识产权体系(patentregime)之下，向世世代代进食Azufrado豆的贫苦农民，索取侵犯专利权的赔偿。

    盗窃生命 　

    你刚看到的，并非后现代版的天方夜谭。私人企业对自然生命的盗窃，已经悄悄地开始，Azufrado豆只是冰山一隅，根据国际农业前进基金会(RAFI)的记录，直至1999年，该会共发现了147宗企业盗窃自然生命的案件，涉及玻利维亚quinoa、亚玛逊ayahuasca、印度鹰咀豆和南亚洲Basmati大米等。当中涉案的，大部分是跨国企业，他们对于世界粮食生产的控制，将会因为生物技术和生命专利权而更上层楼，而当他们的利润暴涨的同时，各地农民将更受支配。

    种子公司RiceTecInc就已经开始从大自然和农民手中，盗窃Basmati大米。印度的农民，已经种植了好几千年Basmati大米，在1997年，RiceTec公司获得了有关Basmati大米的二十多项专利权，当中包括品种特质和培育方法等方面。RiceTec公司将自己生产的Basmati大米称为Texmati大米及Kaomati大米，并推向市场出售，用意是取代印度农民生产的Basmati大米。更令人忧心的是，在知识产权体系下，RiceTec公司可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理由，向种植Basmati大米的印度农民索取赔偿；要不然，RiceTec公司也可以通过基因改造技术，使种子绝育，令农民不能自行留种育种下一代，迫使他们从此向RiceTec公司购买种子，非要依赖跨国企业不可。RiceTec公司成功盗窃了印度Basmati大米之后，现正部署盗窃泰国的Jasmine香米。

    Azufrado豆与Basmati大米的例子，清楚显示了对自然生命宣称专利权的荒谬。大自然的动植物生生不息，物竞天择，进化繁衍，形成色彩斑斓、缤纷多样的生态；而世界各地的农民，历代亦以各种技术，培植饲养，交换种子，世代相传，进一步丰富了生物的多样化。这些自然智慧和传统知识，原是人类社会的共有遗产，亦应保存给未来世代的每一个人分享共用。财团企业通过知识产权体系，宣称拥有某个品种的植物或动物的专利权，等于是从大自然、从历代祖先、从子孙后代的共有遗产中，掠夺了知识，盗窃了生命，侵吞了进化和历史的果实。

    所谓“生命盗窃”，就是指这种化公为私的行为：跨国企业通过世界贸易组织鼓吹的知识产权协定，侵占传统农民的集体知识，剽窃自然生命，将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和地球资源据为己有。正如印度著名生态女性主义者舒华所言，“生命盗窃”其实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生物技术公司对自然生命和传统知识的“发明”，其理据之荒唐，其手段之暴力，实在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生命工业，无处不在 　

    近年来，孟山都(Monsanto)、诺华蒂斯(Novartis)等跨国企业，喜欢自称为“生命工业”，因为他们的业务，已经遍及种子研究和贸易、生物技术、农业化工、农产品加工、石油化工、合成纤维、医药、矿产开采以至水，一切的生物资源，包括动植物的遗传基因，皆被收编纳入，成为“生命工业”的生财工具。他们尝试插手人类生活的每个环节，食物、营养、保健、医药以至万物赖以为生的水，并希望有朝一日，人类的生命都要依赖他们，使“生命工业”的存在，成为人类无可避免的前提，是维持人类生命、生产人类生命的工业。

    这些富可敌国的跨国企业，在公关广告中，经常强调他们的存在，是要为人类解决粮食的问题。例如，孟山都公司在欧洲的广告，曾经向消费者暗示，假如不支持基因改造技术，就等于不支持解决饥荒问题，另一跨国企业杜邦公司 (DuPont)早前在香港亦推出一个电视广告，其中亦隐晦地透露杜邦公司正在以基因改造技术改良农作物，用以喂饱饥饿的人们。可是，以孟山都的Roundup-Ready的基因改造大豆为例，相比传统大豆，他们并不是较便宜，不是更美味，也非更有营养，产量亦没有提高。它们只是设计出来，用以推销同是孟山都出品的Roundup除草剂。可见，孟山都改造大豆的基因，无非是要保证农民继续使用它的除草剂，以赚取更多的利润，与改造大豆的品质，没有丝毫关系。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超过七成的基因改造农作物的目的，与增加产量无直接关系。

    更重要的是，饥荒的主要成因，并非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虽然现时我们生产的粮食远远多于所需，但每日仍有约24000人死于饥饿；巴西是全球第三大粮食出口国，但五分之一人口（三千二百万人）却长期吃不饱，每年共有十万小孩死于饥饿。在1998年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会议上，超过二十个非洲国家的代表，联署谴责孟山都等跨国企业，利用非洲儿童的饥饿形象，推销基因改造这种既不环保、又不安全、更非对穷国有利的技术，并指责该技术只会更加削弱他们解决粮食问题的能力。 　

    跨国企业垄断粮食生产 　　

    现时，全球的粮食生产正迈向越来越严重的垄断。最大的十间跨国企业，控制了32%的种子市场，他们亦同时主宰了农业化工和除虫剂的市场；另外，单是五间跨国企业，就完全控制了谷物的市场，在1998年，规模最大的卡基尔公司 (Cargrill)收购了第二大的公司，形成前所未有的超级垄断。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这些从事基因改造活动的跨国企业亦争相收购合并，使垄断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全球最大的化工企业杜邦公司，收购了最大的种子公司PioneerHi-Bred之后，成为了一家特大的种子公司；同属五大生物技术跨国企业的Novartis和AstraZeneca，于1999年年底将旗下的农作物部门合并，以对抗孟山都公司；而孟山都公司在控制了美国的大豆市场后，先后收购了印度和巴西的全国种子公司，为垄断两地的种子市场奠定基础。

    孟山都最具争议性的活动，是研究了所谓的“绝育种子”，顾名思义，绝育种子是不能再繁殖下一代的种子，孟山都的目的再清楚不过，就是要以生物技术，从农民手上夺取保存和交换种子的权力，迫使他们每年重新向跨国企业购买种子。垄断种子，独揽农作物的生命起源，也就是解除农民自给自足、自力更新的能力，也就是剥夺他们保障温饱的基本权利。虽然在强大的全球反对下，孟山都宣布暂停绝育种子计划，但孟山都已在近九十个国家为绝育种子申请专利权，其他跨国企业亦不甘人后，AstraZeneca的绝育种子研究，便已在七十七个国家申请专利权，可见绝育种子的威胁依然存在。基因改造技术的发展，加上生命专利权的推波助澜，最终会使全球粮食生产进一步被少数公司控制。 　　

    生物殖民主义 　　

    五百年前西班牙殖民者踏足新大陆，并宣称对其拥有主权，体现了西方帝国军事支配的强盗逻辑：西方的主体，对非西方的他者、客体，包括自然资源、土地和当地住民，进行赤裸裸的强抢侵夺，据为己有。五百年后的今天，跨国企业通过生物技术，“发明”原属自然的生命，“发现”社群共有的知识，从自然生态和历史传统中侵吞成果，只不过是哥伦布式的强盗逻辑的当代演绎。所谓的专利权，说穿了就是西方企业盗窃自然资源和人民遗产的工具，用以掩饰和合理化盗窃过程本身的暴力。

    事实上，所谓的生物殖民主义(Bio-colonialism)，并非子虚乌有，对于那些未被过去殖民扩张所消灭而幸存的原住民来说，生物殖民主义更是迫在眉睫。利用原住民的生物遗传特征而申请专利的事件，在过去几年屡见不鲜，医药及生物技术跨国企业对各地原住民虎视眈眈，争相派员到天涯海角，“开发”原住民及其居住地的动植物的生物遗传资源，一旦发现具有特殊性的基因排列，马上申请专利，“合法地”抢夺和占有这些自然资源，并从中“开采”利润。

    在跨国企业以生物技术步步进逼下，许多原住民亦组织起来，保卫他们的遗传资源、文化传统、集体知识和生存权利。 　

    生命的商品化 　

    福柯告诉我们，知识与权力互相形构，彼此渗透，现代西方科学的霸权性地位，造就了过去五百年的殖民扩张。殖民主义背后更假设了西方中心的现代主义世界观，一种以西方科学知识体系为基础的价值观。现代主义将独立自主的个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并以个人自身的利欲满足，作为万物乾坤的终极目的，故此，“人”不再是地球生态中的密不可分、唇齿相依的一环，而成为独立自足的存在，外在于、相对于“自然”，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要克服“自然”、战胜“自然”，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正是现代社会不顾一切疯狂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石——追求无止境增长的代价，就是对有限的自然，造成无法弥补的生态破坏和资源损耗。相对于人类中心的想法，生态思潮提倡整全的(holistic)世界观，将“人”放回“自然”之中，视万物的和谐共存及永续关系为存在之目的，尊重生物的多样化，重视物种之间、世代之间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平等，以互助合作，取代竞争相斗。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思潮提出的，正是现代社会的去殖民化。

    生物技术的兴起，生命专利权的出现，其实指向一个更大的问题：生命的商品化。工业革命的初期，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为资本的积累开创条件，亦为资本的扩张提供市场。几百年来资本的扩张遍及地球每个角落，改变了人的社会关系，将人商品化，化为可以买卖的劳动力，并将其他的一切商品化，粮食、水源、土地、交通、教育、沟通、家务、生儿育女、性以至爱。人类社会为资本积累而付出的代价，触目皆是：贫富悬殊，生活疏离，环境破坏，资源耗损。大地、森林、河流、海洋、空气，皆被盲目的发展所榨取，所污染，所殖民。资本的扩张，已经临界极限。通过生物技术和生命盗窃，资本不单将生命商品化，并拓展了新的殖民领域，新的剥削对象，只要征服动物、植物和人本身的内在空间，只要盗取分子结构和基因排列的“知识”，并据为己有，资本便能为自己开天辟地，扩张积累，至死不渝。对生命的商品化，也就是对生命的殖民。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年代，正如印度学者舒华所言，反抗基因改造，反抗生命盗窃，就是对生命本身的终极殖民的彻底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