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斗凌天2.62拷问逃兵:几个学者的演讲稿：新媒体与社会文化转型（NGO与新媒体一起做一个美丽的公民社会梦）

本帖最后由 朴犷者 于 2010-7-1编辑
【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卫星
【主持人】：谢谢胡舒立院长，财新传媒提供这样一个可以交流探讨的盛会，各位专家、老师、同学们，最后一场好，希望我们还有最后耐心和勇气听完最后一场论坛，最后一场论坛也是跟每个人相关的，所有关于新媒体的话题、兴趣以及它的希望、潜力、困惑，大概都跟新媒体所带来的社会文化转型相关，正是因为新媒体释放了表达的权利，使得这个低俗化渐去，民主化成为新生，使得政治的改革可以期待等等，我们对于这一场的阵容不俗，有国内新闻传播教育，以及NGO著名活动家等，下面有请演讲的嘉宾：南方都市报编委，奥一信息网有限公司董事及CEO苟骅先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吴予敏先生；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李金铨先生；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黄星民先生；中山大学社会与人类学副教授朱建刚先生。下面有请南方都市报编委，奥一信息网有限公司董事及CEO苟骅
【苟骅】：首先感谢中山大学，也感谢特别是我个人生涯当中最崇敬的胡舒立老师，还有老市长范以锦，我今天就是抛砖，我也是从传统媒体开始进入到互联网媒体，中间可能也有很多困惑，也被泼了很多冷水，因为我们这个主题是谈如何在知识层面来实现所谓媒体价值，应该实现媒体的商业价值。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思考，中国新媒体这一块特别是从传统媒体转向新媒体，其实我们在过一道三峡。这个跟整个大的时代背景是密切相关的，正如19世纪中期的时候李鸿章先生说过：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来一大变局。我想我们现在也处于这样的变局当中，所有的媒体都无法置身度外。其中唐德刚先生，当时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讲到1842年鸦片战争打开天朝大门，到21世纪中期，也就是现在进行中间的阶段，可能这需要200年时间才能完成中华帝国向现代共和国的转型，像无限制的集权转向有制衡的民权，在中华五千年史上，实在是一条充满惊涛骇浪、深滩险崖的历史三峡。新媒体确实也是在过三峡，特别是像我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就感觉第一道峡就是技术，第二道是商业之峡，第三道媒体之峡。90年代初期互联网呈现形态还是一种技术形态，工具性为主，发邮件等等，到了90年代末进入到商业运营的阶段，那个时候中国现在几大门户基本上从纳斯达克拿到风投之后，走向商业之路，这样一个进程里面，也碰到了2000当中互联网的泡沫，相当于在三峡触礁一样，很多都粉身碎骨。到21世纪初期我们在过一个媒体之峡，这个是我对整个互联网的理解。
今天重点讲第三峡，跟我们主题比较相关联的，关于媒体价值，新媒体这种历史进程当中担当的一些责任，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个时空上的幻觉，确实现在因为有了互联网，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很多过去看来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通过互联网一步到位，大家每天可以看到互联网热点事件，特别是对公权利的监督，这个是每天都可以经历到的。所以整个中国的新媒体发展，在完成技术革命，特别是现在很多实现了商业模式之后，现在媒体属性怎么样展现它，摆在很多人的面前，前面很多专家提到了，现在还没有一个传统媒体真正的成功实现了向新媒体的转型，但是可以加一句，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新媒体能够实现向传统媒体价值，能承担这样一种责任和担当。这一块是真正新媒体和媒体价值凸显，是2003年前后为起点。这里面非常重要一个指标就是2003年前后，当时我很多同事，南方都市报很多记者、编辑都到互联网去了。其实我们在新媒体怎么样建构自己所谓媒体价值，或者社会责任，黄仁宇先生有一个自己所谓大历史观一个思考，中国当代史可以简明地条例：国民党与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现在我们要把两个机构之间来进行敷设，建设一种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工效，应用到整个媒体应该承担的责任，这里面重点讲一些，特别是像南方都市报奥一网报网互动，做了一些探索，这块在全国都成为一个大的趋势。
整个所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实现网络问政从03年到现在有很多重要的事件，梳理这些节点事件的可能，可能有一个事件不能回避，03年1月份当时深圳有一篇引发关于万字文大讨论《深圳，你被谁抛弃》，我也是这个报道直接参与者和采写者，最后促成了当时深圳市长与网文作者的对话，这个对话在终结了网络灌水只有调侃和宣泄的价值命运。这是当时的评价，从这之后，从本身操作的角度，汪洋到广州之后推出了拍砖灌水，在08年有一个广州非常著名汪洋和网友的对话，有一个互联网谈话，在外界很多不是特别注意他，谈到这个谈话放在若干年之后，也不过时的，党委政府怎么样顺应互联网的规律，讲到以开放的实业对待和推进网络民主，以平等的心态对待和推进网络民主，又提到网络平台构建问题，讲到三个关健词，互信、互动和互补，最后要起到一个作用，就提到了三个规则，自治规则，自律精神，自主水平。在新媒体推动之下，关于政府或者是所谓上层机构对所谓的新媒体观念和看法，到现在整个广东网络问政已经发展的很快了，不仅仅是广东，自下而上从地方也走向了中央，包括我们胡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在网聊。为什么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会失败，主要是在实现他媒体价值的时候，没有实现商业价值，所以我讲它的前景在哪里，上午讲到一个公益2.0向商业2.0的转型，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启发，其实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的时候，可能需要先做到一些公益2.0的事情，在这个基础上，比如建构一定品牌影响力之后，实现它的商业价值。这里面在网络问政也在做一些盈利模式的探讨，基于本身价值理念，给政府公共形象做化妆师，第二个对政府危机公关提供一种符合互联网规律或者传播规律的解决方案。第三个就是现在政府要开始走向所谓的网络民主的时候，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支持，所以我们也在给他提供这种电子政务技术方面的供给，这些可能都是我们目前在探索的方面。我想其实我们在实现所谓用新媒体价值的时候，还是碰到很多困扰，第一个就是去中心化，传统媒体单向线性的传播，我说你听，但是现在人人都是生产者，我们所谓的精英控制媒体权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整个南方集团里面，特别是南方周末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研究，就是我们这种传统媒体被很多特别是80、90后新兴的网民不接受，甚至非常逆反的心理，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新媒体时代利用传统媒体能够对80、90后所接受，一直到现在还在研究，如果是我们研究透了，这种80、90后受众的心理，我们可能在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也会打开一扇窗口。
第二个新媒体群体极化，借用美国一个说法，当时南都发了一篇不断被爱心接力熊猫血的假消息，就是一个虚假的贴纸，在全国不断被互联网传播，不断被传统媒体辟谣，当时记者也采访了胡泳教授，他有一个观点，我看了后面那句话，觉得确实新媒体在实现价值有很多路要走，没有把握的消息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我们其实看报纸，看电视怎么样证实某个东西采取看报纸和电视，肯定电视公信力是勿庸置疑的，但是现在我们可能看网络首先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看网络，这可能就是在做新媒体这一块实现媒体价值非常重大一个挑战。这里面有很多国内外的专家对互联网所谓的弊端有一些论述，包括乌合之众，众生喧哗等等，都是对互联网这种两面性的研究和认识。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当中碰到的困扰，另外也是监管部门比较头疼的问题。
还有新媒体在转型方面，和传统媒体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上午也有专家提到，有无数多所谓的转入门槛，特别是现在讲到新媒体，互联网它自己媒体价值的实现，首先有一个权限新闻采访权，关于新媒体要办多少证？这里面列举了现有所有有关部门要进行核准，要进行准入的证件，在新媒体转化这一块也在进行一些探索，包括整个南方集团当时提到向新媒体转型的时候，也讲到要把平面媒体信度、高度、深度优势和新媒体宽度、速度、互动度相结合，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具体到南都新媒体也在做一些新的探索，我们这种探索很多是刚刚起步，但是刚才很多人提到，华尔街日报后来被他很看不起一个媒体收购了，但是经过08年开始金融危机之后，摩洛哥从原来开始免费提供华尔街日报的资讯，到后来进入风暴，转变了态度，要实行收费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态度也可以看到刚才讲到FT有他那种盈利模式的前景。这个就是我给大家做的整体分享，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有请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吴予敏演讲
【吴予敏】：非常高兴今天参加新媒体论坛的会议，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论坛，因为由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女性主持的学院，这个学院将来可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新闻传播学院，所以再一个危险，是因为我本人对新媒体方面属于“菜鸟型”的研究者，其实在我们那边深圳大学还是有一些真正懂行的新媒体学者，但是他们都没有来，我在这里讲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包容，因为我意识到危险讲者的位置。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新媒体和社会转型，我还是想讲这样一个题目：新媒体与社会怨恨的表达机制。这个问题是涉及到，我们今天一上午和下午都在讨论，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区别，新媒体的功能，新媒体的素质提升等等问题，但是在我看来，新媒体有一个功能是我们今天特别是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下面传统媒体，不能够非常有效的实施，而现在主要由新媒体来实施就是社会怨恨的自由表达方式。
中国现在遇到新媒体的产业迅速发展，和我们现在整个国家社会转型进入到一个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刚好这两个问题，两个现状并在一起，并在一起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两件事情对于我们今天讨论新媒体的信息传达，新媒体传播过程当中权利、公民权利以及管理的机制，未来对我们社会转型所发挥的功能来说，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看到的是新媒体迅速演进的趋势，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在传统大众传播媒介技术水平上，和这样一种管理水平上，事实上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大众传播媒介没有给中国的社会公众提供一个可以自由的表达社会怨恨情绪的渠道。在过去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2000年以来，在这十年当中，社会怨恨表达的方式是，在现有的制度化框架下面，可以允许上来上访和信访的渠道，这样的渠道对于中国有几千年封建世界历史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渠道，只不过这个渠道是唯一被体制所认为是可以作为一种制度化和合理性的安排一个渠道，而现在即便是这样的一个渠道，也被惯之以所谓的不合理的信访，或者是无理性的信访，受到很多的限制；另外一方面在进入新时期以后，我们所建立的司法行的诉求渠道，提供了一些民事的诉讼，包括一些民告官等等，但是这个路径是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第三所有媒介化诉求，在大众传媒主要就是有一些报料人，或者通过对记者邀访等等，包括深圳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要做一个毕业设计的时候，采访深圳市一个城中村拆迁的问题，居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同学都被当作为流氓记者而被很多暴力上的驱逐。所以媒介化诉求方式，也并不是非常可靠的，或者可以信赖的方式。剩下来就是一些非体制性的诉求和非理性的诉求，而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由于矛盾的多发期，在社会心理上面所集聚的社会怨恨，已经达到使这个社会到处充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火药桶，搞不好就会出现社会局部性的动乱甚至暴乱的危险。
这个问题对于在新媒体环境下面，我们要考虑，在今天新媒体广阔发展空间里面，我们到底有没有社会怨恨的自由表达渠道？不管三网融合是怎么样融合，在现有的渠道下面，哪些渠道是可以成为我们社会普通的民众可以进行社会怨恨情绪自由表达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光是对于从事新媒体业界，这些从业人员，特别是对于从事新媒体研究的学者，还有从事新媒体管理的政府机构，都是应该从正面来研究和讨论这样的问题。
新媒体由于它的技术特征，成为社会怨恨表达渠道实际上不仅是可能，而且是非常现实的，在最近这些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手机的短信，各种各样的段子，包括社区的网络，博客、微客还有网络上的跟贴、恶搞和谣言，这些都已经成为社会怨恨表达的渠道，只不过在很多制度安排当中，这些社会怨恨表达的渠道就会把它当做为不和谐的因素，对它加以各种各样的遏制。另外在学术或者是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层面上，有的时候也会把社会怨恨这种表达当做为一种恶俗的，或者是品位低下的一种文化而加以漠视和排斥。
我在这里提出两点的思考，当然这两点思考也没有太深刻的地方，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就是新媒体作为社会怨恨表达的渠道，实际上是维持我们社会健康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特别是当我们在大众传媒领域里面，没有正常的社会怨恨自由表达渠道的时候，作为中国特色的新媒体发展，应该承担着这样一个责任，就是为民众提供社会怨恨表达的自由方式。第二这是对我们现在执政党和管理部门来说，扼杀新媒体的社会怨恨表达功能，实际上将会导致社会病态的暴力化，我觉得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尽管现在在所有舆论环境里面，可以维持歌舞升平的局面，但只是一种社会的虚幻一种幻想而已，并不能代表我们真正的生存真实的社会情况，而真实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情况不会因为你在网络社会清剿和表面媒体方面的和谐而取消，反过来由于堵住社会怨恨表达渠道，最后社会怨恨情绪一定会走向一种病态的暴力化倾向。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的已经完全是血淋淋的事实了。
我在这里讲非常感谢在新媒体领域里面活跃新新人类，他们能够成功把社会怨恨的情绪，在社会怨恨情绪表达的时候，由于他们遇到社会体制各种各样的遏制，从而使社会怨恨表达方式变成娱乐化一种方式。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从馒头的恶搞，到今天非常奇怪的动物，成为现在网络上一个明星，大家可能知道，很多年轻同学都知道，很著名的“草泥马”，原来我还不知道，在研究生班上文化研究课程的时候，一个研究生小组把这个推荐给我看，看了之后我很开心，我觉得网民非常有创意，后来又看到所谓的北漂的周杰杰传奇，也很好，把社会各种矛盾的东西做了一个宣泄，这个作品要比“草泥马之歌”写的更加严肃一些。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很有趣的在新媒体环境下面，社会怨恨的新媒体表达转化为文化创意产业奇观，创造了新的文字，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游戏里面的角色，旁边还有各种各样卡通玩具的表达方式，看到这里我觉得新媒体非常伟大。孔子当年讲“诗，可以怨”，所以要呼吁新媒体时代的孔子智慧。
【主持人】：下面有请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李金铨演讲。
【李金铨】：我对新媒体通了九窍，还有一窍不通，幸亏新媒体没有统领全国，要不然的话中国政府不会投资新华社想要变成中国的CNN，所以我今天的发言就围绕三个关键词来谈谈我的感想，第一全球化，第二是大国崛起，第三个是软实力。
第一全球化。到底什么是全球化？有人曾经说过：我们要回到600年前，就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兴起跟成长，如果这个说法可以成立的话，我们根本就会回去西元一世纪罗马帝国把基督教传遍全欧洲，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是指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东欧大变局，当然全球化有各种文化、经济、环保等等很多面，我要说的就是在全球化开始的时候，克林顿退休之后在哈佛大学当院长，谢了一本书《注定要领导》，美国注定要领导全世界，美国注定要领导冷战以后重建的新自由主义的秩序。在冷战期间，70年代美国是拉拢中国来打苏联的，等到冷战结束，美国再也不需要跟中国建立战略联盟，所以80年代，特别到90年代，这当中加了一个1989年天安门事件，到了1989年慢慢中国已经变成美国的首号敌人，所以整个中美关系是晴时多云偶有阵雨，一直到很久以后才有所改善。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全球化促进媒介集团的全球化，以前在美国提到产权的集中垄断，后来变成跨国媒介公司，到了全球化开始已经变成全世界性的公司，以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来说，迪士尼等三家公司占美国市场的三分之一，另外有四家公司名以上是外国公司，还是以美国市场为最主要的，一个是名义上跨国公司，还有德国公司，新闻集团默多克澳大利亚的公司，四家加起来也占美国市场三分之一，其它公司加起来是占40%。所谓全球化的媒介集团也不是无往而不利的，经过金融危机，因为有些人手伸的太长了，差一点垮台，所以整个全球化进程当中，有很多崎岖的。
这些公司当然希望能够进入到中国的市场，始终进不来，原因很多，最好的例子就是默多克在中国等了20年，江泽民还说他是中国的友人，因为默多克很忠实而客观报道中国，就是进不来，最后到最后所有的东西勉强在北京、上海有一个小的办公室等机会，因为机会一来，列车开走了，他也是怕赶不上列车，其实他们知道在短期内，特别是在媒介方面他们是很难进入中国赚什么大钱的，这是第一个讲全球化。
第二讲大国崛起。如果说克林顿写的《注定要领导》，美国注定要领导全世界，我也可以写从中国角度来讲是注定要崛起的，中国的心态：现在是我们的机会了，全球化是我们血洗150年来民族耻辱大好机会，是中国崛起大好机会，是我们恢复汉唐荣光最好的机会。我有一个学生，写了博士论文，比较中国跟印度主要报纸对于全球化是怎么论述的，中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就是美国美国人在搞鬼，美国人不想我们崛起，要不然我们老早就崛起了，这个根本多少材料可以得到的结论。而且我们要忍辱负重，不要重蹈前苏联的覆辙，跟美国闹翻了，就不能在全世界崛起。跟印度不一样，印度讲不要重蹈以前殖民地的经验，这两个国家基于种种背景不同，选择的道路也不同，两个可以说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者，而且两个国家在某种不同的角度也是背离或者是离开了原来社会主义的路线，看看他们如何来合理化现有的政策基础。
第三个是软实力。大国崛起必须要有软实力，软实力现在中国是非常流行的名词，中国要把声音传到世界上去，中国把世界传到世界上去应有之义，当然是应该的，经济起来之后才敢这么想，以前连想都不敢想，想也没有用，所以现在想把新华社变成CNN，我不讲会不会成功。但是我可以举一个失败的例子，可以举一个成功的例子。失败的例子，在1970年所有第三世界的国家在南斯拉夫有一个无结盟国家新闻联盟，比如说新华社把他的新闻放到那个联盟去，各取所需，你可以免费拿那些新闻，结果证明是一场大失败，理由很简单，如果今天被朝鲜给你免费看他的新闻，你也不要看，甚至给你奖赏你也不要看，这当然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半岛，半岛电视台为什么会成功，他在英美杀出重围，异军突起，而且很充分表达阿拉伯人声音跟利益，这是非常值得研究一个例子。半岛电视台之所以会成功，因为他是BBC所有的好学生，所有的做法都是跟BBC学的，人员是从BBC请来的，BBC可以成为新闻公信的象征决非偶然，而半岛电视台会成功理由很简单，除了有钱以外，新华社也很有钱，甚至比半岛电视台更有钱，最重要的是公信的问题。再说到新华社会不会成功，我现在有一个成功例子，也有一个失败的例子，何去何从要看最后报社的决定。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有请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黄星民。
【黄星民】：中大有一个传播学院设计，经常是雾里看花，不是很清楚的，非常感谢胡院长对厦门怀旧的感情，邀请我们厦门大学来到中大，这一辈子上中下转够了，也可以了。我在厦大学有一句开玩笑的话，常务人常有任务，大家知道黄星民是非常非常忙的，我从台湾回来行李还没有放下来，就接到北京张院长的电话，说胡院长这边要开会，你要去呀！我真的是觉得盛情难却，肯定要来的，张卫星院长对新媒体这块非常非常重视，他给我的压力非常大，所以也请我跟在座的为声好，也很希望大家高谈阔论到厦门去，有什么人想到厦门大学开讲请告诉我。
盛情难却，但是受之有愧，这几年行政比较投入，所以学问做的少，让我讲新媒体，特别是我自称在新闻系里面做旧文的人，都是做之乎者也的，昨天还不知道讲什么，今天想了一天。终于找到一个题目，我这个题目比较怪：仓颉学唱，中国的文字要唱出来了，也算是从旧媒体到新媒体来谈一谈。
温故而知新，有一个人还是要提的，就是缪斯学书，自然媒体对主流媒体的时候，向文字转化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改变，自然口语怎么传出去？古人有一个办法，简单来讲他们的神话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图腾就是国徽，礼仪就是他们的道德，这一套怎么把它保存下来，传播开来？就发生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古希腊的古典时期，有一个非常非常的例子，就是孔子用论文用口语，到了孟子用对话体，到了荀子就是篇章体，在顾古希腊也同样，从苏格拉底口语到伯拉图对话体，到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是篇章体，这就说明发生在所谓的中心时代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主流媒体的转变，从自然口语转向文字。这个文字是非常伟大的，使空间和时间可以同步。但是也有很大的弱点，就是把自然口语的彩色的，流动的，立体的语境转化成黑白的，静止的，二维的符号系统。这样一来三维变成二维，之后就产生了电子的综合媒体，从有声电影开始，我把它叫准电子众传统媒体，一个是光速，第二个能够传播非语言符号，电影没有光速但是传播非语言非好，就直接影响了娱乐业，对新闻影响比较少。而电视我把它叫做初级的电子大众媒介，它非语言符号，光速都有了，所以既影响新闻业，又影响娱乐业，而且以点向面的形式向全球传递了。
到了新媒体以皮特为代表的，我把它叫做高级的，底层基数是皮特，谢文老师定义的很好，定义为矩阵传播，实际是跟计算机有关系，新媒体我理解就是以数字化为特点，这些数字化特点带来的本质上就是网络的传播，而且皮特非常奇怪，他把我们所有传播的符号划成了0跟1，我觉得有点象物质的流通，把所有牛羊头变成了等价物，变成了货币，皮特把所有人类要传播的符号变成了可以传播的，可以极大的改变了我们传播的渠道。
简单来讲，怎么来影响社会呢？首先是影响了我们的传媒的形态，我们在新闻传播学院设计的时候，我主张不设新闻系跟广播电视，老师说不行，报纸会吃掉广播报纸，我说不行，我要放在一起让广播电视吃掉报纸，最后再变成字化媒体，这个是我们学院经常争论的，在1995年的时候，我经常提这件事。人家说不要讲了，只要江泽民在，报纸是不可能灭掉的，党的政策中央的声音还要黑白分明，扎扎实实让他走下去，我说看我的儿子就知道报纸必须走向地狱，后来发现全系都不同意，改成走向边缘。我儿子5岁到美国，他从来不看报纸，就看网络，他们长大了以后再也不读报，报纸就不可能办下去。
这是我一个基本看法，新媒体改变了媒体生态，从总体来讲，必然要改变人类的社会结构，如果说缪斯学书创造一个中心时代，创造一个文化的高峰，那这一个仓颉学唱，把口语文明搬到电子化文明，如果人类处理的好，也很可能在我乐观人眼里，产生一个新的中心时代。
【主持人】：下面有请朱建刚演讲。
【朱建刚】：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我知道在这个时刻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有点累了，甚至有点饿了，主办方为什么派我在这个时候来，就是要放一点猛料，让大家清醒一下。我在中山大学传播学院上过一次课，上了一次课就意识到，这将是中国最危险的传播学院，据说在中国要成为杰出的记者，注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你可能被打，你可能因为文章受到处分，我跟南方报业集团很多朋友都很熟悉，经常过几天见到说我已经走了，我已经辞职了，已经写检讨了，所以感觉到很在这样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和学院，之所以把我叫来，需要一个更危险的人到这里，我介绍一下高风险的行业是跟NGO的行业。新媒体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想象，看一看新媒体和NGO是怎么样互动，怎么样推动中国社会产生更强的关于公民社会的想象力。如果我们讲21世纪到现在位置非常强大的社会转型，可能很重要一个标志就是NGO在中国崛起，或者叫民间公益组织再中国的崛起，崛起第一方面是数量的增加，现在民政部登记有40万以上，我们的学者估计还要离谱，还有人发现有2000万，当然也有很多学者叫几百万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种NGO的兴起是非常大的数量，不仅有数量，还是在中国社会所有的议题上NGO都开始参与，从艾滋病，到扶贫、教育、公民的倡导、反对水霸等等。什么样的人都开始加入到NGO的行列，从退休的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人秘书，国家领导人的太太，到农民工，农民工群体从职业阶层到企业家，都纷纷参与NGO行业当中来，我估计黑社会也进入NGO了，都要做点慈善了，最近有很多慈善人物和慈善家。不但如此，他们对公共政策也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力，最著名的是反对珠江水霸，完全是NGO和民间人士共同努力，是利用这么庞大的水霸工程居然获得了暂时的缓建。这种影响越来越大，2000年之后引发了更多的学者和社会各界想，是不是又有一个公民社会了，在我看来产生又一次公民社会的想象。可能学术界还在讨论是否有公民社会，或者这个公民社会适合西方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些讨论都已经过时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公民社会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播，甚至可以作为一种理论的履行，就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就像市场经济一样，也来到了中国，必须适应到中国的环境当中去，而且在这里公民社会这个概念被大量的借用，转喻，对比和转换，各种方式转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利用方式。我今天的发言讲到这样一个危险的概念和这样一些危险的行动分子怎么样组合到一起，来推动中国关于社会想象力的过程。有三个时期的想象，第一个是80年代，公民社会被想象成一种政治转型的力量，是一种民主化的力量，会带来民主，这是非常美好的想象，这种过强的对抗意识，在特殊的政治事件中在89年政治事件中粉碎了。90年市民社会，被看作是一种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力量，他们之间可以和谐相处，可以促进社会更好的稳定渐进，在93年创造了第一个环保的NGO，他们经常给政府借钱，提出各种意见，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想象。遗憾的是，大量这样的讨论，当然也有反对的，大量的讨论是集中在官方的社团，产生的社会团体，人们团体，还有在从事商业运作民办非企业单位，找半天找不出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力量，所以很多人这个市民市民是假的，说白了穿一个新装，也未必能够真的改变什么。进入21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这个表面的官方人民团体，社会团体下面有很多公民自主开始产生，有很多人这是政府市场之外第三种力量，第三部门，三大部门的想象，使得公民社会开始从一种独立的力量站出来了，发出声音。跟前面两种的区别是，在表面上很多官方社团底下有很多公民自主组织开始涌现，第一个是官办社团转型，中国扶贫基金会断掉一切政府财政支出，完全靠自己筹款，在去年非常紧张的时期，扶贫基金会召开一个大型NGO论坛，在北京，而且会长发出公民社会在一定风雨中继续前进。第二个草根组织，越来越多草根组织开始活跃，往往没有正式注册，在各种方面，发动各种集体行动，当然我们看到新媒体发生非常密切的联系。第三个这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大量国际NGO开始进入中国，这是世界最大的团体狮子会在广东和深圳注册，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狮子联会，发动了将近7000个中产阶级志愿者进入这个团体。虽然是这样，很多人三大部门你还是一个弱公民社会想象，北京大学说中国已经有了公民社会，有人说是瞎扯，有人说虽然有公民社会，但是是弱的，主要有几个方面很大的问题，一个是合法性是不足的，在政治上仍然被认为是敏感或者是危险的，危险是一个非常棒的词，还是可以感，但是我总觉得很危险。第二资源很缺乏，因为中国政府现在还是很少给钱，给这种公民自主制，第三个公民自主制能力也是非常欠缺的，以前没有干过这个事。第四个很多人认为他们是拿着很多国际机构的资金，是依靠空中加油机，缺少与普罗大众的联系，与社区的联系也非常松，这是几个大的批评，使得公民社会呈现一个弱的局限。我想说的是，很多NGO是不服，因为他们正在发生变化，配套人少钱不多，但是我影响力越来越大，因为我有新媒体。新媒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去中心化，我不想把新媒体只等于IT或者互联网，在某种意义来说打破以前媒体的垄断地位，或者没有控制在少数人手上，“去中心化”这样的传播方式都可以构成新的媒体，很重要几个价值观，一个是平民化，非常平等，强调这种东西，第二个非常强调自由，第三个是非常强调创意，创意性的乐趣，这个也是刚才吴教授讲到娱乐化。这些特点跟NGO价值观是非常相似的，我并不想说NGO都是好的，或者新媒体都是好的，某种意义来说都是工具，但是这种工具本身分享一些共同的价值，这些价值使他们可以凑到一起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很小的NGO很少的人可以产生很大的资源动员，比如说两三个人开始运作，几万人可以参与这个运动，当然在广州很重要的是麦田计划，已经有十万人登记，有1000万资金，是没有注册的团体，我都搞不清楚，他只是办了一个网站而已。第二个新媒体产生一个很大的区别NGO学习，很多NGO由于是高风险行业，不愿意跟外界接触和联系，通过新媒体可以互相学习，并且产生了很多新的民间创造的方式，这些故事都是我们参与的，我们做一本杂志《民间》，完全是通过NGO网络进行传播。第三个是促进社区的联系，这是我观察到一个蓝天计划的NGO在广州一个村，池塘被强拆，在以前往往是通过暴力运动进行抗争的，现在发现暴力抗争比是一个方法，他们吸引一些艺术家和媒体人士，来到这个地方，把祠堂运用媒体技术，包括一些新媒体技术进行重新的展示，这个展示吸引了很多的关注，很多人来访，使得当地村民改变了很多看法，这个是通过新媒体技术，使得NGO在资源很少情况下，能够跟社区发生关联。更大的意义，新媒体使集体行动在中国具有合法化，这个是我参加参与转基因食品的过程，他们很难上街组织游行，但是可以通过产生媒体的效果，通过照片、视频，尤其是制造网络的留言，这些应该在当时转基因概念，直到今天小孩都知道这个东西，同样产生集体行动的效果，在中国是被允许和存在的。所以我的观点是：他可能会构筑一个新的关于公民社会的想象，这个公民社会想象在中国可能很难出现巨无霸的NGO组织，我知道李连杰想干这个事，恐怕在中国现有制度情况下很难产生，但是可能会产生很多小的充满活力的组织，他们四处骚扰，第二个新媒体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孤立工作的NGO能够相互更紧密的联系。第三个这些相互紧密联系小而有活力的组织，可能会形成一个网络型公民社会这些公民社会没有哪个机构可以真的构成对这个国家或者政治上的威胁，但是他们彼此联系，互相关联，成为一种网络，悄无声息开放在中国的土地上。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公民社会想象，可能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公民组织部像官方社团一样处于依附的状态，也不像80年代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很大程度会逐渐化解国家和社会二元的猜想，可能会共同致力于新国家的转型，这是这一类的转变。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想法，NGO在这个圈子里面会发现，他们并不定要去找媒体，自己可以成为媒体。《我们就是媒体》我想把这个书放在最后，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交流，这是我自己跟一帮人创办的通讯社《在民间》。希望能够跟大家多多的联系。
【主持人】：谢谢朱建刚教授演讲。下面抓紧时间进入互动时间。
【提问】：朱老师您好，我刚刚听到您讲一个观点，新媒体让集体行动合法化，我可能还不是特别理解，你的集体行动合法化是指线下还是线上，如果是线上又是怎样的集体行动？
【朱建刚】：这都是比较危险的话题，合法化不是法律上合法，而是一个逻辑合法，我可以接受，可以默许，如果你在街上走，一群人在街上，已经不能默许了，我偶尔也参与上访，一到这种人数马上灭掉，但是在网上100人微观是小case，跟100人上街是一样的，政府也可以认可，不构成妨碍社会秩序。第二个就是集体行动或者社会运动，中国已经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怨恨或者利益诉求越来越成为正当的东西，又不至于危害政权稳定，这是我党非常关心的问题，唯一办法是把社会运动纳入体制，体制开始接受群众通过一定集体行为表达这种诉求，这种接受可能需要一个过程，而新媒体可以帮助政府习惯于人们集体表达诉求，我认为新媒体很重要的诉求，集体行动能够被政府所接受，所认可。像刚才讲的很多案例，包括南京局长案件等等，很明显的集体行动，表达一个集体诉求，政府接受，还采纳这个意见，甚至产生一些效果，这个在我看来都是新媒体创造的奇迹，这个奇迹是因为我党开始对新媒体的态度，比对上街的态度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我认为新媒体预示一个新的开放的空间。
【邱林川】：谢谢刚才朱建刚比较乐观的判断，也回到刚才吴予敏老师批判的判断，包括朱建刚刚才讲到的，对于新媒体比较的宽容，是不是认为新媒体可以作为安全法，对新媒体更加宽容的同时，对线下活动更加的严格了。我想回到吴老师刚才讲到的，新媒体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社会内部很多张力、压力，比如说安全法这样比喻来说，可以让他释放出来，您是在深圳，我也经常去深圳，最近有“11连跳”，在早期的时候，新媒体比如说用博客，深圳北部宝安区有一个工厂在2004年12月9号就有用博客组织集体行动罢工的，他们是非常理性，这个事情还上了纽约时报，在其它替代性发展的可能性就被干掉了，我们后来看到的博客都是名人，八卦，都是小资，在深圳的工人底层想要表达可能性的时候，我们现在来看这11连跳，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已经错失了这样的机会。吴老师您比朱老师要更加批判一些，您觉得尤其您在深圳时间比我长，观察也比较多，我们到底还能不能赶上回到错过的列车？互联网让底层的声音，让他们的怨恨成为为他们服务的工具，如果是没有错过的话，有什么方法，除了在这里务虚之外，有什么务实的方式可以做到，这个也是建设和谐社会一个内容。
【吴予敏】：谢谢邱老师，我也拜读过很多邱老师很多作品，尤其是对新媒体的研究很深刻。我刚才谈的看法，实际上是对今天新媒体管制政策有很大的批判，新媒体有一些管制政策是非常短见的，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或者是一定的执政合法性地位，但事实上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是执政合法地位的长期稳固都是非常之不利的，其原因任何一个社会，社会矛盾是不可能，不通过任何的解决途径或者是妥协，协商的途径会自己化解，这是不可能的，还有社会的怨恨，如果社会的怨恨情绪由于社会矛盾不能得到实质性的解决，而社会怨恨会自己的消亡，我觉得这个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整个社会的设计来说，一定要考虑到设计什么样的途径使得这个社会能有一种表达的机制，因为这种表达的机制，不光是一种发泄的问题，本身也有一种观测的作用，有一种验证的作用，这些都是可能的。我个人认为，深圳媒体环境是比较差一些，尽管深圳在中国新媒体产业里面是发展非常活跃，而且发展的技术水平也很高，但是在新媒体管制方面来讲，我觉得观念是比较陈旧，不光是这样讲。甚至一定大学的网络媒体，或者是社区网络媒体，都监控的非常严格。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们学者的呼吁，能够调整改变这样的一种管理的观念，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我们错过和晚的问题，亡羊补牢，在新媒体领域里面，我们还是有很多空间和机会来对这个社会进行改良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所表达，或者要有所行动，而且这方面，希望可以做一些系统的总结，从而改变不要认为线上这种怨恨的表达，一定会表现为线下的上街、抗争等等，倒不一定是这样的情况。
【朱建刚】：我认为在中国社会如果你是一个行动者的话，不乐观至少要假装乐观，非得往前走，因为中国有足够的因素让你非常悲观，刚才讲社会怨恨以及各种机制，已经非常危险，我经常写一些评论，社会危机已经到来了，中国可能没有政权危机，政治是刚性稳定，但是社会危机到来了，一个普通人小孩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这个是相当有危机感的，我是这样的观点。
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有那么多的限制，一定不能低估底层或者草根人群的智慧，这种智慧力量太大了，而新媒体给了他这个空间来发挥他的智慧，所以基本上对于很多真的想参与这一类事情，想做事情，很多新制都不太构成特别大的问题，甚至包括监控，监控也是一个游戏一样的，大家互相都清楚干什么，大家一起玩这个游戏而已，需要娱乐精神。我一个最深的体会，如果他们不是在网上论战，在街上论战更危险了，新媒体给了一个发泄的渠道，使他们在网上论战，这个时候没有关系，只是三个贴子而已，所以我觉得乐观是非常需要的。
【提问】：有一个问题想问李金铨老师，刚刚您讲如何把新华社建设成为CNN，我这里有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我们学院有一个网站主要是向学生和老师征集稿件，汇集一些思想，老师也有意把它建成青年思想集散地，简单说就是Web2.0时代新青年，想问一下您对我们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李金铨】：完全不了解。
【提问】：我们是一个面向全球学生征稿的网站，主要是有关心媒体、社会热点、业界观察的几个栏目。
【李金铨】：我最近在开一个会，请了一些人过来演讲，有很多大陆和香港学生，有些嘉宾讲的让我们学生听非常热血沸腾，也想办一个类似你这种网站，他们来找我，问我要怎么样做，能不能支持一下，支持是没有问题的，结果他们找了很多大陆的同学，你们来帮忙，大陆同学第一想做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说这样，你要自己心甘情愿有兴趣去做再做，是没有好处的，就是满足你一种知识的好奇或者一种道德情怀等等，你觉得有兴趣再做，很多事情不光是为了利益。我不清楚你们的网站，讲的很多内容不切实际，可能理想可以高一点，但是短期目标不要弄的太高，太高很容易受挫，力之所及，能够做到什么地步做到什么地步，学生如果告诉我，要去读某某人的全集，我告诉他们别试，你一定会半途而废的，长远目标可以很高远，但实际上不要好高骛远。
【吴予敏】：我觉得中大同学提出这个问题很欣慰，因为有的时候我在深圳大学感觉到，同学有时候办的电子杂志，办的一些刊物走不出自我，很自恋，都会把自己那些风花雪月，表现的非常光怪陆离的媒体，上他们走出自我，关注社会问题觉得很难，他们兴趣会下降很多。所以我那个时候到香港中文大学向邱老师请教的时候，中文大学办的大学线坚持了很多年，而实际上这个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反过来影响力是很大的，包括行政长官公信力的测量等等，但是我们学不来，因为香港是一国两制，我有再多的钱也办不了这个事，还是回到李老师的话说，能办多少就办多少，这个不光是对同学来说的，也是对院长来说的。
【主持人】：今天有幸坐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么多嘉宾的高论，今天舒立安排这个会主要是讲媒体，讲经济，最后讲文化，其实这个文化听来听去是政治的，技术决定的东西我们先不讨论了，一开始黄星民老师是讲文化发觉，从自然语言、对象语言，随着媒体演进怎么变来变去，增加容量产生无数不在的效果，西方学术界有一个分类，从声音时期到印刷时期到视听时期，仓颉学唱也是一个意思。当文化成为政治，这实际上是后现代基本主题，而且今天的主题很对称，从社会的政治到国家的政治，主要是社会的政治，因为我们中国人坐在这里讲，历史感还是很重，因为民族国家确实没有完成，社会的政治先讨论文化的共同体，然后再讨论社会的共同体，只有这两个才可以形成政治的基础，前面三位嘉宾的发言都有三种不同的思路，苟骅先生讲的是网络问政，已经有一种身份网络机构，甚至在省委书记带动下，穿越历史的三峡，语言大概还有30多年，这是一条思路，我补充一点，确实广东在这方面很开明，有一个走到线下网络公民论坛。
朱建刚先生是组织色彩处于灰色地带的NGO，NGO的主题在朱建刚进行分析之后，表面上越来越独立的情况下，实际上主题越来越分散，越来越碎片化，可能也越来越自在，也许对社会会产生微生物的效果，这一点我们也是乐观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朱建刚在这方面进行了很长期的努力。
吴予敏是一个民间的，就是自由个体的表达，这种表达已经成为常识，已经成为惯例，最后也讲到后现代对他的改造，比如说软性色彩。其实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网上的跟贴，发现有很多两个字，四个字，八个字的跟贴非常简单，非常有修辞学的境界，也非常有幽默感，一个民族有幽默感还是有希望的。这个是社会政治三条路径，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媒体公民社会，或者媒体市民社会一个模型，或者一个预言。
从社会政治转到国家政治，这个就是大主题，全球化，英国要从工业革命算起多少年，中国要从30年积攒下来世界经济体量算起来又要搞多少年，这又是一种算法，全球化所带来大国梦想成了国家间政治一个大主题，也是成为中华民族在执政党领导下一个伟大的梦想，但是可惜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没有我们文化纲领，因为软实力不是我们提出来的，软实力有三个内涵，第一个有诱惑，要提供很多能够产生诱惑的，有经济投入的各种机会，各种场所，来表彰，来支持，来推介所有能够符合传播者意图的活动。第二个在国际上要有公共产品，形成大国的责任，中国这两年进步非常不错。最要命是第三种主流价值观体系，从法国的人权宣言到美国的独立宣言，还有大宪章等等，反正世界的主导思想，我们目前还没有占很大的份额，也是从上到下比较焦灼一个主题，因为我们讲多少主义主义，但是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能不能有自由平等简单思想把它表达出来，这恐怕还是有待于大家甚至更多更多的人来长期追求的一个主题。所以我想围绕这样的主题，可能我们对于所有新技术的想象，都会逐步得到安慰。我的发言到此，谢谢大家。谢谢台上的5位嘉宾，今天下午会议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