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傲斗凌天2.62出装顺序:羽戈：杨度晚年入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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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事宜，恐怕为他繁复多变的一生最后一个难解的谜面。而且这个谜底埋没之曲折长久，亦难以为人想见。从他1931年病逝于上海，直到1978年7月30日，曾跟随周恩来从事秘密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撰文回忆前年谢世的周总理，才披露了这一段被时间的尘灰掩埋的历史真相：
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
“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我听了以后，一面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许多人打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但是大家也都一致认为总理重病在身，还记住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他关心同志，不忘为革命做过任何贡献的人，确实是胸襟磊落、处处体现党的政策的典范。
杨度一九一五年组织筹安会。有孙毓筠、胡瑛、李夔和、刘师培、严复等参加，故又戏称为“六君子”。他一直是保袁世凯的，袁世凯盗窃辛亥革命成果，由大总统而皇帝，作了八十三天的皇帝，与杨度制造舆论和“劝进”是有关系的。杨度由著名的保皇党一变成为共产党，岂非咄咄怪事？其实也不怪。人总是会变的，杨度所处的时代，是风云变幻的时代，光绪皇帝要变法，失败了；“民国”成立了，从床底拉出来个黎元洪当总统，也失败了。孙中山当了总统，北洋军阀又闹得不可开交，又推给袁世凯来作。袁世凯作总统还觉得不过瘾，又作了皇帝，最后还是失败。变来变去，中国还是在帝国主义、军阀割据的水深火热中。杨度目睹或参加了这些活动，终于毫无出路，他是深有感触的。约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他才在周总理的介绍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卖了房产，交给党作经费。李大钊同志被捕前，他从汪大燮那里听到了消息，马上告诉了党，但已无法营救。在大钊同志被捕的当天，他派儿子到东交民巷去查看情况，只看见军警林立，三个人架着一个人，蒙上白布往汽车里送。大钊同志真的被捕了。当时，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四·一二”大屠杀；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便放心大胆地绞死了李大钊等二十人。就在这一片血腥的乌云里，杨度以毁家纾难的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做了些有益的工作。
是年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李一氓的《关于杨度入党问题》，其中写道：
看见王冶秋同志发表的讲起周恩来总理关心杨度问题的文章，这是确实的。杨度确是党员，确是同志，但杨究竟是何时入党，还要证实。冶秋同志估计说是一九二六——二七年这个时间，我则估计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一九二八——二九年这个时间。因为这种特殊的事情，党内总会传开的，在一九二八年以前，党内没有提起过，没有听说过；如是一九二六、二七年入党，正处于大革命高潮时期，他会公开出来。我听说他是党员，是在一九三零年的事，他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入党的可能性最大。一九二六——二七年，周恩来同志时而在上海，时而不在上海；一九二八——三一年周恩来同志一直在上海，更便于直接领导。此外还附带说一件事，上海一九三零年党中央出版的《红旗日报》的报头，就是请杨度同志题的。
夏衍读到王冶秋写杨度的《难忘的回忆》，亦撰《杨度同志二三事》提供佐证：
杨度同志的入党，不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而是一九二九年秋。从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和章士钊先生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周济被难者的家属。到上海后，他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周恩来同志离开上海后，组织上决定由我和他单线联系。他当时住在上海旧法租界薛华立路附近的一座小洋房里，我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他从敌阵中来，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谈到这些问题时，他常常高谈阔论，奇语惊人。他还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最初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他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他才告诉我：“我就是杨皙子”。当时我也的确大吃一惊。[1]
翻案至此，再无疑义。1986年6月28日，杨度的新墓地落成，选址于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与宋庆龄之墓相邻——这已经是第三次建墓。祭奠仪式上，杨度的后人宣读了夏衍的纪念文章《续杨度同志二三事》之下半部分（全文发表于1986年7月7日《人民日报》第八版）：
关于杨度同志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事，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小报上就透露过，我猜想，认识他的人也可能察觉到了。杨度同志逝世，马叙伦先生送了一副挽联，后来收集在马先生的《石屋馀渖》中，联云：“功罪且无论，自有文章惊海内；霸王成往迹，我倾河海哭先生”，在当时，应该说是很难得的。一九四七年在香港，宋云彬同志和我谈起这副对联，问我杨皙之晚年是不是加入过共产党？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我们就作了肯定的回答。云彬同志联想到沈玄庐、周作人等人的晚年失节，写了一篇《杨皙之的晚盖》，他的结论是：“人不怕顽固，只怕顽固而不化，只要能够化，一旦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不但自己心安理得，以往的过错也就被掩盖了。故昔人有言曰：彼将恶始而美终，以晚盖者也。”这篇文章曾在《华商报》或别的刊物上发表过，现已收入三联书店出版的《宋云彬杂文集》。
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可以不自觉地沉沦下去，也可以顿悟而来一次飞跃，杨度同志的飞跃是可贵的，他心安理得地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所以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之后，还有这么多人在怀念他，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说。[2]
在《市井有谁知国士——沪上“遇”杨度》[3]一文，李洁先生写到：“关于杨度入党，我见过三种说法，一是说是周恩来亲自介绍其加入中共，周先生在1928年的中共六届中央领导机构里，系排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仅在主席向忠发之后），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和中共中央秘书长，绝对核心，由他亲自发展党员，可见发展对象之非常；一是中共特科的干将陈赓前来此宅游说杨度，使晢子先生从此信仰了共产主义，而后，经周的批准，潘汉年把杨度发展成了自己的同志；最渺远的一说是早在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即在北京把北洋军阀的客卿杨度培养成了自己的同党。”——我倾向于第一说。
我与李先生同疑：政治生涯复杂如杨度，为什么最后投向了共产党——而且，据杨度自言：“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李先生尝试作解：“我曾自作聪明地以为，是人格高尚的李大钊的圣像在绞架上的定格，让杨度对旧势力彻底绝望并觉悟，自兹幡然变成革命党的同路人并最终成为其中一员。”——后来又予以否决：“像杨度这样一个举国闻名的政坛独行侠，一个只相信自己的“旷代逸才”，怎么会因一位年轻朋友的被难而彻底改变信念呢？”
《市井有谁知国士》的结尾，他继续解答：杨度一直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做世人睽睽之怪事。所谓帝道，本是帮助“非常之人”，成就救国大业。杨度的精神深处，一直有一种救难助危，扶植弱者的豪杰习性。而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处于低潮的中共正是当之无愧的“弱势群体”，所以，“两千多年前，荀子即说过：‘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杨度无法按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造中国，在帮助过袁世凯和孙中山之后，他便把最后的智慧献给了最能代表他理想与性情的尚处于‘地下’中国共产党。”
这一答案，在哪种语境之下可以成立呢？除非杨度不再是王闿运所言的“书痴”，不再是正史叙事所定性的投机政客，而是谭嗣同一流的具备侠骨仁心的仁人志士。正文说过，梁启超致信康有为，曾将同为湖南人的谭、杨并举，称杨“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这近代史上的两大悲剧人物都精通佛学，但谭嗣同学佛是为救世，将佛家精神揉入“仁学”，如此才有“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的慈悲与壮烈。杨度学佛，一开始，避世的味道更重一些。在反对张勋复辟的公电结尾，他曾表示伤心绝望于“更无救国之方”，愿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此后他发表学佛所得：“无我即佛；一心无二即佛；自由平等即佛。随偈入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作医生，偏医众疾。”——将佛学与自由平等会通，反过来生出了救世之心。其实佛学的张力，正源于出世与救世两个极端的冲荡撕扯，杨度从避世到救世的转变可为印证。问题是如何一个救世法？杨度本身是医生还是疾病？
倒不必把杨度抬上崇高的神龛，涂抹英雄的脸谱。保持一颗平常心是评判历史人物的基础。而揣测他们在作出关键抉择之时的心理动机，往往会落入诛心之论。投机并不可怕。思想多元化的现时代，已经不必对机会主义谈虎色变。我还觉得，杨度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以后转向学佛，也是一种投机呢？入党为什么不能投机呢，为什么要“只为度人，不为度己”呢，同时度两者岂不更好？
有人问，要说投机，杨度为什么不去加入当时正炙手可热的国民党，他的多少旧雨新知正占据该党的权力要津；而加入了风雨仓皇、自顾不暇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信念的纯洁皈依？对此，我想补充一则史实：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孙中山避难于黄埔，他旋即派刘成禺北上，阻止吴佩孚进兵援助陈炯明。刘找上杨度帮忙，为杨践1905年与孙中山的东京之约提供了契机：
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先生兵舰泊黄埔，予（刘成禺）在香港。一日，徐苏中持先生手书，与谢持同来寻予，书曰：“和赣之事，由吾兄全权办理，务期尽其所能，便宜行事，即刻北行，成功为要。”先是先生在韶关，誓师北伐，许崇智、黄子荫两军已入赣，赣中鄂籍重要军师，由予等说合，久有默契。此次许等回师，征讨叛逆，赣师只欲收复失地；而吴佩孚督师衡阳，严令赣军蹑许等之后，入粤以助炯明。先生知予与黎元洪、曹锟皆可直接论事，故有和赣之命。
予奉书后，佯言赴国会，星夜往北京。见杨度于东厂胡同。皙子曰：“当年由兄绍介，永乐园之辩论，与先生结有誓约，予失败而先生成功，度当尽全力以赴之。”时薛大可亦在座，谓予曰：“革命党呼我等为帝制余孽，自当愧领；彼求为帝制余孽不可得者，亦呼我辈为帝制余孽，非求孙先生为我辈一洗面目不可。”予曰：“先生不但为兄等洗脸，且为兄等擦粉。”于是与杨度商阻吴率赣军助陈炯明之策。皙子曰：“黎元洪总统方面，君任之。曹锟总司令方面，我与夏午诒任之。”时夏寿田为曹锟机要秘书长，杨则曹之最高等顾问也。且曰：“吴子玉数日内由湘来直，召开重要军事会议，想系督兵入粤之事，必有以报命。”
迟数日，与李繁昌赴东厂胡同访杨。一见面，即执手告曰：“事谐矣，予有以践孙先生永乐园之约也。”即叙述原委曰：“直系大将王承斌、熊秉琦，素恶吴子玉跋扈，积不相能，皆与午诒最善；子玉又贱视文士，常无礼于午诒。衡阳归来，更凌视一切。王、熊等久欲抑吴，开军事会议，吴提出亲提湘赣之兵，入粤助陈炯明，肃清孙派分子。熊秉琦起而言曰：‘如大帅讨伐两广，当然出兵；今以援助陈炯明为言，陈炯明者，孙中山之叛徒也，以下犯上，出兵助之，则师出无名。今大帅部下多统兵大将，人人照陈炯明之以下犯上，反出兵助之，将置大帅于何地？”曹锟亦击节曰：‘以下犯上之人，不可出兵援助。”王承斌曰：‘援陈出兵，稍缓行动，静观两粤之变，再为后图。’曹锟曰：‘善，照此决定办法。’吴子玉受此刺激，已一怒而归洛阳矣。请急告孙先生，纵然赣军可出，亦在两月之后，可从速布置对付之法。”盖杨、夏知曹锟心病在尾大不掉，熊、王又不能下吴；熊之言，杨、夏教之也。予急电谢慧生转先生，时先生亦将离黄埔来沪。许等安然受先生命令，由粤入闽。黎元洪派黎澍，曹锟派陈调元偕予往沪，欢迎先生。先生曰：“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之诺言。”[4]
经此事后，1923年初，杨度曾去找正在上海重组国民党的孙中山，要求入党，孙自然表示欢迎，可是党内的其他人士却对这位曾经犯过严重政治错误的杨先生不以为然，以至孙中山亲自出面解释说“（杨度）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此后有什么下文，是否被国民党所接纳，史无明确记载。不过，他呼吁南北和谈，请孙中山北上与曹锟合作，作为孙氏与北方军阀的交通密使等，皆可确证。后两年，他在北京，相当于国民党的卧底，颇有一些“造乱”的小动作，譬如鼓动曹锟清除吴佩孚，怂恿张宗昌投效武汉国民政府。[5]可等到国民党北伐成功，杨度的无间道之功却得不到承认——彼时，孙中山已经去世，在职的领导者，蒋介石和他不熟，胡汉民则与他有夙仇，反正国民党上下没有对杨度的党员身份给出一个确切的说法。如此，北京沦为政治孤岛，他只好跑到纸醉金迷的上海滩，做黑帮老大杜月笙的清客。[6]
上一段叙事有推测的成分，如果全然可信，那么对诠释杨度晚年的红色之旅大有助益。因为他的帝王之学心魔不灭，若再想“医民救国”，纵观彼时的政治势力，舍去国民党，共产党确实不失为值得一投的赌注。对杨度来说，弱势者有弱势者的好处，至少不会如当年千里迢迢到上海投靠国民党那样，热脸撞上冷屁股，还被人怀疑为别有用心。以他的身价和地位而进入未发迹的中共，想来备受尊崇，如此方有夏衍“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方有潘汉年告诫夏衍“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的历史细节。这是一项两全其美的交易。今日论起，我们依然得佩服政治家杨度的眼力与勇气。他看准了世界潮流，同辈人有多少晚节不保，他却能老而弥坚。
巧合的是，杨度与毛泽东亦有一段历史因缘。综合史家考证，简述如下：青年毛泽东到北京投奔其中学时代的恩师杨昌济先生，后来成为杨的乘龙快婿的时候，杨度正是湖南籍旅京士绅的领袖人物。1917年，方表回湖南，杨度赋诗送别，“并寄华生午亭”——华生乃是杨昌济的字。1920年，杨昌济病逝于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杨度曾前往其居所豆腐池胡同吊唁，此时杨门的丧事，正为毛公所主持，他们理当是有过一见的。此外，有感于杨昌济生前清贫，杨度撰文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对死者家属慨然捐助。这一篇《与粱焕彝等位杨昌济逝世启事》，共计29名发起者，其中有鼎鼎大名的蔡元培、章士钊、范源濂等，杨度名列第六，第二十八名，署名“毛泽东”。
而据毛的长沙第一师范同窗萧子升回忆，毛“曾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1926年，供职于张作霖安国军政府的杨度曾经向萧子升仔细问询过毛泽东的概况：是否有才，是否能写文章，是否全无人情味，是否有“杀父之心”，甚至毛的相貌是否丑陋等——这是帝王术里对明主的评审标准。那时毛正在家乡搞暴风骤雨式的农民运动。杨度对此不大赞成，他似乎更加关心老友杨昌济的女儿开慧的命运。遗憾的是，这名美丽的女子竟于1930年10月被湖南军阀捕杀。而此刻距离杨度的生命终点已经不足一年。
1931年，杨度去世前不久，曾与章太炎作客于前湖南省长赵恒惕家中。在坐者还有左舜生等。酒酣耳热之际，杨度感慨：“可惜得很，蒋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这段话被左舜生记了下来。[7]再对照他的自挽联，“帝道真如”等等，此恨绵绵，竟无语凝噎。
--------------------------------------------------------------------------------
[1] 以上三节引文均参见《杨度集》，第799-803页。
[2] 杨云慧著：《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第156-163页。
[3] 李洁著：《文武北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225—258页。
[4]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176-178页。
[5] 见《杨度集》，第821-824页。
[6] 民国年间的上海名医陈存仁先生纠正了杨度为杜月笙秘书的传言。他还说：“（杨度）相貌枯瘦，杜氏不大喜欢他。”见陈存仁著：《阅世品人录——章太炎家书及其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第126页。
[7] 傅国涌：《杨度感叹蒋介石：可惜不称帝》，见《南方都市报》2009年0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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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王冶秋同志发表的讲起周恩来总理关心杨度问题的文章，这是确实的。杨度确是党员，确是同志，但杨究竟是何时入党，还要证实。冶秋同志估计说是一九二六——二七年这个时间，我则估计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一九二八——二九年这个时间。因为这种特殊的事情，党内总会传开的，在一九二八年以前，党内没有提起过，没有听说过；如是一九二六、二七年入党，正处于大革命高潮时期，他会公开出来。我听说他是党员，是在一九三零年的事，他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入党的可能性最大。一九二六——二七年，周恩来同志时而在上海，时而不在上海；一九二八——三一年周恩来同志一直在上海，更便于直接领导。此外还附带说一件事，上海一九三零年党中央出版的《红旗日报》的报头，就是请杨度同志题的。
夏衍读到王冶秋写杨度的《难忘的回忆》，亦撰《杨度同志二三事》提供佐证：
杨度同志的入党，不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而是一九二九年秋。从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和章士钊先生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周济被难者的家属。到上海后，他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周恩来同志离开上海后，组织上决定由我和他单线联系。他当时住在上海旧法租界薛华立路附近的一座小洋房里，我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他从敌阵中来，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谈到这些问题时，他常常高谈阔论，奇语惊人。他还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最初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他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他才告诉我：“我就是杨皙子”。当时我也的确大吃一惊。[1]
翻案至此，再无疑义。1986年6月28日，杨度的新墓地落成，选址于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与宋庆龄之墓相邻——这已经是第三次建墓。祭奠仪式上，杨度的后人宣读了夏衍的纪念文章《续杨度同志二三事》之下半部分（全文发表于1986年7月7日《人民日报》第八版）：
关于杨度同志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事，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小报上就透露过，我猜想，认识他的人也可能察觉到了。杨度同志逝世，马叙伦先生送了一副挽联，后来收集在马先生的《石屋馀渖》中，联云：“功罪且无论，自有文章惊海内；霸王成往迹，我倾河海哭先生”，在当时，应该说是很难得的。一九四七年在香港，宋云彬同志和我谈起这副对联，问我杨皙之晚年是不是加入过共产党？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我们就作了肯定的回答。云彬同志联想到沈玄庐、周作人等人的晚年失节，写了一篇《杨皙之的晚盖》，他的结论是：“人不怕顽固，只怕顽固而不化，只要能够化，一旦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不但自己心安理得，以往的过错也就被掩盖了。故昔人有言曰：彼将恶始而美终，以晚盖者也。”这篇文章曾在《华商报》或别的刊物上发表过，现已收入三联书店出版的《宋云彬杂文集》。
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可以不自觉地沉沦下去，也可以顿悟而来一次飞跃，杨度同志的飞跃是可贵的，他心安理得地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所以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之后，还有这么多人在怀念他，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说。[2]
在《市井有谁知国士——沪上“遇”杨度》[3]一文，李洁先生写到：“关于杨度入党，我见过三种说法，一是说是周恩来亲自介绍其加入中共，周先生在1928年的中共六届中央领导机构里，系排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仅在主席向忠发之后），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和中共中央秘书长，绝对核心，由他亲自发展党员，可见发展对象之非常；一是中共特科的干将陈赓前来此宅游说杨度，使晢子先生从此信仰了共产主义，而后，经周的批准，潘汉年把杨度发展成了自己的同志；最渺远的一说是早在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即在北京把北洋军阀的客卿杨度培养成了自己的同党。”——我倾向于第一说。
我与李先生同疑：政治生涯复杂如杨度，为什么最后投向了共产党——而且，据杨度自言：“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李先生尝试作解：“我曾自作聪明地以为，是人格高尚的李大钊的圣像在绞架上的定格，让杨度对旧势力彻底绝望并觉悟，自兹幡然变成革命党的同路人并最终成为其中一员。”——后来又予以否决：“像杨度这样一个举国闻名的政坛独行侠，一个只相信自己的“旷代逸才”，怎么会因一位年轻朋友的被难而彻底改变信念呢？”
《市井有谁知国士》的结尾，他继续解答：杨度一直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做世人睽睽之怪事。所谓帝道，本是帮助“非常之人”，成就救国大业。杨度的精神深处，一直有一种救难助危，扶植弱者的豪杰习性。而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处于低潮的中共正是当之无愧的“弱势群体”，所以，“两千多年前，荀子即说过：‘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杨度无法按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造中国，在帮助过袁世凯和孙中山之后，他便把最后的智慧献给了最能代表他理想与性情的尚处于‘地下’中国共产党。”
这一答案，在哪种语境之下可以成立呢？除非杨度不再是王闿运所言的“书痴”，不再是正史叙事所定性的投机政客，而是谭嗣同一流的具备侠骨仁心的仁人志士。正文说过，梁启超致信康有为，曾将同为湖南人的谭、杨并举，称杨“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这近代史上的两大悲剧人物都精通佛学，但谭嗣同学佛是为救世，将佛家精神揉入“仁学”，如此才有“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的慈悲与壮烈。杨度学佛，一开始，避世的味道更重一些。在反对张勋复辟的公电结尾，他曾表示伤心绝望于“更无救国之方”，愿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此后他发表学佛所得：“无我即佛；一心无二即佛；自由平等即佛。随偈入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作医生，偏医众疾。”——将佛学与自由平等会通，反过来生出了救世之心。其实佛学的张力，正源于出世与救世两个极端的冲荡撕扯，杨度从避世到救世的转变可为印证。问题是如何一个救世法？杨度本身是医生还是疾病？
倒不必把杨度抬上崇高的神龛，涂抹英雄的脸谱。保持一颗平常心是评判历史人物的基础。而揣测他们在作出关键抉择之时的心理动机，往往会落入诛心之论。投机并不可怕。思想多元化的现时代，已经不必对机会主义谈虎色变。我还觉得，杨度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以后转向学佛，也是一种投机呢？入党为什么不能投机呢，为什么要“只为度人，不为度己”呢，同时度两者岂不更好？
有人问，要说投机，杨度为什么不去加入当时正炙手可热的国民党，他的多少旧雨新知正占据该党的权力要津；而加入了风雨仓皇、自顾不暇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信念的纯洁皈依？对此，我想补充一则史实：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孙中山避难于黄埔，他旋即派刘成禺北上，阻止吴佩孚进兵援助陈炯明。刘找上杨度帮忙，为杨践1905年与孙中山的东京之约提供了契机：
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先生兵舰泊黄埔，予（刘成禺）在香港。一日，徐苏中持先生手书，与谢持同来寻予，书曰：“和赣之事，由吾兄全权办理，务期尽其所能，便宜行事，即刻北行，成功为要。”先是先生在韶关，誓师北伐，许崇智、黄子荫两军已入赣，赣中鄂籍重要军师，由予等说合，久有默契。此次许等回师，征讨叛逆，赣师只欲收复失地；而吴佩孚督师衡阳，严令赣军蹑许等之后，入粤以助炯明。先生知予与黎元洪、曹锟皆可直接论事，故有和赣之命。
予奉书后，佯言赴国会，星夜往北京。见杨度于东厂胡同。皙子曰：“当年由兄绍介，永乐园之辩论，与先生结有誓约，予失败而先生成功，度当尽全力以赴之。”时薛大可亦在座，谓予曰：“革命党呼我等为帝制余孽，自当愧领；彼求为帝制余孽不可得者，亦呼我辈为帝制余孽，非求孙先生为我辈一洗面目不可。”予曰：“先生不但为兄等洗脸，且为兄等擦粉。”于是与杨度商阻吴率赣军助陈炯明之策。皙子曰：“黎元洪总统方面，君任之。曹锟总司令方面，我与夏午诒任之。”时夏寿田为曹锟机要秘书长，杨则曹之最高等顾问也。且曰：“吴子玉数日内由湘来直，召开重要军事会议，想系督兵入粤之事，必有以报命。”
迟数日，与李繁昌赴东厂胡同访杨。一见面，即执手告曰：“事谐矣，予有以践孙先生永乐园之约也。”即叙述原委曰：“直系大将王承斌、熊秉琦，素恶吴子玉跋扈，积不相能，皆与午诒最善；子玉又贱视文士，常无礼于午诒。衡阳归来，更凌视一切。王、熊等久欲抑吴，开军事会议，吴提出亲提湘赣之兵，入粤助陈炯明，肃清孙派分子。熊秉琦起而言曰：‘如大帅讨伐两广，当然出兵；今以援助陈炯明为言，陈炯明者，孙中山之叛徒也，以下犯上，出兵助之，则师出无名。今大帅部下多统兵大将，人人照陈炯明之以下犯上，反出兵助之，将置大帅于何地？”曹锟亦击节曰：‘以下犯上之人，不可出兵援助。”王承斌曰：‘援陈出兵，稍缓行动，静观两粤之变，再为后图。’曹锟曰：‘善，照此决定办法。’吴子玉受此刺激，已一怒而归洛阳矣。请急告孙先生，纵然赣军可出，亦在两月之后，可从速布置对付之法。”盖杨、夏知曹锟心病在尾大不掉，熊、王又不能下吴；熊之言，杨、夏教之也。予急电谢慧生转先生，时先生亦将离黄埔来沪。许等安然受先生命令，由粤入闽。黎元洪派黎澍，曹锟派陈调元偕予往沪，欢迎先生。先生曰：“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之诺言。”[4]
经此事后，1923年初，杨度曾去找正在上海重组国民党的孙中山，要求入党，孙自然表示欢迎，可是党内的其他人士却对这位曾经犯过严重政治错误的杨先生不以为然，以至孙中山亲自出面解释说“（杨度）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此后有什么下文，是否被国民党所接纳，史无明确记载。不过，他呼吁南北和谈，请孙中山北上与曹锟合作，作为孙氏与北方军阀的交通密使等，皆可确证。后两年，他在北京，相当于国民党的卧底，颇有一些“造乱”的小动作，譬如鼓动曹锟清除吴佩孚，怂恿张宗昌投效武汉国民政府。[5]可等到国民党北伐成功，杨度的无间道之功却得不到承认——彼时，孙中山已经去世，在职的领导者，蒋介石和他不熟，胡汉民则与他有夙仇，反正国民党上下没有对杨度的党员身份给出一个确切的说法。如此，北京沦为政治孤岛，他只好跑到纸醉金迷的上海滩，做黑帮老大杜月笙的清客。[6]
上一段叙事有推测的成分，如果全然可信，那么对诠释杨度晚年的红色之旅大有助益。因为他的帝王之学心魔不灭，若再想“医民救国”，纵观彼时的政治势力，舍去国民党，共产党确实不失为值得一投的赌注。对杨度来说，弱势者有弱势者的好处，至少不会如当年千里迢迢到上海投靠国民党那样，热脸撞上冷屁股，还被人怀疑为别有用心。以他的身价和地位而进入未发迹的中共，想来备受尊崇，如此方有夏衍“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方有潘汉年告诫夏衍“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的历史细节。这是一项两全其美的交易。今日论起，我们依然得佩服政治家杨度的眼力与勇气。他看准了世界潮流，同辈人有多少晚节不保，他却能老而弥坚。
巧合的是，杨度与毛泽东亦有一段历史因缘。综合史家考证，简述如下：青年毛泽东到北京投奔其中学时代的恩师杨昌济先生，后来成为杨的乘龙快婿的时候，杨度正是湖南籍旅京士绅的领袖人物。1917年，方表回湖南，杨度赋诗送别，“并寄华生午亭”——华生乃是杨昌济的字。1920年，杨昌济病逝于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杨度曾前往其居所豆腐池胡同吊唁，此时杨门的丧事，正为毛公所主持，他们理当是有过一见的。此外，有感于杨昌济生前清贫，杨度撰文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对死者家属慨然捐助。这一篇《与粱焕彝等位杨昌济逝世启事》，共计29名发起者，其中有鼎鼎大名的蔡元培、章士钊、范源濂等，杨度名列第六，第二十八名，署名“毛泽东”。
而据毛的长沙第一师范同窗萧子升回忆，毛“曾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1926年，供职于张作霖安国军政府的杨度曾经向萧子升仔细问询过毛泽东的概况：是否有才，是否能写文章，是否全无人情味，是否有“杀父之心”，甚至毛的相貌是否丑陋等——这是帝王术里对明主的评审标准。那时毛正在家乡搞暴风骤雨式的农民运动。杨度对此不大赞成，他似乎更加关心老友杨昌济的女儿开慧的命运。遗憾的是，这名美丽的女子竟于1930年10月被湖南军阀捕杀。而此刻距离杨度的生命终点已经不足一年。
1931年，杨度去世前不久，曾与章太炎作客于前湖南省长赵恒惕家中。在坐者还有左舜生等。酒酣耳热之际，杨度感慨：“可惜得很，蒋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这段话被左舜生记了下来。[7]再对照他的自挽联，“帝道真如”等等，此恨绵绵，竟无语凝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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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三节引文均参见《杨度集》，第799-803页。
[2] 杨云慧著：《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第156-163页。
[3] 李洁著：《文武北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225—258页。
[4]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176-178页。
[5] 见《杨度集》，第821-824页。
[6] 民国年间的上海名医陈存仁先生纠正了杨度为杜月笙秘书的传言。他还说：“（杨度）相貌枯瘦，杜氏不大喜欢他。”见陈存仁著：《阅世品人录——章太炎家书及其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第126页。
[7] 傅国涌：《杨度感叹蒋介石：可惜不称帝》，见《南方都市报》2009年0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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