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傲斗凌天雷衍王图片:韩三洲：杨度所撰挽联本事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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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三洲：杨度所撰挽联本事考索时间:2010-08-23 15:27 作者:韩三洲点击:400次
上世纪初，挽联还是大行于中国的。挽联言简意赅，余韵深长，不仅能起到生者寄托哀思、死者盖棺论定的作用，还展现出撰写者的才华文采。挽联起于何时？怕已不可详考，也许有了对联的时候，就有了挽联。但到了今天，挽联早已简化为“永垂不朽”之类的干瘪无味、粗陋浅白的公式语言了，失去了它原有的寓意与韵味。作为中国近代知名学者，著名政治活动家的杨度（1875-1931），平生交际甚广，也撰写了不少颇有社会影响、被人传诵一时的挽联，所以，考索杨度所撰挽联的本事始末，也能读出他是如何从“帝制余孽”到秘密共产党员的奇特经历。
旷代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生平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杨度挽王闿运
这是作为门人、杨度挽他的老师王闿运（1833——1916）诔联。王闿运，字壬秋，号湘绮，著有《湘军志》、《湘绮楼日记》》《湘绮楼诗集》等，袁世凯曾聘他为国史馆馆长。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王闿运博通经史，尤精通帝王之学。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之后，大有“功高震主、天下归心”之势，王闿运曾历数古代帝王诛戮功臣的故事，劝其当机立断，反戈一击，承清朝天下而代之。老谋深算的曾国藩则一言不发，以茶水作笔墨，在书案上连连写下“妄、妄”。王曾在衡山立馆讲学，杨度与乃妹杨庄共同负笈前往，受教其门下。杨庄字叔姬，善诗文，著有《杨庄诗文词录》，兄妹俩从小就有才男才女之称。后来杨庄成为王闿运第四子王代懿之妇，而杨度则独得其师帝王之学。所谓“帝王之学”，就是古代策士们的纵横捭阖之术，企图“凭三寸不烂之舌，以布衣轻取卿相”，这也是杨度后来帮助袁世凯鼓吹洪宪帝制的思想根源。
当年，杨度尚有一事被儒林传为笑谈，说得是其妹杨庄与丈夫发生龃龉，写信诉之于兄，杨度则以十五字短简回复：“夫妇之道，同于君臣，合则留，不合则去。”于是叔姬涕泣求去，把王湘绮急得搓手顿足地说：“看在老夫的面上，你不做我的儿媳，就做我的女弟子如何？”
1916年王氏谢世，比袁世凯多活了两个月。此时，他的得意门生杨度正以“帝制祸首”而遭通缉，逃亡在外，无法回家乡湘潭为老师奔丧，只有函寄此联，以示哀悼。王壬秋晚年喜老庄，旁涉佛乘，自诩“逍遥通世法”，上联写王氏才学不凡，通脱不羁，惟妙惟肖。下联是作者自况，真话实说，形象逼真，也曲婉地表达了他在政治舞台上失败后的愧怍心情。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杨度挽梁启超
1929年1月19日， 梁启超（1873——1929）被割错了肾，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终年56岁。2月17日，梁启超旅沪的亲友在静安寺举行公祭，杨度以此联相吊。
梁启超早年在湖南讲学时，就与杨度有过往来。戊戌变法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又与杨度在东京见面，他见杨能言善辩，文采斐然，在各个党派之间又能不沾不脱，超然物外，不禁为之倾倒，叹为“复生（谭嗣同字复生）复生”也！他还去函其师康有为，请他待杨度以国士之礼。当年五大臣考察回来的出国报告，是有人举荐宪政专家杨度写的，但杨度并不觉得自己精通各国宪政，便找到梁启超来当枪手，捉刀代笔写出了《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自己则另外两篇《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
对梁启超，杨度亦投桃报李。他任宪政编查馆提调的时候，曾上过一个奏折，请清政府赦免梁启超之罪，破格加以重用，并以身家性命来担保：“梁往日以鼓吹立宪而获罪，今日朝廷宣布预备立宪，此罪已不成立，应当召回国内，加以录用，俾能展其所长。”此折曾引起言官弹劾，被指为“叛逆有罪”，但杨度身后有张之洞、袁世凯两位军机大臣站着，竟然不了了之。
虽说杨度与梁启超的交谊虽说颇深，但在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从不相让。杨度在大搞帝制复辟时，他先前好友梁启超的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成为击中其要害的一记响雷，文中把杨度形容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再加上梁与他的学生蔡锷一起联合倒袁，这更让杨度耿耿于怀，所以上联对梁的评价并不公正。据说在众多的挽联中，这是惟一不进称颂之言的挽幛，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众皆称奇。梁启超与谭嗣同等因变法或被杀身死，或流亡海外，其事业本不寻常，又与蔡锷等反戈倒袁，更有其重大的进步意义了；但杨度却认为“成固欣然，败亦可喜”，这就有失公允了。下联“人皆欲杀，我独怜才”，是化用杜甫怀念李白的诗句：“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杨度为梁启超的文章零落成尘，不被世人重视而大鸣不平，这也算是对得起老友的有识之见了。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杨度挽黄兴
居恒抵掌论英雄，成功不喜，事败不忧，静览九州，公真健者；
乡国惊心数人物，湘绮先亡，松坡后死，抚怀千古，备有生平。
——杨度再挽黄兴
1916年10月31日，黄兴（1874——1916）在上海以胃出血辞世，年仅43岁。为一个逝者先后两次致哀撰联，这对杨度来说是第一次。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后，中国新派人物的新思想，大都是从东瀛学来的，被人称为“老师向学生请教”。1902年4月，杨度以自费生资格来到东京，入弘文书院速成科留学，半年后回国。其间，他就与黄兴、胡汉民同学。而孙中山与黄兴二人的结合，并将兴中会、华兴会及光复会共同组成同盟会的，则是出自当年反对民主革命的杨度的穿针引线。可见他们之间的“公谊”尽管不同，政见背向分驰，但“私谊”还是不错的，起码还有着“乡谊”之情。
1912年8月，为了粉饰南北统一，点缀天下太平，袁世凯特邀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到北京会谈。本月25日，国民党正式成立。此时来到北京的黄兴为袁世凯假象所迷惑，原意推举袁为国民党领袖，以交换袁对党和国家事业的真诚合作，黄兴还与杨度见面，再三邀请杨度无条件参加国民党，杨“只以才识无似，未敢遽诺”。同年11月14日，杨度打电报给黄兴，黄遂于22日复电，从内容上看两电都能以诚相待。史家评介，黄兴之所以反复动员杨度加入国民党，确实有爱党、怜才的双重心理，哪里知道此时的杨度，正梦想着筹划“君主立宪”的大事业呢！后来杨度在彻底失败后，回首往事，对黄兴不免产生崇敬之情。这就是“肝胆至今推挚友”的真正含意。上联言及两人间的关系，下联是对黄兴的评价，情挚意允，遗恨绵绵。再挽黄兴的一联，除去称颂逝者，言及一年之中，相继去世的三人，即王闿运（湘绮）、黄兴（克强）、蔡锷（松坡），皆为湖南的乡贤人物。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空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杨度挽蔡锷
依照史学家陶菊隐先生看法，杨度这首哀蔡锷（1882——1916）的挽联与《挽黄兴》相比，“对黄则推为挚友，对蔡则话里有骨头，显有厚薄之分”这是什么原因？
杨度与蔡锷，一个是复辟倒退的帝制余孽，另一个是再造共和的革命元勋，乍看起来，一反一正，背道而驰，其实两人之间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相识于东京留学期间，那时的杨度正盛名鹊起，左右逢源；所结交人物也形形色色，不拘一格。而蔡锷则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是“士官三杰”之一，接近君主立宪派，但又与民主革命派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回国之后，蔡锷很快在军界崭露头脚，杨度一心想拉拢蔡锷做自己政治上的帮手，并举荐给袁世凯，而袁也正想把自己深忌的蔡锷留在身边做军事幕僚长，并内定为参谋总长和陆军总长，以取代从不到任的黎元洪和桀骜不驯的段祺瑞。
梁启超公开反对恢复帝制后，袁世凯对他的学生蔡锷也起了疑心，蔡锷则假借沉湎酒色伺机逃出北京，到云南成立护国军，宣誓“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发动了全国性的讨袁战争。这场战争自1915年12月25日起到1916年袁世凯在新华宫活活气死为止，不及半年就结束了。这年11月8日，蔡锷因肺结核不治身亡，年仅35岁。他与黄兴一样，均以国葬规格，瘗骨于湘江之畔的岳麓山上。
蔡锷的反戈一击，使得中国的时局大变，不仅置袁于死地，并使杨度所服膺并运筹的“帝王之学”彻底破产了。这话中的“骨头”，涵盖了多少深深的幽怨！
国事不如人，寄语衮衮诸公，无端莫学空城计；
世情都是戏，除此皤然一老，有谁知得上台难？
——杨度挽谭鑫培
从庚子年算起，百年梨园，当时最红的就是曾为“内廷供奉”的谭鑫培（1847-1917）了，所谓“一路车尘归去晚，满城争唱叫天儿。”及到后来，清王朝给唱得亡国了，有人改此诗曰：“国家兴亡谁管的，满城争唱叫天儿。”。想那杨度翩翩年少，初到天子脚下的时候，也是风流倜傥的人物，常常涂脂敷粉，涉足花街柳巷，与他那常在戏楼里怪声叫好、狂捧坤伶鲜灵芝的湖南老乡易实甫，同为一对活宝。
1917年4月14日，是谭叫天的最后一场演出，那是北京官府为了欢迎广西督军陆荣庭，在金鱼胡同那家花园设盛宴唱堂会，其时已70岁高龄的谭鑫培衰弱多病，只好婉言辞却，不料因此触犯了当局，便传出话来，如果不去，不但不释放他的孙子谭霜（曾因犯案在押），还要拉他去一起关押。并且派了4名巡警上门，名为迎接，实则押送，谭便不得不勉强扶病而去，到场一看戏码贴的是“洪羊洞”，又暗暗吃惊，因为戏中的杨六郎是以死殉职的，而且他的师父程长庚生前最后唱的也是这一出戏，触景生情，便有大难临头的预感。这一次演出实在不能唱全本，经再三请求，从“探病”一场唱起，他拼老命全力以赴，唱做一丝不苟，至终场还是浑身抖擞，精彩纷呈，但一到后台，就伏在桌子上晕倒了。谭回家后，又气又累，病势日重，不久去世。杨度的挽联：“除此皤然一老，有谁知得上台难？”，也许正是暗合此事的。
尔悲逝父，我哭亡兄，家世有同仇，愧未荷戈平寇盗；
心念亡人，眼看后辈，衰颓余一老，可怜挥泪说身家。
——杨度代叔父杨凤梧撰挽伯父父杨瑞生
平生恩义，未忍追思，从兹落落一身，怅望出门谁念我；
国事栖皇，曾何所补，徒使悠悠千载，羁迟游子恨终天。
——杨度挽伯父杨瑞生
史料记载，杨度祖先世代务农，到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李续宾部湘军，任哨长，正四品都司衔。大伯杨瑞生随其父参军，父子同在一营。在三河之战中杨礼堂阵亡，杨瑞生死里逃生。杨瑞生后来因军功升为总兵，驻归德镇、朝阳镇等地。他的父亲杨懿生为第四子（次子、三子早夭），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杨度是其长子，另有弟杨钧（字重子），妹杨庄（字叔姬）。杨度十岁丧父，过继给伯父。杨钧善诗、文、书、画、印，杨庄亦工诗文。杨瑞生驻归德时招杨度和妹妹到其府中。十六岁改名为度，字皙子。伯父迁关外朝阳镇时，杨度和妹妹回到湘潭。1907年秋，杨瑞生病逝于湘潭，杨度回籍奔丧，以老少两代的口吻，撰写了上面两联。
杨瑞生与人称“北洋三杰”之一的王士珍还有一段故事（另二人为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是直隶正定县人，本名不叫王士珍，而王士珍却另有其人。有一年，武毅军总兵聂士成向直隶各镇调用军官，朝阳镇总兵杨瑞生 开了一张保单送去，其中有自己手下的一位守备王士珍在内，但那位王守备不愿改投别处。杨总兵身边有一个姓王的马弁，为人精细小心，杨就叫他冒名顶替调了出去。这位假王士珍后来转入北洋武备，又被派往小站成了袁世凯手下的一员大将。而那位真的王士珍后来跟随杨总兵解职回乡，就在老上司家中挑水煮饭做长工，默默无闻以终。
还有那个小杨度七岁的兄弟杨均（1881——1940），字重子，号白心，他与其兄长的人生选择却是截然相反。这兄弟俩人是同时受业于王闿运，又共赴日本留学的，可他们一个热衷功名，汲汲事业；另一个却淡泊悠闲，物我两忘。民国初年，杨均筑小屋于长沙东门外五里牌，颜其室曰白心草堂，自呼五里先生。终岁独居，以读书、治艺、著述为乐事。曾著有一部博物勾沉之书《草堂之灵》，传世至今。
怜我自栖皇，有时纵酒抽刀，太息人生不如死；
羡君能解脱，惟是人亡国瘁，每忧时事一伤心。
——杨度挽黄笃恭（黄修元）
黄笃恭，当年湖南省湘中矿局主管人，为矿务总局提调，此人曾办理过辰沅锑矿，还是湖南图书馆的创建人。杨度也是实业救国的实践人，曾与人合办华昌锑矿公司，结果亏本下不了台。当年，在新旧官僚眼里，杨度是“才堪大用”的脱颖人物，不少人都在他身上做过人才投资。1907年，清政府委任张之洞、袁世凯为军机大臣，这二人便代杨度发起向各省督抚招募华昌公司股本，帮助杨度度过了此次难关。以后杨度作为入幕之宾，之所以那样卖命地为袁世凯出力，也有报答知遇之恩的思想在里面。黄笃恭，当是杨度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挽联哀婉感人，读后可发一叹。
男儿报国争先死；
圣主开基第一功。
——杨度挽郑汝成
郑汝成（1862-1915），字子敬，河北省静海县人。光绪七年（1881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建成招生，郑汝成应考入选，为第一届驾驶班学生。188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上“威远”舰实习，后任陆军部海军处机要司司长。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论功行赏，认为郑汝成是能寄以腹心之股肱之臣，因而将他擢升为海军上将，任命为特设的“上海镇守使”，视为“东南柱石”，与陈宦被视为“西南柱石”一样。1915年11月10日，为日皇登基典礼，郑汝成出席驻沪日本总领事馆的庆贺宴会。当郑的汽车经过外白渡桥时，遭到事先埋伏好的革命党人的袭击，郑本人当即毙命。在追悼会上，袁世凯派出第一谋士杨士琦前去“赐祭”，并送去亲笔挽联：“出席竟丧岑彭，衔悲千古；愿天再生吉甫，佐治四方。”
蓬瀛旧事难回首；
沧海横流且息肩。
——杨度挽范源濂
范源濂（1875-1927），字静生，湖南湘阴人。少年丧父，家境陷入困顿，因姑母资助，得就读于清泉书院。13岁中秀才，22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成为比他年长3岁的梁启超的门生。戊戌政变后，为躲避官府追捕，他和时务学堂的同学蔡锷等赴上海，进了南洋公学。后接梁启超函召，东渡日本，相继入东京大同学校、东亚商业学校学习。其间，曾于1900年秋潜回长沙，拟参加另一时务学堂同窗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因事泄失败，乃偕其弟旭东二度亡命日本。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次长、总长，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等职。
1924年，美国政府决定将庚子赔款的余额1200余万美元“归还在中国使用”。中美乃重订协议，成立“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简称“中基会”），海外史家称之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中国政府派范源濂出任中基会中方董事，兼首任干事长。范还邀请任鸿隽任行政秘书（后接任干事长），在他们的努力下，该基金在30年代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1926年，范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三年后在天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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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挽联还是大行于中国的。挽联言简意赅，余韵深长，不仅能起到生者寄托哀思、死者盖棺论定的作用，还展现出撰写者的才华文采。挽联起于何时？怕已不可详考，也许有了对联的时候，就有了挽联。但到了今天，挽联早已简化为“永垂不朽”之类的干瘪无味、粗陋浅白的公式语言了，失去了它原有的寓意与韵味。作为中国近代知名学者，著名政治活动家的杨度（1875-1931），平生交际甚广，也撰写了不少颇有社会影响、被人传诵一时的挽联，所以，考索杨度所撰挽联的本事始末，也能读出他是如何从“帝制余孽”到秘密共产党员的奇特经历。
旷代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生平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杨度挽王闿运
这是作为门人、杨度挽他的老师王闿运（1833——1916）诔联。王闿运，字壬秋，号湘绮，著有《湘军志》、《湘绮楼日记》》《湘绮楼诗集》等，袁世凯曾聘他为国史馆馆长。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王闿运博通经史，尤精通帝王之学。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之后，大有“功高震主、天下归心”之势，王闿运曾历数古代帝王诛戮功臣的故事，劝其当机立断，反戈一击，承清朝天下而代之。老谋深算的曾国藩则一言不发，以茶水作笔墨，在书案上连连写下“妄、妄”。王曾在衡山立馆讲学，杨度与乃妹杨庄共同负笈前往，受教其门下。杨庄字叔姬，善诗文，著有《杨庄诗文词录》，兄妹俩从小就有才男才女之称。后来杨庄成为王闿运第四子王代懿之妇，而杨度则独得其师帝王之学。所谓“帝王之学”，就是古代策士们的纵横捭阖之术，企图“凭三寸不烂之舌，以布衣轻取卿相”，这也是杨度后来帮助袁世凯鼓吹洪宪帝制的思想根源。
当年，杨度尚有一事被儒林传为笑谈，说得是其妹杨庄与丈夫发生龃龉，写信诉之于兄，杨度则以十五字短简回复：“夫妇之道，同于君臣，合则留，不合则去。”于是叔姬涕泣求去，把王湘绮急得搓手顿足地说：“看在老夫的面上，你不做我的儿媳，就做我的女弟子如何？”
1916年王氏谢世，比袁世凯多活了两个月。此时，他的得意门生杨度正以“帝制祸首”而遭通缉，逃亡在外，无法回家乡湘潭为老师奔丧，只有函寄此联，以示哀悼。王壬秋晚年喜老庄，旁涉佛乘，自诩“逍遥通世法”，上联写王氏才学不凡，通脱不羁，惟妙惟肖。下联是作者自况，真话实说，形象逼真，也曲婉地表达了他在政治舞台上失败后的愧怍心情。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杨度挽梁启超
1929年1月19日， 梁启超（1873——1929）被割错了肾，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终年56岁。2月17日，梁启超旅沪的亲友在静安寺举行公祭，杨度以此联相吊。
梁启超早年在湖南讲学时，就与杨度有过往来。戊戌变法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又与杨度在东京见面，他见杨能言善辩，文采斐然，在各个党派之间又能不沾不脱，超然物外，不禁为之倾倒，叹为“复生（谭嗣同字复生）复生”也！他还去函其师康有为，请他待杨度以国士之礼。当年五大臣考察回来的出国报告，是有人举荐宪政专家杨度写的，但杨度并不觉得自己精通各国宪政，便找到梁启超来当枪手，捉刀代笔写出了《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自己则另外两篇《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
对梁启超，杨度亦投桃报李。他任宪政编查馆提调的时候，曾上过一个奏折，请清政府赦免梁启超之罪，破格加以重用，并以身家性命来担保：“梁往日以鼓吹立宪而获罪，今日朝廷宣布预备立宪，此罪已不成立，应当召回国内，加以录用，俾能展其所长。”此折曾引起言官弹劾，被指为“叛逆有罪”，但杨度身后有张之洞、袁世凯两位军机大臣站着，竟然不了了之。
虽说杨度与梁启超的交谊虽说颇深，但在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从不相让。杨度在大搞帝制复辟时，他先前好友梁启超的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成为击中其要害的一记响雷，文中把杨度形容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再加上梁与他的学生蔡锷一起联合倒袁，这更让杨度耿耿于怀，所以上联对梁的评价并不公正。据说在众多的挽联中，这是惟一不进称颂之言的挽幛，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众皆称奇。梁启超与谭嗣同等因变法或被杀身死，或流亡海外，其事业本不寻常，又与蔡锷等反戈倒袁，更有其重大的进步意义了；但杨度却认为“成固欣然，败亦可喜”，这就有失公允了。下联“人皆欲杀，我独怜才”，是化用杜甫怀念李白的诗句：“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杨度为梁启超的文章零落成尘，不被世人重视而大鸣不平，这也算是对得起老友的有识之见了。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杨度挽黄兴
居恒抵掌论英雄，成功不喜，事败不忧，静览九州，公真健者；
乡国惊心数人物，湘绮先亡，松坡后死，抚怀千古，备有生平。
——杨度再挽黄兴
1916年10月31日，黄兴（1874——1916）在上海以胃出血辞世，年仅43岁。为一个逝者先后两次致哀撰联，这对杨度来说是第一次。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后，中国新派人物的新思想，大都是从东瀛学来的，被人称为“老师向学生请教”。1902年4月，杨度以自费生资格来到东京，入弘文书院速成科留学，半年后回国。其间，他就与黄兴、胡汉民同学。而孙中山与黄兴二人的结合，并将兴中会、华兴会及光复会共同组成同盟会的，则是出自当年反对民主革命的杨度的穿针引线。可见他们之间的“公谊”尽管不同，政见背向分驰，但“私谊”还是不错的，起码还有着“乡谊”之情。
1912年8月，为了粉饰南北统一，点缀天下太平，袁世凯特邀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到北京会谈。本月25日，国民党正式成立。此时来到北京的黄兴为袁世凯假象所迷惑，原意推举袁为国民党领袖，以交换袁对党和国家事业的真诚合作，黄兴还与杨度见面，再三邀请杨度无条件参加国民党，杨“只以才识无似，未敢遽诺”。同年11月14日，杨度打电报给黄兴，黄遂于22日复电，从内容上看两电都能以诚相待。史家评介，黄兴之所以反复动员杨度加入国民党，确实有爱党、怜才的双重心理，哪里知道此时的杨度，正梦想着筹划“君主立宪”的大事业呢！后来杨度在彻底失败后，回首往事，对黄兴不免产生崇敬之情。这就是“肝胆至今推挚友”的真正含意。上联言及两人间的关系，下联是对黄兴的评价，情挚意允，遗恨绵绵。再挽黄兴的一联，除去称颂逝者，言及一年之中，相继去世的三人，即王闿运（湘绮）、黄兴（克强）、蔡锷（松坡），皆为湖南的乡贤人物。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空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杨度挽蔡锷
依照史学家陶菊隐先生看法，杨度这首哀蔡锷（1882——1916）的挽联与《挽黄兴》相比，“对黄则推为挚友，对蔡则话里有骨头，显有厚薄之分”这是什么原因？
杨度与蔡锷，一个是复辟倒退的帝制余孽，另一个是再造共和的革命元勋，乍看起来，一反一正，背道而驰，其实两人之间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相识于东京留学期间，那时的杨度正盛名鹊起，左右逢源；所结交人物也形形色色，不拘一格。而蔡锷则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是“士官三杰”之一，接近君主立宪派，但又与民主革命派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回国之后，蔡锷很快在军界崭露头脚，杨度一心想拉拢蔡锷做自己政治上的帮手，并举荐给袁世凯，而袁也正想把自己深忌的蔡锷留在身边做军事幕僚长，并内定为参谋总长和陆军总长，以取代从不到任的黎元洪和桀骜不驯的段祺瑞。
梁启超公开反对恢复帝制后，袁世凯对他的学生蔡锷也起了疑心，蔡锷则假借沉湎酒色伺机逃出北京，到云南成立护国军，宣誓“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发动了全国性的讨袁战争。这场战争自1915年12月25日起到1916年袁世凯在新华宫活活气死为止，不及半年就结束了。这年11月8日，蔡锷因肺结核不治身亡，年仅35岁。他与黄兴一样，均以国葬规格，瘗骨于湘江之畔的岳麓山上。
蔡锷的反戈一击，使得中国的时局大变，不仅置袁于死地，并使杨度所服膺并运筹的“帝王之学”彻底破产了。这话中的“骨头”，涵盖了多少深深的幽怨！
国事不如人，寄语衮衮诸公，无端莫学空城计；
世情都是戏，除此皤然一老，有谁知得上台难？
——杨度挽谭鑫培
从庚子年算起，百年梨园，当时最红的就是曾为“内廷供奉”的谭鑫培（1847-1917）了，所谓“一路车尘归去晚，满城争唱叫天儿。”及到后来，清王朝给唱得亡国了，有人改此诗曰：“国家兴亡谁管的，满城争唱叫天儿。”。想那杨度翩翩年少，初到天子脚下的时候，也是风流倜傥的人物，常常涂脂敷粉，涉足花街柳巷，与他那常在戏楼里怪声叫好、狂捧坤伶鲜灵芝的湖南老乡易实甫，同为一对活宝。
1917年4月14日，是谭叫天的最后一场演出，那是北京官府为了欢迎广西督军陆荣庭，在金鱼胡同那家花园设盛宴唱堂会，其时已70岁高龄的谭鑫培衰弱多病，只好婉言辞却，不料因此触犯了当局，便传出话来，如果不去，不但不释放他的孙子谭霜（曾因犯案在押），还要拉他去一起关押。并且派了4名巡警上门，名为迎接，实则押送，谭便不得不勉强扶病而去，到场一看戏码贴的是“洪羊洞”，又暗暗吃惊，因为戏中的杨六郎是以死殉职的，而且他的师父程长庚生前最后唱的也是这一出戏，触景生情，便有大难临头的预感。这一次演出实在不能唱全本，经再三请求，从“探病”一场唱起，他拼老命全力以赴，唱做一丝不苟，至终场还是浑身抖擞，精彩纷呈，但一到后台，就伏在桌子上晕倒了。谭回家后，又气又累，病势日重，不久去世。杨度的挽联：“除此皤然一老，有谁知得上台难？”，也许正是暗合此事的。
尔悲逝父，我哭亡兄，家世有同仇，愧未荷戈平寇盗；
心念亡人，眼看后辈，衰颓余一老，可怜挥泪说身家。
——杨度代叔父杨凤梧撰挽伯父父杨瑞生
平生恩义，未忍追思，从兹落落一身，怅望出门谁念我；
国事栖皇，曾何所补，徒使悠悠千载，羁迟游子恨终天。
——杨度挽伯父杨瑞生
史料记载，杨度祖先世代务农，到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李续宾部湘军，任哨长，正四品都司衔。大伯杨瑞生随其父参军，父子同在一营。在三河之战中杨礼堂阵亡，杨瑞生死里逃生。杨瑞生后来因军功升为总兵，驻归德镇、朝阳镇等地。他的父亲杨懿生为第四子（次子、三子早夭），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杨度是其长子，另有弟杨钧（字重子），妹杨庄（字叔姬）。杨度十岁丧父，过继给伯父。杨钧善诗、文、书、画、印，杨庄亦工诗文。杨瑞生驻归德时招杨度和妹妹到其府中。十六岁改名为度，字皙子。伯父迁关外朝阳镇时，杨度和妹妹回到湘潭。1907年秋，杨瑞生病逝于湘潭，杨度回籍奔丧，以老少两代的口吻，撰写了上面两联。
杨瑞生与人称“北洋三杰”之一的王士珍还有一段故事（另二人为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是直隶正定县人，本名不叫王士珍，而王士珍却另有其人。有一年，武毅军总兵聂士成向直隶各镇调用军官，朝阳镇总兵杨瑞生 开了一张保单送去，其中有自己手下的一位守备王士珍在内，但那位王守备不愿改投别处。杨总兵身边有一个姓王的马弁，为人精细小心，杨就叫他冒名顶替调了出去。这位假王士珍后来转入北洋武备，又被派往小站成了袁世凯手下的一员大将。而那位真的王士珍后来跟随杨总兵解职回乡，就在老上司家中挑水煮饭做长工，默默无闻以终。
还有那个小杨度七岁的兄弟杨均（1881——1940），字重子，号白心，他与其兄长的人生选择却是截然相反。这兄弟俩人是同时受业于王闿运，又共赴日本留学的，可他们一个热衷功名，汲汲事业；另一个却淡泊悠闲，物我两忘。民国初年，杨均筑小屋于长沙东门外五里牌，颜其室曰白心草堂，自呼五里先生。终岁独居，以读书、治艺、著述为乐事。曾著有一部博物勾沉之书《草堂之灵》，传世至今。
怜我自栖皇，有时纵酒抽刀，太息人生不如死；
羡君能解脱，惟是人亡国瘁，每忧时事一伤心。
——杨度挽黄笃恭（黄修元）
黄笃恭，当年湖南省湘中矿局主管人，为矿务总局提调，此人曾办理过辰沅锑矿，还是湖南图书馆的创建人。杨度也是实业救国的实践人，曾与人合办华昌锑矿公司，结果亏本下不了台。当年，在新旧官僚眼里，杨度是“才堪大用”的脱颖人物，不少人都在他身上做过人才投资。1907年，清政府委任张之洞、袁世凯为军机大臣，这二人便代杨度发起向各省督抚招募华昌公司股本，帮助杨度度过了此次难关。以后杨度作为入幕之宾，之所以那样卖命地为袁世凯出力，也有报答知遇之恩的思想在里面。黄笃恭，当是杨度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挽联哀婉感人，读后可发一叹。
男儿报国争先死；
圣主开基第一功。
——杨度挽郑汝成
郑汝成（1862-1915），字子敬，河北省静海县人。光绪七年（1881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建成招生，郑汝成应考入选，为第一届驾驶班学生。188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上“威远”舰实习，后任陆军部海军处机要司司长。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论功行赏，认为郑汝成是能寄以腹心之股肱之臣，因而将他擢升为海军上将，任命为特设的“上海镇守使”，视为“东南柱石”，与陈宦被视为“西南柱石”一样。1915年11月10日，为日皇登基典礼，郑汝成出席驻沪日本总领事馆的庆贺宴会。当郑的汽车经过外白渡桥时，遭到事先埋伏好的革命党人的袭击，郑本人当即毙命。在追悼会上，袁世凯派出第一谋士杨士琦前去“赐祭”，并送去亲笔挽联：“出席竟丧岑彭，衔悲千古；愿天再生吉甫，佐治四方。”
蓬瀛旧事难回首；
沧海横流且息肩。
——杨度挽范源濂
范源濂（1875-1927），字静生，湖南湘阴人。少年丧父，家境陷入困顿，因姑母资助，得就读于清泉书院。13岁中秀才，22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成为比他年长3岁的梁启超的门生。戊戌政变后，为躲避官府追捕，他和时务学堂的同学蔡锷等赴上海，进了南洋公学。后接梁启超函召，东渡日本，相继入东京大同学校、东亚商业学校学习。其间，曾于1900年秋潜回长沙，拟参加另一时务学堂同窗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因事泄失败，乃偕其弟旭东二度亡命日本。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次长、总长，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等职。
1924年，美国政府决定将庚子赔款的余额1200余万美元“归还在中国使用”。中美乃重订协议，成立“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简称“中基会”），海外史家称之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中国政府派范源濂出任中基会中方董事，兼首任干事长。范还邀请任鸿隽任行政秘书（后接任干事长），在他们的努力下，该基金在30年代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1926年，范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三年后在天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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