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自制高达模型:青年点生活素描（岁月留痕之十三）

 青年点生活素描（岁月留痕之十三）

青年点生活素描（岁月留痕之十三）

青年点里的那段蹉跎岁月，它深深的烙在了我的心里，永远抹不掉。

刚下乡时，我们20几个同学都集体住宿在社员牛世显家西下屋的五间平房里。中间一间是厨房，门口一左一右盘有两个锅台，靠里面放一些我们平时干活用的镰刀、锄头、铁锹、镐头、扁担、土篮等农具。北面两间为女生宿舍，南面两间为男生宿舍。因住不下，另有几名同学住宿在隔壁社员孟宪奎家。（那时我们的名称叫“知青”，我们住的地方叫“青年点”）

下乡时正值秋收，对于从来都没干过农活的我们，眼前的一切都觉得特别新鲜。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曾经去过新生农场干过插秧、割稻子等水田活，而长在大地里的花生、谷子、小麦这些农作物我们可是第一次亲眼所见。我们就学着社员的样子，边干边学，和社员们一起参加收苞米、起花生等农活。

几年的农村生活，使我尝试并学会了旱田农村里几乎所有的农活：翻地、播种、施肥、浇水、铲地、收割、打茬子、赶牛车、种菜园、采石头、打井、起猪圈、修方塘、选果、打药、扬场等等，不说是样样精通，起码也不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外行了。

当时生产队在村口挂一块铁轨，每天早晨由生产队长敲击作为出工的信号。到大家陆陆续续在生产队门前集中后，由队长派工：xxx去西山铲地，xxx去东山追肥，派完工之后，大家便在组长的带领下奔向各地段去完成每人分担的任务。晚上太阳落山后，队长或各组组长宣布收工，结束了一天的劳动。以前只在书本上看到的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劳作场景，我们现在才真切地亲身体验到了。

随着日复一日无休止的劳作，刚下乡时的那种新鲜感、高兴劲，已荡然无存，很快被劳累、疲惫、想家所取代了。有些农活我们男同学还可以应付，就真难为了那些身单力薄的女同学，有时实在太累了，她们就躲在一边悄悄地抹眼泪，我们男同学看见了，就过去帮她们一把。

那时侯我们特别盼望下雨天，因为下雨可以名正言顺的“雨休”，就不用出工了。

后来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我们青年点的同学陆续走上了“领导岗位”，有去大队担任团总支书记、妇女主任的；有当生产队长、民兵排长、妇女队长的；有当小学老师的。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我们在筋骨得到了锤炼的同时，也积累了以后参加社会工作的经验和能力。

1969年2月份，因“青年点”人太多，且都集中在四队。为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时减轻四队的负担，进行了重新分队。我和几名同学仍留在四队，其他同学则分别分到了一、二、三、五队。之后由国家拨款，大队为知青建住房，我们和三队的同学合并，搬出了社员家，住进了新建的五间房子的青年点。

为了保证我们的吃饭问题，生产队同意我们安排两名同学为大家做饭，按正常出工记工分。在我的记忆中，除刚开始时由女同学轮流做饭外，下乡这几年，有一名女同学一直在为大家做饭。有时收工回点看饭没做好，我们大家或帮助拉拉风匣，或帮助添添柴火，同学和谐相处，其乐融融。

青年点里的体力活基本上由我们男同学“承包”。点里的水缸我们男同学每天负责轮流挑满；侍弄菜园我们男同学从井里打水，女同学看垄沟；垛柴火、起猪圈这些活我们男同学更是“当仁不让”，首当其冲。女同学也发挥她们的特长，缝缝补补的活都由她们承担了。我们的衣服裤子破了，就甩手扔给她们：给我补上。

知青的生活和社员相比优越得多，每月国家还供应二斤细粮，但仍常年累月是苞米面饼子和苞米馇子粥，副食是咸菜条、白菜汤、萝卜汤等。有时连豆油、酱油都没有，就是白水煮白菜，开锅之后放把盐。但就是这样的伙食，在劳动了一天，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青年点后，也都被我们狼吞虎咽地抢食一空。

当地的小米算细粮，社员家的婚丧嫁娶都是做小米饭招待亲友，能吃到小米饭就算很不错了。

值得一提的是，社员家做的豆腐特别好吃。因为那是纯大豆做的、卤水点的，吃起来又嫩、又软、又香。除了在社员家吃过几回外，我们还特地把社员请到青年点，给我们做过两回呢。

为了解决吃菜问题，生产队也象社员家一样，给我们青年点分了一块菜园。那菜园是在山坡下开出来的，能有三分地左右，中间一口水井，四周砌有矮墙，上面插上带刺的山枣树枝。我们买来菜籽，种上了各种时令蔬菜---黄瓜、茄子、菠菜、芸豆、西红柿、辣椒、韭菜……,利用早、午、晚的时间精心侍弄，居然也是郁郁葱葱、硕果累累，当我们吃到自己亲手种植的蔬菜时，感到格外的开心和香甜。

下乡之初，我记得有一名同学带去了一把猎枪。闲暇时，我们这些男同学就跟着他去“打猎”，有时看见一只野兔子，我们就漫山遍野的追逐，还别说，真打着过几只野兔子，这些“战利品”被我们打牙祭了。

我们青年点每年也要饲养一头猪，杀猪时才能好好改善几天。但肥肉还要熬成大油，因无法储存，吃不了的肉也要卖给社员一些，作为青年点的伙食费。

村里从东到西的一条石板路，我们来来回回走了五年。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就三三两两走东家，串西家，到现在我还依稀记得这些乡亲们都住在什么地方，家家户户也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在共同战天斗地的艰苦岁月里，我们和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结交了一些十分要好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开心的说笑、打闹。坐在田间地头“歇气”或送化肥的牛车上，我们就要神侃一通，他们也会给我们讲一些“荤段子”，引得我们哈哈大笑。他们家里杀猪，必请我们去啜一顿，我们回家，他们也要送一些土特产让我们带回去。而我们每次从家里回来，也给他们捎一些当地比较缺的面碱、腈纶衣裤等日用品。

在我们离开农村的头天晚上，生产队特别安排了一顿欢送酒宴，畅叙五年间我们结下的感情和友谊，说到动情处，我们都不禁潸然泪下，唏嘘不已。

在回城之初，我们之间还常有来往，1996年、2006年我们曾两次回青年点看望过他们，一是和这些乡亲们叙叙旧，二是追寻已过去的知青岁月，只可惜一些老人已经过世了。

我们下乡挣的是工分。工分是每月评定一次，采取的方法是全体社员开会，自报公议，像我们这样的所谓“男劳力”，一般被评定为每天10分以上。（当然因病、因事不出工就没有工分了）。每月的工分由生产队会计按人按月登计，年终按生产队的总收入除以全体社员所挣工分总和，按每10分计算，得出分值。下乡当年的分值是0.16元，以后逐年上升到0.24元、0.32元，我们每年一般能挣3、4千工分，但扣除来年的口粮钱后，入不敷出，基本没有盈余，有时反而欠生产队的钱。

下乡五年的总收入，因1973年抽调回城，当年被生产大队评为6800工分，且不用扣口粮钱，才剩下不足200元。

下乡几年的日常生活开销，尽管家中生活特别困难，也要经常挤出三元、两元给我邮来。现在想起来，自己已然走上社会，不但对家里没有帮助，反而需要家里付出。确实感到十分愧疚。

当时我们下乡的农村没有电，点的是煤油灯。晚上吃完饭后，闲来没事，有时就去社员家串门，或大家自娱自乐，聚在一起拉拉二胡、吹吹笛子、唱唱歌、打打扑克，也算是苦中求乐、借以排遣思乡的愁绪吧。

在我的人生中，把五年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农村。在“广阔天地里”，付出了我们的热情、才智、汗水和青春。对这段风雨历程，尽管有苦和累相伴，但也是我们人生中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经历一次磨难、净化一次心灵、认识一次自我、完成一次成长。